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会议，推荐有名的老师上台讲课的开场白，怎么说，谢谢
最直白，最简单的，是最能让人理解和认可的。
尤其是开会，不需要太华丽的语言。
严肃开场，直接过渡。
这样才能有开会的气氛。
讲座主持词开场白
专题讲座主持词开场白 主持词一般由开场白、中间部分与结束语组成。
开场白演出或其他开场时引入本题的道白，比喻文章、介绍或讲话等开始的部分。
结束语末了带有总结性的一段话。
主持词种类主持词大体上可分为会议主持词、文艺演出晚会主持词、赛事活动主持词、节庆活动主持词、婚庆礼仪主持词等。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
按照*局做好职工健身养生文化活动的相关精神，今天我们举办这次“健康养生保健知识讲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同志们的养生保健意识，提高养生保健水平、生命质量和身体素质，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培育文明健康新风。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院***教授主讲。
***教授是***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院外科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教授从医数十年，知识丰富，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希望大家仔细听讲，记好笔记，同时我们也安排了与***教授的互动环节，大家本身或者是亲人朋友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疑问，都可以现场咨询郝教授，下面，请***教授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了 同志们，***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我们传授健康理念和健康知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郝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真诚的感谢
今天***教授为我们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辅导，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养生保健课，使我们受益匪浅。
***教授的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是指导大家加强自我保健，开启健康之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长安的历史
鉴于长安对于中华文明、东亚文明及世界历史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本条目主要讲述古都长安。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均为古都长安之派生，因此归并后置于本词条的意项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之下。
长安（拼音：Cháng ān；英文：Chang'an；韦氏拼音：Ch'ang-an；日语：ちょうあん）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中华文明及东方文明史上最负盛名的全球著名都城，是极少数可令外国人心怀景仰而来顶礼膜拜的伟大中国城市。
长安的地理位置，由于历史原因有过迁徙，但都位于现在中国陕西省的西安和咸阳附近的渭河平原（关中平原）腹地。
长安大雁塔，唐永徽三年(652年)建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岁月里，先后共有十七个朝代及政权建都于长安，总计建都时间超过1200年。
长安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
长安（即今西安）位列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同时也是与雅典、罗马和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在建都长安的诸多朝代中，汉朝和唐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当时的长安已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长安在公元前195年－公元25年（西汉）、公元637年－公元904年（唐）的两段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长安在它发展的顶峰时期大约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长安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
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以长安为唯一起点。
唐代长安城下属有万年县和长安县取万年长安之意。
明朝初年起，长安改称西安，并沿用至今。
先秦 长安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周朝的国都，最早纪录为西周的国都酆京、镐京（前1111年—前770年）。
镐京又被称之为酆镐，酆、镐本是沿着酆河而修建的两座颇具规模的城市。
沣水西称酆京，沣水东称镐京，史称“酆镐二京”，分别由周文王与周武王营建。
不过习惯上将这两座城市看成一个城市，因为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作用： 酆京在西周后期更多的承担了祭祀的带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镐京则作为行政中心存在。
西汉 秦末汉初，长安其地时为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是秦始皇嬴政的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
汉初，高祖刘邦下诏，相国萧何主持营造都城长安，开启了汉帝国的宏大基业。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高祖原本想建都洛阳，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但群臣大多是从东方而来，纷纷反对，认为洛阳更好。
于是刘邦征询张良，张良说：“洛阳建都的东周虽然比秦仅两世好，但是城郭仅数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击。
反观关中有函谷关、陇蜀的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庶，北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东方牵制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运京师，当东方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
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娄敬说的没错。
”于是刘邦决意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赐刘姓。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安县，高帝七年，定都于此。
刘邦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
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
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墙。
汉武帝设京兆尹治理长安，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并在城西扩充了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
在西汉的200余年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
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长安城一度毁于战火。
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
及至汉末，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外，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
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
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
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
其中未央宫是从汉惠帝开始的许多皇帝的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
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划分为160个“闾里“。
市场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称为“长安九市”。
在城西有面积广大的上林苑，苑内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宫等。
在城南有一组王莽时期建造的礼制建筑。
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体系。
]魏晋南北朝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建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汉室势微，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
西晋末年，晋愍帝在长安短暂建都。
此后，关中长安地区几度成为战争频发地，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政权也都将首都设在长安。
隋唐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
当时的汉长安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
唐都长安城开皇二年(582年)，杨坚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学家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先造大兴宫城，后造皇城。
开皇三年(583年)在城西侧开挖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宫城。
第二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黄河。
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同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建行宫四十余座。
608年，又兴建永济渠运河。
大业九年(613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使大兴城初具规模。
杨广远征高丽、开凿大运河、修建洛阳东宫，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国内烽火频起。
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为长安，此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
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间先后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
唐长安城唐长安城鸟瞰复原图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汉长安城的2.4倍，北魏洛阳城的1.2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唐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
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
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
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
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总面积80多平方公里。
外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
每面有3座城门，除南面正门明德门为5个门道外，其余皆为3个门道。
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
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
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
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
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为其父所修避暑的大明宫，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三座宫殿合称“三内”。
大唐芙蓉园，2008，西安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
城内有四条沟渠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
城东南角有一座人工园林——芙蓉园，园中有曲江池。
唐长安城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设的典范，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
日本国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高度效仿了唐都长安城的规划。
五代以后 唐以后，长安不再是王朝的都城。
后梁设大安府，后唐设京兆府，宋设陕西路、永兴军路，京兆府。
元设安西路、奉元路等。
明代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安城墙，留存至今，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对于南京作为国都不甚满意，一直心怀迁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标最钟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西安城墙东南角，2008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提到“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
朱元璋顿时心动，但不形言表。
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天下：“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指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
”其实已经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
太子朱标个人也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长安作为最为国人仰慕的汉唐国都，王者气派天下独步、无可匹敌。
然而世事难料，太子朱标返回南京后于第二年病逝，谥号“懿文太子”。
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
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
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
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
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
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凄凉。
此后不久，朱元璋也郁郁而终，皇位传于太子朱标的长子（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数年，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变”，篡夺了皇位，并不顾南京城内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都迁往自己的势力据点－－北平。
长安，也就失去了宝贵的重新成为中国国都的机会。
明末，李自成率军攻破陕西，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从西安出师攻灭明朝。
然而，吴三桂投靠清朝，以致清兵入关，攻灭大顺政权。
近代 公元1900年，清廷利用义和团排外，并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北京，西狩长安，留驻长安约一年之久。
在此前后，光绪帝与国内维新派人士都强烈主张放弃北京，迁都长安，变法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抗战到底。
民国之后，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前的三十年代大力进行“剿共”，1936年（民国25年）蒋介石至西安督战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软禁蒋介石并逼迫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最后促成国共暂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现当代 长安是今之西安市，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地处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的结合部，是通往西南、中原、华东和华北各地区的门户和交通枢纽。
[1]西安现在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1992年7月国务院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陇海兰新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
现辖9区4县，总面积9983平方公里，人口741.7万人。
最近西安市加快推进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进程，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历代定都长安的王朝 西周（前1111年—前770年） 秦朝（前221—前206年） 西汉（前206年—9年） 新朝（9年—23年） 东汉（190年—195年） 西晋（313年—316年） 前赵（318年—329年） 前秦（351年—385年） 后秦（386年—417年） 西魏（534年—557年） 北周（557年—581年） 隋朝（581年—618年） 唐朝（618年—907年） 武周（690年—705年） 大顺（李自成）（1644年—1645年）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 【历史年号】 长安（701年十月—704年十二月）是武则天的年号，共计3年余。
【文学意义上的“长安”】 西汉、隋、唐皆建都于长安，故唐以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
并不一定指真正的长安。
如： 唐代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
”晋朝南渡后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可是李白还是用“长安”来指代建康。
南宋辛弃疾《菩萨蛮》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此“长安”指汴京，即今开封。
【县城长安】西安市长安县——西安市长安区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长安县。
后，除王莽新朝、南北朝后秦曾更名为“常安”， 五代后梁曾更为“大安”外，历朝历代都置长安县，惟辖区多变。
今之长安县辖区县是1914年在明、清长安县区划基础上将咸宁县并入，民国33年（1944年）将长安城（今西安城）内及四关划归西安市，1950年将原宁陕县秦岭以北180平方公里山区划入，1955年将长安县北部290平方公里划归西安市，1958年又将县北部、东部部分地区划归西安市后确立的。
长安县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在古都西安市南部，渭河平原南缘、秦岭北麓。
东临蓝田县，南接宁陕、柞水县，西与户县接壤，北和雁塔、灞桥区为邻，从东、南、西三面拱围西安。
区内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北跨度55公里，东西跨度52公里。
地貌多样，山、川、塬皆俱。
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城区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
西安市长安县位于东经108。
38\\\/至109。
14\\\/，北纬33。
47\\\/至34。
18\\\/。
北邻西安市，东接蓝田县，南连柞水县，宁陕县，西毗户县、咸阳市。
地势为东原、南山、西部川、最低海拔384.7米，最高海拔2886.7米，南北长55公里，东西宽55公里，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
1989年全县辖7区、9镇、35乡、372个村民委员会，12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821655人。
县政府所在地韦曲镇距西安市中心钟楼仅仅8.7公里。
2002年9月撤县设区，成为西安城市新区，现辖10个乡镇，15个街办，671个行政村，21个居委会，总人口92.57万人。
沐浴着撤县设区的东风，长安区政府也进行搬迁，新址在子午大道与西长安街交汇处的东北角。
长安地形地貌多样，山、川、原皆俱，县内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
全县耕地88.05万亩，占总面积的41 .45%;高等植物120多科，1130多种，草本植物200多种，花卉300多种，其中经济林木20多种，药用植物651种；林地面积98.37万亩，占总面积的46.30%;野生动物105种，其中朱鹮、黑鹮、羚牛、苏门羚等国家一、二、三类保护动物12种；已发现铁、铜、铅、金、大理岩、硅石、粘土、白垩土、石墨、蛭石、石棉、水晶等矿藏；有浐、潏、沣、滈等15条河流，207.5平方公里的地下热水资源，34亿立方米的地下潜水静储量，地表水多年平均流量7.2亿立方米，储水面积3000多亩。
长安农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已种植谷物，但解放前由于长期落后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加上古老的生产模式，生产发展缓慢，到1949年粮食播种亩产只有69公斤，解放后，共产党带领农民闹土改，搞互相合作。
1953年春，王莽乡西王莽村贫苦农民蒲忠智等带头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之后，互助合作在全县迅速扩展，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业产生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水平。
1989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4.33倍，播种亩产增长3.30倍，农业总产值增长4.97倍。
1989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39万马力，农机作业总工作量达3871.1万标准亩，农村用电量近9000万度。
长安文化底蕴深厚，区内胜迹遍布，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
客省庄新石器遗址、仓颉造字台、沣镐西周车马坑、秦阿房宫遗址、汉杜陵、樊川故道等文物古迹触目皆是；兴教寺、华严寺、香积寺、净业寺等佛教祖庭文化源远流长；绵延百里的秦岭北麓苍翠神奇，植被茂盛，是西安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青华山、南五台、嘉午台、翠华山等自然景观瑰丽多姿。
长安被誉为西安的“后花园”。
后来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被命名为：长安区 【陕西平利县长安镇】 长安镇位于陕西平利县境东部，距县城8公里，东与湖北省竹溪县接壤，地貌四山夹三川。
总面积227平方公里。
汉白三级公路贯通镇境，是川陕鄂渝的交通要道。
辖28个行政村，177个村民小组，5375户，20547人，其中：农业户4985户，19595人。
辖区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农业基础条件优越，素有平利县“一长安”之美称。
总耕地面积33736亩，其中：基本农田16667亩，人均0.85亩（水田6537亩，旱地10532亩）。
有林面积18.8万亩，宜林荒山10532亩。
有茶园2157亩，其中：优质高效密植茶园600亩。
以黄姜为主中药材骨干项目3500亩，烤烟1200亩，林果2000亩。
非公有制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571个，已实现村村通公路和程控电话，9个行政村开通有线电视，儿童入学率达到99%。
省际边贸集镇建设已初具规模。
【广东东莞长安镇】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广东省东莞市下属镇名。
长安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气候宜人，四季常青，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盛产香蕉、荔枝、柑橙等经济作物和禾虫、禾花雀、蟹、花鱼、乌头鱼等特产。
长安明代有大井圩，清末建立万和圩，民国时期归虎门管辖，俗称下里。
民国三十年（1941年）乡民在沙埔头筹建新村，取名长安圩，以后就采用长安为正式镇名。
【广西融安长安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镇名。
长安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融江西岸、枝柳铁路线上。
柳州市融安县中部，近代广西四大名镇之一。
水陆交通便利，为桂北物资转运枢纽之一。
现为柳州市融安县县城，总面积20.7平方公里，常驻人口58800人，流动人口约23200人。
【河北石家庄长安区】 长安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区东北部，面积110.24平方公里，总人口42.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97万人。
现辖3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85个居（家）委会，35个行政村。
长安区是省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石家庄市党政机关和中央省市新闻单位、文艺团体、科研单位大多位于该区，长安区辖8个街道、3个镇：建北街道、青园街道、广安街道、育才街道、跃进街道、河东街道、长丰街道、谈固街道、西兆通镇、南村镇、高营镇。
【浙江海宁长安镇】 长安镇属浙江省海宁市。
位于钱塘江北岸、海宁市西部，北邻桐乡市，西南接壤杭州市 余杭区。
隔江相望杭州市萧山区。
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杭浦高速、01省道、穿境而过，均设站点或出入口；320国道、杭东绕城公路出口处分别距镇区6公里、2公里。
境内设有省级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
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长安是全国重点镇、省级中心镇。
全镇总面积91.9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8个社区，常住人口8.3万。
【绩溪县长安镇】 长安镇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西北部，东邻板桥头乡、华阳镇，南连歙县、临溪镇，西、北与上庄镇、旌德县接壤，全镇总面积130平方公里。
1992年3月由原镇头乡、原尚田乡部分村合并建立长安镇；2001年10月原浩寨乡和大源乡部分村并入长安镇；2005年辖镇头、大源、庄团、马道、大谷、高杨、坦头、梧川、浩寨、下五都10个村民委员会，60个村民组，总人口23118人，其中农业人口21978人。
省道217线南北贯穿全镇，与县道镇蜀线、镇上线在镇头相汇。
镇人民政府驻镇头村，距县城27公里，为岭北重要交通枢纽。
境内多山，西北有大会山脉，南有徽岭山脉，东、南属中低山，中部及西、北部为丘陵盆谷。
西、南之水汇入大源河，入新安江；东、北之水为徽水河之源，入青弋江。
境内土壤以黄红壤为主，坦头、马道一带盛产优质粘土。
全镇现有山场6727公顷，耕地1958公顷，其中水田1336公顷，桑园405公顷，茶园70公顷。
境内农业以粮油、畜牧、蚕桑、竹木为主，其他经济作物（高山西瓜、大棚香菇、茭白、中药材等）为辅。
境内有国营镇头林场、大会山林场。
近年来长毛兔养殖发展迅速，存栏量6万只以上，2005年被宣城市授予“长毛兔之乡”称号。
境内有个私企业57家，主要经营行业有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竹木加工、布绒玩具、酿酒、小水电等，2005年有明雁机械公司、新惠玩具公司、马道木竹制品有限公司3家县级规模以上企业。
2005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42亿元（比2004年增长12.5%），其中农业总产值0.70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131元（比2004年增长8.9%）。
境内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生态优越，胜迹众多。
自然景观有华阳十景之一的大会晴峰，黄山七十二峰之一的黄高峰。
浩寨冯村是省级“百佳”生态村，被省列入古村落名录；庄团胡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无锡市长安] 长安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北部 [靖江长安] 长安位于江苏靖江市西部
河南科技学院是什么时候成的二本?
2004年5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河南科技学院。
学校立足河南、面向基层，培养基础扎实、勤奋务实、敬业奉献，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