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要义怎么样
史学家柳诒徵的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 卞孝萱 孙永如 内容提要：本世纪30～40年代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柳诒徵著作等身，其中以《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学术贡献非同一般。
柳先生不但“学问功夫深”，而且“道德文章美”，在门生中乃至学术界都有很高的声望。
关键词：史学家柳诒徵；《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 一历史是公正无私的，短暂的，尽管一时辉煌，终将谢落；永恒的，尽管一时黯淡，终将重光。
本世纪30—40年代蜚声海内外，50年代后被误解、遭冷落，80年代后又重新为世人所知的柳诒徵先生，即是明显的例子。
柳诒徵（字翼谋，号劬堂），1880年（清光绪五年）生于江苏丹徒县。
父柳泉，以授徒为业。
1885年柳泉病故，母鲍氏带着一子一女，寄居娘家。
亲友和慈善机关每月接济他们银元2块、铜钱2000文。
鲍氏为人缝纫，贴补家用，生活艰辛，三口人经常只有一块红腐乳，赖以下饭。
柳先生在回忆幼年学习情景时说：“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
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
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
”后柳先生考中秀才，当了教师。
1900年，他到南京的江楚编译局编纂教科书。
当时缪荃孙主持局务，在缪荃孙的教诲下，柳先生学业大为精进，尤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开拓了道路。
1902年，柳先生随缪荃孙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虽只两个月，使他大开眼界，亲身感受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认识到开发民智的重要，知道了如何兴办新式学校。
回国后，他一面编纂教科书，一面创办中小学校，还曾在江南高等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兼课。
1911年，任镇江中学校长。
1912至1926年，先后任北京明德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
1927年至193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后改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
二十几年中著作甚多。
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柳先生选择了安全地带，储存好图书馆的善本、丛书、方志后，漂泊异乡。
1938年，他辗转至江西泰和，在浙江大学讲学，猝然中风。
病后，赴兴化竹泓港暂住。
1942年，赴重庆，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导师。
嗣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
年过花甲，著述不倦。
抗日战争胜利后，柳先生返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四方奔走收回旧藏，损失者只十分之一。
1947年，兼任国史馆纂修。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年近古稀后，他申请退休获准，迁居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8月，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1951年，又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
柳先生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参加策划、共同商讨，该馆迅速成立。
1956年2月3日，柳先生与世长辞。
今上海图书馆已驰名中外，“可以慰先生于九泉。
” 二柳先生著作等身，其中以《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
（一）开创未来的历史教本——《历代史略》。
清末，新式学校普遍设立，急需新的历史教科书，以供课堂教学之用。
柳先生的治史生涯，就是从编写教科书开始的。
他编写了多种历史教材（如《中国教师史》、《中国商业史》等），其中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为《历史史略》。
柳先生认为：“断代为史，不能贯串古今，观会其通。
”“宋司马光作《通鉴》、袁枢作《纪事本未》、郑樵作《通志》，始足萃诸史之精、酌因革之道。
然三书卷册浩繁未易卒读，后之续者或几倍之，该专门之学，非教科之用。
”为了使学生能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要，他反复思考，决定“本《通鉴》、《通志》之意，仿纪事本末之体，略采正史，析其条理，以为历史初级。
”这就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事件为本位，分卷、篇、章、节叙述。
《历代史略》不采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而采用了近代西方盛行的新的章节体，编排合理，脉络清晰，适于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纵横交叉的因果关系，便于初学。
柳先生所说“本《通志》之意”，还有更深的考虑。
《通志》精华是礼、职官……昆虫草木等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
”柳先生深知《通志》的会通原则以及注重历代学术思想、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精神，在《历代史略》中开辟“礼俗及文字”、“教育与学派”、“文学与宗教”、“制度之沿革”等篇章，专题叙述，突出要点，将其源流变化，讲得十分清楚。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分封立国众多，学术流派纷呈，典章制度复杂，如何以较少的文字表达这些现象呢
柳先生在《历代史略》中编制了“历代兴亡禅代图”、“五代列国世系”、“宋儒传授图”、“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元明官制沿革表”，以及各朝世系诸帝在位年数等图表，附于有关的章节之后，并在各图表中，运用不同的符号说明不同的情况，一目了然，便于学生把握历史线索。
《历代史略》在重要史事之后，还常有一段评论以启发学生。
柳先生既尊重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又摒弃了旧式史书“赞曰”的手法，将评论与叙述史事有机地结合起来，符合近代修史标准。
（二）把握中国文化精髓之作：《中国文化史》 “五四”前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命运的激烈论争。
柳先生主张对“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
”不能以偏概全。
从1919年起，他即下大功夫研究中国文化，编写讲义，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课讲授。
一有新的收获，立即进行增补。
自1925年起，《中国文化史》讲稿在《学衡》杂志上逐期发表。
至1926年，《学衡》印了合订本。
1928年，中央大学再次排印。
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
1935年，再版。
此后，不断翻印，流传甚广。
在“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之时，柳先生怀着爱国主义热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这一弘扬祖国文化、体大思精的大著，影响很大。
柳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
”他从“人类演进之通则”中，显现“吾民独造之真际”，回答“中国文化为何
中国文化何在
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
”等重大问题。
柳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富于弹性”。
他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
”中国文化由于“富于弹性”，也就富有“吸收”能力。
柳先生指出：“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过去吸收印度文化，取得丰硕成果，“今日”吸收“远西”文化，亦应具备这样的信心。
闭关自守与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富有吸收能力的中国“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焉”。
柳先生还用提问题的方式来启发读者，他在书中提出三个问题：1）中国“幅员之广褒，世罕其匹也”、“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转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
”2）中国“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
”3）中国“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
”作为中国人，不应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吾民族之精神”，并看到中国即将“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的前景吗
《中国文化史》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今略举几点如下：1）进化的文化史观。
柳先生指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
”“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
”坚持历史因果律，主张进化的文化史观，为他科学地剖析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部书看，柳先生把文化的发展，归结于人民的集体创造：“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少数智能之士。
”并举“吾国书籍”发明进化来说明。
2）强烈的民族意识。
柳先生在书中，首先研究了“中国人种之起源”，从根本上驳倒了中国人种西来、支那文明西源的谬论。
民族主义是整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旋律。
当西方文化似乎要席卷全球，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忧时，柳先生理清中国文化的脉络，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应予充分的肯定。
3）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柳先生在总结清初诸儒的治学特点时说：“虽其途术不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
”这也是他所奉行的宗旨。
他专心致志于编著这部书，就是从有益于世的前提出发的。
他与北洋军阀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不顾人民死活存亡的倒行逆施相反，在书中大力宣扬古代爱民、保民、重民以及民权、民主的进步思想，并对“忠”、“孝”内涵作了新的解释。
他在书中论述古代法治时，还一再针砭北洋军阀。
如说：“周代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至庶民无不囿于礼法之中，故时时教民读法……此岂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尚不知现行之法为何物者所能比哉
”当然由于借古讽今，他有时将古人古事抬高、夸大，甚至曲解，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遗憾。
但当我们明瞭他写作此书的时代背景，看到他是出于对祖国的关心和对民族的挚爱时，就应对他表示谅解，而不应去苛求。
4）独到的学术见解——柳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书中精义纷呈，触目可见。
如他指出：“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
”“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缉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
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
”张舜徵对这个观点评价很高：“柳诒徵这种认识是很精辟的，他把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全部成果，都归纳为史料考证的一部分，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他以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的，对后人有很大的启示。
” 这部把握中国文化精髓的学术巨著，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它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高度重视，1988年作为“中国学术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
（三）推寻中国史学的奥秘——《国史要义》 1942年柳先生长途跋涉至重庆后，为中央大学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原理。
这部讲稿，分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篇，汇成《国史要义》一书。
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刘知幾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也都有不足、不当之处。
柳先生重新总结中国史学，在《国史要义》中紧紧把握住中国史学理论的核心，阐明自己对史学的系统见解，并对刘知几等人的观点，补失纠偏。
今略述该书要点如下：1）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
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史学家治史，历来都以有裨于政治为鹄的。
刘知几等人虽注意到蕴含于中国史学发展中重政治的特点，而未能深入剖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特点，没有进一步推究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与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有什么联系。
柳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特点是源于上古史官制度的结论。
《国史要义》指出：“史掌官书而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
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
”柳先生用上古史官制度的“赞治”来论证中国史学之富有政治性，是一大发明。
他又从上古史官制度出发，将史学起源、史家笔法、史书体例与史官制度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在认识论方面，力求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寻求史学发展的制约因素，虽然在具体阐释方面尚不尽完善，但毕竟是独树一帜的。
2）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史学功能观。
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这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对此发表过意见。
柳先生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史学也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
他在《国史要义》中说：“史术即史学，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
吾意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
”具体而言，通贯儒学精神的中国古代史学，其主要功能为：“益自身之德”，“以道济天下。
”不但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也阐释、证明、弘扬儒家学说，儒学的论理、政治意识也通过史学反映出来，并以鉴诫的特定方式发挥其功能。
柳先生还从中国史学的政治功能角度，重新解释了正统、闰统。
正统、闰统是历代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史要义》指出：正统不在于争“一家传统”，而在于持义之正。
柳先生说：“史之所重，在持正义。
”“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隶，非追往也，以诏后也。
”他讲授《国史要义》时，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并扶植了伪政权，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从积极意义上对正统说进行发挥，强调“正义”，激励民族，不甘偏居，不甘为奴，语重心长，应予肯定。
3）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法。
柳先生在《国史要义》中说：“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治吾史者，准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智。
”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寻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
”例如，他从中国上古农民社会的历史背景出发，对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独具特色的孝，作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剖析：“游牧之俗，迁徙无常，贱老贵壮，故以夫妇为本位，而父子可不相闻。
农稼之俗，世业相承，老幼一体，故以父子为本位，而夫妇重其相代。
”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历史观的指导，而且需要了解中国史书的体例、义法。
关于前者，他说：“史之有例，亦惟吾国所特创”，读某一部史书，先了解其体例。
“则触处洞然”。
关于后者，他说：“吾人读书，能用其法，一一问其何以如是云云”，“则读书如桶底脱矣”。
《国史要义》是一部“命世之奇作”，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史书编纂、史家修养、史学功能以及历史研究法，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独到见解。
该书问世之时，大江南北正处于战火之中，这部凝聚了柳先生一生研究心血的中国史学理论专著，发行量不大，一般图书馆没有收藏，未引起史学界的普遍重视，但仍然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
如胡焕庸认为，结合先生这两部巨著来看，应承认“老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
”蔡尚思也指出，《国史要义》中有些见解，“我现在越发觉得其正确，当时学者多未认识到。
” 三柳先生是爱国主义者。
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不仅洋溢在史学论著与学术活动中，还表现在他所从事的教育、图书馆事业上。
门生后学记载了他的许多遗闻佚事，今略举数例如下： 1938年，柳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学，讲到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填鹰，激动得中风。
据当时听讲的陈训慈回忆：“犹忆战事初起，（柳）师至泰和为浙大讲学，第一次即昏厥。
是日余与王驾吾、张晓峰均去听讲，余所忆师以日寇深入，南京居民遭虐杀，溯说前史外族凭凌，无此惨毒，乃引孟子语：‘待文王而兴者……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意在鼓舞期待，讲到后一句‘文王'二字，声更高昂激动，目瞪遽跌……师此次病，实系犹时爱国之深。
”柳先生一生中言传身教，尽心竭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专家。
在小学、中学均受过柳先生教导的茅以升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
”在大学受过柳先生教导的郑鹤声说：“一九二○年夏，我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在南京高师学历史的人，大半受柳先生的影响，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
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老人家的精神很好，态度很认真，虽一字之误，亦必勾出，所以我们不敢马虎。
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并择优选出在《史地学报》或《学衡》上发表。
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我始终以尊敬的心情，怀念这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史学前辈。
” 柳先生爱才、重才，善于发现人才，并破格予以造就。
“亲受恩泽”的张其昀说：“民国八年夏，我投考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柳师对我笔试口试的成绩，有很好的印象。
……到发榜之前，没有我的名字，引起了柳师的注意。
经查询结果，是体格不及格。
……致被淘汰。
柳师起来说，该生各科考试成绩都很优异，就这样牺牲掉太可惜，……由于他的资望，提请复议，无异议通过，到了发榜登报，我竟获得了领衔全榜的荣誉。
当然一位恩师和慈母一样，尽其心力，施不望报，我那里会知道
直到我在母校任教多年，在一个偶然机会，柳师与人谈及此事，我听了以后，真是感激涕零，无法表达我的感恩。
实在说，我在华冈兴学之举，以感恩图报为主要动机，奖励优秀清寒学生，是时时铭刻在心的。
”所谓“华冈兴学”，指在台北华冈路55号创办中国文化大学。
柳先生长期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瘁心力于图书馆事业，该馆是1907年缪荃孙创建的，我国最早的由国家兴办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拥有丰富藏书。
柳先生主持馆务后，该馆更加发展。
抗战爆发，南京告急。
柳先生“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想方设法将善本书一百一十箱，储藏于朝天宫地库中，又将丛书、方志等三万册，运至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储藏于罗汉寺和观音阁。
普通本因量太大，只好留在图书馆内。
抗战胜利后，柳先生回到南京，馆内藏书已荡然无存，他不顾年迈，“各方接洽，矢死力争”，费时一年，从各处收回十九万册。
由于过分辛劳，他中风旧疾复发，像柳先生这样爱护国家图书，人人都说是难能可贵，寡一无双的，然而他还自我批评：“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
” 柳先生把图书馆办成真正的读者之家，无微不至地给读者以学问上的帮助。
与柳先生“超过了一般师生的感情”的蔡尚思说：“柳先生是为我提供读书方便条件最多的长者。
他既允许我住入国学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尤其还给我一个特别优待权利，……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
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
……即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使用。
”“柳先生是对我鼓励最多的长者。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应上海沪江大学的聘请，向柳先生拜别，并再三感谢他给我最多读书的机会，他特送我到图书馆外的路上，回答的话竟是：‘在我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后，才得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蠢鱼弄死或赶跑，……我倒要大大地感谢您哩
'他还赠给我一帖横幅，写着南宋陈亮的两句豪言壮语：‘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赠言。
” “道德文章美，学问功夫深”的柳先生不仅在门生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史学家周谷城、图书馆学家顾廷龙、气象学家竺可桢、植物学家胡先骕、画家徐悲鸿等对他十分敬重。
梅光迪、吴宓创办《学衡》，更是以他为支柱。
柳先生还擅长做诗写字，负有盛名。
姓汪的名人
唐代县人汪伦，大诗人游泾县潭时，他热侍，李白因赋《赠汪伦》诗，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句。
南宋有文学家汪藻，诗人汪元量，宰相汪伯彦。
元代有航海家汪大渊，曾经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
元末清初有散曲家汪元亨。
明代有戏曲家汪道昆、汪延讷。
清代有医学家汪昂，著有《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等，非常实用，流传很广，对普及医学有所贡献； 有散文家汪琬； 有书画家汪士慎，善于写诗，精通篆刻和隶书，工画花卉，尤其擅于画梅，笔墨清劲，对后世影响较大，是扬州八怪之一； 有军机大臣汪由敦，以办理公文敏捷干练而著称，也善于书法； 有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汪中，早年因曾经助书商贩书，所以遍读经史百家和天文历算，所作《哀盐船文》被杭世骏所叹赏，从此文名大显。
他尤其致力于西洋数学，曾经自制仪器多种，测绘黄河新旧海口地势。
他还曾为墨子荀子翻案被统治者视为“明教之罪人”。
有女作家汪端，编著有诗集《明十三家诗选》、小说《元明佚史》。
还有太平天国将领汪海洋
请问，有谁知道古代天文知识
古代学认为，可命320座，其中有星是2500颗，而包括不可命名的那数大概是在11520颗左右，后面这个数字不知道如何推断出来。
北斗为天上最尊贵的星，在它的周围划分出三垣：则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而在这个中心辐射出去的就是四象，分为二十八宿。
另外，古人把 突然出现的星空异象或是流星、彗星 叫作客星，一般分为五类，《黄帝占》中称：“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国皇、温星，凡五星皆客星也。
”区分五种客星的标准是：“客星出，大而色黄，煌煌然”，称作周伯星；“客星出，明大，色白，淳淳然”，称作老子星；“客星出，状如粉絮，拂拂然”，称作王蓬絮星；“客星出而大，其色黄白，望之上有芒角”，称作国皇星；“客星出，色白而大，状如风动摇”，称作温星。
客星中分妖星、瑞星二种，常见的妖星多命名为彗、孛（光芒四出者）；瑞星多是前五种，也有其他命名。
三垣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每垣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天区，内含若干（小）星官（或称为星座），据《清会典》所载，甘氏、石氏、巫氏的划分互有不同。
各垣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左右环列，其形如墙垣，故曰为“垣”。
紫微垣是三垣的中垣，居于北天中央，所以又称中宫，或紫微宫。
紫微宫即皇宫的意思，各星多数以官名命名。
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十五颗星。
两弓相合，环抱成垣。
整个紫微垣据宋皇佑年间的观测记录，共合37个星座，附座 2个，正星163颗，增星181颗。
它的天区大致相当于现今国际通用的小熊、大熊、天龙、猎犬、牧夫、武仙、仙王、仙后、英仙、鹿豹等星座。
中国古代多以皇家贵胄命名，如：天皇大帝、太子、太尊。
太微垣是三垣的上垣，位居于紫微垣之下的东北方，北斗之南。
约占天区63度范围，以五帝座为中枢，共含20个星座，正星78颗，增星100颗。
它包含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
太微即政府的意思， 中国古代多以大臣官职命名，如：三公、九卿、虎贲、从官、幸臣等。
天市垣是三垣的下垣，位居紫微垣之下的东南方向，约占天空的57度范围，大致相当于武仙、巨蛇、蛇夫等国际通用星座的一部分，包含19个星官（座），正星87颗，增星173颗。
它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
天市即集贸市场，《晋书·天文志》中云：“天子率诸侯幸都市也。
”故星名多用货物、星具，经营内容的市场命名，如，《晋书·天文志》云：帝座“立伺阴阳也”，斛和斗“立量者也”，斛用以量固体，斗则用以量液体，列肆“立宝玉之货”，是专营宝玉的市场，车肆“主众货之区”，是商品市场，市楼“市府也，主市价、律度、金钱、珠玉”等。
中国古代多以市井商贾命名，如：斗、斛、肆、楼等 四象 古人把东北西南四方星空中每方的七个星宿联系起来，想象成四种动物的形象，叫做四象。
东方名苍龙，北方名玄武（龟），西方名白虎，南方名朱雀。
以东方苍龙为例，把角宿到箕宿用虚线联系起来正像一条龙的形象，角宿是龙角，亢宿是颈，氐房像龙身，心宿是心脏，尾宿是龙尾。
又如南方朱雀，其中柳宿为喙，星宿是鸟颈，张宿为嗉，轸宿为羽翮（he何）。
外国古代把一些星的结合体叫做星座，把星座也想象成各种动物的形象，如天鹅座、猎犬座、狮子座等。
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五纬行星古称为“纬”，也叫纬星。
这是与恒星相对而言的，恒星相对位置不变，称为经星。
古人实际观测到的行星有五个：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这五大行星总名五纬。
《史记·天官书》：“水、火、金、木、填（zhen，镇）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xian，现）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 金星：五纬之一，是离地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古称明星，因为它在行星中最为明亮。
又因其光呈银白色，故又称太白。
金星在黎明时（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叫启明；黄昏时（日没后）出现在西方，叫长庚。
《诗经·小雅·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宋朱熹《集传》：“启明、长庚皆金星也。
” 木星：五纬之一，古称岁星，或径称岁。
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日行一周，每一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并用此方法以纪年。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岁在星纪。
”晋杜预《注》：“岁，岁星也。
” 水星：五纬之一，别名辰星。
古人把水星看作行星之长。
另外，二十八宿中室宿的一、二两颗大星，即飞马座的α、β两星也称水，那是恒星。
火星：五纬之一，别名荧惑。
因其时隐时现，出入无常，令人迷惑，故名荧惑。
古人认为荧惑是执法星，以之兆兵象。
火星出则有兵（战争），入则兵散。
《史记·天官书》：“火犯守角，则有战。
”唐司马贞《索隐》引韦昭：“火，荧惑也。
”（角，角宿）另外，恒星中的大火，即心宿二也称火。
《诗经·幽风·七月》：“七月流火。
”《毛传》：“火，大火也。
”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火，东方心星，亦曰大火。
”也就是天蝎座的α星。
土星：五纬之一，古名填（zhen）星或镇星，又名地侯。
土星约二十八年行一周天，与二十八宿数目相等，一年行经一宿，犹如坐镇，故名镇星。
七曜（七跃）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的总称。
曜，光明、照耀之意。
日、月、五星皆照耀天下，故名七曜（曜也作耀），又叫做七政、七纬。
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七曜为之盈缩。
”南朝宋鲍照《鲍氏集十河清颂》：“如彼七纬，累璧重珠。
”赤道在地球的若干纬线中，以地心为圆心的一根纬线是地面上最大的一根纬线，这根纬线叫做地球赤道，简称赤道。
赤道与地球南北极的距离相等，在纬度零度左右，它把地球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
天赤道若把地球赤道平面无限扩展而同天球（把宇宙空间当作球体看待，这个球体叫做天球）相割形成的天球大圈，叫做天赤道。
黄道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绕地的轨道称为黄道。
按照科学的说法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时的轨道叫做地球轨道，它的平面叫做地球轨道平面。
若把地球轨道平面无限扩展，同天球相割而成的天球大圈就叫做黄道。
黄道与天赤道并不重合（即地球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并不重合）而成二十三度半的角度相交。
这就是说黄道在天赤道南北二十几度之间上下摆动。
黄道所经之星空称黄道带。
星宿是指黄道带星空中相互邻近的若干个星的结合体。
古人在观测星象时把那些邻近的星联系起来称为星宿，并给各个星宿都取了一个特殊的名称。
古诗写到星宿的地方很多，如唐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龙光指宝剑的光，墟指牛斗二宿所在之处）。
又唐张说《恩敕丽正殿书院应制》：“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
”东壁即壁宿，按《晋书·天文志记载》，壁宿二星，主文章，为天下图书之秘府。
参商参指西方的参宿，商指东方的星宿，又称辰星。
二宿各居东西，出没不相见，所以古人把兄弟不和或亲友远别不能重逢叫做参商或参辰。
唐杜甫《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北斗北斗是北方星空中的七颗星，按顺序名天枢（北斗一）、天璇（北斗二）、天玑（北斗三）、天权（北斗四）、玉衡（北斗五）、开阳（北斗六）和摇光（北斗七）。
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古代舀酒的斗形，故名北斗。
其中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星组成斗身，称为魁；玉衡、开阳和摇光三星组成斗柄，称为杓（biao标）又作标。
若把天枢、天璇连成直线延长约五倍距离，就是北极星。
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可据此辨别方向。
古人又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确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在黄道上的斗称为斗宿，斗宿只有六颗星。
北斗七星属大熊星座，斗宿六星属人马星座。
十二次古人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说明节气的变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由西向东的次序分为十二等分，叫作十二次，并依次取名，如果和二十八宿相配，则每一星次都有相应的一些星宿，只是因为二十八宿不是等分，所以各星次中星宿的多寡不同。
有些星宿分跨两个次，而一个次都不止一个星宿。
十二次的作用有两点：第一是用来表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季节变换，如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第二是用来说明岁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
岁星十二年一周天，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区，就是次，并以此纪年。
如上年“岁在星纪”，次年则岁在玄枵。
1 星纪（纪者言其统纪万物，十二月之们，万物之所终始，故曰星纪）：对应 斗、牛、女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吴越 2 玄枵（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在下，阴气在上，万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虚，故曰玄枵）：对应 女虚、危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齐 3 诹訾（十月之时，阴气始盛，阳气伏藏，万物失藏养育之气，故哀愁而悲叹，故曰诹訾）：对应 危、室、壁、奎四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卫 4 降娄（阴生于午，与阳俱行，至八月阳遂下，九月阳微，剥卦用事，阳将剥尽，万物柘落，卷缩而死，故曰降娄）：对应 奎、娄、胃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鲁 5 大梁（八月之时白露始降，万物于是坚成而强，故曰大梁）：对应 胃、昴、毕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赵 6 实沈（七月之时，万物极茂，阴气沈重，降实万物，故曰实沈）：对应 觜、参、井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晋 7 鹑首（南方七宿，其形象鸟，以井为冠，以柳为口。
故曰鹑首）：对应 井、鬼、柳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秦 8 鹑火（南方为火，言五月之时，阳气始盛，火星昏中，在七星、朱鸟之处，故曰鹑火）：对应 柳、星、张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周 9 鹑尾（南方七宿，以轸为尾，故曰鹑尾）：对应 张、翼、轸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楚 10 寿星（三月，春气布养万物，各尽天性，不罹天矢，故曰寿星）：对应 轸、角、亢、氐四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郑 11 大火（心星在卯，火出木心，故曰大火）：对应 氐、房、心、尾四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宋 12 析木（尾东方，木宿之末，斗北方，水宿之初。
次在其间，隔别水木，故曰折木）：对应 尾、箕斗三宿，按列国时的分野是：燕 二十八宿指在黄道附近一带天空（即黄道带）中的二十八个星宿，也是一周天的二十八个不等分的星空区域。
二十八宿按方位分为东北西南四方，每方各有七宿。
亢（gang钢）、氐（di底）昴（mao卯）、觜（zi紫）、参（shen深）。
斗宿共六星（不是北斗七星），排列如斗形（形同勺），又名南斗。
因为二十八宿都是不动的恒星，古人把它们作为背景以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位置。
东方青龙七宿：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 南方朱雀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 西方白虎七宿：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昂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 北方玄武七宿：斗木豸,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蝓。
分野分野是指星空区域和地面州国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是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或者说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于是二者互为分野。
比如说某宿是某地某国的分野，或者说某地某国是某宿的分野。
唐王勃《滕王阁序》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因为豫章古为楚地，而翼轸二宿正是楚的分野，所以说“星分翼轸”。
又唐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扶膺坐长叹。
”蜀道跨古益、雍二州，参宿是益州的分野，井宿是雍州的分野。
此言蜀道之高险，故云“扪参历井”。
古人建立星宿分野，主要是为了观测天象的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
星象学家认为天上某某星主风雨，某某星主水旱，或主饥馑，或主盗贼。
某星进入某宿，则该宿在地上的分野区域就会有相应的反应。
星宿的分野最初是按列国来分配，后来又以州来分配，也有以十二次为纲再配以列国的。
部和安徽北部、今山西省东部和河南省西北部、河南新郑一带、山东兖州。
2 氐、房、心、尾：豫州。
原先是宋的分野，大概是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之间。
3 尾、箕：幽州。
燕国的分野，大概是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端。
4斗、牛、女：江、湖、柳州。
这三个包括的地方很广。
斗分野在吴，牵牛、婺女，则在越，包括了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东部及北部，而后来扩展到交趾、南海、九真、日南等， 5 女、虚、危：青州。
主要是齐的分野。
包括现今山东省及辽宁省辽河以东，及河南省东南一部分。
6 危、室、壁：并州。
主要是卫的分野，今河北保定、正定和山西大同、太原一带。
7 奎、娄：徐州。
主要是鲁的分野，则今山东省南部和江苏西北部。
8 胃、昴、毕。
冀州。
主要包括赵、魏的分野，今山西北部和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一带、陕西省东部一带。
9 毕、觜、参。
益州。
主要是魏晋的分野。
今山西省大部与河北省西南地区。
10 井、鬼。
雍州。
主要是秦的分野，今陕西省和甘肃省一带，还包括了四川的大部分。
11 柳、七星、张：三河。
主要是周的分野，但未详何为称三河。
按以河南、河内、河东三郡为三河，而周灭后，多数在魏地，大概是指河南东部及南部一带。
12 翼、轸：荆州。
主要是楚的分野，主要是湖南大部分，旁及湖北、安徽、广东、江西、贵州等。
徽州的贞女的故事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英雄辈出，人才济济，有功盖千秋的贤帝，也有出将入相的能臣；有残暴昏庸的暴君，也有遗臭万年的奸人。
他们大多都记载史册，任凭后人评论他们的是非功过。
历史上有这么一类人，忠君卫国，敢谏直言，心系社稷，忧国忧民，但他们最后都不能善终，每每回想他们的故事，都会为他们高尚的气节敬仰折服的同时，也为他们不公的命运哀婉叹息。
1.关龙逢 夏王朝从公元前21世纪建国，到了公元前16世纪，最后一个君王夏桀。
夏桀生活奢侈，荒淫无道。
他竭尽民力，修筑王宫，又常常强迫人民打仗。
据史书记载， 当时有施族部落败，有施氏向桀王献一美女，名叫妹喜（又叫未喜或妹嬉）。
夏桀很是宠爱，昼夜与其饮乐，对妹喜言听计从，常常为此不理朝政。
夏桀的暴虐无道，百姓十分怨眼。
夏桀却不以为然，还十分狂妄地把自己比作永远不落的太阳。
百姓咒骂他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意为“你这个太阳还不快点完蛋
我们愿意和你同归于尽
” 对于夏桀的暴行，作为夏朝的大夫，贤臣关龙逢实在看不下去。
据档案馆文献史料记载：关龙逢也称豢龙，是古代豢龙部族的后代。
他多次向夏桀进谏，要他关心百姓与国家，但夏桀根本听不进去。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关龙逢决定以献黄图进谏。
关龙逢想借此说明形势危急，夏桀应多关心朝政。
关龙逢献了黄图，故意立而不去。
夏桀看到关龙逢的样子，心里很不耐烦，就说：“你还有 什么惑众的妖言要说
”关龙逢怒目而视。
夏桀早就对这人絮絮叨叨、净说难听话的关龙逢厌恶极了，什么也不问便把黄图烧毁，接着喊来兵士把关龙逢囚禁起来， 不久就杀了。
夏桀杀了关龙逢，更加肆无忌惮。
而商民族日益兴盛起来，一举灭了夏朝，夏桀和妹喜一同逃奔到安徽南巢（今安徽巢湖）死于亭山。
他应该是这类人的鼻祖吧。
2.比干 比干，子姓，沫邑人（今卫辉市北）。
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092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29年。
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
”为殷商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
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
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
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
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
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
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3岁。
比干已经成了这类人的代名词。
3.伍子胥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
名员，字子胥。
春秋时楚国人。
属今监利县人，县城大车站外有其雕像。
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
伍子胥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
周景王二 十三年(前522),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被迫出逃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
入吴后，知公子光有大志,乃助其刺杀 吴王僚,夺取王位,得进用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与谋国政。
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
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 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地区一强国。
与孙武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由楚防 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今汉川北)，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 (今荆沙江陵西北)，终成破楚之功(见柏举之战)。
阖闾死后，继事 吴王夫差。
二十六年，吴、越夫椒之战，越惨败几于亡国,夫差急于图霸中原图霸中原，欲允越求和之时，伍子胥预见到两国不能共存之势,又洞察越王句(勾)践 图谋东山再起之心,力谏不可养痈遗患,而应乘势灭越。
夫差不纳，坐视越国自大。
三十六年，及见夫差欲率大军攻齐，越王句践率众朝贺，再度劝夫差暂不攻齐而 先灭越，以除心腹之患，又遭夫差拒绝。
知夫差昧于大势而不可谏，吴国必为越国所破灭，为避祸而托子于齐国鲍氏，反遭太宰伯嚭诬陷，被逼自杀。
伍子胥死前嘱咐五国大将军公孙雄挖出他的眼珠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楼上，来观看越寇怎样进入都城，灭掉吴国。
死后仅十年， 越灭吴，终应其言。
伍子胥一生命运多舛，年轻时背井离乡，后率别国军队攻打自己的国家，鞭尸自己的先王，这种“叛徒”的滋味我想也只有伍子胥自己能够体会。
终其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辅助吴国，然而风烛残年之际，招来夫差的猜忌，本有机会逃跑，伍子胥却仰天长叹“我该逃往何方
我已经老了，落叶归根，楚国已经不会收留我了，吴国也要抛弃我，天下之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
我想伍子胥应该是这十个人中最为可悲和可敬的一位。
4. 商鞅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
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周显王十 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
这时太子犯法， 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
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
变法日久，秦民大悦。
秦国道不拾 遗，山无盗贼。
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秦国贵族多怨。
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 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 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
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 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将商鞅入此列有些牵强，因为他主要是因他国之事而被杀的，但考虑他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又惨死于秦君之手，故忝之。
5.晁错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州）人。
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
汉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
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
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对地方诸侯王危害西汉王朝的问题，晁错与贾谊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
文帝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
当时，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
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
从此晁错位列三公，这是景帝二年(前155年)的事。
晁错位高权重，就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
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引起极大震动。
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 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
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 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
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 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
”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 人。
”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
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
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
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 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
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悲剧啊! 晁错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处于西汉初期“文景之治”的盛世，死于明君景帝之手确实让人为其鸣不平，只能说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6.范增 范增（公元前277年～公元前204年）是居（今中国南部安徽省桐城南）人，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末期农民战争中霸王项羽的主要谋士。
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秦二世二年（即公元前208年），范增投靠了项羽的叔叔项梁，劝说他立楚王的后裔为楚怀王，以此号召天下百姓。
在项梁阵亡后，他跟随项 羽，成为他的重要谋士，后来封位历阳侯，项羽尊称他为“亚父”。
公元前206年，范增跟随项羽攻入关中，劝项羽趁机消灭刘邦以绝后患，但没有被采纳。
刘邦后来赴鸿门宴，范增几次暗示项羽除掉刘邦，项羽犹豫不决，范增又 让项庄舞剑，想寻机刺杀刘邦，又因为项伯也出来舞剑从中作梗，除掉刘邦的计划落空，最后刘邦逃脱。
后来，刘邦被困在荥阳（今中国中部河南荥阳东北），项羽 胜利在望时，没想到刘邦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范增受到项羽猜忌，遇事不再和他商议，范增一气之下辞官回乡，但走到半路就病死了。
没有了范增的辅佐，项羽终 于兵败，自刎于乌江。
范增是唯一一个没有死在帝王刀下的人，但西楚霸王项羽从初期叱咤风云，英雄无敌的辉煌，到后来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结局，这种对比的巨大反差，更让人清楚范增之与项羽的重要性，我们常常为项羽的英雄末路感到扼腕叹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范增的怀才不遇，恨铁不成钢的心境。
所以与其说范增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项羽伤透了“亚父”的心，被活活气死的。
7岳飞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人（河南），为宋朝名将。
事母至孝，家贫力学。
其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以此为一生处世的准则。
北宋宣和中，以敢战士应募，隶留守宗泽部下，屡破金兵，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赐之。
又破李成，平刘豫，斩杨么，累官至太尉，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公元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于次年收复建康大破金兵「拐子兵」于郾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淮河、黄河）义军纷起响应，复欲进军朱仙镇，惜宰相秦桧力主和，乃一日降十二金字牌，召还。
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 附近)。
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
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 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
”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
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 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
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 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
”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
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驰骋沙场的英雄形象和含冤屈死的结局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耳熟能详，由于当时狭隘的民族意识，把金朝当作外族看待，致使岳飞的形象进一步的得到升华。
但其忠贞不屈惨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足以让其名垂青史，万世受后人敬仰。
秦桧也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8.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
福王时追谥文正。
浙江宁海人（宁海古古称缑城，故时人称其为“缑城先生”），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正五品）宋濂， 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1392-1398），翰林侍讲（正六品1398-1399），侍讲学士（从五品，1399-1400），直至按照《周礼》 更定官制，将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皆为从五品）合并为文学博士，并升任文学博士（正五品，1400-1402）。
建文年间（1399-1402）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
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即成祖）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株10族。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 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
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 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叫人反复劝他归顺，不听明成祖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 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
”方反问：“成王安在
”明成祖答：“已自焚。
”方问：“何不立成王之 子
”成祖道：“国赖长君。
”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道：“此朕家事
”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
”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 位”数字，掷笔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
”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
”骂声益厉。
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
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十族
”朱棣一面将关至狱 中，一面搜捕其家属，逮解至京，当其面一一杀戮。
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
胞弟孝友临刑时，孝孺泪如雨下，孝友从容吟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 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
”孝孺亦作绝命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 哀哉兮庶不我尤。
” 最终，朱棣就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连他的学生朋友也因此而受牵连。
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
行刑的日期长达7日之久
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方孝孺的死也比较特别，他侍奉于一个贤明的君王，却死在另一个伟大的君王之下，在同样都是朱姓的明朝，这样的结果很难让人判断他的行为是否正确
说愚忠不对，说刻板不准，但他为了气节和信仰被“灭十族”，而且全部是凌迟处死，让人明白什么叫“士为知己者而死”的内涵。
9.于谦 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
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
出按江西，颂声满道。
五年 (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
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
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 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
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
加少保，总督 军务。
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
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
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 境以安。
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弃尸街头，家人发配边疆。
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
万历中，改谥忠肃。
于谦挽狂澜于既倒，让奄奄一息的明朝重新得到了喘息之机，保卫了国家的尊严。
于谦之死让人颇感造化弄人。
一国之君被敌国所俘，被迫退位，后又复辟成功，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恐怕都是仅此一例，于谦由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谦的死是必然的，谁让他摊上了这千古一例呢
10.袁崇焕 袁崇焕 (1584～1630年) 字元素，号自如。
广西藤县人。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
授福建邵武知县。
时明军在辽东与后金对峙，日趋被动。
崇焕虽身为知县，却以天下为己任，以边才自许。
天启二年(1622年)，入京朝觐，因御史侯恂之请，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不久﹐清太祖努尔哈赤夺占广宁，大臣廷议守山海关，以防御京师。
危急之际，崇焕单骑巡阅山海关内外，还朝备陈关上形势和方略，请兵御守山海关。
廷臣称其才，升为佥事，监督关外军。
他力主坐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守关外以捍关内，身为大学士、蓟辽督师孙承宗之倚重。
修筑关外重镇宁远城，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
后高第继孙承宗任蓟辽督师﹐崇焕拒绝执行高第撤守关内的命令﹐刺血为书﹐激励将士﹐誓死守卫宁远孤城。
大败后金十万围攻大军﹐炮伤努尔哈赤﹐赢得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宁远大捷”)，一扫明军望敌而溃的暮气，收复辽西大片土地。
朝廷擢其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
时魏忠贤遣其党羽刘应坤﹑纪用等出镇辽东﹐他抗疏进谏﹐不纳。
七年，后金兵渡鸭绿江南下，他采取积极战略，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破后金主力，取得宁锦大捷。
战后终因不附魏忠贤， 被其党所劾去职。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
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
崇祯元年(1628年)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 军务。
七月入都，帝召见平台。
他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依靠辽东人民保卫辽东土地，筑城屯田，坚壁清野，待机而进攻，对当时辽东 军事形势作了全面的估计和筹划。
到任后，即加强防守，收复失地，安抚流亡。
杀皮岛(今朝鲜椴岛)守将毛文龙，整顿军制，以严明纪律。
翌年，清太宗皇太极避开其防守地区，率军十万取道喜峰口入关。
崇焕闻讯自辽东千里驰援，十一月抵达蓟州(今天津蓟县)﹐在后金攻占遵化﹑直抵北京城下的紧急关头，率军入卫京师，与后金兵鏖战于广渠门外，取得京师之捷。
崇祯帝十二月初将袁逮捕入狱，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
如果没有袁崇焕，明朝可能至少提前十年被清朝灭亡，如果袁崇焕没死，至少在他有生之年，皇太极的八旗铁骑无法越过长城。
但明朝一是强弩之末，病入膏肓，纵使崇祯是个有抱负的皇帝，纵使袁崇焕是个有作为的臣子，但他们都无法逆转历史的大潮。
这里十位悲壮忠臣，明臣十占其三，明朝需要总结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