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秦晖的大共同体本位概念
颁奖典礼于10月31日举行 （一）《戏剧节目奖》 大爱剧场－黄金线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我在垦丁*天气晴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命中注定我爱你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客家文学大戏－烟田少年 - 客家电视台 娘家 -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二）《迷你剧集奖》 公视人生剧展：木棉的印记 - 电视纪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驯富记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三）《传统戏剧节目奖》 快雪时晴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客家传统戏曲－宝莲灯 - 客家电视台 慈禧与珍妃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四）《教育文化节目奖》 13响－客家青年筑梦故事 - 客家电视台 101 高峰会 - 复兴广播电台 大爱全纪录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日头下‧月光光 - 客家电视台 以艺术之名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五）《综合节目奖》 MIT台湾志 -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客翻天 - 客家电视台 草地状元 - 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总台 这些人与那些人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疯台湾 - 新加坡商全球纪实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Discovery旅游生活频道) 银发熟年－孙越和他的老朋友们 - 大好传播有限公司（公视） （六）《娱乐综艺节目奖》 全民最大党 -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林国民学校 -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超级星光大道 -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综艺大赢家 -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七）《歌唱综艺节目奖》 台台湾望春风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周日狂热夜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超级原舞曲 - 原住民族电视台 超级偶像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奖 （一）《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张晨光／欢喜来逗阵 - 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张善为／客家文学大戏－烟田少年 - 客家电视台 彭于晏／我在垦丁*天气晴 - 红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公视） 温升豪／大将徐傍兴 - 客家电视台 雷洪／娘家 -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二）《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林依晨／恶作剧2吻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柯素云／大爱剧场－黄金线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陈乔恩／命中注定我爱你 - 内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张韶涵／公主小妹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杨丞琳／换换爱 - 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 王欣逸／大爱剧场－阳光下的足迹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李威／斗牛‧要不要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李兴文／娘家 -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何豪杰／娘家 -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陈宇风／大爱剧场－黄金线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四）《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六月／欢喜来逗阵 - 中华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琄／大将徐傍兴 - 客家电视台 林美秀／命中注定我爱你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刘秀雯／星星知我心2007 -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明明／大爱剧场－青青兰花草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五）《迷你剧集男主角奖》 阿BEN(白吉胜)／公视人生剧展：爱说谎的妮可 - 普达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吴朋奉／公视人生剧展：木棉的印记 - 电视纪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李冠毅／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金伟杰／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蓝苇华(蓝伟育)／神秘列车 - 客家电视台 （六）《迷你剧集女主角奖》 尹馨／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何以奇／公视人生剧展：爱说谎的妮可 - 普达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李璇／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陈柏蓁／驯富记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万芳／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七）《迷你剧集男配角奖》 吴中天／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 吴朋奉／公视人生剧展：海边的人 - 绿光全传播有限公司（公视） 余承恩／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唐川(曾均崧)／神秘列车 - 客家电视台 莫子仪／公视人生剧展：艾草 - 维视传播有限公司（公视） （八）《迷你剧集女配角奖》 小巴／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李律／公视人生剧展：望见童年－木头人 -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周姮吟／公视人生剧展：艾草 - 维视传播有限公司（公视） 万芳／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葛蕾／幸福时光之有你真好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九）《戏剧节目导播（演）奖》 林合隆／换换爱 - 可米富亚传播事业有限公司（华视） 梁修身／别再叫我外籍新娘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陈铭章／命中注定我爱你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陈慧翎／大爱剧场－黄金线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钮承泽、林清振／我在垦丁*天气晴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十）《迷你剧集导播（演）奖》 马志翔／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马庆钟／驯富记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陈慧翎／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杨雅喆／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郑芬芬／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十一） 《非戏剧类节目导播（演）奖》 王梦黛／草地状元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邱显忠／以艺术之名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洪智育、吴国忠／台湾客翻天 - 密度影视事业有限公司（客家电视） 麦觉明／MIT台湾志 - 大麦影像传播工作室（中视） 罗文杰、郑安麟／冒险王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 《戏剧节目编剧奖》 王小棣、温郁芳、黄琼慧、张可欣、柯雁心、曾莉婷／我在垦丁*天气晴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陈玉珊、潘逸群、陈炘怡、杜欣怡／命中注定我爱你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陈美珊、陈彬彬、曹晓华／客家文学大戏－烟田少年 - 客家电视台 陈慧翎／大爱剧场－黄金线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费成祺、禹元元、汪秀贤、陈昱均、叶家玲／欢喜来逗阵 - 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 《迷你剧集编剧奖》 辛建宗／公视人生剧展：爱说谎的妮可 - 普达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马志翔／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陈世杰、王词仰／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陈慧翎、尹馨／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郑芬芬／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十四） 《综合节目主持人奖》 Janet(谢怡芬)／疯台湾 - 新加坡商全球纪实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Discovery旅游生活频道） 于美人／国民大会 - 联意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书、陈濂侨／听听看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沈春华／沈春华LIFE秀 -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陶晶莹、阿KEN (林暐恒)、纳豆(林郁智)／大学生了没 -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 《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吴宗宪、阿雅 (柳翰雅)／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利菁／麻辣天后宫 - 香港商亚太星空传媒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卫视中文台） 郭子干、邰智源、九孔 (吕孔维)、洪都拉斯 (洪胜德)、许杰辉／全民最大党 -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陶晶莹／超级星光大道 -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蔡康永、小S (徐熙娣)／康熙来了 -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十六） 《歌唱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于冠华、高蕾雅、曾淑勤／超级原舞曲 - 原住民族电视台 沈文程(周沈文程)、许杰辉／爱拼才会赢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利菁／超级偶像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郑进一(郑俊义)、蔡幸娟／台湾望春风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 《摄影奖》 Pollock Jacob Harrison／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王顺民／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 陈国隆／OHAEVA．哥哥 -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 陈惠生／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廖敬尧、郑皓诠、范胜翔、许富翔／公视人生剧展：躲猫猫 -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十八） 《剪辑奖》 翁韵如／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陈小菁／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 陈慧翎／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 雷震卿／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苏宜为／OHAEVA．哥哥 -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 （十九） 《音效奖》 翁之梁／以艺术之名第2集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马修连恩、廖祺华、赖畯笙、关文如／台湾客翻天 - 密度影视事业有限公司（客家电视） 曹源峰、高伟晏／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郭礼杞／陈建骐／公视人生剧展：跳格子 -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黄廷尧／OHAEVA．哥哥 -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 《灯光奖》 牛云龙／OHAEVA．哥哥 -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 陈冠廷／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庄季营／公视人生剧展：望见童年－木头人 -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庄胜钦／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 庄胜钦／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 （二十一） 《美术设计奖》 李育升、许瑜庭、徐得寰、徐得宇、蔡俊郎／刘三妹 - 客家电视台 陈竹升、萧正伟／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 张宇翱／乱世豪门 - 万仁电影有限公司（公视） 许英光、陈姚君／大将徐傍兴 - 客家电视台 严国良／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影一制作所（公视） ◎营销广告奖 （一）《节目营销奖》 大将徐傍兴 - 客家电视台 大爱剧场－黄金线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别再叫我外籍新娘 -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命中注定我爱你 -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绽放真台湾2 - 香港商亚太星空传媒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国家地理频道）br \\\/> （二）《频道广告奖》 大爱爱地球系列 - 静思文化志业有限公司 台湾之美系列 聆听台湾最在地的声音－木雕老师傅篇 - 民视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希望．爱】系列 -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找寻台湾心，放眼大视界 -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圆成客家篇 - 客家电视台 ◎研究发展奖（得奖者） 江国梁、赵志远、刘星劭／无线寛频(WiMax)新闻采访作业平台暨交互式手持电视播放系统之研究与发展 -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资料：官网。
回答者： S_K_922 - 试用期 一级 10-13 21:42 我来评论>>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This is so good, thanks =) I'll add you additional 30 points for this =) Thanks!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4 个人评价 50% （2） 50% （2） 相关内容 • 明星志愿3里的三大奖项的具体时间?? • 8月2日举行的2008MTV亚洲大奖的入围名单为什么没有日... • 新疆2008公务员选调生面试入围名单何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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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安徽省省直公务员入围名单 查看同主题问题：入围名单 金钟奖 其他回答 共 1 条 台湾第43届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日前公布，导演杨雅喆执导的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入围8项成为最大赢家，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也入围6个奖项。
男女主角入围名单中，杨丞琳、林依晨、陈乔恩、张韶涵抢“视后”宝座；男主角方面，阮经天、吴尊、郑元畅、贺军翔等人气偶像全军覆没，由本土剧及实力派演员争天下。
偶像剧一姐争“视后” 去年金钟奖的入围名单被实力派演员和新人包揽，人气偶像全数失落而归。
少了偶像和粉丝追逐的热情，当时的金钟奖显得庄重有余热闹不足。
本届入围名单商业挂帅反映市场，入围作品清一色创下高收视率，其中，入围戏剧节目女主角的演员都是去年收视夺冠的偶像剧一姐，杨丞琳、林依晨、陈乔恩都是第一次入围。
杨丞琳说，接到报喜电话激动得哭了，张韶涵则显得很冷静，第一反应是：“哦，这样啊
” 与女偶像表现亮眼相比，男偶像们都坐冷板凳，阮经天、吴尊、郑元畅、贺军翔都出局，仅彭于晏和入围男配角的李威撑场面。
倒是本土剧以及实力派演员表现出色，《娘家》成收视冠军，演员雷洪、何豪杰、李兴文都入围，竞争似乎更加激烈。
在戏剧奖项入围名单中，偶像剧大放异彩，包括《命中注定我爱你》《恶作剧2吻》《公主小妹》《换换爱》《斗牛要不要》都有奖项入围。
收视率超高的《命》与强劲对手《大爱剧场——黄金线》同样入围6项，而且有5个奖项是两强同时入围，几乎是场场对决。
综艺节目名单不变 入围最佳综艺节目和最佳主持人的提名名单与往年无异。
《全民最大党》《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哈林国民学校》《综艺大赢家》及《超级星光大道》入围最佳综艺节目。
吴宗宪、阿雅、利菁、蔡康永、小S徐熙媛、陶子陶晶莹等入围最佳主持人。
灾后如何重建家园?
台胞为大陆患者提供骨髓：爱心入髓 血浓于水 2006年12月13日03:33 12月6日凌晨2时05分，在广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的无菌病房里，正紧张进行着一项特殊的手术，一位捐赠者的骨髓缓缓输入白血病患者简琳的体内，这个生命垂危的桂林女孩重新获得了生机。
在众多的白血病患者中，简琳是幸运的，因为，她在位于台湾花莲的骨髓干细胞中心，找到了白细胞抗原完全匹配的骨髓。
为她无偿提供骨髓的台湾同胞，是一位38岁、体重43公斤的瘦弱女性。
事实上，自从1997年4月8日，54岁的台湾妇女杨秀霞为17岁的安徽少年刘金权捐赠骨髓以来，这种跨越海峡的爱心传递就不绝如缕，渐成常态。
到目前为止，已有400多位台湾同胞的骨髓通过慈济骨髓捐赠中心，为大陆的血液病患者带来生机。
旅途辗转，然而为了点亮希望的明灯，台湾同胞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大爱和真情。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大地震，可是9月22日是慈济骨髓捐赠中心事先就定好的为浙江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送髓的日子。
面对不断的余震，捐献骨髓的台湾同胞与慈济的医护人员冒险完成骨髓的抽取。
医护人员几经辗转于当天深夜赶到杭州，将生命之髓送到医院。
这样让人感动的事例不一而足。
成立于1993年的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是全球唯一靠民间善款构建起来的骨髓库，如今在这里登记备案个人骨髓干细胞资料的超过30万人。
中心已完成1000多笔捐赠骨髓配对，接受骨髓移植者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向大陆捐赠案例最多。
之所以有这样高的配对比例，慈济医护人员的解释最为朴素、精当：“因为同是华夏儿女的缘故
骨髓配型最基本的要素有两个，一是从自己所属的族群中寻找相同遗传标志的捐髓者成功几率最高，再就是同一族群的人其抗原种类和频率最相似。
从人类学、遗传学的观点来看，两岸同胞毋庸置疑是同源、同种，所以，才能获得如此高的配对几率
” 血脉相连，爱心相映，这种血缘亲缘之爱跨越了山水阻隔，超越了政治纷争。
如今，两岸之间的爱心传递又由单向发展为双向。
今年早些时候，32岁的哈尔滨电工阎善义，捐赠骨髓干细胞给台湾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之弟郭台成，成为大陆第一位为台胞提供造血干细胞捐赠者，谱写了两岸爱心接力、生命接力的新篇章。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不断推进，相信那些“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同胞，不幸中将有更多幸运，重沐生命的光辉
《人民日报》 (2006-12-13 第10版)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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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主角入围名单中，杨丞琳、林依晨、陈乔恩、张韶涵抢“视后”宝座；男主角方面，阮经天、吴尊、郑元畅、贺军翔等人气偶像全军覆没，由本土剧及实力派演员争天下。
偶像剧一姐争“视后” 去年金钟奖的入围名单被实力派演员和新人包揽，人气偶像全数失落而归。
少了偶像和粉丝追逐的热情，当时的金钟奖显得庄重有余热闹不足。
本届入围名单商业挂帅反映市场，入围作品清一色创下高收视率，其中，入围戏剧节目女主角的演员都是去年收视夺冠的偶像剧一姐，杨丞琳、林依晨、陈乔恩都是第一次入围。
杨丞琳说，接到报喜电话激动得哭了，张韶涵则显得很冷静，第一反应是：“哦，这样啊
” 与女偶像表现亮眼相比，男偶像们都坐冷板凳，阮经天、吴尊、郑元畅、贺军翔都出局，仅彭于晏和入围男配角的李威撑场面。
倒是本土剧以及实力派演员表现出色，《娘家》成收视冠军，演员雷洪、何豪杰、李兴文都入围，竞争似乎更加激烈。
在戏剧奖项入围名单中，偶像剧大放异彩，包括《命中注定我爱你》《恶作剧2吻》《公主小妹》《换换爱》《斗牛要不要》都有奖项入围。
收视率超高的《命》与强劲对手《大爱剧场——黄金线》同样入围6项，而且有5个奖项是两强同时入围，几乎是场场对决。
综艺节目名单不变 入围最佳综艺节目和最佳主持人的提名名单与往年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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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杜正胜，1990) 换言之，传统中国社会（此“社会”乃广义言之，不同于滕尼斯所言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既
第43届金钟奖都有哪些明星啊
九十七年度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出炉-依晨入围戏剧节目女主角奖97年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一、节目奖(一）戏剧节目奖大爱剧场－黄金线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我在垦丁*天气晴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命中注定我爱你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客家文学大戏－菸田少年 客家电视台娘家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二）迷你剧集奖公视人生剧展：木棉的印记 电视纪制作有限公司（公视）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影一制作所（公视）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驯富记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三）传统戏剧节目奖快雪时晴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客家传统戏曲－宝莲灯 客家电视台慈禧与珍妃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四）教育文化节目奖13响－客家青年筑梦故事 客家电视台101 高峰会 联意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大爱全纪录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日头下‧月光光 客家电视台以艺术之名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五）综合节目奖MIT台湾志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客翻天 客家电视台草地状元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疯台湾 新加坡商全球纪实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Discovery旅游生活频道）银发熟年－孙越和他的老朋友们 大好传播有限公司（公视）（六）娱乐综艺节目奖全民最大党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哈林国民学校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超级星光大道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综艺大赢家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七）歌唱综艺节目奖台湾望春风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周日狂热夜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超级原舞曲 原住民族电视台超级偶像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二、个人奖（一）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张晨光／欢喜来逗阵 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张善为／客家文学大戏－菸田少年 客家电视台彭于晏／我在垦丁*天气晴 红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公视）温升豪／大将徐傍兴 客家电视台雷洪／娘家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二）戏剧节目女主角奖林依晨／恶作剧2吻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柯素云／大爱剧场－黄金线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陈乔恩／命中注定我爱你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张韶涵／公主小妹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杨丞琳／换换爱 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王欣逸／大爱剧场－阳光下的足迹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李威／斗牛‧要不要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李兴文／娘家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何豪杰／娘家 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陈宇风／大爱剧场－黄金线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四）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六月／欢喜来逗阵 中华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王琄／大将徐傍兴 客家电视台林美秀／命中注定我爱你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刘秀雯／星星知我心2007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苏明明／大爱剧场－青青兰花草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五）迷你剧集男主角奖阿BEN(白吉胜)／公视人生剧展：爱说谎的妮可 普达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公视）吴朋奉／公视人生剧展：木棉的印记 电视纪制作有限公司（公视）李冠毅／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影一制作所（公视）金伟杰／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蓝苇华(蓝伟育)／神秘列车 客家电视台（六）迷你剧集女主角奖尹馨／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何以奇／公视人生剧展：爱说谎的妮可 普达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公视）李璇／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陈柏蓁／驯富记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万芳／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七）迷你剧集男配角奖吴中天／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吴朋奉／公视人生剧展：海边的人 绿光全传播有限公司（公视）余承恩／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唐川(曾均崧)／神秘列车 客家电视台莫子仪／公视人生剧展：艾草 维视传播有限公司（公视）（八）迷你剧集女配角奖小巴／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李律／公视人生剧展：望见童年－木头人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周姮吟／公视人生剧展：艾草 维视传播有限公司（公视）万芳／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影一制作所（公视）葛蕾／幸福时光之有你真好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九）戏剧节目导播（演）奖林合隆／换换爱 可米富亚传播事业有限公司（华视）梁修身／别再叫我外籍新娘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陈铭章／命中注定我爱你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陈慧翎／大爱剧场－黄金线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钮承泽、林清振／我在垦丁*天气晴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十）迷你剧集导播（演）奖马志翔／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马庆钟／驯富记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陈慧翎／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杨雅?／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 v一制作所（公视）郑芬芬／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十一）非戏剧类节目导播（演）奖王梦黛／草地状元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邱显忠／以艺术之名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洪智育、吴国忠／台湾客翻天 密度影视事业有限公司（客家电视）麦觉明／MIT台湾志 大麦影像传播工作室（中视）罗文杰、郑安麟／冒险王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十二）戏剧节目编剧奖王小棣、温郁芳、黄琼慧、张可欣、柯雁心、曾莉婷／ 我在垦丁*天气晴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陈玉珊、潘逸群、陈忻怡、杜欣怡／ 命中注定我爱你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陈美珊、陈彬彬、曹晓华／客家文学大戏－菸田少年 客家电视台陈慧翎／ 大爱剧场－黄金线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费成祺、禹元元、汪秀贤、陈昱均、叶家玲／ 欢喜来逗阵 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十三）迷你剧集编剧奖辛建宗／公视人生剧展：爱说谎的妮可 普达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公视）马志翔／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陈世杰、王词仰／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陈慧翎、尹馨／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郑芬芬／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十四）综合节目主持人奖Janet(谢怡芬)／疯台湾 新加坡商全球纪实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Discovery旅游生活频道）于美人／国民大会 联意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王晓书、陈濂侨／听听看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沈春华／沈春华LIFE秀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陶晶莹、阿KEN (林暐恒)、纳豆(林郁智)／大学生了没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十五）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吴宗宪、阿雅 (柳翰雅)／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利菁／麻辣天后宫 香港商亚太星空传媒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卫视中文台）郭子乾、邰智源、九孔 (吕孔维)、洪都拉斯 (洪胜德)、许杰辉／全民最大党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陶晶莹／超级星光大道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蔡康永、小S (徐熙娣)／康熙来了 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十六）歌唱综艺节目主持人奖于冠华、高蕾雅、曾淑勤／超级原舞曲 原住民族电视台沈文程(周沈文程)、许杰辉／爱拼才会赢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利菁／超级偶像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郑进一(郑俊义)、蔡幸娟／台湾望春风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十七）摄影奖Pollock Jacob Harrison／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一制作所（公视）王顺民／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陈国龙／OHAEVA．哥哥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陈惠生／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廖敬尧、郑皓诠、范胜翔／公视人生剧展：躲猫猫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十八）剪辑奖翁韵如／公视人生剧展：长假 三群制作事业有限公司（公视）陈小菁／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陈慧翎／公视人生剧展：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 岛屿视觉创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视）雷震卿／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影一制作所（公视）苏宜为／OHAEVA．哥哥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十九）音效奖翁之梁／以艺术之名第2集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马修连恩、廖祺华、赖畯笙、关文如／台湾客翻天 密度影视事业有限公司（客家电视）曹源峰、高伟晏／生命关怀系列－说好不准哭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郭礼杞／陈建骐／公视人生剧展：跳格子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黄廷尧／OHAEVA．哥哥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二十）灯光奖牛云龙／OHAEVA．哥哥 纬来电视网股份有限 公司陈冠廷／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影一制作所（公视）庄季营／公视人生剧展：望见童年－木头人 积木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公视）庄胜钦／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庄胜钦／公视人生剧展：蟹足 台湾时华制作有限公司（公视）（二十一）美术设计奖李育升、许瑜庭、徐得寰、徐得宇、蔡俊郎、刘三妹 客家电视台陈竹升、萧正伟／公视人生剧展：桔酱的滋味 大观影视有限公司（公视）张宇翱／乱世豪门 万仁电影有限公司（公视）许英光、陈姚君／大将徐傍兴 客家电视台严国良／公视人生剧展：不爱练习曲 影? @制作所（公视）三、行销广告奖（一）节目行销奖大将徐傍兴 客家电视台大爱剧场－黄金线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别再叫我外籍新娘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命中注定我爱你 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绽放真台湾2 香港商亚太星空传媒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国家地理频道）（二）频道广告奖大爱爱地球系列 静思文化志业有限公司台湾之美系列 聆听台湾最在地的声音－木雕老师傅篇 民视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希望．爱】系列 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找寻台湾心，放眼大视界 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圆成客家篇 客家电视台四、研究发展奖（得奖者）江国梁、赵志远、刘星劭／无线?频(WiMax)新闻采访作业平台暨互动式手持电视播放系统之研究与发展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预定在10月31日晚间7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东风卫视将全程转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