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七日日至十二日时政
一、如果按规范的格式，是否退赔当在起诉书中有反映； 二、起诉书中没写，并于肯定就是有问题的，关键是公安移送的卷宗里有没有反映； 1、退赃的收据一般有四联，其中有一联交给退赔人保存； 2、还有一联，应当是随案移送的，以证明嫌疑人已经退赔； 现在律师已经可以查看全案的卷宗，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随案移送的收据，如果有，那也没问题；如果没有，那应当立即向检方或法院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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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写一篇关于清朝官员政绩考核的论文，官员处罚和官员虚衔方面的书有哪些
《清史稿》 《朝鲜李朝实录》 《国榷》 《崇陵传信录》 《清稗类抄》《清实录》、起居注 《清朝文献通考》原名《皇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志》 《四宜堂集》《国朝宫史》《乐善堂诗集 御史的“专业”揭参 御史即监察御史，广义讲还有左、右都御史和左、右副都御史及诸道监察御史等，隶属于都察院。
御史的主要任务是“察官”，而“察官”主要就是纠举贪官。
顺治九年上谕“都察院为朝廷耳目之官……如满汉各官，有贤有否，督、抚、按各官有廉有贪……皆令分别察奏。
”都察院《宪纲》开篇中有“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
”可见，揭参贪官污吏是御史的本职、“专业”。
湖北巡抚张汧系大学士明珠的私党。
仗明珠之势，张汧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在其任福建布政使期间造成公库亏空。
康熙二十六年，借口弥补这个亏空，张汧公开向下级官员勒索、向盐商派收。
按当时规定，造成亏空是要当政者自己弥补的；但如确是因公亏空，是可以获准免赔的，甚至可以“拖黄”。
所以，张汧其实是以弥补亏空之名、行贪污之实。
经查实，张汧共勒索、派收得银9万余两，贪污入己。
对张汧所为“言路莫敢摘发”，但他碰上了御史陈紫芝。
经过调查，陈紫芝向朝廷告发了张汧的所作所为，并言“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矛头显然有所指。
张汧难逃其纠，被判绞监候；明珠没受牵连，保举张汧为巡抚的户部侍郎王遵训、内阁学士卢琦、大理寺丞任辰旦撤销职务；保举提拔张汧为布政使的大学士梁清标、尚书熊一潇开恩免于撤职、降三级留任；陈紫芝升任大理寺少卿。
陈紫芝“以峭直受上知”，但“同朝多侧目”，其中可能尤为明珠所不容；陈紫芝无病而卒，卒前只是在明珠那喝了一杯茶。
由此可见，御史乃杀机暗伏的险途。
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吴龙奏劾浙江巡抚卢焯受贿营私，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在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一案中，经嘉兴府知府杨景震收汪家贿赂5万两银子（杨另收3万两）；二是收嘉兴县知县阎沛年贿赂银2000两，将阎提补漕运判官一缺；三是在委任州县官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按官职大小决定银两多少。
上述问题查实后，卢焯被处绞监候。
到乾隆八年，卢焯还在“候”着。
“在候”这一年多时间里，卢焯将受贿银两全部退出；鉴于此，朝廷决定不绞了，改发军台服苦役。
服到第八年时，卢焯被召回京师为民——乾隆南巡到海塘时忽念起卢焯的修海塘之功遂做出了“召回”的决定。
乾隆二十年，在京闲呆了四年的卢焯被起用为鸿胪寺少卿兼西安巡抚，一年后又任湖北巡抚。
此案后，刘吴龙升任刑部尚书。
此案中的杨景震绞刑如拟。
同案还查出已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吕守曾贪赃逾万；在押解到浙江审理的过程中，吕畏罪或畏刑讯自缢于狱中；吕不用执行绞刑了，但家属要退赃入官。
其实卢、吕均是颇有才能和政绩的——卢案发后“杭州数百民为焯讼冤”甚至“毁副都统衙前鼓亭”，二人怎么就动了杂念图谋私利了呢
结果受苦的受苦、自杀的自杀。
此案因惹发民怨、滥用大刑、案犯自缢狱中等诸多疏漏而被乾隆责为“办理不妥”。
与卢焯案同时的鄂善案是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密报的。
鄂善乃步军统领，在俞君弼（工部凿匠、有财无子）其亲戚许秉义争其财一案中收俞家银1万两。
这就是仲永檀所报案情，比较简单。
就是这1万两银子毁了“九门提督”鄂善。
鄂善是乾隆非常信任的一员干将。
对仲永檀的密报，乾隆非常重视，命亲王、大学士、尚书共7人秉公查处，并每日报告一次调查情况。
7人五、六天的调查结果是：鄂善受贿事实确凿。
乾隆把这7人和鄂善找到一起，当面询问鄂善，鄂善沉默一会儿后从实招了。
乾隆唯恐其中有冤，又命复审详议，复议结果如谕令：依律当绞立决，法外开恩，容自尽，使有全尸。
一听“要死”，鄂善突然翻供。
本来乾隆想尽量缩小此案的影响，以赐自尽了事，不想这鄂善图苟延活命竟翻供抵赖。
对鄂善的欺罔之举，乾隆非常愤怒，谕令将鄂善撤职严审。
结果“恩”没了，绞立决，虽同样是死，此状颇惨：派新柱、五十七将鄂善押回家中自尽，并查抄家产、追缴1万两赃银。
事后，仲永檀得升佥都御史（在副都御史下，乾隆十三年裁，相当于副部级监察官）。
乾隆四十七年，江南道御史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吏治废驰。
对国泰的劣迹，乾隆早有耳闻，但未尽深信，此前两年军机大臣阿桂、福隆安就曾密奏皇帝将国泰调进京以免捅出更大乱子；与国泰交接甚密的兵部尚书和珅也主张将其调任京官，怕其“声名狼藉”下去株连自己。
但在督抚大员的任调上，乾隆更喜欢“圣断”。
乾隆问国泰优劣于于易简（于任布政使大得国泰保举），于则说了一大堆好话。
乾隆不知这于易简为人逢迎、懦弱无能、只会阿从，虽然他是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正是凭的这层关系，乾隆才信得他，希望得点实情，但于易简显然没有说实情。
乾隆让军机大臣问过钱沣得到肯定回答后，派和珅和左都御史刘墉并钱沣一道往山东查国泰案，和珅任“组长”（这是让大贪官主查小贪官）；乾隆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和珅最能领会乾隆的意图。
这国泰确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其父为四川总督，少便骄横无礼，纨绔异常，为官也是贪纵刻薄，对手下（包括其父的手下）动辄呵斥；经查实其在年节及调任官吏等时机收受州县官吏大量金银及物品，银即8万余两。
查于易简并无贪赃受贿，因其为布政使“诸事不能主持，一味迎合巡抚”而为人所鄙视，所以并无人送以重礼。
即便如此，于易简也没能逃脱干系，以不但知情不举反而曲意掩饰，谕令与国泰同刑：加恩赐令自尽，地点刑部大牢，监刑官侍郎诺穆亲。
钱沣升任通政司参议（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级主管）。
钱沣敢于言事任事，乾隆“凡遇劳苦事多委之”；他为官清贫，甚至御寒的衣服都缺，终至积劳成疾，乾隆六十年卒，年五十六岁。
一说钱沣是和珅用毒酒毒死的，和珅素恶钱沣，闻钱沣欲劾自己，便寻机先下了毒手。
上级对下级的揭参 清朝对于官员的监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前面讲过的来自监察机构的“专业”监察；另一个就是行政机构内部的监察。
这种内部监察主要表现为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属员的监督；特别是在总督和巡抚之间，要互相纠参，否则一旦一方“出事”，另一方必受株连，当然，实际“操作”中，还是总督“敢于”监督巡抚。
可见，上级对下级贪腐行为的揭参也是清朝官员贪腐案发现、揭发和参奏的“主渠道”。
康熙五十四年，山西巡抚苏克济参奏太原府知府赵凤诏：贪赃枉法，巧立税规，勒索商民，收受赃银30余万两。
这赵凤诏是很有点来头的，其父是深得皇帝信重的、很有清廉名的当朝户部尚书赵申乔（《清史稿》评其：清介绝流辈，慷慨足以任国家之重）。
看来这苏克济也是很有些胆量的。
皇帝一面派人往山西查处此案，一面让都察院将有关情况转告赵尚书，赵尚书当即气得昏死过去，醒后立即上书皇帝请求撤职。
康熙责其辞呈言辞忿激，非大臣体，命任事如故。
康熙在其辞呈上批示说：我到山西龙泉关巡视，凤诏入谒，问巡抚噶礼贤否，凤诏言噶礼为山西清廉第一，我因凤诏是你的儿子而信之，提噶礼为江南总督，结果去年噶礼以贪败；我问张鹏翮（吏部尚书）凤诏如何，鹏翮言其贪，果然。
最后查实赵凤诏收受赃银174600两，办案人员以其受皇恩深重议从轻判斩监候。
皇帝令九卿讨论，九卿意见斩立决。
康熙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令追赃），但搁了一年（康熙的意思）以后才执行。
廉父贪子，问题出在哪儿呢
云贵总督硕色是云南巡抚图尔炳阿（曾代理过云贵总督，可能在硕色之前，那要算硕色的前任了）的上级。
乾隆十五年，硕色对图尔炳阿的一纸参奏让其得了个斩监候，后因其“赃未入己”获得释放。
事情源于云南永善县的国库亏空。
知县杨茂向知府金文宗报告说，钦差大臣舒赫德等一行人到本地阅兵，在本县吃住，旷日持久，开支很大，造成本县亏空7000两之多，请求上级帮助弥补。
金文宗亦曾陪同舒钦差阅兵，对杨茂所报比较清楚，于是他又向云南布政使宫尔劝报告，宫表示同意并报巡抚图尔炳阿；图尔炳阿批准了知县、知府、布政使的由省财政拨款代永善县弥补亏空的请求。
硕色认为，这是上下共同舞弊，于是向朝廷参奏了图尔炳阿。
乾隆也这样认为，舒赫德阅兵途经多县，其它县无任何反响，为什么唯独永善县如此；这是贪官污吏侵贪钱粮的一种惯用借口，布政使、巡抚不能发觉贪行，反而用库银弥补，一律革职调查。
乾隆主观认定其中必有贪污行为。
刑部调查、审理后认为，亏空属实，图负有领导责任，但图并没有贪污，判图流放吧。
刑部隐下了钦差逗留该县日久、消费颇多这一实情。
刑部的意见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大笔一挥“斩监候”，并严厉申斥了刑部。
杨茂、金文宗、宫尔劝自然躲不了处罚，官是做不成了。
实际上包括图尔炳阿在内，他们4人可能都被冤枉了，受处分的很可能是舒钦差，这是题外话。
图被释放后，又被起用为多省布政使或巡抚。
继任对前任的揭参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塔永宁接替蒋洲任山西巡抚，刚由山西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不久的蒋洲则调任山东巡抚。
塔永宁到任不久即参奏蒋洲贪纵，造成山西国库严重亏空；同折还点名参奏了山西按察使杨龙文。
塔永宁是那种“自己不贪财恋色，还容不得别人不干不净”的人。
蒋洲是大学士蒋锡廷之子，娇生惯养，纨绔成性，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仗势平步青云，在山西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巡抚，一路飙升。
杨龙文原为冀宁道道员，为人狡诈，善于逢迎，故被历任上司引为心腹。
正在京“面圣”“陛辞”的蒋洲得知塔永宁的举动后，马上安排杨龙文和太原府知府七赉组织各州县拿银子弥补亏空。
后查实蒋洲共造成亏空17000余两，主要用来“逢迎结纳”了。
杨龙文除了帮蒋洲补亏外，还有私自动用库银、侵扣亏缺官银等罪。
乾隆最后认定，蒋洲、杨龙文依拟斩立决；七赉助纣为虐，著斩监候。
此案中除了塔永宁的作为可赞外，还有一人的作为可赞，就是河东道道员乔光烈，山西全省只有乔光烈所属的浦州府没有如杨龙文所派出银子，乔还奉命捉拿杨龙文并兼理冀宁道、专审杨龙文一案。
乾隆四十六年，朝廷“举一反三”、吸取“甘肃米案”（王亶望案，后有述）的教训，决定在全国开展“开仓查亏”运动。
乌鲁木齐都统明亮奉命对本地仓库进行了核查，结果查出了其前任、已调任盛京将军的索诺木策凌虚报粮价、进行贪污的问题，遂向朝廷做了奏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查实了索诺木策凌与部分州县官上下一气、共同贪污的问题：索收受州县官送的银子计2万余两、物品若干，之后便听任这些州县官虚报粮价、实施贪污，多的贪污达33000余两银子，同时还造成官库亏空。
九卿、大学士拟定索诺木策凌斩立决，乾隆谕令斩监候，后又照山东国泰案赐令索自尽；另有2名知县斩立决、3名知州斩监候、6名州县官（有的已退休）充边且遇赦不得省释。
事情往往是这样，上官得（贪）“一点”，下官（在当今包括一些奸商）可能得（贪）“两点”，国家（朝廷）则会失“万点”；上官的官职越高，国家“失”的会越多（且不说“下官”了）。
同谋“先下手”的 乾隆二十二年，云南巡抚郭一裕奏折揭发云贵总督恒文（郭的顶头上司）五罪：1、向属下派购黄金，且不按市价给付银两；2、查阅营伍时，索要人参和茧绸；3、在接待进见的属员时，其家人乱讲话并收受“朝廷命官”的“门包银”；4、巡查州县期间住过180余处，随从家人跟其一路搜刮；5、在军队任职的侄孙向云南府知府勒借银两。
初看这似乎是来自下级的揭参，实际上是“同谋‘先下手’”型的。
郭一裕列举恒文“五罪”之首罪就是出自郭的主意，且一同操作的。
郭一裕与恒文一同到任云南，恒为上级；在与郭商量购些土特产进贡一事时，郭说云南别无佳产，唯有金子尚属贵重，何不打造金手炉进贡，并出示了炉样；恒认可了郭的主意。
于是郭、恒分头向州县官派购黄金，州县官又向商户派购；市价1两黄金换14两银子，而恒只给付7－10两不等，闹得怨声载道。
郭一裕一看不妙，恒这样蛮纵张扬、颐指气使，早晚得出事，干脆先下手为强吧，免得一齐栽下去，便赶紧歪歪扭扭地（郭的字写得很不好）写了奏折……经刘统勋查实，郭所奏诸项基本属实，恒一面进贡一面借机敛财，查抄家产财物共合银子37466两8钱7分7厘，拟斩监候，乾隆令就途自尽；得令时恒文正被押解到湖北荆门……“庸鄙”（乾隆语）的郭一裕虽“不至如恒文之狼藉”，但巧诱同官、些有不法，又先发制人、希图卸罪，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乾隆令“发军台效力”。
要说这郭一裕也够“庸鄙”的，恒文固然不是，但郭所为也太不君子，出了“馊主意”又私下密告，实有失官道正直，结果害得恒上级一碗“归天酒”归了天，自己到有机会“输金赎罪”，闲呆了几年后，还当上了河南布政使。
郭太会媚上、自保了，刘统勋尽管怀疑他十六、七个姨太太怎么养了，却没能查出他有其它罪过；做山东巡抚时，曾因请进贡养廉余银1万两而被乾隆面责，乾隆由此定语其“庸鄙”。
而现实是，在官场，“庸鄙”者往往更有市场，此案中郭就得到了乾隆的宽护，后来还准其“纳赎”，又起用其为三品按察使（河南）；乾隆对郭的好感可能就来自于他的“敢送”。
乾隆三十四年，贵州巡抚良卿向朝廷奏报所属的威宁州知州刘标在承办铜铅开采、冶炼、运输事务中有不法行为：100万斤铅的运费领出了，铅却不知运哪儿去了；铜矿一直不能投产，空耗费用，其中显有贪污、隐瞒行为。
与前述郭、恒案相反，看上去这似乎是“上级对下级的揭参”，实际上这也是一起“同谋‘先下手’”型的。
得良卿奏报，朝廷令解刘标职由良卿审理，同时责良卿不实力督办铜铅事宜，朝廷一再追查才将刘标参奏，要求其不得袒护刘标，否则从重治罪。
这让良卿有些为难，于是他复奏朝廷，检讨了自己的责任，继续揭参了刘标，同时又揭参了有徇私舞弊之嫌的粮驿道永泰、大定府知府马元烈，并请朝廷派大臣到省同审。
根据良卿的参奏，刘标、永泰、马元烈三人是革职的革职、抄家的抄家、拿问的拿问。
这三人本来与良卿的关系都非常好，是良卿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便先下手为强揭参了这几位曾同流合污的手下。
得知良卿“不仁”，永泰、刘标也只能“不义”了，他俩分别向朝廷呈文，将良卿及前任贵州巡抚、现任湖南巡抚方世俊和贵州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高积诸事一一告发。
最后查明，良卿的主要罪过是对刘标造成的亏空不但不及时参报反而蓄谋掩饰，另外还收了刘标送的一些物品；高积则为官作商，竟在官衙倒卖水银、燕窝、绸缎；方世俊在有关铜矿事宜中收刘标银1000两及酒、玉器等物品。
最后经乾隆审定，良卿于贵州省城就地正法，二子发伊犁与厄鲁特为奴；方世俊、高积绞监候；刘标斩立决；永泰斩监候；马元烈革职、赔亏。
这良卿比郭一裕更“庸鄙”，身为布政使、巡抚，该管（人、事）的时候不管，管不了的时候又推责于属下、递出了 你也可打 清朝官员处罚 百度搜 记的采纳哦 呵呵呵呵呵呵呵
清代有哪些人
清朝著名的人物有和珅，纪晓岚，李鸿章，张之洞等等。
和珅（1750年5月28日—1799年2月22日），钮祜禄氏，原名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主人，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清朝中期权臣、商人。
纪昀（1724.7.26－1805.3.14），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州市）人。
清代政治家、文学家，乾隆年间官员。
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
多尔衮（1612～1650）：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1628年初次从征，随皇太极征察哈尔多罗特部，俘众万余，赐号墨尔根代青（满语“聪明”之意）。
1631年，在大凌河城之战中，击败明军祖大寿部。
1632年，年执掌吏部。
1635年，率军击降察哈尔部。
次年，晋封为和硕睿亲王。
1638年，授奉命大将军，统率左翼四旗兵入山海关，攻掠天津、济南等40余城，俘众20余万而归。
1640至1642年，协助皇太极取得松山、锦州之战的胜利，歼灭明军号13万。
为清太宗皇太极所器重，逐渐跃居于后金军主要统帅之列。
1643年，皇太极因病突然死去，因储嗣未定，清朝皇族面临王位之争。
多尔衮以镶白、正白两旗势力拥立皇太极年仅六岁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即清世祖福临），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不久，多尔衮集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越过济尔哈朗，各衙门关白政事、记录档册皆以多尔衮为先。
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十一日至辽河，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遂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企图与立足未稳的大顺争夺天下。
李自成攻下京师后，仍将战略重点置于与明争战，而对清军则未加重视。
四月初，吴三桂闻大顺军在北京逮捕明勋戚大臣严刑追赃助饷及自身家眷被拘的消息后，击走李自成派来劝降的唐通，部署防御，并向关外清军乞兵。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自统领6万兵马，进攻吴三桂，企图夺占山海关。
但他仍寄希望于再度招降吴三桂，故轻敌麻痹，行进迟缓。
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军行至翁后所，接吴三桂乞求合兵攻李自成书，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日夜兼程，急驰山海关。
二十一日晨，李自成军抵山海关。
时山海关守军除吴三桂所部4万之外，尚有高第部l万，乡勇3万，共计8万人。
李自成以6万对8万，以远兵对坚城，处于劣势，但士气高昂。
大顺军采取全线进攻的战术，同时在石河及东、北、西三面发起进攻；同时令唐通前出至一片石，以切断吴三桂北退之路。
激战一昼夜，吴军濒临危殆。
二十一日夜，多尔衮率清军抵达关外的威远城，静观事态发展，以待坐收渔翁之利，并击败唐通部。
二十二日晨，吴三桂剃发称臣，开关出迎清军。
时大顺军自角山亘渤海，列南北长蛇阵，继续进攻。
吴三桂部东西驰突，大顺军围开复合，胜利在望。
中午，风沙骤起，两军不能相辨。
蓄势伺机的清军骑兵在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率领下，突然从吴军阵右杀出，大顺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奋力抵拒，最终失利。
大顺军且战且退，由水平退回北京。
二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军仓促西撤。
多尔衮命吴三桂向西追击，自统清军直趋北京。
五月，多尔衮入京。
十月，迎福临至，即位北京，正式宣布清朝对全国实行统治。
多尔衮位崇功高，权势日增。
是年加封为叔父摄政王。
清军入关之后，李自成军退回陕西，张献忠驻军四川。
明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
多尔衮先以重兵追击李自成于陕西、湖北，复命豪格入四川攻张献忠。
1645年，多尔衮派兵下江南，渡长江，破南京，福王政权亡。
1646年，清军入浙江，六月破绍兴，南明鲁王遁走入海；八月清军入福建，破延平、汀州，唐王被执。
清军相继入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
多尔衮摄政七年，除西南之云贵等地尚有南明桂王政权及农民军之余部，海上有郑成功之抗清活动外，清军已占有全国之大半地区，为清朝建立全国政权打下初步基础。
1648年又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以皇帝之尊亲代行皇帝职权，成为清入关初年的实际统治者。
多尔衮摄政时期，以入关前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基础，进一步仿照明制，加强封建专制政权。
多尔衮在维护“权归满人”的同时，对汉族地主阶级、故明官员采取了“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的政策。
令原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
顺治五年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
为发挥汉族官员在政权中之作用，1649年，下令禁止满洲诸王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摘内外汉官。
为广泛招徕汉族地主阶级，又礼葬明崇祯帝后，开科取士，网罗人才。
清代中央集权的加强，经历了皇帝与旗主、诸王之间的不断斗争而逐步实现。
多尔衮采取措施限制由满族贵族、大臣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集权力于摄政王之手。
又罢诸王兼理六部事务，以各部事务由尚书掌管。
诸王有干预各衙门政事者即行治罪，从而又推进了皇太极以来的中央集权。
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后，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
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
奴隶逃亡，即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
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
多尔衮又以“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命令拉开征服天下的序幕。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
江阴、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
汉族人民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 清军入关后残酷的杀戮，多尔衮要负极大的责任。
1650年冬，多尔衮出猎边外，十二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
顺治亲政后，被首告“阴谋篡逆”，诏削爵，平毁墓葬，家产籍没。
1778年，乾隆帝为多尔衮昭雪，恢复了多尔衮的封号，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补充： 一位历经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据有关史料记载，孝庄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1613年3月），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87年1月），姓博尔济特氏，名布木布泰。
她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乃贝勒寨桑之女。
其十三岁时，嫁于后金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为妻。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称帝，封其为永福宫庄妃。
后人根据其死后谥号称之为孝庄。
崇德三年，她生皇九子福临，而后福临嗣帝位，是为顺治，孝庄被尊为皇太后。
再后，其孙玄烨又嗣帝位，是为康熙，又被尊为太皇太后。
由于她是皇太极的妃子，而皇太极的谥号是太宗文皇帝，又因其儿子和孙子均是皇帝，所以史称“孝庄文皇后”，一般也称之为孝庄。
孝庄天质姿丽，性坚毅，喜读书，聪明能干，多有谋略。
皇太极执政时，她就是得力助手，“赞助内政，既越有年”，“佐太宗文皇帝肇造培基”。
协助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功，继续统一女真各部，连续对朝鲜及明朝用兵，稳固了皇太极的统治地位，为进入关内奠定了基础。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在未及确立继承人的情况下，因暴疾而逝。
是时，孝庄方32岁，面对“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的复杂争斗局势，她从容不迫，施展谋略，争取各方支持，终于由其子福临继位。
当福临入北京称顺治帝之后，她全力扶持其治国理政。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逝，由玄烨继位，她又精心抚育培养玄烨，授以治国方略，指导处理各种政务，终使康熙成为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代君主。
至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操劳一生的孝庄因病辞世，享年75岁。
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又经顺治一朝，再至康熙朝前期，这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里，在整个清朝统治集团中，孝庄可谓是一个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历史人物，她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一位历经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在险象丛生中扶助顺治继位并亲政如前所述，当1643年皇太极暴卒而逝时，由于未及确立皇位继承人，在满族贵族诸王兄弟之间，引起激烈的争夺王位之争。
那时，最有权势和实力的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都有夺取皇位的欲望，且旗鼓相当，相互不服，如不妥善解决，满族就有可能发生内讧与分裂。
为此，孝庄在孝端皇后的支持下，利用多尔衮与豪格之间的权力之争，巧妙周旋，左右说服，使多尔衮与豪格势单力薄，难以服众，双方不得不达成妥协，提出由皇太极之九子、年方6岁的福临继位，并议定八旗军兵，由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各掌其半，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立即归政。
这一折衷方案，既使福临继承了皇位，也避免了清政权因内争而导致分裂，对于入关前夜的清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着。
顺治元年五月（1644年6月），多尔衮率清军进占北京，同年9月孝庄陪同顺治进入北京，福临作为清朝的开国皇帝定都北京。
然而，多尔衮由于战功卓著，权势越来越大，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放在眼里，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谋占皇位之心不死，时刻威胁着顺治的地位。
为此，孝庄又施展谋略，对多尔衮软硬兼施，既笼络，又控制。
一方面尽量让其致力于清朝的统一大业，服务于顺治帝的统治，连续封其为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使之位高权重，满足其欲望；另方面又设法牵制其野心膨胀，利用各种力量不使其谋位之心得逞，直至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病逝，顺治帝开始亲政。
顺治亲政时，也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孝庄既是母后，也是他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导师，而尽力辅政。
为尽快扫清明残余势力及各种抗清力量，她百般笼络一批有实力的汉族上层势力，设法使已归顺清朝的孔有德、吴三桂、耿精忠等效忠清朝，为他们封王进爵。
还将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以郡主视之，招为义女。
又把皇太极的女儿和硕公主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联姻结亲手段，对之既拉笼，又控制。
另外，由于清初的长期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灾民流离失所，社会极不安定。
为此，孝庄在宫中一再提倡节俭，并多次将宫中节余银钱赈济灾民。
这既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稳固顺治的统治地位。
清初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尖锐的满、汉民族间的矛盾，也有满族内部的权益均衡的冲突。
在如此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形势下，清朝能较快地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孝庄对顺治的辅佐则功不可没。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孝庄与顺治母子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与隔阂。
孝庄作为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族贵族女性，有较浓厚的满汉之别的民族观念，总希望能更多地维护满族的旧俗旧制。
她利用满蒙联姻的传统，为顺治的后宫挑选了多名蒙族的妃子，还将自己的侄女、侄孙女先后封为顺治的皇后。
然而，顺治作为新一代满族贵族，则比较崇尚汉文化，又是一个富有感情的性情中人，他力求婚姻上的自主，不喜欢孝庄为她选定的后妃，却偏偏钟情于自己喜爱的董鄂氏。
遗憾的是董鄂氏却年轻早逝，致使遭受感情沉重打击的顺治，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一心皈依佛门。
这些都使孝庄极为失望和不悦。
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在郁郁寡欢中，感染天花而病逝。
孝庄在极度悲痛中，又把心思精力全部转移到新的皇位继承人玄烨身上。
精心培育和辅佐康熙继位治国顺治去世之后，在孝庄的主持下，宣布先帝遗诏，由年仅八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
康熙失父之哀刚刚过去，十岁时又失去了生身之母。
孝庄本来就十分疼爱孙儿玄烨，眼看着爱孙先后失去父母，对之更加爱护关心，义无反顾地担当了对他的抚育培养之责。
正如玄烨日后所回忆：“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
虽平居独处，亦教以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见《清圣祖御制文二集》）。
可见，孝庄对玄烨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都悉心照料，而且十分严格，完全按照帝王的标准训练这个爱孙。
为使玄烨自幼就接受满族文化教育，她又指示自己依赖的侍女苏嘛喇姑，既照料玄烨的生活，又教他说、写满语、满文。
同时又让其入书房，请名师讲读儒家的《四书》、《五经》，且“必使字字成诵，从不敢自欺”，养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在学习满汉文化的同时，孝庄还灌输“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驰”的思想，让侍卫教练玄烨的骑射本领，如同读书写字一样，日有课程，终使玄烨弓马娴熟，箭不虚发，深深理解“念祖宗以来，以武功定暴乱，文德致太平，岂宜一日不事讲习”，而发奋学习文韬武略，为日后亲政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
由于康熙年幼继位，因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龙、鳌拜四大臣辅政。
孝庄也教导玄烨参加辅臣议政，学习执政经验，并经常向玄烨灌输“得众则得国”的治国思想，要求玄烨“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时刻谨慎，勤于朝政，以巩固其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逐渐使玄烨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由于辅政四大臣中的鳌拜思想顽固守旧，且独断专横，擅自弄权，康熙显然不满，终于在康熙八年，智擒鳌拜，结束了辅政时期，由康熙正式亲政。
康熙亲政之后，有关军国大事，仍常常向孝庄请教商议，正像《清史稿·孝庄文皇后》传中所说：“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
因此，孝庄在世时，康熙朝前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孝庄多参与谋划决策。
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当三藩作乱时，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机叛乱，严重威胁京师的安全，康熙十分忧虑。
孝庄则适时向康熙推荐说：“图海才能出众，盍任之”，康熙即诏图海“授以将印”，领兵前往，很快平定布尔尼叛乱，使局势转危为安。
康熙晚年曾深情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
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
康熙对祖母也一往情深，他几乎每天上朝前，下朝后，都要到孝庄那里请示问安。
当孝庄病重时，康熙精心侍奉，日夜不离。
孝庄病逝后，康熙几乎痛不欲生。
康熙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有所为的封建君主，与孝庄的精心培育辅佐密不可分。
关于“太后下嫁” 的历史疑案在电视剧《孝庄秘史》及一些清代宫廷轶闻、野史演义、笔记小说中，都曾绘声绘色，十分具体地描述了有关太后下嫁于多尔衮的传说，而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
应该说这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至今在清史学界也仍然是肯定者有之，持怀疑否定者亦有之。
太后下嫁之说，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是明遗民张煌言的十首《建夷宫词》，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
张煌言此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似有所据，何况多尔衮于顺治五年已称“皇父摄政王”，慈宁宫又是孝庄皇太后的寝宫，词中说慈宁宫中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
主张太后下嫁说的还有其它一些论据：其一，多尔衮尊称为“皇父摄政王”，当与太后下嫁有关；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不仅有自称“皇父摄政王”，还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似乃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其三，孝庄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下嫁多尔衮而有难言之隐；其四，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嫂之旧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违伦理道德。
但老一辈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早就撰有《太后下嫁考实》，针对太后下嫁说的各种根据，一一予以驳难。
孟森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中国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不足为据，至于所谓到“皇宫内院”，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再者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并不乏实例。
然而，孟森先生之说并未成为定论，胡适先生读过孟森的《太后下嫁考实》后，曾致书诘难，认为孟文“未能完成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
此后，无论是1949年之前，或者是新中国成立后，仍不断有学者对“太后下嫁”之说，发表持肯定性的看法，不过却也没有摆出更确凿的实证。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太后下嫁”之说，似仍可作为历史疑案存疑。
但不管此说能否成立，都不影响孝庄文皇后作为一代杰出女性的历史地位。
补充：范文程--他使满洲崛起一、沦身为奴 范文程，字宪斗，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往沈阳，“居抚顺所”。
他的曾祖在明嘉靖时曾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范文程自幼好学，才智过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秀才），时年仅18岁。
正当范文程踌躇满志，决心在仕进道路上有所作为的时候，灾难来临。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政权首领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30万分别赏赐给有功官兵，21岁的范文程身在被掳之列，从而沦身为奴。
后金是我国东北部女真族（满族前身）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女真人是我国境内一个十分古老的少数民族，其先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肃慎人；后汉、三国时被称为“捐委”；北魏时叫“勿吉”；隋、唐则为“靺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之后，正式改称“女真”。
我国历史上唐代的“渤海国”以及与北宋对峙的“金”，就是女真族相继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进入明代以后，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及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女真族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大部。
由于明朝统治的日渐腐朽，官府对女真人的压迫日益加深，女真族与明廷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明中后期，懦弱无能的统治者回天无力，只好采取“分而治之”。
利用其内部争斗、压制女真族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
当时，明有个“镇辽”武将叫李成梁，千方百计地激化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矛盾。
他首先利用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杀了原建州右卫都督王果，为了斩草除根，李成梁进而又于万历十年（1528）派兵支援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王杲之子阿台。
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妹，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先赶至阿台所在的古河城外，让尼堪外兰暂停进攻，由他二人前去劝降。
由于劝降未成，明军与尼塔外兰联手破城后血腥屠杀，入城劝降的二人也在乱军之中被误杀，因此努尔哈赤非常仇恨明朝。
万历十一年（1583），25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以父亲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举兵了。
他首先攻克了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仓皇出逃，努尔哈赤率兵穷追不舍，沿途征服了一个个女真族部落，他最终杀了仇人，并统一了女真各部。
万历四十三年（1615），雄心勃勃的怒尔哈赤在实力日益壮大的基础上，终于宣布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建元“天命”。
58岁的努尔哈赤因此登上了可汗宝座。
后金政权建立后不久，努尔哈赤便以“明无故生事，杀其父、祖”等所谓“七大恨”誓师，向明朝开战。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率精兵强将 2万余人鼓行而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了东州、马根单两城。
随后，他又派“商队”50人先发，以重兵潜随其后，乘夜雨初晴之际，突至抚顺城下，一举拿下了抚顺，于是便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包括范文程在内的明朝人畜30万被掳的一幕。
次年，又经萨尔浒一战，沉重打击了明朝“边兵”，双方实力对比改变。
努尔哈赤在短短数年之间，便攻占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矛头直指辽西。
由于蓟辽经略孙承宗、宁前兵奋道袁崇焕等几位仁人志士的苦心经营，才确保了关外四年左右的平安。
仅明廷好臣魏忠贤专机，却革了孙承宗的职，还撤除了许多要塞和据点，使御敌防线大为削弱。
天命十年（1626）初，努尔哈赤亲自统帅13万大军乘虚长驱直入，“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浩浩荡荡，直通宁远城下。
此时，袁崇焕身边只有2万人马，孤立无援，处境维艰。
但在他的感召下，宁远全民皆兵，严阵以待。
二月二十日，努尔哈赤指挥八旗精锐以裹铁车牌、勾梯等攻城器械蜂拥而上，袁崇焕命发红夷大炮猛烈轰击。
后金兵在铁皮车的掩护下，一直到城墙底下挖起城来，明军一面用棉油火把焚烧敌军，一面组织敢死队维城出击，屡次杀退了敌人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