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心》歌曲诞生时中国的状况
创作背景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激起了黄沾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
黄沾又找到香港歌手张明敏，对他说，你心中有中国，有名字，有中华民族，你到底有没有心
于是就把《我的中国心》送给张明敏演唱。
1983年秋，为了筹备1984年春节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到福建和广东一带采访。
一天，他们坐着一辆武警战士开的吉普车，在当时还很破旧的深圳奔驰时，战士车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令央视导演激动异常。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导演袁德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车上被这首歌曲给震动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歌是谁唱的呀
他说是一个香港的歌手，叫什么他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要求他给我复制了一盘这个带子。
”很快，袁德旺导演就了解到，唱这首歌的是香港一名叫张明敏的歌手。
于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
写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所有人。
1984年，《我的中国心》获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第三届神钟奖。
男声四重唱《我的中国心》是一首带现在的单三部结构歌曲。
第一段表现了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声音柔和轻缓、真挚深沉。
当进入第三段“长江、长城”时，旋律起伏较大，情绪逐渐高涨，酣畅淋漓地抒发了炎黄子孙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深情赞美和无限热爱。
再现的第四段，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深化，随着旋律的发展，全曲在高潮中结束。
激昂而又深情的歌声，充满了对祖国欣欣向荣、不断壮大的自豪感。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黄沾、王福龄和《我的中国心》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番禺，生于广东顺德。
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写武侠的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
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入读喇沙书院。
1960年，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任教培圣中学两年。
1965年，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并于报刊写作专栏。
同年9月，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1968年，擢升为广告副经理。
1968年，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记他》，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深受歌迷喜爱，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
1969年，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被喻为“电视王子”。
1970年，转职华美广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联合创作总监，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Clio Award)的香港人。
1972年，获国泰广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为总经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理事。
1973年，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编自导《天堂》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电影。
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不文集》。
1976年，与才女林燕妮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自任主席。
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前后持续二十一年，过两百集，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
1979年，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
由他填词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两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
2003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以一曲《狮子山下》主题歌作总结，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
据一项统计显示，《狮子山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狮子山下》为主题的文章，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
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龙记》、《鳄鱼泪》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
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
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
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
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
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
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
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
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
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
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
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沾，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
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
”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
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
所以，当时黄沾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
”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沾还是很高兴。
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
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
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
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沾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
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意思
【浣溪沙】词牌名 【柳亚子】人名 【浣溪沙】词牌名，[题考〕 南唐书：『王感化善讴歌，声韵悠扬，清振林木，系乐府为歌板色。
元宗尝作［浣溪沙］词二阕，手写赐感化。
』此浣溪沙一调创于五代南唐中主。
所谓摊破浣溪沙者，即就原调结构破一句为两句，增七字为十字。
后人以李璟本首细雨、小楼一联脍炙人口，因名之为南唐浣溪沙。
而本调沙字意当为纱；或又作浣纱溪，则应作为纱，然相沿既久已不可考。
本调别名山花子。
〔作法〕 本谓四十八字，俨然一首七言诗，但颔联与尾联各缺四字耳。
第一、二句，即为七言诗仄起之首二句。
第三句亦与仄起七言诗之第三句同。
而第四句仅三字，句法上二下一，为不完全之七言诗第四句。
后半首二句句法，更与七言诗颈联无异。
第三句亦与七言诗第七句相同，而末尾三字，其句法竟亦同于仄起七言诗之末尾三字。
据词中有减字之例，则此调殆亦可名为减字七言诗矣。
【柳亚子】人名（1887.5.28——1958.6.21）苏州吴江黎里人，中国诗人，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字人权，号亚庐，再改名弃疾，字稼轩，号亚子，江苏吴江人。
早岁在乡从陈去病、金天羽游，1905年加入国学保存会。
后至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
创办并主持南社。
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
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逃往日本。
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 、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其诗高歌慷慨，亦工词。
著有《磨剑室诗词集》和《磨剑室文录》，另有《柳亚子诗词选》行世。
柳亚子重视文学的思想性，他反对叹老嗟卑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也反对批风抹月的流连光景之词。
在诗风上，他崇尚唐音，承继夏完淳 、顾炎武、龚自珍3家，贬斥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
在词风上，他推崇辛弃疾，贬斥吴文英。
在文风上，他反对韩愈和桐城派。
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
他的诗，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
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使柳诗充满了慷慨激昂之气，这一斗争的多灾多难的历程又使他的诗具有沉郁苍凉的风格。
辛亥革命后，柳亚子的诗歌主题转为对这次革命不彻底的批判。
五四运动后，他的创作转入了新时期，一直歌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关于庆祝祖国六十周年的主题班会
弹指挥间、沧桑巨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
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
青藏铁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铁路，中国人民做到了；火车多次提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壮举
改革开放，使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没了许多楼房，淹没了许多人民，却淹不灭中华儿女的爱心；2007年年底，当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阻碍了人们回家的道路，却阻碍不了中华儿女救灾的决心；2008年5月，里氏高达 8.0级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牵动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楼房，震碎了一颗颗逝世者家人的心，却震不倒中华儿女突破重重困难的热情。
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会变成小小的烦恼，再小的帮助乘以13亿，会变成大大的扶持。
炎黄子孙会手挽手，心连心，克服一切困难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航天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
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叔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2008年，中国的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访嫦娥和玉兔；同样是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翟志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
中国的科技技术蒸蒸日上，为发展中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使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
以前，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
现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越来越普遍，连许多老年人都发奋学习。
农业不仅用上了力气，同时也充分运用上了智慧。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建设祖国新一代的智囊团；以前，农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过的都是苦日子。
现在，农村人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
手机、彩电、冰箱……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样样成为了现实。
以前，农村给人的印象是又脏又乱。
一下雨，小路便成为了“水泥路”，山上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现在，一提到农村，人们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 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
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爱国主义手抄报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
中央美院把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曾在苏州艺专、杭州艺专等地学习过，后又到西南、西北地区学习创作。
他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他的画作多次得到徐悲鸿等众多著名画家的好评。
“抽掉一根柱子”在建筑上是错误，在绘画上却是成功 董希文接到任务后，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认为资料里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
在他的想像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
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
董希文先画了一张草图，并经常揣着这张画稿，征求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的意见。
草图上，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一个是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边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另外一个是按正常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 全身心投入创作 为了画《开国大典》，董希文搬到亲戚家的一间小屋。
这个临时画室很窄小，面对2米多高、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空间仅有三四米。
董希文作画时后背紧贴墙壁， 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无法看到画面的整体效果，董希文是凭借经验和直觉完成创作的。
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手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
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
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家里人都知道，这时候绝不能打搅他，只好先把饭收起来。
” 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
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
《开国大典》的创作进度很快，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七八成，而且从画作创作中的一些细节里可以看出董希文心思所用至深。
董一沙介绍说：“父亲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时，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强了地毯的质感。
张澜长袍上的褶皱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专等到庆典才穿上去的，还有汉白玉的栏杆故意没有画得很白，而是偏黄，是为了体现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 当年5月，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查一批美术作品，当他们看到《开国大典》时，都很兴奋。
毛主席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
”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
因为用油画来体现中华民族的气派，一直是他的愿望。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随即和广大群众见面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
董希文精心设计的这件新颖的油画也被艺术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它的成名之作。
董希文早已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但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使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声誉。
反映重大主题的绘画作品，总是不同程度地维系于特定时代的，革命历史画更是直接和时代的命脉相联系，和人们向往光明、进步的心态紧紧的扣在一起。
人们热情欣赏《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世纪，它不仅鼓舞了中国各民族人民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震撼着世界人民的心坎，为新中国从此屹立宇东方而同心欢庆。
人们喜爱《开国大典》无疑是受到了它的强烈艺术感染，没有艺术性的绘画是不可能令人瞩目倾心的。
然而，考察一件艺术品的成就如何，首先映着眼于它的社会效益，然后估计它的艺术价值，社会效益与艺术价值的统一是艺术品是否完美的标准。
董希文的成功正在于艺术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遗憾的是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开国大典》并不是董希文的原作，而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
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辞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以后又不能恢复原貌，只能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为了纪念董希文完成这件重要创作近四十周年，现在我把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作为美术资料记述下来，以供大家参考研究。
董希文接受这件创作任务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工作（1950年初）。
他被调回城里后，遵照必须尽快完成的指示，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交了卷。
他虽然不习惯赶任务的创作方法，但以无比旺盛的创作热情克服了许多困难，如在收集文字资料、形象素材进行构思的同时，还亲自参与制作画布（那时没有现成的宽门面油画布），以及筹划做大型油画的各种设施和所需的工具材料等。
决定《开国大典》的构图，曾做了较长时间的推敲，在构草图的阶段，他身上经常揣着一张像明信片那样大小画在重磅卡片纸上的画稿，凡遇到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便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我就是从六郎庄土改工作队回美院开会时第一次看到这张草图的。
草图的设计很有创造性，他既根据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的庄重而喜庆的气氛为基调，又不局限于再现当时的实际情况，采用了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手法，艺术处理很大胆。
但是董希文当时并没有把握，因为构图上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要被否定。
他对我说：能有机会创作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画，是千年难逢的好运气。
可是照片和电影资料不合我的构思理想，只能用作参考。
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这件作品必须集思广益，否则难以画好，限期又紧，我真有点着急呢!董希文对油画创作一向深思熟虑，同时又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开国大典》的创作过程中，特别在起草阶段，更是虚怀若谷，不耻下问。
据我所知这张画在小卡片上的草图，有不少北京美术界的同行曾经看到过，他也向一些年轻美术工作者征求过意见。
一位很有威望的教授，在业务问题上表现出如此自觉的群众观点，是非常可贵而且值得称道的。
这幅画在不到十五平方英寸卡片纸上的草图和原来定稿的构图没有多大出入，画面的格局已经可以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开阔。
人物的勾画虽很简单。
但已经能看出主要国家领导人的身材特征。
董希文所要征求的意见重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画面上人物的布局安排。
草图上除了毛主席侧身站立在画面中间，其他的领导人都站在左边大约三分之一的画面上，形成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
从一般的构图规律来看，似乎失去了平衡。
他特别担心画成大幅油画以后，不知将是什么效果。
其次是构图上天安门城楼中间两根廊柱之间的跨度大大放宽了，和实际的建筑构架也相差悬殊，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非议。
他所以要做这样的构图处理，都是为了显出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雄壮宏伟
使得国家领导人置身在这样一个天地恢恢的气氛中，从而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的庄严宣言。
关于前一个问题，以为在主体性人物构图上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见到过，骤然间大家感到很奇特。
但是董希文告诉我，画家中没有提出异议，不少人还很喜欢。
关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同行认为很大胆，从表现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空间整体来看，加大两柱之间的跨度是必须的，从视觉感受上说不画右边的柱子很畅快，画上倒反累赘。
李宗津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课，他听到梁思成说，这个构思是成功的。
以精研古建筑的行家慧眼，梁思成指出，非但两柱之间的跨度加大了好几倍，而且从透视学的角度指出，画面右方应该能看到的半边柱子也没有画上去。
他说，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确是一个大成功。
他认为绘画应该服从自身的艺术规律，对这样大胆的构图处理非常激赏。
传闻董希文自己说过，他并没有少画一根柱子，只是少画了一只灯笼。
但梁思成指出这个问题时，董希文并未否认。
那么他为什么又有这种说法呢
我想是因为少画天安门城楼的一根柱子（有时说成抽掉一根柱子），容易引起牵强附会，有的人会觉得不吉利，所以想避免纠缠这个问题。
何况人们从画面上所得到的视象，只觉得天安门很宽畅亮堂，并没有少了一根柱子的感觉。
美术界的同行对这个问题之所以感到兴趣，是因为董希文在这幅画上创造性的运用了美术透视法则，他突破了什么时候都要用透视准绳去衡量的机械方法，使得构图更符合绘画空间造型的视觉效应。
另一个透视上的问题是画面上的正阳门城楼坐落在画面上垂直的子午线上，这和天安门城楼的方位稍有偏差。
董希文对我说过，他要把正阳门城楼画成正南北方向，也是为了使得广场感到开阔。
我觉得这个作用不大，但是他还是这样画了。
《开国大典》上有这样一些透视上的问题，可是爱挑毛病的透视学教授却并没有提出过非议，这也说明董希文的创作构思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而主要是画面的感人效果说服力。
如果画面上看起来别扭，那是一定要责怪透视上的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