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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员面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第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二）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三）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
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
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第七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妇女成员，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应当有人数较少民族的成员。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推选产生；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组织推选产生。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情况进行统计，并且将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人员组成和调整情况及时通报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第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办公条件和必要的工作经费。
第三章 人民调解员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
第十四条 人民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
第十五条 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推选或者聘任单位予以罢免或者解聘：（一）偏袒一方当事人的；（二）侮辱当事人的；（三）索取、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四）泄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因从事调解工作致伤致残，生活发生困难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医疗、生活救助；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牺牲的人民调解员，其配偶、子女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抚恤和优待。
第四章 调解程序第十七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
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第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
第二十条 人民调解员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也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支持当地公道正派、热心调解、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调解。
第二十一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及时、就地进行，防止矛盾激化。
第二十二条 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民间纠纷，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一）选择或者接受人民调解员；（二）接受调解、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三）要求调解公开进行或者不公开进行；（四）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二）遵守调解现场秩序，尊重人民调解员；（三）尊重对方当事人行使权利。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纠纷过程中，发现纠纷有可能激化的，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对有可能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人民调解员应当记录调解情况。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调解工作档案，将调解登记、调解工作记录、调解协议书等材料立卷归档。
第五章 调解协议第二十八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
当事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的，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人民调解员应当记录协议内容。
第二十九条 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二）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
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
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
第三十条 口头调解协议自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一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
第三十二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 则第三十四条 乡镇、街道以及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根据需要可以参照本法有关规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
第三十五条 本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哪个单位牵头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我们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指明了方向。
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惠及民生的工程，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加强领导，构建全面覆盖、布局合理的结构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县级法律服务功能，健全各镇区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在各村建立法律服务站，延伸法律服务触角。
目前，如东县率先在213个村建起了法律服务站,由村（居、社区）政法专干任站长，村（居、社区）常年法律顾问任副站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村（居、社区）专职调解员、专职社工、普法志愿者、村级联防队员和大学生村官共同参加，服务村（居、社区）群众。
为适应广大群众法律需求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法律服务网络要从以“建”为重点向“建、管、用”并重转变，要在“管”和“用”上下功夫。
推行点对点的服务，目前，该县相继为村配备法官并出示服务的范围及联系电话，提升服务的质效。
在服务形式上，要从“传统型”向“数字型、科技型”转变。
利用互联网覆盖广泛的特点，加强法律服务信息化建设，推进法律服务在线咨询、网上化解矛盾纠纷等信息平台建设,使群众享受到及时便利、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
2.整合资源，建立快捷高效、功能完善的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面向群众，坚持资源整合、协调并举、运作有序。
笔者认为要做好系统内纵向资源整合和系统外横向部门联动两方面。
比如，政法系统对内要建立健全法律宣传、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工作网络，把法官、律师、公证员和普法志愿者等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发挥法律服务的独特功能。
其次，要对外善于横向借力，政法系统要探索与信访、工会、妇联等部门的工作对接模式，共同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
3.注重培养，打造结构合理、专兼互补的人才队伍注重挖掘和培养法律服务人才资源。
一方面，提高专职法律服务人员素质，通过专业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的指导和管理，培育一批高端复合型法律人才和品牌化、专业化法律服务机构，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医疗、教育、资产重组等领域的业务，确保适应目前沿海开发、经济转型升级等复杂形势的需要。
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法律援助、法制宣传、矛盾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
如东县有近百家的民间文艺团体活跃在全县各镇村，为此，该县着手对每编排演出一个法制文艺节目发放补贴200元，调动广大文艺演出者的积极性，确保有演出就有法制节目，扩大法律宣传的辐射效应。
积极动员和组织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在职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等积极参加公共法律服务活动，发挥他们就近、人员情况熟悉的特点，随时解决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用身边人解决身边事。
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主导、保障有力的供给模式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所需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
要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以法律援助、矛盾调处等为主的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要为城乡统筹服务，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投入，制定倾斜政策，全面推行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建立在村（社区）专职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的法律服务社工队伍，实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常态化、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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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县衙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
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
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
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
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
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
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
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
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
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
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
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
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
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
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
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
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
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
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
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
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
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
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
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
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
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
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
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
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
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
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
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
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
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
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
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
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
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
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
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
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
“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
清代中期后，县级“六房”已不再单设机构了，虽不成建制，但吏员对六房之事仍各有专司，衙署中的各种文札、档案、账簿、器物等，仍按部别分别存放保管。
六部各房在明清时期各有所司。
吏房 明清两代朝廷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办理官员的任免、升降、调派等手续。
县衙的吏房则不同，主要职责有四：其一是整理记录本县历任官吏的政绩和本县的特大事件，及时呈报上峰，当然是上天言好事了。
同时，协助知县对本衙佐杂人员进行考核，奏销工食银等。
其二是调查登记在籍进士、举人、贡生等的家庭出身、品端德行、学识造诣等，上报府台，有的还可能转至督抚衙门、吏部衙门等，供叙用、候铨、即补官吏时参考，使各种人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
其三是调查本县人士在外为官的情况，以便载入史册，为本邑在外为官者出具给假、丁忧、服满复任等证明文书。
同时也便于同其在乡近亲协调好关系，相互予以关照。
其四是承办捐纳官衔、封荫等事务。
户房 职责有四。
首先是稽核全县各里甲的土地、人口，分配及收缴田赋丁银。
收缴的钱粮按照布政使或府台指令，大部分征解上交到指定地方。
留存本县部分移交“钱粮库”（大堂左侧），由县丞管理，知县支配。
其次是负责本县常平仓、丰备仓等县直粮仓的藏贮调用。
组织各乡里交*检查各村的社仓、义仓，管理集市，缉查私盐。
第三是保管朝廷钦定的度（尺、步弓）、量（升、斗）、衡（秤、戥）具标准件，管理社会经济贸易秩序。
当时的秤是每市斤十六两制，早年的计算口诀为“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等，就是用于十六两制秤的交易，即如果某物每斤的价格为一元，则每两合六分二厘五毫，二两是一角二分五厘。
俗传旧秤每斤十六两象征十六星宿，即“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
经商者缺斤短两，就会自折其寿、其禄、其福，以此警示世人，倡导良好商德，也显示了古人的睿智。
此等规制十分繁琐，解放后已改用十两制秤，现又改为公斤秤。
但古版书籍及传统中医经典著作中，所用剂量仍是十六两制，切勿混淆。
户房对收回的零散银两，上交前要熔铸为官银元宝，一般分五十两、十两两种，铸造模具户房保存，成色也由户房监制。
然而明清两代铜钱币不得在县衙浇铸，由中央户部“宝泉局”统一浇铸，清康熙年间又特准各省设局铸造。
第四是根据知县指令，办理赈灾恤贫事宜。
礼房 主管礼制、庆典、科考等事宜。
第一是主持、组织全县的重大庆典、迎诏迎宾仪礼，组织文庙、武庙、城隍庙、邑厉坛、社稷坛等官祭仪式。
组织乡饮酒礼、迎春神牛酒席等常规礼仪。
第二是安排“县试”的后勤工作。
县试即童生考取秀才的考试，朝廷对各县派有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等命官，专司教育科举。
他们主管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
还主管县学及全县的社学、义学，监督教学情况，端正生员礼仪。
礼房胥吏在这里仅听从他们调派而已。
但学田学产归礼房掌管。
第三是联系生员参加府台复试、省城乡试，安排廪膳生员的廪粮、赴考费用。
派人为中式生员家中赶送喜报，组织为公车会试举子的送行仪等等。
第四是随时在彰瘅亭张榜斥恶扬善，强化儒教礼制，引导社会风气，制定乡规民约等。
为进士、举人、义士、孝廉、烈女、节妇等进行申报、树立旗杆、修建牌坊、镌刻碑铭等，以彰优笞劣。
承办捐纳功名手续。
兵房 明清时代平遥没有常驻兵营，只在城西南40里的普洞关设有巡检司（后改铺兵司），由一名巡检（从九品）统领，有铺兵49名，均为本邑青壮年。
他们守护关卡，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
由兵房胥吏联系他们。
偶有军队过往，也由兵房接洽。
兵房还负责监造兵器并负责“武备库”（大堂西侧）的保卫工作。
一旦政局不稳，县衙奉命办团练，也由兵房承办具体事务。
“三班衙役”的管理操练、选送武举人员，也属兵房负责。
刑房 刑房不是对犯人行刑之房，其主要职责有：第一，负责审案文书的记录，负责整理归档，为知县查找国家刑典中的适用条款。
根据县太爷指令，书写对有关人犯的拘传、查抄、起赃、传唤证人、封产、判决书等有关文札，以及大案初审的上报案宗。
第二，管理监狱（重狱、轻狱、女狱），监造并保管刑具、戒具。
第三，誊写朝廷新颁的法令、禁令及上司下达的通缉令等，张贴于城门、市井、交通要卡，晓谕百姓。
第四，组织医学值司人员为人犯诊断，核实伤情病情。
率领仵作（法医）验尸取证。
工房 主要职责为组织维修衙署、城池、官祀之庙宇坛台，修造官立牌坊，监修重大水利、桥梁、关隘工程。
承办官银元宝浇铸，打造兵器、刑器。
派员带领民工赴上级指定的重大工程工地完成劳役。
六房的职能基本上概括了明清时期知县的主要职责。
以往不少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封建社会知县的职责只是审案断狱而已，其实知县职责大致可以归纳为10条：管理田丁，征收税赋，劝导农桑，兴修水利，维护礼制，兴学育人，审案断狱，赈灾恤贫，维持治安，镇压反叛。
《清史稿·职官三·县》载知县之职责为“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
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看来要造福一方，当好忠君爱民的父母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
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
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
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
“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
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
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
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
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
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
官台是权威的象征。
延续至今的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
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
类似习俗，盖出于此。
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
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
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
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
（《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
（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
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
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
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
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
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
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
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
”（《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
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
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
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
“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
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
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
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
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
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
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
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清光绪八年（1882）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
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发现。
这里有一段故事：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平遥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调任阳曲县知县，同知衔。
后因屡有政绩，升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由湖南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
光绪七年（1881）冬，平遥县落邑村古董商人王希闵，在走村串户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的，可谓一夜暴富。
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
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
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课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
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
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县长）吴洁己的。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
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
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
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
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
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
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
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俸满”即指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则依例升调的制度。
《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三年为俸满，未俸满者不入俸深班推升。
”“封印”即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
《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
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
“掌稽检狱囚。
无丞、簿，兼领其事”。
（《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
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
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
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
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
“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
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
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
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
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
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
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
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
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
“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食客”。
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
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
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
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
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
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
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
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
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
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
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
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
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
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
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
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
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
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
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
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
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
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
清代改称大仙楼。
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
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
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
“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现暂未复建），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
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
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
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
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
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
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
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
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
每人年工食银6两。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平遥县衙还有狱卒、轿夫、灯夫、禁卒、伞扇夫、库子、斗级、仵作（法医）等杂役，工食银也是每人每年6两。
“三班衙役”和杂役，其地位比胥吏更低，除壮班为良民百姓派子弟轮流服役外，一律被社会视为*役，投充者多为当地市井无赖。
清代规定差役不得与良民结婚，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得做官。
所以许多家族规定子孙不准充当差役，否则要削其族籍，不准入祠入谱。
差役们工薪低，待遇差，更无“养廉银”之说。
但他们凭着手中的“传票”、“铁链”为本钱，在缉捕人犯、堂上行杖、押解犯人、查赃、催科、验尸等执行公务时，可以到处敲诈勒索百姓。
真是“权之所至，不在大小”。
清朝的纪晓岚说：“在百姓眼里，差役只比天子差一等而已。
”清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捕役八大害：“豢贼分肥，纵贼殃民，勒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私起赃物，侵剥盗贼。
”捕役们常用“贼开花”的招数，即有盗案发生时，信口诬指些殷实人家为窝主，顺便拘押，逼迫他们出钱“洗贼名”。
也有借“起赃”为名去翻箱倒柜，顺手牵羊，甚于盗贼。
更有甚者，收盗贼为徒，三七分成。
通过对平遥县明清两代旧县衙的开发研究，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县级政权机构是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其统治得力与否，关系着整个天下的稳定。
明清两代在县级行政统治方面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经验了。
首先是加强了正印官的权力，尽管下面设有佐贰官，如县丞、教谕等，各有所司，但政权最后都要统归于知县。
官、吏、役等的等级特别森严，不许混淆。
其次是从千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办事机构，“三班六房”各司其职，还可聘用幕友，以保证知县统治权的有效运用。
对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之职责、招聘、任期、役满出路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是制订了完整的基层政权的法规条令。
除《会典》、《则例》中的有关条款外，清朝政府还特别编修了《州县事宜》、《牧令书》等，是专门针对州官、县官的政书，对州县正印官进行约束规范，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清代县级行政组织，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阶段。
公务员考试~法官助理问题~请前辈们指教
如果不是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去，而是通过招聘进去的，那么基本上都是当书记员来用。
初任法官必须经过公务员招考，并且拿到司法证才有任职资格。
招聘的还有服务年限
又不是正式编制的，应该想什么时候辞职就可以走的吧。
至于要求，起码的法律知识得有吧，估计打字快应该也需要。
周口市畜牧局局长室谁
在拉萨市畜牧局，农业和畜牧业; 拉萨市农牧局党委书记孙蔚华司LiFuXing 0891-6323228，林菊路31号，拉萨市
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可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调解处理条例吗
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6年121日由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5月1日起施行。
本人就《条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进行初步的学习解读。
一、《条例》出台的背景（一）领导重视、亲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湛江市一些市县政府在处理集体土地、林地纠纷时，居然以“双方均无权属证明”为由，违法将集体性质的土地、林地收归国有，近年来引发多起纠纷。
省委《值班要情专报》第225期对此转载。
省委主要领导作出“要及时研究，依法依规，提出指导意见”的批示精神，建议省林业厅、国土资源厅归纳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纠纷的类型，并由省林业厅牵头，联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纠纷调解处理适用法律规范》，由省府办公厅印发全省，分类指导各地准确适用法律规章。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果断行动，突出问题导向，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条例》补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计划，明确由省人大主导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条例》的起草，省人大黄龙云主任亲自部署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任省人大肖志恒副主任带队调研、多次提出起草重点，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省林业厅领导亲自主持调处部门《条例》研讨会，出席、列席条例起草评估会等，对有些条款作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批示。
（二）现行调处规章不规范，不适应新常态对调处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滞后于形势的需要。
目前，已实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规章《调解处理办法》局限性显而易见，该《办法》存在没有规定政府处理期限，对政府确权行为的责权利、对当事人争山抢林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模糊等问题，造成许多纠纷久调不决、成为历史积案，矛盾不可调和，引发不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5年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尤其强调落实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规建设。
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属行政确权的范畴，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在实践中各地调处部门普遍反映，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省政府规章《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予以修订，并独立升格为地方性法规，才能更好地依法执法，提高执法的权威性。
通过明确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程序约束，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
三是部门规章存在适用范围不清问题。
对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确权案件，有部分市、县相关裁决机关认为，只有土地、林地权属证书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但实例中部分规章又存在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补充规定》等。
事实上，在处理山从山林权属争议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应当依照林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不能依照国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如混淆使用，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因此，出台《条例》，才有利于在调处实践和参与诉讼实践中，不易造成处理林地纠纷适用了处理土地纠纷的相关法规的矛盾，有利于在行政诉讼中获得“适用法律正确”的裁定，有利于当事人息诉罢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权属变迁的复杂性需要有健全法规来规范保障。
从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的历史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山林土地权属历经了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时期、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时期等多次变革调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历次改革均没有确权发证，已确权发证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权属不明、权属凭证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积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纠纷。
若没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强制约束的法规保障，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有偏差，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严格立法程序，科学严谨起草《条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农委、常委会法工委、省法制办、省林业厅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组成的条例草案起草小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报告常委会分管领导，全面启动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条例》起草小组通过省内外的实地调研、召开林权争议案件审判法官专题等10多场座谈会，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点，在现行的政府规章《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广泛全面征求意见建议。
多次向省编办、省法制办、国土资源厅、农业厅、林业厅，省法院、检察院等1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由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征求了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机构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律师、基层实务工作者、社会人士征求意见，通过省人大公众网平台向全省社会开放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条例》出台前共征求意见达到上万条之多，起草组认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设计和规定内容，将主要的修改意见均已采纳吸收。
三是开展重点制度规定的试点工作。
本《条例》立法项目是实操作性很强的程序性、实体性立法。
为检验《条例》是否接地气、有实效，实践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
先后在选择在林情不同、山林纠纷案情不一、管理体制各异的连山、仁化、五华三县开展《条例》试点工作。
着重在试行公开聘请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及按照调处依据、调处程序和调处时限等规定试行调处。
通过为期三个月试行，为《条例》的完善制度创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四是严格遵守立法规定，立法程序科学严谨。
《条例》是严格通过立法的程序要求，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及《条例》草案经过吸收了中山大学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与咨询服务基地、省法学会等4个地方立法社会参与和评估中心、66位立法咨询专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经过了6次专题论证会、表决前评估会等，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共三次会议审议后，最终于2016年1月22日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因此，《条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民为本、爱民之心、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领导敢于直面问题、为民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凝聚了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积极参与立法良好法治氛围。
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群众利益高度关注并极力维护，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进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体现了全社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责任与担当，将进一步推动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二、《条例》主要内容《条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条，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原则、调处依据、管辖与受理、调处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作了规定。
与原《办法》相比，增强新内容、创设了新亮点，突出“事要解决”的原则，着重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林区的平安边界建设，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和谐氛围。
（一）重在调解，特别对民间调解制度作了设计。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目的是明晰产权、化解矛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先通过调解方式来处理，而且通过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实现案结事了。
为此《条例》将做好调解工作作为重点，放在制度设计的首要环节，力求通过调解解决大部分的林权争议。
一是在林权争议受理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先行组织调解；二是林权争议受理后，调处机构调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会调解力量组织一次公正公开的民间调解；三是规定调处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多次调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调解有可能解决争议，就应当组织调解；四是调处机构应当组织一次有利于增加公信力的调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技术人员、有关社会组织和双方亲友代表参与，见证调解。
（二）强化责任，特别对限定调处期限作了突破。
为体现社会民众立法意愿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条例》从几个方面强化了调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一是为强化调处具体工作的责任，规定了受理、调查、勘验、使用、处理、公告、送达、建档等各个时机应当进行的工作内容、程序和完成时限等；二是为强化管辖的责任，规定林权争议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就地处理的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管辖权进行受理，依法调处并作出决定；三是为强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调处技能等培训；四是设置了法律责任，明确不作为将受到严惩。
（三）明确依据，特别对各类权属凭证作了规定。
为解决林权争议双方各持一词，证据界定困难的突出问题，《条例》将现有的各类林权凭证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了梳理，力求调处依据更加明确和清晰，通过凭证效力认定等工作解决大量类似的林权争议。
一是对法定林权凭证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有关材料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二是在规定不同时期权属凭证应当追溯权源依据的同时，又规定同一时期合法权属凭证处理的原则；三是在规定当事人凭证与所在地其他持证人属同一情形的予以认定的同时，又规定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不一致的，以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为准；四是对鉴定凭证本身真伪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权属凭证所载实地四至范围的确定办法。
五是对登记发放、撤销、变更林权证作出指引性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不能作为林权依据的情况。
（四）分类调处，特别对常见争议调处作了区分。
《条例》归纳分析了当前林权争议的不同种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调处作了原则性、选择性规定，力求解决几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解决某类争议共同的焦点问题，促成全省林权争议的批量解决。
在规定确认林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林业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的基础上，对以下六类争议的调处作了规定：一是仅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的；二是因历史原因当事人对争议的林地均无法提出权属凭证，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经营使用事实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权属和林木权属分离的原则进行调处的；四是国有单位与乡镇、村农村集体发生林权争议的；五是对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提出异议的，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真伪。
六是跨行政区域发生林权争议的等。
关于限定调处工作期限，《条例》有所突破。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已经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设置了办理期限。
但从我省山林纠纷调处现实来看，必须对大量积存的林权争议及时调处，并争取通过制度保障来批量解决，决不能延办。
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审查期限、调解期限、处理和重新处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关特殊情况下延长的期限和当事人配合有关调处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别对调处关键环节作了细化。
林权争议调处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条例》对相关主体在几个关键环节应当遵循的调处程序进行了细化，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既体现《条例》要结合调处实际赋予适度自由裁量权，又要体现出法规的刚性约束及执行严肃。
一方面，细化当事人在申请环节的配合义务：一是规定当事人申请林权争议调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二是规定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推选参加调处的代表并予以授权委托；三是规定行政村、居委会的法律顾问应当全程参加调处活动；四是规定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复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行为。
另外，对当事人维护林权争议现状和依法参加、配合调处工作等管理重点作了规定。
另一方面，细化调处机构在调处环节的工作规范：一是对调查核实工作进行细化，规定通知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并制作调查勘验笔录；二是规定签订《林权争议调解协议书》应有的附件和手续；三是规定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后，送达、公开、归档等工作均应规范办理；四是规定一般只有五种情形才能中止调处；五是林权争议调处期间有三种情形之一的，调处机构可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终止调处；六是规定对争议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补偿提存发放措施等。
三、《条例》创设的主要特色亮点《条例》的制定坚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有关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系列指示，从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搞好制度创新和设计，规范相关行为，落实有关主体责任，调整相关利益诉求，着力解决林权争议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导集体组织和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方式、通过法治途径解决林权争议问题，为我省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法制保障。
出台的《条例》主要特色亮点体现在“五有”：（一）林权争议“有人受理”，解决了当事人“出路”问题。
《条例》降低了门槛、放宽了山林纠纷调处申请条件，凡是当事人认为有权属争议并能提供证据材料的，向当地调处部门提出申请，政府调处部门必须先接受，经审查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
这一宽进制度设计，解决了群众诉求有人理、申请有人管的问题，畅通了渠道，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服务”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权争议“有人调解”，解决了权属争议“源头治理”问题。
引入民间调解，是《条例》制度设计的首创，“多元调解、民间参与”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自治的力量。
一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请熟悉林权历史和现实情况，既有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作为民间调解员，组织专门的履职培训，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充实调处力量。
另一方面规定，民间调解员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政府不强加给当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选择权。
还规定民间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交通劳务费由调处机构支付。
这一创设条款，既充分尊重民意，传承中华民族“和为贵”理念，又积极引导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从源头上突出主动治理，减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决的行政成本，达到了权属争议的“案结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权争议“有限期结案”，解决了权属争议“久拖不决”的问题。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
但是，广泛存在的林权争议不能因此延办，否则以后更加难办。
尤其是对目的全省积存着已受理未办结的案件达7841宗，因山林纠纷引发的信访量仍居高不下，这些矛盾纠纷、权属争议就象是埋在林区“地雷”，若不及时排除，将成为影响林区和谐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因此，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及行政高效原则，从原来没有时间限制到现每宗案件必须在15.5月时间内限期办结案件，否则将受到行政问责或承担法律责任，这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了政府不作为情形，避免了争议案件从原来的只受理没期限解决处理规定，造成了当事人想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都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减少或者杜绝出现案件的“堰塞湖”现象，保障了争议案件解决有出路。
（四）林权争议“有规范程序”，解决了权属争议调处程序问题。
调处林权争议是政府法定行政行为，属于程序和实体的裁决，既要充分依据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作出实体的裁决，又要严格依照调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因程序不规范等情况被撤诉。
从调处实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问题被法院撤诉，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
因此，《条例》在制定时已充分考虑、作了周全安排，严谨了调处程序、细化了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环节内容，同时条例颁布施行后，将对调处工作标准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尽可能减少因程序出错被法院撤诉的风险。
（五）林权争议调处“有问责追究”，解决了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
《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未按照规定时限调解和处理林权争议造成不良后果的”；以及“行政机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了调处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工作期限，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没有在规定期限结案，不仅调处具体工作人员、而且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制度上解决了调处人员及地方政府应当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依法行政的要求，减少或杜绝了机关工作人员懒政、不作为现象出现，压实了责任，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实现了林木林地争议“定纷止争、案清人和”调处目的，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了我省平安林区建设。
当然，同时《条例》也规定了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体现责任、权、利对等原则，将更好地调动调处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有为则奖、无为就罚”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