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转型给纠纷解决机制提出哪些要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
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
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
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
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
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
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
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
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
[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
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
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
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
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
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
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
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
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
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
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
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
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
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
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
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
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
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
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
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
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
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
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
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
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
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
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
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
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
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
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
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
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
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
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
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
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班主任应该如何组织主题班会
班主任如织班会?认识、准备和实施上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对主题班会教育作用的认识 主题班会活动是实施德育的重要载体。
主题班会的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建设班集体。
班主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好班级组织、班级文化、班级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
班主任可以通过开好班会向学生传播、灌输、渗透治班方略,在与学生的研讨交流中,让学生明确并确立班级培养目标,为学生指明努力的方向。
2.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自主能力。
学生是班级管理与教育中的主体,教师要在班会活动中了解他们的自我管理需求,关注他们接受教育的情绪,认可他们自主教育的风格与形式,放手大胆地让学生在教育的过程中自我评价、自我矫正、自我提高,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班级教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启动并激活学生自主教育的动力系统。
3.有利于师生在思想情感上的统一。
班会是活动类教育课程,它的开展就是师生间双方或多方的参与和互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流可以实现师生间、同学间的信息互换、思想碰撞和情感交融,对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班会的教育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4.能够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教育是教师对学生施加连续不断的系列化影响的过程,但同时又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因此,班主任在班会的设计上,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不同侧面的专题教育,从低到高,由浅入深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以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选择恰当的主题和合适的类型 1.主题的确定。
班会是课程,是结合学校或班级的实际情况,由班主任主持开发、开设的校本课程或班级特色教育课程。
选择班会的主题,就是确定教育的目的,确定会议的灵魂。
因此,开好主题班会的关键和首要任务就是主题的选择与确定。
确定主题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原则。
从本班学生思想实际出发确立主题,就是要突出本班学生思想教育的特色与特点,要反映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带有倾向性的典型思想问题。
这就像治病要对症下药,只有“药方”对路,治疗效果才好。
(2)主题教育的计划性原则。
班会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在组织上要配合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计划,并在其指导下,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行层次、实践能力,选定教育主题,努力实现主题教育的连续性、系列化,确保学生的品德修养从思想操练开始,在行为实践中提高。
(3)主题教育的时代性原则。
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特征。
这正所谓什么时候要唱什么曲,在哪山听哪山的歌,否则学生难以接受,就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4)主题教育的拓展性原则。
班会主题的选择应该是发散性的,不能局限于室内的说教,不能仅仅选择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课题,可以是某一主题下的科技实践活动、社会调查活动、社区公益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等。
为此,班会主题的选择视点,要从班内走向校内,从校内走向社会,从社会走向自然。
2.主题班会的类型与选用。
唯物论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好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展现内容。
主题班会的教育内容应该是开放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在召开的方法上是灵活的,可以是宣讲、讨论或辩论,可以是表扬与批评,也可以是竞赛或科技文卫等活动。
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也不仅仅局限在室内,可以延伸到室外,校外及社会与大自然之中。
因此,上好一堂优秀的主题班会教育课,离不开最优化的组织表现形式,即选择合适的班会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笔者认为主题班会总体上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班主任可在实际工作中选择使用。
(1)从教育形式上看,可分为灌输教育型和活动熏陶型。
正面灌输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原则,通过灌输可以让正确的理念、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学生的头脑中扎根。
我们之所以强调灌输教育,是因为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够成熟,在教育中坚持灌输,可以做到先入为主。
活动熏陶型班会,从组织形式上,更符合青少年学生活泼好动、易接受暗示教育的特点。
如通过组织班级道德法庭,可以促使学生良好道德意识的形成,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开展“学习英雄事迹,做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故事演讲赛”,能让学生在对故事的联想中反思自我,陶冶爱国主义情操。
(2)从教育内容上看,可分为思品观念培养型和心理发展疏导型。
班会教育的内容是多向的,可以涉及学生的文明礼貌、养成教育、立志报国、学习志向、信息科技、情感交流、健康心理、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内容,但概括起来主要有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和健康心理素质培养两大方面。
思想政治品德观念培养是主题班会教育的常规内容,这种类型班会主题的选择要理想化、生活化、实践化,如“祖国未来畅想”“做妈妈的助手”“贸易市场调查报告会”等。
而心理发展疏导是当今社会教育条件下新增的教育内容,是“以人为本”教育思想与模式的根本要求。
班主任可以结合学生的心理发育特点和存在的心理问题,选择恰当的主题,对学生进行人际关系、挫折心理、孤独心理、性心理等方面的疏导教育。
(3)从主持者身分上看,可分为教师引导型和学生自主型。
班会的主角是学生,教师可以是开渠导流的引导者、平等的参考者、遥控指挥的导演者和学生自主活动的参谋者。
在班会活动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活动内容的操作难易程度,确定师生的角色定位。
(4)从召开时机上看,可分为随机召开型和定期组织型。
学期初、学期末、重大历史纪念日要定期召开。
如新生入学召开“让我们走到一起来”新生互认班会,国庆节以“唱给祖国母亲的赞歌”为题召开文艺演唱会、诗歌朗诵会或演讲会、学期末召开“我的成长”总结会等。
随机型班会主要是结合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校园或班级中产生的积极现象或消极问题随时召开。
如学校或班级有人违反法纪,可借此时机开展“学校纪律规章内容答辩会”等。
三、主题班会的准备与组织 1.设计可行的方案。
一个完整、可行的班会活动方案一般应包括以下项目:活动的主题、目的、时间、地点、主持人与参加人、准备(如,会前社会调查,讲稿、报告或辩词的撰写,有感染力的材料选择,主持人主持词的拟定,所需物品或道具的制作,节目的彩排等)、步骤与操作方法、要求与注意事项、总结安排等。
以上项目的设置也不是绝对的,可以依据不同的活动形式或内容进行删改调整。
2.准备相关的文字材料。
班会就是交流,是师生间、同学间的互动过程。
既然如此,就不能没有语言,并且为了确保活动成功,这种语言必须经过预先准备,最好是形成书面材料。
书面的发言材料不一定是活动中学生的交流语言,学生在书面准备的过程中,筛选知识、调整思想、形成思路、激活思维,为自己在活动中的发言积聚思想的源泉。
3.准备实践活动所需的器具。
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组织实践类班会,必须按照活动方案的要求,准备、检查好各种器具,这是实践类班会成败的关键。
班会的准备过程,也是学生受教育的过程。
准备得越充分,学生受到的教育就越深刻。
这样,经过会前师生的辛勤耕耘、浇灌,等到班会举行的时候,就是开花、结果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主题班会成功只是一个组织程序问题,其教育目的的实现则是水到渠成。
班会的召开与设计、准备等前期工作相比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学生不仅仅是组织者和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活动过程的创造者,许多教师不曾想到的形式、情景和效果都可能被学生创造出来。
主题班会是一种实现学生自我教育的活动类德育课程,其形式要不拘一格,活泼多样,要用最恰当的形式表达最完善的内容,承载最丰硕的教育成果。
在实施中要重视学生求真的过程和终身的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让学生唱主角,做主人;要把活动的过程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在体验中提高;要让学生在接受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
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比较文学指的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
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
[1]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
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维尔曼 (1790~1870)。
他于1827年在巴黎大学开设了“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并于两年后将讲稿整理,以《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书名出版。
在讲课和著述中,维尔曼多次使用“比较文学”、“比较历史”等词语,并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比较文学提供了范例。
1838年,他在出版其讲稿的第三卷序言中正式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专门术语,后人因此尊他为“比较文学之父”。
“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
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
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
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
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
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
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
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
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
请简述法国比较文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比较文学-正文 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互相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
比较文学不同于各民族文学,也不同于总体文学,它不研究一种有自己内在传统联系的民族文学,也不探讨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共同存在的最普遍的根本规律。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后者是认识文学现象时所采用的一种途径和办法,前者则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目的、范围,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和独立的研究方法。
任务和范围 比较文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一种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和其他民族文学对这一种民族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对比地研究并无直接联系的两种或几种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风格、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类同和差异;它还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纯科学的相互关系和异同。
关于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称为影响研究。
它追求文学发展的“经过路线”。
既从“放送者”的角度探索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也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曾容纳和改造的外来因素。
影响研究包括“渊源学”和“媒介学”。
“渊源学”在多方面相互影响中研究文学发展的渊源流变;“媒介学”研究各民族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手段如翻译、改编等。
影响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一种文学如何经过创造性的吸收过程成为另一种文学的组成部分,不仅是研究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有助于总结经验,指导今天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
关于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的研究称为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包括“题材史”、“主题学”、“类型学”、“形态学”、“比较批评”(或称“比较诗学”)等内容。
题材史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形态及其发展历史,如人类起源这一题材在各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不同表现和发展。
“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如“爱情与义务的冲突”、“人生短暂与自然永恒的矛盾”等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表现。
“类型学”对比研究各民族文学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形态学”研究同一文体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发展过程。
“比较批评”或“比较诗学”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批评概念和批评原则及其发展历史,以及各民族诗歌创作的共性和特色。
平行研究帮助人们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以概括更丰富的文学现象,同时也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自己民族文学的独创特点。
比较文学是一种边缘科学,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雕刻的关系,也研究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纯科学的关系。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需要极其广博的知识,目前还没有取得重大成果。
发展简史 比较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从19世纪才开始,早在14世纪,但丁在他的著作《论俗语》中就曾以早期法国文学与类似的普罗旺斯文学互相比较;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比较研究了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节奏所形成的不同诗歌格律;伏尔泰也曾比较研究过不同民族文学中不同的史诗类型。
意大利启蒙运动领袖维柯在《新科学》卷 3中对荷马的两部史诗进行了详细比较,认为它们都是不同地区和时期的民间歌手的口头传诵作品,不可能出于荷马一人之手。
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事。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正是比较文学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
与此同时,现代人文主义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兴起肯定了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学都自有其文化的价值,注意分析作家与作品产生的环境及其与其他文学作品的联系。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已广泛应用了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比较生物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立法学等新的学科,这就构成了比较文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比较文学一词首先出现于1829年,当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在他讲授的一门课程的引言中,第一个把自己的一部著作称为“比较文学研究”。
1830年巴黎大学另一位教授安贝尔则把自己讲授的课程称为“文学艺术的比较历史”。
1848年,英国批评家安诺德也采用了“比较的各国文学”这类术语,并在《目前文学批评的功用》一文中号召“每位批评家除他本国的文学外,至少必须熟悉另一种伟大的文学,这种文学与自己本国的文学差异愈大愈好”。
但是,比较文学这一名称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却在1865年法国批评家圣伯夫称安贝尔为“比较文学的哥伦布”之后。
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在19世纪的俄国并不流行,但有关这一内容的学术著作却相当丰富。
早在1833年,著名批评家雅基莫夫就已写成《论罗蒙诺索夫时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特点》,力求将俄罗斯文学现象同其他古老的欧洲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加以科学的论述。
后来他又写了《在同外国文学联系中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另外还有佩平写的《在国际联系中的古俄罗斯小说与童话的历史》、达什凯维奇写的《部分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与欧洲文学家创作的比较》等,都是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力作。
在西欧,1895年德国语文学家本法伊为德译《五卷书》写了前言,指出欧洲文学某些题材直接来源于印度故事,被认为是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开始。
1872至1884年间,丹麦批评家布兰代斯完成了他的6册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他强调必须对欧洲文学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并在序言中指出:“这种比较性的研究具有双重的便利:一面可以把外国文学带到离我们那么近,使我们能够跟它合成一体;同时又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放远了,使我们在真正的远景中看见它。
”1886年,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比较文学》(英国波斯奈特著)。
专门的比较文学刊物也相继问世,如匈牙利的《比较文学学报》(1877~1888,前两年原名《比较文学杂志》),由梅茨尔主编;德国的《比较文学杂志》(1887~1910),由科赫主编。
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1890)、法国的里昂大学(1897)都继巴黎大学之后陆续设立了比较文学专题讲座。
18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先成立了比较文学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也在1904年成立。
主持里昂大学第一个讲座的德·科斯特教授对比较文学的方法作了广泛而有系统的研究,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欧洲现代文学分析,取得了很大成绩,曾被称为“比较文学之父”。
哈佛大学的肖菲尔和白璧德也为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0年法国学者贝兹编纂了《比较文学书目》,1903年罗力耶所著《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20世纪》,收集和总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
在这个基础上,1931年出现了法国学者保罗·梵·第根的名著《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全书分《比较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绩》、《总体文学》三大部分,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法国始终是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
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4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很大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文学以美国为中心而发达起来。
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和分析比较文学发展中的成绩和问题。
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继1956年在意大利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后,在美国召开第二届会议,讨论了比较文学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美国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发生直接关系的各民族文学之间,还要探讨全无关联的不同文学体系的共同现象及其差异,把平行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引入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
6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苏联也得到很大发展。
1960年苏联开展了“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专题讨论和1971年召开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会议,推动了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
197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4卷和1978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 9卷分别用《比较历史文艺学》和《比较文艺学》的词条阐述了比较文学的内容。
进入7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和苏联中心论的局限,许多学者开始感到缺少对亚洲、非洲等广大地区文学传统和现状的了解,就谈不上对文学现象的全面研究。
东方的文学体系,特别是中国、印度、阿拉伯的传统文学体系越来越引起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东西方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必将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
目前,以中西比较文学为中心议题的国际会议已召开过多次,这一领域的开拓将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明显趋势。
三大学派 在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学派。
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
法国学派以梵·第根、伽列等人为代表,是历史最久的一支学派。
他们强调影响研究,认为比较文学应侧重研究各民族文学作家和作品之间的直接影响,即确实存在的“事实关系”,而不需作美学评价,也不重视美学欣赏。
他们主张“’比较这两个字应摆脱全部的美学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50年代兴起的美国学派以雷纳·韦勒克(流亡美国的持不同政见的捷克学者)等人为代表。
他们强调平行研究,反对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的实证分析,主张把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联系起来探讨,提倡从美学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
苏联学派形成于60年代,代表人物是维·日尔蒙斯基、米·阿列克谢耶夫等。
他们强调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各民族文学独立产生的共同特点正是各民族文学能够互相影响的基础和条件,但他们同时也强调在比较研究各种文学联系和比较研究各种文学的异同之间不作明显的区别也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所研究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现象。
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新的学派还将不断出现,正在酝酿中的以促进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中国学派就是一例。
比较文学在中国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
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在广泛比较各国文学的基础上探索过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路。
鲁迅早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比较分析了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
他指出印度、希伯来、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政治上的衰微带来了文学上的沉寂;俄国虽也似无声,但“俄之无声,激响在焉”;德国青年诗人以热忱的爱国精神“凝为高响”,使人民热血沸腾;英国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恶魔诗派”更是以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歌,“动吭一呼,闻者兴起”。
鲁迅还研究过“恶魔诗派”在波兰、匈牙利等民族文学中的发展以及拜伦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也比较过尼采与拜伦的不同,拜伦和易卜生的差异,并得出结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这也就是说必须审己知人,在众多的比较中鉴别优劣,才能找到振兴中华的途径。
茅盾在1919年和1920年相继写成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中也反复比较了托尔斯泰、高尔基与英国作家狄更斯,法国作家莫泊桑、雨果,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不同,从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促进中国文学积极自觉地从世界文学中吸取营养,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30年代,傅东华、戴望舒分别翻译了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和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在中国系统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1936年出现陈铨的专著《中德文化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
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范存忠的《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等都在某一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50年代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论著。
莎士比亚、歌德、伯纳·萧、泰戈尔、易卜生、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都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而反映在许多专论之中。
近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日渐繁荣,无论在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
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方法学理论方面,都还有一系列有待于解决的课题。
例如相互独立的不同体系的文学现象的“可比较性”的标准,比较文学独立的方法论体系,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文学同整个人类文化的联系等尚未圆满解决的问题,都需要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同时也正是这些问题向我们预示着比较文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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