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高分是不是高能的表现
我认为高分不是高能的体现,因为高能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得高分的人却大有人在,他们为什么能取得高分,不在于他有高能,而在于他们勤奋.俗话说:勤奋出天才.的确,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只有通过勤奋的努力,才能获得高分。
高分只能说明你学习好，不能说明你素质高或思想品德好，也或许只是个书呆子。
不同的学习可以培养不同的能力，所谓的高分，就是指我们书本上的应试的学习，并不能体现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有学习好，并且各方面都好的人，这样的人算是高能了。
但是又有多少只是学习好，而别的方面（比如思想，道德，独立自主，甚至是自理能力等等方面）却一无是处的呢
（这样的人恐怕不是少数吧
）试问这叫做高能吗
高分可能高能，可以高能，但它决不是高能的体现。
在这个科技腾飞、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时代，需要一大批高知识、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
我方认为，高分是高能的体现。
是衡量其相关能力的重要依据、一般标准。
高分并不等于高能。
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到今天的高考制度，从国内到国外，均可看出，皆采取分数选拔制度。
分即在对某种能力的考试中，以分数标准体现其相关能力，衡量其技能的标准。
高能即在某些方面高于其他人的技能，这也就是说，高分是高能的体现。
是衡量其相关能力的重要依据、一般标准。
这次进入决赛的辩论队伍，四支队伍仅有一支来自普通班。
当然，参加辩论的同学不可能每一个人成绩都很优秀，但清注意，本人善语文，二号辩手善历史，三号辩手善政治，四是辩手善数学，在考试中，我们的单科成绩均属高分，我们将这此知识广泛用于表现自己的才华上，这不说明高分是高能的体现吗
运动员在某些考试中确实不够优秀，但他们之所以称为运动员，还是通过一定选拔，在考试中体现他们的竞技能力的。
一个高能力的运动员，同样需要评委亮出高分，来体现其能力。
这不也正说明了高分是高能的体现吗
但是，需要申明的一点是，我方并不否认低分中有高能的存在，韩寒是中国文学界的奇才，偏才，怪才，六门功课红灯高挂，但他之所以被称为奇才怪才偏才也说明他不过是一个个例。
是特殊性。
这个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同样的少年作家，的作者门门课优秀，被录取。
这也不正说明高分是高能的统一性吗
既然对方辩友认为高分不是高能的体现，那么你们又何必苦苦追求分分分呢
今天我们辩论双方的能力高低，不也是通过评分来体现的吗
所以我方认为，高分是高能的体现。
是衡量相关能力的重要依据、一般标准 ---------------------------------------------参考2日前，四川成都列五中学高三学生陈雪潜以托福考试540分的成绩被美国密歇根科技大学系录取。
该校还给了她本科国际学生中的最高奖学金———“大使”奖学金，一年6213美元。
陈雪潜，这个被美国大学青睐的学生，然而在中国不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她在全班54名同学中成绩排列第35名，而且还是个有争议的学生，有教师指责她“贪玩、不务正业”。
目前，在成都，“陈雪潜现象”已引发一场教育观念的讨论。
17岁的陈雪潜是。
参加过无线电测向的市、省、国家级的多项比赛，并多次获奖。
她几乎参加过六年间列五中学所有的校级活动，从节目主持人、卡拉ok赛至摄影、舞蹈比赛，而且全部获奖。
她在六年的中学生涯中，几乎每两个月获奖一次。
她学英语大胆敢说、学电脑敢玩敢摸索，在科技创造方面，敢做敢想 ； 但陈雪潜个性不安分，学习上说不上刻苦和勤奋，她和中国传统上的好学生有距离。
有老师曾谆谆教诲她：你要是把那些玩耍的时间放在学习上，也会考个北大清华的。
但陈雪潜说：“不，我和大人们眼中的‘优秀学生’不是一类人。
”对密歇根科技大学的青睐，陈雪潜稚气回答“得的奖多呗。
”列五中学朱齐庄校长说：“陈雪潜取胜的关键因素不是托福成绩而是综合素质。
” 追求高分是家长、学校的普遍心态，“陈雪潜现象”是对“唯高分说”的有力冲击。
我们对教育现状确实存在很多疑问：考了高分数算不算高素质
全面发展的孩子该不该考高分数
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高分也有低能。
那怎么办
我们究竟追求高分还是全面发展
我觉得这正是目前素质教育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将高分与高素质有机地、和谐地结合起来，高分与高素质都得追求。
结合：1.素质教育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而非仅在学业与分数上的成功。
2。
当前我县二中、实小起始年段推行的新课程改革，正是说明了成绩好并不代表高能，而说明了学校开始向素质教育迈进。
参考文（一）： 日前，四川成都列五中学高三学生陈雪潜以托福考试540分的成绩被美国密歇根科技大学系录取。
当初陈雪潜申请学校时仅申请了2000美元助学金，但密歇根科技大学给了她该校本科国际学生中的最高奖学金———“大使”奖学金，一年6213美元。
该校curtisj．校长给陈雪潜写来亲笔信：“希望能尽快见到你。
”陈雪潜，这个被美国大学青睐的学生，在中国不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她在全班54名同学中成绩排列第35名，而且还是个有争议的学生，有教师指责她“贪玩、不务正业”。
目前，在成都，“陈雪潜现象”已引发一场教育观念的讨论。
e－mail发向美国高校 陈雪潜档案：17岁的陈雪潜是。
参加过无线电测向的市、省、国家级的多项比赛，获1998年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青年女子组第4名，2000年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申报有专利，成都市三好学生，连续三年的校运会女子800米冠军，初三时通过成都市自修英语二、四级考试，高二时便通过了大学英语国家四级考试，成都市银杏女子合唱团团员。
她几乎参加过六年间列五中学所有的校级活动，从节目主持人、卡拉ok赛至摄影、舞蹈比赛，而且全部获奖。
她在六年的中学生涯中，几乎每两个月获奖一次。
学英语：敢说 陈雪潜初二那年，学校来了几个外国留学生，令大家头痛的是，交流很困难。
陈雪潜在留学生面前操英语，像使用母语一样自如。
问她怎么学的
她说，没别的，我就是敢说。
逢休息日，陈雪潜便去成都的“英语角”，与那些英语发烧友切磋，一旦逮到一个外国人就是一顿神聊。
初二暑假，她在举办的英语口语班培训了20天。
那段时间，她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教英语的scott老师不懂中文，凡事必让陈雪潜当翻译。
她在网上聊天时，全用英语与网友交谈，她流利的英语让人质疑：“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直到这时，陈雪潜没想到出国留学，没想到试考托福，她认为考托福遥不可及。
1998年12月，一名在美国读书的校友回到列五中学，她还带回了一枚由克林顿总统签字的美国优秀学生奖章，这位学姐英语极佳。
学姐喜欢陈雪潜的灵气，对她说：在美国学习很轻松，你的英语也不错，去考托福吧
去考托福吧
这句话在喜欢自由学习环境的陈雪潜脑际萦绕了许多天。
我为什么不去考呢
学姐能做到我为何做不到
我也弄它一枚“克林顿”戴一下。
之后，在美国攻读研究生的表哥回国探亲，他鼓励表妹：你的英语水平和我的差不多，你可以去考。
于是陈雪潜就动员班上英语成绩比她好的同学同考，但大家因胆怯，放弃了。
陈雪潜的想法是，试试自己的胆量和能力。
于是，陈雪潜参加了1999年5月的托福考试。
7月份成绩出来了，490分。
在分数尚未出来的6月份，她又一次报名参加8月份的托福考试。
这次她到托福考前培训班学习了一个月，10月份拿到了540分的托福成绩。
这之后她便将自己获得的“值得一提”的奖项翻译成英文提供给国外高校，还有自己的全英文档案。
“全是我自己干的。
”陈雪潜在2000年的5月已很骄傲和自信。
学电脑：敢敲 去年10月，托福成绩下来后，她想，上哈佛、麻省等一流大学的戏不大，上二类估计还行。
拥有多年“网龄”的她开始在互联网上查找美国各大学信息。
她在4000多所美国大学中找出了与自己情况及分数比较合适的、密歇根科技大学等60多所高校，她给其一一发去e－mail。
2000年2月17日凌晨，美国密歇根科技大学录取陈雪潜的电子邮件到达，此时她尚在睡梦中。
21天后，书面送达。
陈雪潜的电脑是上初二时爸爸作为生日礼物送她的。
爸爸送她电脑时有个条件：不准打游戏。
理由是游戏专家在开发无穷无尽的游戏软件，你永远玩不完，而生命却是有限的。
陈雪潜果然没打过电子游戏。
但电脑的各种功能她也未学过———都是自己乱敲乱打出来的。
“我从未看过电脑使用方面的书，不想看，太费劲太麻烦了。
”她在敲打中摸索。
错了有英文提示与帮助，可随时纠正错误。
问打坏了咋办
“坏了就修呗。
”如果还有不懂的，便在同学间交流，或问爸爸。
她认为电脑对学习帮助很大，比如语文、英语等文学类科目要背诵的较多，可将要背的都先输入电脑存起来，一旦需要打开就看，省去了翻书的麻烦。
上网也是靠自己摸索，她说在网上不仅可以看到许多新的信息，而且对学习确实帮助不小。
她在网上看得最多的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信息。
“可能是习惯了，我现在一上网，先要看一下教育方面的新闻才看其他的。
” 陈雪潜每周六晚与周日早上，每次2至3小时上网，她的网友们不喜欢她，因为看得懂她的聊天内容并能和她交流的人太少……她用英文聊天。
陈雪潜不看电视剧，她套用父亲的话：“电视剧永远看不完，而生命是有限的。
” 科技创造：敢做敢想 “陈雪潜从小就是个捣乱分子。
”她特别喜欢拆东西。
爸爸的无线电仪器、手表，自己的玩具及家中所有对她有吸引力的东西都曾在她手下“支离破碎”过，而且无法复原。
为了观察生物，她上小学时，爸爸给她买了显微镜，在基本上属于“男生世界”的车模制作竞赛中，她得到了市级二等奖。
学校招无线电测向班，她报了名，“我就想弄明白那是干什么的。
” 在科技创造方面，陈雪潜总在琢磨一些事。
去年11月，她向申报了专利“省心式车篮”。
这个，缘于她看到妈妈外出办事时，经常会将车篮内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如雨披）随时带着，很麻烦。
便想，给车篮设计个夹层，将物品放入后加上锁，既不影响车篮的其他功能，又防盗，多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制，“省心式车篮”制成了，现在已有商家与她洽谈投产，她将专利折价二三十万元入股合作。
洗澡时，卫生间里卷纸筒外面的纸头很容易被打湿，能否想个办法，纸头扯断后可自动缩回，用时会自动弹出
同学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突然下雨了，这时若轻轻触摸书包上的按钮，书包内储备的伞就会自动张开多好
厕所若两三天不清洗便会发出阵阵异味儿，如果能在便器里的冲水口上安装一个弹片，堵住冲水口，有轻微压力冲水口便可下弹贴壁，水冲过后弹片自然上弹重新堵住冲水口，这样臭气就出不来了。
还有我们住的房子，若能有声控音响，想听什么只需喃喃自语……陈雪潜说，这些“想法”她正在进一步推敲与完善。
由于她爱思考，陈雪潜在看问题时往往能视野开阔、角度多种，为同龄人所不及。
陈雪潜父母的教女经是：放手让女儿做事，做错了事不说她，偷懒说她。
学习：我确实不刻苦 “如果要排名次的话，我在班上的成绩是第35名。
”陈雪潜所在的高三（2）班有54名同学。
“其实我很佩服成绩好的同学，我也一直认为成绩好应是，但我绝不会为了有个好成绩而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语数外理化等科目上的。
”为什么
她笑言：“我怕自己学迂了。
” 陈雪潜喜欢高效率的学习，不能容忍一天到晚都在看书。
“有时我也想刻苦，但往往做不到，因为我想分散些时间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开阔眼界的事情。
”迄今，陈雪潜有个习惯，每日午睡半小时，睡前必看国内外文学名著。
“本来学习就很累，干吗还要*着自己继续看书
那有多大作用
”她认为有些很努力但成绩却不是很好的同学就是这样“刻苦努力”的结果。
她父亲陈昌群承认女儿学习很“潇洒”：“她努力一阵子，一旦成绩上来了，就去搞别的，成绩一旦显示黄牌警告，就又杀回来。
”陈雪潜学习上自有一套，她认为自己在课堂上的效益很高、很好，“在课堂上吸收得快而多，课下我一般不复习，比如英语下了课，书本就丢下，回家都不带。
”“这恐怕是我的成绩不会很优秀的主要原因。
”她剖析自己。
陈雪潜个性不安分，学习上说不上刻苦和勤奋，她和中国传统上的好学生有距离。
有老师曾谆谆教诲她：你要是把那些玩耍的时间放在学习上，也会考个北大清华的。
但陈雪潜说：“不，我和大人们眼中的‘优秀学生’不是一类人。
”对密歇根科技大学的青睐，陈雪潜稚气回答“得的奖多呗。
”列五中学朱齐庄校长说：“陈雪潜取胜的关键因素不是托福成绩而是综合素质。
” 陈雪潜告诉记者，去美领馆办签证时，提前准备了50个问题，都是自己在网上查询的，而且根据自身情况准备好了答案，结果签证一次成功。
“陈雪潜现象”引发教育观念大讨论 ■学生：请不要压制我们 刘小江拿着报纸激动地向父母大声嚷嚷：陈雪潜太幸运了
你们一天到晚*我拿分、拿分，什么活动都不让我去参加……成都某中学高一学生杨详读了报道后，长叹一声：学校搞题海战术，我们哪儿来空闲时间培养个人爱好
还好，国内高校录取仅仅看高考分数
王依依、刘丁丁、唐马可等同学说，如果陈雪潜参加高考不一定有很理想的成绩，但她善于发挥长处，敢闯、敢拼。
从她身上，我们得到启发：通向成功的路确实有很多，不一定仅仅拿到高分。
希望学校、家庭多给我们创造成才的宽松环境。
■家长：让娃娃拿高分数很无奈 家长王先生拿着报纸连连点头：陈雪潜真不错。
当问及要孩子去拿高分还是培养素质时，他却显得有些无奈：“家长很希望培养孩子的全面发展，但这很花时间、精力。
在时间紧、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只好让孩子牺牲全面发展去追求高分，因为高分在应试教育下好处太多，可以进重点中小学、重点大学，能力嘛以后再说。
”他称，孩子很喜欢打篮球，为了应付考试，他已几个月硬是不让孩子摸篮球了。
据了解，与王先生一样持矛盾心理的家长为数不少。
一位姓李的家长“更现实”地说：能力在美国吃得开，分数在中国更吃得开，你让家长如何选择
■教育工作者：希望高分数与高素质和谐发展 物理系副教授罗启蕙说，追求高分是家长、学校的普遍心态，“陈雪潜现象”是对“唯高分说”的有力冲击。
我们对教育现状确实存在很多疑问：考了高分数算不算高素质
全面发展的孩子该不该考高分数
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高分也有低能。
那怎么办
我们究竟追求高分还是全面发展
我觉得这正是目前素质教育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将高分与高素质有机地、和谐地结合起来，高分与高素质都得追求。
它们并不是追求中的矛盾体。
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宋剑锋认为，从陈雪潜身上，我们得到很大启示：创新素质，在国内国外都很受欢迎。
共青团、学联、少先队组织强调对学生创新教育的培养，这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
现在“创新教育”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成都盐道街中学罗雪渝老师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家庭教育很重要。
陈雪潜在学习压力大的情况下敢于跳出书本追求自己能力的发展，十分难得。
现在很多娃娃潜力没发挥出来，是被应试教育给扼杀、束缚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十分迫切。
（二）（主持人：阿正，系福建人民出版社专栏作家。
对话人：杨东平，系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总策划。
徐友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分数与素质 阿正：分数与素质究竟是什么关系
传统教育的标志之一是“分数挂帅”，但高分的学生却未必“高能”。
那么分数与素质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过去的半个世纪基本上是以分数来衡量一个学生的成绩，这个衡量标准合理吗
徐友渔：“分数挂帅”有利有弊。
中国现在（包括五六十年代）的“分数挂帅”是非常厉害的。
中国的教育没有主体性，它缺乏一个对人进行评价的合理标准，所以只能依靠分数，就像当年要评价一个人政治上的好坏只能翻看档案一样。
回顾我以前学校同学的状况，成绩好坏跟他以后有没有成就、有没有出息并无直接的关系。
学校考试内容实际上跟科学研究、跟工作实践差得很远。
老师越来越喜欢出偏题出怪题，学生被迫去适应，于是产生了一批非常善于背诵及应对考试的人，而实际上成绩好后来有出息的人并不多。
到国外后，我发现中国学生与英国学生相比成绩要好得多，学的课程多。
要比考试，英国学生未必行，但一做起事来，中国学生就不如英国学生。
这反映了分数挂帅的弊病，但中一方面，绝不是说成绩不好的才能干，好像学习不好就会是个天才。
在批判分数制和科举制度时，不能简单地把那些好学生给否定了，因为学习和课程也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包括基本的智力训练。
这种否定就跟反智主义有很大的关系。
杨东平：衡量评判的标准有两个。
这种机械的考试体制，适合于大批量地造就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才，也就是“合格产品”，而对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是具有破坏性的。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感到这一点。
有些特别优异的学生，个性强，感觉受压抑，宁愿在图书馆看书，也不愿意在班上上课。
这在当时就显得太出格。
他不愿意入团，就动员他人。
那时的学校教育不可能为这种人才的成长创造一种环境。
应该说，宽松的教育环境比较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发展。
说到这种考试制度，很多人会反问：解放以后，近20年来不是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吗，有什么不好呢
现在的许多人才也都是经过大学教育出来的，证明这种教育还是有效的……怎么评价这个问题呢
我想，第一要看这种制度对多数人来说是受益还是受害。
这种制度是能够筛选出一小批优秀人才，正像科举制度，也产生了一批像林则徐那样的人。
但它的问题在于它是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的，使大多数人成为这种教育制度的失败者，变得百无一用，成为受害者、牺牲品。
学校教育打击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学习的动机与兴趣，使他们最后灰溜溜地离开学校。
只有上大学的人，才算成才了。
这种制度坏就坏在这里，他’不是鼓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掘自己的天性，培养学习的兴趣，在今后的人生中继续学习，追求知识，他不培养这种东西，而是通过强硬的考试来选择，通过了就成才，通不过就是“废品”。
这样就打击了很多人的学习积极性，而且把很多人赶出校门。
这些年农村学生流失很严重。
大家把原因归于贫困，其实贫困在很多农村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是流失的高潮，学生对自己有一个判定，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觉得自己没能力升学就放弃学习了。
学习完全不是为了追求知识、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仅仅是为了升学，以此作为惟一的成败标准。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大学的只占同龄人的5％左右，绝大多数的学生心情是很压抑的，似乎自己变成第二等、第三等的人。
第二，要看这种考试制度对少数优秀人才（高分者）的发展是一种动力还是一种阻力。
以清华为例，它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生源，全国各地区高考状元大多在清华大学。
那么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更聪明、更有创造力了，还是更傻了
我在清华大学同他们聊过，他们对现在的大学教育很失望，他们天份很高，学习能力很强，考试对他们来说不困难，但学校并没有提供更好的环境，开发他们的创造力。
四年大学让他们很失望，这种情绪在优秀学生中比较突出。
最后，他们通过个性化的学习，如学习外语，然后出国。
学习对他们不构成压力，没有挑战性，这是很可惜的。
中国确实有非常优秀的学生资源，但现有的教育制度不可能把它充分开发出来。
当然，台湾也有类似情况。
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时，台湾教育界欢欣鼓舞，但李远哲讲了一句很清醒的话，说他得奖并不能证明台湾教育的成功，恰恰证明台湾教育的失败。
他说如果他继续在台湾受教育，他绝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所以，在中国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万里讲过一句话，他说，要改革不适应社会现代化需要的陈旧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否则即使国家花很多的钱也培养不出第一流的人才。
这是八十年代我知道的惟一一次高级领导人的清醒的讲话。
因为当时大家认为教育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只要给我钱，我就能培养出第一流的人才。
就像一些电影导演，狂妄地说：好莱坞有什么，不就是有钱吗，给我一个亿，我也能拍一部大片。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教育制度还是很重要的。
徐友渔：学校教育不能独享成功的荣耀。
从表面上可以说，中国的优秀人才，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
但实际上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是不是大学培养的结果，是不是大学教育的结果
说的更彻底些，在中国社会评价标准里，“人才”必须有大学给他的一个证书，证明他而已。
比如一个人做过一番努力，但没这张证书，他就不可能在科研机关、高校或高等文化单位工作。
颁发证书的地方，颁发证书的举动，能不能证明优秀人才都是这个地方培养的结果
这很容易搞混。
我读了大学，假如不要大学这张文凭，我做什么都不行，但你发一个文凭，是不是说我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这张文凭
有成就的人，他们的成就能不能证明教育的成功，这一定要在方法论上把它搞清楚。
不能因为培养了一文科技队伍，或很多优秀人才是进过大学拿过文凭，就证明教育制度是成功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的人物轶事
我开的家科技型的品牌我主要看中了。
这个趋势多种的方法。
之前我是做服装的。
压力很一年忙到头也没赚到什么钱。
我旁边开了一家那个干洗店。
是很有科技感的澳贝森。
我看他每天生意都很好，这边店面一到期。
我就另找一个铺面开了一家。
澳贝森科技干洗。
当时我那个机器设备花了35800装修花了两万块钱。
手上还留了1万块钱备用资金。
现在每天生意都挺火的。
旺季一天三四千营业额。
像现在淡季一天七八百。
一年反正30多万吧。
最近我妹妹也准备开一家该时间也是这个么
哦。
不求发大财。
学门技术比上班强多了就可以了。
哈哈楼主采纳哦..............平竞选。
因此，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演艺人员开始有意无意地取悦人多势众的评委，即使像张艺谋、陈凯歌这个级别的导演也不得不屈从于西方中心主义强大压力。
的确，电子传播媒介正在撤除民族文化的隔阂；可是，与文字符号产生的亲和力相反，电子传播媒介无宁说开辟了一个新的竞争空间――这些典型的后殖民故事可以视为印刷时代转入电子时代的一个历史性后果。
4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个主将――对于文化工业的严厉谴责已经众所周知。
他们眼里，电子传播媒介无疑是维持文化工业的现代化机械。
尽管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无缘了解计算机网络，但是，他们对于电影、电视与广播表示了不可掩饰的憎恨。
阿多尔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集中揭示电视隐藏的心理机械主义，（13）霍克海默不止一次地论证：电子传播媒介是个危险的工具――在这点上，收音机和电影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的作用。
（14）人们可以从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之中看到，他们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
他们发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已经愈来愈像工业产品。
从相差无几的预制零件到熟能生巧的装配程序，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产一辆汽车相仿。
用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话说，文化工业之中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
阿多诺曾经更为具体地解释说，工业这个词主要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扩散技术的理性化。
他们感到了这种标准化文化生产的僵硬甚至粗野，并且发现了这种标准化背后的垄断：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5）这个意义上，人们开始默认一个可怕的预设：工业式生产之下的文化主体已经被剥夺了多样性，活跃的文化主体沦为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
这并非一些情绪激愤的夸张之辞。
从好莱坞的电影棚到巴西的电视连续剧生产基地，这种生产模式已经轻车熟路。
（16）阿多诺承认，文化生产的自治性质在一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被文化工业剥夺了。
（17）现今，一套电子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已经相当完善。
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与市场的相互认同姗姗来迟――20世纪90年代初，《渴望》终于脱颖而出。
根据王朔――《渴望》的主要创作者之一－－提供的材料，文化工业的装配模式终于为《渴望》制造了渴望己久的爆炸性效果。
王朔回忆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新落成的一个摄影棚促成了《渴望》的问世。
只有每日拍摄才能维持这个摄影棚的运转而不至于亏损，所以，要形成规模，讲究效益，必须走到工业化组织和工业化生产这一条路上来。
工业化的生产无疑与个性化的想象迥然相异：这就是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了
对生产力提高的渴望改变了生产关系。
一进入这个剧组我就感到了这一次与以往的不同，大家上来就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个人化创作，大家都把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放到一边，这部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这部戏的主题、趣味都要尊重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什么是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
这点大家也无争议，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扬善抑恶，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坏人现世报……这个模式之下，故事的组织的确如同一部复杂机器的装配：那个过程像做数学题，求等式，有一个好人，就要设置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一个住胡同的，一个住楼的；一个热烈的，一个默默的；这个人要是太好了，那一定要在天平另一头把所有倒霉事扣她头上，才能让她一直好下去。
所有角色的特征都是预先分配好的，像一盘棋上的车马炮，你只能直行，你只能斜着走，她必须隔一个打一个，这样才能把一盘棋下好下完，我们叫类型化，各司其职。
演王亚茹的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曾经不喜欢或叫不相信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合乎人情的，找导演谈，导演也许很同情她，但他也无法对这个角色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因为四十集戏全指着这个搅屎棍子在里头搅了。
我们搞的是一部大众文化产品也叫通俗文艺作品，通俗文艺有它自己的铁的规律，那是你无论抱有什么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良心也无从愈越的，它必须要情节密度，要戏剧冲突，要人物个个走极端。
在这样的作品中追究作者的艺术抱负是痴人说梦，由此判定作者的文化立场也常常会发生误会。
很多人谈到《渴望》中相对负面的王沪生一家，因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就指作者有反智倾向，其实这一角色身份的设立纯系技术问题，本来大家的意思是写一个老干部家庭，因可能更易造成误指，遭小人口诬，便放弃了这个其实更典型方便叙事的人物身份。
现在好了，现在有大款阶层，所以大家一想到要在剧中给好人设立一个对立面，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们，这帮倒霉蛋，把人类的所有缺陷所有屎盆子都扣他们脑袋上，也没人心疼。
（18）这段引文生动地描述了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
许多方面，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与艺术逻辑格格不入。
霍克海默说出了一部分原因：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可观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止着对每件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
（19）这个意义上，大众始终被定位为文化工业的消费者。
大众的个性、身份、性别、经济地位和政治意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构成的市场规模。
他们是作为投资者的收入统计资料予以考虑的。
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所谓的大众性并不信任。
文化工业体现的大众性是某种机制的事先设定，大众是为其他社会阶层所代表。
大众不是所谓的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他们是算计的对象。
（20）人们必须意识到弗·詹姆逊提出的一个区别：现今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艺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21）前者不再保存某一地域的文化血缘而更像是世界通用的商品。
因此，《启蒙辩证法》认为，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仅仅体现人的某种类本质。
（22）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
（23）――丧失个性导致了《启蒙辩证法》的深刻忧虑。
诚如阿多诺在谈论电视时所说的那样，丧失了个性的大众只能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操纵，尽管消费者的生活和这种意识形态却完全不协调。
文化工业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多重人格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消费者在种种心理的圈套之中体验被允许的满足和被禁止的满足。
对于电视说来，一系列暗隐的信息可能突破意识的防线而深入人们的思想，这一切将对人们的无意识动机产生诱导。
现代生活愈来愈难于理解；如果电视仅仅向人们的意识注入一些固定的程序，人们只能在种种幻象的训练之下更加迟钝。
刚刚遭受法西斯劫难的阿多诺不得不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有否可能再度向极权主义敞开了思想的门户
以往，文化总是能够向现实的僵化关系提出抗议，文化工业祛除了这种功能。
既然文化现在变得完全被这种僵化关系吸收了，并整合了，那么，人类又一次被贬低了。
（24）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导致的文化垄断如果将大众训练为没有个性的平均数，训练为标准化的社会主体复制品，那么，巨大的危险时刻可能重新降临。
5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循环顺利地进行。
文化工业不惮于声称，文化产品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基本意义是提供娱乐。
人们对于快乐的追求是维持生产与消费之间循环的动力。
这一切显然是资本主义文化秩序的组成部分。
无疑，《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会轻易放过所谓的娱乐：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
欢乐意味着满意。
但是只有因为这些娱乐消遣作品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消费者已经变得愚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包括极无意义的作品）的苛求，按照它们的限制来反思整体，这种盲目的心满意足的情况才会出现。
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
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
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
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
（25）可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系列观点终于引起了异议。
人们的疑问是――这些观点是否过于悲观了
作者将大众视为一个整体，大众只会无所作为地呆在指定的位置，毫无抵抗地听从种种俗气的文化产品发出指令。
这是否低估了大众内部隐藏的能量
消费的意义是否仅仅是一种社会水泥
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娱乐的谴责是否过于狭隘――娱乐是否完全等同于精神麻痹
总之，这种批判背后是否隐藏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和家长式作风
对于大众的蔑视和厌恶是否成了维护所谓高雅文化的借口
追溯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预设时，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恰恰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圈套。
他们心目中，技术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大众再也不可能从电子传播媒介那里索回他们的民主权力。
（26）如果摆脱《启蒙辩证法》的理论预设而考察大众的构成，人们不得不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大众成员以及大众与权力集团的相对关系。
因此，大众的内涵和意义不是本质主义的事先设定。
大众并非注定是文化工业的合格消费者；他们或许有出其不意的发现，或许扰乱了文化工业标准化主题的前提。
20世纪上半叶，大众是中国历史语境之中的关键词之一。
劳苦大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这些概念均是大众的派生。
五四运动之后，贵族与封建文化共同遭到人们的唾弃，民众、平民、大众成为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
这个概念似乎天然具有的道义优越性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同时，无论启蒙、教育还是革命，知识分子一次次接近大众的努力背后都有一个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而大众，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未来的社会主体。
这里所谓的大众是革命的资源和主力军――即使在数量的意义上。
现今人们所定义的大众文化更像是被左翼和进步知识分子严厉批判的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享用者更多地被命名为小市民。
（27）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时期的大众并未被想象为商业和娱乐业的盟军。
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都市化和工业生产形成的劳动关系均是大众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
许多人对于这个群体没有好感：群众成为乌合之众的新名字，并且在词义中保留了乌合之众的传统特征：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性低级。
根据这个证据，群众形成了对文化的永久威胁。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这是贵族的精英主义对于大众的蔑视，尤其是文化的蔑视。
大众不是无知的群氓，人们没有理由阻止大众对于种种传播媒介的兴趣，正当的作法是让大众在广泛的接触之中进行自己的选择。
（28）如同雷蒙德·威廉斯一样，另一批理论家对于大众保持了乐观的估计。
约翰·费斯克强调，大众并非一个稳定的概念，仅就’人民’是个合理的概念这一点而言，应该将其视做不断变化的、相对短暂的诸多构形的联合。
他们可能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反抗形式。
斯图亚特·霍尔在一篇访谈录之中表示，沉默的大众真正在思考，只不过我们剥夺了他们发表的工具。
事实上，他们作为一种被动的历史、文化动力而持续存在。
（29）这个意义上，大众是活跃的政治主体；他们的能量并没有被文化工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封锁。
大众所热衷的娱乐也不是一无可取。
诚如一些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娱乐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逃避；娱乐所包含的乌托邦主义同时是对于现实的质疑和代替。
尽管娱乐没有明确地对阶级、种族以及性等级制度予以批判，但娱乐是一种渴望冲出现存结构的冲动。
（30）例如，武侠影片之中的江湖是一个虚幻的空间，但是，这个虚幻空间的快意恩仇又反衬了现实的乏味。
如果大众的能动性并未泯灭，那么，大众文化的流通过程可能产生种种不可预知的意义。
分析了一批经验性的研究材料之后，汤林森对于大众给予积极的评价：观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主动、复杂而有反省批判的能力，此外，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入侵’之抗拒能力，也比许多媒介批判家的想象高了许多。
（31）费斯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论证了相似的观点。
费斯克表示，他不赞同一个普遍的看法：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仅只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其多样性最终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们都在促进同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在他看来，统治阶层与大众的多元利益和矛盾价值可能在同一种文化商品之中相遇。
相对于财经经济，费斯克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文化经济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于大众的消费之中，因而是资本的运作无法事先控制的。
大众可能利用文化工业的商品生产抵抗性意义和快感，用霍尔的话说，大众可以采用自己的解码方式。
电视即是这种双向权力的典型。
大众建构了文化作品的多种不可指定的意义，制造了符号的多声部性质。
这即是成功的抵抗形式。
的确，许多文化工业的作品提供的是一种逃避。
但是，逃避或者幻想包含了反抗的意味。
许多通俗文化乃是幻想的激发器。
如果某种作品是一种开放性的生产性文本，它就会破坏所谓的同质性：因为要达到大量多样的观众，那就必须在读物中允许大量的文化多样性，从而提供充溢的符号以供接受这些符号的亚文化高榷，以便产生它们的意义，而不是播送者选择的意义。
所以，不像阿多诺那样，费斯克认为市场意义的成功不一定是文化意义的失败：文化商品的经济根源不能说明它在被接受的时间和地点的文化使用价值，也不能控制或预测它所能激发的意义和快感的多样性。
（32）这个意义上，费斯克具体地阐述了电视文本的三个层面以及观众介入的主动程度：……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它被文化工业所生产，且务必看成是工业总体生产的一部分。
第二，有一个潜层次的文本，也是被文化工业所生产，尽管有时为文化工业的另一部分所生产。
这些包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评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谈专栏、发烧友杂志等等。
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潜在意义是怎样被不同观众或亚文化所激活的、是怎样转换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的。
在文本性的第三个层次上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报纸或杂志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及至思考的采纳。
（33）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的遇合可能演绎出种种意想不到的故事。
这些故事突破了主导意识形态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产品的指定区域而产生奇异的后果。
台湾的陈进兴案件报道是一个有趣的例证。
陈进兴系台湾白晓燕撕票案主犯。
在逃期间，他潜入南非武官官邸，绑架了武官全家为人质。
这时，台北的所有电视传播媒介均到达现场，主持人在直播间与陈进兴通了电话，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现场采访。
陈进兴用枪威胁着人质，一边看电视实况转播，一边在电话里言辞恳切地为自己辩护。
这个直播间成了陈进兴的个人讲坛。
事后的观众调查表明，一些观众认为陈进兴不够英雄，没有实践自杀的诺言；一些观众因为没有看到理想的高潮而感到失望；另一些观众觉得陈进兴颇有人情味，因为他爱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34）事实上，这种报道的影响和波及面是不可预测的。
这可能制造前所未有的收视率还是引起失控的狂欢
对于控制的主题而言，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能动性之间产生的变数始终是一柄难以掌握的双刃之剑。
6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主导意识形态，欲望和利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业己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多重的权力关系正在这个网络之中不懈地角逐。
在我看来，启蒙与专制、主导意识形态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乃是认识电子传播媒介的症结所在。
这些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迄今为止，这已成为许多人共同认可的结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与文化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可以说，前者时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知识与信息垄断的破除即是启蒙的发轫。
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对于民主的历史功不可没。
对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说来，开启民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工业导致的副作用。
所以，徐贲甚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游离于中国的历史语境：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经典文化远在文化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奠定。
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文化工业兴起之前业己完成。
在这样情况下，文化工业的兴起成为资产阶级上流文化，也就是现代经典文化的威胁力量。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
现代化是随着电视而不是启蒙运动走向民众的。
以媒介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启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经典传统文化的权威。
新文化正是打着民众文化的旗帜崛起的。
在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和权威都无法与启蒙传统的经典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相比。
群众媒介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也就远没有它与欧洲经典文化那么紧张和对立。
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
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
当然，这种启蒙作用和由精英监护的启蒙是完全不相同的。
（35）然而，即使赞同这种历史描述，人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个后续的问题：制造了新启蒙的电子传播媒介会不会在某些时刻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
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论证，这种危险一开始就潜伏在那里，几乎与启蒙联袂而行。
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公正性迹近苛求，恰恰是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威力无可比拟。
人们已经有过不计其数的教训：没有限制的威力时常是独裁的温床。
今天，电子传播媒介在许多场合取代了传统的领袖。
电子传播媒介发出号召，颁布权威消息，预测明天的历史，并且不失时机地与民同乐。
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传统领袖从事演说的广场已经扩大到全世界。
某种程度上，人们信赖电子传播媒介并不亚于信赖领袖。
他们的仰视目光转向了电视屏幕和收音机。
全球化的现实时常将人们抛入某种陌生之境；此刻，电子传播媒介主宰了人们的信息来源，成为导演大众的实际领袖。
尽管观众或者听众之间互不谋面缓和了集体性的狂热，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召集和动员仍然极为有效。
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发现：形成群体的大众易于接受暗示，他们的理性急剧衰退而更多地坠入形象思维；大众无暇分析矛盾，辩明疑虑，他们更乐于注目夸张的、极端的感情，关心种种神奇的事件；严谨的论证对于大众无济于事，重复某些简单的辞句和意象是说服大众的卓有成效的方式。
（36）这时人们可以看出，电子传播媒介恰如其份地充当了大众心理的引导者。
种种混乱或者无序之中，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的意见无疑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
弗洛伊德按照他的逻辑推断说，集体心理的凝聚力源于父亲－领袖的恐惧和膜拜；（37）现在，父亲－领袖化身为种种电子产品而无远弗届了。
从主持人、导演、演员到制片人、剪辑、摄像、美工，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员都拥有一份超额的权力。
只有他们是说明世界真相的使者。
如果这些人与他们手里的机器均从属于某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电子传播媒介制造的启蒙会不会进入另一个陷阱
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模式，人们会迅速地察觉权力体系的存在及其强大的支配。
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包括两种常见模式。
第一，电子传播媒介被视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负责电子传播媒介的投资和管理，电子传播媒介自觉地充任政府的舆论工具。
尽管电子传播媒介可能某种程度地容纳娱乐节目，可是，维持现有体制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始终是第一要义。
这时，电子传播媒介从不回避它们对于国家权力的遵从。
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宣传国家的声音。
相对而言，第二种运行模式是将电子传播媒介视为某种必须赢得利润的产业。
电子传播媒介所传送的符号即是一种商品。
无论是造价昂贵的电影巨片、没完没了的电视肥皂剧还是独家采访的秘闻、故作噱头的欢乐总动员或者电子游戏机之中历尽险阻的过关斩将，票房价值与收视率乃是电子传播媒介终极目标。
文化工业是这种运行模式的必然产物。
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终将为这种模式提供远大的前景。
然而，如果以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作为观察的例子，人们没有必要泾渭分明地分离两种模式--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两种模式的交错、衔接和过渡。
许多人的心目中，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产生激烈的观念冲突。
权力是对于个体的控制；市场的自由主义是对于权力意志的解构。
这个意义上，市场时常被赋予解放的涵义。
强制性的配送无法换取消费者的货币，市场即是允许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购买特定的符号制品。
虽然人们的需求体系逃脱不了各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操纵――虽然掌握市场的时尚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资本构成了另一批无形的栅栏，但是，市场至少保证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换言之，第二种运行模式的权力只能潜在地寓于商品形式之中。
在我看来，现今必须意识到另一种情境：某些时刻，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汇为一炉――权力可能在某些时刻谋求与市场利益共享；市场可能在某些时刻仰仗权力的庇护拓展规模。
经过巧妙的包装和运作，某些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可能与市场机制融洽无间。
我的记忆之中，1997年6月1日香港艺人柯受良飞越黄河壶口的电视现场直播即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柯受良对于驾车飞越种种障碍物的爱好可以形容为冒险精神的体现。
这象征了人类向大自然重力的勇敢挑战。
然而，电视为首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加盟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工业创造的神话。
265米的跑道，性能卓越的白色三菱越野跑车，这个世纪科技制造出来并且经过精心测算的速度，卫视中文台1500万的赞助费，反复试飞制造的悬念，卫视中文台、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中国黄河电视台的联袂现场直播，现场竖立的一块大屏幕电视墙与造价200万元的巨型演出台，千余人表演的宜川胸鼓、安塞腰鼓和太原锣鼓，大批歌星同台献艺，以柯受良小名命名的小黑子纯净水作为相关产品隆重推出，计划出售定价50元的门票5万张，最后――也是压轴的关键一笔――据说这一切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大陆。
（38）或许，人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传统的神话之中分析出更多的代码：冒险，英雄，美女，荣誉，科技，商业，民族情绪，爱国主义，如此等等。
精心策划之下，电子传播媒介终于将一项无足轻重的个人冒险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并且制作为影像符号的商品供给不计其数的观众消费。
无论怎么说，这一个案显示了电子传播媒介两种运行模式亲密合作的可观前景。
?蛐砣嗣强梢越庵指霭甘游桓鲋匾募O螅喝绻缱哟ッ浇楸涑闪讼执萍即楹现氯妥时救谖惶宓牟铮敲矗魏胃鋈硕嘉薹ê扯募峁探峁埂?nbsp;毫无疑义，电子传播媒介渴望大众的拥戴，这是电子传播媒介存在的理由和条件；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电子传播媒介给出的必定是大众所需要的。
大众对于电子传播媒介忠心耿耿，大众已经无法想象取缔电子传播媒介的日子；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大众必定被训练为某种没有任何个性的零件。
这两个推论之间隐藏了许多分歧、转折的可能。
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无不按照自己的目的竭力实现其中的某种可能。
可以肯定的仅仅是，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现今
平谷桃花节什么时候完
总体活动到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