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和我身边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这些道德规范和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如何在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得到落实和践行
本报今日刊发一组笔谈，对此进行探讨。
爱国：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爱国是人们对于祖国的一种深厚的依恋、爱护，以及与此相应的实际行动。
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一直高举爱国旗帜，涌现出无数爱国英雄、仁人志士，传诵着数不清的爱国诗篇，爱国主义精神早已融入亿万人民的心里。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
我们爱国，因为我们的祖国山河壮丽、地大物博，因为我们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历经磨难，但中国人民始终英勇不屈、艰苦奋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
这一切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铸造了中国心。
正如《我的中国心》歌中所唱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在中华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我们深深地懂得国家的重要和爱国的必要，懂得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国，就没有家，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甚至没有个人的生命和安全；只有国家独立富强，个人才能自由、富裕与幸福。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国家者载民之舟也，舟行大海中，猝遇风涛，当同心互助，以谋共济。
”正是从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中，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深刻认识中，中国人民产生了对祖国浓厚强烈的道德情感，并把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转化为行动和实践。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呢
爱国就要热爱人民。
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先辈，是他们创造了中国的今天；爱同自己一样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父老乡亲、师长朋友，他们与我们血肉相连，共同支撑和发展着今天的社会。
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为人民服务，努力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富裕、更美好。
爱国爱民应从孝老爱亲做起，尤其要关心爱护鳏寡孤独等特殊社会群体，热心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之中的人。
特别是当国家发生突发事件和巨大灾害之时，一定要高度关注，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不计报酬，尽力贡献；坚决反对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分裂瓦解，同一切损害祖国利益和荣誉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爱国就要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爱惜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注意爱护生态；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这些远见卓识，已被今天世界的人口膨胀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雾霾和水系污染所证实。
保护环境再也不能等待，再也无法推托。
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优良传统，立即行动起来，发扬中华民族朴素节俭的好传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天蓝气清，推动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爱国就要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丰富的宝库，既有文史哲学，又有科技艺术，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蕴含其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精神，“崇德向善、团结友爱”精神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支撑，对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爱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
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一度陷入被人任意欺凌践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但是她又迅速崛起。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我们的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神舟”九天揽月，“蛟龙”五洋捉鳖，一个“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正在加快实现。
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这样可爱。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能不欢欣鼓舞，能不感到骄傲自豪吗
能不以更大的决心和干劲报效祖国吗
培育和践行爱国这一价值准则，首先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特别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发展繁荣、同人民幸福安康结合起来，为祖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绩而喜悦，为祖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而担忧，为增进民生幸福而努力。
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每一个祖国需要的时刻，贯彻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
当爱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充分，中华民族就会更加同心同德，创造出新的辉煌。
（陈瑛 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敬业：在平凡中铸就非凡 敬业是公民的重要价值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
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担任什么职务，都应该用辛勤的劳动和扎实的工作践行敬业这一朴素而崇高的美德。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尤其需要大力倡导敬业精神，引导人们恪尽职守，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敬业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元素。
《礼记》中有“敬业乐群”之说，孔子也主张“敬事而信”“执事敬”。
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专门阐述了敬业的职业精神。
他认为，“敬业”就是“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
”简单来说，敬业就是用敬畏、敬重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一心一意、精益求精。
其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
敬业的人会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具有献身精神，将自己的一生与其联系起来，在事业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会拥有强烈的责任感，明确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特定职责，忠实履行职责，勤勤恳恳工作，任劳任怨付出。
这样，工作就会由外在的强制和被动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和主动。
正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如果一个人是清洁工，那么他就应该像米开朗基罗绘画，像贝多芬谱曲，像莎士比亚写诗那样，以同样的心情打扫街道。
他的工作如此出色，以至于天空和大地的居民都会对他注目赞美：‘瞧，这儿有一位伟大的清洁工，他的活儿干得真是无与伦比
’”工作岗位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贵贱之别。
每一项工作都值得我们去做，值得我们用心去做。
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精益求精，都会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情感。
“爱而不敬，非真爱也；敬而不爱，非真敬也。
”事实证明，真正的敬业者必然有爱业情怀。
对职业的热爱是敬业的深层动力，会燃起人们巨大的工作热情，激发人们奋进的强大动力。
正如高尔基所言：“天才是由于对事业的热爱感而发展起来的，简直可以说，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
”爱业的人会把工作当作快乐、当作幸福，会保持一股积极进取的干劲、一种拼命奋斗的热情，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做到极致。
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在岗一天，就应当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地干好分内工作，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
勤业、精业的业务素养。
敬业是精神和状态问题，精业是能力和水平问题。
一个人无论本领多大、能力多强、素质多高，凡事拈轻怕重、应付了事，就很难有所成就。
同样，一个人无论多么爱岗敬业，如果认识水平不高、技术能力平平，恐怕也很难取得大的成绩。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显得十分重要。
今天，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标兵、模范，如被誉为新时期产业工人杰出代表的许振超、“蓝领专家”孔祥瑞、“金牌工人”窦铁成、“知识工人”邓建军等等，既是爱岗敬业的杰出代表，也是勤业、精业的先进模范。
他们干一行精一行，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练就了高强的本领，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创造了一流业绩，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将敬业精神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敬业看似平凡，实则不易。
职业和工作岗位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
任何岗位都意味着机会和平台，它可以成就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人生。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通过从事一定职业显示出来的。
人生在世，成就一番事业，在职场上大有作为，是大多数人的职业愿景。
而事业有成，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展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
机遇青睐敬业者。
只有勤勉敬业的人，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铸就不平凡的业绩，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任何一个工作单位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人人热爱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各个工作部门协调运转，才能产生整体效用。
敬业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正义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城邦的正义体现为不同阶层的人们各司其职、尽展其能所形成的秩序。
在现实生活中，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工作：公务员廉洁奉公、法官秉公执法、军人保家卫国、商人诚信经营、教师教书育人、医生救死扶伤、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唯有社会成员各守其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形成正义的良善社会。
敬业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实现的，需要每个人、每个行业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
每个劳动者都需要树立正确的岗位意识，认识到每个岗位都可以施展理想抱负、奉献聪明才智、展示人生价值；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在岗言岗、在岗爱岗、在岗为岗，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埋头苦干、积极奋进；争创一流业绩，刻苦学习工作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努力成为本行业、本岗位的行家里手、业务骨干，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非凡的人生篇章。
（吴玉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诚信：为人之本 兴国之基 诚信是人类的普遍道德要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诚信的要义是真实无欺不作假、真诚待人不说谎、践行约定不食言。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意义重大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信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同志曾说：“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具体来说，“诚”是尊重事实、真诚待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故朱熹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信”是忠于良心、信守诺言。
故张载曰：“诚善于心谓之信。
”“诚”是“信”之根，“信”是“诚”之用。
中华传统美德把诚信视为人“立身进业之本”，要求人们 “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诚信是立身处世之道。
诚信是人之为人的道德规定。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诚信是个人社会化的“初始原则”。
人是通过“社会化”完成从生命体的自然人到具有社会角色的社会人转化的。
人的社会化，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学习社会交往的规则。
其中，遵循不说谎、说话算数等诚信规则，则是每个人最早接受的规则教育之一。
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
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活动。
这种交易活动，蕴含着对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的道德和法律要求。
诚信是实现信用交易的前提和保障，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规则和生命线。
市场主体诚实守信，不仅能够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够形成合理的市场秩序，增强经济社会活动的可预期性，提高经济效率。
诚信价值观的实践要求 诚实劳动。
诚信绝不只是单纯的守约与履约问题，更是劳动创造的态度和品德问题。
诚信要求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尊重客观事实不作假，不投机取巧、偷奸耍滑。
如果说劳动创造世界，那么，只有诚实劳动才能创造出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和增强人们幸福感的美好世界。
真诚待人对己。
诚信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求实不骗人、对己不自欺，反对虚伪和欺骗。
因此，诚信是忠于本心、真实无妄、信守承诺的态度和品行。
按照真实要求为人做事，即为人实在、实诚，才会有好的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人们唯有信守约定、践行承诺，才会心里踏实有安全感、彼此信任有幸福感。
恪守诺言和约定。
诚信要求人们遵守诺言、契约，反对毁约和违背诺言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诺言和约定，既包括由人们自己承诺而引发的特定权利和义务，也包括国家法律、法规、政令、规章制度等规定的普遍权利与义务。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的着力点 发挥政务诚信的示范引领作用。
古人云：“政者，正也。
”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定盘星。
取信于民是为政之道。
应通过管理和教育，使行政人员树立法治思维，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行政；依法公开政务信息，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腐败行为；确保制度科学、合理、有效，履行对公众的承诺，避免“朝令夕改”和“新官不理旧账”等失信现象。
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树立诚信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
营造讲诚信的商业文化氛围。
社会成员的诚信观念、信念和品行，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产品掺假作伪、商品价格欺诈等虚假商业行为，不仅会加重社会成员普遍怀疑和猜忌心理、加大交易成本，而且会消解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信念和意志、诱发欺骗失信行径。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应加强监管力度，引导、教育人们在商业活动中诚实守信，不造假、不掺假，做到童叟无欺等，积极营造讲诚信的商业文化氛围。
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
围绕诚信方面的法律规定、信贷业务、信用卡办理、信用消费、职业发展等，开展针对性强的诚信教育，使人们进一步明确在信用经济时代如何利用“信用”为自己生活服务、如何通过诚信的收益累积增强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从而增强人们诚实守信的行为动力，真正“让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加强社会组织的诚信建设。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的主体，不仅包括社会个体，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如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从事职业活动的社会成员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组织对内对外是否遵守诚信原则以及是否形成诚信的工作氛围，直接影响社会成员个人诚信品行的形成。
组织诚信的缺失，无论对社会个体诚信理念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都是巨大的。
因此，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应加强社会组织的诚信建设。
发挥诚信道德模范的社会辐射效应。
诚信道德模范是人们身边的道德标杆，具有“润物细无声”的道德说服力。
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应大力宣传诚信道德模范真实感人的事迹，营造诚实守信光荣、虚假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诚信道德模范的社会辐射效应。
（王淑芹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友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友善，是对人类以往友善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是我们建设和谐家园、实现民族梦想的重要精神条件和价值支撑。
友善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谦敬礼让、帮扶互助。
即在工作和生活中不矜能、不伐善，先人后己，保持谦虚低调。
面对道德高尚、品质优秀的人，要虚心学习，做到见贤思齐；面对他人的过失、缺点，要设身处地给予体谅和包容，诚心诚意进行提醒和帮助。
戮力同心、同舟共济，在他人有困难时及时解急救难、雪中送炭。
谦敬礼让、帮扶互助的友善风气在人们之间流转和传递的是温情与爱心，能消除隔阂、融冰化雪，使人如沐春风。
志同道合、携手奋进。
同类相感，同声相求。
友善之情往往生发于志趣相投的人们之间，因此人们常说“同志为友”，“道不同不相为谋”。
如果说友善意味着志同道合、友善的基础是志同道合，那么，在当代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之“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共同之“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梦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同心同德、共同奋进，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时代要求。
珍惜资源、关爱自然。
人类不仅生活在群体、社会中，而且生活在天地、自然中。
人们在自身的生存发展中不仅要和他人、社会打交道，而且要和自然打交道。
“爱人”与“爱物”密不可分。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是人们共有的生存家园。
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同时就是尊重和保护他人他国的生存发展权利，就是尊重和保护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权利，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己。
友善价值观的践行途径 深刻领会友善价值观在“三个倡导”中的地位作用。
“三个倡导”是我们党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高度概括、凝练的产物。
其中，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居于基础地位。
而在个人层面的四项价值观中，友善又相对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其他三项价值观无一不与友善理念相关联：如果一个人在日常交往中对身边人都不能以善相待，就不能指望其会爱国，也不能指望其会在具体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社会和他人做奉献；一个不爱他人、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就很难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尊重他人、诚信无欺。
所以，在实践中积极倡导、培育友善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培育与践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创造性地用活我国传统优秀道德资源。
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仁爱友善思想。
在甲骨文中，“友”字的造型是顺着一个方向的两只手，意为二手协同或以手相助。
我国古人强调“仁者爱人”，主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论，主张“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论，将“民胞物与”视为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
在此基础上，古人还发展出了丰富的道德实践理论，包括“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的忠恕论，“责友以善”、“以友辅仁”的友善观。
在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过程中，应科学继承这些传统优秀道德资源，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夯实力行友善价值观的物质基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离不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随着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事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改善，那些原本为生计而紧锁的眉头会自然舒展。
而当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时，人际和睦友善的风气就会更易生发。
开展以友善为主题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
榜样的教育、示范和引领，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作用。
人间自有真情在，生活中从来不乏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善行义举。
因此，道德教育应贴近百姓生活，着力捕捉、发掘和宣传群众身边的善意与真爱。
此外，还要在社会中广泛开展人人参与的以关爱他人、奉献爱心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着力引导全社会成员关注、关心、关爱困难群体，营造帮扶互助的友善风气。
完善对善行义举的保护保障机制。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是一项匡正人心之举，需要惩恶与扬善并举。
一方面，要对损人利己等伤风败德行为采取多管齐下的治理、惩处措施；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践行友善品质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相应的支持和慰勉。
概言之，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风清气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崇德向善氛围，是有效培育、涵养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必备土壤。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工作
（一）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明创建的主题主线，对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确保社会系统正常运转，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做到知行合一，在“知、信、行、成”四个字上聚焦，知而信、信而行、行而成。
一要在宣传普及上下功夫。
要利用载体、媒体、活动三种方式，以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公众人物为重点，综合运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政策制定、制度保障等形式，广泛普及、深入阐释“三个倡导”24个字，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二是在结合融入上下功夫。
一方面，从本系统、本部门、本区域、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全方位融入、全过程融入、全社会融入；另一方面，转化为公民道德建设、讲文明树新风行动、志愿服务制度化、文明创建、文化惠民工程等创建实践活动，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实践，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三是在凝聚“房县精神”上下功夫。
组织专家学者深入阐释“风雅忠孝、开明开放、善谋实干、和谐图强”的“房县精神”，通过深入宣传、研究解读、学习讨论、有奖征文等阐发和传播手段的创新，使“房县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形成“向善”、“向好”、“向富”、“向美”的主流价值，重建房陵儿女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心灵家园。
（二）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公民道德实践是文明创建的核心任务。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实践层面的点滴进取。
一是选树学育道德模范。
彰显社会主流价值，发挥各类先进人物、道德楷模的榜样作用，建立“房县好人榜”、“孝道红黑榜”、“信用黑红榜”，形成群星灿烂、七星共明的县乡村三级道德模范链。
把重大典型宣传与最美人物、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宣传结合起来，培育好人好报、积德行善、遵德守礼、好人辈出的良好道德风尚。
建立激励保障机制，对道德模范不仅要给予舆论上的推崇和道义上的支持，还要给予物质上的激励和生活上的关心，以文明作担保，以诚信作抵押，开辟绿色通道，推行道德贷等帮扶模式。
二是开办道德讲堂。
建设机关、企业、行业、社区、村镇、学校、新市民等七类道德讲堂，城区、村镇建道德讲堂总堂，20人以上的单位建道德讲堂，借助手机、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拓展道德讲堂空间。
通过规范阵地建设，开展专兼职主持人、宣讲员的选拔培训，优化“省身、唱道德歌曲、听看道德故事、诵中华经典、念劝善词、送吉祥”活动流程，与“成人礼、结婚礼、祝寿礼、退休礼”有机结合，广泛宣传、精心组织，健全制度等措施，力求广覆盖、专业化、仪式化、生活化、机制化。
三是开展道德领域专项治理。
紧紧围绕食品药品安全、窗口行业、公共秩序三大重点领域，诚信缺失、公德失范、风气不正三大问题，做好“仁义礼智信”专项教育，文明劝导行动，系列道德实践行动，行风评议行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网络文明行动等六方面工作，建设优美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建立优良秩序、践行优雅言行。
四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建立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学雷锋“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中华经典诵读、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少年宫建管、学校家庭村居教育、教育公平、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等十个方面，培育懂礼貌、知礼仪、重礼节、讲道德的下一代。
（三）深化讲文明树新风行动。
“讲文明树新风”是文明创建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培育先进文化、传递新风正气、劝人遵德守礼、凝聚文明共识。
深化讲文明树新风行动既要讲形式，更要重实质、讲效果。
一是刊播“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坚持载体、媒体、活动三结合，墙体广告、印刷广告、电子广告一起上，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公益性与商业性结合、永久性与阶段性结合，实现刊播主体、刊播载体、刊播题材、刊播周期的多元化、多样化、生活化、经常化。
二是开展“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
组织开展文明餐桌、文明过节、简办婚丧事庆、勤俭节约、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上网等讲文明树新风活动。
开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务活动，运用论坛、博客、微博、QQ群等互动平台，积极参与网上宣传，不断扩大网络文明传播的影响力。
三是开展“遵德守礼” 教育实践活动。
运用文明礼仪宣示价值观、颂扬真善美，一方面形成适用于各类人群、涵盖各领域的礼仪规范；另一方面创新传播手段，注重实践养成，让礼仪回归家教，注重校园养成教育，设置“遵德守礼”提示牌，举办文明礼仪培训班，开展有庄严感的升国旗、入党、入团、入队、成人仪式、祈福礼、敬老礼、道德礼等典礼活动，持久普及礼仪文明、秩序文明、服务文明、网络文明。
四是发掘“文明好家风”。
以“传承中华美德·弘扬文明家风”为主题，以家规家训家风大家谈的方式，组织策划一系列导向鲜明、富有内涵、引人向上的主题实践活动，发掘生生不息、血浓于水、言传身教的家风文化习俗，多渠道、多阵地、多团队宣传、弘扬、培育、实践“文明好家风”，带动好村民、好民风、好乡风。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当代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事迹（原版的）要简单
1.丁晓兵 颁奖词：一条臂膀，也能撑起血染的军旗，他是真的勇士。
事迹：丁晓兵，男，1965年9月出生，现任武警某部团政治委员。
丁晓兵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失去右臂，战后，他拒绝了许多单位提供的要职和优厚待遇，选择留在了部队。
武警8722部队政治委员，入伍20多年，曾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武警部队“拥政爱民先进个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标兵，被国家人事部和中国残联授予“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
他曾经感动中国。
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身为侦察大队“第一捕俘手”的丁晓兵，在敌人阵地生擒一俘虏回撤途中，为掩护战友和俘虏，抓起敌人投来的手雷向外扔的刹那间，手雷突然爆炸，右臂被炸得只存一点皮肉。
为了把任务完成到底，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匕首割下残臂，扛着俘虏，冒着炮火翻山越岭4个多小时才与接应分队碰上头。
而就在此时，他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含泪为他化妆，紧紧抱着迟迟不忍就此让他而去。
路过的前线医疗分队被这个场面深深感动，切开腿部动脉血管强行压进2600CC血浆。
死神就这样与这位独臂英雄擦肩而过。
以“中国兵”为题宣扬他的英雄事迹强烈地震撼着“中国心”。
他因此荣立一等功，荣获为他特设的第101枚“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
他是独臂英雄，更是一位常人；他是一名党员干部，更是一名党的形象代言人。
2003年，部队在淮河流域抗洪抢险，丁晓兵一只胳膊不能挖土，就扛包运土；不能打桩，就潜到水里垒围堰。
其身如令，其势似锋，18天时间，他就是这样在抗洪一线表现他的人格官品。
二十多年来，他把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对部队的责任，全部倾注于他军人生涯中的每一个细节，付诸于部队生活中的每一个举动。
284面奖牌证书见证了他以残缺之躯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不平凡历程。
二十多年来，丁晓兵先后任连指导员、干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虽然失去了右臂，但经过刻苦训练，他的射击、单杠、越野等军事训练成绩均在良好以上，打背包的速度全连第一。
2003年，部队在淮河流域抗洪抢险，丁晓兵一只胳膊不能挖土，就扛包运土；不能打桩，就潜到水里垒围堰。
此外，他结合工作实践创造的鲜活经验，有105条被上级肯定和推广，在部队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7月，他作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200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授予丁晓兵同志“保持英雄本色的忠诚卫士”荣誉称号。
2.林秀贞 颁奖词：善良在村庄流淌，她用30年的热心，去温暖世道。
事迹：林秀贞，女，1946年出生，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王常乡南臣赞村农民，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秀贞同志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好家庭”、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感动河北十大人物”、衡水市优秀共产党员、衡水市“双十佳”文明市民标兵、衡水市十星级文明家庭“标兵户”等荣誉称号。
? 三十年如一日，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农妇林秀贞克服了各种困难，像女儿一样赡养了6位孤寡老人。
她给智障老人喂饭；给大小便失禁的老人换洗尿布；为去世的老人送终……被她赡养悉心照料的孤寡老人，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享年都超过了八十岁。
林秀贞在当地带头创办个体企业，她先后向8位残疾人传授了玻璃钢和橡胶生产技术，并在自己的企业为他们安排就业岗位，还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林秀贞热心乡村教育事业，先后出资4万多元帮助乡村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
还资助本村和邻村14名贫困家庭子女步入大中专院校，救治并收养了一名出生仅40天的患病弃婴。
她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为村里修路、打机井、文化娱乐队伍建设等公益事业捐资出力。
王常乡党委书记陈国强评价说：“林秀贞聪明能干，性格刚强，诚实守信，她要是光顾自己，早就发大财了。
3.王百姓 颁奖词：王百姓时时命悬一线，老百姓才能天天平安。
事迹：王百姓，1951年出生，现任河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调研员，三级警监，高级工程师。
1985年从部队转业到河南省公安厅工作以来，始终战斗在排爆治爆工作的第一线，多次临危受命，冒着生命危险，亲手排除战争时期遗留的各类炸弹1.5万多枚；从事排爆工作35年来，先后“摆平”各类炸弹1、5万多枚，排除爆破装置和哑炮1100多个，处置大小爆炸现场无数，是公安系统唯一没有伤残、排爆没出过一次差错的全国劳模。
他创立的有关爆破理论和爆破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为侦破案件及处理事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他参与的“爆破治黄”等重点工程业务指导工作，有力地服务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001年，王百姓奉公安部之命，赶赴内蒙古，对该地7000余枚炮弹排除销毁。
这些炮弹分别埋在居民区，如有一颗发生爆炸，将会全部引爆。
他与当地公安机关研究了排除方案，疏散了群众，向参战人员讲述作业方法，并与他们一起排弹。
每遇危险的场所他都亲自作业，顺利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2001年，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爆炸案，死108人，伤54人。
王百姓接到公安部通知后火速赶赴现场，经过紧张勘察和分析，确定了案件的性质，划定了正确的侦查范围，为案件的顺利侦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7天后，凶手在广西落入法网。
2004年大年初二，郑州火车站售票处发生爆炸。
王百姓放弃春节休假，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中，为破案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两天后，该案件便胜利侦破。
作为全国公安爆破专家，他先后参与了陕西榆林市爆炸案、山西繁峙县金矿爆炸案等全国各地数十起爆炸事件的侦破指导工作。
他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二十年如一日，穿越在生死线上。
2006年6月6日，他作为全国公安系统唯一的爆破专家参加了三峡围堰“天下第一爆”的专业指导工作。
他作为一名中国爆破专家，参加中美防爆技术访问团，代表中方在美国提出了“猛炸药爆炸瞬间不能引燃汽油等易燃品”的论断，使世界同行对中国防爆界刮目相看。
多年来，王百姓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上级公安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多次立功受奖，两次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好卫士”称号，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
他感到对得起的是工作，感到内疚的是对妻子儿女、对父母欠下的许多情、许多债。
女儿曾这样说：“有时候真希望我爸病两天，只有这样，我才感觉他是家中的一员。
”而最让他感到愧疚的是，由于他经常紧急奉命出差，全家人只要一看到电视里报道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或即将进行重大爆破工程，就要给他打电话。
有时，他怕家人担心，都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
他最为珍视的，是一直随身携带的那张全家福，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理解那张普通照片对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王百姓常说：“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战士，但也要承担起国家昌盛和社会治安稳定的义务和责任。
” 王百姓创立的有关爆破理论和爆破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际交流中，王百姓以其独到见解令世界同行对中国防爆界刮目相看。
2006年6月6日，他作为中国的爆破专家，在美国提出了“猛炸药\\\\爆炸瞬间不能引燃汽油等易燃品”的论断，使世界同行对中国防爆界刮目相看。
4.黄舸 颁奖词：生命的倒记时，滴答、滴答扯动人们的心弦，人生路上，他是阳光少年 。
事迹：小黄舸虽已18岁却看上去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以羸弱之驱一直与病魔作斗争8年之久，并与父亲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环游全国。
黄舸7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据医学专家介绍，同类患者最长生命记录仅为18岁。
黄舸的生命也许就要走到尽头，但是为了能当面对帮助过他的人说声谢谢，2003年，15岁黄舸不顾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和父亲踏上了“感恩之旅”，开始在全国寻访素未谋面的恩人。
没有钱，父亲就用一辆三轮摩托车载着黄舸。
疾病早已剥夺了黄舸站和坐的能力，所以父亲每天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座椅，再用绳子仔细地“固定”，才能保证他不会滑落下来。
3 感动中国2006颁奖词及人物事迹 如今，父子俩已经走过了82个城市，行程13000多公里，向30多位当年给他们寄过钱的恩人当面道了谢。
黄舸说：“坐着父亲开的三轮车，到好心人的家门口亲自说声谢谢，送上一束鲜花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个心愿一直支持着他走到今天。
如果有一天离开人世，黄舸希望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
5.华益慰 颁奖词：一辈子作一件事：就是对得起病人。
爱人，知人，医乃仁术。
事迹：华益慰，著名医学专家、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常务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专长为普通外科：胃肠道、乳腺、甲状腺疾病的外科诊断治疗。
华益慰同志从医56年来，始终忠诚实践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自觉恪守人民军医的行为准则，以高超的医术救治了众多患者，以高尚的医德温暖了千万人的心，书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丽篇章，为医生这个神圣职业树起了一座道德丰碑，为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增添了光彩。
他不愧是共产党员的优秀楷模，不愧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胡主席充分肯定了华益慰同志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精辟概括了华益慰同志先进思想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要求全国全军卫生战线深入开展向华益慰同志学习的活动。
全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自觉以华益慰同志为榜样，为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年8月12日，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外一科主任、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在北京去世，走完了自己平凡而高尚的一生，享年73岁。
老军医华益慰一生兢兢业业，被患者誉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
他做过数千例手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没有出现过一次医疗事故和差错。
退休后，华益慰不为地方医院的高薪聘请所动，被返聘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专家组，仍像以前那样出门诊、查房、做手术。
手术有时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年事已高的华益慰常常是大汗淋漓，体力不支。
为此，他专门准备了一个高凳子，实在撑不住了，就坐在凳子上为病人做手术。
他在不遗余力地为病人解除痛苦，自己却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去年7月底，华益慰被查出患晚期胃癌。
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患有颈椎病、腰椎病和高血压。
病重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亲自看望、慰问了华益慰，对他的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共产党员的优秀楷模，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他在遗嘱中表示将遗体解剖，贡献给医疗事业，不留骨灰。
6.孔祥瑞 颁奖词：在轻视铁锤的时代，工人何为
他说：“全世界的门吊，我都能开
”。
事迹：孔祥瑞，男，52岁，天津港煤码头公司操作一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1972年，孔祥瑞初中毕业后到天津港码头当了工人。
他多次放弃了深造机会，始终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将工作岗位当成课堂，把生产实践作为教材，将设备故障当作课题，把身边怀有一技之长的工友视为老师，努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赢得了“蓝领专家”的美誉。
2001年，他主持创新“门机主令器星形操作法”，使门机每一次作业可节省时间15.8秒，当年创效1600万元；2003年，他主持的“门座式起重机中心集电器”技改项目，被授予国家级实用型发明专利……一名仅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工人，34年创造了150多项科技成果，为企业创造效益8400多万元。
孔祥瑞在为企业创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他所在部门的机械设备使用管理跨入同行业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水平 .叶笃正 颁奖词：定力与信念，让他上下求索，天问的路上，生命融入科学。
事迹：叶笃正，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16年2月出生于天津。
1948年，叶笃正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了一份年薪4300美元的工作，当时，美国大学教授的年薪也不过5000美元左右，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就回了国。
在近60年的科学生涯中，叶笃正在大气动力学、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以及全球变化科学等领域成就显著，被公认为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全球变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4 感动中国2006颁奖词及人物事迹 近年来，叶笃正一直从事如何利用全球变暖的正面效应、降低负面效应的研究。
2003年，他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
同年，87岁的中科院院士叶笃正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国际气象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气象组织奖”。
叶笃正在国际前沿的工作，并不是跟在外国人后面的所谓“同国际接轨”，而是做出了系统的原始创新成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从而成为这些前沿领域科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叶先生常说的，“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叶笃正现在依然坚持每天工作8个小时，可是他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
8.季羡林 颁奖词：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事迹：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
曾在济南三合街小学、济南一中、山东大学就学。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等。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出身于农民家庭，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了季羡林先生，并对他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此前，温总理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老。
9.霍英东 颁奖词：聚散有道，义利兼能。
国旗和紫荆维系他一生的光荣。
事迹：霍英东,男，汉族，1923年5月生，广东番禺人。
1953年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先后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联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93年3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将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霍英东，一生“为善莫问回报”，他生前热爱运动，热心公益，香港和内地无数的教育机构、运输基建、地方团体都受过他的财政资助，行善多年至今捐献逾百亿元，“大慈善家”善心尽显，令人景仰。
5 感动中国2006颁奖词及人物事迹 霍英东一向对推动教育工作出钱又出力，过去数年巨额捐款包括先后两次向香港科技大学捐款，2003年先捐赠3000万元，两年后又向科大捐出一笔总值8亿元的巨额捐款，支持该校未来的发展，这笔捐款更创下该校十多年来接获捐款的最高额纪录。
除了对本地教育支持，霍英东对内地教育也不遗余力，尤其钟情他的家乡—番禺南沙。
过去他曾捐款予南沙建中学，拨款支持香港大学北上南沙，与内地专家合作研究科研发展，其中包括“南沙信息科技园”等项目。
此外，霍英东曾捐赠兴建的道路、大桥、基建更是不胜其数，例如英东体育馆、泳池、医院等社会设施，另又捐资兴建洛溪大桥、大石大桥，拨款抵押建南沙大道。
二十多年来，单是在家乡已投资建设超过40亿元。
另据报道称，霍英东是港澳地区为家乡捐赠最多的富豪。
以霍英东的名字命名的“霍英东基金会”于1977年正式成立，基金会一直以捐献和非牟利投资形式，策划了数以百计的项目。
霍英东的一颗爱国心，令从前珠江口一片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内地经济中心要点，对两地经济贸易作出重大贡献。
另外，多年来他对社会的资助，若连同他成立的慈善基金，估计接近200亿元。
成立的慈善基金包括1984年成立的霍英东基金会，4年前他捐出市值100亿元的两成七澳娱股权成立的建设澳门基金等等，受惠人数不能尽录。
10月28日晚，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因病逝世，享年83岁。
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钱学森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浙江杭州人，1938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
1958年起，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65年，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和规划，建议把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
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李剑英的颁奖词： 烟笼大地，声震蓝天。
星陨大地，魂归长天，他有22年飞行生涯，可命运只给他16秒
他是一名军人，自然把生命的天平向人民倾斜。
飞机无法转弯，他只能让自己的生命改变航向。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小川，在推荐李剑英的时候这样写到：李剑英说过这样的话：“老百姓对我们那么好，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
”正是军人的沛然正气与感恩之心，塑造了一位真正的英雄。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任卫新，对李剑英这样评价：生为国生，荣为国荣，碧空长剑，英雄不死。
永恒的十六秒，他用军人的生命谱写了热爱人民炽烈的壮歌。
李剑英 英雄试飞员 李剑英，河南郑州人，空军上校军衔，历任飞行员、飞行中队长、领航主任等职。
2006年11月14日，李剑英在完成训练任务驾机返航途中，遭遇鸽群撞击，发动机空中停车。
此时，飞机高度194米，跳伞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
从鸽群撞击点到飞机坠毁点2300米跑道延长线的两侧680米范围内，分布7个自然村，居住着3500口人。
当时飞机上还有800多公升航空油，120余发航空炮弹，1发火箭弹，还有易燃的氧气瓶等物品，如果跳伞后的飞机失去控制，坠入村庄，后果不堪设想。
16秒的时间内，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他先后三次放弃了跳伞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迫降。
迫降过程中，飞机受到高出地面水渠护坡阻挡，爆炸解体，李剑英同志壮烈牺牲。
在16秒时间里，他用生命写出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美赞歌。
李剑英曾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2006年12月6日，空军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并追授“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钟期荣 胡鸿烈的颁奖词： 狮子山下的愚公，香江边上的夫子。
贤者伉俪，本可锦衣玉食，却偏偏散尽家产，一生奔波。
为了学生，甘为骆驼。
与人有益，牛马也做。
我们相信教育能改变社会，而他们为教育做出楷模。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淮，对钟期荣、胡鸿烈两位老人这样评价：作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作好事，始终不渝的作好事，把一件好事做到终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晓晖，在推荐两位老人的时候这样写：他们的信仰观照了许多社会无力的角落，当我们每个人都去弥补社会缺位的时候，其实也弥补了更多缺位的人心。
他们为百年树人，更树仁义于百年。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振耀，在推荐两位老人的时候这样写：我想到了中国的武训。
胡钟夫妇本为青年才俊，意气风发，但感于贫困学子，即抛家舍业，投身教育，一座树仁学院就是一座丰碑，永远感动中国。
钟期荣 胡鸿烈 香港教育界的传奇夫妻 两位均已89岁高龄，香港树仁大学创办人。
1987年胡鸿烈获委任为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1993年第八届开始，他连续两届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常委。
胡鸿烈及钟期荣夫妇青年时代已经是民国司法外交界的青年才俊， 1953年两人学成回香港后，一直是执业律师。
因感于许多年轻人没钱上大学，1971年他们自资创办树仁学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为香港社会培养数以万计的人才。
35年来，胡氏夫妇为学校拼尽心力，生活非常节俭。
胡鸿烈更不惜以迟暮之年，回律师楼工作，出入法庭打官司，为学校大楼挣工程费。
据估算，两人创立树仁学院，奉上毕生积蓄估计至少4至5亿元。
1979年，胡博士获邀回大陆，出席中国国庆三十周年纪念，获接见，成为第一位踏足内地的立法局议员，并在1987年获委任为第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孟祥斌的颁奖词： 风萧萧，江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同样是生命，同样有亲人，他用一次辉煌的陨落，挽回另外一个生命。
别去问值还是不值，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用交换体现。
他在冰冷的河水中睡去，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彭长城，对孟祥斌这样评价：我们常常无时无刻地追问自己人生的意义，也许意义不在于追问，而在于行动。
而孟祥斌用纵身一跃放大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纪宝成，在推荐孟祥斌的时候这样写到：真的仁者视他人的生命如自己的生命，真的勇者愿为他人的生命付出自己的生命。
（纪宝成） 孟祥斌 为救落水者牺牲的年轻军人 男，28岁。
第二炮兵某旅机要参谋。
2007年11月30日上午，孟祥斌带着妻子叶庆华和女儿到市区购物。
11时20分左右，在经过通济桥时，一名轻生女青年从10余米高的桥上跳下，孟祥斌一边冲向桥边，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不顾江水寒冷，跳水救人。
10分钟后，前来救援的摩托艇渐渐靠近了他们，孟祥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女青年托出水面，交到救援人员的手中，自己却再次沉入水中。
13时40分，被打捞起来的孟祥斌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是却没能挽留住他年轻的生命。
12月4日，在孟祥斌的葬礼上，浙江金华市近3万名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到金华市殡仪馆，为舍己救人的英雄孟祥斌送行。
孟祥斌1997年12月入伍，山东齐河人，爱学习、肯钻研，曾当选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第七次党代会代表。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方永刚的颁奖词： 一个真正的战士，在和平年代也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一个忠诚的战士，在垂危的时候，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是一位满怀激情的理论家 ，更是敢于奉献生命的实践者。
在信仰的战场上，他把生命保持在冲锋的姿态。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陆小华，对方永刚这样评价：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
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以他的实践和人生告诉人们，理论是彩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小川，在推荐方永刚是这样写到：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思考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他是伟大理论的真诚播火者，他所传播的理论和他的道德人品一起，赢得了青年一代。
方永刚 把忠诚献给最壮丽的事业 男，44岁，中共党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
方永刚入伍20多年来，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立足本职岗位，深入学习、积极传播、模范践行党的创新理论，在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方永刚热爱本职，兢兢业业，在军校教员岗位上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他把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刻苦学习和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上，正是凭着这种水滴石穿的精神，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党的创新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学习研究就会跟进一步、深入一层，不断推出研究成果。
他先后出版16部政治理论专著，完成10项国家和军队重点科研项目，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荣获全军院校育才银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方永刚作为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大连市委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先后为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社区、企事业、干休所、学校等单位作辅导报告1000多场，从军队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北国的漠河边防到南疆的海防哨卡，都留下他传播创新理论的足迹，被官兵群众誉为“平民教授”、“大众学者”和“科普专家”。
2006年11月，被确诊为晚期结肠癌的方永刚，仍然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
他坚持从医院回到学院，为学生上完最后两节课，还躺在病床上完成了对3名研究生的学期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辅导任务。
方永刚真学、真信、真情宣传、真诚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用生命的激情诠释了一名军校教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和高尚师德师风。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李丽的颁奖词： 残疾打不垮、贫困磨不坏、灾难撞不倒，坚强和她的生命一起成长。
身体被命运抛弃，心灵却唱出强者的歌。
五年时间，温暖八万个冰冷的心灵，接受、回报、延伸，她用轮椅为爱心画出最美的轨迹。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振耀，对李丽这样评价：我们从李丽的事迹中感到了爱的力量。
李丽也证明这样一点，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凡，无论多么孱弱，只要孜孜不倦，奉献爱心，就一定能够促成社会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广大。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于丹，在推荐李丽的时候这样写：孱弱的身体，强大的心灵，这个座标对太多健康的躯体是一个提示，让我们更多自省，看到真诚与善良的心灵力量是无边的。
李丽 湖南张海迪 女，45岁，衡阳人，1岁患小儿麻痹症，童年从未站起来过；40岁时再遭厄运，车祸让她下半身完全瘫痪，从此与轮椅为伴。
在多舛的命运里，她不仅没有怨天尤人，还选择了一条向社会传播爱心之路。
她创办了“李丽家庭教育工作室”和公益网站“丽爱天空”，长期从事公益事业和青少年心理教育工作，先后义务深入省内外100多个学校、企业、社区、监狱开办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听众达10万余人次；帮助近百名厌学孩子重返校园、数十名中学生戒除网瘾，为近万名学生树立自信。
4年多时间里，她的善行使得20多万人获得心灵的洗礼。
她还成了很多服刑人员的“偶像”，被人们誉为“感恩天使”、“湖南的张海迪”、“中国的海伦•凯勒”。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闵恩泽的颁奖词：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站出来
燃烧自己，照亮能源产业。
把创新当成快乐，让混沌变得清澈，他为中国制造了催化剂。
点石成金，引领变化，永不失活，他就是中国科学的催化剂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陆小华，对闵恩泽这样评价：归国五十多年，奠基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以知识报效国家，一生成果难数，开发生物柴油推动绿色化工，凭贡献乐享人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任卫新，在推荐闵恩泽的时候这样写：青春投学，爱国有志；耄耋赤子，报国有恒。
成就卓著，贡献卓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闵恩泽 2007年国家科学技术大奖获得者 男，84岁。
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奠基人。
200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他成为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位获奖人之一。
闵恩泽1955年在美国学成后冲破重重阻碍回国。
60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自主开发了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的急需，为我国炼油催化剂制造技术奠定了基础。
70年代，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他没有忘记科研工作，领导了多种催化剂等的研制和开发，也均投入生产和应用，使我国炼油催化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我国炼油催化剂跨越式发展。
1980年以后，他指导开展己内酰胺磁稳定床加氢研究，使我国裂化催化剂生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满足了我国炼油工业的发展和油品升级换代的需要。
闵恩泽院士是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为我国石油化工工业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凝聚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团队，近年来，他进入绿色化学的研究领域，把催化剂科学技术扩展到了应用于生物质资源的加工利用。
2001年起，他指导的生物柴油生产和应用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从60年代，闵恩泽已经多种疾病缠身，并被发现有肺癌，切除两片肺叶和一根肋骨。
但是他没有放弃中国的石油催化事业，一直坚持工作并不断取得突破进展，至今仍工作在科研第一线。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陈晓兰的颁奖词： 虽千万人，吾往矣
曾经艰难险阻，她十年不辍，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生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良心远比技巧重要的多。
她是一位医生，治疗疾病，也让这个行业更纯洁。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彭长城，对陈晓兰这样评价：她只是一个弱女子，却挑起了维护医疗环境纯洁的大任，屡遭报复，陷入困窘，依然坚持，无怨无悔，最终推动主管部门出台多个法规性文件。
她所作的对得起作为一位医生的良知。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于丹，在推荐陈晓兰的时候这样写到：一个弱妇女子冒着生命危险揭露行业潜规则，她代表了这个社会核心价值的方向。
陈晓兰 坚守医德无私无畏医生 陈晓兰，女，55岁，原上海一家地段医院的理疗科医生。
近年来，陈晓兰一直从事医疗器械行业打假，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8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因此被央视评为2006年度“3•15质量先锋” 。
在她与假劣医疗器械10年的斗争中，为了取得一手证据，她曾假扮病人，冒着危险 “以身试针”。
在她的推动下，国家专门多次下发文件，取缔和查处了七种一度使用很广的伪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曾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肯定和奖励。
目前，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已经正式聘请她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谢延信的颁奖词： 当命运的暴风雨袭来时，他横竖不说一句话，生活的重担压在肩膀上，他的头却从没有低下
用33年辛劳，延展爱心，信守承诺。
他就像是一匹老马，没有驰骋千里，却一步一步地到达了善良的峰顶。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对谢延信这样评价：这个人对爱情忠贞，对老人孝顺。
谢延信，人如其名，信守一生。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淮，在推荐谢延信的时候这样写到：家庭是什么，是人世间最可信赖的社会细胞。
谢延信作到的不仅仅是孝，这是对家庭亲人的忠诚，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就是这种忠诚。
谢延信 细心侍奉亡妻家人33年 男，55岁，河南焦作煤业（集团）鑫珠春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机电科工人。
1973年，刘延信与同村姑娘谢兰娥喜结良缘，第二年7月，谢兰娥去世前，嘱咐丈夫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爹妈和智障兄弟。
此后，刘延信付出了33年的忠贞与孝心，成就了一个大孝至爱、感天动地的谢延信（刘延信后改姓为谢）。
1979年岳父患重度脑中风，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老，一瘫，一傻，一幼，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谢延信的肩上。
谢延信老了，病倒了，但他的意志没有垮、孝心没有变、责任没有失、良心没有丢。
他隐藏起最沉重的哀愁，担负起让希望生生不息的重任。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罗映珍的颁奖词： 把爱人从沉睡中唤醒，是生命的奇迹，还是心灵的力量
她用一个传统中国女人最朴素的方法诠释了对爱人不离不弃的忠贞。
甜蜜不是爱情的标尺，艰难才能映照爱情的珍贵。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刘姝威，对罗映珍这样评价：谁说久病床前无贤妻
罗映珍用行动告诉我们：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晓晖，在推荐罗映珍的时候这样写：苦难磨励爱情的坚强，爱情总因苦难而显光芒。
她不仅唤醒了丈夫，也唤醒了许多人在这纷杂时代中对内心情感最深处的拷问。
罗映珍 700个日夜唤醒沉睡爱人 女，27岁，中共党员，从1998年9月起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小勐统镇计生服务所工作。
罗映珍的丈夫罗金勇是云南省永德县公安局民警。
作为一名警察的妻子，罗映珍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积极弘扬家庭美德，不但热心本职工作，而且热爱公安事业、关心支持缉毒工作。
多年来，她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当代女性的奉献之歌、正气之歌、爱心之歌。
2005年10月1日，罗金勇与妻子罗映珍回家探望父母，途中罗金勇临危不惧与3名毒贩进行了殊死搏斗，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成了植物人。
从那以后，罗映珍肩负起了照顾丈夫的责任，不离不弃，精心呵护，无怨无悔。
罗金勇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罗映珍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省吃俭用，每天全身心地守候在丈夫身旁，和丈夫说话，并含泪写下了600多篇爱的日记，用日记呼唤着丈夫意识深处的觉醒。
现在，罗金勇已从深度昏迷的植物人状态中苏醒过来，能眨眼，能开口讲你好、是、累了等几个简单的字，并在特殊的体位下能喝水。
见证了这个奇迹的人们都说，是罗映珍的坚持和爱，唤醒了沉睡的丈夫。
2006年，她被评选为感动云南十大人物。
2007年，全国妇联、云南省妇联分别授予罗映珍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临沧市公安局还授予罗映珍二级警司警衔。
罗金勇及其妻子罗映珍的先进事迹经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关爱和援助之手，积极支持好警嫂罗映珍。
传播绿色文明，共建生态家园
人与自关系是人类始终面临和解决题。
当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现了紧张和对立，整个生态系统不断受到破坏。
由此，必须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新文明。
为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生态平衡，除经济和法律手段外，还必须依靠道德的力量。
建立适应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道德规范，有利于形成人们坚定的内心信念，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生态环境道德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这不仅反映了新阶段道德建设的客观实际和规律，也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生态环境道德的总体要求是：热爱自然，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对青少年生态环境道德的具体行为要求是：珍爱生灵，节约资源，抵制污染，植绿护绿。
要努力使保护母亲河行动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态环境道德、学习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的重要载体。
青少年要率先珍爱生灵、节约资源，植绿护绿、抵制污染。
青少年既是生态环境道德的重点教育对象，更是生态环境道德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广大青少年要率先行动、开风气之先，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
与和谐与共的人与自然关系理想状态和境界相适应，生态环境道德要求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对于青少年来说，要首先做到： 珍爱生灵。
平等对待自然界中的其它生命体，不随意损害它们，保持生态系统平衡。
不践踏草木，不攀折花叶，不虐待小动物，不吃珍稀动植物等都是珍爱生灵。
节约资源。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资源有限，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却不断增长。
节约粮食、节约用水、节约纸张，使用可再生的资源、分类回收废物，生活简朴等等，都是节约资源。
植绿护绿。
没有森林和植被等绿色，便没有人类，没有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命。
多植一棵树、多种一片草、多养一盆花、多增加一些绿色，都是青少年应尽的义务。
抵制污染。
不当的生产生活行为，会带来很大污染。
不乱扔垃圾、不用或少用难降解和难再生的物品、不焚烧秸秆、制止污染等都是抵制污染。
要把保护母亲河行动等活动作为青少年传播生态环境道德的舞台。
发挥保护母亲河行动的公益特性，动员青少年宣传生态环境道德，用小手牵动社会这个大手。
树立践行生态环境道德的模范，鼓励青少年监督、抵制违背生态环境道德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