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的资料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
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图片： 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宋庆龄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演讲跪求啊，人民可以扭转局势
宋庆龄满怀着对世界和平的追求和信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以及为增进各国间的了解和友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进行过艰苦卓越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与爱因斯坦等共同组织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 1927年2月，宋庆龄和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美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赛（法国）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发起和指导了世界和平运动的活动；同年1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翌年8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反帝大同盟”大会上，两次被选为该组织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又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之一。
在国内外形势空前严峻的1933年，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对内进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对外争夺世界霸权，新的世界战争阴云密布；中国蒋介石集团疯狂镇压革命、“围剿”苏区，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侵占中国东北。
宋庆龄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在1932年底，就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致力于保障人权、营救抗日爱国志士，和学术、教育界等人士合作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而奋斗。
1933年5月13日，在她奋笔疾书的《谴责对德国民主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中，列举了德国法西斯残酷杀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民的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后表示：“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和文化的成果……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世界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
”同日，她又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和蔡元培、杨铨、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特地奔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33年6月，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世界委员会在法国巴黎成立后，宋庆龄作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立即在中国积极筹划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世界委员会远东会议，以求联合远东一切愿意积极参加反战斗争的人们，商讨远东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国际争取解放与和平斗争的关系诸问题。
但是，会议遭到了国民党的禁止。
由于筹备会的中共核心小组被破坏，筹备工作由中共上海中央局直接担任。
宋庆龄则不畏险阻，冲破国民党警察的恐吓、阻挠和诽谤等重重迫害，几经周折，终于巧妙地把这一会议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秘密举行。
9月30日，宋庆龄在向导带领下，转了几个圈，甩掉特务的跟踪，来到会场所在地的一幢红砖洋房内，亲自主持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委员会远东会议。
会议通过了有关提案、决议和宣言，正式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
之后，中国许多省市相继成立该分会的所属机构，努力开展反帝斗争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一定能创造和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一如既往，以很大的精力从事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最为严峻的时期，战争乌云笼罩着整个世界，同时也是宋庆龄为世界和平奋斗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年代。
当时，由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尤其是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
为了扑灭这场革命风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签订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疯狂叫嚣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扶植德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在朝鲜、越南等地发动了侵略战争……宋庆龄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这些汹汹气势所吓倒。
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为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1949年4月20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选出了世界和平统一机构——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
7月29日，该会决定每年10月2日为“国际和平斗争日”，号召组织世界规模的和平大示威，以显示人民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
这一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是第一个“国际和平斗争日”。
当天和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领导这次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宣言》，成立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决定动员中国4.75亿人民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这表明，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立即投身到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行列，和世界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战争挑动者发起了和平大进军。
当1952年美国不甘心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一再破坏停战谈判，灭绝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同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重新武装日本帝国主义，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时，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亚太地区广大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热烈的响应和支持。
宋庆龄还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这一盛会，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宋庆龄在这次盛会的开幕词中，将此次会议同1933年9月反帝大同盟在上海召开的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比较，说明保卫国际和平已有了很大进展，人民对于争取国际合作的要求大为增强，和平队伍正在迅速壮大。
“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够创造和平的。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为和平事业筹划的结果。
”她强调：“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会议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和朝鲜问题、民族独立问题、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等11个决议案，促使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形成了空前的争取和平的大团结，提高了新中国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的影响和作用。
会后，根据决议成立了常设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又被推选为主席。
同年12月12—19日，宋庆龄率领代表团59人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
她向大会建议：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切实地实现裁减军备，立即停止西德和日本的重新帝国主义化，把所有金钱和物资用于人民福利的需要；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不侵略他国的领土。
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针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核试验，宋庆龄于1950年和1955年两次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广泛地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和全部销毁核武器，宋庆龄在和平呼吁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宋庆龄等维护世界和平先驱们多年的不懈奋斗，他们参与缔造的世界和平的钢铁长城终于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国际局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缓和的趋势。
1954年4月，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7月，中、柬、越（北、南）、美、法、老（挝）、英、苏等国在日内瓦举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
所有这些说明，国际和平力量空前壮大，“谋求国际谅解、互相信任和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已成为世界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的一致呼声”。
尤其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祥地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
他们在保卫已取得的自由、摆脱贫困与无知的斗争中，结成新的联合。
这“是东方世界一个新力量，并且将影响整个世界”。
还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也做了大量工作。
她还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任，代表国家出访过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苏联、美国等国，不断地向国外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
这是我们一切人民的希望，也正是我们对自己的希望。
这是我们现在的宣告，也将是我们未来的宣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背离这个立场。
”她的这些访问，对于扩大中国的外交交往、打开和平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加速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进展。
宋庆龄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用诗的语言盛赞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大无畏气概说：她不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外蒙古是什么时候分裂出去的
1921年脱离中华民国后独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制，国号改为蒙古国。
清朝政府根据其对蒙古地区统治政策的需要，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
内属蒙古，是指不设世袭札萨克，直接任命官员治理的蒙古各旗，与外藩蒙古相对。
外藩蒙古指以世袭札萨克为旗长的蒙古各旗，与内属蒙古相对。
内札萨克蒙古又称内札萨克或内蒙古，内札萨克各旗后来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外札萨克蒙古又称外札萨克，狭义的外札萨克蒙古即外蒙古，包括喀尔喀四部；广义的外札萨克蒙古还包括西套蒙古、科布多蒙古、青海蒙古、新疆蒙古。
作为特指的名词，一般以乌里雅苏台统部指称外蒙古，但实际上乌里雅苏台统部还有一些旗属于内属蒙古，故此称并不准确。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由于模仿西方（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无视中国仍存在各系军阀的国情，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没有着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议会选举制被军阀利用，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内战内斗的军阀割据时代。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出使俄国，后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11年外蒙古叛军，在沙皇俄罗斯鼓动下，驱逐清政府官员，侵入内蒙古，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出兵经过三年收复内蒙古，但没有收复外蒙古。
国民政府正式承认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
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
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
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
外蒙古实行自治。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
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19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
俄国领导人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中国土地全部无条件还给中国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自然回归中国。
1919年11月7日，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全面否定《中俄声明》。
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
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
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
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孙文因此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宣布独立1919年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
1920年在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即蒙古人民党。
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下台，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
库伦仅留守部分兵力，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
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
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逐走了中国驻军。
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独立。
苏联红军于是应邀在蒙古人民党军队的支援下于5月25日进入外蒙古，7月6日侵入库伦，抓获恩琴。
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
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发表严厉声明，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但由于当时中国陷于内战中，北洋政府没有派军队收复外蒙古。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包括内蒙古王公在内的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洋军阀各派系，如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间的内战，无可奈何。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22年苏蒙签定一份协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
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
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允许苏联驻军，制定仿苏“宪法”，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北洋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忙于内战，国力不张，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古地区在苏联的扶持下非法独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中国政府的一致抗议。
鉴于此，苏联一方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古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古。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
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
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
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
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外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
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
不久，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
在苏联第三国际以及蒙古人民党的支持与行动下，蒙古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
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
1924年5月31日，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
主要内容：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
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抗战期间从北伐、中原大战、国共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
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介石回电拒绝，并责令外蒙古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古进行血腥镇压，整个外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古，1928年中苏军队在外蒙古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
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古。
此后，由于战乱不断南京政府没有精力顾及外蒙古之事，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再一次失去收复外蒙古的机会。
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古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
至此，外蒙古在中国内战期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分离。
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
与此同时，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
1939年，苏、蒙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
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岗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岗，是纯礼貌问题。
”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岗是照例接待。
”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对此中华民国政府外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此期间，内蒙古的德王试图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了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但随着日本的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该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占领，1947年成了中共治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
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说：我在1943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
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宋子文斯大林1945.8.14中苏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於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达密约”）。
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
”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
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
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中国具有对外蒙古之宗主权。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
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是中国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理要求。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
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根据条约允许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2] 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在苏联（俄罗斯）和美国的压力下，1946年的中国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在1950年代后又不承认。
在台湾陈水扁当局时期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9年10月，中国的解放战争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
8月8日在德国投降正好三个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
一百五十万苏军在外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
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
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
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
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斯大林回答：“倘使你该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
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
同日，中苏两国外交部互致照会，其中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节选如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於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於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对此，杜鲁门给蒋中正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
”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7）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
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18）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但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
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
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
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中华民国政府曾於1947年8月27日於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
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中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关于蒋中正的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的宗主权，顾维钧这样写道：“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
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
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
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
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1949年经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败走台湾。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3年“中华民国”政府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
蒋中正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
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蒋还称，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蒋中正还表示自己“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
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
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
是为“控苏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22）但苏联却屡次背信，不但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还劫掠工业设施，价值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23）并支持中国共产党。
（24）1949年10月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苏联屡次违约，但“中华民国”政府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25），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存在，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加入联合国1946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
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1955年，台湾当局在安理会上弃权，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
什么是三个有利于?
原句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爷爷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大事
是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理论。
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
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理论，指出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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