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宋代的科举制度和士风
宋代的科举 转\\\/燕南社区 » 史海钩沉 宋代的科举，和唐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
但是，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则作了多次的变化，有关考试的规定也日益严密。
北宋初年，常科的科目较多，据《宋史·选举志》载：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
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这些科目，除进士科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
那时，各州县都没有学校，仅京城开封设有国子监。
在国子监学习的都是官僚子弟，人数不多，有些人只是挂名而已。
所以考生的来源主要靠州县贡举，每年秋天，各州举行考试，将合格的学生解送礼部，称为“取解试”。
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
省试的内容基本上与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
庆历四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取解试。
前科曾解送而落第者，在校学习可减为一百天。
省试分试策、试论、试诗赋三场。
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作为录取的根据。
不考帖经、墨义。
由于这些规定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仁宗只好下诏废除入学年限，恢复了旧有的考试制度。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公元1077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废除考诗赋、帖经、墨义。
每个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兼治《论语》、《孟子》，每试四场，考试方式是试策、试论、及经文大义。
这样的考试，每个考生必须通晓经义，又有文彩，才算合格，不象原来的墨义那样，只要初浅了解经义就可应付。
为了进一步通过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太学。
将太学生分为三等：外舍、内舍和上舍。
以考试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作为升舍、应试和授官的根据。
这种制度称为“三舍法”。
公元1085年，神宗病死，哲宗继立。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入朝执政，他一上台就陆续废除各种新法。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罢试律义。
诗赋进士，必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任选一经；经义进士必须选习二经。
两种进士都是以四场成绩定高低。
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则参考试论成绩评定。
哲宗亲政以后，对司马光的作法全部否定，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将王安石的“三舍法”推广到全国，并诏令天下，以后科场取士，全由学校升贡，废除州郡发解及礼部试等办法。
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僚子弟可以免费入学，而普通百姓则要经过多次考试合格才能入学，才能升舍、授官。
时人指责这种取士方法是“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因为反对的人很多，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不得不宣布罢“三舍法”，令开封府及诸路均以科举取士。
高宗南渡以后，沿袭不改，惟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恢复司马光时的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至宋末不革。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一级是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取解试由各州的判官及录事参军主持，省试则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
据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8和《长编》卷14记载：开宝六年（公元937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录取进士、诸科及第者38人。
召对时，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太祖把他们黜落了，因为武济川是李昉的同乡，引起了太祖的怀疑。
又因下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门鼓，控告李昉“用情取舍”，并建议举行殿试。
太祖即下诏，令已被录取的和从考试终场而未被录取的考生中选出195人，在讲武殿出题重试，太祖亲自主持。
复试结果，中进士26人，诸科101人，皆赐及第。
原来李昹录取的人中，却有10人落选。
为此，李昹受到了降职为太常卿的处分。
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考试。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再次举行殿试，这一年省试第一名是王式，殿试时王嗣宗成了第一名，而王式则落到第四名。
从此开始，省试与殿试分为两榜，并有省元与状元之别。
宋太祖举行殿试的目的，是为了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
宋代的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冬，各州考生都已集中礼部，因为太宗要亲征北汉，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只好停止。
此后，每隔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
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朝廷因每年一次应接不暇，又举子年年跋涉，十分劳苦，才定为三年一次，以后成为定制。
至于录取名额，太祖时士大夫还不热衷于出仕为宦，朝廷取士也比较严格，每次录取进士少则几人，多者200多人，平均每次录取近48人。
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多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30人。
以后录取人数不断增加，据《通考·选举考》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录取进士409人，诸科1，129人，总人数达1，638人。
比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录取人数多两倍以上。
由于宋代科举，一经录取，立即授官，录取人数太多，必然出现“官吏猥众”的局面。
所以，仁宗时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
但是这个规定后来逐次突破，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多人。
宋代科举登第者大部分出身于乡户，即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一部分为工、商子弟。
北宋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
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虽然宋代封建法律一般禁止工商本人应举做官，但对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
这与西汉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官”不同。
王辟之的《渑水谈燕录》卷3载，北宋时，曹州商人于令仪的子侄多人考中进士。
又洪迈的《夷坚丁志》卷6载，南宋时，建安人叶德孚买田贩茶，后获得“乡荐”（即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娶宗室女，授将仕郎。
饶州鄱阳士人黄安道，应举累试不中，改营商业，成为“贾客”，后又预乡荐，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
另外，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题名录》载，这年中榜的330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其中城市出身者，不到30人，宗室25人。
宋理宗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登科录》也记载了这年中榜的601名进士的详细情况。
据统计，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者有113人，祖、父两代做官者有2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者8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144人。
此外，还有宗室73人。
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不曾做官的33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23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14人。
这就是说，601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
这一情况显示，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寒窗苦读，与士庶竞争高低。
只有少数官僚子弟以科举登第为荣，在恩荫补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个别子弟，拒绝恩荫所授官职，而直接应举。
宋代的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比较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评选时作弊。
唐代的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籍贯等项，世家豪族仍可靠其特权，在发榜前知其是否录取，考官也可从中耍弄手法，拉拢亲信。
武则天时，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便命令应试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糊起来，暗考以定等第。
但是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考官在录取中，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
北宋初年，仍沿袭唐代这种风气，同时考生“投卷”也很盛行。
主考官将去贡院的时候，达官贵人可以向他推荐人才，称为“公荐”。
考生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
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记载，建隆三年（公元926年）九月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这里指知贡举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也载，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九月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廷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通考·选举考三》载：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以后便建立了锁院制度。
同年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
即在举人考前先糊其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卷后，再拆弥封，查对姓名、籍贯，借以杜绝考官“容私之弊”。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礼部试时，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七月，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
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取解试了。
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
后来，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
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这样，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从此，贵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对待，贵族、官僚利用科举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
事实证明，弥封、誊录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之一，它对选拔人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南渡以后，由于宋王朝的腐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捕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
真宗立即下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
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
这种做法唐代已有，但只限于省试，也不是定制。
宋代别试成为一种制度，范围也扩大了，州试省试都相继实行。
宋代的知贡举（主考官）不是固定的，而是采取临时差遣，年年不同，不常任。
唐代一般固定以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或礼部侍郎为主考官，而宋代任何官员都可以充任，并另增派权知贡举（副职）若干人，互相监督。
宋代的制科远不如唐代之盛。
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增为六科，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又增为九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制科曾多次停罢，有时虽然举行，但应诏者极少。
在宋王朝统治的321年中，制科御试仅有22次，被录取的不过41人而已。
至于书判拔萃、词学兼茂、博学宏词等科，完全是为了选拔草拟朝廷日用文字，诸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之类的人才，无论是考试内容或考试方法，和制科都是不一样的。
宋朝统治者对于那些多次应试而不第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
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进士“不得志者”如敬翔、李振等人，加入了起义军。
为了防范失意士人心生异志，宋代统治者“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所以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69年）三月规定，凡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
从此，士大夫潦倒不第者都“觊觎一官，老死不止”。
这是“特奏名”法之始。
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三月，又赐特奏名五次以上应试者本科等“出身”，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
由于特奏名的数量日益增多，“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所以，“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
这是宋代统治者为防范士大夫卷入农民起义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宋代的武科，始于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仁宗亲试武举12人，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先试骑射，然后试策，“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可是不久就停止了。
后来，虽然也曾设立武学和恢复武举，以马射、步射、武艺、策略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但是并不为人重视。
直至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武举殿试之后，才和文举一样赐给黄牒。
这科共选33人，第一名赐武举及第，其余并赐武举出身。
但是，此后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什么人才，只是为一些人提供进身之阶，于国家毫无意义。
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外，宋代仕途中还有几种与前代不甚相同的制度必须特加说明的。
第一，荫补：宋代以恩泽而得官的不止于直系子孙，而且可以推到旁支、异姓，甚至于门客。
得荫补的机会有大礼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
所以一遇郊祀之年，就有许多人涌入官序之中，增加了官僚机构的壅滞之弊。
第二，磨勘：所有在官场任职的人，经过一定时期，都可以申请叙迁。
经查明其资历与叙迁的规定相符，不需视其在职务上有何特殊表现，都可以逐步上升。
名为磨勘，实际只是例行公事，不过是防止伪造文件和日期而已。
第三，请郡：宋代高级朝臣，可自己申请到愿意去的地方任知州，借以休养。
这与唐代出任刺史多带左迁意义不同。
第四，祠禄：宋代的所谓祠禄是以道教宫观为名安置官员，给予一定待遇，以示优礼。
最高级的称为某某宫使，专以安置罢退之大臣，次级为提举某处某宫某观，最低一级为监狱庙。
这些官员都无实际职事。
这种位置若不是自己主动陈请而得，就有包含贬降的意味，与唐代之分司官带有投闲置散意思略同。
第五，宋代初期，寄禄官与职事官极为混乱，最奇特者，选人初授之官皆以幕职令录为名，而所任之职都与此毫不相干。
例如有以京四路某县令为阶官，而实任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有以陕西路节度判官为阶官，而实任河东路某州州学教授。
至宋神宗以后，才另定官阶之名，不与职事官相混。
文阶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每四年一转，无出身者为资转，有出身者可超资转，至奉议郎则仍逐资转。
转至高级，即不按资而由特旨除授。
武阶官略同，医官内侍官之阶官另有规定。
因此，宋人官衔中之某某郎，某某大夫，就是表明某资历等级，而且凡是科目出身的人加“左”字，无出身的人加“右”字。
第六，宋代官员的寄禄官名称前大都加上“权”、“行”、“守”、“试”等字，以表示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
凡除授职事官，都依寄禄官阶的高低，在寄禄官前加这些字。
其中侍郎、尚书初次任职，必定担任“权”官，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试用期，然后升为真官，再正式冠以“试”、“守”或“行”字。
神宗官制改革，规定分行、试、守三等：凡官员的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的，带行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一品的，带守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二品以上者带试字。
职事官相同而寄禄官前行、守、试字不同的官员之间，职钱也有一些差别，如御史大夫和六曹尚书，“行”字者每月职钱六十贯，“守”字者五十五贯，“试”字者五十贯。
职事官与寄禄官相当的官员，则不称行、守、试，其职钱按“行”者发给。
第七，在宋代的官员中，有一部分附加性官衔失去了实际意义，几乎变成了单纯的虚衔，但仍保留其爵和食封、食实封。
爵增为十二级，即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
凡是封爵都有食邑。
食邑从一万户到二百户共分十四等。
食邑仍是虚数，食实封才有收益。
食实封从一千户到一百户共分七等。
实封数约为虚封数的十分之四。
食邑还不限于封爵，凡是宰相、亲王、枢密使、三司使、殿阁学士以至侍郎、卿监等文武大臣，或位臻将相，都赐食邑。
食邑增加到一定数量，则可循资封公封侯。
食实封者，按实封一户，每日计钱25文，随官俸向官府领取。
这些封爵食邑、食实封等都没有子孙世袭的规定。
文天祥岳飞的故事
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
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
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
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
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
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
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
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
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
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
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
”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
”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
“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
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
这年七月，岳飞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
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
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
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
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
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
就可望收复了。
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
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
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
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
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
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
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
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
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
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
……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
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
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
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
”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
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
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
”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
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这是悲愤的呼喊!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和兴国三年的进士名单
太平兴国二三年都有开科取士.太平兴国二年的进士比较著名的有状元吕蒙正。
详细名单很难找到.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名单你可以参考一本书: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