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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改革现场会主持词

时间:2020-04-16 04:57

班级开音乐会的主持词

A:尊敬的各位评委、B: 领导、老师, C: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上午好

A: 音乐课上我们去品尝着那优美的音符、去感受着那动人的旋律。

B: 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我们的心得到了解放,我们是最快乐的。

C: 今天的音乐会上、我们将尽情的展现自己、绽放迷人的风采。

A: 让我们与音乐伴舞,用童真,童趣对音乐进行了另一番诠释。

B: 让我们一起欢唱,让我们一起祝愿

C: 让我们用最精彩的表现,来迎接这场班级音乐会。

合:朋友们,来吧

A:我是主持人**,B:我是主持人**, C: 我是主持人**, ,合: 欢迎来到三年级班级音乐会演出的现场。

A:现在我宣布三年级班级音乐会正式拉开椎幕。

B: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学习,有这么多快乐的伙伴,我们真是一群快乐宝贝啊

C:接下来请欣赏歌表演《快乐宝贝》,表演者:*。

A: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可爱的家,就像我们生活在三年级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一样。

B: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可爱的家》,表演者: **C:下面请欣赏歌曲《打秋千》,表演者:**。

A: 你能够用口风琴吹奏几首乐曲啊

B: 大概有4首吧

A: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口风琴小合奏《法国号》吧

看看三年级小吹奏手的精彩表演吧

B:好,请欣赏,表演者:C:下面请欣赏歌曲《卖报歌》,表演者:**等7人。

A: 或欢快,或激昂,或柔美,或明朗。

B:丝丝入扣,每一个音符都把真情流露,温情传送。

C:请欣赏下一个节目歌曲《对鲜花》,表演者:B:我们班的女生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下面让我们欣赏她们为我们带来的舞蹈《最炫民族风》。

C:表演者:***等同学。

A:我们都是农村人,有时候也会帮助爸爸妈妈去农田里干农活,你们都有什么感受呢

B: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小合唱《小瓜棚》,看看他们是怎样的

表演者:三年级19名男同学。

A:下面请欣赏口风琴合奏《粉刷匠》,表演者:B:爸爸妈妈永远都是最爱我们的人,陪伴着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C:接下来请欣赏歌表演《小船》,表演者:(***等6人。

A:你喜欢拉丁舞吗

今天段瑞瑞同学还为我们带来了一段拉丁舞表演《牛仔很忙》,请欣赏。

B: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少先队植树造林歌》,表演者:**等6人。

B:互相帮助是一种美德。

A:幸福的时刻总是那么短暂,B:小小班级音乐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C:感谢大家的光临,让我们期待下一次音乐会的到来

A:各位嘉宾、B:各位领导、老师们、C:同学们,合:再见

达芬奇 儒略历 星座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可以讨论一下。

第一,达芬奇的生日,以我们现在的公历来看,只能大体的推算一下。

假设在推行儒略历之前,日期都按照我们现在的计算方法来计算的话(虽然不可能),直到达芬奇出生的1452年,儒略历就大概推行了将近1600年了,而儒略历按现在的算法是400年要多出3.12日,所以达芬奇的生日按照现在的公历看肯定是在4月3日之前了,就算4月2日吧,这也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太阳星座,并不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

第二同我前面所说,他的太阳星座应该就必然是白羊座咯,太阳星座就是出生那天的公历日期。

第三,想用现在的星座知识来分析古人,其实怎么转换都没用,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性格大概的分析了,毕竟时间的误差还是相当大的,几百几千年后,我们现在计算日期的方法也许也会被认为是误差很大的,所以用现在的日期丈量古人的生日本身就是错误的。

第四,现在占星学里面的十二星座从古希腊到现在都是按照30°一个星座这种方法分的,按照天文学的眼光看,天上的星座多了去了,但是占星上的30°分法并不与天文学上的星座矛盾。

正因为这种方法是非常粗略的,所以占星学上才会更具体的以星盘来分析一个人的性格等等,比如结合月亮星座金星星座,或者看太阳星座落在哪一个宫之类的啊。

第五,个人觉得lz完全没有必要相信所谓的对达芬奇的描述,我们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谁都不知道他真实的性格是怎样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所谓达芬奇的性格早就被人们加上了各种各样的想象。

就比如西藏,以前在人们眼中都是神秘莫测的,也许现在也是,但曾经生活在西藏的那些人物,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性格。

但不可否认的是达芬奇是个大艺术家,可仅凭这点并不能给他扣上是什么什么星座的帽子,每一个星座都出过艺术家,星座仅仅是一种标志或者一个符号而已,同一天出生的人性格人生不同太正常了,lz如果真的想分析达芬奇,还是从他的艺术作品入手吧,当一个人被后人记住时,越往后,人们就会越淡化他的生辰,故乡,甚至外贸和祖国,人们只会记住他的成就,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最后,奉劝lz把三妈的话当个参考看看就好,好话笑笑,坏话忘掉,占星这个东西,东西方文化差异太大,想用他来参考人生,还是去找找生活习惯社会文化背景都相似的大师帮忙指指路吧,水太深,真正陷阱去就会发现算天算人都不是好好跟着地球转,痴迷与古老文化的同时也要抬起头看看现实,就算你躲过了所有意外病痛折磨,生来被赋予更多的智慧,如果没亲口尝尝克服上天的苦难而得到的成功的滋味,就算有个完美星盘就算长生不老又有什么意义呢

要一篇关于垃圾分类的主持稿,跪求撒~

河南省兰考县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5月8日至9日上午,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召开,会议学习了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11名县委常委班子成员开展了对照检查和相互批评。

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兰考县委做了充分准备,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主线,分层分类抓好学习,广开言路汇集民意,深查细照剖析检查。

整个专题民主生活会贯穿整风精神,既严肃认真,又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共同提高、增进团结的目的。

一、深入学习,打牢思想基础县委认识到,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关键在提高认识、打消顾虑,做好思想准备。

民主生活会召开前,一些班子成员思想上有“三个包袱”,一是压力大,感到对照焦裕禄精神标杆有较大差距,担心不说成绩、只检查“四风”,会被抓“辫子”。

二是顾虑多,怕问题说重了、根源挖深了,下不了台、收不了场,给自己惹“麻烦”。

三是怕得罪人,给别人提意见辣味足了,怕让别人难堪,结下“积怨”。

针对这些思想顾虑,县委对症施治,在前期学习教育的基础上,又带着问题开展了4轮学习。

第一轮,认真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规定必读“5本书”,特别是把总书记亲临兰考调研指导时的重要讲话分为5个专题、焦裕禄精神分为4个专题,集中2个白天、10个晚上,每次由1名常委领学,一字一句深学原文,2至4名常委重点交流发言、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深刻领会总书记谆谆教诲、体悟殷切期望。

第二轮,深入学习总书记去年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认真观看去年新华社关于河北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新闻报道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专题片,借鉴第一批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成功经验,努力把握要领、方法,坚定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信心。

第三轮,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要坚决防止用形式主义来反形式主义等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学习第二批活动推进会、中央政治局常委联系点工作座谈会精神,认真审视问题、纠偏纠错、提高标准。

第四轮,用学习提高来拷问心灵,班子成员利用2天时间,联系兰考改革发展、干部作风建设、个人思想工作实际,进行深入研讨、反复拷问: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50年了,为什么兰考至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50年了,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

一轮一轮的学习、一次一次的反思、一遍一遍的拷问,使县委常委班子成员的灵魂深受触动,打开了心结、提升了境界、提振了精神,为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了思想准备。

二、坚持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找准找实突出问题县委常委对标“三严三实”要求,以焦裕禄为榜样深查细照反观自身,以真诚换真情、用真心听真话,深入查摆“四风”突出问题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坚持广开言路、汇集民意,县委采取开通民心热线、设立意见箱、网上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收集党员群众最困难的事、最不满意的事和最期盼的事;11名县委常委分别利用2至3天时间入村住户蹲点调研,进农户115户、访企业37家、召开座谈会75场,面对面听群众讲真话、讲心里话,摆问题、提意见。

班子成员积极主动查找自身问题,注重从群众来访和信访积案中,从典型案例、重大事件和基层暴露的问题中,倒查“四风”问题和民生问题。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巡回督导组和省委督导组多次向县委反馈通过深入调研、谈心谈话等渠道了解掌握的突出问题。

县委班子成员相互征求意见,相互帮助查找问题。

县委先后6次召开常委会,其中一次从晚上8点开到次日凌晨2点,集体查摆班子问题,共同会诊个人问题,对各方面征求到的9725条意见建议原汁原味反馈,认真“梳辫子”、对号入座,班子认领“四风”问题114条,个人认领241条。

县委把查找出的问题反馈给县直部门、乡镇及有关方面,进行“二次聚焦”;召开由286名“两代表一委员”、党员群众代表等参加的评价会,毫无保留地把查摆的问题清单“晒出来”,让大家评头论足,看问题找全找准找实了没有,96%以上的代表认为县委班子和常委个人的问题找得比较准。

三、深刻剖析,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从4月上旬开始,县委常委班子及成员开始着手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班子的对照检查材料由县委书记主持、班子集体研究共同起草,班子成员的对照检查材料均由个人自己动手、反复修改。

每名县委常委真正把自己摆进去,严格进行剖析检查,查问题以事实作支撑,敢于触及深层次问题、实质性问题,力求把准脉、像自己、有深度。

县委常委会多次集体讨论修改县委班子及成员对照检查材料,班子进行了7轮较大的修改,个人普遍修改10稿以上,个别的超过20稿,做到查摆“四风”问题不聚焦的不放过,突出问题没有回应的不放过,自我剖析不深刻的不放过,没有见人见物见思想的不放过,整改措施不到位的不放过。

大家感到,问题越查越具体、越查越深入,每一次修改都是进一步聚焦、剖析、反思的过程,都是一次对标、一次洗礼、一次提升。

从最终形成的对照检查材料看,11名常委共查摆“四风”问题161条,平均每人15条左右;每位同志都聚焦“四风”,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和成长经历,从具体事例中反思问题,一般在每一“风”中都列出了3至5个具体事例。

从查找的“四风”问题看,形式主义方面45条,官僚主义方面49条,享乐主义方面36条,奢靡之风方面31条。

每位同志还分别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担当精神等方面剖析根源,针对查摆的问题提出整改方向,制定具体整改措施。

四、谈心交心,把思想谈通谈透坚持把功夫下在会前,安排1个月时间,扎实开展谈心交心。

一是全面展开谈。

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督导组组长,开封市委书记逐一与县委常委深入交心,点问题、查原因、提要求,纠正了一些同志的“任务”意识和“过关”思想。

县委常委一班人对焦距、找穴位、抓要害,一对一坐下来认真交心,常委还与分管部门负责同志逐个进行了谈心谈话。

二是突出重点谈。

班子成员之间谈心谈话突出“四个重点”,即谈突出问题、谈深层次矛盾、谈思想障碍、谈差距不足,对问题不害怕、不回避、不推脱、不放过,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特别是谈问题时,主动亮明自身问题,诚恳指出对方问题,请对方指出自己问题,做到了把班子问题、本人问题、对方问题、拟在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产生问题的原因及改进措施等“六个谈透”。

三是深入反复谈。

一个月内,常委之间开展了3轮一对一谈心交心,相互不藏着掖着,把内心深处想法摆在桌面上,互相帮助查找问题130多条。

对有问题又不愿认的同志,“掰开揉碎”反复谈,直到谈通为止。

通过坦诚交流思想,大家卸下包袱、敞开心扉,把心里话说出来、把意见找出来、把责任扛起来,加深了理解、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团结。

五、真刀真枪,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辣味班子成员聚焦“四风”,动真碰硬、敢于交锋,批评和自我批评戳到了“麻骨”。

县委书记王新军率先作对照检查发言,其他常委依次对照检查。

每人发言结束后,其他常委逐一对其开展批评。

个人发言一般在25分钟左右,大家对其开展批评一般在15分钟左右,对县委书记的批评时间最长,达25分钟。

自我批评抛开面子、抓住要害。

普遍做到“六不”,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绕”;与岗位职责和成长经历相结合,不“空”;分析问题具体到事,每一“风”都列出具体事例,不“假”;自我表扬的话基本没有,不“夸”;从具体问题中剖析思想根源,不“浅”;针对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措施,不“虚”。

每个人都对遵守政治纪律和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作了检查,对自身存在的“四风”问题一“风”一“风”地进行查摆,对出国(境)、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和住房、职务消费、人情消费、家属子女从业等情况逐一作了说明,并剖析了问题根源,提出了整改措施。

县委书记王新军带头开展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有8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主要包括:政治意识不强,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辨别不清,有时贯彻执行中央规定打折扣、搞变通,有先定调子搞“一言堂”现象,没有很好履行抓党建的职责,满脑子都是经济工作,对基层党建重视不够,对基层基础建设出现的新情况研究不透、吃得不准,致使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强。

担当精神不足,“兰考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为什么50年了经济仍然比较落后,还有将近10万人没有脱贫

为什么经常有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平安建设方面大事小事不断

扪心自问,作为焦裕禄同志之后的第14任县委书记,本应带领县委一班人‘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自己的职责履行好了吗

说到底,面对困难和问题,是自己激情和斗志冷却了、退缩了,讲困难、讲客观多了,自我要求标准低了”。

政绩观有偏差,为了快出形象、出好形象,在打造“亮点”上下功夫大,面上工作做得不扎实,“对县城西出口,要求精心打造,投资1个亿,安装了路灯,进行了高标准绿化,但通往农村的主要干道路面损毁严重,却迟迟没有安排维修”。

群众观念淡薄,“去年元月4日发生的火灾事故,城关镇妇女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在自己家中被烧死7个、烧伤1个,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也给兰考的形象抹了黑,这是我们各级干部漠视群众疾苦造成的恶果,作为县委书记我深感愧疚。

”此外,还深入检查了缺乏吃苦和奉献精神、铺张浪费比较严重、自我约束不严格等问题,“花公家钱不心疼,办公室寝室的空调,整个冬天不关”。

县长周辰良检查自己存在工作浮于表面,摆“花架子”、做“面子活”,干工作虎头蛇尾等形式主义问题;存在片面追求GDP、经济发展速度和县域排名等指标,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没有完全办好、习惯用强迫命令的办法等官僚主义问题;存在工作上有松口气的想法,推动改革怕阻力、怕麻烦,喝好酒、上好菜习以为然,坐好车、住好房心安理得,出差一般宾馆不想住,公交车、地铁不想搭,下乡走访调研冬天怕冷、夏天怕热、风天怕沙等享乐主义问题;存在想把县政府办公楼迁到新区,把工作用车当作专车用,公款支出把关不严等奢靡之风问题。

并从理想信念松懈、宗旨意识减退、主观主义滋长、党性修养放松等方面深挖思想根源。

“觉得自己在兰考当了8年副县长、5年县长,陪了6任县委书记、4任县长,快50岁的人了,心里很失落、不平衡。

”“2012年全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由于缺乏实地调研,忽视了乡与乡之间水利工程的衔接,造成引来黄河水不能全面贯通,影响了全县1万多亩的农田灌溉。

有次下乡,看到一片片的庄稼因浇不上水而大面积枯萎,看到父老乡亲那充满期待的眼神,农民全家就靠这一亩半地啊,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痛。

”自我批评中,周辰良几度哽咽,几位常委和他一起流泪。

县委副书记毛卫丰检查了工作上应付“差事”、打造“盆景”,有时遇事先考虑个人职位,面对来访群众气不顺、心里烦、言语硬,家在开封、经常“走读”,用公款购买茶叶等“四风”问题。

“接待时经常超标准,想想农民人均年收入才6000多元,两箱酒的价钱,就超过了农民一年的收入,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产生了‘负罪感’。

”纪委书记杨岩(女)检查了在查办案件时下不了狠心、硬不起手腕、讲人情味多、按原则办事不够,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重视不够、处理不力,自我要求不严、自我约束不紧,下乡嫌脏、工作怕累,出差经常超标,“住宿条件不好就感觉掉价儿”等问题。

组织部长仝柯峰检查了干部任用中有时碍于多方打招呼、递条子、怕得罪人、不能按原则办事,了解干部情况不够深、一些部门的科级干部还叫不上名字,缺乏创新精神、干部考核抢进度走程序、民主测评走过场,给下属打招呼办过私事、别人找自己办私事也开过“绿灯”等问题。

其他常委也作了深刻的对照检查。

互相批评真刀真枪、见筋见骨。

每位常委自我批评后,其他常委都对其进行批评,提了2至4条批评意见,共提出批评意见313条。

相互批评都直接指出问题,没有先表扬后“希望”的现象,许多意见还点出了具体人具体事。

大家对县委书记王新军提出29条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是作风武断,听不进不同意见,批评人不分场合,动不动就拍桌子,拍出了官气、拍远了同志关系,“让人见你就怯,被骂得晚上睡不着”;围着上级的指挥棒转,抓大事不足、管小事有余,好面子,求高求大求全;遇事喜欢先定调子,影响科学、民主决策,日久不免“一言堂”;干部使用上比较主观,在用人导向上有偏差,来兰考一年多、干部调整有12次等。

对县长周辰良提出30条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是政绩观错位,重工业轻农业,重产值轻环保,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民生建设,执行上级规定打“擦边球”;招商引资饥不择食、把关不严,剜到篮里都是菜,一些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工作过于自信,好凭经验办事,有时候布置工作脱离实际,“中军帐里发令牌”等。

对副书记毛卫丰提出30条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工作浮漂,老是给别人派活,自己不去抓落实;缺乏责任担当,自己做好人,把困难和矛盾上交;手电筒只照别人,好对别人评头品足,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毛病等。

对纪委书记杨岩提出28条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是本位主义突出,对县委派的活总是强调本职工作往外推;拉不下脸面,不想得罪人,执纪不严;坐机关多,把调研当作任务去应付,主动下基层少;缺乏艰苦朴素作风,穿着过分讲究,有娇气等。

对组织部长仝柯峰提出29条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对干部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参谋作用发挥不好;坚持组织原则不够,干部调整中有论资排辈、迁就照顾现象,治理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不到位;精气神不足,工作标准不高,得过且过等。

对其他常委也普遍提出28条左右的批评意见。

尽管相互批评意见在会前谈心中进行了沟通,但会上进行批评时仍然辣味很浓,被批评的同志普遍红了脸、出了汗、坐不住。

但对大家的批评意见,每位同志都能虚心接受。

六、加强领导和督导,传好压力把好关河南省委、中央巡回督导组把兰考作为重点,强化领导、认真指导、从严督导。

一是省委书记抓在手。

先后4次到兰考实地调研8天时间,指导推动活动健康开展;民主生活会召开前,专门抽出2天时间,与县委常委逐一谈心1个小时以上,提醒和指出问题45条,帮助提高认识、放下包袱;主持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明确提出端正态度、直奔问题、实事求是、大胆批评、民主团结等5条要求,在县委常委发言过程中,逐人点评,一针见血。

二是省委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具体抓。

每一环节、每一步骤都派人到现场具体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活动中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对班子成员一一指出问题和不足,鼓励大家敞开心扉,把意见说出来,把问题找出来,把责任扛起来。

三是中央巡回督导组和省委督导组严把关。

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5次深入兰考,了解掌握突出问题,及时向县委常委班子进行反馈;对会议方案、对照检查材料等严格把关,2次进行审核,提出22个方面修改意见;指导做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各项准备工作,全程出席会议并对会议情况进行点评。

省委督导组全程驻点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对常委班子及成员的对照检查材料4次审核把关,多次打回去反复修改,甚至推倒重来。

四是县委常委落实直接责任。

县委常委按照中央要求和总书记指示,多次深入研究,细化实施方案,从一把手做起,常委带头示范。

参照焦裕禄同志生前制定的领导干部“十不准”出台新的“十不准”,常委集体向全县人民公开作出“十项承诺”。

针对常委班子的82项“四风”个性问题集体研究、分批整改,首批确定片面追求GDP增速和县域排名、好人主义等10个立行立改事项,马上就改;针对班子成员的322项“四风”个性问题对号入座、认领归账,具体到事、责任到人,限时整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审批难审批慢、城乡低保和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认定不公、党员干部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分批开展专项整治,对8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科级干部给予党纪处分并在全县通报。

求尊宪护宪的法治征文,一千字以下,最好别超过650字。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

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

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色彩鲜明的宪法,是一部开放思维贯穿的宪法,更是一部人的尊严彰显的宪法。

30年来,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衔接。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克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缺陷,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将来的发展前景,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这个特殊时点,我们更要深思,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施行宪法、捍卫宪法的良好氛围和自觉意识,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

凝聚社会共识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每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向前发展,前提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比如一国以什麼为最终目标和基本底线,内部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规范,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基本社会共识或者只能用武力来获得暂时社会共识的国家,能够自主、和平、可持续地发展,而不陷入战争内耗、四分五裂的泥潭。

因此,立宪承载著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产生於中世纪的宪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虽然主要限於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力,但充分体现了当时英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王权专横的意愿。

此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9年《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与大宪章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限制包括王权在内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性法律,为英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法治国家、开启强国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如果说英国宪法是国王与贵族、精英与平民「妥协」的产物,那麼美国宪法则是吵架「吵」出来的共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3个州先后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联条约》,建立了一个权力孱弱、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它无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任凭各州议会干预司法程序;它无权向各州徵税,以致退伍军人一度因为得不到欠付军饷而威胁兵变;它无权调节州际贸易,无力阻止各州之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力保卫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

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不能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不能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开拓者与后来者之间、农场主与实业家之间、推崇大政府者与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都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

怎麼办

既然不准备武力解决,那麼只能「打嘴仗」——各州派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吵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好几次差点就散了夥,但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先贤最终以纯熟的政治手段和难得的妥协精神,完成了美国立宪进程,建立起权力相对集中但又有效制约的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宪法是美国社会达成基本共识的产物,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裏虽历经沧桑,但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虽经历南北内战却未分崩离析,虽经历经济萧条却未丧失信心。

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好的宪法」,正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面的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已经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关头。

可以说,当今世界剧烈变动,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会思想复杂多远,社会矛盾叠加碰头。

关於中国的走向、改革的步骤和顶层的设计,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有人怀念建国初期虽然封闭隔绝、物质匮乏却精神丰富、平均分配的类似田园牧歌、乌托邦式的「美好年代」,提出要重回「时代」;有人痛感当前官员腐化堕落、权力不受制约、公平正义匮乏,一厢情愿地想照搬照抄,走西方「三权分立」、「两院制」和「联邦制」的道路;也有不少人因为户籍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背负种种压力,成为「漂族」、「蚁族」、「留守儿童」、「空心家庭」,既想要有所改变,又觉得无能为力。

对此,执政党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上已经明确回应,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未来施政设定了方向、划出了底线。

可以说,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更加迫切地需要宪法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也唯有如此,中国这艘大船才能排除「左」与「右」、「中」与「西」的干扰,轻装上阵、乘风破浪,驶出一条最适合国情、最有利於人民的路。

引领改革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的3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是检索中国这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也是对宪法稳定性和生命力最大的挑战。

纵观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实施后的两百多年裏,共历经18次修改形成了27条修正案,平均13年修改一次,每形成1条修正案平均需要8年时间。

而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以后,至今已作过4次修改,形成了31条修正案,平均每7.5年修改一次,平均每年修改1处。

以修宪频率和幅度作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宪法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剧烈冲突,以及这一冲突背后,中国社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般而言,改革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先修法后改革;第二种是一边修法一边改革,两者同步进行;第三种是先改革后修法。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就意味著必须突破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或政策底线,「摸著石头过河」的试错模式一直存在并被默认,「先改革后修法」成为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先违宪违法(或违反政策),既成事实后再修宪修法」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常见的改革模式。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则是弊多利少。

第一,让改革在没有相应宪法依据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使改革者心有余悸,反对改革者理直气壮,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让改革处於无序状态,「改革允许试错」、「改革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等藉口之下产生了不少监管真空和灰色地带,加大了权钱交易和权力失控的腐败风险,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也给下一步深入改革增加了难度。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虽然有些明显违反法律甚至宪法的改革,在事后被证明是有利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於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但这从客观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从长久来看不利於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国家。

从整体趋势上看,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经形成,正在逐步走出「摸著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创新。

因此,「先改革后修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先修法后改革」、「边修法边改革」应当成为必然的趋势。

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改革者,非常重视改革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都把改革称之为变法,凡要进行改革,都先通过皇权颁布法律,用法律取信於民,用法律与保守势力作斗争,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比如说,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主持了两次大规模变法,推行建立县制、奖励军功、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中期,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民族对立以及财政困境、军事危机,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

为了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比如通过实行考成法,裁减冗员,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颁布清丈条例,清查田地,增加赋税;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合宪性和合法性作保障,宪法法律必须走在改革的前面,为改革提供依据,用宪法法律推进改革、保护改革、规范改革,决不能把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置於违宪违法的境地,更不能让不适应的宪法法律影响改革的进程。

因此,我们在按法定程序及时将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宪法法律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通过宪法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中的阻力。

尤其是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修宪修法或者先释宪释法后改革,避免宪法法律滞后於改革,削弱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对於需要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的,在注重灵活性和改革勇气的同时,也要确保在法治框架之内有序推行,通过授权决定、宪法解释、法律解释等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有效制约权力 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因此宪法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通过各种监督机制有效约束权力的运行,确保政府的各项权力依法行使并对人民负责,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但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由於我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现实,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强政府、弱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等宪法确立的监督机制贯彻不力。

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往往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政府的自觉行动。

比如说,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於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171项行政审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同时明确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一表述的力度,前所未有,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自我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还有1000多项,而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则多达1.7万项。

可以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没有权力的制约,光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很难真正建成法治政府。

将宪法中的权力监督原则和运行机制落到实处,还有待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一是,继续加强监督权力运行尤其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立法,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当前,尤为迫切的就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出台,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法律法规形成合力,给作为「双刃剑」的行政权力套上法律的笼头和韁绳,努力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必赔偿」,推动「良法善治」的实现。

此外,还要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二是,加强人大监督的成效和「刚性」。

过去,人大监督采取的主要是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即执法检查)、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一些看上去缺乏「刚性」的措施,类似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的手段很少采用。

从201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的规定,结合听取审议中央决算、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报告,选择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询问,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场直播或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面对面地提出很多敏感问题,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这一监督形式推动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工作的改进,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也丰富了人大监督的形式。

同时,也给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下一步,应当循序渐进地激活人大的各种法定的「刚性」监督手段,确保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还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三是,依照宪法的规定,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在任何一个追求司法的公正性和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合理化的社会中, 司法独立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但是由於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司法机关相对於权力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司法官员受人大任免, 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但在这个整体框架之下,审判权和检察权应当依宪独立公正行使。

尤其要避免党政领导干部的干涉,避免法定程序之外救济手段和渠道的冲击,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真正做到执政党所承诺和宣示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充分保障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使每个人的个性、人格、精神、道德和能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加以保障。

虽然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权入宪,但人权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早在1982年宪法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说,与前几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在宪法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於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国家权力来源於人民的委托和授予;在宪法内容上,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规定;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增加了基层自治制度;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进程中,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对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权的优越性,有利於依宪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说,人权保障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关键在於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实践中,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和形式中,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目标还有距离。

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员还习惯於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俯视」民众而不是「仰视」民众。

公民的平等权利还屡受侵犯。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城乡歧视等还大行其道,且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宪法所规定的、物权法所强调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还未落到实处。

在「土地财政」的巨额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合作」,导致「野蛮拆迁」、「带血拆迁」、「自焚抗拆」屡禁不止。

社会各界广泛期盼下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与补偿条例》,在实体和程序上尚有规避空间,「公共利益」在实践中也时常被随意解释和肆意滥用。

公民的人身自由保障有待加强。

从制度上看,虽然因孙志刚案所引发的舆论狂潮,「收容遣送」已被「救助管理」所取代,但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饱受诟病仍在广泛使用。

公民因为上访而「被精神病」或者被「安元鼎」等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的案例层出不穷,不仅影响了公民表达自由尤其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权的有效行使,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恶化了治理生态,不利於坚持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

人权的充分保障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但也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

不仅需要立法上的道德自觉和法律理性、执法上的权力制约和程序制衡,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保证宪法正确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确保一切侵犯人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严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安定平和、免於恐惧的社会之中。

法治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富有的国家不一定强大,国家要「富」且「强」且「久」,就必须由稳定可靠的法治来支撑。

因此,执政党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宪法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规定的是对人民、国家、民族最重要、最应该铭记的事项,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教训最深刻的总结。

因此,大家才会公认,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既是宪法功能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现行宪法的合理期待。

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宪法全面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唯有如此,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才能够变为现实。

一方面,宪法要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宪法不是完美无缺的,宪法内容要随著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吸纳共识、不断完善、凝聚力量、明确方向,从而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此外,为了保证宪法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应当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

无论是改革创新还是推进法治,只要遇到与宪法条文与精神不一致的,执政者都应有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先问「宪」於释宪机关,由释宪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另一方面,宪法要健全监督机制,具备必要的威慑力。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和追究。

只要宪法「有牙齿」、「能管用」,宪法就会树立起极大的权威。

宪法也是法, 也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同样要承担责任。

但不同於民法、刑法等一般法律不一样,最可能违反宪法的并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机关;最可能违反宪法的也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抽象的行为。

如果国家机关的抽象行为违宪而没有审查监督和救济渠道,人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国家根本大法就会威信扫地。

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对於为违宪、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人大常委会既可以通过内部沟通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也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逐步建立健全审查的标准和后续的程序,为宪法的有效实施和严格遵行树立「标尺」。

感谢乡村奖金的发言稿

我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1985年1月以《归真》之名在宁夏银南《文苑》杂志第1期发表过前半部,1986年7月以《墓地与摇篮》之名在《新月》杂志第2、3期合刊发表过全文,同时发表了张贤亮先生为这部作品撰写的序言《他在瘠土中生长》。

1988年1月,作品以《穆斯林的儿女们》之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当时,我觉得自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能出版成书已经很幸运了。

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民族文学》杂志社在北京为这部长篇小说召开的作品讨论会上,我才听到几位本民族的文学前辈讲,这部作品是回族文学史上由回族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光明日报》1988年7月10日“文艺之窗”报道了讨论会的情况:“与会的同志认为,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回族作家写的反映回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风格朴实,具有青春的抒情诗意。

”实话说,这个第一部,让我欣慰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压力和鞭策。

  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库里没了这本书,为留存资料,我从网上淘到一本旧书,居然付出了比原书价高很多倍的价钱。

之所以一直没有申请再版,是想对书中的某些地方进行适当的修订。

由于手头一直忙着创作最新作品,这事便被一再搁浅。

  不久前,当我有时间来修订这部作品,当完全把它当做别人的作品来阅读的时候,我发现,尽管有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但那些来自特殊历史时期和生存境遇中的底层人物的生存信息,特别是由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一些非常独特的细节和他们的进取精神、坚韧品质和宽容美德,当地当时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与浩荡的时代洪流,依然有着撼人心魄的力量。

而这些,大都来自于我所经历过的乡村生活。

这大概也是这部长篇还能获得读者和评论家们认可的原因之一吧。

  那段生活,不是一些创作者“随便走走”式的“深入生活”,而是搅和在各种矛盾漩涡里的充满了生存困惑和生命危机感的生活。

青少年时候,我本就是个农民,后来尽管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家里的很多农活都和我这位一家之主脱不了干系,甚至就连与之相关的各种乡间事务,都会将自己裹挟和纠结在其中。

  我干过各种农活,包括挖沟、开渠、赶小驴车、老牛车,甚至像牛或马那样驾着牛车辕或勒勒车辕,与帮辕和扯索的乡亲们一起,往十几里路以外的农田上运送土肥。

  因为生产队里的收入很低,我订婚和结婚的时候,就连身上的穿戴,以至所谓洞房,也是向亲戚家或庄里人暂借的。

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家所在的生产队的行动方案,没能等到上级批准,是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下进行的,很有些安徽小岗村农民豁出来干的气势。

当时,我担承的是“核算员”角色。

  分到十来亩很不集中的、几乎有一半是在十里以外的农田之后,不甘落伍的我还用自己的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的稿费,买了半头老骡子——另一半的钱是卖大米筹集的,记得当时一市斤大米只能卖到两角七分钱。

就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我的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月照梨花湾》时,家里连台黑白电视机也没有,是我带着妻儿老小去庄子里普通社员家看的。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敲人家院门时多么诚惶诚恐。

  听说有一次,有家刊物在北京开讨论会,主持会议的人问:“北大作家班的查舜怎么没来

”知道情况的人立即回答说:“他请假回宁夏老家割稻子了

”会场的人无不惊讶唏嘘。

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就连我就读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鲁迅文学院创作专业本科班和北京大学作家班的费用,大都是从家乡信用社筹借的高息贷款以及从出版社预支的稿费。

  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农民生存的艰难,深深地感觉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惊喜、实惠与振奋,但也深深地感觉到了农民要想真正地走上致富之路绝非易事。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我对以往农村生活体验的提炼和倾诉,是通过刻画人物和演绎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来展现生活的,也是我对农村、农民、农业等“三农”问题,甚至可以认为是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前途命运的深情忧虑、独立思考和殷切希望。

  作品中的很多见识和情感,都是磨难赋予的;作品中的很多文字,都是基层的一些声音;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仿佛都是他们让我非要那样写不可的。

所以说,我要感谢生活,尤其要感谢那段曾经整得我手足无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乡村生活。

是它们给了我勤苦的品质、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沉潜的气质,也是它们提升了我的文学智商和美学品位。

  至于我为什么要写民族题材,主要还是熟悉这种生活。

因为我的创作基地、我生命的根,在这个环境当中。

还有一点,就是责任感总在催促我必须这样做。

其实,这也是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需要。

若再往更大处说,也是人类这个大世界的需要。

在我看来,文学不但是丰富人们生活阅历、生存经验和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是沟通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人种与人种、国家与国家之间情感世界和各种文化的最好方式,也是经济、简便、多元、神奇、丰饶、优雅并可以领略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最好“旅游”方式。

  正是以往的生活和种种见地与责任感,迫使我必须要一丝不苟地对待创作。

尤其站在今天的文学与美学高度上的我,仔细打量和认真琢磨这部作品的时候,觉得确有还应该更认真地打磨和更好地施展创作功力的地方。

我在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与整部作品的思想深度方面,包括作品的文化感、历史感、美学追求和现场感,以及语言文字的好读和耐读的可能性方面,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愿读者能够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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