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是怎么来的
汉语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Chinese Pinyin)，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
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
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是一种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
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在教学生字时，常使用两个常见的字进行反切或直拼出这个生字的读音。
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不易读准。
由于古代没有标准的拼音方案，致使很多汉字古代的读音与现在的读音完全不同。
给中华民族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是谁发明了汉语拼音呢
说来有趣，是一个外国人。
我国古代汉字读音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如“东”（都笼切）。
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不易读准。
公元1610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金尼格莱来到了中国，他是个中国通。
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资》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
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编辑本段汉语拼音运动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
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
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
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
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
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
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
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
”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
”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
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
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
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
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
”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
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
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
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
《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
”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
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
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
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
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
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
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
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
”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
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
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编辑本段汉语拼音方案历史渊源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
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
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中国的回族兄弟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
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吧。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
现在台湾依然使用。
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
联合国也承认的。
编辑本段汉语拼音方案的出笼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
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
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
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记式、图案式、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出ISO7098号文件，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汉语的拼音是怎么回事
古人曾采用直音、读若、反切等方法为汉字注音。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相继渐知反切，分辨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平上去入四声。
佛教传入后，汉字切韵生于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称为婆罗门书，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音韵之道始备。
唐朝时期日本人创造的假名，也可能是最早用于拼注汉字语音的注音符号之一。
明朝时期朝鲜人创造了谚文。
明代回回创造了用阿拉伯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小经。
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早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采用音素字母为汉字注音。
早期的汉语拼音以南京官话为蓝本。
以后又出现了以北京官话为蓝本的汉语拼音以及广东话等拼音。
1867年英国人威妥玛创制的威妥玛式拼音采用北京官话作为蓝本。
威妥玛拼音的使用时间相当长，直到2010年台湾仍然广泛使用。
1892年，卢戆章仿拉丁字母造“中国切音新字”字母，并主张以南京语音为汉语语音标准，这被认为是统一全国语音的首倡者。
1900年王照受日本片假名启发创制汉字笔画型拼音字母“官话合声字母”，并主张以北京语音为汉语语音标准。
中国民族知识分子采用拉丁字母设计汉语的注音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新文字。
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09年，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1911年清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
1913年中华民国召开读音统一会，最后确定“国音”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各地方言的语音特点，并为国语创制了注音字母（又称“注音符号”）。
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设国语统一筹备会，1924年决定废除国音，放弃入声，确立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推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发现徐特立正在苏区进行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试验，并称这套方案基本能满足汉语拼音化的改革。
此事被记入《西行漫记》一书，这套拼音方案也成为1949年建国后大陆文字改革的基石之一。
1949年初，国语罗马字的创始人之一黎锦熙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交换对文字改革的见解。
1949年8月25日，吴玉章给写信，请示当前文字改革工作指导原则：“根据文字应当力求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原则，中国文字应改成拼音文字，并以改成罗马字的，也就是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拼音与日本假名式拼音。
”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
1949年8月28日，吴玉章等在华北大学举行了文字改革协会第三次发起人会议，新增胡乔木、聂真为发起人。
1949年9月1日，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笔名茅盾）等共同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
1949年12月4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推选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推选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1950年7月，教育部邀请在京的语文研究工作者30多人座谈，提出了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建议。
1951年12月26日，周恩来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由马叙伦主持。
根据关于制定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了以制定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为主的研究工作。
1952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1952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下设的拼音方案组召开会议，通过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其中声母24个，韵母37个。
1953年初，审阅了拼音方案组拟定的中国拼音文字字母草稿。
他认为这套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
1953年6月，拼音方案组拟出5种草案，后议定以吴玉章的方案为基础，深入探讨。
拼音方法以双拼为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导，于1953年10月1日在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3年11月21日，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了整理和简化汉字问题；根据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年多来研究所得的材料，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了可以首先实行的4项初步改革办法。
即：推行简体字。
统一异体字。
确定常用字，并对非常用字加注音。
极少数汉字改用拼音字母。
1954年7月1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对拼音方案组提出的5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进行讨论，但始终无法从中确立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1954年10月，周恩来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
1954年10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在试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前后，1950年到1955年，全国各地工农兵、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中选择了264种，编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两册，作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参考资料。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记式、图案式、数字形式。
1954年11月20日，国务院任命吴玉章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为常务委员，并进行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最后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
在成立大会上吴玉章提出工作任务，这就是做好三项准备工作：制定《汉字简化方案》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
1955年2月，文改会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
1955年5月6日，刘少奇听取汇报后，提出三点意见：为了减少社会震动，简化字要分期分批进行，原来的繁体字要保留一个时期，不要马上废除。
汉民族要有统一的语言，学校要用普通话进行教学。
可以考虑做出这样的规定：老师在一定时期内学会普通话，今后凡是不会讲普通话的，不能当教师。
拼音方案制定后，要用来作试验，可以试译《选集》。
教育部和文改会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有关机关、人民团体和部队的代表207人。
会议上提出用“普通话”代替“国语”这个名称，并确定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语音标准，从而解决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语音标准问题。
中国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汇报了几年来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情况，同时提出六种汉语拼音方案的初稿，征求到会代表的意见。
会议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从1956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
然后主席发表讲话，他指出：“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
……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
……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
我看不见得。
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会议总结发言时周恩来总理说：“中央政治局决定：‘首先简化汉字，推行书报横排，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公布后用在小学课本上，代替注音字母’。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批转了1955年11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
《指示》所批准的文字改革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1956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始审订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即《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后来人们把这个草案称为“原草案”）；同时还发表了《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
1956年3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扩大）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当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出《关于组织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通知》。
1956年3月20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各省、市开始进行方言普查。
1956年3月，吴玉章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报告。
吴玉章的这个报告，阐述了1955年以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研制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性质和作用。
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于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召开了10次会议，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修订。
1956年9月2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发言。
发言指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罗马字母，这是确定了的。
因为拉丁字母是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是为中国知识界所已经熟悉的一种字母。
……拼音方案，在目前主要的用途，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用作教学普通话的工具。
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为副主任，委员有16人。
审订委员会成立以后，召开五次会议，多次商讨，并邀请在京的语言、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科技、翻译各界以及部队和人民团体的代表178人举行座谈，同时向京外39个城市的100位语文工作者书面征求意见。
1957年10月，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0月25日，政协全国常委会扩大会议同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即修正草案）。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国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后，两年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协商委员会组织了广泛的讨论，并且由国务院组织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核修订，最后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加以审议，现在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准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并且决定登报公布，让全国人民事先知道。
应用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来帮助识字和统一读音，对于改进学校语文教学，推广普通话，扫除文盲，都将起推进作用。
对于少数民族制定文字和学习汉语方面，也有重大意义。
因此，这个方案草案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之后，可以在师范、中小学校，成人补习学校，扫盲教育和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并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完善化。
具体办法，将由教育部、文化部及其他有关单位会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分别拟定，报告国务院批准施行。
1957年11月29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讨论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上报国务院。
报告中说：这个壮文方案（草案）在字母的用法上跟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上一致，而且能表达壮语的语音特点，在试用推行过程中受到壮族群众的普遍欢迎。
同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讨论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并作了批复：……同意关于少数民族文字中设计字母的五项原则，今后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方案的时候，都应该按照这些原则办理。
1957年12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四次会议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宣传工作计划要点》，拟定从1957年12月11日至1958年1月11日为汉语拼音方案宣传月。
195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
报告规定了中国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并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胡乔木同志也作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的报告。
会后，政协全国委员会派出六个宣传组，分别到华东、西北、中南、西南、东北、京津的15个大城市宣传《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阐述。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经过讨论后，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决定：一、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二、原则同意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认为应该继续简化汉字，积极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应该首先在师范、中、小学校进行教学，积累教学经验，同时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1959年12月27日，山西省教育厅在万荣县召开了全省推行注音扫盲现场会议。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196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了注音识字的优越性。
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制定了《少数民族语地名调查和翻译通则（草案）》，对地名翻译中若干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联合颁发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
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通过了《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推荐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作为中国地理名称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的决议》。
大会认识到：《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法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中国已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法”；注意到：《汉语拼音方案》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是健全的，也极宜作为中国地理名称罗马字母拼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汉语拼音版）》、《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英汉对照）》以及其他资料已经在中国出版；《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考虑到：经过一个适当的过渡时期后，在国际上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理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依据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推荐：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国际上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理名称的（惟一）系统。
1978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重申必须继续贯彻“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方针。
1978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等单位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国在对外文件、书刊中的人名、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一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
“……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
”1979年4月22日至28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在杭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会。
1979年5月6日，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编写协作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市举行。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
从这一天起，秘书处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
”1979年8月11日至20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1979年9月，由曹余章、许宝华、颜逸明、杨春霖、张静等57人发起，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叶籁士等14人赞助，提出了“成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倡议书”。
1980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知》。
充实和加强后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0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20世纪1980年代初，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音规则（草案）》。
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于1981年7月13日至7月20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成立大会。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出ISO 7098号文件（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采用《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中文罗马字母拼写，1991年修订。
1984年12月，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局联合发布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拼写规则（汉语部分）》。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4年年底，召开了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文字改革诸项任务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应该提到首位。
会议还明确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将在中国语文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将与汉语拼音相辅相成，共同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5年10月21日至10月2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教学座谈会。
1985年初，国务院同意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
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地名管理条例》，“第八条：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
拼写细则，由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又一次确立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法律地位。
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其中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定义和使用范围，并且要求初等教育的汉语拼音教学。
2008年1月25日1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举行2008年第1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内容及汉语拼音推行情况。
2008年9月16日，台湾的中华民国行政院跨部会议通过提案，放弃此前使用通用拼音的政策，改采汉语拼音为译音标准，并从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编辑]形式构成参见：汉语拼音音节列表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和一些附加符号表示汉语的发音。
对应汉语音系学（现代音韵学）的汉语音节结构划分，汉语拼音的形式构成也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字母表》的规定，汉语拼音使用26个现代基本拉丁字母，有大小写之分，字母顺序与英语字母表一致。
其中字母V\\\/v，在方案中规定为“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之用。
由于汉语拼音的实际职能仅限于拼写汉语普通话，如今这条规定已然无人问津。
不过，字母V\\\/v目前又作为一个键位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为不能省略两点附加符号的字母ü规定的通用键盘替代表示。
有时可能需要注意，汉语拼音方案发布时使用的字体，并不沿用任何一种通行的字体，而是以非衬线体为基础，几种字体的混合体，这与常见的拉丁字母略有不同。
其中较为特殊的是用世纪哥特体写的，没有衬线的字母A的小写ɑ和字母G的小写ɡ，以及字母Y的两笔直画小写y。
这种习惯一直沿用下来，但是《汉语拼音方案》本身并没有规定用哪种字体。
这几个字形多用于中国大陆正规的语言学专著以及语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出版物，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材。
做出如此设计，主要是担心初学拼音字母的学童在手写的时候也去机械模仿常见印刷体a和g的字形。
但随着英语教育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如何印刷都变得无伤大雅。
而且方案同时规定：“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可见，汉语拼音字母和其他常见的基本拉丁字母并不是两套字母表。
汉语拼音方案还使用了一些附加符号，主要是声调符号和字母ü上的两点符号。
前者与字母的组合虽然数目有限，但具体和哪个字母形成组合其实都是临时的，因为一个声调符号就表示了整个音节的高低变化，或者说，表示了一种“超音段音位”；后者来源于德语的元音变音字母（Umlaut），与字母u的组合固定地表示一个元音（[y]）。
还有一种极其少见的附加符号，用在e\\\/z\\\/c\\\/s之上，形成ê\\\/ẑ\\\/ĉ\\\/ŝ，依次表示一个单元音韵母（[ɛ]）和三个卷舌塞擦音声母zh\\\/ch\\\/sh。
字母表字母A aB bC cD dE eF fG gH hI iJ jK kL lM mN nO oP pQ qR rS sT tU uV vW wX xY yZ z名称音abêcêdêeêfgêhayijiekêêlêmnêopêqiuarêstêwuvêwaxiyazê读音abocideefogeheijikelemoneopoqirisiteuvowuxiyizi
简化字详细进程是怎样的
建国后的语文工作(1949年----1985年) 陈乃华 许长安 宋柏尧 王凡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改革的发展历程 文字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
在战争年代，文字改革没有正常开展的可能。
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和政治斗争压倒了一切，文字改革运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文字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一节 文字改革的序幕 （1949―1955年） 1949年至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头六年，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研究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机构，确定方针，制定实施方案。
一、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诞生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到北平，共商新中国建国大事。
在这一新形势下，全国各地的语文专家、文字改革工作者纷纷写文章、出书刊，互相联络，呼吁团结合作，希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事业。
1949年初，国语罗马字的创始人之一黎锦熙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交换对文字改革的见解。
1949年8月28日，吴玉章等在华北大学举行了文字改革协会第三次发起人会议，新增胡乔木、聂真为发起人。
1949年9月1日，主席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10月20日，协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
12月4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推选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推选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二、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0年7月，教育部邀请在京的语文研究工作者30多人座谈，提出了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建议。
1951年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由马叙伦主持。
根据主席关于制定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了以制定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为主的研究工作。
1952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10月，拼音方案组召开会议，通过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其中声母24个，韵母37个。
1953年初，对拼音方案组拟出的中国拼音文字字母草稿提出意见。
拼音方案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分人拟出几套草案。
拼音方法以双拼为主。
6月，拼音方案组拟出5种草案，后议定以吴玉章的方案为基础，深入探讨。
1954年7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对拼音方案组提出的5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进行讨论，但始终无法从中确立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在试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前后，1950年到1955年，全国各地工农兵、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三、设立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指导文改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导，于1953年10月1日在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3年11月21日，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了整理和简化汉字问题；根据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年多来研究所得的材料，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了可以首先实行的4项初步改革办法。
即：1.推行简体字。
2.统一异体字。
3.确定常用字，并对非常用字加注音。
4.极少数汉字改用拼音字母。
四、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建立 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
10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54年11月20日，国务院任命吴玉章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为常务委员，并进行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最后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
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1955年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做好三项准备工作： 1.制定《汉字简化方案》； 2.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3.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
五、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为了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研究文字改革的方针，促进文字改革工作的全面发展，教育部和文改会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有关机关、人民团体和部队的代表207人。
会议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讨论文字改革问题的会议。
它标志着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研究准备阶段的完成而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六、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开始，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作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会议于10月31日下午闭幕。
第二节 文字改革的高潮 （1956―1965年）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开展阶段。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又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确定方针，公布方案（1956―1958年）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经过六年多的摸索和努力，到1956年各方面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各种工作已经逐步展开。
这个时期主要是批准和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任务，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等。
（一）中共中央批准文字改革的方针。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批转了1955年11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
《指示》所批准的文字改革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
” 这个方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规定的，包括文字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目标是拼音化方向，步骤是首先简化汉字，同时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推广普通话，一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二）公布《汉字简化方案》。
《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以后，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
这个简化方案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社会上长期广泛流行的、约定俗成的简化汉字，所以推行起来比较顺利。
（三）全国报刊实行横排。
这个时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从1956年1月1日起，全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
（四）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始审订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
1956年3月20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各省、市开始进行方言普查。
（五）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
接着主席讲话，在讲话中，表明了他放弃汉语拼音采用民族形式自创字母的主张，而转回到了他曾经赞成过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态度。
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于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召开了10次会议，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修订。
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事，为了把方案审核修订好，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为副主任，有委员16人。
经过反复讨论和磋商，审订委员会于1957年10月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接着，10月25日，政协全国常委会扩大会议同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即修正草案）；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在12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宣传工作计划要点》，拟定从1957年12月11日至1958年1月11日为汉语拼音方案宣传月。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经过讨论后，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酝酿已久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
（六）周恩来总理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阐述。
（七）文字改革宣传工作逐步加强。
在文字改革的黄金时期，文字改革的宣传工作也逐渐得到加强。
1956年6月，文字改革出版社成立，这是专门出版文字改革和语言文字书刊的出版社。
二、努力贯彻，形成高潮（1958―1960年） 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发表以后，全国掀起执行三项任务的高潮。
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提出：“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
”这个指示是中共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号召，把正在掀起的文字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继续征集新简化字。
根据国务院决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分四批推行简化字，共推行517个简化字。
1960年6月4日，教育部、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征集新简化字的通知》。
（二）树立推普典型，举行观摩会，基本完成方言普查。
在前两年的基础上，推广普通话工作从学校走向社会，到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
3月20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向各省市发出《一九五八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计划纲要》。
在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中，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于1958年7月25日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三）汉语拼音广泛应用，注音识字颇见成效。
《汉语拼音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立即在全国推行。
新闻、出版、广播、工商、交通、科技等各方面都开始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小学拼音教学和注音扫盲工作中，更显示了良好的效益，推行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
1959年12月27日，山西省教育厅在万荣县召开了全省推行注音扫盲现场会议。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196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了注音识字的优越性。
（四）吴玉章深入实际视察，走遍半个中国。
1958年5月到1959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先后视察了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四川、广东、山西等13个省市。
他视察后，立即把他所看到的和想到的写了出来，并于1959年3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三、调整、巩固，稳步前进（1961―1962年） 1959年到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61年起，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字改革工作也进行了调整。
（一）修订《汉字简化方案》，征求各方意见。
1962年9月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小组，推举丁西林委员主持小组工作。
修订小组成立后，随即采取座谈、通信、访问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二）搞好普通话教学，继续异读词审音工作。
（三）改进汉语拼音教学法，《人民日报》实行难字注音。
1961至1962年期间，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工作由于受到国民经济困难的影响，也放慢了步伐。
在1958年全国开始教学汉语拼音时，一般都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教材，教学声母、韵母、声调和拼写规则。
后来发现要求初入学的儿童和文盲掌握各种拼写规则有困难，所以开始了拼音教学法的改革。
四、总结成绩，促进改革（1963―1965年） 国民经济经过调整以后得到恢复，1963年，文字改革工作也开始复苏。
（一）郭沫若的《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
为了继续促进文字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64年5月3日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
（二）吴玉章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各方面的应用》。
1964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玉章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各方面的应用》一文。
这篇文章是对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六年来各方面应用情况的总结，同时也促进了此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工作。
（三）明确推普重点，总结八年经验。
1963年7月12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转发〈一九六三年上海市推广普通话工作纲要〉的联合通知》。
1963年8月1日到1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
1964年8月17日，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西安召开，这是中断了四年以后举行的一次盛会，标志着推普工作又再次活跃起来。
（四）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取得新进展。
这个时期，在汉字的简化和整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是： 1.完成了《简化字总表》的编印。
2.完成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编印。
3.更改地名生僻字工作的进展。
4.整理汉字查字法工作的进展。
第三节 文字改革在低潮中 （1966―1976年） 一、前五年工作完全停顿（1966―1971年） 从1966年6月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被迫停止工作，多数委员和专家受到迫害。
语言文字的应用在社会上出现了混乱局面。
从1966年6月2日起《人民日报》报头取消了汉语拼音，其他报纸、期刊也先后不用汉语拼音拼注报刊名称；7月，《文字改革》杂志和上海《汉语拼音小报》停刊，8月，《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栏停刊。
二、后五年工作有所恢复（1972―1976年） 1972年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郭沫若找了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探亲的文改会副主任叶籁士谈话，决定从干校调回部分干部，开始恢复文字改革工作。
（一）拟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国务院审阅。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进行调整修订，再次在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1977年5月拟出修订稿，正式报国务院审批。
（二）推广普通话工作重新恢复。
1972年，各地开始恢复推广普通话工作。
（三）进行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试验，举办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1974年3月15日到4月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四）汉语拼音在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上有了可喜进展。
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应用，首先在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工作中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五）宣传工作有所恢复。
1973年3月，、周恩来在《文字改革简报》副刊第2期上批示同意恢复《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
十年动乱后期，文字改革工作有所恢复，但是仍受到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步履蹒跚。
第四节 文字改革的复兴 （1977―1985年） 一、文字改革工作的恢复（1977―1979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一）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77年5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请示报告》送国务院审批。
10月31日，国务院将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
1978年3月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学校试用简化字的通知》，决定全国统编的中小学各科教材，自1978年秋季起一律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二）教育部重申推普方针，召开第五次全国普通话观摩会。
1978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重申必须继续贯彻“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方针。
1979年4月22日至28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在杭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会。
1979年8月11日至20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三）开始汉字编码的研究工作。
汉字编码是电子计算机对汉字信息进行处理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70年代以后，这一课题在中国很急迫地提上研究日程，电子计算机界希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这项研究工作。
1978年12月5日至14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上，有17个省市的65个单位8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派人到会。
二、文字改革工作的发展（1980―1985年） （一）文字改革领导机构的充实和调整。
1980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知》。
充实和加强后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0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胡乔木就文改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198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胡乔木就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三）修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拟订《统一汉字部首表》。
（四）继续努力推广话。
1.召开全国学校推普工作会议。
2.推广普通话写入宪法，15个单位发出《大家都来说普通话倡议书》。
3.召开商业系统推普座谈会。
4.各地加强推普工作。
5.加强对学校推普工作的领导。
6.修订《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五）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汉语拼音方案》。
1.汉语拼音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2.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二十五周年。
3.拟订《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4.研究汉语拼音标调法。
5.规定有关汉语拼音字母的读法和写法。
（六）开展文字改革的教学和科研，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
1979年5月6日在上海市举行了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编写协作会议的第二次会议。
1979年9月，由曹余章、许宝华、颜逸明、杨春霖、张静等57人发起，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叶籁士等14人赞助，提出了“成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倡议书”。
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于1981年7月13至20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成立大会。
（七）宣传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文字改革工作的恢复，各地的宣传工作有强。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的《汉语拼音》小报于1977年7月试版，内部发行，1978年开始正式出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文字改革》在停刊16年后，1981年7月复刊。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77年创办的《汉语拼音》小报，到1981年改名为《PINYINBAO》，由语文出版社编辑出版。
（八）进行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
全国高等学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后，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支持黑龙江省进行这一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
1984年5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4年6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视察上海杨浦区第四中心小学，看了一年级实验班学生的汇报课，听取了学校领导的汇报。
1984年7月21日至30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举办“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研究班，有19个省、市的小学教师代表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单位的同志共330多人参加。
1984年7月1日至5日，黑龙江省在佳木斯市召开全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工作汇报会，检阅成绩，总结交流经验。
1984年10月，倪海曙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民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实验班视察后，写了一篇十分感人的报道。
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个实验点。
1983年12月才开始学习黑龙江省的经验，进行实验。
首先学好汉语拼音后，大量阅读拼音和注音读物，通过造句、听写、仿写、记述、命题作文和写信、记日记、办板报等方式练习写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拼音学话和注音识字方面成绩最好。
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时期 第一节 新时期，新特点 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整个中国的面貌都逐步更新，中国的语文生活自然也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汉字研究整理的新课题 1985年，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有关方面合作，对汉字进行研究统计取得累累硕果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姓氏、人名用字统计分析》课题完成并通过鉴定。
12月9日，《汉字属性字典》的鉴定会也召开了，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这项研究成果。
社会发展的明显变化，科技发展的明显变化，促使国家语言文字职能机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和从事汉字整理简化工作的人员，对中国今后整理研究工作的宏观规划，以及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对往日研究整理汉字的出发点、原则、所拟定的课题加以调整等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
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形势 1984至1985年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更多的经济特区开辟了，商品流通的渠道更加畅通，第三产业勃兴，大批农村劳力涌向城市。
因此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
这一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都向人们表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正逢一个良好的环境，要不失时机地扩展这方面的工作。
三、汉语拼音应用的新天地 1985年10月21日至2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教学座谈会。
1984年至1985年形势发展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为《汉语拼音方案》作用的发挥开辟了一个应用的新天地。
而汉语拼音方案也只有日臻完善，更适应于现代化技术的要求，才足以更好地反映自身存在的价值，永葆其活力。
第二节 新时期的里程碑 一、筹备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4年年底，召开了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文字改革诸项任务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应该提到首位。
会议还明确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将在中国语文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将与汉语拼音相辅相成，共同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5年初，国务院同意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
三、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胜利召开 1986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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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上片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一、写作背景这首词作于1925年，当时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湖南、广东等地农民运动日益高涨。
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
同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立，国民革命政府已在广州正式成立。
这年深秋，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停留，重游橘子洲，写下这首词。
据《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载：“毛先生泽东……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衡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
先生闻讯，间道人粤。
”二、补充注释《沁园春》：词牌名。
沁园：东汉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园林，后为外戚窦宪所夺（见《后汉书》）。
《沁园春》词牌，相传由此得名。
据《词谱》载，《沁园春》双调，114字。
上片13句，四平韵；下片12句，五平韵。
【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1．以乐景写哀，景中寓情，情中显志。
从词中可以感受到词人的心情是惆怅的，写的又是寒秋景物，却毫无过去一般旧诗词里的那种肃杀、感伤的“悲秋”情调，词人笔下的秋景是活泼、美好的。
原因在于越写山河的壮丽，就越使人感到人民不能主宰大地的可悲，越感到革命的必要。
词人正是在这不一致中突出了强烈的革命精神。
当然，这里面也含有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的感情。
2．对比手法的运用。
词中含有多种对比，使描绘的形象鲜明，如“万山红遍”与“漫江碧透”主要是颜色的对比；“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指点江山”与“激扬文字”主要是动作的对比；“同学少年”与“万户侯”是明比；“万类霜天竞自由”与人民的被压迫（未在词中点明）是暗含的对比。
3．极富表现力的语言。
本词用语精当、形象、极富表现力，如“万”字写出了山之多，“遍”字写出了红之广，“漫”字、“争”字、“击”字、“翔”字等都极为准确精当。
这首词写于1925年深秋，大约是同志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
同志从1911年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
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
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的一座又一座峥嵘高峰。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这一时期，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开办了平民夜校、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了驱逐张敬尧等军阀的活动。
特别是创办《湘江评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四、带着练习二，就“意象”问题作必要的点拨“意象”是意中之象，即融人了词人情思的形象。
本词的上片描写了一幅湘江秋景图，通过寒秋、霜天（气候）、万山（层林尽染）、湘江（碧透，百舸争流）、飞鹰，游鱼（万类竞自由）等意象，形象地表现了词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深切感受。
词用最凝炼的语言塑造形象，表达感情和思想。
把握意象，可以从释句入手，释句则应从理解字面意思入手，抓住富有表现力、含有丰富意蕴的关键词、句来分析，尽量做到抽象的诗句、词句能够阐释，含蓄的句子能够解释。
在理解和感悟的基础上，把握意象，还应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凭着联想和想象，补充字面所没有或作者有意省略的细节，揣摩语句的言外之意，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并感受之，领略之，品味之。
21世纪初在我国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有什么影响
一、牢固树立正确的语文教育观(一)明确目标，为学生打好文化和精神的底子首先，要充分认识语文学科的首要功能。
明确语文学科的首要功能，就是要弄清楚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什么。
如果我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模糊不清，势必会在思想上引起混乱。
那么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什么呢?1980年8月，在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书面发言中回顾了“语文”这个学科名称的由来，进而说明了它是一门“学习运用语言”的功课，再次强调“听、说、读、写四种本领同样重要”。
吕叔湘先生在书面发言中也强调了语文学科的重要性，说它是“学习一切科学、一切文化的重要工具”。
可以说，语文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是它的基础工具性。
语文是交流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
其次，要赋予“语文双基”以时代内涵。
1961年以后，语文界为了纠正“左”倾思想所产生的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严重削弱了语文能力训练、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下降的影响，明确提出了要加强语文教学的“双基”。
所谓“双基”，即指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当然，时代发展了，我们对语文学科“双基”的认识也应该赋予新的内涵。
根据21世纪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语文学科应着重从两大方面为学生打好基础。
1．打好文化的底子(1)获取语文字、词、句、篇基础知识，有较扎实的语文基本功；(2)有初步的中国和世界优秀文化的积累；(3)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4)初步具备听、说、读、写能力等。
2．打好精神的底子(1)有阅读的兴趣、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品位。
小学阶段是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应成为小学阶段总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2)学会与人合作、与人相处。
未来社会人与人之间少不了竞争，但更需要合作。
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与人和睦相处和正常交往的思想、能力；(3)具备良好的意志品格和健康的个性。
这是影响和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根本因素。
(二)正确处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在课程改革中如何把握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各地关注的一个热点。
但是，语文教学常常受大形势所左右，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过去语文教学往往偏重知识的掌握，忽视对学习过程、方法的研究，忽视人文精神的熏陶；在当前语文教学改革中，又出现了另一极端倾向：不够重视知识技能的掌握!一些教师在一节课中又是搞合作学习，又是用多媒体，又是让学生表演，又是做游戏，语文学习的目标不明确、不落实。
究其原因，他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这些形式上了，而忽略对语文学习目标的把握。
语文教育专家张志公先生说，语文教学“不能喧宾夺主，热热闹闹搞了许多名堂，却没有把语言文字训练本身搞好。
”语文教学的这个“主”，或者换句话说，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学习语言，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
我们不能占用课堂时间，开展一些与语文学习无关的活动。
谈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人文性的根本点就是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来源于汉语汉字。
让学生了解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体验汉语汉字表达出来的作者的独特感受和凝聚的民族感情；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健康的情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应该在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思想感情，丰富语言的积累，使他们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来体现，来落实，不能游离于语言文字的训练之外。
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强调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也不能任其成为语文教育的“两张皮”，各走各的道。
二、语文教学要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说就是“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
要实现这一目标，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是关键之一。
对此，须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正确把握教与学的关系教学论认为，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语文教学要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就是说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组织者、引导者的作用，调动学生的参与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要防止由过去的教师牵着学生走、串讲串问、一问到底、费时低效的教学状况，变成放任自流或教师被学生牵着走的局面。
我们应当把教师的活动压缩到最低限度，但教学过程中不能忽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如，学生读书不会断句、书读不通顺，就需要教师进行示范朗读；放手让学生质疑问难，教师要适时给予归纳、总结，放得开还要收得拢；学生学习遇到困难、进行不下去时，需要教师及时帮助。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首先要树立在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要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使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学中做到“以学定教”“顺学而导”。
正如有的教师所说，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语文教学改革要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大家教学时要有这个意识，只要努力了，意识加强了，学生的学习方式是会得到改变的。
(二)正确处理接受性学习与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的关系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提出，是对传统语文教学重接受轻探究、重认识轻体验的接受性学习方式的扬弃。
这一理念强调了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在课程与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真正的确认和尊重，调动了每个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给语文课堂面貌带来了生机。
但是，教师在贯彻课程标准倡导的探究性学习方式的理念时，也存在一些误区，值得大家思考。
首先，既要重视探究性学习，也要打好语文基础。
知识是能力形成的基础，语文作为母语，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让学生掌握一些语文知识，认识和了解一些语言现象，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语言文字，减少甚至避免口头表达或书面表达上的混乱或错误。
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学生字写不好，书读不好，没有一定的语言积累，打不好语文的基础，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就得有时间让学生去试验自己的新想法，还得有时间用来开展相互讨论等等。
而语文课堂教学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教学中一味强调探究，势必影响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从而影响语文教学的质量。
其次，接受性学习和探究式学习都是有益的学习方式，二者应该优势互补，不可偏废。
现在一些地方上观摩课，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都课改了，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上课?”“这节课没有体现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似乎探究性学习就是先进的，接受性学习就是落后的。
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须加以改正。
第三，探究性学习不能只重形式，更要注重实效。
语文教学如果过于追求探究性学习这一形式，而忽视课堂教学的效率，那就会走进死胡同。
在课堂教学中，根据目标引导学生选择什么样的学习方式，这是课堂教学的基本原则。
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引导他们综合运用多种学习方式。
(三)注重教学过程的优化，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近年来，大家普遍感到要想彻底改变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现象，提高教学效率，关键是要优化教学过程、改革课堂教学结构。
优化语文教学过程要以省时高效、减轻负担为标准。
用最佳的形式，用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来组织学生学习，通过教师少教而学生多学，达到听懂别人的话，说好自己的话，读懂别人的文章，写好自己的文章的目的。
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要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向40分钟要效率。
语文学科教学过程的实质，就是要充分利用好教科书以及课堂上创设的语言环境，在教师的主持、组织和引导下，实现师生与作者和编者之间、师和生之间的语言的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沟通。
这就需要教师加强对教科书的理解、把握和处理，凭借文本提高学生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和进行综合性学习的能力；要注重引导学生潜心钻研文本，防止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或作远离文本进行过度的发挥。
同时我们要克服语文教学改革中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那种超越教材、超越课堂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会让广大一线教师无所适从。
多年来，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已经深入人心。
三、学语文用语文相结合，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主动参与性”是21世纪世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
”又强调：“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因此，语文教学要注重语文活动环境的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实践。
学生在课堂上从事语文实践活动的主要凭借是教材。
所以，教师应充分开发利用教材提供的语言材料，引导学生以此为着力点来拓宽语文学习的领域，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实践能力。
要鼓励学生熟读、精思，对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要启发学生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去体味，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在理解课文的同时，引导他们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表达方法，丰富语言积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语言，提高语文水平。
要注重引导学生将所学的语文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做到学语文与用语文的有机结合。
要在语文实践中不断使学生认识到，学习语文既要多读多写，又要掌握规律和方法，从而提高思维品质，培养创造潜能，有效地促进知识的构建，提高学习和运用语文的能力。
同时，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注意加强课内语文学习和课外语文学习的紧密联系，和学生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语文能力。
四、继承传统的优秀语文教育经验，在继承中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语文教育现代化，但强调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并不等于就要割裂传统。
近百年来，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一方面善于继承传统语文教学的精华，又勇于对传统语文教学中的糟粕进行批判，同时善于吸收先进的西方教育思想，代之以新观念、新方法。
比如，语文教学改革正在突破几十年来教师讲学生听的旧观念和教师“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模式，代之以“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的新观念；突破了语文教学串讲、串问的费时低效的状况，同时创造了许多宝贵的语文教学经验或教学模式，如“情境教学法”教学模式、“读写结合”教学模式，识字方法更是丰富多彩，大大丰富了我国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是要抛弃以往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绝不是全盘地“自我否定”。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旧的并不都是落后的，新的并不都是好的。
比如，我们今天提高了口语交际在语文课程中的地位，古人早就提出了“不学诗，无以言”，并把它列为语文学科基本功能之一；再如，电脑速度快了，有些方面却退化了，如，人类的思维、阅读的兴趣、阅读的习惯、汉字书写的质量。
对于传统教学中的好经验，要重视继承与改造。
有些要根据现在出现的新情况，融入新的思想与方法，不断地丰富，推陈出新，促进其发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例如，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一条基本经验是“多读多写”。
提高学生的读和写的能力，离不开读写实践，但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改进读写训练、提高教学效率，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取得尽可能大的效果，是当前语文教学追求的目标。
又如，背诵是积累语言材料的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在小学阶段背诵积累一定数量的好文章很有好处，这也是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但背诵也要得法，我们不能回到私塾时代不给学生任何指点、让他们摇头晃脑、一味地死记硬背许多不知其意的东西，这样做是与当今教育目标相违背的。
小学语文教学要不断改革，要不断创新。
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不要轻易否定过去的一些经验，要总结过去的做法，哪些是好经验，哪些已不符合当代要求。
要改哪些不符合当代要求的思想、方法，对于一些问题的处理要有辩证观点。
语文教学改革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优秀语文传统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发展。
完整、正确地认识传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改革的起点和目标，减少盲目性和重复劳动，也可以减少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
另外，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要立足于本民族、立足于我国国情，要突出地体现汉语教育的特点，符合汉语教育规律。
失去了民族化，就没有了具体化和行动化，也就更谈不上国际化了。
五、要重视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教师“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
在用好教科书的基础上，在现有的教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地引导学生收集相关资料，阅读相关的文章，课后推荐阅读相关读物，以增加对作品背景和主人公的了解，拓展学习内容，提高阅读能力，这充分体现了课程标准的精神。
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的课游离了文本的学习，成了自然课或社会课；课堂成了“资料展示厅”，内容庞杂，形式令人眼花缭乱，忽略了如何引导学生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选择、整理和利用。
重视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的普及、网络的发展对语文教学产生的影响。
传统的教学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和教科书(或教学内容)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在现代化教学环境下还要增加一个要素，这就是现代教学媒体。
语文教师要利用好现代教学媒体，创造性地开展各项语文活动，促进语文课堂教学面貌的改变，努力使语文教学新鲜、活泼、丰富起来。
二是要加强现代教学媒体运用的实效性。
在语文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课件，首先要清楚为什么用，用的目的是什么，不要只注重形式。
教学手段的运用也要讲经济成本与效率。
传统的小黑板、教学挂图、卡片等低成本、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近年来在语文课堂上不多见了，指导学生读课文不是用书而是读屏幕，即使教材中已有了精美插图也非得再有多媒体不可，甚至有的地方上观摩课，如果教师没有用多媒体就评不上奖。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蔓延值得大家思考。
三是要根据本地和本校的特点，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积极开发潜在的资源。
在我国现有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资源的情况下，我们主张一切从教学实际出发，从方便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出发，根据各个地方的特点和现有的办学条件，发挥各自的优势。
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的基本程序是怎样的
屈原的影响一、崇高的地位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
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
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
据，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
除注释的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从汉代以来至清朝末年的两千年间，解释《楚辞》的注本虽然很多，但大多亡佚了。
流传下来的注本，游国恩认为较有影响者有以下10种，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楚辞考异》1卷，南宋朱熹《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明汪瑗《楚辞集解》8卷、《蒙引》2卷、《考异》1卷，明清之际王夫之《楚辞通释》14卷，钱澄之《楚辞屈诂》不分卷，清林云铭《楚辞灯》4卷，王邦采《离骚汇订》4帙、《屈子杂文笺略》2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6卷、《余记》2卷、《楚辞说韵》l卷，戴震《屈原赋注》10卷、《通释》2卷、附汪梧凤《音义》3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注本和研究论著更多。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李白盛赞“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的诗歌像高悬在天空的太阳、月亮一样光芒万丈）”。
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
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
”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
”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
”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
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且。
”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
”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
逸响伟辞，卓绝于世。
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
郭沫若先生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评价，本书随处可见，下面的这段话更加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
……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
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
”历代文人歌颂屈原的文艺作品，大量的诗词之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都有，以沈亚之《屈原外传》，睢景臣《屈原投江》，陈洪绶《屈子行吟图》，萧云从《离骚图》，门应兆《补绘离骚图》较有影响。
当代歌颂屈原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郭沫若哈姆雷特式史剧《屈原》为最有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公演，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以后，屈原研究活动蓬勃兴起，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专门机构研究，从总体的综合性研究到具体的专题研究，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身世根底、思想品格、时代特征、政治生涯、诗歌创作等，无不成为研究课题，其火热程度遍及中国，波及全球，使屈原从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方文明古国走向全面开放的西方世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权威的“使者”。
1982年端午节，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联、文联发起，邀请全国18个省市约120多名屈学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在屈原故乡秭归举行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
1983年8月、1984年5月分别在辽宁大连和四川成都举行两次全国性“屈学研讨会”。
1984年端午节在武汉成立全国第一个屈原研究团体——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后更名学会）。
1985年4月在岳阳成立湖南省屈原学会。
同年端午节在楚国郢都遗址，今湖北省江陵县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另一位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教授当选为会长。
至1998年5月，中国屈原学会先后在浙江富阳、湖南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和广东深圳召开了6次年会。
除全国性活动外，各省市屈学研究活动也方兴未艾，仅湖北省屈原学会便先后在武汉、黄石、襄阳、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开了多次年会，获得多项研究成果。
1999年端午节，中国屈原学会再度回到屈原故里秭归、学会会长褚斌杰教授莅会主持，为20世纪的屈原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前苏联著名汉学家H·T·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
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
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精神作用于古代，也作用于当代。
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
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
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
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广泛的市场。
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列国谋求发展。
特别是那批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
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
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
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
“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翰、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土。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活”了过来，登上“波音’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号称文明国度的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
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
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二、人民的怀念屈原投江以后，楚国百姓难过极了，愤怒极了。
时隔不久，楚人南公便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吼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仅在位12年。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即爆发了陈胜、吴广和项梁两路农民大起义，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使秦朝只在中国统治了15年。
项梁起义拥戴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也称楚怀王，建都盱台（江苏省盱眙市东北）。
顶梁战死后，他的侄子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继承项梁的事业，企图恢复楚国旧制。
然而，历史是不可逆转的。
不久爆发了楚汉之争，汉刘邦获胜建立西汉王朝。
屈原在汉朝备受尊重，人民因此更加怀念屈原，关于屈原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神。
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长沙有个名叫区（欧）回的人，大白天忽然看见了三闾大夫屈原，向他诉说着粽子被蛟龙窃走的事，告诉他以后再做粽子，必须怎样包裹。
区回把这次奇遇告诉了乡民，乡民们含着泪水，按屈原的吩咐精心制作粽子。
这传说后来被梁朝文学家吴均写成一篇志怪小说。
收在《续齐谐记》里，原文是：“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
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
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
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
回依其言。
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
”沈亚之《屈原外传》引述了这段话。
端午节本是中国古代农家的一个节日。
闻一多在《端午考》一文中，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
吴越人以龙为图腾，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每年五月五日致祭，将粽子和其他祭品投入水中供龙享用，不让龙伤害自己的子孙。
吴越人很早以前就有纹身的习俗，身上刺着各式各样的“龙”，挑选纹过身的青年男子去划龙舟，使赛龙舟成为图腾祭礼中一个重要项目，一种带有社会性、宗教性和娱乐性的群体活动。
在南方，夏历五月在节序上届夏收夏种后的小农闲，农家庆祝丰收，调节一下生活，姑娘回娘家探亲，使端午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西晋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鹜即鸭，角黍即粽子，说明江南水乡过端午节的盛况。
这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中国南方尤其盛行。
招魂端午节跟屈原连在一起是一种巧合，因为屈原投江的日子恰恰是端午这天。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
”把驾舟拯救屈原与端午赛龙舟隐隐约约地联系起来。
《隋书·地理志》把这种联系的来龙去脉和活动盛况记得更详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
因尔鼓楫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其迅楫齐驰，歌乱棹响，喧振水陆，诸郡率然，而南郡尤甚。
”屈原与端午节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屈原的终日与端午巧合；在距今两千年的东汉初期，屈原与端午吃粽子、投粽子联系起来；在距今约1500年的南北朝时期，屈原与赛龙舟联系起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信仰图腾崇拜，端午节成为中国民间纪念屈原的一个专用节日，其热度和气氛仅次于春节。
不管这种联系有没有内在根源，它反映了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标志着图腾崇拜、偶像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应该崇拜自己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先驱。
闻一多考证了端午节的来源，但他并不反对端午节这天纪念屈原。
1942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指导的进步文艺团体“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轰动了山城重庆。
当年端午节，一大批进步文艺家在重庆聚会，即席赋诗，敦促国民党停止反共，一致抗日。
大家一致通过，将端午节这天定为“诗人节”。
新中国建立后，对屈原的纪念活动更加热烈。
每年端午节，许多地方都要举行诗会和龙舟竞渡，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举办龙舟竞赛活动。
在中国，龙舟竞渡已经由群众性纪念活动发展为群众体育。
近年来，又发展为竞技体育，定期举行全国性龙舟大赛，并逐步向世界范围推广。
屈原将登上龙舟再度远涉重洋，誉满全球。
三、屈原故里的纪念方式 屈原诞生在秭归，秭归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重于任何地方，纪念方式胜过任何地方。
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西陵峡两岸的千家万户便开始泡糯米，杀鸡鸭，扫庭院，修龙舟，渐渐显露出节日的气氛。
端午节那天，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要挂上菖蒲和白艾，有的还挂上蒜头，餐桌上少不了鱼肉和盐鸭蛋，大蒜炒苋菜和雄黄酒，有人还要吃马齿苋。
马齿苋又名“长命菜”，清热解毒，包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少不了粽子。
秭归人包粽子有个特殊的讲究，在糯米中间放颗红枣，流传着《粽子歌》，是屈原人格和遭遇的写照：有棱有角，有心有肝。
一身洁白，半世熬煎。
看龙舟是秭归最大的群众性集会，锣声一响，《招魂曲》一唱，随着“我哥回”的声声呼唤，四乡六里的人民群众便聚到了西陵峡两岸，用泪水和欢声笑语寄托故乡人民对屈原的深情。
龙舟竞渡屈原诞生地有个农民诗社——秭归县三闾骚坛诗社，成立于1982年，每年端午节，诗社在乐平里举行“端午诗会”，继承屈子遗风，有时还邀请县内外诗人赴屈原诞生地举行“端午诗会”。
他们的诗词流传国内外。
诗社社长谭光沛被接纳为湖北省屈原学会会员，被推荐为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候补代表，他是个地地道道耕耘绿野的泥巴杆子诗人。
近20年来，骚坛诗社创作的旧体诗词达2000多首，已出版诗选多集。
屈原故里秭归最具引力的是多处永久性纪念物，特别是屈原祠、庙，唐宋以来有文字记载者达5处，于今留有2处。
屈原祠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右神策将军王茂元出任归州刺史，喟叹屈原“诞灵是所，庙貌无睹”，便在州城东5里的屈沱建了一座屈原祠。
“神像章服，悉遵唐制”，并作了一篇《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
这大约是秭归最早的一座屈原祠。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赵顼封屈原为“清烈公”，归州百姓集资在屈沱修了一座“清烈公祠”。
祠宇为硬山顶，四合院式，由山门、配房、大殿、后殿组成，建筑面积350平方米，坐坡朝江，面对楚台山。
屈原祠元泰定初年（公元1324年），归州知州王秃哥不花对清烈公祠进行修葺，拖了很久没有完工，祠宇近乎偏废。
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知州密儿哈吗提议再修，并将自己的俸银拿出一部分率先倡导，乡绅富户纷纷赞助，于第三年将新祠建成，密儿哈吗提议改为“清烈公庙”，请湖广儒学提举黄清老作了一篇《清烈公庙记》。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知州孙鹤年，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知州王景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湖北学政凌如焕，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知州王沛膏，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知州李 火斤 相继维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20世纪60年代曾两次维修。
后因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兴建，库区水位升高，1976年7月迁建于秭归县城东3里的向家坪，祠宇占地20.7亩。
主体工程于1977年2月动工，1982年6月25日建成，更名“屈原祠”。
新祠山门保持清烈公祠原貌，扩大规模，有高17米的牌楼，配房向左右扩展7米。
牌楼盖琉璃瓦，一级屋角为鳌鱼，二级为卷龙，三级为草龙，正中脊饰为宝瓶。
牌楼正面，中为天明堂，左右为二龙盘柱，中嵌郭沫若题“屈原祠”三字。
额枋为襄阳王树人题“孤忠留芳”，门匾为武汉张秀题“光争日月”．祠内塑赵朴初题对联：“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
整体建筑气势磅礴，耸立在橘树丛中。
一级屋脊正中绘以蓝天、红日、大海、波涛，二级屋脊下塑有变形夔龙，三级屋脊下饰飞凤。
天明堂下为松鹤延年，两旁为麒麟吐玉书，墙面花边为卷草、汉纹、回纹等。
整个彩绘以红、黄、绿、蓝四色调配，相映生辉。
东西配房为硬山顶，滚龙脊，饰龙凤图案。
是内可供游人题诗作画，品茗小憩。
屈原祠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庄严的屈原铜像，矗立在祠院正中的草坪上。
基座为花岗石，高2.5米。
铜像高3.92米，袍袖周长5米。
人物造型为“低头沉思，顶风徐步”，着力刻画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境界。
形象庄重，主题鲜明。
祠内还陈列着一尊国内今存最早的屈原石雕像，高103厘米。
像座一侧有铭文曰：“荆州府归州桐油沱信人曹端福，善同妻朱氏四（子），发心舍造屈原相公一尊，入于白狗峡庙中。
永镇四方，保安家犬。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丁酉三月吉旦。
同男：田中、执中、秉中、守中立。
匠人陈伯伏。
”此石像原安放于小青滩屈大夫庙内，当地老人介绍说，曹端福是个船主，带他妻子和四个儿子驾船下宜昌，木船在白狗峡（今兵书宝剑峡）失吉，他全家获救，多亏屈原大夫保佑，于是捐赠了这尊石像。
永远寄托着归州百姓对屈原的感情，“家犬”是对他四个儿子的贱称。
祠内还建有东西两座碑廓，面积171.5平方米。
镌刻着屈原作品与插图，历代名家题咏屈原的诗词。
屈原们内还有一座“屈大夫墓”，是一座衣冠冢。
据北宋邵博《闻见后录》：“归州屈沱，屈原故居也。
上有屈原祠、墓。
”按邵博生活的年代推算，此墓极有可能与北宋清烈公祠同时修建。
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归州知州王景阳重修。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湖北学政吴省钦再修。
旧墓建在原清烈公祠左侧。
新墓建在今屈原词祠后缘，按清代墓室扩建，外形庄严壮观。
墓室二进，青石盖瓦，鳌鱼翘角，青狮白象跃然石面。
墓门三层，上嵌墓名横额，中为墓志铭，下为拜台。
门前四根立柱，八字开扇，两侧镶对联三副，其一为：“泪水沉冤千古遗憾；归山枕岫万世流芳”。
拜台正中陈一“寿”字形石香炉，左右石狮雄踞。
墓门后为石砌墓圹，有内外二室。
内室设红漆楚棺，置于一巨型莲花台上；外室隔墙中有小孔，可以窥见内室“烛光”融融，“香烟”袅袅。
墓志铭为：大夫名平，字曰灵均。
太岁在寅，诞生乐平。
皇考伯庸，帝高阳之苗裔；始祖屈瑕，以封邑而为姓。
大夫一生，忧国忧民。
内举贤能，外御强泰。
适张仪入楚，郑袖弄权。
大夫罹难，披发行吟。
山河破碎，汨罗冤沉。
呜呼
大夫一生，正道直行。
逸响伟辞，文苑丰碑；高风亮节，焜焜耀炳燐。
怀沙赴渊，鬼哭神惊。
传神鱼负尸，归瘗故里，实衣冠之冢，乡里父老之情。
而今水回千里，墓室蒙泽。
择地迁葬，永慰忠魂。
公元一九八二年夏吉日立。
屈原庙 屈原诞生地乐平里原有两座屈原庙。
一座位于屈原村的香炉坪，明代始建，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重修，后废；一座位于北峰村的界限垭，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归州知州魏国磷建，后废。
新建屈原庙位于乐平里北沿降钟山麓，建筑面积264平方米，仿清代民居式建筑复原，小青瓦砖木结构，由山门、配房。
大殿组成。
庙前立石狮一对，有石阶67步。
庙宇依山为两段，硬山顶，猫拱式山脊，青瓦粉墙。
彩绘淡雅素净，具民间寺庙风格。
新庙于1980年首建于墓岭，1983年迁建降钟山，1984年10月15日落成。
“屈原庙”题名为郭沫若1965年手迹，正殿内有屈原塑像，清乾隆以来石碑7块及名人书画。
三闾骚坛诗社农民诗人谭光沛、杜青山撰《重修三闾屈原庙记》碑文：楚三闾大夫屈原，公元前三四0年寅月寅日生于归乡乐平里之香炉坪。
公自幼躬耕勉学，壮而出仕，官居左徒，明“举贤授能”之治，奉“联齐抗秦”之策，身事怀襄，行廉志洁。
孰料君王昏聩，奸佞进谗，孤忠见妒，累遭放逐，于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五日冤沉汨罗。
公文思高远，辞章瑰丽，著《离骚》等二十余篇，抒忧国之志，哀民生之艰。
历朝推尊孤忠，谥号清烈；乡里父老，立祠面祀。
人民政府彰公乃中华民族不朽之诗魂，重修屈原庙，以志人民感公之伟烈耳。
公元一九八0年孟秋吉日立。
屈原故里牌坊 位于原秭归县城东迎和门外，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
重檐木结构，琉璃瓦盖顶。
上有郭沫若1965年10月25日题书“屈原故里”。
右侧并立巨型石碑两座，题：“楚大夫屈原故里”、“汉昭君王嫱故里”乐平里牌坊 位于屈原诞生地乐手里的人口处，与屈原庙隔溪相望，建于 1983年1月。
水泥结构，四柱三门，高 9米，宽 8米，台基四周有石阶三级，将牌坊平地托起，前后各有石狮一对。
牌坊雕塑精美，色彩斑斓，气势雄伟。
“乐平里”三字为川南苏原题书。
乐平里牌坊屈原纪念馆 馆舍于1979年建成，位于屈原祠内。
歇山大屋顶，翠绿琉璃瓦，褐色墙壁，风格典雅。
馆内有上下展厅，上为“秭归出土文物展览”，下为“屈原生平事迹展览”。
1980年2月，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成立，为秭归县文物、博物和名胜古迹的管理机构，接待中外游客的事业单位。
四、屈原遗址与传说 返回顶端屈原去世后，他的诞生地乐平里和投江处汨罗江，留下许多有关屈原的遗址与传说。
乐平里的屈原遗址有：香炉坪、屈原宅基、读书洞、照面并、玉米田、擂鼓台等，汨罗江的屈原遗址有：玉笥山、独醒亭、赏心悦目“濯缨桥、骚坛、屈潭等。
有的遗址与传说并存，有的只有遗址没有传说，有的只有传说没有遗址，有的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传说。
香炉坪 又名“屈坪”。
位于乐平里正南，背负向王寨。
坪上是一片月牙形的台地，中间凹进两端凸出，像个剖开的巨型香炉，故名。
台地周围种植着片片柑橘树，中间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坪下茂林修竹，响鼓溪在谷底潺潺流淌。
坪对面是居高临下，状如卧虎的伏虎山，天山毗连处，一字儿排开三座挺拔奇秀的山峰，与香炉坪遥相呼应，因名“三星捧月”，又名“三星照半月”。
相传屈原故居建筑在香炉坪这块钟灵毓秀之地。
屈原宅基 位于香炉坪正中。
庚仲雍《荆州记》和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所载“屈平故宅”即指此故墟。
读书洞 又名“洞辟书堂”。
位于伏虎山麓的响鼓溪畔。
洞室高约2术、宽4米、深3米。
上负陡岩，下临清溪。
洞口藤萝垂帘，花草馨香。
洞中有石案石凳，洞顶有钟乳石，犹如一组倒悬的莲花灯。
四周景色静中有动，西侧为响鼓岩，岩顶有圆形石台，传为屈原吟诗处，故名吟诗台。
南为响鼓溪，急流飞泻，落入石潭，状如迸雪，声若击鼓。
《归州志·山水》载：“州城东北百二十里三闾乡，相传屈原读书洞，遗址尚存。
”诗人吴丈蜀《题读书洞》诗：“一洞离尘百仞余，骚人把卷淡云舒。
干年谁可知公意，不悔平生错读书。
”农民诗人杜青山《步吴丈蜀先生题读书洞原玉》：“古洞专攻十岁余，一腔壮志笔端舒。
若非隔世苦吟诵，焉有《离骚》几页书。
”农民诗人谭光沛《读书洞》诗：“传闻高洞旧攻书，屈子干年系我思。
昔日藜燃明月处，此生管写古风词。
琢磨精进山应见，吟咏工夫石有知。
敲壁摩苔增感慨，余音仿赋《离骚》时。
”照面井 位于伏虎山腰，由银灰色龙骨石砌成。
井口直径80厘米，井深60厘米，井水粼粼如镜，清甜可口，相传为屈原幼年照影梳洗之处，一丝微尘也躲不过“井镜”的明察。
井台上立着一块石碑，正中刻着“照面井”三个大字，碑文曰：“预白遐迩人等，此系屈公遗井，特遵神教重新整顿，以后切勿荒，。
倘有故违，定遭天谴。
此株青树永世勿得砍伐。
三闾合坛弟子同修，皇清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立。
”照面井碑石左右长着一株四季长青的青树和一株阔叶浓阴的柞树，像两个威风凛凛的卫士，日夜守卫着屈公遗井，把“神”和“天”搬出来维护屈公遗井，表达了故乡百姓对屈原的景仰之情。
井下砌着一堵半径4米，高约5米的半圆形台地，台沿上有石砌雕花栏杆，立着13根立柱。
石柱一高一矮，错落有致，高者雕着八棱帽头。
石柱中间有12孔，各分三层，上层是四楞方正的条石栏杆，中层是刻着多层图案、花纹的片石栏板，下层是长扇形的枕式栏底，栏杆外是刚劲挺拔、馨香宜人的古松古柏，形如伞盖的排排垂柳，把照面井掩映在伏虎山腰。
骚坛社员李盛良《照面并》诗：“并堪照面独称奇，一股清流万古诗。
莫道西湖灵隐寺，大夫遗水胜瑶池。
”玉米田 又名“屈田”、“玉米三丘”。
位于屈原宅基右侧，相传屈原少年时代曾躬耕于此，又传屈原被放逐之后曾回乡务农，忍辱负重经营三丘稻田。
《屈原外传》描述屈原，“蒙谗负讥，遂放而耕，吟《离骚》，依耒号泣于天。
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
”这几丘田里的稻子红梗红穗，乡民们说那是屈原泣血而染，故名“金粳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