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九鼎
何为九德
九德 中华传统文化中九种美德： 1、《书．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禹曰:何
皐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2、《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
九德不愆，作事无悔。
3、《逸周书．常训》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九德 解释 “简而廉”：平易近人，又坚持原则。
“刚而塞”：做事主动坚决，又有节制。
“强而义”：能力强，又能协调好关系。
“乱而敬”：处事公平而持重。
“扰而毅”：耐心随顺，又极其果敢。
“直而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宽而栗”：行事谨慎，如履薄冰。
（权力大，出不得一点差错） “柔而立”：办事方式柔和，立场坚定。
“愿而恭”：与人为善，从人心愿，又严肃负责。
九鼎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
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此外，九鼎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军队勋章的一种，也是一款游戏名称。
九鼎，据传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铸成九鼎，象征九州。
商代时，对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皇储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
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
据说，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
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时，九鼎已不知下落。
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地方，曾派人潜水打捞，结果徒劳无功。
也有史学家认为，九鼎并非是九个，而是只有一个，因为代表九州，也叫九州鼎，简称九鼎。
词语释义 1、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战国时， 秦楚皆有兴师到周求鼎之事。
周显王时，九鼎没於泗水彭城下。
唐 武后、宋徽宗也曾铸九鼎。
《史记·封禅书》：“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皆尝亨鬺上帝鬼神。
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
周德衰， 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后亦以九鼎借指国柄。
南朝 宋 谢瞻 《张子房诗》：“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
” 宋 杨万里 《读严子陵传》诗：“早遣 阿瞒 移九鼎，人间何处有 严陵 。
” 清龚自珍 《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诸经有《法华》，王者之有九鼎，家业之有总帐簿也。
” 2、喻分量重。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毛先生一至楚 ，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
” 司马贞索隐：“言毛遂至楚 ，使赵重於九鼎大吕，言为天下所重也。
” 宋黄庭坚 《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声名九鼎重，冠盖万夫望。
” 明 张煌言 《怀古》诗：“人定能胜天，一言重九鼎。
” 来历 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
夏代的炼铜业。
古文献中亦有记载。
《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三国指夏、商、周。
《左传》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
”即言此事。
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但《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初年，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
后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
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
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
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变迁 商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其都。
盘庚定都于殷后，九鼎迁移至此。
周武王灭商后，曾公开展示九鼎。
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雒邑，将九鼎迁至该城，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
（墨子·耕注：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 东周开始后，周朝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王权。
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
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国国王亦希望争夺宝鼎。
周赧王周旋于两国以及魏国、韩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
文献记载 九鼎，作为我国文明时代入口处的一块里程碑，已经遗失了2000多年，它们能否突然破土而出呢
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国古代青铜工艺高度发达，传下了许多稀世之宝。
然而就历史价值而言，却没有一件比得上夏朝的九鼎。
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三国指夏、商、周。
根据《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的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
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去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
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
再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
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
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
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郏（今河南洛阳境内），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
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
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
《战国策》开篇东周策一《秦兴师临周求九鼎章》就记载了秦要侵略周夺取九鼎的故事。
周人颜率有谋略，先鼓动齐国帮助驱秦，答应把九鼎给齐国，齐国来要，颜率便问齐王走哪条路，结果都不合适，还说九鼎九个，一个要用九万人，九九八十一万人方全能拉走，颜率又说：“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
臣窃为大王私忧之。
”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
”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
”齐王就不再提拉九鼎的事了。
从这里看九鼎真够重的，不过一定有夸张，但从这个文献看，九鼎一定很重，还是九个。
此后，关于九鼎的下落，史家众说纷坛，不一而足。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
如：在周、秦二“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
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从雒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
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下。
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
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
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无力量保护自己。
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
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泗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使人难以置信的。
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宁三年两次最为有名。
纵观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
在历史上，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它确实曾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镇国之宝。
相传了二千年；并且，从未发现过古人关于它已销毁的历史记载。
因此，九鼎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
或许，今后会有揭破这个千载之谜的一天，那可能也是九鼎重见天日之时。
秦朝历史人物出名的都有哪些
详细一点的。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苏联贝利亚事件 经过
1953年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消息：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开除出党。
同日，贝利亚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职务也被解除。
此时，距斯大林逝世还不到4个月。
几个月后，贝利亚即被枪决。
事件发生后，各出版机构和图书馆奉命销毁了有关贝利亚的资料，苏联大百科全书用新印成的文字粘贴了书中的贝利亚条目。
贝利亚从此成为血腥镇压、阴谋钻营、道德败坏、帝国主义间谍的代名词。
贝利亚是斯大林之后新领导班子的第二号人物，怎么一下就变成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呢
尽管苏联官方曾发表过一系列文件，赫鲁晓夫在不同场合也曾多次吹嘘自己如何挫败贝利亚，其中不乏惊险离奇的情节，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
最近，莫斯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集，其中一卷集中了从斯大林逝世到贝利亚被枪决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原始档案资料，可以说，贝利亚事件的真相正在逐渐露出水面。
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14天中主要做了些什么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
还在追悼斯大林的演说中，贝利亚就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在安葬斯大林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镇压案件的清理上。
3月26日，贝利亚指出在苏联监狱和劳动改造营中关押的200多万犯人大多属于不该判刑或判刑过重的人，应进行大赦。
他同内务部、司法部和总检察长起草了大赦命令草案，3月28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签署公布，120万人被释放，40万人的案子停止侦查。
这是斯大林逝世后震动苏联社会的头一件大事。
4月1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出关于为参加所谓的“医生谋杀案”的人员平反的报告，指出这一案件完全是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侦讯局长留明恶意捏造的，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原则性，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变成留明的尾巴。
4月3日，中央主席团讨论了这一报告并通过决议：1.释放因“医生谋杀案”而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属并为其彻底平反；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医生案件公开平反通告是又一枚震撼人心的炸弹。
4月4日，贝利亚签署了一份命令，指明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关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
贝利亚下达命令坚决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取消监狱里对犯人采取体罚措施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这期间，贝利亚还向主席团提出关于“明格列尔民族主义集团”案件、前空军司令员沙胡林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诺维科夫案件、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炮兵管理局长和炮兵上将沃尔科特鲁边科等重大案件的平反报告。
主席团根据这些报告都作出了相应的平反决议。
从4月下旬开始，贝利亚开始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斯大林时期的另一重大问题———民族政策上的错误。
1939－1940年，苏联兼并了原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占领了一战后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那里用暴力推行农业集体化，逮捕和镇压了大批反抗者。
从5月26日起，贝利亚相继向主席团提出报告，批评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
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
”他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建设项目；支持马林科夫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较自由的经济政策。
在这个时期，贝利亚还提出改善同一些国家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
1953年夏天，民主德国局势恶化，东德的居民大批逃往西德。
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了提高劳动定额的措施，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群众性的抗议示威，发生动乱。
贝利亚主张不必在东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苏联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的德国。
这就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中和后来在批判贝利亚的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在斯大林死后的114天中与贝利亚有关的主要活动。
主席团会议上没有作出逮捕贝利亚的决定，逮捕行动是由少数人事先决定并准备的 主席团的多数成员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贝利亚的呢
马林科夫说，在6月12日中央主席团讨论了白俄罗斯问题以后，他们开始注意了贝利亚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指出贝利亚的危险性，赫鲁晓夫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联盟。
在往后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们两人同主席团其他成员进行了沟通，谈话因为害怕被窃听一般在大街上进行。
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是关键，几乎在同所有的主席团委员谈话时他们首先要弄清马林科夫的态度。
莫洛托夫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积极支持搞倒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
赫鲁晓夫又做通了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的工作。
在同伏罗希洛夫交谈时遇到困难，后来由马林科夫出面才取得成功。
同米高扬谈话最晚，而且他表示了某些不同意见。
所以，在这一策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他们决定在6月26日召开一次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邀请不是部长会议成员的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参加，开会后再宣布是党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贝利亚问题。
为了当场逮捕贝利亚，马林科夫请来朱可夫，并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组织了军人小组。
6月26日主席团会议的具体过程，没有留下纪录。
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做了一些叙述。
他说，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他自己首先发言，要求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并揭露了贝利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活动的反党性质。
接着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发言表示支持。
米高扬则表示了不同意见。
马林科夫没有把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甚至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解除贝利亚职务的动议没有付诸表决，就按了桌子上的电铃，军人小组冲进来…… 赫鲁晓夫的这些叙述有意抬高自己贬低马林科夫，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出会议的情况。
现在，在档案集中收集了马林科夫在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这份提纲不仅有马林科夫讲话的主要内容，而且在页边上还有他用另一种铅笔记的可能是其他人的发言和会议的过程。
这一发言提纲可以澄清赫鲁晓夫的某些说法。
马林科夫的提纲写道：“敌人想把内务部机关提到党和国家之上。
任务在于把内务部作为党和政府的机构置于党的监督之下。
”“敌人想利用内务部机关达到犯罪的目的，任务在于消除任何重复这类犯罪的可能性。
内务部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采取了最大可能滥用职权的措施。
任务在于不允许滥用职权。
”“贝利亚同志在内务部的地位，他从这个岗位上监督政府，现在如果不纠正，这孕育着大的危险。
”提纲也点到了指控贝利亚的一些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怎样纠正
”的题目下写着：“调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置，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长”，“中央主席团——解决大问题——书记、主席签署”。
这似乎说，以后党和政府的大问题由党中央主席团解决，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共同签署。
这个提纲表明，在主席团会议上许多人发了言，看法并不一致。
从贝利亚7月1日给中央写的第二封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主席团会议开的时间比较长，会上对贝利亚的指责他都听到了。
会上也没有作出逮捕贝利亚的决定，逮捕行动是由少数人事先决定并准备的。
有关贝利亚的罪名，对他的起诉和审判的一切程序和细节，都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贝利亚被逮捕后，6月27日中央主席团作出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
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才作出了关于组织侦讯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案件的决议。
侦讯工作不能由内务部进行，决定交给检察院。
赫鲁晓夫对现任检察长萨福诺夫不信任，便任命他的亲信乌克兰检察长鲁坚科为新的苏联检察长。
6月30日鲁坚科奉命赶到莫斯科，主席团责成他在一昼夜内组成侦讯机构报主席团批准，并要求按照主席团的决定收集贝利亚集团成员的反党反国家敌对活动的事实。
苏共中央全会7月2日至7日在莫斯科召开。
会上马林科夫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人的发言，极力把斯大林死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改革尝试说成他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的罪行，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贝利亚在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
档案集的编辑说，党中央决议上“反国家”几个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可能是鲁坚科从法律角度指出后作的修改。
1991年曾经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了1953年7月全会的速记纪录。
这一次档案集中收集了两份速记纪录，除了已经公布的纪录，编者还找出了没有经过重新编辑和加工的原始纪录稿。
据编辑考证，在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中央第一书记后，书记处根据新的形势对7月会议的速记纪录进行了比较大的加工和修改，其中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讲话改动最大。
中央全会以后，审理加速进行。
7月26日，逮捕了内务部副部长柯布洛夫。
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剥夺贝利亚全权代表的决议。
贝利亚的亲属包括年迈的母亲、岳母、他的妻子、妹妹、儿子在内的20余人被逮捕。
9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把贝利亚的亲属迁出格鲁吉亚的决议。
9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审判贝利亚案件法庭的组成、起诉书和情况通报的决议，责成鲁坚科根据主席团会上通过的修正在两周内最后完成贝利亚案件起诉书和检察院通告，提出审判贝利亚及其参加者案件专门法庭组成人员，审判不许外人参加，秘密进行。
12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经主席团修改的检察院关于贝利亚案件的通告，12月17日在报上公布；批准检察院的起诉书；批准由科涅夫担任审判庭主席，参加审判庭的有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塞丁、莫斯卡连科将军、莫斯科市委书记米哈伊洛夫、莫斯科高等法院院长格罗莫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卢涅夫、格鲁吉亚工会主席库恰瓦。
这些人中只有塞丁和格罗莫夫是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
案件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审判，23日结束。
12月24日，鲁坚科和克鲁格洛夫向苏共中央报告了审判及执行结果，贝利亚及其他6人被枪决。
可以说，从档案中很难看出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具体罪行，贝利亚作为苏共一名党员，在党内并没有按照党章和党的规程处理；交付法庭审理，更没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少数人的密谋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要说他还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
有关贝利亚的罪名，对他的起诉和审判的一切程序和细节，都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不能说贝利亚就没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图谋，但至少从现有的材料中没有发现他夺权的直接证据 斯大林之后的新班子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三巨头执政，但由于莫洛托夫在斯大林晚年失势，重新出台只管外交，所以，实际上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的三足鼎立。
马林科夫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党中央主席团第一名委员，应是第一把手。
但他长期在斯大林手下工作，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官员，独当一面、坚定果断地处理问题的能力却比不上贝利亚。
在斯大林死后的一段时间，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形成了三人联盟。
曾有人说，贝利亚把一个内务部的师调进了莫斯科。
据俄罗斯学者研究，那个师一直驻在原地未动。
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解释为什么要逮捕贝利亚时说：“对于这种奸诈小人只能这样做。
假如我们略微早一点对他说，他是个恶棍，那么他会除掉我们。
他会这样做的……他会下毒，他也做得出一切卑鄙下流的事情……我们认为，如果他得知在会议上将讨论有关他的问题，那么结果可能是这样：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而他将会鼓动他的那些亡命徒，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事实上，贝利亚被逮捕后内务部的干部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相反贝利亚的副手立即向中央表示了忠心。
看来贝利亚的改革尝试，应该是他被猜忌的主要原因。
这些重大决策，使他的作用日益显赫，而使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相形见绌。
主席团内的其他成员站在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这一边，也并不奇怪。
一方面是大家对斯大林时期利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门任意剪除异己，记忆犹新，忧心忡忡，大家对贝利亚存在着极大的怀疑与戒心。
另一方面，贝利亚对人态度粗暴，使用威胁手段，得罪了许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被处决后，他所倡议的大多数措施如平反冤假错案、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推进德国统一等，并没有被否定，贝利亚之后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执行。
纪晓岚是怎么样的人
请参考：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
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
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
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
“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
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
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
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
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
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
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
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
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
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
”纪昀同意了。
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
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
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
”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
”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
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
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
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
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
名师自然出高徒。
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
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
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
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
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
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
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
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
”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
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
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
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
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
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
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
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
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
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
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
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
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
”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
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
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
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
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
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
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
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
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
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
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
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
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
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
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
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
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
两人情深意笃。
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
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
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
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
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
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
治学倡导经世致用。
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
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
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
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
乾隆十七年进士。
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
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
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
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
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
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
”《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
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
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
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
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
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
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
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
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
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
”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
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
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
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
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
……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
《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
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
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
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
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
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
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
……朋党之见，君子病焉。
”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
“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
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
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
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
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
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
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
”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
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
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
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
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
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
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
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笔削考校、再三润饰。
陆锡熊死得较早，主要工作是纪昀完成的。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视为纪昀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献。
当时的大学者朱?在《纪晓岚墓志铭》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亦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
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
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
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
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
”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
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
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
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
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
（《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阅微草堂度晚年 《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
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
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
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
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
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
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
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
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
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
《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
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
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
《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
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
”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
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
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
《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
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
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