《芦花荡》 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 试着结合小说三要素来概括
《芦花荡》 文章的内容简约如下：一个将近花甲之年的无名无姓、普普通通的划船老人。
他的工作是：运送食物、接送干部和伤病员到村里，全靠一只与他相依为命破旧的小船。
一次，老人护送两名女孩儿到村里去，途中其中一个女孩被日本鬼子击中了，老人痛苦地自责。
他要完成自己对那个女孩的承诺，第二天，他立刻将十几个日本兵引到芦花荡去，与他们斗智斗勇，最终把日本兵全部歼灭。
结合小说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典型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来看：一、人物形象。
老头子将近六十岁了，“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可他在感情上爱憎分明对乡土，对同胞，对抗日队伍是如此深情，而对日寇则满怀仇恨。
二、故事情节。
小说主要写了一个老英雄，但让大家看到英雄少年的风貌，同时联想到苇塘里坚持抗战的队伍。
从苇塘的歌声可以知道他们不怕艰险，豪迈乐观，斗志昂扬。
日本帝国侵略中国，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里，男女老少都发动起来了，英勇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三、典型环境。
如文章开头部分先写环境的险恶，再写老头子的业绩，文章结尾部分先把老头子的决心写成难以置信的“大话”，再写他出奇制胜的英雄行为。
倔强的个性，奇崛的情节，富有传奇的情趣。
《芦花荡》选自《白洋淀纪事》，与《荷花淀》是姊妹篇，是“白洋淀纪事之一”，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品。
全文充满诗意，被称为“诗体小说”。
《渔家傲》
渔家傲 词牌名,双调六十二字，仄韵。
又：曲牌名，南北曲均有。
南曲较常见，属中吕宫，又有二：其一字句格律与词牌同，有只用半阕者，用作引子；另一与词牌不同，用作过曲。
《渔家傲》不见于唐、五代人词，至北宋晏殊、欧阳修则填此调独多。
《词谱》卷十四云：“此调始自晏殊，因词有“神仙一曲渔家傲”句，取以为名。
” 词牌释义 〔题考〕 【乐府纪闻】：“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作［渔歌子］。
”按张志和所作“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亦名［渔父词］，其调之曲拍，不传于后世。
而唐宋词人，又多有［渔家乐］之作，其为描写渔人生活之词则同。
至范希文乃有本调之创，题义盖与［渔家乐］无二致也。
【东轩笔录】云：“范文正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曲，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
欧阳公尝呼为‘穷塞王’之词。
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
文忠亦作［渔家傲］一首以送之。
”是此调之创自希文，已可证明；惟所咏则渐涉于泛耳。
〔作法〕 本调六十二字；前后阕相同，完全惟七言仄韵诗两绝合为一。
其所不同者仅有第三句协韵，以及下添一个三字句而已，但此三字句亦须协韵。
［惜香词］后段三字句不协韵，实系错误。
七言句第一三字平仄虽可通融，故如杨慎词，于后半第三句作仄平平仄平平仄，则非初学者所宜法矣。
格律: ●●⊙○○●▲ ⊙○⊙●○ ⊙●⊙○○●▲ ○⊙▲ ⊙○⊙●○○▲ ●●⊙○○●▲ ⊙○⊙●○○▲ ⊙●⊙○○●▲ ○⊙▲ ⊙○⊙●○○▲ (○平●仄△平韵▲仄韵) 【渔家傲（塞下秋来〕】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作者简介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北宋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庆历新正改革的主持者。
塞1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2无留意。
【全部注释】 1.塞：边疆。
老舍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延安,我把你追寻中的好词好句
下里巴人”和“阳雪”是古代楚国的歌曲名，的大弟子宋玉曾《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一词后来被用来泛指通俗和高雅的文艺作品。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
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
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
宋玉说，有歌者客于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
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
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
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
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
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
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
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
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
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
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
当歌者唱 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
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
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
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
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
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 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
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
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宋玉 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
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
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
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 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
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
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
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
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
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
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 泽 东 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统 一 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
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 一 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 一 的问题。
不统 一 ，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统 一 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极#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古曲《阳春白雪》在很多书籍里被解题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
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
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 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
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
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
《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
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
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阳春白雪》是由民间器乐曲牌仪《八板》（或《六板》）的多个变体组成的琵琶套曲。
阳春白雪：由民间器乐曲牌仪《八板》（或《六板》）的多个变体组成的琵琶套曲。
“八板头”变体的循环再现，各个《八板》变体组合在一起形成变奏的关系，后又插入了《百鸟朝凤》的新材料，因此它是一首具有循环因素的变奏体结构。
《阳春白雪》流传有两种不同版板，“大阳春”和“小阳春”，《大阳春》指李芳园、沈浩初整理的十段、十二段乐谱。
《小阳春》是汪昱庭所传，又名《快板阳春》，流传很广。
这里介绍的是《小阳春》。
===============================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是古代楚国的歌曲名，屈原的大弟子宋玉曾著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一词后来被用来泛指通俗和高雅的文艺作品。
这里的“巴人”一般被认为是生活在长江和峡江地区的巴国人，巴人当时是如何地唱歌，早已经无处可以考证，就连巴人的来龙去脉，因为至今没有可以参考的古籍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三峡工程的蓄水倒计时推动了峡江地区的考古进程，近几年来巴人之谜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专家们认为在商代，中原王朝并没有对峡江地区拥有控制权。
到了春秋战国，峡江东段的居民受楚国文化影响，也就是刚才宋玉提到的下里巴人，下里为楚国的民间歌曲，巴人也就是峡江地区的巴人音乐了。
巴人虽以渔猎为生，但峡江地区的盐业为巴人提供了经济保证。
据说，巴人不纺织却有衣服穿，不耕作却有粮食吃，当时的盐业就像是今天的石油业，巴人“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一派歌舞升平。
但是也是因为巴人的盐业使得周围的几个大国垂涎欲滴。
自对巴人地区的考古工作展开以来，巴人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也有专家认为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
峡江的西面受蜀文化的影响，许多专家认为巴蜀文化是不可以分开来看的。
战国后期秦国和楚国为夺取巴人的盐业使巴人两面受敌，巴国内部也发生内乱，秦楚皆借此机会占据了大片巴人的土地。
历史上曾经有巴将军蔓子以许三城来借楚军平定内战的故事，但事后巴蔓子以剑自刎，用自己的头颅来答谢楚王，以保住三座已经许给楚国的城池。
巴国的最后消失是在秦统一中国的前后。
但是峡江地区的盐业一直持续到廿世纪晚期，“盐巴”已经成为一个中文中固定的词汇了。
今年的六月下旬，四川宣汉县的罗家坝又有关于巴人的惊人发现。
笔者有幸立刻奔赴现场，先睹为快。
罗家坝是长江流域渠江支流的一个坝子。
1999年曾经有过一次考古发掘，2001年，国务院公布“罗家坝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四川考古所又接到发掘300平方米的任务，其目的是为今后的罗家坝的整体规划做前期工作。
今年的发掘自三月份起，由队长陈祖军主持，宣汉县博物馆配合。
陈队长一行由摄影、绘图和修复师组成。
考古队租用农家房子作为基地。
今年的发掘因为期间受到盗墓的影响，可以视为两期。
前期也就是按计划的300平方米的发掘，一共清理了32座墓葬。
据陈队长的初步估计，今年所涉及的范围中可以看到历时五百年的变迁。
其中有几座墓葬主人遗骨上留有明显的战死痕迹。
四月下旬在三百平米发掘区以东九十米的地方发生了盗掘，立刻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注意，经过四十天的跨省侦察，最后将疑犯捕获于河南郑州。
因为四月下旬的非典型肺炎所设置的公路、铁路、水运的检查，盗贼没有将所掘赃物运出当地。
最后根据疑犯所交待的线索，公安人员在罗家坝的河坝中找到了七件被盗掘的青铜器。
据说，盗贼当时挖到这批东西后，因为其精美程度和非凡的价值，当即被吓得全身哆嗦，知道一旦被捕有可能小命不保。
在公安人员开始立案侦破的同时，陈队长也对被盗地点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也就是今年的罗家坝二期发掘。
笔者抵达罗家坝时，正值发掘进行到最高潮阶段，虽然天降暴雨，笔者却兴奋异常。
自公路下得车来，眼望着河对面的考古工地，因为隔着一条渠江的支流，河水正在暴涨，当时的感觉是如同投奔水泊梁山一样，好在现在有电话可以不用朱贵的隔岸一支箭，在河边的老乡家打了个电话给陈队长，一会儿果真见到罗家坝方向划来一支小船。
船家问我是否害怕河水之汹涌，他岂知笔者有十年的长江水手生涯。
陈队长打着伞在河坝上等着我，抵达基地时已经是全身湿透。
陈队长向我介绍了情况。
他认为被盗贼所搅乱的遗迹应该是一个祭祀坑，暂时被定名为K1，坑的中心有三具人的尸骨，坑的南部放置着大量的青铜兵器和少量的陶器。
坑的填土中含有大量的木炭，估计和祭祀仪式有关，在掩埋过程中，曾向坑内抛掷过一些动物肢体和陶器。
次日，渠江支流的河水继续暴涨，陈队长下令：强行提取坑中物品。
笔者目击了考古人员的紧张工作。
成绩是出土了一百三十来件铜器，一批饰件、彩绘陶器和生活用具。
因为该坑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加上规模，实属前所未有过的发现。
自今年三月至七月陈队长一行进驻罗家坝近四个月，野外之辛苦有目共睹。
陈队长本人是1985年的北京大学考古历史系的毕业生，自从事考古事业以来，已经主持过数项重大考古发掘。
其实，笔者一直是非常敬重严谨治学的考古学家的，自少年时代起，曾经幻想过学习考古，幻想有朝一日奔赴考古现场，去与古人谈话，检讨得失，议论人生。
可惜，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笔者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考古这一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借摄影报导之机会, 与陈队长一行同吃同住, 同享发现之惊喜, 也圆了我少年时之梦想。
一周之后, 笔者离开了罗家坝, 陈队长亲自划船送我至河对面乘车，考古队还有些收尾工作要做。
笔者继续行程，奔向重庆的涪陵和湖北的茅坪，那里也有笔者要跟踪的关于巴人的痕迹。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巴人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一支，巴人也是你我祖先的一支，无论是下里巴人也好，还是阳春白雪也好，这些如同涓滴细水汇成长江，不尽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