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困难申请理由什么写。
你家来自农村，就说我家来个贫困的山村，爷奶年纪很大，身好，母亲常年劳作患有肩周炎不能干重活，家里仅靠父亲一人支撑，父亲要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还要供我的学费，经济负担重。
如果你家来自城镇，就说家里父母下岗失业，父亲靠打零工挣钱，家里开销大。
我是学院法学系20xx级xx班的一名学生，学号是1xxx4，籍贯云南昭通。
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姐姐、弟弟、我。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现在十分需要领导、学校、国家帮助我，帮我和我的家庭度过难关，让我能有幸和其他的同学一起顺利完成学业。
特向学院申请建立贫困生档案，希望学院给予帮助和支持。
父母以打工为生，收入很不稳定。
并且身体欠佳。
上大学来，我深知着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
我省吃俭用，化压力为动力，无时无刻努力着，各门功课均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热心帮助同学。
现在大一的我是入党的积极分子。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我的家人欣慰，用良好的成绩来回报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来回报国家和社会。
我也一直从事探索着各种能够赚点生活费的工作。
做过促销、做过外场主持、自己也做过些买卖。
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以及发达的网络资源，我慢慢的在生意买卖方面有了些思路。
我不在课余的时间玩游戏，睡觉。
我学会充分的利用自己所有的资源为家里减轻负担。
大学生本应自信、自强、自立，但高额的学费，目前仅凭我个人能力是完全不够的，希望学院领导体恤学生家长的艰辛，给予一定的扶助。
现如今，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让我这样的学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我满怀热血感谢党和国家对贫困学生的关心。
真诚希望领导给我一次机会，理解我求学之路的燃眉之急。
我会以绝对的努力好好学习，争取上进!只要自己一有能力，我将帮助所有有需要帮助的人。
特别的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能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特殊和巨大贡献的人。
2贫困申请书怎么写尊敬的领导：您们好!我是机电工程系机电xx学生xxx。
我在思想上积极向上，心态乐观。
在生活中，我做事积极，与同学友好相处，遵守纪律,我加入了院团委社团部，这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积极参加了系上组织的足球比赛、班上组织的知识竞赛等课外活动。
在学习中，我与老师相处融洽，上课认真，按时完成作业，学习努力,考过了英语二级和计算机一级考试，我始终保持在班上前十名的成绩，平均成绩达到八十分以上，无挂科，无重修，综合素质被评定为优秀。
我来自四川省xxx，父母是农民，家中共有4人，父亲与母亲均在家务农。
父亲在空闲时间到别人家做散工，2010年时，父亲因手受伤，需要治疗，在家休养一年多，花去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
母亲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颈椎病以及风湿病，常年需要治疗。
母亲坚持做针线活。
妹妹年幼，还在读书，经常生病，去年因生病发高烧，连续住了一个月的院。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加重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根据国家助学金评定要求，我符合XXX—XXX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条件，特此申请，望批准。
此致 敬礼!申请人：XXX时间：XXXX年XX月XX日3贫困申请书的申请理由有哪些尊敬的各级领导，老师:你们好!我是来自四川省xx市xx县xx镇xx村x组的贫困学生xx，xx年xx月xx日出生于xx村xx社。
家有6口人，爷爷奶奶，爸妈，哥哥和我。
爷爷奶奶年过八十，身子虚弱，长期卧病在床，需要人照料；爸爸妈妈长期在xx镇xx村四组务农，凭此微薄收入维持家庭日用；哥哥也不得不因此辍学，外出务工，以求补贴家用但现下，我的继续求学为家庭带来了新的经济负担，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无从着落，因此特向你们申请贫困扶助!我明白，此次贫困扶助是国家关心，领导重视和老师帮忙下发起的旨在为我们贫困学生带给必须经济援助，以帮忙贫寒学子实现梦想的助学工程。
我保证，在此后的求学生涯中，必须孜孜不倦，力争上游!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完善自身品格。
做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道德，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争取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此致敬礼!申请人:xxx
某市一娱乐公司2010年1月1日开业，经营范围包括娱乐；饮食及其它服务，当年收入情况如下
门票收入应纳营业税：220×5%=11万元歌舞厅收入应缴纳营业税：400×20%=80万元游戏厅收入应缴纳营业税：100×20%=20万元保龄球收入应缴营业税：120×5%=6万元，（有规定的是5%，若没有规定娱乐业的营业税税率为20%）美容美发、收入应缴营业税：150×5%=7.5万元饮食收入应缴营业税：600×5%=30万元应缴营业税：（76+4）×5%=4万元手续费应缴营业税：10×5%=0.5万元该公司当年应纳营业税=11+80+20+6+7.5+30+4+0.5=159万元
华世奎与吴佩孚的关系
华世奎 智能天津网 华世奎(1863-1942)近代天津著名书法家。
字启臣，号璧臣、思暗。
祖籍江苏无锡，后迁居于天津。
1864年生于天津老城厢东门里。
汉族。
天津“八大家”之一。
因家资丰厚，家中常聚各方名士吟诗谈词。
16岁时得中秀才。
19岁时中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为领班章京。
1911年奕劻组亲贵内阁，又被升任清内阁阁丞。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升正二品。
“百日维新”后，以省亲为名弃官隐居天津，在意租界购置房产，以清朝遗老自居，自号“北海逸民”，终生不剪辫子，不用民国年号，不再入仕，不再参与政事，惟以诗文、书法自娱。
华世奎作为名书法家，订有“笔单”，往年天津各南纸局多代收书件。
在当时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为四大家。
因自小父亲对他寄望颇高，4岁时就指定书目让他学习，经常站立书写，腕力、臂力达到超人程度，为日后成为津门四大书法家之首创造了条件。
华世奎的书法，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
而最能代表其书法风格的要算他的楷书作品，走笔取颜字之骨，骨力开张，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
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
被国家定为中华历代名匾。
东北角的“正兴德”茶庄、估衣街的“德昌公”等著名商号匾额招牌题字也都是他的手笔。
华世奎经过长期的书法实践和探索，将苏东坡的巧结构和篆隶的笔法与颜的拙字相结合，形成了拙巧相间的“华体”书法；而且在理论上总结出了富于自己个性内涵的六种笔法，即“提、按、顿、挫、内颤、外颤”。
他为人写了许多牌匾和碑记、墓志铭等，在天津留下了不少可资纪念的文物。
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
著有《思暗诗集》留世。
他的书法作品也被各美术出版社相继出版，如《津门华世奎孝经帖》等等。
华世奎对天津的文化事业十分关心，经他主持的有“崇化学会”、“国文观摩社”、“城南诗社”等文化团体，并长期作文庙主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而且在做人方面可谓楷模，在他身上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程克任天津市长时，因受商震嘱托，每月从市财政局给华世奎拨出千元，用以其生活之需，被他坚持拒绝。
于是后来每月拨出600元为崇化学会经费，余款400元为文庙修缮费，直至日本侵入天津为止。
1942年春夏之交，华世奎故于天津里第，终年79岁。
其家属及在津遗老联名向伪满溥仪请谥，得赐予“贞节”谥号。
吴佩孚 (1873-1939)北洋军阀首领,山东蓬莱人,近代书画家,工书,擅墨.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
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
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
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
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
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
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
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
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
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
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
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
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
”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
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
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
”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
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
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
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
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
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
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
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
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
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
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
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
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
张邦昌而弗恤。
”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
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
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
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
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
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
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
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
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
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
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
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
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
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
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
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地方政府学论文
抓住机遇一步到位分税制改革，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来了。
十三大报告提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前提下实行分税制。
但是在“包”字占改革主导思想的当时，是没有条件去具体实施的。
1992年同志的南方谈话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采用的大问题，使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
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思想禁锢解除，改革目标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当时国家财力不足，行政能力减弱，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情况为财税改革带来了历史机遇。
1993年，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正确决定，进行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
紧接着，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财税改革迅速启动。
原来财政部提出的方案是分两步走，而国务院决定，不要分两步走，要一步到位。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亲自主持了改革方案的制定、论证、修改以及协调工作。
从1993年8月起，朱镕基亲自带领中央财政、税务、经贸等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到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做工作。
没有这样的支持，光靠财税部门，这项改革能否推动要划个大大的问号。
财税部门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双方有碰撞，有博弈，有协调，也有妥协。
这些碰撞、博弈、协调、妥协在发达地区有，在不发达地区也有。
例如，有的地区提出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成，能否100％留地方；有的地区则担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等。
但最后，改革还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
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也是当时财税改革能够推进的关键。
新税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首先是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支持。
一些企业表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愿意照章纳税。
一大批专家、学者找根据，说道理，介绍国外财税制度、改革经验，为财税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并为改革出谋划策。
改革的成功还离不开广大财税干部和职工的辛勤努力。
他们事前作了大量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对新制度作了多个方案模拟、测算、比较；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沟通、协调；开展了大量培训。
改革推出后，财税部门又积极组织收入，深入调研，发现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仅1994年第一季度，财政部下发或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有关调整补充文件就有84个。
改革元年如履薄冰从1993年末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初实施改革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如履薄冰。
改革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但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的，具体组织实施也是财税部门的事。
账要由财政部门算，各种税收要靠基层税务人员收。
我当时是财政部的主要负责人，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4年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
我们面临出现三种不利局面的可能：第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有可能有人指责是分税制推动了通货膨胀；第二，税负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造成生产下滑；第三，征收人员和纳税人尚未熟练掌握新税制，一旦税款收不上来，财政支出就会成问题。
记得在一次财政部党组会上，我讲了这三个担忧，并说如果出现其中一个，我这个部长就准备“牺牲”，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
当时金人庆同志作出响应，说：“你如果光荣‘牺牲’，我们前赴后继。
分税制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
”我当时心里很感动。
改革不能停，不管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为防止出现万一，我向朱镕基同志汇报了我的担心，并请他特批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20亿元，以备不时之需。
朱镕基同志非常理解，特批借款，期限3个月。
那年春节是2月，节前我正在北京市看望基层财税干部。
一天晚上11时，我刚要结束走访，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1月税收快报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
当时的心情我不描述大家也能猜得到。
我第二天向朱镕基同志汇报，并很快还了120亿元借款。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
此后三四个月，虽然全国财政收入每月同比都是增长的，但增幅逐月回落。
这让我们感到很担忧。
如不采取措施，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不仅新增部分保不住，连基数都要出“赤字”，中央财政将大亏，中央财政的困难比改革之前会更加严重。
1994年5月末，我邀请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厅、局长座谈，目的是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实现全年目标。
具体措施是对1993年末下发的财税改革方案进行四项调整。
会后，四项调整方案报国务院领导审批，均得到批准。
7月，全国财政会议召开，朱镕基同志在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入情入理的讲话，并宣布了四项调整决定。
四项政策中，有两项非常重要：一是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产、培植财源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由全国统算，对各省平均返还改为按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
这项政策的调整，既调动了发达省的积极性，也使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保证了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第二就是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4年增收目标。
各地如果实现增收目标，财政部保证兑现1993年的收入基数和当年增量返还；如果收入达不到1993年的基数，说明基数不实，财政部将扣减1993年的基数；收入只完成了基数，没有实现增收目标，就按实际数和增收目标的差额，扣减当年的返还数。
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长51％。
各地按1993年增收幅度的1\\\/3作为1994年的增收目标，平均增幅是17％。
照此测算，财政收入增幅只要达到16.5％，中央财政就可以不亏了。
由于及时调整政策，9月起，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目标提高了，全年实现增长18％多。
所以李鹏总理在一次会上讲，“政策的威力真不小”
改革的第一年在曲曲折折中度过了。
这一年，在战胜了期初库存退税、取消“两金”而带来的减收等困难之后，财政收入增加了850亿元。
如果考虑前两项的减收因素，实际增收在1300亿元～1400亿元。
财税改革还需完善 回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要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
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和步骤，并艰苦细致地去落实。
否则，即使改革方案制订得多么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有些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方案本身有问题，而是组织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
特别是要注意及时有效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问题。
二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各个行业千差万别，需要制订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改革方案，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方案，并且要在不影响总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整体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实现方案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必要时，要采取过渡性措施，确保改革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0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
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财税制度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存在种种客观原因，有些改革内容没有提出，有的改革没有一步到位，有的改革作了调整；另一方面是形势不断发展，14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需要对制度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一段讲话指出了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我想，这些就是财税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是我们近期、中期需要为之奋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