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对宋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制度设计延续了五代以来防弊的惯性并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
特别是宋太宗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注意力全面转向了内部。
他经常对臣僚们宣讲：“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
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
帝王当合用心于此。
” 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官员们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
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未脱汉唐窠臼。
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儒学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
《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
真宗景德年间，有个叫贾边的人试进士，因在《当仁不让于师》的考题里解“师”为“众”，与注疏异说，便遭退黜。
由于朝廷取士因袭唐制，“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以至士风偷薄，“圣学”不明。
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
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并对“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给予很高的评价。
到了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宋仁宗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等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范仲淹虽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但其人生事业的主要经历也在仁宗时期，是北宋政坛和思想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在《讲堂录》里曾盛赞道：“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
……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
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
……天下风俗，比骎骎隆东汉焉。
” 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
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光大圣人之道的中流砥柱。
如南宋学者和诗人杨万里所说：“仁祖之世，天下争相濯摩，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
此风一振，长育成就，至嘉祐之末，号称多士。
其将相、侍从、台谏之才，犹足为子孙数世之用而不见其尽。
”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
从经学的角度而言，称新儒学为“宋学”更为确切。
它是作为对汉唐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汉唐注疏之学是以章句训诂、名物考据为释经之具，以家学授受为传经之法。
其末流至于弃经从传，支离繁琐，拘守师说，专主记诵而了无发明，致使儒学的生命力日益衰竭。
与汉唐注疏之学相比，北宋中期的新儒学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不专守先儒旧注，强调追本溯源，注重阐发本经意旨，具有较强的疑古色彩；第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名物考据的治经方法，强调义理之学，以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为己任，较之汉学更具有思辨色彩；第三，儒者治学不仅限于治经，更须重视修身，提倡正心诚意，通过自身的切实体悟、涵泳默会和笃实践履，以臻于圣贤之域；第四，提倡自由讲学和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以恢复师儒之道为光大圣学门户的必要前提；第五，拓宽学术视野，在排斥佛、老，突出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注重吸收各家的思想精华，藉以促进传统儒学变化气质、脱胎换骨。
这一时期的新儒学以“义理之学”为主要特征。
与之相随的是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
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明体达用、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振兴儒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
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揉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借鉴了佛教发展的经验，其“道统说”即是受到佛教定祖立统的启发而提出的。
除韩愈以外，李翱、柳宗元等人也在致力寻求调和儒、释二家的途径，注意汲取佛教哲学的思辨成果来改造儒家学说。
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被称作“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
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
北宋杰出的学者、教育家。
他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州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
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
“体”是儒家历来所强调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用”是能“润泽斯民”、经世致用的实际本领。
他在学校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实用的专门技能，二十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
他开创了“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被尊为一代宗师。
与胡瑗同时，孙复也在泰山大倡讲学之风。
孙氏治《春秋》，不惑传注，专以己意断说经旨，开创了宋人治经不泥章句训诂、专重义理阐发的风尚。
石介是孙复门下第一高足，曾以《易》教授于乡，世称“徂徕先生”。
与孙、胡二人相比，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不如胡瑗，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不如孙复，但他始终致力于排斥异端杂学，在为新儒学鸣锣开道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南宋学者魏了翁曾言：“欧、苏（苏轼）以前，未曾有人骂古注。
”可见他在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态度方面，实开宋人风气之先。
以他对《周易》的研究为例，他是宋儒中最早对《易传》提出质疑的人物。
他认为：“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
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
”欧阳修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同时，欧阳修并没有因为《易传》诸篇非出自圣人之手就对其价值全盘否定。
现在我们都知道，《易》学的发展史，是《易经》的形式（卦爻象数系统）和内容（卦名爻辞的义蕴）趋于分离的历史，也是卦爻辞的初始意义与说《易》方法逐渐分离的历史。
简言之，就是《易经》由卜筮之书走向哲理化的历史。
欧阳修敏感地认识到《易经》解释系统不断走向抽象化、哲理化的过程，认为《易传》诸篇的陆续问世，既是这一过程的反映，也是《易》学的义理价值得以确立的依据，从而为当时和后来的宋儒们重构儒学宇宙观和天人体系开辟了新的路径。
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和以“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
前者以欧阳修亲自撰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持修纂《资治通鉴》为代表，后者以孙复、刘敞为开端。
孙复专以己意断说《春秋》，其弊失之穿凿。
刘敞能对各家传注的优劣抱持客观态度，进退诸说，依经立意，所以训释远过于孙复。
同时，刘敞博通其他儒家经典，《礼》学造诣尤为精深，所著《七经小传》受到广泛推崇，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
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谁
叶适(1150～1223) 南宋哲学家、文学家。
字正则，号水心。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淳熙五年(1178)进士。
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
南宋大臣韩侘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
金兵退，他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
后因依附韩适胄被弹劾夺职。
卒谥忠定。
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
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
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
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
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
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
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
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
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
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
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认定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
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著有29卷,16卷,有本、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
1961年中华书局将、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
又有《习学记言》50卷，辑录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有《四库全书》本，《习学记言序目》50卷，有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
字元晦，号晦庵。
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
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
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
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
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
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
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
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
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
”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
”其父大惊。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
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
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
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
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
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
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
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
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
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
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
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
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
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
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
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
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
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
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
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
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
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
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
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
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
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
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
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
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
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
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
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
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
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
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
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
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敬乡楼丛书本。
陆九渊(1139～1192) ，号象山先生，字子静。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抚州金溪人。
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
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
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正宗理学相抗衡。
1145年4月，他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和态度。
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
双方赋诗论辩。
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
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鹅湖大辩论”。
陆九渊的思想经后人充实、发挥，成为明清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
著名学者郭沫若、马一浮都认为深受陆九渊思想的影响。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50岁的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
次年九月初三，陆九渊千里迢迢从江西到荆门上任。
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
陆九渊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
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
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
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
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
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
断案多以调解为主。
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
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
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陆九渊在象山东坡筑亭，宣讲理学，听众往往多达数百人。
荆门原先闭塞的民风和鄙陋习俗显著改变。
各级主管部门交相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
益国公、左丞相周必大曾强调，荆门军治理成效突出，可作地方长官“躬行”的榜样。
1193年初，陆九渊在荆门病逝，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
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
他死后，谥为“文安”。
为纪念陆九渊，后人将荆门蒙山改称象山，在荆门城西象山东麓当年陆九渊受理民事诉讼和讲学的象山书院遗址兴建陆文安公祠（俗称陆夫子祠和陆公祠）。
中国南宋思想家、教育家。
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
“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
他承认王安石英才盖世，不合流俗，但认为王安石学术上没有触及根本，不苟同其政治改革。
对“靖康之变”胸怀复仇雪耻的大义，故访求智勇之士，共谋恢复失地。
任地方官时，政绩颇著，并不忘教育，常授徒讲学。
去官归里后，他在学宫内设讲席，贵贱老少都赶来听讲，据《象山年谱》称，“从游之盛，未见有此”。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但朱属於客观唯心主义，而陆属於主观唯心主义。
陆学直接於孟子的“万物皆备於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
学的目的就在於穷此理，尽此心。
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
修养功夫在於求诸内，存心养心。
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
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
至於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
他和朱熹常相辩难。
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於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
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
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
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 陆象山，名九渊，字子静，南宋金溪青田人，是与朱嘉双峰并峙的理学大师、中国“心学”的创始人。
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陆象山是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一般所谓“心学”的开山祖。
这种“心 学”，有其所从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有其理论上的一定承传关系。
宋元学案 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有如下一些记载： “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盂子。
……程门自谢上蔡（良佐）以 后，王信伯（苹）、林竹轩（季仲）、张无垢至于林艾轩（光朝），皆其前 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全祖望 语） “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
……复斋却尝从襄陵 许（忻）氏入手，喜为讨论之学。
宋史但言复斋与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 之言，则梭山亦然。
”（同上卷五七梭山复斋学案全祖望语） “刘静春曰：陆子寿兄弟之学?淖谖薰浮
保ㄍ?希? “黄东发（震）曰：复斋之学，大抵与象山相上下。
象山以自己之精神 为主宰，复斋就天赋之形色为躬行，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皆谓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掀动一时，听者多靡。
……（复斋）遂与象山号二陆。
”（同上） “梓材案：黄氏（宗羲）本从梭山为金溪学案之一，复斋为金溪学案之 二，谢山则并称之曰梭山复斋学案。
”“黄氏本以是卷为金溪学案之三，谢 山则称为象山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七、五八） “宗羲案：（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 则以‘道问学，为主。
……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
两家之 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
”（同上卷五八象山学案）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同时与朱学并成为学术宗 派的象山之学，是一个以陆氏家族为其核心的独立的学派；（二）这个学派 的前趋是程门的上蔡、无垢等接受禅宗思想较深的一些唯心主义者，其远源 则为孟子，也就是说，从师承上看，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有其洲源：（三） 三陆子之学（或二陆之学），有其共同之处，所谓“和而不同”，所谓“启 之”、“昌之”、“成之”，所谓“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所谓“兄弟 之学，颇宗无垢”者是。
黄宗羲原拟并称之为“金溪”学派，列为金溪学案， 不是没有缘由的。
因此，研究陆象山的思想，必须联系到他的兄弟梭山和复 斋。
如果说程朱之学更多地接受华严宗的影响，那么陆氏家学则更多地接受 禅宗的影响。
陆象山名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 一一三九年），卒于光宗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
陆象山的八世祖陆希声曾相唐昭宗。
五代末，陆希声的孙子德迁避地金 溪，解囊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象山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 二七全州教授陆（九龄）先生行状），这是金溪陆氏之祖。
可见陆家原是品 级性地主，但是到陆象山的时候，陆家迁金溪已及二百年，经济情况早已有 了变化。
象山叙述其家的经济情况说： “陆氏徙金溪，年余二百。
……先君子居约时，门户艰难之事，（九皋） 公所当。
每以条理精密，济登平易。
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 千数，仰药疗以生。
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疗，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 补其不足。
……杜子美北征诗谓：‘海图折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 颠倒在短褐。
’公妻子无海图可折，无天吴紫凤可依。
然‘旧绣移曲折’， ‘颠倒在短褐’，则有之矣。
”（全集卷二八陆（九皋）修职墓表） “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
……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 此。
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
……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 数月之粮。
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
……当穷约时，公之子女，衣 服敝败特甚。
”（同上宋故陆公（九叙）墓志）这个食指数以千计的大家族 虽然走向没落，但仍保持着宗法世家的遗风：虽然到了宋代没有列入“官户”， 但在乡里的权力甚大。
陆象山兄弟六人，情况如下： 陆九思，字子强，与乡举，封从政郎，有家问，训饬其子孙，总家务。
陆九叙，字子仪，处士，总药肆事。
陆九皋，字子昭，与乡举，授徒家塾，又教授番阳许氏书院。
居家“时 时杖策徜徉畦陇阡陌间，检梭种刈”。
晚为乡官，办理金溪赈恤，终修职郎。
学者称庸斋先生。
陆九韶，字子美，不事场屋，兄弟共讲古学。
与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极 图说非正。
奏立社仓之制行于乡。
号梭山居士。
有梭山日记。
陆九龄，字子寿，尝与乡举，补入太学，登进士第，后授全州教授。
曾 主家乡保伍，领导地主武装，备御“湖之南”之“寇”，“郡县倚以为重”。
学者称复斋先生。
陆九渊，……最后守荆门军。
以上情况说明，陆象山的一家，以宰相后 裔迁居金溪以后，当初还是豪族地主的家庭。
但是二百年来，经济情况发生 了变化，到陆象山的时候，占有的田地不太多，兼营其他产业，如先世经营 的药肆。
同时，从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所叙述的家世情况来看，陆家自象山 的高祖以下，都没有登仕牒的。
可见，这个地主的家庭，经过五代和北宋的 改朝换代，经济和政治的地位是下降了。
但是，陆家在乡里还是有势力的， 虽居穷约，在宋室南渡之顷，“建炎虏寇之至”，陆象山的族子陆谔曾起义 兵，后来就掌握“保聚捍御”的地主武装，对付农民起义。
陆谔死后，由象 川之兄陆九龄继续掌握这部分武装。
象山之兄成为教授与乡官，或奏立社仓， 仍然在乡里保持着宗法世家的权力。
为了保护这样的一种聚族而居、食指以 千数的大家族的利益，他们荒年则主赈恤，金人南侵则起义结保伍，对农民 起义则又进行镇压。
从陆氏家族的封建性质看来，陆氏兄弟在乡里依然占据 着家族长的特殊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虽然没落，而在乡里的势力依然保持着 豪族的传统精神。
作为家族长的陆氏兄弟利用乡里的特殊权力，对生产事业 的管理颇为精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对乡里赈恤颇为“关心”，同时时农 民起义则又利用家族组织，以坚决的镇压者自任。
请看他们的自述： 陆九叙“独总药肆事，……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
公未尝屑屑于 稽检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
商旅往来，咸得其欢心。
不任权谲计数，而人 各献其便利，以相裨益。
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
”（全集卷二八故宋陆 公墓志） 象山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镬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 许外，方容秧一头。
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
以他处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
以 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
每一亩所收，比他 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
”（全集卷三四语录）可见陆氏家 族组织的严密，在陆氏兄弟的家族长“独总”之下，能使“子弟仆役，分役 其间”，表面上虽温情脉脉，但剥削关系是掩盖不住的。
“淳熙丁未，江西岁旱，抚为甚；抚五邑，金溪为甚。
…… （陆九泉）公为乡官，于是乡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权以牟 利。
明年赈粜行，出粟、受粟，举无异时之弊。
里闾熙熙，不知为歉岁，而 俗更以善。
”（全集卷二八陆修职墓表） “莫若兼置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粜之，以摧 富民闭廪腾价之计。
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卖为 长积。
……偿得二千缗，可得粟二千硕，乡斗于官为一千硕。
来岁粜一千硕， 存一千硕，为后年之备。
逐年更粜之，可与社仓俱广，为无穷之利。
”“前 岁梭山所掌社仓，……向来社仓，赵丈欲行之，……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 人，……社仓……诚得如陆梭山者为之，乃可久耳。
……其后，梭山兄因得 以平籴之法，条具五利。
”（全集卷八与陈教授一及二）可见陆氏兄弟掌握 乡里的极力是连官吏都不敢制约的。
当然这种赈恤族员乡里的方式是一切带 有农村公社性质的共同特征。
“湖之南，有寇侵轶，将及郡境。
……旧部伍愿（陆九龄）先生主之。
……
<<易中天品三国>>开场白
＊： 一提起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空城计，而说起空城计，则展现出了人们对诸葛亮军事天赋的无比推崇。
那么，诸葛亮的空城计究竟发生过没有
人们对诸葛亮的追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先生对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又有着怎样独辟蹊径的品评呢
： 诸葛亮这个人，至少从晋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多人追捧的对象。
当时有一个叫郭冲的人，郭冲这个人大概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觉得现在大家对诸葛亮的评价远远不够，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里还有五件事情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空城计。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见于郭冲的这篇文章。
后来裴松之为作注的时候引用了这个材料，并予以驳斥，说当时在阳平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官居荆州都督，驻扎在宛城，不在阳平战场，怎么可能有诸葛亮和的空城计呢
但是这个空城计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文学作品是一说再说，戏剧作品也就一演再演，但是这个事情是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简单地说一下这个空城计吧，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说率兵来进攻，诸葛亮派马谡去守街亭，马谡这个人是个书呆子，空谈可以，打仗不行，把街亭给丢了，于是司马懿就率领几十万军杀奔而来。
当时诸葛亮手上已经没有兵了，只好把城门，四个城门全部打开，派了20个老兵在门口扫地，诸葛亮自己搬了一张琴，焚了一炉香，带了两个小孩子，坐在城楼之上唱卡拉OK。
司马懿的大军跑来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司马懿自己打马上前，大为惊诧，说牛鼻子老道搞什么搞
城门大开他开Party啊。
于是撤军。
这个事情不合逻辑啊，第一，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探个虚实可不可以
第二，司马懿亲自来到城门楼下看见诸葛亮在城楼上面神色自若，琴声不乱，说明距离很近，看得见听得清，那你派一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
第三，根据这个郭冲的说法和的说法，两军的军力悬殊是很大的，有说司马懿带了二十万大军的，有说司马懿带了十几万大军的，反正至少十万，你把这个城围起来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
何至于掉头就走呢
所一是不合逻辑的，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子虚乌有。
其他的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等等都是编出来的。
其中最可笑的是借东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诸葛亮借东风是个什么形象
披头散发，光着脚丫，穿一身道袍，所以鲁迅先生说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这个妖不是妖精也不是妖怪，是妖人。
妖人就是当时那些装神弄鬼的，什么巫婆啊，神汉啊，这类的人物。
诸葛亮当然不是妖人，诸葛亮不但不是妖人，而且是帅哥。
说诸葛亮身长八尺，这个八尺是汉尺，汉尺的八尺合现在市尺五尺五寸，相当于一米八四。
而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年龄是多少呢
26岁，大家想一想26岁的年龄一米八四的个子该是什么形象
和我们心目中的，我们舞台上的一样不一样
借东风这个事情当然也是没有的。
而且就算有，去借东风的人也不该是诸葛亮，该是周瑜啊。
我们读杜牧的诗，“东风不与周郎便，”，没说东风不与诸葛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