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石羊场的来历
SORRY!就找到这一点!看来我们成都人已经不重视这些老古董啰. 老成都地名古迹漫谈（2005-05-08） 高升桥 民国年间重修。
《华阳县志》云：“高升桥，清康熙时（约 1691年）创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补修，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修，民国十“年（1923年）培修。
”原为石桥，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1877——1927年，字雍者，成都人）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
今碑佚桥亡，仅存地名。
元通桥 原名“古圆通桥”，为一石拱桥，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
桥旁原有圆通寺，清末民初（约1911年）已毁。
“圆通”一词为佛教术语，意思是不偏不倚，无阻无碍。
《华阳县志》云：圆通 桥，“道光十年重修，宣统元年培 修。
”1965年，古桥仍完好无损，次 年改建为平板桥。
桥侧即元通场。
燃灯寺东汉墓 共两座，均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一号墓于1982年11月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
该墓座北朝南，长 11.6米，高1.3米，分为甬道、中室、后室三部分，以青色云纹方砖、回纹方砖、草纹方砖砌成卷拱型。
左门刻有汉隶“巴郡府君神门”，右门刻一门神，手持长棍。
出土文物有五铢钱、铁狮、残破陶片共50余件。
二号墓于次年5月发掘。
该墓座西向东，其大小、内外结构悉如一号墓。
左门刻有汉隶“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右门刻有“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平四年即公元187年，距今1814年。
出土文物中，以直百钱最为珍贵，对研究东汉钱币史。
四川地方史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外还出土了五铢钱、残破陶片和一枚重约一克的金币。
神仙树 原名为寿仙场。
相传光绪年间（1875——1908年），此地有一枯树桩，中空，贮满清水。
迷信者言枯树已成仙显灵，饮其水能治百病，愈传愈玄。
于是四方善男信女便给枯树被上红衣，求神赐福祛病，香火盛极一时，因名神仙 树。
三教庵 始建于清同治十年（ 1871 年）。
供奉儒教之祖孔子、佛祖释迦牟尼。
道教之祖老子，寓三教合一，劝人行善之意。
民国年间，大部分建筑被毁，仅存正殿，1960年改建为小学。
红牌楼 宋元时期为一幺店子，后当地人为祈求五谷丰登于民国二年（1913 年）改称“永丰场”。
《华阳县志》云：“明嘉靖中（约1543年），蜀（藩）王于此建坊。
北人谓‘坊’曰‘牌楼”，当时藩府亦沿是称，故今俗犹呼‘红牌楼’也。
”明蜀藩王朱椿在离城约十里的此地建牌坊，乃效秦汉十里长亭之意，以便接送康藏地区来朝的官员，因牌坊系用红砂石建造，政当地人称之为“红牌楼”。
九顶山蒙难烈士墓 位于簇桥镇前十字路口5701厂公路旁约50米处，地名沈家桥。
墓群为东西方向，成一字形排列。
中间大墓为西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胡超伦烈士墓，其余每四墓一组，左右各两组，砖石结构，拱成圆弧形。
每座墓长约3米，宽1.4米，墓前立碑，上书烈士姓名及生平简历。
蒙难烈士共17名，均系首批调到西南地区筹建空军的主要干部和技术人员。
1951年8月23日,他们乘飞机由北京返回成都，至茂县九顶山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遇难，遗骨运回成都安葬于此。
当时簇桥地区尚有零星土匪骚扰，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还部署了军队。
1955年7月，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为烈士立碑纪念，现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簇桥 又名簇锦桥。
“簇”的字义是供蚕吐丝作茧的用具，多用农作物的秆如油菜秆、麦秆等扎成。
簇桥在明代，以前为竹索桥。
明惠帝建文年间（ 1399——1402年）改建为五孔石 拱桥，跨度30米，中可行船，两边有石栏杆。
民国年间重修之。
《双流县志》云：“明 嘉靖二年（ 1523年）培修。
”桥墩所刻文字则云：“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当时广都 （今双流县）民众重加修缮。
”1972年改建为水泥平桥，桥旁为簇桥镇，盛产蚕丝。
自秦汉以来，成都为蜀锦生产的中心，而簇桥地处成都平原腹心，故栽桑养蚕业十分发达，丝织品和生丝的交易十分繁荣。
唐 宋时期，因蚕丝交易兴旺，簇桥一度改称 为“茧桥”。
明清之际，无论是东路的资州（今资阳市），北路的法川（今三台县），南路的嘉州（今乐山市），西路的灌县（今都江堰市），还是省外的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等地的丝绸商人都云集于此。
李家钰上将墓园 位于川藏公路广福桥侧。
李家钰（ 1892——1944年），蒲江县大兴乡人．抗日战争时期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 令，民国三十三年5月21日在河南省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
遗体于6 月初运回成都，安葬于此处。
墓园竣工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1966年秋季被“红卫兵”毁坏。
1984年5月重建，然已非昔时旧貌。
磨子桥 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 1850年），因桥面刻有磨槽状花纹，故名。
一说是桥下有水碾，俗呼“磨子”。
桥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存地名。
衣冠庙 庙后土堆相传为蜀汉忠义侯关羽衣冠墓，位于洗面桥南。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庙内设戒毒所，羁押吸毒犯。
后庙毁墓平，仅存地名。
桓侯巷 桓侯为张飞封溢。
巷内有张爷庙（又名桓侯庙），为清代成都屠宰业所建，因张飞是杀猪匠出身，故屠宰业均祀张飞。
庙后有张飞衣冠墓，墓东一泓碧水，名放生地。
“文革”中，墓改建为防空洞，地亦不存，遗址今为小学。
黉门街（包括国学巷） 黉门乃学宫大门，古代读书人考上秀才，称为“身入黄门，天子门生”。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战功赫赫的陕甘总督杨遇春（1761－1837年，崇庆州武举人）告老还乡，皇帝特于此处御赐一座园林别墅，内有观稼亭。
宣统二年（1910年），杨氏后人将此园林别墅捐出，作为存古学堂校址，学堂内设四先生词，把宋代四川著名学者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
学生来源在举人、贡生、秀才、监生中择优录取。
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四川国学院。
民国十九年（1930年）并入四川大学，原校舍的一半改建为济川中学。
即今成都十六中。
老马路 原为城郊田野间通往太平南街之老马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难民大量涌入，遂有人于此购地建房。
然至解放前夕此地仍是菜圃多，民居少。
直至60年代一环路建成后，始逐渐改观。
四维村 建于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古代以礼、义、廉、 耻为治国之四纲，做人之准则，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
村以此为名，寓弘扬祖国传统道德之意。
九如村 《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诗中连用九个“如”字。
用作村名，有祝贺福寿绵延之意。
机投镇 前蜀王建、王衍曾在此大兴土木，营造皇家梅苑御园，并常来此地设宴赏梅。
机投镇的得名缘于街头一桥墩形似织布机头，后谐音为机投。
机投桥始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桥成后，桥侧即形成集市。
1960年后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桥墩系条石所筑。
金花镇 又名顺江场。
金花桥建于明代，横跨江安河，为九孔石拱桥。
《双流县志》云：“金花此地，自古以来为藏卫要冲，休憩之所。
桥 下深潭，清澈如镜，时有映月散彩，故又称之为‘金花夜月’，为一胜景。
”金花桥下有著名的金花堰，是牧马山灌渠的进水口。
关闸时，千米长、百米宽的水面一平如镜。
若逢秋高气爽，明月朗照之夜，但见粼粼波光，映月溢彩，静影沉壁，衬托看两岸的万家灯火，那恬静的夜景实在美丽
此地空气清新，一派田园风光。
春日千顷黄色菜花，灿若云锦，清香袭人。
炎夏荷花争艳，蛙声如汇，令人暑意顿消。
秋日稻浪千重，一片金黄，令人悦心赏目。
实为居家休闲和近郊旅游的好去处。
刘湘墓园 即今南郊公园。
建于1941年，占地115亩。
总工程师为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的杨廷宝教授。
墓园仿北京清陵建筑风格，线条对称。
当时以牌坊门为正门，门前为小桥流水。
桥为石质，栏柱上雕有云纹，与北京颐和园长廊云柱相似，经历了六十年风雨的侵蚀，已出现朽坏。
桥前，原有一尊高10米的汉白玉石刻“刘故上将神道碑”。
字为龚泽博书，碑文为杨庶堪撰。
碑在1965年被毁。
牌坊门上刻“刘故上将墓园”，石质坚固，雄伟壮观。
从牌坊至闹坊（俗称三洞）的大道两侧的柏树，均为当时四川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张群、张澜、吕超、邓汉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化、唐式遵、熊克武、王统绪等手植。
阙访为牌楼式建筑，红墙绿瓦，正中悬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匾“永念忠勋”，背面正中悬有蒋介石题匾“英姿飒爽”。
阎坊左右为两座碑亭，一座为四方形，立余中英所书的《国葬令》碑；一座是多角形，立刘东父所书的《褒扬今》碑。
两亭均为木石结构，简瓦脊爪，彩绘隶漆，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多角形碑亭毁于“文革”中。
在阙坊与荐馨堂之间的平坝上，原有刘湘戎装铜像立于高约二米的水泥座上，今则无存矣。
荐馨堂即享殿，为重檐歇山式的木结构建筑，高大宏敞。
正中供奉刘湘身着上将礼服的巨幅彩色油画像，藻井上绘有三个大型国民党党徽。
东西配殿供刘氏列祖列宗牌位，周围广植玉兰。
荐馨堂后便是刘湘墓，下为须弥座，上即坟台，台四周为雕花栏壁，再上为坟墓封土。
墓前原有一对大石狮，1973年被移置于阙坊前，墓左右及后面均为柑桔园。
墓于1966年8月被毁。
红瓦寺 建于明代，原名德元寺。
史籍记载明蜀王常游此寺。
寺周围多明代蜀王府内侍墓，俗呼太监坟。
三瓦窑宋代为一么店子，明代在红瓦寺至此处建有三处砖瓦窑，按顺序排列，红瓦寺为头瓦窑，为明代蜀王府烧制陶器之地。
此处为三瓦窑，工人及监工均住此，加上来往人员及运输人员均需食宿，逐年建房造屋，渐渐形成场镇。
笔者1980年来此时，镇上有一条正街，长约300余米，七条小巷，居民仅3700多人。
高攀桥 俗称高板桥，桥为木石结构，建于清中叶，有桥楼，桥两头均悬匾。
故老相传，桥竣工时，一游方老道士路过，误辟踩新桥，后悔不叠，连连施礼，口称：“高攀，高攀。
”遂为桥名，今已不存。
桂溪寺 建于明代，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明代中涓所建。
…… 嘉靖时（1522－1566年）宁仪、周琦两承奉卒，皆葬寺后。
”门额大书“桂溪古寺”，匾长150厘米，宽50厘米。
殿宇三重，巍峨雄伟，门前一对石狮，高约250厘米。
笔者1975年来此时，见上红色的山门虽有些破败，但森森古木掩映下的寺院建筑仍基本完好（当时为成都五金公司修制厂），周围则是一望无垠的纵横阡陌，间杂着青瓦小院的农舍和翠竹林盘。
远处，清清的锦江水泛着波光，古意苍茫
不失为品茗休闲的好去处，今则仅存老树夕阳矣
金沙寺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谷睿所撰《金沙寺碑阴践》云：“盖金沙寺寓万里桥之侧，肇自汉唐以来，称之曰宝莲堂。
神异高僧恒游于此，逸人墨客览兴于此，诚胜迹也。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古迹》云：“寺在江洲（即状元洲，杨慎曾泊舟此处）上。
”《蜀中名胜记》称，南门外有江洲，其处俗呼为七星滩，中有金沙寺者，即谓此矣。
（杨）升庵有记，乃为寺桥慈航而作。
”“状元洲上晚钟沉”乃明清两朝成都胜景之一。
迨民国初年，状元洲因河道变迁，已与锦江南岸陆地连成一片，即今之金沙寺。
石羊场 据史籍记载，石羊场上的石羊乃清康熙年间所建之关帝庙内的遗物，至今仍保存完好。
该石羊长160厘米，高80厘米，系用灰红色细质石料雕凿而成的呈匍匐状的母石羊，颈直向上，头略向右视，毛为细长的卷纹，刻工细致，似为东汉故物。
近慈寺 宋元时名濯锦厢，位于石羊场南。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尼智闲（俗姓张，为石羊场大户） 将祖宅濯锦厢捐出建寺，奉母以终。
因与慈母近在咫尺，故名寺日“近慈”。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真悟和尚重修此寺。
乾隆十五年（1750年），再度培修。
同治四年（1865年），成都文殊院第九代方丈落云法师接管该寺，遂为文殊院脚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 来此创办藏传密宗根本道场，培养了不少弘法人才如隆莲法师、贾题韬先生、清定法师等。
寺院占地约40亩，五重大殿，“文革’冲被强行拆除，建为成都整流器厂和继电器厂。
武侯祠 约建于隋初（590年左右），明末毁于战乱。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
因诸葛亮属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故竣工后即由道士主持，成为道观。
先后担任观主的有当时名重西南的道教领袖张清夜（1676——1763年）以及张合桂、徐本衷等人。
嘉庆年间（约1808年）。
黄合初写了一篇《石琴铭》，镌刻于祠内“琴亭”之石琴上，由衷表达了他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
铭文句丽辞清，对仗工稳，然世人多不知，诚憾事也。
兹录于下：“坚贞其质，雅正其音。
宁静者学，淡泊者心。
宗臣已往，遗像长钦。
惠陵之侧，锦水之情。
祠堂肃肃，柏树森森。
良工仿制，古调堪寻。
草庐抱负，梁父胸襟。
一弹再鼓，千载龙吟。
” 南台寺 在今南台路西头，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四周均为菜圃，为南郊游览胜地。
乾隆年间翰林院大学士张问陶（1764－1814年）曾于此处雅集群贤，临水赋诗，并绘《南台秋禊图》。
前人咏诗曰：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目凝然万虑亡。
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寺毁于民国年间，今仅存街名。
金陵路 原为菜圃。
1938年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西迁成都，校本部设此．逐渐形成街道。
当时此地名流云集，群星璀璨，如史学大师陈寅格、蒙文通、冯汉骥，中文系名教授吕叔湘、程千帆等，咸集于此。
1946年秋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遗址现为小学。
龙爪堰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山水》云：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蜀藩王于此筑石堰，截堵清水河水，分三股灌田，形似龙 爪，故名。
其堰甓石坚固，相传四周悉用铁锭联贯，故历五百余年而不毁。
望江楼公园 今人多以为该园为薛涛生活及葬身之处，实为一大谬误
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取媚时俗，而在于传诸久远，史学界早已认定．薛涛生活及制笺处，均远在城西烷花溪。
晚年的薛涛厌弃市廛，卜居碧鸡坊（今西门东胜街）， 死后葬于西郊王建墓一带。
其基极有可能在公元918年修造王建墓时被夷平。
到了明代，由于唐时的百花潭（在杜甫草堂南，非今之百花潭公园也）逐渐淤积，流量减小，不便浸沤造笺原料，蜀藩王府乃于今望江楼下的玉女津取清澈甘冽的井水仿造薛涛笺，名此并为薛涛井，并环以石栏。
这便是薛涛井得名的由来。
清康熙三年（1664年）阴历三月，有人于井畔立碑，大书“薛涛井”三字，今尚存。
至于井旁之薛涛墓，则绝对是假货。
望江楼 原名崇丽阁，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取西晋文人左思《蜀都赋》“即丽且崇，实号成都”之义。
其地原名雷神庙。
阁为五级，高26 米，为全木穿逗结构建筑，设计精巧，造型宏伟壮观，飞檐翘角，画栋雕梁，朱柱黄脊，屋面覆盖碧绿色琉璃瓦。
翘角尖上挂有铜铃，微风吹过，期然有声。
楼阁底屋及顶层的天花板上绘凤凰牡丹和团龙图案，系1953年成都民间老艺人罗松林的遗作。
阁尖为鎏金宝顶。
整座阁楼气势宏伟，风格典雅，堪称成都古建筑中的翘楚，是我市的标志性建筑。
崇丽阁峻工后，又于其旁建吟诗楼、摆锦楼以及烷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泉香树、清姿室等，遂为达官贵人、富商显宦游宴饯别之所，面积也由原来的十余亩扩大至今天的120余亩。
潘文华上将墓 位于一环路西一段成都正则会计学校内。
潘文华，号仲三，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仁寿县文官乡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父母双亡。
他23岁进入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与小他5岁的刘湘互为同学，后成为终生好友。
1909年，两人同时毕业，进入军界。
1937年，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潘任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驰骋于江苏、安徽两省之间，抗击日寇。
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逝，潘文华护送灵枢回成都，被任命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成为刘湘旧部中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
1949年4月，被任命 为西南军政长官署副长官。
12月9日，他与刘文辉、邓锡候在彭县通电起义，导致西南战局为之大变。
1950年10月，潘文华病逝于成都，遗言葬于刘湘墓旁。
当时刘湘墓园周围还是一望无际的大片农田，潘墓距刘墓直线距离仅300米左右，相互之间清晰可见。
由于解放初期成都郊区局势动荡不安，土匪暴乱此起彼伏，故潘将军墓建得十分简陋，仅为一大圆形土丘，高约二米，直径约三米，四周有围墙，占地约50平 方米。
墓侧还有一小墓，系其子潘清洲少将（1910—1975年，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骨灰安葬处。
每年清明，潘氏后人都要来此扫墓。
清末四川提督唐友耕墓 唐友耕（约1830－1882 年），字泽波，云南大关县人。
16岁投军，性情剽悍，在平定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中，锐勇无比。
咸丰十年（1860年）初，四川提督占泰阵亡，他在枪林弹雨中将其尸体夺回。
7月，在名山阻击战中，他身负重伤，几濒于死，幸得部下救回。
伤未痊愈，又率部与湘、川诸军平定了李、蓝起义，他也从千总升为副将。
同治元年（1862年），升任重庆镇总兵。
随后，唐友耕率各路清军沿长江布防，阻击自湖北人川的石达开部，激战年余，在大渡河畔击败石达开。
被擢为云南提督，衣锦还乡。
光绪六年（1880年）调任四川提督。
1882年死于提督衙署（今文化宫）。
墓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
王光祈碑亭 在新生路四川音乐学院内。
王光祈（1892－1936年），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温江县鱼岛镇人。
1908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学有郭沫若、李颉人、周太玄等人。
1918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
此后，他以一个青年人的幼稚，投身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结果不到两年就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后，他决心脱离政治，远赴德国柏林学习音乐。
1927年春考人柏林大学音乐系。
1934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过度勤奋和生活拮据（完全以卖文挣稿费为生），终至积劳成疾，病入膏盲，于1936年月12日碎然逝世于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医院，年仅44岁。
骨灰于1938年辗转运回成都1941年冬安葬于沙河堡花果村菱角堰侧。
1970年修建7436厂子弟校，墓被掘，仅存墓碑。
碑文为：“温江王光祈乡生之墓”，民国三十年冬立。
1983年10月，墓碑迁至四川音乐学院，并建碑亭妥善保护。
广福桥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广福桥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修，嘉庆十六年（18月11年）重修，民国十二（1923年）培修，原为石材平式。
”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今佚。
儒林祠 位于簇锦镇。
民国七年（1918年）建。
洞内供奉着清末四川国学大师刘沅（1768－1855年，字止唐）身着清朝官服塑像。
据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儒林列传·刘沅传》记载：刘24岁中举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
新宅院中有株百余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遂名宅日“槐轩”。
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
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
其代表人物有颜楷、熊光提、刘威妍、刘威俊等著名学者，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尤其是道教界）有深远的影响。
吴佩军、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改国子监典簿，但刘沅一生淡泊功名利禄，不久即乞假还乡，咸丰五年（1855年）逝世。
民国时期，“槐轩”门额有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所书“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簇锦镇的这座儒林祠，为簇桥地区“刘门”弟子所建。
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马家河 在今簇桥乡。
明末清初。
成都地区饱经战乱，十室九空，断墙残垣，瓦砾遍地，荒草妻姜，甚至出现了白昼老虎吃人的惨状。
一代英主康熙登基后，有感于四川人烟稀少，赤地千里，满目疮疾，乃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推行“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当时有一马氏家族迁居于此，先后修建起了马家大院、马家石桥、马家坟园等，并有耕地二百余亩，成为当地唯一的大户。
流经此处的河段也被称为马家河。
铁佛庵 在今簇桥乡铁佛村。
原名永兴庵，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明末毁于兵，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重建。
三重大殿加上林园，共占地15亩。
大雄宝殿供有铁铸释迹牟尼佛枷趺坐像一尊，高一米五左右，面部涂金，庄严慈祥。
佛座为莲花形，与佛像铸为一体，重约1500公斤。
民国年间所修之《双流县志》云：“铁佛系明万历十三年余成杨铸。
”1951年2月，铁佛被砸毁，1957年，庵改建为小学。
龙井村 位于簇锦镇北。
原有两口并排的古井，东西相距20余米，传说是龙的两只眼睛，故名。
1961年两井均被填。
凉水井 位于簇锦镇西南5华里交通要道旁。
井水甘醇爽口，炎炎夏日，行旅之人汲饮之，凉沁心身，故名。
白塔寺与九眼桥 白塔寺始建于宋，元初毁于战乱。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布政使余一龙建洪济桥（即九眼桥，“宏”为“洪”之讹）时，于桥南东侧建回澜塔，高约十级。
后又于塔旁建寺，名回澜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入蜀，拆除此塔。
又二年，成都全城均毁，寺亦无存。
故民谣曰：“造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桥是弓，塔是箭，一箭射到金銮殿。
” 九眼桥全长120米，是锦江上最大的石拱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重修此桥，1992年拆除，建为立交桥。
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总督开泰重建回澜寺，并于寺之东侧建三层亭式楼阁曰同庆阁，俗呼为白塔，回澜寺也被称为白塔寺。
相沿成习，遂为街名。
1945年因附近棚户失火，殃及寺塔，毁于一旦。
街东原为一大片乱坟岗，丛葬1935年四川军阀混战中的死亡士兵。
1953年平整，辟为望江路，直抵望江公园大门口。
致民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辟新南门（当时称复兴门），后始建此路，取“致民以治”之义。
其时国内难民蜂拥而至，政府欲建一新村予以安置，初步规划是从东到西以两位数之序次命名街道，即十一街、十二街、十三街、十四街、十五街、十六街，皆横贯致民路、龙江路、新生路三条平行的新村干道。
1954年后，省交通厅在十三街建四川客车厂，生产“峨嵋”牌客车，此街即消失。
新南路 1938年建成时名西北路，当时路两旁皆农田菜圃，小桥流水，属难民新村街道。
1966年更名为红星南路。
1981年地名普查调整时始改今名。
当时路宽仅9米，1996年拓宽成40米6车道水泥路面的高等级公路。
安顺桥 旧名长虹桥，为木结构风雨廊桥，长60米，宽3米，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华阳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安顺桥”。
1947年7月初，成都遭遇特大洪水，全城尽成泽国，安顺桥被冲毁。
灾后砌石为墩，架木为桥。
1996年建为钢筋混凝土拱桥。
文昌宫 位于簇锦镇东南1公里处之文昌村，系道观，建于明代，奉文昌帝。
在我国古代民俗信仰中，文昌帝君为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守护神，主人间寿夭祸福，官禄升迁。
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
该宫所供文昌帝君塑像，雍容慧颜，座下驾白驴，有天聋、地哑二位神童陪侍。
1953年，宫拆像毁，仅存地名。
南桥 位于簇桥乡南桥村与沈家桥村交界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77年），系古拱桥。
枯水季节，拱顶距河面5米左右，跨度3米，桥宽5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修。
故老相传，在桥右30多米外原建有高约5米的牌坊，上面长有一棵灵芝草。
民国九年（1920年）牌坊拆毁。
桥西侧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建川主庙一座，供奉李冰父子塑像，今俱不存。
灵官楼 位于簇锦镇中段，楼分上下两层，高8米，供奉沉香木所雕王灵官坐像一尊。
像高1．2米，红脸虬须，金甲赤袍，三目怒视，左手持风火轮，右手举鞭，一幅镇妖降魔的威武气魄。
楼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当地黎民百姓集资建造，以镇风水，消灾灭祸。
楼下屋内有石碑，刻有建楼年月和捐款人姓名。
1965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楼拆像毁，遗址后建为簇桥乡工商行政管理所。
望锦桥 位于簇锦镇场尾，距观音口约百米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1年）。
桥为石拱桥，跨度3米。
桥东右侧立有石碑一通，高2米，宽1．5米，记述建桥经过及年月，今佚。
1962年将桥面加宽。
皇坟 位于簇桥乡沈家桥村西藏昌都运输公司成都转运站右后侧，东临郭家碾，西为平地，北濒川藏公路，南为田野。
坟包高出地面10余米，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约9米。
1965年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出土一石碑，上书“何公之墓”，文物则有金银首饰、陶俑、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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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
始建于东汉末年，发迹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唐，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
法门寺曾一度希望赴港上市，然而时隔一年之后，这次宗教领域的资本市场尝试于2012年5月宣告搁浅。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东距西安市120公里，西距宝鸡市96公里。
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有1700多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山门，佛寺院的大门，由于佛寺院多居山林，故名“山门”，一般是三门而立，中间大两边小，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故“山门”也称“三门”，也以山门做寺院的别称。
寺院是持戒修道求至涅盘人居地，故由三门入。
三门俱开，从那门入
从信门入。
凡夫圣贤人，平等无高下，只在心垢后，取证如反掌。
前殿始建于民国28年（1939年），为仿效明清建筑，内塑华严三圣，韦驮天将及十八罗汉像。
[初建法门 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
释迦牟尼佛灭度后，遗体火化结成舍利。
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使诸鬼神于南阎浮提，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
中国有十九处，法门寺为第五处。
公元558年，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曾扩建，并于元魏二年（494年）首次开塔瞻礼舍利。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称“成实道场”，仁寿二年（602年）右内史李敏二次开塔瞻礼。
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5年）敕建并改名“法门寺”。
唐贞观年间曾三次开塔就地瞻礼舍利。
原塔俗名“圣冢”，后改建成四级木塔。
高宗显庆年间修成瑰琳宫二十四院，建筑极为壮观。
唐代供奉 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
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
据史载 “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可干戈平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按 法门寺文化景区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用唐密曼荼罗结坛供养。
唐代诸帝笃信佛法，对舍利虔诚供养，寺院大小乘并弘，显密圆融，使法门寺成为皇家寺院及举世仰望的佛教圣地。
佛塔被誉为“护国真身宝塔”。
迎请佛骨在唐末愈演愈烈达到高潮。
所谓迎请佛骨[2]，就是每隔三十年把珍藏在塔基下地宫中的佛骨迎入长安城皇宫瞻仰。
最盛大的莫过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
此次迎请佛骨事先准备了两年，当时从京城长安到法门寺两百多里间，车马昼夜不绝，沿途都有饮食供应，叫做“无碍檀施”；迎请佛骨的仪仗车马由甲胄鲜明，刀杖齐全的皇家御林军导引，文武大臣护卫，名僧和尚拥奉，旌旗蔽日，鼓乐鼎沸，沿途站满虔诚膜拜的善男信女。
长安城内各街用绸缎结扎各种彩楼。
懿宗皇帝也亲御巡福门城楼迎拜顶礼，百官士众则沿街礼拜迎候。
佛骨先迎请到皇宫内供奉三天，再迎送到京城寺院轮流供养。
文武百官和豪族巨富都争施金帛，四方百姓扶老携幼前来瞻仰，甚至有断臂截指以示虔诚。
自这次迎骨请佛骨之后，地宫关闭，与世隔绝1113年之久。
法门寺在唐代也遭到过厄运，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大规模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唐武宗曾下令毁掉佛指骨舍利，但此前，寺僧们准备了几件佛指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用以搪塞君命，而把如来佛真身指骨秘藏起来。
宋明至今 宋代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之宏阔气势，被恢复到最大规模， 法门寺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
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
金元之际，法门寺仍是关中名刹，“藏经碑”中有寺僧抄写大藏经5000卷之记载。
金人也刻“诗碑”盛赞其寺塔：“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
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
明隆庆三年（1569），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唐代四级木塔崩塌。
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地方绅士杨禹臣、党万良等捐资修塔，历时30年建成八棱十三级砖塔，高四十七米，极为壮观。
清顺治十一年（1654）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
民国二十八年（1939）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晚明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
文革期间，红卫兵欲挖地开塔，良卿法师点火自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塔下珍宝。
2006年05月25日，法门寺遗址作为南北朝至清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1981年8月24日，宝塔半边倒塌。
1986年政府决定重建，1987年2月底重修宝塔。
适逢四月初八佛诞日，“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在沉寂了1113年之后，2499件大唐国宝重器，簇拥着佛祖真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间
地宫内出土的稀世珍宝，不论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988年，法门寺正式开放并举办了国际性的佛指舍利瞻礼法会。
海内外诸山长老及各界代表共三百余人参加法会。
十多年来，法门寺在前任方丈澄观、净一法师的住持下，相继建成大雄宝殿、玉佛殿、禅堂、祖堂、斋堂、寮房、佛学院等仿唐建筑。
历代高僧良卿法师 良卿法师（1895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三日生。
七岁时，因连年灾荒奉母命于邻县宜阳铁佛寺出家。
拜印川老和尚为师，为临济正宗派第十三代。
民国八年（1919）古历十月在宜阳灵山寺受俱足戒。
民国22年（1933）受洛阳白马寺德浩和尚请住白马寺，任后堂监院十三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寺院遭严重冲击。
7月12日夜，为阻止打砸抢分子毁坏佛宝，举火自焚。
法师焚身数日，弟子张政华居士（绍祥）不惧危险收集遗骨送至贤山寺交静一装藏。
静一命白龙村吴七老居士转送至长安终南山上天池寺安葬。
1994年，法门寺择地中观山建普通塔院及历任高僧灵塔，静一率来正等至上天池寺迎取良卿法师骨灰回寺供奉。
1997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良卿自焚殉教三十一周年，法门寺举办良卿法师灵骨入塔法会，如法供奉良卿法师遗骨人塔，永志纪念。
澄观法师 澄观（1916-1999），俗名陈元奎，1916年5月29日生于辽宁省丹东市。
1936年出家吉林省弥陀寺，翌年于奉天慈恩寺受具足戒。
1953年应法门寺住持良卿老和尚邀请常住法门寺。
1964年去永寿闭关，专修禅观，深悟机宜。
1967年又回到法门寺。
旋因“文革法难”被迫离寺。
澄观法师善于中医针炙，以岐黄之术在民间治病救人。
1980年重返法门寺，为法门寺回归佛教界作了大量工作。
1984年担任住持，重立法幢。
1985年，发起创立宝鸡市、扶风县两级佛教协会，亲任会长，并当选为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1988年修复明代真身宝塔，重建仿唐山门。
1991年，法师应邀访问日本。
1992年，法师筹资四百万元重建仿唐大雄宝殿七间，并新塑四十二尊圣像。
1994年农历十月初一（11月3日）升任法门寺方丈。
1998年10月因身体情况退居。
1999年7月5日（农历五月廿二日）4时25分圆寂，世寿84，戒腊62夏。
法师生前曾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
净一法师 净一法师（1922年－2002年）又名静一。
俗名张家训，1922年9月9日生于江苏省宿迁市。
9岁读书，19岁（1940年）慕道出家。
1945年在南京宝华山受戒，随住金山寺修习禅观。
1957年至1983年住扶风县贤山寺。
1984年，中国政府交还法门寺归僧人管理，同澄观法师一道接收寺院，重树法幢，修复古寺。
为筹集资金，法师曾去兰州、汕头、上海、广州等地募化20多万元，建成东西厢房及后楼，为法门寺恢复奠定基础。
1985年与澄观老和尚发起成立宝鸡市、扶风县两级佛教协会并任常务副会长。
1987年后，法师担任法门寺首座、监院，主持本寺重建工程。
1987年修复明代真身宝塔，重建仿唐山门。
2002年6月13日（农历）晚9时15分安详示寂收藏文物舍利 在1987年5月5日至12日，舍利地宫打开期间共发现有4枚舍利。
其中两枚为白玉所制，另一枚为一高僧的 佛指舍利舍利。
这三枚都属于“影骨”，和“灵骨”放置在一起是为了保护后者。
“灵骨”色黄而有似骨质的颗粒分泌物，经专家鉴定，这一枚就是真身佛骨。
法门寺也随着真身舍利的出土而成为佛教的胜地。
金银器 法门寺地宫中珍藏的金银器多达120多件（组），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这些金银器多是为皇帝迎送佛骨的活动而专门制造的礼器，做工极为考究，多刻有錾铭，为判断物主、断代提供了方便。
其中还出土了许多的茶具，比如茶碾、茶碗等等，与今天日本茶道的器具几乎完全相同，证明了日本茶道来源于中国唐代。
琉璃器 琉璃即是今天的玻璃，中国的琉璃加工技术长期受西亚地区的影响，风格多是伊斯兰式的。
由于难得，琉璃器同金玉之类一样珍贵。
地宫中的琉璃器多是盘、碟、碗等承托器皿。
共有20余件。
瓷器 在法门寺地宫开启前，对秘色瓷一直有各种说法，有认为秘色指的是一种釉色的隐秘，也有人认为是对一种颜色的叫法。
地宫物账碑中记载，以及十三件秘色瓷器珍品的出土揭开了这个谜团。
丝织品 唐朝时中国的丝绸织物已发展到一个高峰，地宫中的丝织品就成了很好的佐证。
这些物品多是历代皇后所供奉的，其中还有武则天的“武后绣裙”一件。
佛经 法门寺现在所指法门寺中最早的佛经是武则天时的“千佛碑”所刻《大般涅槃经》，但现已无存。
唐武宗时的灭佛运动焚毁了许多法门寺的藏经，但收集、修补佛经的工作一直在进行。
真身宝塔半壁坍塌后，藏经得到了清理，所藏经卷有《毗卢藏》的全部资料、《普宁藏》的全部题记和《秘密经》的目录。
佛像 明代的13层宝塔上共有88个佛龛，每龛一佛，到1939年整修时只剩下68尊。
后经清理共有98尊佛像，许多都装有佛经，为明代和民国的装藏 地宫《衣物帐》碑 《衣物帐》碑，全称《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
长115厘米，宽69厘米。
共四十八行，满行四十二字，共一千七百余字，罗列着地宫里2499件文物清单，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该碑文详细记载了懿、僖二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诸头等皇室戚贵、内臣僧官供奉佛指真身舍利的金银宝器、衫袍衣裙等，是至今首次发现的唐代衣物帐碑。
碑文物主清楚，名称罗列明晰，有标重类注，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以及衣物宝器名称、制作工艺、衡制、纺织服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衣物帐》碑释文： 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 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 后：重真寺将到物七件：袈装三领、武后绣裙一腰，蹙金银线披袄子一领。
水晶停子一枚。
铁 一枚。
真 身到内后，相次赠到物一百二十二件：银金花盒二 具，共重六十两。
锡杖一枚，重六十两，香炉一枚， 重三十二两。
圆无盖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共重三百八十两。
香宝子一枚。
共重四十五两，金钵盂 一枚，重十四两三钱。
金 袈裟三副，各五事，毳 纳佛衣二事。
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
瓷秘色 盘子、碟子共六枚。
新丝一结，百索线一结，红绣案裙一块，绣帕二条，镜二面，袜十双紫 鞋三双。
绣幞十条。
宝函一副，八重，并红锦袋盛。
第一重 真金小塔于一枚，并底衬共三段，内有银柱子一枚， 第二重 石函一枚，金框宝钿真珠装。
第三重真金函一枚，金框宝铀真珠装。
第五重真金 花函一 枚，以上计金四十七两二分，银十分半。
第五重银 金花 作函一枚，重四十两二分。
第六重素银函一 枚，重四十七两三钱。
第七重银金花作函一枚，重 六十五两二分。
第八重檀香缕金银棱装铰函一枚7银 锁子及金涂锁子七具，并钥匙 链子等，共计银 一十六两四钱。
银金涂花菩萨一躯，重十六两。
银 金花供养器物共四十件。
内 子一十枚，被罗子一 十枚，垒子一十枚，香案子一枚，香匙一枚，香炉 一副，并碗子钵盂子一枚，羹碗子一枚，匙著一副，火著一对，香盒一具，香宝于一枚，以上计银一百 七十六两三钱。
真金钵盂、锡杖各一枚，共重九两 三钱。
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
檀香山二枚，重五 斤三两。
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
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
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席褥幞头巾子花鞋等， 共计七百五十四副。
银金花盆一口，重一百五十五两。
香囊二枚，重 十五两三分。
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
龟一枚，重 二十两。
盐台二副，重十三两。
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
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 两。
随求六枚，共重二十五两。
水晶枕一枚，七孔 针一，骰子一对，调达子一对，棱函子二，琉璃钵 子一枚，玻璃茶碗托子一副，玻璃碟子十一枚，银棱檀香木函子一口。
花罗衫十五副，内 七副，跨 八副，各三事，花罗袍十五副，内 八副，跨七副， 各四事。
长袖五副，各三事。
挟可幅长袖五副各五 事，长 暖子二十副，各三事。
内五副锦，五副绮，一副金锦，一副金褐，一副银褐，一副龙纹缔，一 副辟邪绮，一副织成续，二副白氍，二副红络撮。
下 盖二十副，各三事。
接(勒筒袜筒)五具，可幅续袍五领，纹毂披衫五领，缭续浴袍五副，各二事。
缭续影皂二筱，可幅臂钓五具，可幅勒腕帛子五对， 方帛子二十枚，缭续食帛十条，织成绮线续长 袜 四十双，蹙金鞋五双，被褡五床，每床绵二张，一张，锦席褥 五床，九尺簟二床。
八尺席三床，各 四事。
八尺踏床锦席褥一副，二事。
赭黄熟线续床 罩五条，耪黄罗缔枕二条，绯罗香倚二枚。
花罗二 幞头五十顶，绘罗单幞头五十顶，花罗秧帽子五十顶。
巾子五十条，析皂手巾一百条，白异纹续手巾 一百条，揩齿布一百条，细异纹续 皂四条。
白藤 箱二口，玉椁子一枚。
靴五双，各并毡。
惠安皇太后及昭仪晋国夫人衣计七副：红罗裙 衣二副，各五事，挟领(有花纹的丝织品)下盖二副，各三事，以上惠安皇太后施；裙衣一副，四事， 昭仪施；衣二副，八事，晋国夫人施。
谙头施到银器衣物共九件：银金花菩萨一躯，并 真珠装，共重五十两。
并银棱函盛银锁子二具，共 重一两，僧澄依施；银白香炉一个，并承铁，共重一百三两，银白盛香合一具，十万两半，以上供奉 官杨复恭施；银如意一枚，重九两四钱，袈裟一副， 四事。
以上展弘照施；银金涂 一枚，重四十一两， 僧智英施；银如意一枚，重二十两，手炉一个，重九二两二分，衣一副，三事7以上展明肃施。
以前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 具、两；钱、锱等。
内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等， 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等，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锱。
右件金银宝器衣物道具等并真身，高品臣孙克 政、臣齐询敬、库家刘处宏承旨，臣刘继 与西头高 品彭延鲁、内养冯全漳、凤翔观察留后元充及左右街僧禄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清简、云 颖、惠晖、可浮、怀敬、从建、文楚、文会、师益、 令真，志柔及监寺高品张敬全，当寺三纲义方，敬 能、从湮，主持真身院及隧道宗爽、清本、敬舒等一同点验，安置于塔下石道内讫，其石记于鹿项内 安置。
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谨记。
金函一，重二十八两。
．银函一，重五十两。
银 口伽口口口口口一两口口口口水碗一对，共重十一 两。
银香炉一，重二十四两。
口口台三口，共重六两。
以上遍觉大师智慧轮施。
中天竺沙门僧伽提和迎送真身到此，蒙恩赐紫， 归本国。
兴善寺僧党支书； 凤翔监军使判官韦遂政、张齐果迎送，真身口 当供养。
真身使小判官周重晦、刘处权、品敬权、口口口、张口口、右神策军营田兵马使孟可周、武 功县百姓口头王宗、张文建，王仲真等一百二十人 各自办衣装程粮，往来异真身佛塔。
十大之最 法门寺 一、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一个金骨和三个影骨），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
二、法门寺地宫，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
三、地宫文物陈列方式，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唐代密宗之金胎合曼曼荼罗。
四、地宫27000多枚钱币中，13枚玳瑁开元通宝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绝无仅有的玳瑁币。
五、地宫出土的一整套宫廷茶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宫廷茶具。
打破日本茶文化起源说。
六、地宫中出土的双轮十二环大锡杖，长1.96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等级最高、制作最精美的佛教法器。
七、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秘色瓷，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并有碑文证实的秘色瓷器。
八、地宫中发现的700多件丝织品，几乎囊括了有唐一代所有的丝绸品类和丝织工 法门寺[4]艺，堪称唐代丝绸的宝库，是唐代丝绸考古的空前大发现。
九、盛装第四枚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是世界上发现的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
十、安奉第三枚佛祖真身舍利的鎏金银宝函，上面錾刻金刚界四十五尊造像曼荼罗，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密宗曼荼罗坛场。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部分是明清建筑，大多数是仿唐建筑，建设考究堪称精品。
成都市有个地方叫神仙树，请问其来历，还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树
属于哪个种类
SORRY!就找到这一点!看来我们成都人已经不重视这些老古董啰. 老成都地名古迹漫谈（2005-05-08） 高升桥 民国年间重修。
《华阳县志》云：“高升桥，清康熙时（约 1691年）创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补修，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修，民国十“年（1923年）培修。
”原为石桥，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1877——1927年，字雍者，成都人）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
今碑佚桥亡，仅存地名。
元通桥 原名“古圆通桥”，为一石拱桥，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
桥旁原有圆通寺，清末民初（约1911年）已毁。
“圆通”一词为佛教术语，意思是不偏不倚，无阻无碍。
《华阳县志》云：圆通 桥，“道光十年重修，宣统元年培 修。
”1965年，古桥仍完好无损，次 年改建为平板桥。
桥侧即元通场。
燃灯寺东汉墓 共两座，均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一号墓于1982年11月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
该墓座北朝南，长 11.6米，高1.3米，分为甬道、中室、后室三部分，以青色云纹方砖、回纹方砖、草纹方砖砌成卷拱型。
左门刻有汉隶“巴郡府君神门”，右门刻一门神，手持长棍。
出土文物有五铢钱、铁狮、残破陶片共50余件。
二号墓于次年5月发掘。
该墓座西向东，其大小、内外结构悉如一号墓。
左门刻有汉隶“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右门刻有“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平四年即公元187年，距今1814年。
出土文物中，以直百钱最为珍贵，对研究东汉钱币史。
四川地方史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外还出土了五铢钱、残破陶片和一枚重约一克的金币。
神仙树 原名为寿仙场。
相传光绪年间（1875——1908年），此地有一枯树桩，中空，贮满清水。
迷信者言枯树已成仙显灵，饮其水能治百病，愈传愈玄。
于是四方善男信女便给枯树被上红衣，求神赐福祛病，香火盛极一时，因名神仙 树。
三教庵 始建于清同治十年（ 1871 年）。
供奉儒教之祖孔子、佛祖释迦牟尼。
道教之祖老子，寓三教合一，劝人行善之意。
民国年间，大部分建筑被毁，仅存正殿，1960年改建为小学。
红牌楼 宋元时期为一幺店子，后当地人为祈求五谷丰登于民国二年（1913 年）改称“永丰场”。
《华阳县志》云：“明嘉靖中（约1543年），蜀（藩）王于此建坊。
北人谓‘坊’曰‘牌楼”，当时藩府亦沿是称，故今俗犹呼‘红牌楼’也。
”明蜀藩王朱椿在离城约十里的此地建牌坊，乃效秦汉十里长亭之意，以便接送康藏地区来朝的官员，因牌坊系用红砂石建造，政当地人称之为“红牌楼”。
九顶山蒙难烈士墓 位于簇桥镇前十字路口5701厂公路旁约50米处，地名沈家桥。
墓群为东西方向，成一字形排列。
中间大墓为西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胡超伦烈士墓，其余每四墓一组，左右各两组，砖石结构，拱成圆弧形。
每座墓长约3米，宽1.4米，墓前立碑，上书烈士姓名及生平简历。
蒙难烈士共17名，均系首批调到西南地区筹建空军的主要干部和技术人员。
1951年8月23日,他们乘飞机由北京返回成都，至茂县九顶山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遇难，遗骨运回成都安葬于此。
当时簇桥地区尚有零星土匪骚扰，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还部署了军队。
1955年7月，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为烈士立碑纪念，现为武侯区文物保护单位。
簇桥 又名簇锦桥。
“簇”的字义是供蚕吐丝作茧的用具，多用农作物的秆如油菜秆、麦秆等扎成。
簇桥在明代，以前为竹索桥。
明惠帝建文年间（ 1399——1402年）改建为五孔石 拱桥，跨度30米，中可行船，两边有石栏杆。
民国年间重修之。
《双流县志》云：“明 嘉靖二年（ 1523年）培修。
”桥墩所刻文字则云：“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当时广都 （今双流县）民众重加修缮。
”1972年改建为水泥平桥，桥旁为簇桥镇，盛产蚕丝。
自秦汉以来，成都为蜀锦生产的中心，而簇桥地处成都平原腹心，故栽桑养蚕业十分发达，丝织品和生丝的交易十分繁荣。
唐 宋时期，因蚕丝交易兴旺，簇桥一度改称 为“茧桥”。
明清之际，无论是东路的资州（今资阳市），北路的法川（今三台县），南路的嘉州（今乐山市），西路的灌县（今都江堰市），还是省外的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等地的丝绸商人都云集于此。
李家钰上将墓园 位于川藏公路广福桥侧。
李家钰（ 1892——1944年），蒲江县大兴乡人．抗日战争时期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 令，民国三十三年5月21日在河南省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
遗体于6 月初运回成都，安葬于此处。
墓园竣工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1966年秋季被“红卫兵”毁坏。
1984年5月重建，然已非昔时旧貌。
磨子桥 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 1850年），因桥面刻有磨槽状花纹，故名。
一说是桥下有水碾，俗呼“磨子”。
桥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存地名。
衣冠庙 庙后土堆相传为蜀汉忠义侯关羽衣冠墓，位于洗面桥南。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庙内设戒毒所，羁押吸毒犯。
后庙毁墓平，仅存地名。
桓侯巷 桓侯为张飞封溢。
巷内有张爷庙（又名桓侯庙），为清代成都屠宰业所建，因张飞是杀猪匠出身，故屠宰业均祀张飞。
庙后有张飞衣冠墓，墓东一泓碧水，名放生地。
“文革”中，墓改建为防空洞，地亦不存，遗址今为小学。
黉门街（包括国学巷） 黉门乃学宫大门，古代读书人考上秀才，称为“身入黄门，天子门生”。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战功赫赫的陕甘总督杨遇春（1761－1837年，崇庆州武举人）告老还乡，皇帝特于此处御赐一座园林别墅，内有观稼亭。
宣统二年（1910年），杨氏后人将此园林别墅捐出，作为存古学堂校址，学堂内设四先生词，把宋代四川著名学者范景仁、范淳甫、张南轩、魏鹤山。
学生来源在举人、贡生、秀才、监生中择优录取。
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四川国学院。
民国十九年（1930年）并入四川大学，原校舍的一半改建为济川中学。
即今成都十六中。
老马路 原为城郊田野间通往太平南街之老马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难民大量涌入，遂有人于此购地建房。
然至解放前夕此地仍是菜圃多，民居少。
直至60年代一环路建成后，始逐渐改观。
四维村 建于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古代以礼、义、廉、 耻为治国之四纲，做人之准则，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
村以此为名，寓弘扬祖国传统道德之意。
九如村 《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诗中连用九个“如”字。
用作村名，有祝贺福寿绵延之意。
机投镇 前蜀王建、王衍曾在此大兴土木，营造皇家梅苑御园，并常来此地设宴赏梅。
机投镇的得名缘于街头一桥墩形似织布机头，后谐音为机投。
机投桥始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桥成后，桥侧即形成集市。
1960年后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桥墩系条石所筑。
金花镇 又名顺江场。
金花桥建于明代，横跨江安河，为九孔石拱桥。
《双流县志》云：“金花此地，自古以来为藏卫要冲，休憩之所。
桥 下深潭，清澈如镜，时有映月散彩，故又称之为‘金花夜月’，为一胜景。
”金花桥下有著名的金花堰，是牧马山灌渠的进水口。
关闸时，千米长、百米宽的水面一平如镜。
若逢秋高气爽，明月朗照之夜，但见粼粼波光，映月溢彩，静影沉壁，衬托看两岸的万家灯火，那恬静的夜景实在美丽
此地空气清新，一派田园风光。
春日千顷黄色菜花，灿若云锦，清香袭人。
炎夏荷花争艳，蛙声如汇，令人暑意顿消。
秋日稻浪千重，一片金黄，令人悦心赏目。
实为居家休闲和近郊旅游的好去处。
刘湘墓园 即今南郊公园。
建于1941年，占地115亩。
总工程师为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的杨廷宝教授。
墓园仿北京清陵建筑风格，线条对称。
当时以牌坊门为正门，门前为小桥流水。
桥为石质，栏柱上雕有云纹，与北京颐和园长廊云柱相似，经历了六十年风雨的侵蚀，已出现朽坏。
桥前，原有一尊高10米的汉白玉石刻“刘故上将神道碑”。
字为龚泽博书，碑文为杨庶堪撰。
碑在1965年被毁。
牌坊门上刻“刘故上将墓园”，石质坚固，雄伟壮观。
从牌坊至闹坊（俗称三洞）的大道两侧的柏树，均为当时四川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张群、张澜、吕超、邓汉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化、唐式遵、熊克武、王统绪等手植。
阙访为牌楼式建筑，红墙绿瓦，正中悬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匾“永念忠勋”，背面正中悬有蒋介石题匾“英姿飒爽”。
阎坊左右为两座碑亭，一座为四方形，立余中英所书的《国葬令》碑；一座是多角形，立刘东父所书的《褒扬今》碑。
两亭均为木石结构，简瓦脊爪，彩绘隶漆，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多角形碑亭毁于“文革”中。
在阙坊与荐馨堂之间的平坝上，原有刘湘戎装铜像立于高约二米的水泥座上，今则无存矣。
荐馨堂即享殿，为重檐歇山式的木结构建筑，高大宏敞。
正中供奉刘湘身着上将礼服的巨幅彩色油画像，藻井上绘有三个大型国民党党徽。
东西配殿供刘氏列祖列宗牌位，周围广植玉兰。
荐馨堂后便是刘湘墓，下为须弥座，上即坟台，台四周为雕花栏壁，再上为坟墓封土。
墓前原有一对大石狮，1973年被移置于阙坊前，墓左右及后面均为柑桔园。
墓于1966年8月被毁。
红瓦寺 建于明代，原名德元寺。
史籍记载明蜀王常游此寺。
寺周围多明代蜀王府内侍墓，俗呼太监坟。
三瓦窑宋代为一么店子，明代在红瓦寺至此处建有三处砖瓦窑，按顺序排列，红瓦寺为头瓦窑，为明代蜀王府烧制陶器之地。
此处为三瓦窑，工人及监工均住此，加上来往人员及运输人员均需食宿，逐年建房造屋，渐渐形成场镇。
笔者1980年来此时，镇上有一条正街，长约300余米，七条小巷，居民仅3700多人。
高攀桥 俗称高板桥，桥为木石结构，建于清中叶，有桥楼，桥两头均悬匾。
故老相传，桥竣工时，一游方老道士路过，误辟踩新桥，后悔不叠，连连施礼，口称：“高攀，高攀。
”遂为桥名，今已不存。
桂溪寺 建于明代，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明代中涓所建。
…… 嘉靖时（1522－1566年）宁仪、周琦两承奉卒，皆葬寺后。
”门额大书“桂溪古寺”，匾长150厘米，宽50厘米。
殿宇三重，巍峨雄伟，门前一对石狮，高约250厘米。
笔者1975年来此时，见上红色的山门虽有些破败，但森森古木掩映下的寺院建筑仍基本完好（当时为成都五金公司修制厂），周围则是一望无垠的纵横阡陌，间杂着青瓦小院的农舍和翠竹林盘。
远处，清清的锦江水泛着波光，古意苍茫
不失为品茗休闲的好去处，今则仅存老树夕阳矣
金沙寺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谷睿所撰《金沙寺碑阴践》云：“盖金沙寺寓万里桥之侧，肇自汉唐以来，称之曰宝莲堂。
神异高僧恒游于此，逸人墨客览兴于此，诚胜迹也。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古迹》云：“寺在江洲（即状元洲，杨慎曾泊舟此处）上。
”《蜀中名胜记》称，南门外有江洲，其处俗呼为七星滩，中有金沙寺者，即谓此矣。
（杨）升庵有记，乃为寺桥慈航而作。
”“状元洲上晚钟沉”乃明清两朝成都胜景之一。
迨民国初年，状元洲因河道变迁，已与锦江南岸陆地连成一片，即今之金沙寺。
石羊场 据史籍记载，石羊场上的石羊乃清康熙年间所建之关帝庙内的遗物，至今仍保存完好。
该石羊长160厘米，高80厘米，系用灰红色细质石料雕凿而成的呈匍匐状的母石羊，颈直向上，头略向右视，毛为细长的卷纹，刻工细致，似为东汉故物。
近慈寺 宋元时名濯锦厢，位于石羊场南。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尼智闲（俗姓张，为石羊场大户） 将祖宅濯锦厢捐出建寺，奉母以终。
因与慈母近在咫尺，故名寺日“近慈”。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真悟和尚重修此寺。
乾隆十五年（1750年），再度培修。
同治四年（1865年），成都文殊院第九代方丈落云法师接管该寺，遂为文殊院脚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 来此创办藏传密宗根本道场，培养了不少弘法人才如隆莲法师、贾题韬先生、清定法师等。
寺院占地约40亩，五重大殿，“文革’冲被强行拆除，建为成都整流器厂和继电器厂。
武侯祠 约建于隋初（590年左右），明末毁于战乱。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
因诸葛亮属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故竣工后即由道士主持，成为道观。
先后担任观主的有当时名重西南的道教领袖张清夜（1676——1763年）以及张合桂、徐本衷等人。
嘉庆年间（约1808年）。
黄合初写了一篇《石琴铭》，镌刻于祠内“琴亭”之石琴上，由衷表达了他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
铭文句丽辞清，对仗工稳，然世人多不知，诚憾事也。
兹录于下：“坚贞其质，雅正其音。
宁静者学，淡泊者心。
宗臣已往，遗像长钦。
惠陵之侧，锦水之情。
祠堂肃肃，柏树森森。
良工仿制，古调堪寻。
草庐抱负，梁父胸襟。
一弹再鼓，千载龙吟。
” 南台寺 在今南台路西头，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四周均为菜圃，为南郊游览胜地。
乾隆年间翰林院大学士张问陶（1764－1814年）曾于此处雅集群贤，临水赋诗，并绘《南台秋禊图》。
前人咏诗曰：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目凝然万虑亡。
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寺毁于民国年间，今仅存街名。
金陵路 原为菜圃。
1938年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西迁成都，校本部设此．逐渐形成街道。
当时此地名流云集，群星璀璨，如史学大师陈寅格、蒙文通、冯汉骥，中文系名教授吕叔湘、程千帆等，咸集于此。
1946年秋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遗址现为小学。
龙爪堰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山水》云：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蜀藩王于此筑石堰，截堵清水河水，分三股灌田，形似龙 爪，故名。
其堰甓石坚固，相传四周悉用铁锭联贯，故历五百余年而不毁。
望江楼公园 今人多以为该园为薛涛生活及葬身之处，实为一大谬误
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取媚时俗，而在于传诸久远，史学界早已认定．薛涛生活及制笺处，均远在城西烷花溪。
晚年的薛涛厌弃市廛，卜居碧鸡坊（今西门东胜街）， 死后葬于西郊王建墓一带。
其基极有可能在公元918年修造王建墓时被夷平。
到了明代，由于唐时的百花潭（在杜甫草堂南，非今之百花潭公园也）逐渐淤积，流量减小，不便浸沤造笺原料，蜀藩王府乃于今望江楼下的玉女津取清澈甘冽的井水仿造薛涛笺，名此并为薛涛井，并环以石栏。
这便是薛涛井得名的由来。
清康熙三年（1664年）阴历三月，有人于井畔立碑，大书“薛涛井”三字，今尚存。
至于井旁之薛涛墓，则绝对是假货。
望江楼 原名崇丽阁，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取西晋文人左思《蜀都赋》“即丽且崇，实号成都”之义。
其地原名雷神庙。
阁为五级，高26 米，为全木穿逗结构建筑，设计精巧，造型宏伟壮观，飞檐翘角，画栋雕梁，朱柱黄脊，屋面覆盖碧绿色琉璃瓦。
翘角尖上挂有铜铃，微风吹过，期然有声。
楼阁底屋及顶层的天花板上绘凤凰牡丹和团龙图案，系1953年成都民间老艺人罗松林的遗作。
阁尖为鎏金宝顶。
整座阁楼气势宏伟，风格典雅，堪称成都古建筑中的翘楚，是我市的标志性建筑。
崇丽阁峻工后，又于其旁建吟诗楼、摆锦楼以及烷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泉香树、清姿室等，遂为达官贵人、富商显宦游宴饯别之所，面积也由原来的十余亩扩大至今天的120余亩。
潘文华上将墓 位于一环路西一段成都正则会计学校内。
潘文华，号仲三，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仁寿县文官乡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父母双亡。
他23岁进入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与小他5岁的刘湘互为同学，后成为终生好友。
1909年，两人同时毕业，进入军界。
1937年，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潘任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驰骋于江苏、安徽两省之间，抗击日寇。
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逝，潘文华护送灵枢回成都，被任命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成为刘湘旧部中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
1949年4月，被任命 为西南军政长官署副长官。
12月9日，他与刘文辉、邓锡候在彭县通电起义，导致西南战局为之大变。
1950年10月，潘文华病逝于成都，遗言葬于刘湘墓旁。
当时刘湘墓园周围还是一望无际的大片农田，潘墓距刘墓直线距离仅300米左右，相互之间清晰可见。
由于解放初期成都郊区局势动荡不安，土匪暴乱此起彼伏，故潘将军墓建得十分简陋，仅为一大圆形土丘，高约二米，直径约三米，四周有围墙，占地约50平 方米。
墓侧还有一小墓，系其子潘清洲少将（1910—1975年，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骨灰安葬处。
每年清明，潘氏后人都要来此扫墓。
清末四川提督唐友耕墓 唐友耕（约1830－1882 年），字泽波，云南大关县人。
16岁投军，性情剽悍，在平定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中，锐勇无比。
咸丰十年（1860年）初，四川提督占泰阵亡，他在枪林弹雨中将其尸体夺回。
7月，在名山阻击战中，他身负重伤，几濒于死，幸得部下救回。
伤未痊愈，又率部与湘、川诸军平定了李、蓝起义，他也从千总升为副将。
同治元年（1862年），升任重庆镇总兵。
随后，唐友耕率各路清军沿长江布防，阻击自湖北人川的石达开部，激战年余，在大渡河畔击败石达开。
被擢为云南提督，衣锦还乡。
光绪六年（1880年）调任四川提督。
1882年死于提督衙署（今文化宫）。
墓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
王光祈碑亭 在新生路四川音乐学院内。
王光祈（1892－1936年），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温江县鱼岛镇人。
1908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学有郭沫若、李颉人、周太玄等人。
1918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
此后，他以一个青年人的幼稚，投身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结果不到两年就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后，他决心脱离政治，远赴德国柏林学习音乐。
1927年春考人柏林大学音乐系。
1934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过度勤奋和生活拮据（完全以卖文挣稿费为生），终至积劳成疾，病入膏盲，于1936年月12日碎然逝世于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医院，年仅44岁。
骨灰于1938年辗转运回成都1941年冬安葬于沙河堡花果村菱角堰侧。
1970年修建7436厂子弟校，墓被掘，仅存墓碑。
碑文为：“温江王光祈乡生之墓”，民国三十年冬立。
1983年10月，墓碑迁至四川音乐学院，并建碑亭妥善保护。
广福桥 民国年间重修之《华阳县志》云：“广福桥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修，嘉庆十六年（18月11年）重修，民国十二（1923年）培修，原为石材平式。
”光绪年间翰林院侍讲学士颜楷曾为此桥题名，镌刻石碑立于桥侧，今佚。
儒林祠 位于簇锦镇。
民国七年（1918年）建。
洞内供奉着清末四川国学大师刘沅（1768－1855年，字止唐）身着清朝官服塑像。
据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儒林列传·刘沅传》记载：刘24岁中举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
新宅院中有株百余年老槐树，浓荫掩映，雍穆恬静，刘遂名宅日“槐轩”。
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
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
其代表人物有颜楷、熊光提、刘威妍、刘威俊等著名学者，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尤其是道教界）有深远的影响。
吴佩军、陈寅格、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改国子监典簿，但刘沅一生淡泊功名利禄，不久即乞假还乡，咸丰五年（1855年）逝世。
民国时期，“槐轩”门额有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所书“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簇锦镇的这座儒林祠，为簇桥地区“刘门”弟子所建。
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马家河 在今簇桥乡。
明末清初。
成都地区饱经战乱，十室九空，断墙残垣，瓦砾遍地，荒草妻姜，甚至出现了白昼老虎吃人的惨状。
一代英主康熙登基后，有感于四川人烟稀少，赤地千里，满目疮疾，乃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推行“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当时有一马氏家族迁居于此，先后修建起了马家大院、马家石桥、马家坟园等，并有耕地二百余亩，成为当地唯一的大户。
流经此处的河段也被称为马家河。
铁佛庵 在今簇桥乡铁佛村。
原名永兴庵，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明末毁于兵，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重建。
三重大殿加上林园，共占地15亩。
大雄宝殿供有铁铸释迹牟尼佛枷趺坐像一尊，高一米五左右，面部涂金，庄严慈祥。
佛座为莲花形，与佛像铸为一体，重约1500公斤。
民国年间所修之《双流县志》云：“铁佛系明万历十三年余成杨铸。
”1951年2月，铁佛被砸毁，1957年，庵改建为小学。
龙井村 位于簇锦镇北。
原有两口并排的古井，东西相距20余米，传说是龙的两只眼睛，故名。
1961年两井均被填。
凉水井 位于簇锦镇西南5华里交通要道旁。
井水甘醇爽口，炎炎夏日，行旅之人汲饮之，凉沁心身，故名。
白塔寺与九眼桥 白塔寺始建于宋，元初毁于战乱。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布政使余一龙建洪济桥（即九眼桥，“宏”为“洪”之讹）时，于桥南东侧建回澜塔，高约十级。
后又于塔旁建寺，名回澜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入蜀，拆除此塔。
又二年，成都全城均毁，寺亦无存。
故民谣曰：“造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桥是弓，塔是箭，一箭射到金銮殿。
” 九眼桥全长120米，是锦江上最大的石拱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重修此桥，1992年拆除，建为立交桥。
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总督开泰重建回澜寺，并于寺之东侧建三层亭式楼阁曰同庆阁，俗呼为白塔，回澜寺也被称为白塔寺。
相沿成习，遂为街名。
1945年因附近棚户失火，殃及寺塔，毁于一旦。
街东原为一大片乱坟岗，丛葬1935年四川军阀混战中的死亡士兵。
1953年平整，辟为望江路，直抵望江公园大门口。
致民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辟新南门（当时称复兴门），后始建此路，取“致民以治”之义。
其时国内难民蜂拥而至，政府欲建一新村予以安置，初步规划是从东到西以两位数之序次命名街道，即十一街、十二街、十三街、十四街、十五街、十六街，皆横贯致民路、龙江路、新生路三条平行的新村干道。
1954年后，省交通厅在十三街建四川客车厂，生产“峨嵋”牌客车，此街即消失。
新南路 1938年建成时名西北路，当时路两旁皆农田菜圃，小桥流水，属难民新村街道。
1966年更名为红星南路。
1981年地名普查调整时始改今名。
当时路宽仅9米，1996年拓宽成40米6车道水泥路面的高等级公路。
安顺桥 旧名长虹桥，为木结构风雨廊桥，长60米，宽3米，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0年）。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华阳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安顺桥”。
1947年7月初，成都遭遇特大洪水，全城尽成泽国，安顺桥被冲毁。
灾后砌石为墩，架木为桥。
1996年建为钢筋混凝土拱桥。
文昌宫 位于簇锦镇东南1公里处之文昌村，系道观，建于明代，奉文昌帝。
在我国古代民俗信仰中，文昌帝君为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守护神，主人间寿夭祸福，官禄升迁。
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
该宫所供文昌帝君塑像，雍容慧颜，座下驾白驴，有天聋、地哑二位神童陪侍。
1953年，宫拆像毁，仅存地名。
南桥 位于簇桥乡南桥村与沈家桥村交界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77年），系古拱桥。
枯水季节，拱顶距河面5米左右，跨度3米，桥宽5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修。
故老相传，在桥右30多米外原建有高约5米的牌坊，上面长有一棵灵芝草。
民国九年（1920年）牌坊拆毁。
桥西侧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建川主庙一座，供奉李冰父子塑像，今俱不存。
灵官楼 位于簇锦镇中段，楼分上下两层，高8米，供奉沉香木所雕王灵官坐像一尊。
像高1．2米，红脸虬须，金甲赤袍，三目怒视，左手持风火轮，右手举鞭，一幅镇妖降魔的威武气魄。
楼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当地黎民百姓集资建造，以镇风水，消灾灭祸。
楼下屋内有石碑，刻有建楼年月和捐款人姓名。
1965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楼拆像毁，遗址后建为簇桥乡工商行政管理所。
望锦桥 位于簇锦镇场尾，距观音口约百米处，建于清康熙初年（约1681年）。
桥为石拱桥，跨度3米。
桥东右侧立有石碑一通，高2米，宽1．5米，记述建桥经过及年月，今佚。
1962年将桥面加宽。
皇坟 位于簇桥乡沈家桥村西藏昌都运输公司成都转运站右后侧，东临郭家碾，西为平地，北濒川藏公路，南为田野。
坟包高出地面10余米，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约9米。
1965年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发掘，出土一石碑，上书“何公之墓”，文物则有金银首饰、陶俑、陶器等。
佛有几种
中 国 佛 教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人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 佛教(Chinese Buddhism)。
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 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传佛教 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 --------------------------------------------------------------------------------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
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
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
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
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
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随着佛教的传入，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
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
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
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
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
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
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
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
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
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
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佛教自传入汉地以来，即与中土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
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佛画。
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
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后世称为“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
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宝库。
唐代盛代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合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
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
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
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入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
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
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
此外，伴随佛教传入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起过一些促进作用。
主要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
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格鲁派、觉囊派 --------------------------------------------------------------------------------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数)。
10世纪后半期形成。
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西藏，说法不一，但正式传入西藏，应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期。
此时，西藏正式被统一，并且创立了统一的藏文字，为了加强和稳固统一的政权，松赞干布对佛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及支持，先后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唐朝文成公主。
二位公主皆来自佛教盛行的国家，她们在进藏的同时，带来了大批的佛经和佛像。
期间从内地及西域陆续来了一批佛教僧人传播佛法。
松赞干布之孙，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赞继位时，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大师入藏，之后，莲花生大师也入藏传法。
莲花生大师深通密法，具大神通，入藏后收伏众多神魔，使他们成为佛教保护神，并建立桑耶寺，选了7名优秀藏族子弟出家为僧，这是西藏首批僧人，号称“七觉士”。
之后，相继建了一批寺庙，大批藏族出家为僧，大量佛经被译成藏文，佛教盛行于雪域高原，被称为西藏佛教前弘期。
公元9世纪，朗达磨继任赞普。
朗达磨信奉苯教，大力压制佛教，并加以摧毁，不久朗达磨被僧人贝吉多吉刺杀，但佛教并未得到复兴。
公元11世纪初，阿底峡大师入藏弘扬佛法，同时期，其他佛学大师也为佛教在西藏的恢复作了大量工作，佛教再度在西藏盛行，此时为后弘期。
重新弘扬起来的佛教与前弘期流传的佛教，有着明显的不同，它经过与苯教的长期斗争，互相渗透，吸收了不少苯教的东西，从而成为一种西藏地方形式的佛教。
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
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
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
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
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
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
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通行。
但在后弘期中如噶举及萨迦两大派创宗传法者大多有妻室， 宁玛派因经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传。
严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制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鲁派。
但其他各派也非全无具戒比丘。
寺院组织因派别及寺院大小备不相同。
格鲁派后来曾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以教统政，大寺院中的僧职亦可起官职作用。
另各派皆有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藏语称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之分，选定条件备不相同。
在格鲁派中，班禅为无量光佛化身，达赖为观音化身，为最大活佛。
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钦未古为全寺活佛，札仓朱古为每札仓内活佛。
磋钦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区别，最高为甲波朱古，有在新达赖未亲政前担任摄政的资格。
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让(馆舍)和执事人员。
西藏僧人材的学制和学位在格鲁派中有严格规定。
有资格的学僧称贝恰哇即读书者，一般从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学位需20—25年。
如能出钱免服寺中劳役，称为群则(法行者)，学程可以缩短一半以上。
在显宗札仓学习的内容以五部大论为主，学习完毕即可申请参加辩论考取学位。
学位总称是格西，即善知识或善友。
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又分四级，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赛和朵然巴(或称日然巴)。
已得格西学位的僧人如再进密宗学院学习时则称为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为格郭、喇嘛翁则、堪布、堪苏、夏孜却杰及绛孜却杰，后二者七年一届轮流升任甘丹墀巴，为格鲁派教主，享有与达赖、班掸、萨迦法王同等尊荣，任满后得荣誉称号赤苏，死后有作为活佛转世的资格。
藏传佛教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干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学者各尊所传，备行其是，情况远比汉地佛教复杂。
大体上，寺僧上殿诵经，高僧讲经说法，举办大型法会等显宗法事和汉地佛教基本相同。
至于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则按各派各族传承仪轨举行，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
佛教开始自汉地传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传入。
在前弘期中，汉、印两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响。
汉、印两地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也一并传人，故莲花生主持兴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汉、藏三式，这种兼收并蓄，搏系众长，取精用宏的作风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随处可见。
西藏文字虽仿梵文字母制造，但书法汲取汉字的正、行、草三体并行的方式，尤以草体迅捷酣畅，别具一格。
西藏医学以《四部续》集其大成，其中医药理论及医疗技术明显地综合会通了汉、印、藏的医学成果，并吸收当时西域、中亚的医术，形成独具特色的“藏医”；以后传入蒙古，又发展而成“蒙医”。
后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统一大业，而西藏统一的地方政权已经解体。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罗遣使入贡，宋朝以对蕃属之礼给予厚赐。
元、明、清三代藏族与内地关系更加密切，政治、经济日益融合为一体。
故此期藏传佛教虽以全盘接受当时印度流行之无上瑜伽部密宗为主，但文化受汉文化之影响更大。
寺院等建筑，大多采取汉地宫殿形式而又有所发展，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备极精巧。
如拉萨之布达拉宫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尔夺等为古代伟大建筑中的杰作。
尤其因为密宗注重像设，因而使藏传佛教发展了雕塑、绘画的技巧。
藏地各种佛教造像，无论雕、镂、塑、铸都能注重体型比例，栩栩如生，极为精美。
西藏各种刻版佛经，雕印工艺也很精美，尤以各种御赐及藏地金字藏经写工之精妙，装潢之瑰丽，为民族文化之奇珍。
至于彩绘画像更以布局设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
另外，藏族使用的历法，以无上瑜伽部时轮金刚经所传历法为主，参用汉地传人的历法，从1027年(丁卯)开始，每60年为一“饶琼”，用干支纪年与汉地农历同。
主要宗派：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格鲁派、觉囊派 南传佛教 --------------------------------------------------------------------------------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
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
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
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
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
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
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
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
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
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
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
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
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
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
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
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
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
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
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
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
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
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抵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
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
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
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
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
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