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生平
1901年生，字仲弘。
四川省乐至县人。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
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
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
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
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风趣的陈毅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揭开“黄花塘事件”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
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
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传记片分集讲述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当年，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
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全国解放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
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的赞扬。
而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尤值一提的是，在讲述陈毅历尽艰辛穿越敌占区到达延安时，我们没采用通常必用的宝塔山镜头，而是首次呈现了当年美军观察小组拍摄的昔日延安的真实面貌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的活泼风采。
首辟“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
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尘封的“四老帅务虚会”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
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
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
此时，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
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
”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
我们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
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
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
所幸的是，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
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
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邂逅佐田雅人以往摄制伟人传纪影片，多采用采访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回顾已故领导人的方法，此次我们还特意找到当年与陈毅作战的对立面，听听他们是怎样评价陈毅的，为的是还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予观众。
我们采访了佐田雅人先生，他是当年日本侵华作战驻盐城守军中的一员，必须一提的是，他亦是当今日本歌坛巨星佐田雅志的父亲。
在上海西郊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佐田先生的气氛轻松而幽默，老人回忆他与陈毅结识的经过非常别致。
当时他奉命去抓捕陈毅，当他冲入陈毅所驻的抗大五分校，留给他的只是一间空屋和满地书籍，他出于好奇背了一包书回营地，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陈毅藏书”的印章，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特殊地相识了。
佐田先生从小生长在中国东北，识得中文，通过阅读陈毅的书籍，他了解到陈毅的爱好和为人，对于陈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老人更是敬佩不已。
他说当年最害怕的就是与新四军作战（说到此处他比划出滑稽的刺杀动作，口中“杀杀”有声），今天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战利品中有几辆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他在战斗中仓皇逃跑所遗弃的。
佐田先生年事虽高，仍身兼影视制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以余生致力于陈毅未竟的事业，努力发展中日人民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怎样主持这样一个会议
风趣的陈毅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揭开“黄花塘事件”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
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
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传记片分集讲述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当年，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
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全国解放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
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的赞扬。
而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尤值一提的是，在讲述陈毅历尽艰辛穿越敌占区到达延安时，我们没采用通常必用的宝塔山镜头，而是首次呈现了当年美军观察小组拍摄的昔日延安的真实面貌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的活泼风采。
首辟“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
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尘封的“四老帅务虚会”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
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
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
此时，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
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
”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
我们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
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
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
所幸的是，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
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
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邂逅佐田雅人以往摄制伟人传纪影片，多采用采访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回顾已故领导人的方法，此次我们还特意找到当年与陈毅作战的对立面，听听他们是怎样评价陈毅的，为的是还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予观众。
我们采访了佐田雅人先生，他是当年日本侵华作战驻盐城守军中的一员，必须一提的是，他亦是当今日本歌坛巨星佐田雅志的父亲。
在上海西郊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佐田先生的气氛轻松而幽默，老人回忆他与陈毅结识的经过非常别致。
当时他奉命去抓捕陈毅，当他冲入陈毅所驻的抗大五分校，留给他的只是一间空屋和满地书籍，他出于好奇背了一包书回营地，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陈毅藏书”的印章，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特殊地相识了。
佐田先生从小生长在中国东北，识得中文，通过阅读陈毅的书籍，他了解到陈毅的爱好和为人，对于陈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老人更是敬佩不已。
他说当年最害怕的就是与新四军作战（说到此处他比划出滑稽的刺杀动作，口中“杀杀”有声），今天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战利品中有几辆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他在战斗中仓皇逃跑所遗弃的。
陈毅事件
今年8月26日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陈毅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我们每想到他“投身革命即为家”，为“人间遍种自由花”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就不禁思绪如潮，浮想联翩。
现仅就他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劈波斩浪，领导我们开创外交新局面的壮阔情景，择要回顾，以志纪念。
一、授权有限 不断创新 记得1954年初，我们第一批派出的几位大使回国述职，周恩来总理特意要我们去上海向陈毅同志汇报情况，我们不知何意。
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到国务院任副总理，并协助周总理分管外事工作。
他见我们时爽直地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
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还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就砸锅了。
”所以“我请中央重新考虑”。
后来我们听说：毛主席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周总理送他“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八个字。
他把这八个字奉为座右铭，信守不渝，并多次教育外交干部切实遵循。
其实，陈毅同志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深知纪律的重要性。
他一贯重视和遵守纪律。
他为人虽然豁达大度，热情豪放，但处事谨慎，纪律严明。
他经常强调，外交事务是国家大事，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在外交上出了差错，不是个人得失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声誉的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自作主张，感情用事。
他在对外活动中，既能谈吐自如，又严守纪律。
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日本记者问到我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并具体询问何时爆炸第3颗原子弹时，他以独特风趣的语言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知道。
第3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引起会场哄堂大笑。
接着他明确阐述了我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解答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又不泄露国家机密。
陈毅同志在强调严守纪律的同时，还教导我们要防止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授权有限”当作挡箭牌，办事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推推拖拖，不负责任。
他要求大家在授权范围内动脑子、想办法，积极开展工作，更好地完成任务。
他要大家注意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建议，以制定新对策，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办好外交。
在这方面，他堪称我们的楷模。
他接受任务从不推诿，凡是中央给他的工作，他总是坚决照办，努力完成。
毛主席赞赏说：“陈毅这个同志，只要接到命令，没有不全力执行的。
”他既有老革命家遵守纪律、执行指示的高度自觉，又有超人的谋略胆识，所以他在外交活动中，常常有新的创造和鲜明的特色，有声有色地完成外交任务。
例如，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根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方针，主动灵活，纵横捭阖，唇枪舌剑，折冲樽俎，表现了他执行外交政策和运用外交策略的卓越才能，为我国博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二、热爱祖国 支持友邦 陈毅同志生长在贫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小就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立下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大志。
青年时期，他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为了救国救民，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目的，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但他逐步认识到法国并不是他向往的“天国”，“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法国工人罢工。
1921年10月，他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由“大闹学运北京城”到“弯弓射日到江南”，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英勇奋战，直至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出任上海市长，后调国务院任副总理，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长。
记得他曾对我们说起：上海有人主张 “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
他听后十分反感，予以严厉批评。
当他向毛主席谈及此事时，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
我们能这样干吗
”他说： “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
巴黎和会上克列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之流却还在怀恋那个时代。
在陈毅同志兼任外长期间，杜勒斯再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美国一面派兵在黎巴嫩登陆，镇压中东地区的革命运动；同时唆使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
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还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意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想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要我 国服从他的“全球战略需要”，并满足他的有损我国主权的要求，妄图控制我国。
面对美苏两国从南北两面逼来的压力，陈毅同志以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
他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协助周总理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8年8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万炮齐发金门、马祖，打得美蒋一片慌乱。
同时，陈毅同志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先后及时揭露了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脱身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弄得美国内外怨声四起，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
他这时告诉我们说：“台湾局势非常微妙，矛盾错综复杂，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这些矛盾，使美国人不能插手，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真妙。
”他还指出：“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留瘟神’”，让杜勒斯“难以脱身”。
最后，美国不得不从台湾地区撤走部分海空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他豪迈地归结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 陈毅同志在“前门斗虎”的同时，又坚决“后门拒狼”。
对外来的干涉、控制进行了坚决抵制。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访问，来到北京参加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当晚就在宾朋满座、喜气洋洋的国宴上出言不逊，教训我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在10月2日的高级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指责我国炮击金门、马祖和还击印度侵犯边境。
陈毅同志大义凛然，给予他义正词严的反驳。
对此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妄说：“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
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
”他在《最后遗言》中还 “骂”了陈毅同志一通。
这正好是陈毅同志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大义凛然，浩气长存的反映。
陈毅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者。
他在主持外交部工作期间，用极大精力致力于支持 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发展我国同亚非拉国家 的友好合作关系。
他在1958年到1966年的8年中，先后出访26次，访问了近30个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国家，在国内接待的外宾也大都属于亚非拉国家。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上他作为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协助周总理从团结反帝的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在会场内外同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广交朋友，说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消除了某些国家的疑虑，为开好这次盛会做出了出色贡献，也为他出任外交部长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58年2月，他刚就任外长，就随周总理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回中国。
2月17日，他在志愿军总部给官兵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主义课。
他在讲明我国不谋私利，不支配别人，不在别国驻军，无条件撤军的重大意义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
”“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驰名天下。
一位朋友劝他不要骄傲，忠告信陵君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
’这是中国民族的传统。
” 陈毅同志协助周总理带领我们同许多邻国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和双重国籍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同很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他对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更寄予深切的同情。
他三次访问非洲，对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他热情歌颂道：“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
看涤瑕荡垢上重光，全无敌。
”他积极参与周总理主持制订的我国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指出：“中国的援助与帝国主义的援助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给你点奶水吃，给你点鸦片抽，你抽上瘾了，就不能摆脱我了。
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
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们受过这种痛苦，就不能把这种痛苦再去给人家。
”这是多么高尚的国际主义胸怀啊
三、坚持原则 善于斗争 陈毅同志一贯忠实、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政策，坚持中央批准的原则，从不动摇妥协。
他常说，办外交不能贻误时机。
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或指示，他总是雷厉风行，迅速传达贯彻。
当日来得及的当日办，当日来不及的次日办。
常常是中央的会议刚结束，他主持的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上午到周总理处谈工作，下午就传达布置，从不拖拉，延误时机。
他在传达中央决定和指示时，不是照本宣讲，而是结合自己体会说明；传达后立即组织讨论，深入领会精神，认真研究贯彻办法，出色地完成任务。
陈毅同志还常向我们说，办外交要集思广益。
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决服从照办，但具体执行办法要切实可行。
他一向主张，中央确定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而实现原则的策略则需灵活运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他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经常组织形势务虚会，甚至还请毛主席、周总理参加，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进行研讨，及时提出新看法、新建议和新对策，供中央决策参考，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使外交工作常处于主动地位。
陈毅同志对外交工作的特点也做过入情入理的分析。
1960年底，他曾对全体外交干部说：“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因为外交问题不能完全靠我们，人家不干，你就没有办法。
”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办交涉，如不沟通思想，求得共识，是办不成的。
所以他在外交实践中，善于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采取适当方式，沟通双方思想，以便达成协议。
他倡导把正式谈判同私下交往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外宾交谈，主动介绍我国情况和政策，增进对方对我国的了解；同时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意图，使双方在沟通思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办好交涉。
在他的外交实践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同外宾交谈。
据现有资料统计，他每年会见外宾达300多人次。
他出国访问也是以会谈为主，往往寓重大对外交涉于热忱爽朗的交谈声中求得解决。
他参加国际会议时，也是把会上发言同会下交谈紧密结合起来。
他认为在国际会议上往往是各人念各人事先经过批准的稿子，很难解决问题，因而他更重视会外活动，通过个人交谈，沟通思想，求得共识。
然后，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综合各方共同意见，提出切实可行方案，取得多数代表的支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4月他以外长身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时，都是运用这种办法打破僵局，促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的。
这不仅展现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卓越外交才能，而且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信誉。
四、广交朋友 待人以诚 陈毅同志高瞻远瞩，襟怀坦荡，常以“应知重理想，当为世界谋”的豪迈气概，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以开拓我国外交局面。
他在对外活动中，积极主动地结交朋友，官方的，民间的，东方的，西方的，不论国家大小，身份高低，都欣然同他们交往，朋友遍天下。
陈毅同志一向主张交友以诚。
他有坚强的党性，又讲究真挚的人情。
他向外宾介绍情况时，总是一分为二，既讲成就，也讲问题，尽量让人全面、正确了解我国的情况；他向外宾了解情况时，总是耐心、客观地仔细听取对方介绍，从不妄加评论；他在同对方商谈问题时，常常直率地表明我方的立场和主张，诚恳征求对方意见，被外国人誉为“高姿态外交”。
陈毅同志以他的渊博知识，丰富经验，使双方交谈内容既广又深，引人入胜。
他善于寓重要政策观点于闲谈之中，谈得既直爽又风趣，使对方听之有味，易于接受，往往在谈笑风生中，沟通思想，达成共识，既有利于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也增进了个人间的友谊，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陈毅同志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很广、很深。
诸如，缅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马里、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领导人对他都怀有诚挚的友情，有的交往很深，甚至无话不说。
如苏加诺总统就曾对他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一套，恐怕你不愿听。
”他却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物。
”苏加诺总统听了感到很亲切，后来对人说：“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
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讲清楚。
”对西哈努克亲王和奈温将军等的交情之深更不用说了。
在他去世后，西哈努克坚持要参加他的追悼会，在给张茜同志的唁电中说，陈毅元帅是我们高棉人可靠的积极的朋友，陈毅元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陈毅同志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也是坦率诚恳的。
如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曾多次互相拜访，当霍姆问及：“为什么你们不能不管别人（指支援非洲国家），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
”他爽朗地回答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了。
”事后多年，霍姆在其回忆录里称陈毅是“一个有用的朋友”，十分赞赏他对达成老挝中立协议所作出的贡献。
陈毅同志同号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哈里曼也有交往。
他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当面指责哈里曼发言的错误，而在会下又同他握手交谈。
哈里曼说：“我对你讲话稿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
”陈毅同志很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还讲了两页你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
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协议，美国应从老挝撤军，从泰国撤军。
”哈里曼回答说，美国的事有难办之处，并再三向陈毅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请我去中国呀。
” 陈毅同志对推进我国的外交事业，殚精竭虑，呕心呖血。
在他兼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国出现了两次建交高潮，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
这正应了他当年出访亚非6国时写下的豪迈诗篇：“海酿千钟酒，山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 五、青松挺立 风范永存 正当陈毅同志运筹帷幄，挥洒自如，领导我们开拓新的外交局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袭来。
这时，他出国访问刚刚回来，毫无思想准备。
开始，他着眼于“反修防修”，对运动表示拥护，积极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号召各级干部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守工作岗位，保证外交工作顺利进行。
不久，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并上纲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毅同志又主动为外交部派出工作组承担责任，保护工作组成员。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他还多次教育年轻同志要按思想办事，不要乱来，以免犯错误。
为维护外交工作不被打乱，他坚持内外有别，经中央批准，不准在驻外使领馆搞“四大”，反对随便向外国人乱送毛主席语录和纪念章，避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我国形象。
陈毅同志针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的夺权阴谋，直截了当地指出：“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
”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说：“我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
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
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对污蔑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的攻击，他更胸有成竹，大义凛然，不断给予了批驳和斗争。
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执行的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革命路线。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对得起我们列祖列宗。
1967年2月，在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并波及军队时，陈毅同志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宁作雪里青松，不作墙头芦苇。
他愤怒斥责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搞乱党和国家，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罪恶，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随后，他遭受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了癌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陈毅同志置手术后身体虚弱于不顾，对林彪进行了严正揭发和深刻批判，并准备出来再大干一场，但不幸病情恶化，于1972年1月6日逝世。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却彪炳千秋，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正如其诗所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他就是这样一颗高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华国锋是何时开始失去了权力核心地位的
华国锋是何时开始失去了权力核心地位的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
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
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
1970年代，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
要抓路线。
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
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
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
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
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
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
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
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
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
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
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
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
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
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
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
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
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
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
鲜明的对比是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
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
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
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
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
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
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
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
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
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
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
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
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
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
”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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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走在前列发言稿
7月27日至29日，市委召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务虚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实现“五个走在前列”发展目标，结合全市“十三五”规划编制，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前形势，凝聚发展共识，集思广益谋划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市委书记蒲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守培，市政协主席刘哲，市委副书记刘宏葆出席会议并分别发言。
本次会议重点围绕“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成德同城化发展，打造成都副中心，创全国文明城市，构建‘四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德阳经济升级版”两大专题进行讨论，市四大班子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和德阳经开区主要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等从各自工作实际出发，交流了思路和看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听取发言后，蒲波指出，大家围绕会议主题讲真话、谏诤言，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深入分析了当前德阳的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积极探讨推进重点工作的思路和举措，给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达到了务虚会议交流思想、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的目的。
蒲波指出，通过这次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务虚工作会议，大家围绕德阳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树立了大德阳、大城市、大产业的理念，形成了多点支撑布局、多极增长突破、多措并举推进的共识，勾勒了美好的蓝图、提出了很好的举措、寄予了更好的未来。
当前，我们正处在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五个走在前列”目标，是全市上下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认清大势、把握规律，发挥优势、主动作为，努力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蒲波强调，一是市情审视要清晰。
当前，德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足、发展不快、发展不优，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加快发展缺乏新动力、转型升级缺乏新科技、创新驱动缺乏新引擎，面临的最大忧虑是发展速度趋缓、忧思顾虑太多自我激励不足、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德阳具有良好的区位、产业、技术、人才等优势，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发展潜力巨大。
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心怀忧患，综合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继续发扬敢为人先、敢于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遇，努力把德阳建设成为成都特大城市副中心，加快构建副中心—卫星城—卫星镇—幸福美丽新村“四位一体”的德阳全域城镇化体系，打造德阳经济升级版。
二是发展定位要科学。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仍然面临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的双重任务。
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方向是在发展中加快提质增效升级。
第一产业要优上加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人均水平在全省超前；第二产业要做大做强，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突出增量优质、存量优化，狠抓提质增效；第三产业要补齐育强，大力发展先导型服务业，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服务业比重提高、业态提升。
三是工作要做实做精。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规划实际、项目实在、工作实做，措施精准、工作精细、效果精美”的要求,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专注发展上，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拼搏实干，勇于攀高，为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五个走在前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还听取了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项目主管孟祥明所作的《关于PPP操作有关问题的解读》专题报告。
市领导易杰、张述芬、刘烈东、冯发贵、陈行祝、陈彬、杨建明、何明俊、罗健、蒋建军、蒋天宝、肖龙溪、宋玉华、蒋国华、王学军、胡宗林、钱书模、梁晓军、杨震、卢也、王箭、巫建平、张志强、吴忠金、吴玉华、谢天佑、李友成，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勤，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陆广平，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成剑、市政协秘书长陈运兴等参加会议
为什么说华晨宇好?不是黑 真心求教?
去了解他就会觉得他好 他在业内的口碑非常好 媒体圈口碑也很好 之前有个统计 是业内口碑排行 他排名第二 仅次于钟汉良 对谁都很有礼貌 没架子 之前有个记者采访过她 后来那个记者去休产假了 再工作时 华晨宇看见她之后马上叫出了她的名字 并问：孩子还好吗录节目曾经和一个18线艺人同台过 大半年后 他再次见到那个艺人 依然能准确叫出名字在机场 很多粉丝 后来中间有个圆墩 粉丝差点跌倒 他说小心点 然而很久很久以后 他再次去到那个机场 他提醒到：前面有个圆墩 你们要小心录制天天向上时 一个教练扛起一个很重很重的树干 那个树干往后倾倒 旁边其他的人下意识的退后一步 只有他 下意识的上前扶 完完全全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以上这些 完全纯手打 完全是回答这个问题时 边打字边想 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暖心的事）很多时候 你说他是记忆好 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其实 不然 他连自己的歌的歌词都时常忘记 你要说他可能不脸盲 所以这方面记忆特别好 我觉得各有各的想法吧 也许可能他是有心呢 生病了 别人不问 他就从来不会说 手受伤了会拿衣袖遮住 生病瘦脱相了 他剪掉了自己一直不愿剪的刘海 微博po出一直蓝天扭曲图 可只要没人问 他没为自己辩驳过一句 在主持人的追问下 他回答：我前阵子生了很严重的病 现在好多了 。
（这句话在那段时间太戳心 好吧我偏题了）反正他真的很好很好 外界说他生活不能自理啊 巨yin啊 可其实 他性格饭人品饭多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