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是什么，反映了什么社会问题
本人理解的较浅显，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精神病院的十分不人道的管理制度与治疗方式，尤其是在影片的最后，麦洛非被切除了大脑额叶这一极为残忍的所谓的“治疗方式”，所以病人们在里面完全没有人权，只能任凭医生来判断其是否有病来对其进行各种残忍的“治疗”，同时应该也表现了主角麦洛非和“酋长”想要冲破医院里的管理制度与铁笼追求自由的渴望，这就是我所能理解到的
感动校园十佳人物、、要初中的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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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在飞翔 有一种努力叫做坚持不懈，有一种态度叫做泰然自若，有一种人坚持着最初的梦想，永不言弃。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受到父母良好的教育和引导，有着不一般的韧劲和拼劲，对事积极认真，脚踏实地。
我一直是一个简单、干练、认真、踏实的女生。
三岁时，在同龄的玩伴都在享受金色的童年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书法，一个三岁的小孩，结识了书法大家——王羲之。
为了锻炼腕力，我开始学习乒乓球，从此与乒乓球结下不解之缘。
大一时获廊坊师范学院书画大赛三等奖。
大一时， 我担任班中的文体委员。
我积极举办各种文体活动来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 让大家在大学得到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
我的努力、成长，得到了老师们同学们的肯定。
我认为能力不是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做事的态度。
在去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我带着队友，穿城镇的大街小巷，不畏酷暑，在40多度的高温下坚持向市民发传单，得到当地政府和市民的好评。
也因此获得“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我撰写的调查报告获得“学院优秀调查报告”，我所带领的学院科学发展观服务团也获得“先进团队”。
学习上，我严以律己。
初进大学，当别人还沉浸在适应的懵懂阶段，我已做好了精细的人生规划，为自己的理想而艰苦奋斗。
每天早上，天还不曾泛白，我已在教室里朗读英语了，并带领舍友坚持晨读。
自习室、图书馆是我最常在的地方，畅游知识的海洋，感悟人生的真谛。
走在校园的小路上，我自信的眼里流露的都是对知识永不止息的渴求。
在日常学习中，我努力帮助同学解决学习中的各种问题。
都说鱼和熊掌往往不能兼得，我却努力在常人不能兼得的学习和工作中二者兼得，付出了成倍的付出汗水与努力。
我在大一获得了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三好学生”、 “优秀团干”、“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优秀调查报告”荣誉称号。
每次考试，我的成绩总在班上前几名，在年度综合测评中排名第一。
在大一的时候，我以612分的分数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 并以优秀的成绩通过计算机二级考试。
如今的我，正在积极为2013年的考研而努力筹备着。
已经大二的她，依旧活跃在外国语学院学生会以及各种比赛的场合中，我从没有停下她锻炼自己、向上攀登的脚。
坚持最初的梦想，是我如今依旧坚持着前进步伐的原动力。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我如今坚持的人生态度，以泰然自若的心态面对人生一切未知的困难和挑战。
我的人生，从这里起航，梦想正在飞翔。
身历百折而不挠，虽处逆境犹自强 ——记六盘水师院“感动校园十大人物”候选人童启炼同学童启炼，男，贵州遵义人，中共预备党员，贵州师范大学六盘水学院中文系2006级本科班学生，在校期间曾任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高原风文学社总编，连任班级团支部书记，现为六盘水师院团委宣传部、学习部负责人，全面主持团委学生工作。
该同学出身贫苦，命途多舛，身历百折而不挠，虽处逆境犹自强，其人其事感人至深。
一、命途多舛，毅然撑起破败家童启炼同学出身贫寒，命途多舛。
刚出生，他的母亲就患上了精神病，他的幼年和童年苦不堪言，营养不良，体弱多病。
但生活的艰辛不但没有摧垮他的意志，反而越发激起了他无穷的斗志，他克服千难万险，于2006年梦圆大学。
“天有不预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7年，他的父亲在给人打工时不慎坠崖身亡
父亲的去世使童启炼的母亲旧病复发，精神恍惚，卧病在床。
面对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打击，童启炼迅速擦干泪水，用稚嫩的肩膀毅然扛起了摇摇欲坠的家庭。
他一边办理父亲的后事，一边悉心照料母亲，贴心安慰母亲，在他的精心照顾下，他的妈妈精神一天天变好，生活逐渐能够自理。
之后，他四处奔波，给母亲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安顿好母亲的生活，处理好家里的事情，才重返课堂。
回校后，为了不给母亲增加任何负担，他便忙里偷闲去打工挣钱，他通过发传单、搞促销、做生意、上家教、举广告牌、做杂志编辑、做临时清洁工等等，一角一角的攒钱，一分一分的花钱，每月坚持给母亲寄去足够的生活费，每年给母亲买两套衣服，他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母亲的笑容，他常对妈妈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孩儿会和您一起挺着腰板笑着走下去
我要让我的妈妈过一天好日子
”现在，这个坚强不屈的好男儿，已经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和母亲的精神支柱。
二、志愿服务，用爱诠释社会责任童启炼敦厚淳朴，富有爱心，他热心公益活动，乐于服务于人。
他连续3年参与大学生送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在服务中，他不怕苦、不怕累，竭诚服务，甘于奉献。
在服务中，他不怕苦、不怕累，竭诚服务，甘于奉献，足迹遍及六盘水市水城县的鸡场乡、陡箐乡，盘县的火铺镇等50多个村组，为贫困山区的父老乡亲送去了精神文明的圣火。
三年来共编写“三下乡”宣传资料20余万字，有40多篇“三下乡”专题报道作品被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等多家青年主流媒体转载报道。
由于成绩突出，童启炼连年被评为“优秀服务队员”。
2009年，他参与研究撰写的以“三下乡”为研究对象的《拓展校园文化精髓，创新社会实践活动》荣获贵州省校园文化成果评选优秀奖。
他时刻怀揣感恩之心，积极履行一名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他曾几度作为青年志愿者走进六盘水市钟山区新兴（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深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正确的心理辅导，还对201名“问题少年”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所撰写的《六盘水市“问题少年回访春晖行”活动调查报告》得到了六盘水市政法委书记何冀同志的高度赞赏，并亲自做出了“把这一研究成果面向全市推广”的重要批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三、全面发展，逆境成才感人至深童启炼同学成熟稳健，积极进取，聪明能干，全面发展，在困境中自强不息，在逆境中奋斗成才。
他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扎实掌握专业技能,勤学奋进，成绩优良,两度荣获“国家级助学金”，2009年荣获学习成绩“二等奖学金”。
他积极尝试文学创作，有多篇文学作品发表于省、市等各级报刊杂志，2009年，团贵州省委礼聘童启炼为“贵州省青年网络评论员”。
同年，其创作的《凉都赋》一举夺得贵州省“庆祝建国60周年征文大赛”一等奖。
他踊跃参加各种校内外活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先后获得学校“经典诗文朗诵大赛”团体一等奖、个人一等奖；“面试模拟大赛”一等奖；“求职简历制作大赛”特等奖等多项殊荣。
此外，他还积极尝试开展一些研究工作，共在国家级学术刊物表于研究论文1篇。
身为学生干部，他德才兼备，品学兼优，认认真真履行职责，扎扎实实搞好工作，是老师的好帮手，是同学们的忠实服务员。
如他组织策划拉了一笔2万多元的赞助，成功举办了“六盘水市第二届青少写作交流会”，效果良好，影响广泛等。
在校团委的相关工作中，他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表现突出，成绩优秀，其所分管的宣传工作连连名列全市目标考核第一名，2009年被六盘水团市委授予“杰出宣传工作奖”。
由于工作突出，童启炼多次获得省、市、县、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总之，童启炼同学积极进取、全面发展；质朴无华，谦逊好学；热心公益，甘于奉献。
他用乐观之心点燃青春火焰，他用平凡之举诠释男儿责任，他用朴实之音弹奏出一曲曲清新感人、温暖动人的青春乐章
美国历届总统绰号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