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死人的话叫什么
悼词。
悼词是对死者表示哀悼的话或文章。
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悼词指向死者表示哀悼、缅怀与敬意的一切形式的悼念性文章，狭义的悼词专指在追悼大会上对死者表示敬意与哀思的宣读式的专用哀悼的文体。
悼词是指向死者表示哀悼、缅怀与敬意的悼念性文章。
今天的悼词是从古代的诔辞、哀辞、吊文、祭文一步步演化而来的。
诔辞作为中国哀悼文体的最古形式，最早是一种专门表彰死者功德的宣读性的哀悼文体。
哀辞文体是诔辞的旁支。
诔辞的对象主要是王公、贵族、士大夫并以颂赞死者功德为主；而哀辞的对象主要是“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同时以抒发生者哀悼之情为主。
吊文指凭吊性的文章，“吊”有慰问之意。
吊文内容较诔辞、哀辞广泛，也较其庞杂。
可以说吊文是中国古代群众性的哀悼文体。
它不一定是歌颂功德的文字，如汉代司马相如的。
吊文也可以对具体的事物而言，成为一种咏怀性的文体，如之类。
祭文是古时祭祀天地鬼神和死者时所诵读的文章。
屈原的是最早的祭文。
祭文范围较广，只有祭奠死者的文章才属于哀悼文体的范畴。
今天我们所说的悼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反映出新时代的新变化，无论在形式和还是在内容上，同古代的诔辞、哀辞、吊文、祭文均有实质性的不同。
本文主要介绍的就是现代悼词。
跪求梁启超家谱
1.梁思顺 （1893~1966） 诗词研究专家 梁启超长女。
外交官周希哲夫人，中央文史馆馆员。
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
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
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
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
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
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2.梁思永(1904-11-13~1954-04-02)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
早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先后负责发掘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作已汇编成《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3.梁思忠(1907~1932）：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
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
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
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
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他还是梁启超的第三个孩子。
4.梁思庄（1908~1986）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
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
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
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
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
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
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
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5.梁思达（1912~ ） 著名的经济学家 ,梁启超四子。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
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
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
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6.梁思懿(1914~1988) 社会活动家，出生于北京，是梁启超的第三女， 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
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
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
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 后在芝加哥、纽约社会学院任教 。
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2月调往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
20多年来，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足迹遍及五大洲，是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
1988年病逝于北京。
梁思懿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关心年轻干部成长，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品德。
7.梁思宁 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
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
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
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
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
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卒于2001年。
8.梁思礼 中科院院士、导弹控制专家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是梁启超的第五子。
1941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并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
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
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
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
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
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
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启超51岁得子梁思礼。
思礼长得酷似父亲，被亲昵地称为“老白鼻”。
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
梁思礼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9.梁思成
跪求“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主持词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北京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举行“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
首先，我代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活动组委会，对各位记者、各位来宾前来出席今天的发布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刚才大家参观了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尽管这里展出的只是中医药百花园中的一朵，但我想大家一定都对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中医药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博物馆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原因。
此次中医药“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17个部门和单位共同主办的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大规模中医药宣传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和近几个月以来的积极努力，现在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7月上旬正式拉开帷幕，在北京举行启动仪。
下面，我就这项活动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一通报。
一、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举办的全国性科普宣传活动。
局党组对此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求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周密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各主办单位积极响应，给予了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传承中医国粹，传播优秀文化，共享健康和谐”。
举办“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就是要大力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集中展示中医药悠久的历史、科学的理论、独特的方法、良好的疗效，让社会更加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更广泛地进入农村、进入社区、进入家庭，为维护人民健康服务。
我认为，举办这项活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落实吴仪副总理在今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实际行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制订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理论和实践。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吴仪副总理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医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了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切实加大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力度，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大力推进继承创新，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
为了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研究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今年4月还成立了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
与此同时，国家各有关部门也从许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中医药事业当前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医中药中国行”就是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百姓健康的关心和重视的一项实际行动。
第二，是宣传中医药科学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需要。
人民群众的需求、理解、认同和支持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几千年来，中医药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实践，不断发展进步，逐渐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因此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信赖。
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医药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举办这项活动，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科普宣传工作，集中展示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特色优势、历史贡献，展示中医药在当前维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医药、认识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享受到中医药服务，提高健康水平，从而为中医药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是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满足群众医疗保健需求，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需要。
满足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健康水平，让老百姓切实得到实惠，是发展中医药的根本出发点。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
吴仪副总理明确指出，在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中医药大有可为。
中医药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医学科学体系，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为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出贡献。
举办这项活动，就是要通过义诊咨询、健康讲座、发放科普宣传资料以及送医送药等形式，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以及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的独特魅力和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医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更好地回报社会，惠及百姓，为提高群众健康水平服务。
二、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教育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后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7个部门和单位共同主办，整个活动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2007年先期在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厦门、香港等九地举行。
主要活动包括： 一是举行现场活动。
在今年先期开展活动的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90多个城市的中心广场、4000多个城市社区和村镇举办现场活动。
现场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家义诊、健康咨询、科普讲座、文化展示、文体表演、知识竞答、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等。
二是开展赠书和培训活动。
这项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向基层中医人员赠送《乡村中医实用技术》和《社区中医实用技术》，向广大群众赠送《中医药知识普及读本》。
这三本手册，是由本次活动组委会委托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组织专家专门编写的，适用性强，对乡村医生、社区卫生人员和广大群众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同时，活动组委会还将组织开办中医药知识讲座，培训基层中医药人员，提高他们的中医药理论素养和诊疗技术水平。
三是开展“中医大篷车万里行”活动。
本项活动启动后，由活动组委会组建的中医大篷车队将深入到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的农村、厂矿、部队、学校和基层医疗单位，送医送药，发放科普宣传资料，慰问贫困家庭、困难职工、残疾人及军烈属等。
四是开展捐赠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一些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活动组委会将把他们提供的药品、医疗设备、生活用品和学习文具等物资捐赠给基层医疗单位和贫困群体。
五是举办大学生中医药文化辩论赛。
邀请部分综合性重点大学和中医药院校组成大学生代表队，围绕中医药文化中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决赛实况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将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中华医圣》、《中医堂文化》电视纪录片和专题片，在活动期间播出；《中国中医药报》将推出“中医中药中国行”系列特刊，刊载各地中医药发展成就及特色优势，并将举办“我与中医药”有奖征文活动。
三、活动的主要特点 本次活动的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一是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大力支持。
这次活动的17个主办单位相互协作，精心组织，共同推动将中医药科学文化知识和服务送到千家万户；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作为具体承办单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
这是办好此项活动的根本保障。
二是全国联动，共同推进。
在重点省市开展规范统一的启动仪式和现场活动，全国其它省（区、市）广泛动员，配合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科普宣传活动，形成点面结合，上下呼应，共同推进的互动格局。
三是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各地的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将积极参与进来，志愿者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还有很多企业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以各种方式对活动予以支持。
四是服务百姓，回报社会。
这次科普宣传活动突出服务性，核心是让百姓得到实惠。
活动将在90个城市的4000多个社区和乡镇举办大型义诊活动，开展900场卫生培训和健康讲座，并发放科普宣传小册子300万份，宣传单页3000万份，印发《中国中医药报》“特刊”500万份，赠送中医药手册20多万册；中医大篷车队预计行程达15000公里；向基层医疗单位捐赠价值2000余万元的物资。
总之，这次“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是一次中医药文化之旅，一次中医药科普之旅，一次惠及百姓、服务大众的健康之旅。
我们将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积极探索中医药科普宣传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力争把“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打造成一项影响广泛持久的品牌活动。
最后，我代表组委会再次向在座的记者朋友和支持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大家对这项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希望记者朋友们对这项活动进行更多的采访报道，以进一步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扩大活动的影响。
我们将积极配合你们的工作，并尽最大努力为大家提供工作便利。
谢谢大家
张瑞玑的人物生平
沈钧儒：沈钧儒，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绪时进士。
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
1909年夏，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监督（校长）。
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
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1] 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 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坚贞不 屈，8个月后即1937年7月才获释。
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
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
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
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
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终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
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宋庆龄：宋庆龄（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
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
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
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2]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
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
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
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读书中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章士钊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1] ）。
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
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澜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
清末秀才[1] 。
中国民主革命家。
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 。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2]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何香凝何香凝（1878.06.27-1972.09.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1] ，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建立民国的功臣，“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也是新中国创始人之一。
[2] 国民党二大后，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
随着权势的膨胀，蒋介石终于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他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处。
事情发生后，何香凝不顾个人安危，冒险通过岗哨找到了蒋介石，流着泪斥骂他：“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
你不想想，……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
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
”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何香凝痛斥这个提案是违反中山先生真意的，是反共、反苏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她越说越气愤，甚至“拍桌顿足”。
1926年7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会上，何香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6年9月15日，何香凝在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下，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妇女运动骨干。
何香凝任所长，日常工作由教务长蔡畅主持，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邓颖超等为教员。
学员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知识，交流妇女运动经验，学习探讨如何根据妇女特点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等，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和妇女运动人才。
学员们毕业后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香凝于13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
她誓不与民贼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也不参加他们的婚礼。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继蒋介石之后发起政变。
在汪精卫进行大搜捕的日子里，何香凝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
她甚至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说：“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
”她还派人送船票帮助在汉口的革命同志脱离虎口。
[17] 不久，何香凝回到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
1928年，她先后将一对儿女送去欧洲留学。
[17] 1928年底，何香凝因反对国民党反共而毅然发表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居于江浙沪上一带。
在经亨颐的邀请下，她参加“寒之友社”，与聚集此间的艺术家们寄情山水，书画唱和，排遣心中郁结。
[17] 之后，何香凝忍痛含悲出国，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读书、作画自娱的清苦流亡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在巴黎得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消息后，义愤填膺，遂赶回上海，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要求政府对日宣战，释放一切政治犯；斥责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切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支持群众救亡运动的主张。
她还邀请全国著名书法家、画家捐赠作品，连同她的书画，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为慰劳抗日将士筹集了一笔经费。
[21]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晚，何香凝便组织上海妇女界成立了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济队，上海妇女界在何香凝的带领下，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有序开展起来。
30日，何香凝亲自率队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
看到前线部队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她和宋庆龄立即发起募捐活动，并在自己寓所的大门上张贴“此处接受热心援助”的条幅。
为解救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她和宋庆龄等人创办了伤兵医院，并多次亲临医院，慰问伤兵。
她要求蒋介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遭到拒绝后，写下了“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22] 的誓言。
6月，她又组织了国难救护队，派出多批救护人员赴前线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为解决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何香凝创办妇女救护训练班，从事国难救伤工作，发扬妇女爱国精神，以尽国民救国责任为宗旨。
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被分批派往伤兵医院。
[1]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近花甲之年的何香凝爱国之志老而弥坚，对救亡运动热情支持，并始终不忘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7月22日，何香凝在其上海寓所成立了最早、最大的妇女抗日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号召全国妇女组织起来，“为了中华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
” [23] 中国妇女抗敌救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在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下空前团结起来。
24日抗日后援会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呼吁“现在是我们民族争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来做救护慰劳的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何香凝建议宋美龄出面发起成立全国性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
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要求各地建立分会。
为了有利于统一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4日，救援会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积极开展工作，有力支援了上海的抗战。
抗敌后援会还发起献金运动，发动妇女捐献金银首饰；发起“扑满运动”，号召上海的妇女和儿童从每天的零用钱和生活费中节约一些钱投入储蓄罐，支援抗战。
[1]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妇慰总会上海分会组织妇女缝纫团、烹饪队等，发起缝棉衣运动，缝纫团在10天内发动妇女缝制了1000件棉背心，并征集绷带、酒精、纱布等急救用品，分赴各医院和前线进行慰劳[24] 。
[1] 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根据前线将士的要求，何香凝于1937年9月15日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委派秘书胡兰畦为团长，奔赴前线进行战地服务。
服务团在前线战斗了3年，随国民党军转战8个省市，行程2万里，召开了257次大会，慰劳伤兵381次，演出53次，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获得了先锋模范称号[25] 。
[1] 上海沦陷后何香凝迁居香港，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内人民的抗战精神，呼吁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
她每收到华侨的一份捐款，就赠送自己的绘画一幅，以示答谢。
1939年她从香港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寄送往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
1945年12月初，何香凝从广西到广州，1946年秋，又迁居香港。
1947年，她和李济深等人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组织国民党的民主力量，从事反蒋活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香凝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21]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日向全国人民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4月，何香凝带着儿女，一家人由香港出发抵达北京。
在车站，她见到了周恩来、朱德、邓颖超等同志和其它各界人士全国政协一届会议民革代表合影，前排左二起。
曾经艰苦奋斗的老同志、老朋友得以欢聚一堂，何香凝高兴得热泪盈眶。
从此，何香凝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1] 1949年6月，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
9月，何香凝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她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
[21] 在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何香凝率领民革和其它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一道前进。
1950年6月，她与柳亚子等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这同时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
”[21] 在信中，他们一再感谢和赞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并且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誓愿，作为向党的生日的献礼。
1960年8月15日，何香凝在民革四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不仅完全成为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
千条万条，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条。
我们民革同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何香凝在解放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
她积极参与制定国家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力求切实地贯彻执行。
她利用国庆节、新年、春节等节日向海外华侨发出广播词、献词，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有关华侨的谈话、演讲等等，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26] 何香凝作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和女诗人，工作之余总是不断地作画写诗。
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各地视察，将所得观感凝于笔端，或作画或题诗，借以讴歌社会主义祖国，表达自己热爱党与社会主义的深情。
何香凝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著有《何香凝诗画集》。
1970年5月，何香凝因一次跌倒，又得了肺炎，进入医院治疗。
周恩来给予了她无比深切的关怀，亲自去医院看望她。
医院也尽全力给她治疗，何香凝转危为安。
她精神好的时候，就坐在床上，将画纸夹在画板上画梅。
1972年初，何香凝因肺炎再度入院，病情很严重，亲属们都回到了北京陪护。
她在头脑清醒时总是十分注意国内外大事，阅读报纸和《史记》。
6月27日，何香凝在医院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26] 1972年8月26日，周恩来再度前来探望病中的何香凝，尽管身体十分疼痛，她还是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向周恩来倾吐出最后的心愿：她与丈夫廖仲恺生前有：“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之约，现大限将至，希望周恩来批准她棺葬。
周恩来当即亲切地告诉她，中央一定尊重她的意愿，按她的吩咐去办。
听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她欣慰地笑了。
9月1日凌晨3时，何香凝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终年94岁。
1972年9月3日，何香凝的遗体入殓后停灵柩于中山公园中山堂内。
何香凝撰文提倡女权主义，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7] 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举行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开展广东妇女运动，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成立中央妇女部，进一步领导华中地区的妇女运动，奔赴北伐战争各伤兵医院开展救护工作；培养一批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学员。
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7] 何香凝负责以艺术绘画，承担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等革命宣传工作；[7] 发起成立国民党红十字，救护国民革命军及革命同志和贫苦的民众，发动妇女参加北伐战争；承担起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救伤的工作，组织宣传队四处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讨帝国主义；[1] 在上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发动画家义卖书画支援抗战，轰动海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运动和护法斗争，与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开展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筹备工作；与廖仲恺开展抨击袁世凯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讨袁运动标志人物之一；在蒋介石的权势下力保多位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17] 是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灯活动的标志人物；[26] 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号召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施国共和平演变；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