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赞美安徽的诗句，主持人开场白用。
谢谢
1. 华东西北，兼跨长江。
毓秀钟灵，物阜民康。
地灵人杰，世人景仰。
四季佳绝，负阴抱阳。
2. 安徽这里有美丽的风景。
著名的黄山名扬中外，那儿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境内崇山峻岭、连绵起伏，辽阔平原沃土无边。
3. 安徽四面环山，一年四季绿水长流。
这几年退耕还林政策的落实，山野更加浓绿了。
家乡山形状各异，有的像青龟，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天鹅扑水。
4. 我的家乡在一个美丽而安静的地方——安徽。
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没有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尾气的排放，没有了遍地的工厂，有的只是那春天的花鸟，夏天的虫鸣，秋天的稻香，还有那冬天的白雪。
5. 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打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
希望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6.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源于湖北黄梅地区。
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明快抒情，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真实活泼；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
7. 有一个美丽而又充满神圣的地方，它非常纯洁，善良，它用心哺育着几千万人民。
他就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安徽。
8. 九华山寺内的大雄宝殿，古色古香。
顶楼的琉璃瓦，宽深各五间。
殿前院落宽敞，由门至顶共四层。
游客可以在古树下停留眺望，一览山色。
9. 宏村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
一下车，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楼院吸引了我。
我们漫步在曲径通幽的小巷，触摸着两边的青砖碧瓦，聆听着房前屋后潺潺的山泉声，我们仿佛看到了两百年前的小桥、流水、人家。
10. 黄山的石真美
由于地质变化，一些山峰巨石不断地被腐蚀，构成了堪称世界第一的壮丽景观，而飞来石便是其典范之一。
11. 安”寓意着安康与和谐，“徽”蕴含着善良与美好。
诚如斯名，安徽山川与文脉齐秀，地灵与人杰竞辉，造化之美与人文之盛相得益彰。
12. 黄山的松树真多啊，连绵起伏的山峦中，比比皆松，每棵都独具美丽；黄山的松树真绿呀，松针粗短，苍翠浓密，多像一颗颗绿宝石在山间闪亮，显得虎虎有生气。
1.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2. 巢湖好比砚中波，手把孤山当墨磨。
3.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4.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5.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7.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8.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9. 秀出云霄一杖探，诸峰高下护晴岚。
10. 雾开虎豹文姿出，松隐龙蛇怪状孤。
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 （唐 李白） 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
丹崔夹石柱，菡萏金芙蓉。
伊昔升绝顶，俯窥天目松。
仙人炼玉处，羽化留遗踪。
亦闻温伯雪，独往今相逢。
采秀辞五岳，攀岩历万重。
归休白鹅岭，渴饮丹砂井。
风吹我时来，云车尔当整。
去去陵阳东，行行芳桂丛。
回溪十六渡，碧嶂尽睛空。
他日还相访，乘桥蹑彩虹。
赠黄山胡公晖求白鹇并序 （唐 李白） 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
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
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
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
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
胡公能辄赠，笼寄野人还。
山中问答 （唐 李白）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汤泉 （唐 杜荀鹤） 闻有灵汤独去寻，一瓶一钵一兼金。
不愁乱世兵相害，却喜寒山路入深。
野老祭坛鸦噪庙，猎人冲雪鹿惊林。
幻身若是逢僧者，水洗皮肤语洗心。
题小华山 （唐 李敬方） 峰簇莲花小，分明似华山。
鱼符何入罢
深处掩松关
曹植的七言诗的意思
七步诗 曹植 煮豆萁， 豆在釜中 本是同， 相煎何太急
[注释] 1．釜(fǔ)：古代的一。
2．煎：煎熬，隐喻迫害。
-------------------------------------------------------------------------------- [简析]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要想迫害曹植，于是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
结果曹植应声咏出这首《七步诗》。
诗人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兄弟的残酷迫害。
前两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燃”一“泣”写出“萁”“豆”的尖锐矛盾，及豆萁对豆子的残酷迫害。
最后两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画龙点睛提示诗歌主题。
“同根”一语双关，表面上指“萁”和“豆”是在同一根上面生长起来的，实际上是说自己与曹丕是同一父母所生，责问曹丕为什么要对同胞兄弟逼迫得这样急。
这首诗的比喻十分贴切，浅显生动。
虽然诗歌本身是否真为曹植所作，还难以确定，但这首诗反映曹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倒是十分形象真切的，确实是一首好诗。
诗歌 表白 的串词
1、也许一次不经意的道别，换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而这种思念就像飘满落英的溪水一样，一路上馥郁着芳香，请欣赏XX选手带来的席慕容的诗作《七里香》。
2、有一个诗人用他的生命谱写了一首凄美的诗，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诗人内心的告白，但我们却可以感受到生与死给我们带来的震撼，请听XX选手朗诵的海子的诗《死亡之诗》。
3、没读过这首诗。
4、不清楚选手要朗诵方文山的哪首，泛泛而谈没有意思。
5、如果我是一棵木棉，而你是一棵橡树，我将与你并肩而立，“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请欣赏XX选手奉献的《致橡树》，诗作者:舒婷。
6、很抱歉，这首诗也没读过。
五句关于心怀天下的诗句
这首是的八盼：数九隆冬盼春光，三更半夜盼朝阳。
花容月貌盼大款，闲散二奶盼流氓。
夜独豺狼盼女鬼，单身老头盼大娘。
演戏盼着能得奖，说相声盼死同行。
老郭用过几次印象最深的是在济南相声专场中用的在线看：
求一首藏头诗
~在线等
~
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宋代发展到最高峰，人们常常“唐诗宋词”并称。
那么词在形式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它是怎样发展的
有哪些重要作家
本文言简意赅，对词的特点进行了简要概括，并清晰地勾勒出词的发展线索。
词，萌芽于隋，兴起于唐，成熟于晚唐、五代，大盛于两宋，是唐宋新兴的诗歌体裁。
词，原本是音乐文学，是为配合乐曲而填写的歌词，所以全称为曲子词，简称为词。
既要按曲子节奏填词，就很难都用整齐的五、七言来填，因为曲子总有长短快慢；所以除有极少数的例外，一首词中句子总是长短参差的，故词又称长短句。
词还有乐府、歌曲、乐章等名称，也都可以看出它与音乐的关系，只有较为晚出的诗余之称，是忽略了词与音乐之间的关系的。
所谓诗余，是将词说成是诗的余绪（贬低词的说法），或以为词是由诗增减字数、改变形式而演化成的。
这都是只着眼于诗词语句篇章的异同而没有考虑音乐对词的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形成的片面看法，因而是不太符合实际的。
诗，也有配乐唱的，主要是乐府。
乐府与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乐府起于汉代乐府机构所采集的民歌，所配的音乐是以前的古乐，叫雅乐，还有汉魏以来的清商曲，叫清乐。
而词所配的音乐，则是以隋唐以来大量传入中国的胡乐为主体、包含部分民间音乐成分，共同结合形成的一种新乐，叫燕乐（也作讌乐、宴乐）。
燕乐所用的乐器也与以前不同，主要是极富表现力的琵琶，以后则有觱栗。
词所配合的就是这种当时极受欢迎而广为流行的新音乐、新曲调。
二、乐府以及也被拿来唱的声诗，都是先有诗，然后才配以乐的；词则是先有乐曲（词调）而后才倚声填词的。
这一区别也很重要，由此我们知道乐府歌行中的长短句是自由的，作者可凭自己的意愿或长或短，并自己决定如何用韵；而词的长短句则是规定的，是必须与曲子相配合的，是由每一个词调的格律要求所决定的，犹律诗之格律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双句押韵、中间对仗”，不能任意违反一样。
在这一点上，每一词调都像是一种不同格式的律诗。
词，虽然也有乐府之称，其实它比近体诗更讲究声韵格律，所以又被人称之为近体乐府。
词除句有长短外，尚有些体裁特点是有别于诗的。
首先是每首词都有个词调，也叫词牌。
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因而也就等于是词在文字上的格律规定。
词在初起时，词调往往就是题目，名称与所咏的内容一致；以后继作时，因为内容不同，又另加题目或小序（当然也可以不加），词调便只有曲调与格律的意义了。
也有作者在择调时，有意识让词调的名称同时充当题目用，那是另一码事，词调还是词调，不是题目。
一个词调，调名往往不止一个，如《木兰花》又名《玉楼春》，《蝶恋花》又名《凤栖梧》、《鹊踏枝》……等等，之所以有两名或数名，原因不尽相同，其中一个是本名，其它是别名；别名多的，可多至七八个。
一调数名，是较普遍的；反之，也有两调同名的，就只是个别的了。
这方面，有《词名索引》（中华书局）之类的书可查，兹不赘述。
词调中有些用字也可一提：带“子”字的，如《采桑子》、《卜算子》等，“子”就是曲子的省称。
带“令”字的，就是令曲或小令；一般是字少调短的词，当起于唐代的酒令。
带“引”字“近”字的，则属中调，一般比小令要长而比长调要短（不足一百字）。
带“慢”字的，是慢曲子，即慢词，大部分是长调。
此外，还有局部改变原词调字数、句式的“摊破”、“减字”、“偷声”，以及增加乐调变化的“犯”等，就不一一介绍了。
每一词调都表达一定的情绪，有悲有喜，有调笑有嗟叹，有宛转有激昂……也有对不同情绪有较大适应性的，这也就是音乐曲调的情绪。
曲调既已失传，我们就难以确知，只能从有关记载、当时的代表词作以及词调的句法、用韵等等去了解、分析和揣度了。
其次，词的分片，也是它与诗明显不同处。
词除很少数小令是不分段的单片词（称单调）外，极大部分都分为两段（称双调）。
一段叫一“片”，片也就是“遍”，是音乐已奏了一遍的意思。
乐曲的休止或终结叫“阕”，所以片又叫阕。
双调词通常称第一段为上片或上阕、前阕，第二段为下片或下阕、后阕。
上下片的句式，有的相同，有的不同。
长调慢词中有少数是分三段，甚至四段的，称“三叠”、“四叠”。
三叠的词中，又有一种是“双拽头”的，即一叠与二叠字句全同，而比三叠来得短，好像前两叠是第三叠的双头，故名。
如周邦彦《瑞龙吟》，便是双拽头，而他的《兰陵王》就不是。
四叠词极少，今仅见吴文英《莺啼序》一调，共二百四十字，是最长的词调。
片与片虽各成段落，但在作法上上下片的关系也有讲究。
下片的起句叫“换头”，在作法上又称“过片”。
如张炎《词源·制曲》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
如姜白石（《齐天乐》）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于过片则云：‘西窗又吹暗雨。
’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
” 此外，词的押韵与诗多数是偶句押韵，少数是句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若干句一转的情况都不一样。
词的韵位，大都是其所合的音乐的停顿处，不同曲调音乐节奏不同，不同词调的韵位也各别，有疏有密，变化极多，有时一首词中韵还可分出主要和次要来。
如苏轼《定风波》，以“声”、“行”、“生”、“迎”、“晴”五个平声韵为主，而其中又夹杂进三处仄声韵为宾，即“马”与“怕”押，“醒”与“冷”押，“处”与“去”押。
这样的押韵法，是诗中所未有的。
当然，词的用韵，从合并韵部、通押上去声来看，又比诗的用韵要宽些。
至于词的字声，基本上与诗的律句由平仄互换组成相似，但变化也很多，有些词调还在音乐的紧要处，要求分出四声和阴阳来。
词最初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文人词在初盛唐几乎是凤毛麟角。
到中唐白居易、刘禹锡时代，词才算略有一席之地，但所作多半是《忆江南》之类颇似由绝句形式改造而成的小令，作者填词，也只是偶一为之。
到晚唐温庭筠、韦庄，词的创作才出现了重大的飞跃。
有了一批专长于填词的作家，词的体裁形式和表现技巧也完全成熟了。
温、韦都是唐末重要的诗人，同时又都是词的大家。
以他们为首，包括一批五代的词作者共十八人，就有五百首词被五代后期蜀人赵崇祚收录在他所编的《花间集》一书中，从而被人称之为花间派。
这些词人和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为娼家妓女和教坊乐工而创作的，这完全适应了当时南方都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爱情相思、离愁别恨，几乎成了这些词的唯一主题，同时词的语言风格，当然也是绮靡艳丽的，因为它们都是“花间（花，喻指妓女）尊前”唱的歌曲。
乍一看，这个头似乎开得不好，但问题恐不能这么孤立地简单地看，要没有花间派词人的努力，没有这种为满足都市生活需要而创作流行的新曲子词的普遍热潮的形成，词这种新体裁和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艺术技巧，就不可能成熟得这么快，词对后来文坛的影响也不可能那么大，诗歌发展的历史就要推迟。
而且说到底词的兴起，也不可避免的总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不管它发生在何时何地。
这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能任意取舍割裂的。
不在《花间集》、不属花间派的五代词人中还有三位大词家，那就是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
他们一部分词与花间派的题材、风格相近，只不过反映的是宫廷贵族的私情密约、风流逸乐的生活，在艺术境界上，则委婉蕴藉，有明显的提高。
另一部分风格哀怨的抒情词，特别是南唐亡国以后，李煜过着“日日以眼泪洗面”的臣虏生活，所作之词，尽是伤悼身世遭遇、寄托故国之思的哀音，这就一扫“为侧艳之词”的花间风格，而以纯朴的白描手法来抒发内心真实而深切的感受，把词境推向了唐五代词的艺术最高峰。
北宋前期的词是唐五代词的延续，虽题材略有扩大，但基本上仍不出爱情、相思、离别、游宴、赏景等范围，如欧阳修这样的大作家，许多严肃的内容都见诸其诗文而并不写在词中，这就是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题材内容对作家影响的具体表现，因此论词者有词是“艳科”的说法。
另一方面，欧词与冯延巳词又常常相混，还混作二晏词，这又说明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人的词与五代冯延巳词在题材风格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柳永之前，从中晚唐到北宋初，词基本上都是抒情的小令，且已发展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柳永创作了不少慢词，提高了词体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是他对词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他是一位长期出入于妓馆教坊的落魄文人，对当时都市生活的需求和市民的心态都有相当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加之又有诗歌才能和音乐素养，所以他的词写出来，便广为流传，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此外，长于写慢词的尚有张先、秦观等人，他们也都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词发展到这一时期，作者既多，词体渐渐不依附于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倾向也就自然产生了。
同时，打破词只写绮语艳情、限于狭隘题材的传统观念而用来反映更广阔、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及感受的革新想法也随之而产生了。
苏轼以他非凡的天才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尝试。
他放笔挥洒，诙谐谈笑，深沉感慨，把咏怀古迹诗的内容写入词中，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
此外，如围猎、记游、述梦、咏物、感慨人生、隐括唐诗、唱和古人、酬答朋友，以及描写农村风物等等，都一一入词。
诗与词的界线被冲破，词的传统婉约风格被改变，词的题材内容得到了解放，苏轼被称为词豪放派的代表。
在东坡之前，范仲淹曾以《渔家傲》（塞下秋来）写过边塞征戍事，可谓开了豪放词的先河，但终究只是偶作。
东坡词虽对词的传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倒是招来了一些讥议，说他的词是“长短句中诗也”，“不协音律”，“要非本色”等等，只是到了南渡后，他的影响才显示了出来。
苏轼的实践证明：词是可以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
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需求，当时社会上对合乐的歌词的需要并没有减低，仅仅把词当作一种新诗体来创作的人，难免会被人讥为不能歌、不懂协律，即便他才名高如苏轼。
这样，到北宋末期，词风就又回到讲求音律的路子上去了。
宋徽宗设立了一个“大晟府”，相当于汉代的乐府机关，延请了一批精通音律的人来整理乐曲，制作歌词。
“好音乐，能自度曲”的周邦彦和“元祐诗赋科老手”万俟咏就成了大晟府的主持者，他们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凡所制作，都成为典型而被人所效仿。
周邦彦也确是一位天才，他既精音律，又善辞章，能写出保持传统风格，投合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市侩妓女各阶层人的口味的音律优美的词曲来。
所以旧时被推祟为宋词的集大成作家，也被人称之为格律派。
李清照是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天才的女词人，她的词清新婉约，但不绮靡浮弱，有一部分已是南渡后感叹身世不幸之作，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她与周邦彦等人的词风并不一样，但也极讲究声律。
在创作上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与诗相混；又自视极高，对诸多前辈词家包括苏轼在内，都有过尖锐的批评。
宋室南渡后，由于国土大半沦丧，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人愤慨痛心，他们要表达内心的不平，除著文赋诗外，也就利用起这一已十分流行的词体来了。
词既用来写家国事、民族恨，自然又走上了豪放派的路子。
苏轼当年播下的词体革新的种子，埋藏了一段时间，终于到这时候开花结果了。
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还有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在抒写国家兴亡的感慨中拿起了词这个“武器”。
其中最突出的自然就是辛弃疾。
他不但与苏轼并称“苏辛”，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而且可算得上是宋词中成就最高的真正的集大成者。
他不但存词数量最多（六百多首），题材风格也最为多样；他不但能用词直接记述重大史实，如写金主完颜亮欲投鞭渡江，至瓜洲受阻，被哗变金兵所杀，恰值辛氏奉表南归，得以亲见的情形说：“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
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
谁道投鞭飞渡
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
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等等；也能用香草美人手法写出“肝肠似火，色笑如花”的合乎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来，如《摸鱼儿》（更能消）之类，还能作《祝英台近》（宝钗分）、《粉蝶儿》（昨日春如）一类“昵狎温柔”之词；他的农村词更是活泼清新，一派生机。
他擅长使事用典，也能信手白描；他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文为词”，如《沁园春·将止酒》云：“杯汝来前
老子今朝，点检形骸。
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
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
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人谓此词是《毛颖传》（见《七颂堂词绎》），即是一例。
总之，稼轩是大才，能无所不容。
这样，词体又一次突破了倚声的局限而得到了解放。
慷慨悲歌和忧国情怀只是南宋时代闪光的一面，相比之下，另一面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也普遍得多：习于苟安、追求声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那些人当然不会欣赏革新派词人的作品。
也还有些不同程度上对现实感到失望的人，他们躲进了艺术王国，在专心制曲填词上寄托自己的生活乐趣，竭力追求词的声律格调上的严谨与完美。
这样，周邦彦就成了他们崇拜和效法的对象，而词则因此而明显地趋向典雅化。
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长于音律又艺术感觉敏锐的白石道人姜夔，后来则有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
他们被人称之为格律派，也有人说他们是典雅派、风雅派。
他们的艺术风格其实也不尽相同：“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张炎《词源》）故人称“清空”；史达祖风格虽说与之相近，却涉尖巧而多钩勒；吴梦窗则绵密秾丽、才情横溢，被人比作李长吉或李商隐，张炎讥其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词源》），苛刻之论，未免皮相。
咏物词在这一时期特盛，那些成了遗民的词人多借此以寄托亡国之痛。
宋亡人元之后，词多模仿前贤而缺乏创新，已趋于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