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清史稿的出版社、日期和主编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年特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缪荃孙、柯劭忞等为，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补：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
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
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
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
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
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
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
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
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
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
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
《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
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
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
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
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
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
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 、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
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
1981年印行，两大册。
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所聘编纂人员 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 沈曾植 宝熙 樊增祥 柯劭忞 吴廷燮 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 劳乃宣 于式枚 金兆蕃 吴士鉴 李瑞清 耆龄 陶葆廉 于式棱 王乃征 谢远涵 朱钟琪 温肃 杨钟羲 袁励准 万本端 邓邦述 秦树声 王大均 章钰 王式通 顾瑗 协修：宋书升 唐晏 宗舜年 李葆恂 安维峻 张仲炘 俞陛云 姚永朴 罗敦曧 吴广霈 袁金铠 吴怀清 张书云 张采田 张启后 韩朴存 陈敬第 陈毅 袁嘉谷 蓝钰 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 马其昶 姚永朴 姚永概 唐恩溥 刘师培 黄翼曾 夏曾佑 王树楠 夏孙桐 吴昌绶 瑞洵 戴锡章 朱师辙 邵瑞彭 檀玑 刘树屏 何震彝 陈曾则 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 简朝亮 袁克文 朱孔彰 王崇烈 陈能怡 方履中 商衍瀛 秦望澜 史恩浩（培） 唐邦治 陈曾矩 吕钰 余嘉锡 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 齐忠甲 吴璆 叶尔恺 田应璜 李景濂 傅增淯 何葆麟 （骆）成昌 徐鸿宝 赵世骏 杨晋 金兆丰 胡嗣芬 朱希祖 李哲明 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 李经畲 金还 周肇祥 邵章 收掌：谢绪璠 黄葆奇 尹良 王文著 尚希程 容浚 曹文燮 文炳 孟昭墉 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 周仰公 秦化田 金善 刘景福 赵佰屏 史锡华 曾恕传 诸以仁 惠澄 胡庆松 刘济 伍元芝 锡荫 张玉藻 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 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编纂人员的基本情况及相互关系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
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 1.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 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
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
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
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
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93;良 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 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
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
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
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 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
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
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
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
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
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
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
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
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
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
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 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
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
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
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
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
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
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
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 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
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
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 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
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
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
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
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
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
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
○16 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
《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
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
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
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
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
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
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
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
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
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
八旗籍文人中，?#93;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
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
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
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
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科举考试是谁发明的
匠心：精巧的心思，多指文学艺术中创造性的构思。
这个词语来自于宗匠的引申义，意思是造诣高深、成果卓著、为众人所宗仰的巨匠。
这个“独具匠心”的“匠”字是个会意字。
外框“匚”是口朝右可以装木工用具的方口箱子，其中的“斤”就是木工用的斧头，所以在上古只有木工才叫“匠”。
“匠”字的本义就是木工，亦称“木匠”，如：“匠石运斤成风。
”()也就是说：一位姓石的木匠抡起斧头一阵风。
可是到了后来，具有专门技术的人都可以称为“匠”，如：“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同“剂”)药。
”大意是：那些匠人都是手巧的人，而医生能够配药才行。
古诗文中常有“匠心”一词，如张祜诗：“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
”这里的“匠心”犹言“造意”，是指文学艺术上的构思。
另外，“匠心”也有“工巧的心思”之意，比如现在还说“匠心独运”等。
晋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
然则三五迭隆，历世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羣才缉熙。
”：“于时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
” 唐 杜甫 《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射君东堂策，宗匠集精选。
制可题未乾，乙科已大阐。
” 宋张戒 卷上：“ 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王右丞 诗，格老而味长。
虽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
” 清 沈复 ：“ 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 。
”唐 韩愈 ：“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能剒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穴凿穴埳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
唐 王士源 ：“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三：学不考儒，务掇精华；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张祜《题王右丞山水障》诗：“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
”明 胡应麟 《诗薮·古体中》：“两汉之诗，所以冠古绝今，率以得之无意。
不惟里巷歌谣，匠心信口，即枚、李、张、蔡，未尝锻鍊求合，而神圣工巧，备出天造。
” 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各词调皆三十三字，并与字母双声恰合，无一复音。
作者必倚声专家，即亦煞费匠心矣。
” 周克勤《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五：“精巧的安排，不浪费一个小角落，细心的管理，全见主人的匠心。
” 柯岩 《奇异的书简·阳光和风雨谱写的歌》：“编导和演员们匠心独具地从生活出发……成功地刻划了以小强为主角的一代少年儿童形象。
” 木匠的工具很多，有斧、锛、锯、曲尺、墨斗、刨、凿、钻、锉、羊角锤等等。
墨斗，是木匠用来打直线的工具。
从墨斗中拉出墨线，放到木材上，绷紧，提起，墨绳趁着弹力就打上了墨线。
木匠的工具箱，忌他人乱动。
在汉阴县，木器行分大墨、小墨。
大墨从事修房建屋，架设桥梁；小墨从事家具、农具制作。
或分为平墨、弯墨、圆墨、寿墨等。
乎墨从事家具制作；弯墨以事工艺雕刻、农具制作；圆墨从事木桶、木盆等生活用具和粪桶等生产工具制作；寿墨专门从事棺,材制作。
小墨、弯墨技术较精；大墨虽作工较粗糙，但必须识图，墨线尺寸清楚；圆墨流动性较强，四方奔走制作。
陕西省富平县的石雕工艺，源远流长，久负盛名。
相传西安碑林中的石雕品，不少出自富平石工之手。
富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画家难画天花板，木匠难做转角楼，石匠难雕凤凰头。
”此外，蓝田县的玉雕、子洲县的墨玉、清涧县的石板、绥德县的石头狮子，都是陕西省的名产。
自河县的泥水匠做完活后，忌用水冲洗工具，而是干擦洁净。
他们认为，洗工具意味着活干完了，以后就不会有活于了。
泥水匠盘炕时，炕的长与宽，尾数都不能离“七”，寓意为“炕不离妻（七）”。
木匠、石匠、泥水匠，尊鲁班为祖师。
鲁班，是春秋时鲁国的巧匠，姓公输，名般。
由于“般”与“班”同音，人们一般称他为鲁班。
相传他曾发明木作工具，创制攻城的云梯和磨面粉的石砣。
后人由于敬重他，便把一些精巧的古建筑说成是他建的。
例如，户县渭丰乡祁南村的济源堂，结构严谨，是中国小木作建筑中的精品，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本来与鲁班无关。
可是民间认为是鲁班修的，将其称为“公输堂”。
陕西省的工匠中，流传着鲁班先师“显圣”传艺的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并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相传鲁班的小名叫“双”，所以泥水匠盖房安瓦时忌双行，借以避开先师的名讳。
旧时，据说每逢是鲁班生日的农历五月初七，工匠们都要按工种分头举行“鲁班会”，隆重祭祀祖师，他们在写有“工部尚书公输子之神位”的木主前焚香跪拜，祈求祖师保佑自己四季平安。
铁匠、铜匠、银匠和小炉匠，都以太上老君为祖师。
太上老君，指春秋时的哲学家老子。
从三国、两晋开始，老子逐渐被道教徒神化，成了道教的主神太上老君。
道教中的丹鼎派宣称，只要吃了仙丹，便会长生不死，甚至能成仙升天。
由于这一派道士普遍从事炼制丹药的工作，他们编造出了老子炼丹的神话故事，并将老子定为炼丹者的始祖神。
炼丹离不开火炉，铁匠等也离不开火炉。
他们寻找祖师时，便选中了本来与自己不太相关的老子。
纸坊，奉东汉宦官蔡伦为祖师。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安帝时任中常侍，和帝时被封为龙亭侯。
公元105年他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作原料，制造出适用、价廉的纸张，史称“蔡侯纸”。
后世认为，他是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者。
醋坊的守护神，铜川是姜子牙，叫“醋汤神”。
当地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姜子牙统帅周军推翻商朝后，奉天帝之命封神。
可是，他只顾封别人，而忘了封自己。
后来重要的神职已被别人占满，他不得已，当了醋汤神。
咸阳、宝鸡一带，则为醋姑（读作“瓜”）婆，他是姜子牙的妻子，相传也是醋的发明者。
醋坊祭祀醋神时，点三炷香、一支蜡、一张黄表。
目的是把神请来，保佑醋味香甜。
酒坊的祖师，是杜康。
他就是夏朝时的国君少康，姒姓。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
少康，杜康也。
”可是，陕西省民间的说法与此相异。
白水县酒坊认为，杜康，字仲宁，周朝人，生于该县康家卫嘴村。
该村有一眼清泉，相传杜康酿酒时用的就是它的水，所以叫“杜康泉”。
染坊供奉“葛仙”或“梅、葛二仙”。
梅，即梅福，西汉末年人，曾求学于长安，后任南昌尉。
王莽篡位后，隐居不仕。
班固在《汉书》中为他写了传记。
葛，指葛洪，东晋炼丹家兼医学家，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书。
后世传说此二人都得道成了仙。
旧时，安康等地有“梅葛会”，由染坊从业人员参加。
每年三月十六日，举行盛会祭祀二位大仙。
豆腐坊以乐毅为祖师。
他是战国时的军事家，曾率领燕国军队攻破齐国。
民间传说中认为，他是豆腐的发明者。
屠宰业以张飞为祖师。
张飞，字翼德，三国时蜀汉大将。
小说《三国演义》中说，他在和刘备、关羽一道起兵前，是屠夫。
屠宰行予每年七月十三日祭祀张飞。
如果只祭张飞一人，叫“张爷会”；要是同时也祭刘备、关羽，则叫“三义会”。
皮匠和鞋匠以孙膑为祖师。
他是战国时的军事家，在齐国任军师。
相传齐国士兵本来都穿草鞋、木鞋，行军作战极为不便，孙膑下令改穿皮制及布制的鞋。
因此，他被制革、制鞋行业奉为祖师。
每年八月十八日集会祭祀，称作“孙祖会”，祈求护佑。
鞋行唱行会戏时，禁止上演《五雷阵》。
缝纫业以传说中的黄帝为祖师。
黄帝，姬姓，号轩辕氏，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如今在黄陵县桥山上，还有他的陵寝以及为纪念他而建的轩辕庙。
上古时，人们不会缝制衣服，而将树叶、兽皮串在一起披在身上御寒。
相传黄帝在位期间，中国有许多重要发明，其中之一是衣裳。
这样一来，黄帝便成了缝纫铺的开山祖师。
洛南县人民认为，黄帝的生日是九月二十五日，该县缝纫业在此日聚会，祭祀“轩辕老祖”。
另外一些县，在九月十六日祭祀，各地聚会期间，人们身着盛装，借机交流服装花样，并设宴会餐。
各地剃头匠供奉的祖师不一样。
陕南是罗祖真人、陈七子、林川五。
相传罗祖得道于七月十三，此日便成为剃头匠祭祀祖师的日子。
洛南县祭祀期间，神位两侧的对联，按惯例写为：“得道也者七月十三，灵山盛会万古流传。
”剃头匠们在向神位顶礼焚香后，便在一起饮宴，必至尽欢方散。
耀县等地的剃头匠，却以“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为祖师。
吕洞宾号纯阳，他们称之为“纯阳老祖”。
另外，相传轩辕黄帝发明了镜子、镊子，所以在有些地方他也成了剃头匠的祖师。
丝绸业以嫘祖为祖师。
她是传说中的西陵氏的女儿，后来嫁给了轩辕黄帝，发明了养蚕制丝的方法。
从北周起，她就被政,府祀为“先蚕”，也就是蚕神。
民间丝工也祭祀她。
陶瓷业的祖师，有柏林、虞舜、老子、雷公等，人们称他们为“窑神”。
柏林，是铜川市黄堡镇的窑神之一。
据黄堡窑神庙北宋《德应侯碑》记载，他是晋穆帝时的制瓷专家。
穆帝永和年间，他来到黄堡后，发现这一带山川秀丽，草木茂密，便暂时居住下来。
那时，黄堡虽已开始烧制瓷器，但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窑工们的生活因而十分贫困。
柏林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制瓷技术，传给了黄堡的窑工，推动了这里制瓷业的发展。
窑工们非常感谢柏林，为纪念这位制瓷大师，在黄堡修建了他的祠堂。
将他和黄堡的山神德应侯，并列为当地的窑神。
虞舜、老子、雷公，是铜川市陈炉镇的窑神。
虞舜，传说中的古帝，姓姚，名重华。
相传他年轻时，曾制造过陶器。
《韩非子·难一》写道：“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明年而器牢。
“另外，《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
”因此，他被尊为窑神。
相传老子用火炉炼丹，瓷匠同样离不开火炉，便也把老子定为守护神。
雷公，相传是碗的发明者。
在陈炉镇的窑神庙里，虞舜居中；老子居左，司火；雷公居右，司器。
铜川还流传着一些关于窑神的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并由这些传说产生了特有的习俗。
例如，传说雷公发明碗时，因找不到适用的原料到别的村偷过坩子土。
于是，在瓷窑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规矩：不准说“偷”和“贼”。
如果发现有人来偷瓷器，不能在当场擒捉，而要等贼走出大门再追赶。
否则，就被认为是在揭雷公的伤疤，是对雷公的不敬。
相传虞舜的小名叫“兀”，所以在瓷窑里讳“兀”字，如不准说“兀答”（那儿），“兀不是”（那不是）等。
盐工以管仲为祖师。
他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
制笔匠以蒙恬为祖师。
他是秦朝的大将，曾主持监修万里长城，相传毛笔是他发明的。
其实在他之前，中国已使用毛笔。
厨师以易牙为祖师。
他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近臣，长于调味。
找些名人名言名人事例写演讲稿
浪漫的悲剧 没有易水送别的豪情，没有乌江自刎的悲壮，却是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造就了一代圣人，也留下了那风骚万种。
回想当年，辅佐怀王。
议国事，出号令，应诸侯，忠肝义胆，义薄云天。
有卧龙的智谋，魏征的直言。
却不想，君王无道，官场浑浊，空感叹：世间险，人情恶，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冥冥之中早也注定，君无用武之地，英雄终归末路。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铁血男儿，铮铮傲骨。
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但为君故，可抛头颅。
然而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的道貌岸然，冷却了你一腔热血。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后的屈公无路可走
三朝元老被放逐，满腹冤屈更与何人说
月光皎洁洒银鬓，眉宇深锁吟《九歌》。
屈公才调更无论，外修内美胜世人：绽放出浪漫主义的奇葩，文采风流；引出传世之《离骚》，光华万丈
感动于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倾倒于你“扈江离与辟芷兮，忍秋兰以为佩”的完美；折服于你“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坚毅
滔滔历史长河，留下了你不灭的精神，永恒的身影。
屈公虽无关羽之勇猛善战，却有他的忠肝义胆 ；虽无陶潜的恨世嫉俗，却有他的高洁傲岸。
然而你痛苦终结了曾经辉煌的一生。
曾知否
没有挫折的人生不一定是壮美的人生，而沉醉于梦的痛苦而不能自拔的人生，注定了屈公悲剧的一生
从左使到囚徒，从郢城到汨罗，屈公之心，为君而发，为国而搏，为天下而奔
却终绝笔《怀沙》，魂归汨罗，不为人杰为鬼雄
悲哉，风雨一生
痛哉，多情一生
壮哉，九死未悔的一生
幕府时代新选组建立的结束?
幕府是12世纪末至19世纪日本武家政治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
该词出自汉语，意为将军出征时的帐幕。
日本历史上曾有镰仓幕府（源氏幕府）、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和江户幕府（德川幕府）。
10世纪以后，公地、公民制解体，皇权式微，社会动乱，武士阶层随之崛起。
1185年，关东源氏和关西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相争，前者胜，控制中央政权。
1192年，源赖朝从朝廷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于镰仓置幕府，武士贵族专权自此始，天皇形同虚设。
1333年，镰仓幕府亡，政权复归皇室。
1335，足利尊氏弟兄起兵镰仓，1336年，两度攻入京都，废后醍醐天皇，立光明天皇，设幕府于京都。
1338年，北朝天皇授足利尊氏征夷大将军称号；1378年，第三代将军于京都室町街建新幕府，故名室町幕府。
1573年，室町幕府亡。
1600年，德川家康于关原（今岐阜县）之役击败反对派大名联军，权势日重；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于江户（今东京）建幕府。
1867年，将军德川庆喜被迫还政天皇。
1868年1月，天皇政府军大败幕府军。
4月，江户和平移交给政府军，幕府领地大部被没收。
德川幕府亡。
幕府历史至此结束。
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透视中国近代新闻业谢泳 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
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报人集团”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
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
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
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着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
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
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
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
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
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
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
”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
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
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
”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
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了又有什么用处
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
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
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 二、“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上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
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
”《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
《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报纸的文人论政传统之所以能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 1、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
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
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
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
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
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
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
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
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
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
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
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
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
张佛泉在《我们为甚么说长道短》一文中曾说过：“我们这里要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
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
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
” 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
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
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
”中国现代新闻传统就是在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2、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
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
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应证。
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
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3、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模仿远大于创新，特别在制度方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有现成的样式。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选择比创新的价值高或者说选择就是创新。
中国本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闻制度，但就是因为选择的样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轨道，中国报业的传统一开始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但越往后受欧美的影响越重。
过去人们总拿旧时代报纸开天窗，来批评当时的新闻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智商会变得很低。
报纸开天窗，本身也是一种信息。
非要在开天窗和说假话之间选择，我看多数报人，愿意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
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很少想这话能不能成立。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后来的报纸无法跟《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
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
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做不到了。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
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
《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着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
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
”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
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
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
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
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
《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
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她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
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她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
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
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
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
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
”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
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
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在胡政之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
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
四十年代晚期，对于胡适的选择，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基本选择的。
在现代传统没有出现以前，所谓立言一般体现为着书立说，但在现代社会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转换成了文人议政的习惯，这个转变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文人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问题。
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里，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涉及到与自己有关的专业问题时不发言。
因为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
在1949年以前发生的国际问题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声音，政府有政府的声音，民间有民间的声音，多种声音共存。
在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
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尔塔会议以后，对于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随处可见。
这个传统后来消失了，国际问题成为禁区。
这样政府就不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智慧，那些官方国际问题专家，也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一般只是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维护性的建议。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
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
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辨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
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
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
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
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
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
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着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
“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
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
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
坚持每周一篇。
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
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胡适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
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
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
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
……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
”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
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
（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是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
中国在上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
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
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
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
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
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
（《民主中国》2004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