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与祖国共奋进 与时代同发展” 为主题的演讲比赛的主持词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意义是多么的深刻，特别对我们部队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而紧密，我们打开的国门不仅让世界先进的科技浪潮涌了进来，同时也把一些腐朽没落的残渣和糟粕挟了进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给我们部队也同样带来了许多各方面的困难。
尤其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可能要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会暂时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生活产生困难，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一些工人下了岗、失了业，生活处于较为贫困状态，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某些不完善造成许多学校或明或暗的乱收费，教育成本增长过快使得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或者出现了供出一个大学生全家从“吃肉到吃糠”的现象，医疗制度改革的措施不到位，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很多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迟缓使得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地步，以上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潮。
面对这改革前进中出现的曲折有的人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团结奋进；有的人则信神、信鬼，信异端邪说，拜金主义至上，崇洋媚外，为一己之私而出卖祖国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一切行为和动机皆物质化。
面对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进行拨乱反正，社会急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就像指航的明灯一样，使我们有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行动指南，使我们对社会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有了更加明确的分辨能力，为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背叛祖国为耻。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与人交往，看一个人是否可交是否对人真诚，看什么，应该看他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如何、孝顺与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他又能爱谁呢
而我作为一名军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如母亲般的祖国都不热爱，他又会热爱这世界上的什么呢，又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热爱呢。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她古老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说她年轻是因为中国只是现今世界上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百业待兴，万事待举。
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治理起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吧，要使得13亿人口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行，有医疗，有教育，国富民强，这对任何一个政府和执政党来说都是件世界之最的挑战，而这个世界上能战胜这挑战使13亿人民安居乐业的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远古到如今，中国经历了多少朝代兴衰变幻，可给百姓带来的是“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生活，就是封建王朝的盛世之年也不过是让百姓稍微过上温饱之日，减轻拉一些战争和劳役之苦；而中国的近现代则饱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与蹂躏，割地赔款给列强，遭受侵略与奴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广大民众才得到了彻底的翻身与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一穷二白”到现在逐步走向富强，从“东亚病夫”到“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过去，我们吃着粗粮淡饭，缺鱼少肉，缺油少盐，今天，我们吃着新鲜的蔬菜，餐餐白面大米，顿顿有鱼有肉；过去，我们衣衫蓝缕，今天，我们穿着时尚，衣着光鲜；过去我们住着潮湿低矮的土房，漏雨透风，今天我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冬暖夏凉；过去我们只能听听广播，今天我们看着彩色电视，通过各种媒体来了解世界；过去我们大多数只能接受中等教育，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读大学，考研究生，读博士。
今天，党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人民的生活，解决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我们生活在这温暖的祖国怀抱中，我们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怎能不从心底发出由衷的热爱之情。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把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没有企业的发展，就不能保证企业员工的收入，就会使得群众的生活没有保障，就无法让群众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带来的实际好处，就不能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经济是基础，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为国家多上缴利税，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富强。
个人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企业是个人才华施展的天地，是个人理想实现的平台，人人努力工作，企业才能兴旺发达，企业发展的好，个人才能有发展的空间，有强大的祖国做坚强后盾，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才能有保障。
如今，我们赶上了这改革开放的年代，赶上了祖国走向富强的时代，就让我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经济繁荣，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辛勤工作，努力奋斗，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把一切都献给党和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求“与祖国共奋进 与时代同发展” 为主题的演讲比赛的主持词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意义是多么的深刻，特别对我们部队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而紧密，我们打开的国门不仅让世界先进的科技浪潮涌了进来，同时也把一些腐朽没落的残渣和糟粕挟了进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给我们部队也同样带来了许多各方面的困难。
尤其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可能要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会暂时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生活产生困难，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一些工人下了岗、失了业，生活处于较为贫困状态，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某些不完善造成许多学校或明或暗的乱收费，教育成本增长过快使得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或者出现了供出一个大学生全家从“吃肉到吃糠”的现象，医疗制度改革的措施不到位，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很多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迟缓使得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地步，以上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潮。
面对这改革前进中出现的曲折有的人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团结奋进；有的人则信神、信鬼，信异端邪说，拜金主义至上，崇洋媚外，为一己之私而出卖祖国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一切行为和动机皆物质化。
面对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进行拨乱反正，社会急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就像指航的明灯一样，使我们有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行动指南，使我们对社会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有了更加明确的分辨能力，为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背叛祖国为耻。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与人交往，看一个人是否可交是否对人真诚，看什么，应该看他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如何、孝顺与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他又能爱谁呢
而我作为一名军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如母亲般的祖国都不热爱，他又会热爱这世界上的什么呢，又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热爱呢。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她古老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说她年轻是因为中国只是现今世界上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百业待兴，万事待举。
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治理起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吧，要使得13亿人口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行，有医疗，有教育，国富民强，这对任何一个政府和执政党来说都是件世界之最的挑战，而这个世界上能战胜这挑战使13亿人民安居乐业的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远古到如今，中国经历了多少朝代兴衰变幻，可给百姓带来的是“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生活，就是封建王朝的盛世之年也不过是让百姓稍微过上温饱之日，减轻拉一些战争和劳役之苦；而中国的近现代则饱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与蹂躏，割地赔款给列强，遭受侵略与奴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广大民众才得到了彻底的翻身与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一穷二白”到现在逐步走向富强，从“东亚病夫”到“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过去，我们吃着粗粮淡饭，缺鱼少肉，缺油少盐，今天，我们吃着新鲜的蔬菜，餐餐白面大米，顿顿有鱼有肉；过去，我们衣衫蓝缕，今天，我们穿着时尚，衣着光鲜；过去我们住着潮湿低矮的土房，漏雨透风，今天我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冬暖夏凉；过去我们只能听听广播，今天我们看着彩色电视，通过各种媒体来了解世界；过去我们大多数只能接受中等教育，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读大学，考研究生，读博士。
今天，党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人民的生活，解决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我们生活在这温暖的祖国怀抱中，我们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怎能不从心底发出由衷的热爱之情。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把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没有企业的发展，就不能保证企业员工的收入，就会使得群众的生活没有保障，就无法让群众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带来的实际好处，就不能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经济是基础，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为国家多上缴利税，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富强。
个人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企业是个人才华施展的天地，是个人理想实现的平台，人人努力工作，企业才能兴旺发达，企业发展的好，个人才能有发展的空间，有强大的祖国做坚强后盾，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才能有保障。
如今，我们赶上了这改革开放的年代，赶上了祖国走向富强的时代，就让我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经济繁荣，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辛勤工作，努力奋斗，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把一切都献给党和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唐朝政治制度的影响
唐朝政治制度主要是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
介绍：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
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
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六部制影响：三省之间既相互限制，有互为补充，明确分工，提高了办事效率，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
三生六部制的确立，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标志，决策、审议、执行权力的分解，既明确了行政分工，又是三省之间相互牵制，对后世的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介绍：唐朝时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
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
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
地方上设有州、县学。
学生称生徒，学习成绩好的，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制影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唐朝政治制度的影响
唐朝政治制度主要是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
介绍：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
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
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六部制影响：三省之间既相互限制，有互为补充，明确分工，提高了办事效率，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
三生六部制的确立，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标志，决策、审议、执行权力的分解，既明确了行政分工，又是三省之间相互牵制，对后世的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介绍：唐朝时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
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
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
地方上设有州、县学。
学生称生徒，学习成绩好的，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制影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经济人假设基本内容。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
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
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
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
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
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
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
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 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
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
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
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
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
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
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
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事。
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
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
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
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
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
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
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
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
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③监督信息不完备。
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
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
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
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
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
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
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
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
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阶段。
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
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
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
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
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
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
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
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
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
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
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
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
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
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absolutelyabsolute,norabsolutelyrelative,butrelatively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著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
与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
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
“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
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
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
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
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
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
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PeterStringhamandToddJ.Zywicki，2011，“Hayekian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
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
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
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
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
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Rawlsonfreedom,personhoodandconstitutionalchoice”，TheEuropeanJournalof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vol.19，issue1，pp.23-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
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
”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
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socialprocedure”，Ethics，vol.52，no.3，pp.253-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JamesBuchanan”（论布坎南）。
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cultivationofthetasteforpublicreasoninginanopen-mindedway,whichJamesBuchananhasdonesomuchtoadvance,isoneofthefeaturesofhisgreatnessforwhicheconomistsandothersocialscientists—andindeedtheworldatlarge—havemuchreasontobe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著，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
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majorheroofmine”）。
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
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
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
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
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
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
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
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M.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and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AmartyaSenandBernard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andBeyond）。
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
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
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weowetoeach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著《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
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
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Arrow，1951，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
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Arendt，1958，TheHuman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
阿罗说（上引著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
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
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
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
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
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
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
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
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
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
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
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
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
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公室。
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
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
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全球化时代是什么
世界正在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的一个突出特点。
无论是在全球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
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
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
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1997年4月23 日），下册第2469页 当前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
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
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
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
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
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
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不断扩大。
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
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
世界仍不安宁。
《高举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 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上册第41－42页 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有这样几种趋势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世界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
经济市场化、贸易与投资国际化、区域经济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增加，合作增强，摩擦和竞争也在加剧。
全球市场、资金、资源的争夺矛盾更加尖锐，世界范围的贸易竞争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越来越激烈。
二是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各国更加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
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下一个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时代。
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三是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近些年，加快，但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特别是今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波及世界许多地区。
我们要密切注视市场的变化，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努力做到趋利避害。
（1997年12月9日）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
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
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
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势必继续加大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
根本的出路在于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1 月18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9日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
世界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
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也要看到，世界各种力量的发展仍很不平衡。
《在武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1999年 5月30日） 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
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15日） 展望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有三个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是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近年来，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变革。
新产品层出不穷，高科技产品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
西方国家企业购并风潮迭起，大大提高了它们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二是科技进步突飞猛进。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将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
三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投资方式和国际分工的变化，加速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密切了国际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
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策略把握不当，其金融、经济就会面临风险和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努力使自己发展得更快、更好。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15日） 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
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
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
《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9月6日），《十五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353－1354页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祝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