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干部述职述廉会议主持词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层干部述职述廉会议主持词篇一：述职述廉大会主持词述职述廉大会主持词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院党委领导班子20XX年度述职述廉考核大会。
省厅对今年的述职述廉和干部考核工作非常重视，专门下发文件进行部署，并成立了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厅直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同志，厅监察室正处级检查员***同志，厅团委书记、厅人事处主任科员***同志，省交通工会组织宣传部部长**同志专程来院检查、指导、考核工作。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对四位领导的到来表示欢迎。
参加今天会议的人员范围包括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院中层干部、高级职称以上职工和全体职工代表。
这次会议主要有三项议程：1.安书记对本次考核提出要求；2.党委书记、副院长孔祥福同志代表院领导班子做述职述廉报告；3.参会人员对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测评。
会后，考核组还将抽取部分同志进行谈话。
下面，先请安书记讲话。
刚才，*书记对20XX年度述职述廉和干部考核工作的内容、程序作了介绍，并提出了相关要求，大家一定要按照要求认真评议，完成好这项考核工作。
下面请*书记同志代表院领导班子作述职述廉报告。
刚才，*书记代表院领导班子做了20XX年度述职述廉报告，接下来是对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测评，请大家拿到测评票后，本着对组织负责、对单位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认真填写。
填好后请将测评票投入票箱，厅考核组的同志将把测评票带走统计。
述职述廉考核大会到此结束，会后，考核组的同志还要抽
求一篇述职述廉主持词 急需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辛弃疾词的艺术特点
宋中期也是词的繁荣昌盛期，和诗一样，代的影响，爱成为创作的主要内容表作家当推辛弃疾。
一 辛弃疾其人P109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
他一生可分为四期。
1162年以前为沦陷及起义期。
辛弃疾幼年跟随祖父辛赞生活。
辛赞在靖康之难时未能南渡，但爱国之心不泯，常向辛弃疾灌输“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美芹十论》）的爱国思想。
1160年，年仅20岁的辛弃疾聚众2000人参加了以耿京为首的反金义军，诛杀过叛徒义端、张安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洪迈《稼轩记》）1162—1181年为南渡初时期。
1162年辛弃疾回到南宋，最初并未受到真正重用，只是任些闲职。
面临苟和势力不断上涨的局面，辛弃疾于1165年及1170年，先后写下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及《九议》，向朝廷全面陈述自己抗敌救国的大策。
《美芹十论》前三篇论述了宋金形势、战争性质，民心向背，后七篇就南宋应如何充实实力，做好北伐准备，完成恢复大计，作了具体的论述与规划。
在《九议》中，辛弃疾再次斥责了投降派的谬论。
并指出应作好打持久战的战略准备。
1172年以后官职虽有升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任地方要员，但“二年历遍楚山川”式的频繁调任，使他的爱国抱负始终难以施展。
1181—1203年为闲居带湖、瓢泉时期，其间除1192—1194年一度被起用为福建安抚使外，一直赋闲在家。
此时他心情十分矛盾“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这并非他的愿望，他依然惦念着北伐事业。
由于感情抑郁不平，时间又悠闲有余，故尔这一期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
1203—1207年为晚年再起，参与北伐时期。
这时韩侂胄主持北伐事宜，任命辛弃疾镇江知府。
辛弃疾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又反对草率从事。
但他并未得到韩的真正重用，不久又被罢职，北伐亦失败，辛弃疾赍志以殁，临终前“大呼杀贼数声”（《济南府志》）。
有《稼轩词》。
辛弃疾是“一世之豪。
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
和陆游一样，是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
他还能用以民为本的思想看待北伐事业，他说：“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
”（《九议》）他还能用战略家的眼光，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抗敌救国的三原则：“一日无欲速，二日宜审先后，三日能任败。
”（《九议》） 辛弃疾虽没留下系统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从一些词句中也能看出他的一些文学倾向。
他说：“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鹧鸪天》）说明他不但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情作用，而且强调文学应反映重大的社会内容。
又说：“诗在经营惨淡中”（《鹧鸪天）》，“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
”（《水调歌头》）说明他提倡严肃的写作态度。
又说：“有意雄华泰，无意巧玲珑。
”（《临江仙》）说明他特别推崇豪放风格。
他还对陶渊明在静穆恬淡之中带有一股兀傲不乎之气深表推崇。
这种审美情趣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词风。
二 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P111 辛词的内容比苏词更为广阔，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地步。
辛词中思想内容最集中、最进步的当属爱国词。
辛弃疾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戎马生涯，他首先是一个爱国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因而他的爱国词最自然真切，“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
”（徐釚《词苑丛谈》卷4） 因此，在爱国词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表现自我经历、自我形象、自我感触的作品。
那些记录自己战斗生涯，或借助追念自己战斗生活而抒发感慨的词，当属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如：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鹧鸪天》） 这首词上阕所描写的正是“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美芹十论·序》）的经历。
下阕写因追念往事而引发的理想落空的悲哀与感慨。
但辛弃疾痛苦悲愤，却不消沉，在苦闷时依然能保有昂扬奋进的精神，如在与另一爱国志士陈亮的酬唱中，他既道出了自己不被重用的悲愤心情，又道出了他的坚定信念：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
正目断，关河路绝。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贺新郎》） 辛弃疾还有很多评议时局，议论世事，关心国家命运，陈述恢复大业，批判投降苟和势力的词。
在这些词中，他不是空泛地去议论、陈诉，而是用全身心的感情去倾诉、哭泣、呼号、鼓动。
如《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以“无数山”比兴抗金事业的重重阻力，以江水东流比兴抗敌救国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真可谓忠愤之气，拂拂指端。
辛弃疾的爱国词是通过各种题材加以表现的，最主要的一是酬唱词。
辛在酬唱词中很少写尔汝相思的陈词，而多以北伐恢复大业共勉，使酬唱词内容为之一新。
仅以祝寿词为例，他写道：“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二是登临写景词。
辛词中许多爱国名著，如《念奴娇·我来吊古》、《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永遇乐·千古江山》、《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都是这类作品。
如《水龙吟》曰：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共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勾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三是怀古词。
如被杨慎评为辛词第一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上阕“意在恢复，故追述孙刘”（宋翔凤《乐府余论》）；追述孙刘，即是批判“三国两晋形势与今日不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天下无事，须南自南，北自北”的苟和派论调。
下阕意在慎兵，故感慨宋文帝；感慨宋文帝即是提醒当局不要重蹈草率用兵而失败的覆辙。
最后感伤廉颇，感伤廉颇即是感伤自己生不逢时，不得重用。
由于借助了咏古，使讽今具有了更深沉的内含。
除爱国词外，辛弃疾还有许多其它题材的词。
直接或间接描写农村的约有三四十首。
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等都是词史上难得的农村词。
辛弃疾曾赋闲家居近20年，因此又写有很多闲适词，但闲适非其所愿，故尔这类词又常包含着怨艾的感情，成为表现其爱国思想的一种变调。
辛弃疾也偶作情词，但“绝不作妮子态”《毛晋《稼轩词跋》），更有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高远之怀，如：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青玉案》） 与其说是写对情人的追求，不如说是“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艺衡馆词选》引梁启超语）的自白。
问题：试述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
答： 辛词中思想内容最集中、最进步的当属爱国词。
辛弃疾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戎马生涯，他首先是一个爱国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因而他的爱国词最自然真切，“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
”（徐釚《词苑丛谈》卷4）因此，在爱国词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表现自我经历、自我形象、自我感触的作品。
那些记录自己战斗生涯，或借助追念自己战斗生活而抒发感慨的词，当属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如：《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
辛弃疾的爱国词是通过各种题材加以表现的，最主要的一是酬唱词。
辛在酬唱词中很少写尔汝相思的陈词，而多以北伐恢复大业共勉，使酬唱词内容为之一新。
仅以祝寿词为例，他写道：“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二是登临写景词。
辛词中许多爱国名著，如《念奴娇·我来吊古》、《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永遇乐·千古江山》、《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都是这类作品。
三是怀古词。
如被杨慎评为辛词第一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上阕“意在恢复，故追述孙刘”（宋翔凤《乐府余论》）；追述孙刘，即是批判“三国两晋形势与今日不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天下无事，须南自南，北自北”的苟和派论调。
下阕意在慎兵，故感慨宋文帝；感慨宋文帝即是提醒当局不要重蹈草率用兵而失败的覆辙。
最后感伤廉颇，感伤廉颇即是感伤自己生不逢时，不得重用。
由于借助了咏古，使讽今具有了更深沉的内含。
三 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P119 辛弃疾词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在于充实、巩固、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
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英雄语”、“豪杰词”，至此豪放风格才蔚为大国，正式成派，辛弃疾的创作也成为这一派的代表。
正像刘克庄、王士祯所评，“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
”（《辛稼轩集序》）“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
”（《花草蒙拾》） 为了创建豪放词风，辛弃疾使用了一系列相应的艺术手段。
他善于塑造鲜明、生动、虎虎有生气的艺术形象。
他笔下的人物常是慷慨悲歌、雄姿英发的形象。
他写自己的远大抱负是“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满江红》）他写自己的矫健身手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破阵子》）他写自己的狂态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贺新郎》）他写他人、古人也多是“气吞万里如虎。
”（《永遇乐》）他笔下的景物也多是飞动壮观的景色。
仅如山，他写道：“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把静态的山势写成奔腾的动态，极为豪放。
他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及象征手法来加强豪放色彩。
如《水调歌头》云：“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
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
”其浪漫恣肆的风格直逼诗仙李白。
又如《太常引》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乘风”三句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与屈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实同，而“斫去桂婆娑”，“所指甚多，不止秦桧一人而已。
”（周济《来四家词选》） 他善于运用跳跃、顿挫之法，增强时空的跨度和感情的起伏，尤善于将最凝重的感情熔铸于开头、结尾之中。
如《摸鱼儿》（见后引）开头“‘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
”（《白雨斋词话》）而结尾又将一腔怨悱之情化入“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衰败景色中，使全词的意境更加深邃。
又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列举了“醉里挑灯看剑”等几件壮事，但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又将无限感慨蕴含其中，令人不忍卒读。
辛词的豪放风格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加以表现的，它“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
（胡应麟《诗薮》）这种豪放的“变调”（借用评词家的用语，评词家往往以婉约为正宗，以非婉约为变调）往往更能表现出辛词的内在气质和本色风格。
辛词善于寓刚健于温柔之中。
如《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表面上完全是一首宫怨之词，但实际上是抒发自己忧伤国事，忠而见谤的怨怒心情，正是那类“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的代表作。
辛词还善于寓悲愤于闲适之中。
这类词以淡笔写浓愁，轻笔写重压，闲笔写大志，如：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 全词围绕同一个愁字写少年与暮年的不同心态，笔触似乎漫不经心，但内心的感慨却是十分沉重深邃的。
辛词还善于寓庄严于谐谑之中。
如写醉中“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西江月》）在诙谐俏皮之中，将自己兀傲坚强的性格和人生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至。
除了豪放，辛词也不乏婉约、平淡、清丽等多种风格。
正像范开、刘克庄在稼轩词序中所评：“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之作，“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 除了对豪放风格的建树外，对表现手法的发展也是辛词的重要成就。
辛词不但以诗为词，还进一步以文为词，更进一步有意识地把其它文学样式的手段都调集到词中。
如喜用典、善用典。
辛词用典杂而广，且能作到形式多样，花样翻新。
他善于连用典故，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连用了孙权、刘裕、刘义隆、佛狸、廉颇等人之典，而这些人除廉颇外都与京口有关。
而“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三句，在用刘义隆典时又套用了霍去病之典，典中套典，极尽能事。
在连用典故时，还能层层深入，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下阕：“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连用三典，第一典用张翰事，表示自己不愿归隐的事实；第二典用陈登事，表示自己不愿归隐的原因；第三典用桓温事，表示自己不愿归隐的结局，组织在一起，表达得十分深刻。
又如喜议论。
议论性强是南宋初中期词的共同倾向。
辛词的议论有的融化于生动的形象中，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的借助了怀古，如“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有的是径直的议论，如“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 又如善用比兴、比拟、比喻等修辞手段。
比兴，如前引的《太常引》之写月，比拟如《贺新郎》之写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
”辛词的比喻有如苏诗的比喻，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如《沁园春·叠嶂西驰》下阕云：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
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
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
连用三喻来形容山的风度、威仪、气质，而且都是倒喻，想象新奇而句律严整，极见工力。
再如善用精美的文学语言，又善用通俗的口语；善用散文句式入词，又善于点化前人诗句成语入词，在语言表达上也取得了集优汇萃的成就。
精美的文学语言如《沁园春·叠嶂西驰》，笔笔都堪称是“雄深雅健”的描写；口语如《清平乐·茅檐低小》中的“大儿”、“中儿”、“小儿”，《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中的“七八个星”、“两三点雨”等。
用散文句式入词如《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沁园春·杯汝来前》等都好像是巧妙地把一篇小品散文按词牌的句律点断而已，读起来格外幽默。
点化前人诗句用语的，如《南乡子·何处望神州》中的“不尽长江滚滚流”，“生子当如孙仲谋”等，就是直接点化或引用杜甫诗和曹操语的。
当然，辛词中过于逞才使气，炫耀学问；过于追求以议论入词，至使议论变得直露或陈腐；过于追求以文入词，至使词失去了应有的韵味，也时或有之，但这都不足掩盖他在表现手法上所取得的空前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