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的资料简介
朱 熹（Zhu Xi） 朱熹（1130.9.15～1200.3.9） 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
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
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
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
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
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
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
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
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
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
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
荣登进士榜。
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
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
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
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
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
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
”（《年谱》卷1）。
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艰，做官清正有为 。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
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
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
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
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
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
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朱熹墓 建阳黄坑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
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
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
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
”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
”其父大惊。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
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
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
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
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
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
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
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
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
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
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
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
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
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
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
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
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
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
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
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
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
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武夷书院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
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
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岳麓书院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
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
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
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
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
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
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考亭书院实田亩，随地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
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
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
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
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
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
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
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哲学思想: 理气论 动静观 格物致知论 心性理欲论 美学思想 [编辑本段]学术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
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
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
“（《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
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
易学是是如此。
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
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
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
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
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
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
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
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
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
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
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
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
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
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
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
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
”（《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
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
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
……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
《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
”（《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
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
《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
《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
”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
早欲得之。
”（《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
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
”（《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
”此“同志”即蔡元定。
“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
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编辑本段]文学著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
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
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
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
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
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
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
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
短语结构规则
1. 引言 从50年代的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研究算起，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理）已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
在这个进程中，学术界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笔者认为，近二十年在这一领域中堪称里程碑式的贡献有如下三个：（1）复杂特征集和合一语法；（2）语言学研究中的词汇主义；（ 3）语料库方法和统计语言模型。
这三个成果将继续对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NLP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成果的意义， 先介绍与此相关的两个事实。
2. 两个事实 2.1 事实之一——短语结构语法不能有效地描写自然语言 在自然语言处理中，为了识别一个输入句子的句法结构，首先要把句子中的词一个一个地切分出来，然后去查词典，给句子中的每个词指派一个合适的词性（part of speech）；之后再用句法规则把句子里包含的句法成分，如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小句等，逐个地识别出来。
进而判断每个短语的句法功能，如主语、谓语、宾语等，及其语义角色，最终得到句子的意义表示，如逻辑语义表达式。
这就是一个句法分析的全过程。
本文要提到的第一个事实是：短语结构语法（Phrase Structure Grammar，简称PSG）不能有效地描写自然语言。
PSG在Chomsky语言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自然语言的句法描写中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是它有一些根本性的弱点，主要表现为，它使用的是像词类和短语类那样的单一标记，因而不能有效地指明和解释自然语言中的结构歧义问题。
请看汉语中“V＋N”组合。
假如我们把“打击、委托、调查”等词指派为动词（V）；把“力度、方式、盗版、 甲方”等词视为名词（N），并同意“打击力度”、“委托方式”是名词短语（NP）， “打击盗版”、“委托甲方”是动词短语（VP），那么就会产生如下两条有歧义的句法规则： （1）NP→VN （2）VP→VN换句话讲，当计算机观察到文本中相邻出现的“V＋N”词类序列时，仍不能确定它们组成的究竟是NP还是VP。
我们把这样的歧义叫做“短语类型歧义”。
例如： ·该公司正在招聘〔销售V人员N〕NP。
·地球在不断〔改变V形状N〕VP。
下面再来看“N＋V”的组合，也同样会产生带有短语类型歧义的规则对，如： （3）NP→NV 例：市场调查；政治影响。
（4）S→NV 例：价格攀升；局势稳定。
其中标记S代表小句。
不仅如此，有时当机器观察到相邻出现的“N＋V”词类序列时，甚至不能判断它们是不是在同一个短语中。
也就是说，“N＋V”词类序列可能组成名词短语NP或小句S，也有可能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短语里。
后面这种歧义称为“短语边界歧义”。
下面是两个相关的例句： ·中国的〔铁路N建设V〕NP发展很快。
·〔中国的铁路N〕NP建设V得很快。
前一个例句中，“铁路 建设”组成一个NP；而在后一个例句中，这两个相邻的词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短语。
这足以说明， 基于单一标记的PSG不能充分地描述自然语言中的句法歧义现象。
下面再看一些这样的例子。
（5）NP→V N1 de N2 （6）VP→V N1 de N2其中de代表结构助词“的”。
例如，“〔削 苹果〕VP的刀”是NP；而“削〔苹果 的 皮〕NP”则是VP。
这里既有短语类型歧义，又有短语边界歧义。
比如，“削V苹果N”这两个相邻的词，可能构成一个VP，也可能分处于两个相邻的短语中。
（7）NP→P N1 de N2 （8）PP→P N1 de N2规则中P和PP分别表示介词和介词短语。
例如，“〔对 上海〕PP 的印象”是NP；而“对〔上海的 学生〕NP”则是PP。
相邻词“对P上海N”可能组成一个PP，也可能分处于两个短语中。
（9）NP→NumP N1 de N2其中NumP表示数量短语。
规则（9）虽然表示的是一个NP， 但可分别代表两种结构意义： （9a）NumP〔N1 de N2〕NP 如：五个〔公司的职员〕NP （9b）〔NumP N1〕NP de N2 如：〔五个公司〕NP的职员 （10）NP→N1 N2 N3规则（10）表示的也是一个NP，但“N1＋N2”先结合，还是“N2＋N3”先结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和意义，即： （10a）〔N1 N2〕NP N3 如：〔现代 汉语〕NP词典 （10b）N1〔N2 N3〕NP 如：新版〔汉语词典〕NP以上讨论的第一个事实说明： ·由于约束力不够，单一标记的PSG 规则不能充分消解短语类型和短语边界的歧义。
用数学的语言讲，PSG规则是必要的， 却不是充分的。
因此，机器仅仅根据规则右边的一个词类序列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短语，或者是什么短语，都有某种不确定性。
·采用复杂特征集和词汇主义方法来重建自然语言的语法系统，是近二十年来全球语言学界对此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
2.2 事实之二——短语结构规则的覆盖有限 通过大规模语料的调查，人们发现一种语言的短语规则的分布符合齐夫率（Zipf's Law）。
Zipf是一个统计学家和语言学家。
他提出，如果对某个语言单位（不论是字母还是词）进行统计，把这个语言单位在一个语料库里出现的频度（frequency）记作F，而且根据频度的降序对每个单元指派一个整数的阶次（rank）R。
结果发现R和F 的乘积近似为一个常数。
即 F[*]R≈const（常数）或者说，被观察的语言单元的阶次R与其频度F成反比关系。
在词频的统计方面，齐夫律显示，不管被考察的语料仅仅是一本长篇小说，还是一个大规模的语料库，最常出现的100 个词的出现次数就会占到语料库总词次数（tokens）的近一半。
假如语料库的规模是100万词次， 那么其中频度最高的100个词的累计出现次数大概是50万词次。
如果整个语料库含有5万词型（types），那么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 万条左右）在该语料库中只出现过一次。
即使把语料库的规模加大十倍，变成1000万词次，统计规律大体不变。
有趣的是，80年代Sampson对英语语料库中的PSG规则进行统计，发现它们的分布同样是扭曲的，大体表现为齐夫率（Aarts et al. 1990）。
也就是说，一方面经常遇到的语法规则只有几十条左右，它们的出现频度极高；另一方面，规则库中大约一半左右的规则在语料库中只出现过一次。
随着语料库规模的扩大，新的规则仍不断呈现。
Chomsky 曾提出过这样的假设，认为对一种自然语言来说，其语法规则的数目是有限的，而据此生成的句子数目是无限的。
但语料库调查的结果不是这样。
这个发现至少说明，单纯依靠语言学家的语感来编写语法规则不可能胜任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的需求，我们必须寻找可以从语料库中直接获取大规模语言知识的新方法。
几十年来，NLP学界发表过大量灿烂成果，有词法学、语法学、 语义学的，有句法分析算法的，还有许多著名的自然语言应用系统。
而对该领域影响最大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应数下面三个。
3. 三个里程碑 3.1 里程碑之一：复杂特征集 复杂特征集（complex feature set）又叫多重属性（multiple features）描写。
在语言学里，这种描写方法最早出现在语音学中，后来被Chomsky学派采用来扩展PSG的描写能力。
现在无论是在语言学界还是计算语言学界，几乎所有语法系统在词汇层的描写中均采用复杂特征集，并利用这些属性来强化句法规则的约束力。
一个复杂特征集F 包含任意多个特征名f[,i]和特征值v[,i]对。
其形式如： F＝｛…，fi＝vi，…｝，i＝1，…，n特征值v[,i]既可以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或符号， 也可以是另外一个复杂特征集。
这种递归式的定义使复杂特征集获得了强大的表现能力。
如北京大学俞士汶等（1998）开发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对一个动词界定了约40项属性描写，对一个名词界定了约27项属性描写。
一条含有词汇和短语属性约束的句法规则具有如下的一般形式： 〈PSG规则〉：〈属性约束〉 ：〈属性传递〉一般来说，PSG 规则包括右部（条件：符号序列的匹配模式）和左部（动作：短语归并结果）。
词语的“属性约束”直接来自系统的词库，而短语的“属性约束”则是在自底向上的短语归并过程中从其构成成分的中心语（head）那里继承过来的。
在Chomsky的理论中这叫做X-bar 理论。
X-bar代表某个词类X所构成的、仍具有该词类属性的一个成分。
如果X＝N，就是一个具有名词特性的N-bar。
当一条PSG 规则的右部匹配成功，且“属性约束”部分得到满足，这条规则才能被执行。
此时，规则左部所命名的短语被生成，该短语的复杂特征集通过“属性传递”部分动态生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语法，如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PSG）、中心语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HPSG）、词汇功能语法（LFG）等等。
这些形式语法其实都是在词汇和短语的复杂特征集描写背景下产生的。
合一（unification ）算法则是针对复杂特征集的运算而提出来的。
“合一”是实现属性匹配和赋值的一种算法，所以上述这些新语法又统称为“基于合一的语法”。
3.2 里程碑之二：词汇主义 在NLP领域中，第二个里程碑式的贡献叫词汇主义（lexicalism ）。
语言学家Hudson（1991）曾宣称词汇主义是当今语言学理论发展的头号倾向。
其出现原因也同前面所观察的两个事实有关。
词汇主义方法不仅提出了一种颗粒度更细的语言知识表示形式，而且体现了一种语言知识递增式开发和积累的新思路。
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这样一个矛盾。
一方面，语言学界一向认为，不划分词类就无法讲语法，如前面介绍的短语结构语法。
也就是说，语法“不可能”根据个别的词来写规则。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近来又注意到，任何归类都会丢失个体的某些重要信息。
所以从前文提到的第一个事实出发，要想强化语法约束能力，词汇的描写应当深入到比词类更细微的词语本身上来。
换句话讲，语言学呼唤在词汇层采用颗粒度更小的描写单元。
从本质上来说，词汇主义倾向反映了语言描写的主体已经从句法层转移到词汇层；这也就是所谓的“小语法，大词库”的思想。
下面我们来看与词汇主义有关的一些工作。
3.2.1 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 法国巴黎大学Gross教授在20世纪60 年代就创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叫LADL，并提出词汇语法的概念（ ladl. jussieu. fr\\\/）。
·把12，000个主要动词分成50个子类。
·每个动词都有一个特定的论元集。
·每一类动词都有一个特定的矩阵，其中每个动词都用400 个不同句式来逐一描写（“＋”代表可进入该句式；“－”表示不能）。
·已开发英、法、德、西等欧洲语言的大规模描写。
·INTEX是一个适用于大规模语料分析的工具， 已先后被世界上五十多个研究中心采用。
3.2.2 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 Fillmore是格语法（Case Grammar）的创始人，他前几年主持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名为框架语义学的项目（ icsi. berkeley. edu\\\/framenet）。
该项目从WordNet上选取了2000个动词，从中得到75个语义框架。
例如动词“categorize”的框架被定义为： 一个人（Cognizer）把某个对象（Item）视为某个类（Category）。
同原先的格框架相比， 原来一般化的动作主体被具体化为认知者Cognizer，动作客体被具体化为事物Item，并根据特定体动词的性质增加了一个作为分类结果的语义角色Category。
项目组还从英国国家语料库中挑出相关句子50，000个， 通过人工给每个句子标注了相应的语义角色。
例如： Kim categorized the book as fiction. （Cog） （Itm） （Cat） 3.2.3 WordNet WordNet是一个描写英语词汇层语义关系的词库，1990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Miller开发（cogsci. princeton. edu:80\\\/～wn\\\/），到现在已有很多个版本，全部公布在因特网上，供研究人员自由下载。
欧洲有一个Euro-WordNet，以类似的格式来表现各种欧洲语言的词汇层语义关系。
WordNet刻意描写的是词语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 如同义关系（synonymy）、反义关系（antonymy）、上下义关系（hyponymy），部分一整体关系（part-of）等等。
这种词汇语义学又叫做关系语义学。
这一学派同传统的语义场理论和语义属性描写理论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第一次在一种语言的整个词汇表上实现了词汇层的语义描写。
这是其他学派从来没有做到的。
其它理论迄今仅仅停留在教科书或某些学术论文中，从来没有得到工程规模的应用。
下面是WordNet的概况： ·95，600条实词词型（动词、名词、形容词） ·被划分成70，100个同义词集（synsets） 3.2.4 知网（How-Net） 知网是董振东和董强（1997）设计的一个汉语语义知识网（http:\\\/\\\/ com）。
·自下而上地依据概念对汉语实词进行了穷尽的分类。
·15，000个动词被划分成810类。
·定义了300个名词类，100个形容词类。
·全部概念用400个语义元语来定义。
知网的特点是既有WordNet 所描写的同一类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如：同义、反义、上下义、部分－整体等），又描写了不同类词之间的论旨关系和语义角色。
3.2.5 MindNet MindNet是微软研究院NLP组设计的（ microsoft.com\\\/nlp\\\/）。
其设计思想是试图用三元组（triple ）作为全部知识的表示基元。
一个三元组由两个节点和一条连接边组成。
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概念，连接这两个概念节点的边表示概念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
全部三元组通过句法分析器自动获取。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两部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和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及一部百科全书（Encarta）中的全部句子进行分析， 获得每个句子的逻辑语义表示（logical form，简称LF）。
而LF本来就是由三元组构成的，如（W1，V-Obj，W2）表示：W1是一个动词， W2是其宾语中的中心词，因此W2从属于W1，它们之间的关系是V-Obj。
比如（play，V-Obj，basketball）便是一个具体的三元组。
又如（W1，H-Mod，W2），W1代表一个偏正短语中的中心词（head word），W2 是其修饰语（modifier），因此W2从属于W1，它们之间的关系是H-Mod。
这种资源完全是自动做出来的，所得的三元组不可能没有错误。
但是那些出现频度很高的三元组一般来说是正确的。
MindNet 已经应用到语法检查、句法结构排歧、词义排歧、机器翻译等许多场合。
3.3 里程碑之三：统计语言模型 第三个贡献就是语料库方法，或者叫做统计语言模型。
如果用变量W 代表一个文本中顺序排列的n个词，即W＝w[,1]w[,2]…w[,n]， 则统计语言模型的任务是给出任意一个词序列W在文本中出现的概率P（W ）。
利用概率的乘积公式，P（W）可展开为： P（W）＝P（w[,1]）P（w[,2]│w[,1]）P（w[,3]│w[,1]w[,2]）...P（w[,n]│w[,1]w[,2]…w[,n-1]） （1）式中P（w[,1]）表示第一个词w[,1]的出现概率，P（w[,2]│w[,1]）表示在w[,1]出现的情况下第二个词w[,2]出现的条件概率，依此类推。
不难看出，为了预测词w[,n]的出现概率， 必须已知它前面所有词的出现概率。
从计算上来看，这太复杂了。
如果近似认为任意一个词w[,i] 的出现概率只同它紧邻的前一个词有关，那么计算就得以大大简化。
这就是所谓的二元模型（bigram），由（1）式得： P（W）≈P（w[,1]）Ⅱ[,i=2，…，n]P（w[,i]│w[,i-1]） （2）式中Ⅱ[,i=2，…，n]P（w[,i]│w[,i-1]）表示多个概率的连乘。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概率参数都可以通过大规模语料库来估值。
比如二元概率 P（w[,i]│w[,i-1]）≈count（w[,i-1]w[,i]）／count（w[,i- 1]） （3）式中count（…）表示一个特定词序列在整个语料库中出现的累计次数。
若语料库的总词次数为N， 则任意词w[,i]在该语料库中的出现概率可估计如下： P（w[,1]）≈count（w[,i]）／N同理，如果近似认为任意词w[,i]的出现只同它紧邻的前两个词有关， 就得到一个三元模型（trigram）： P（W）≈P（w[,1]）P（w[,2]│w[,1]）Ⅱ[,i=3，…，n]P（w[,i]│w[,i-2]w[,-1]） （5） 统计语言模型的方法有点像天气预报。
用来估计概率参数的大规模语料库好比是一个地区历年积累起来的气象记录，而用三元模型来做天气预报，就像是根据前两天的天气情况来预测当天的天气。
天气预报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
这也算是概率统计方法的一个特点。
3.3.1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作为计算机汉字键盘输入的一种替代方式，越来越受到信息界人士的青睐。
所谓听写机就是这样的商品。
据报道，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已超过一亿，随着移动电话和个人数字助理（PDA）的普及， 尤其是当这些随身携带的器件都可以无线上网的时候，广大用户更迫切期望通过语音识别或手写板而不是小键盘来输入简短的文字信息。
其实，语音识别任务可视为计算以下条件概率的极大值问题： W[*]＝argmax[,W]P（W│speech signal） ＝argmax[,W]P（speech signal│W）P（W）／ P（speech signal） ＝argmax[,W]P（speech signal│W）P（W） （6）式中数学符号argmax[,w]表示对不同的候选词序列W计算条件概率P （W│speech signal）的值，从而使W[*] 成为其中条件概率值最大的那个词序列，这也就是计算机选定的识别结果。
换句话讲，通过式（6 ）的计算，计算机找到了最适合当前输入语音信号speech signal的词串W[ *]。
式（6）第二行是利用贝叶斯定律转写的结果，因为条件概率P （speech signal│W）比较容易估值。
公式的分母P（speech signal）对给定的语音信号是一个常数，不影响极大值的计算，故可以从公式中删除。
在第三行所示的结果中，P（W）就是前面所讲的统计语言模型，一般采用式（5）所示的三元模型；P（speech signal│W）叫做声学模型。
到此，读者可能已经明白，汉语拼音输入法中的拼音—汉字转换任务其实也是用同样方法实现的，而且两者所用的汉语语言模型（即二元或三元模型）是同一个模型。
目前市场上的听写机产品和微软拼音输入法（3.0 版）都是用词的三元模型实现的，几乎完全不用句法—语义分析手段。
因为据可比的评测结果，用三元模型实现的拼音－汉字转换系统，其出错率比其它产品减少约50％。
3.3.2 词性标注 一个词库中大约14％的词型具有不止一个词性。
而在一个语料库中，占总词次数约30％的词具有不止一个词性。
所以对一个文本中的每一个词进行词性标注，就是通过上下文的约束，实现词性歧义的消解。
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自动词性标注系统。
一个采用上下文相关的规则，叫做TAGGIT（1971），另一个应用词类的二元模型，叫做CLAWS （1987）（见Garside et al.1989）。
两个系统都分别对100 万词次的英语非受限文本实施了词性标注。
结果显示， 采用统计语言模型的CLAWS系统的标注正确率大大高于基于规则方法的TAGGIT系统。
请看下表的对比：系统名 TAGGIT(1971) CLAWS(1987)标记数 86 133方法 3000条CSG规则 隐马尔科夫模型标注精度 77% 96%测试语料 布朗 LOB 令C和W分别代表词类标记序列和词序列，则词性标注问题可视为计算以下条件概率的极大值： C[*]＝argmax[,C]P（C│W） ＝argmax[,C]P（W│C）P（C）／P（W） ≈argmax[,C]Ⅱ[,i=1，…，n]P（w[,i]│c[,i]）P（c[,i]│c[,i-1]） （7）式中P（C│W）是已知输入词序列W的情况下，出现词类标记序列C 的条件概率。
数学符号argmax[,C] 表示通过考察不同的候选词类标记序列C，来寻找使条件概率取最大值的那个词类标记序列C[*]。
后者应当就是对W的词性标注结果。
公式第二行是利用贝叶斯定律转写的结果，由于分母P（W）对给定的W是一个常数，不影响极大值的计算，可以从公式中删除。
接着对公式进行近似分析。
首先，引入独立性假设，认为任意一个词w[,i] 的出现概率近似只同当前词的词类标记c[,i]有关， 而与周围（上下文）的词类标记无关。
于是词汇概率可计算如下： P（W│C）≈Ⅱ[,i=1，…，n]P（w[,i]│c[,i]） （8）其次，采用二元假设，即近似认为任意一个词类标记c[,i] 的出现概率只同它紧邻的前一个词类标记c[,i-1]有关。
则 P（C）≈P（c[,1]）Ⅱ[,i=2，…，n]P（c[,i]│c[,i-1]） （9）P（c[,i]│c[,i-1]）是词类标记的转移概率， 也叫做基于词类的二元模型。
上述这两个概率参数都可以通过带词性标记的语料库来分别估计： P（w[,i]│c[,i]）≈count（w[,i]，c[,i]）／count（c[,i]） （10） P（c[,i]│c[,i-1]）≈count（c[,i-1]c[,i]）／count（c[,i-1]） （11） 据文献报道，采用统计语言模型方法，汉语和英语的词性标注正确率都可以达到96％左右（白拴虎1992）。
3.3.3 介词短语PP的依附歧义 在英语中，介词短语究竟依附于前面的名词还是前面的动词，是句法分析中一种常见的结构歧义问题。
下例表明怎样用语料库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这种方法究竟能达到多高的正确率。
例句：Pierre Vinken, 61 years old, joined the board as a nonexecutive director.令A＝1表示名词依附，A＝0为动词依附，则上述例句的PP依附问题可表为： （A＝0，V＝joined，N1＝board，P＝as，N2＝director）令V，N1，N2分别代表句中动词短语、宾语短语、介宾短语的中心词， 并在一个带有句法标注的语料库（又称树库）中统计如下四元组的概率P[,r]： P[,r]＝（A＝1│V＝v，N1＝n1，P＝p，N2＝n2） （10）对输入句子进行PP依附判断的算法如下： 若P[,r]＝（1│v，n1，p，n2）≥0.5， 则判定PP依附于n1， 否则判定PP依附于v。
Collins & Brooks（1995）实验使用的语料库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标注的《华尔街日报》（WSJ）树库，其中包括：训练集20，801个四元组，测试集3，097个四元组。
他们对PP依附自动判定精度的上下限作了如下分析： 一律视为名词依附（即A≡1） 59.0％ 只考虑介词p的最常见依附 72.2％ 三位专家只根据四个中心词判断 88.2％ 三位专家根据全句判断 93.2％很明显，自动判断精确率的下限是72.2％，因为机器不会比只考虑句中介词p的最常见依附做得更差；上限是88.2％， 因为机器不可能比三位专家根据四个中心词作出的判断更高明。
论文报告，在被测试的3，097个四元组中，系统正确判断的四元组为2，606个，因此平均精确率为84.1％。
这与上面提到的上限值88.2％相比，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结果。
4. 结论 语言学家的努力，不论是用复杂特征集和合一语法，还是词汇主义方法，都是在原先所谓的理性主义框架下作出的重大贡献。
词汇主义方法特别值得推崇，因为它不仅提出了一种颗粒度更细的语言知识表示形式，而且体现了一种语言知识递增式开发和积累的新思路。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众多词汇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语料库和统计学方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也是经验主义方法和理性主义方法相互融合的可喜开端。
笔者相信，语料库方法和统计语言模型是当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主流，它们的实用价值已在很多应用系统中得到证实。
统计语言模型的研究，尤其在结构化对象的统计建模方面，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Aarts, Jan & Willen Meijs (eds.). 1990. Corpus Linguistics: Theory and Practice〔C〕. Amsterdam: Rodopi. Collins, M. and J. Brooks. 1995. Preposition phrase attachment through a backed-off model〔P〕. In Proceedings of the 3rd Workshop of Very Large Corpora. Cambridge, Mass. Garside, R., G. Leech and G. Sampson, (eds.). 1989. Th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English: A Corpus-Based Approach〔C〕. London: Longman. Hudson, R. A. 1991. English Word Grammar〔M〕.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白拴虎，1992，汉语词性自动标注系统研究〔MA〕。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硕士学位论文。
董振东、董强，1997，知网〔J〕。
《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俞士汶等，1998，《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泰州基督教教堂婚礼流程是怎样的
基督教婚礼流程一：一、新郎新娘进入教堂 会众站立欢迎;奏婚礼进行曲!二、会众唱诗、祷告 诗歌《公行婚礼歌》;主持人为本次婚礼祷告!三、婚姻真道分享(读经或讲道)主持人请新郎新娘、会众入座;并请基督工人证道!四、婚誓问答 主礼人先问新郎，再问新娘;二者问答词均同。
(主持人要求新郎新娘携手上前)主持人：“(某弟兄、某姊妹)，愿神赐福于你们;今天，教会在上帝面前聚集，在圣堂内为你们公行神圣隆重的婚礼。
婚姻是蒙福的、是神圣的、是极宝贵的;所以不可轻忽草率，理当恭敬、虔诚、感恩地在上帝面前宣誓，成就基督徒婚姻的要求!下面由主礼牧师主持神圣的婚誓问答。
”主礼人问词：“(某弟兄或某姊妹)，我代表教会在至高至圣至爱至洁的上帝面前问你：你愿真心诚意与(某姊妹或某弟兄)结为夫妇，遵行上帝在圣经中的诫命，与她一生一世敬虔度日;无论安乐困苦、丰富贫穷、或顺或逆、或康健或软弱，你都尊重他(她)，帮助他(她)，关怀他(她)，一心爱他(她);终身忠诚地与他(她)共建基督化的家庭，荣神益人!你愿意吗?!”新郎新娘答词：“我愿意!!”五、赠送(或交换)结婚礼物 主持人：“求神赐福，使这戒指成为你们永远誓言的凭据，愿你们从今以后彼此相爱、永不分离、相互约束、永远合一!”赠送戒指、鲜花等!基督教婚礼流程二：六、教会宣告(主持人要求打新郎新娘携手上前，主礼人举手宣告。
)主礼人：“我奉至高的圣父、至爱的圣子、至圣的圣灵宣告你们成为夫妇;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
上帝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七、教会致贺词(主礼人自备，见下附录。
)八、教会诗班献诗(各教会自备。
)九、祝福祷告(全体会众站立。
)十、礼成 主持人(或主礼牧师)向新夫妇握手致贺，并请他们退场。
诗班与会众站立欢送，待新夫妇退场后再散开。
奏《婚礼乐曲》欢送众人退场!准新人们除了要符合教徒身分外，这些宗教婚礼都有本身的规条守则，各位在举行婚礼之前，谨记要熟读各项细节，好让婚礼能圆满进行，留下永志难忘的回忆。
关于基督教
关于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崇奉耶稣为救世主。
分为许多派系，包括罗马公教（在中国亦称天主教）、正教（亦称东正教）、新教（在中国通称基督教或耶稣教）三大派系和其他一些较小派系。
各派系内部亦常分成一些派别或宗派。
起源于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相传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所创立。
信奉者称耶稣为基督（希腊文Christos，转译自希伯来文māshiah，汉译弥赛亚，意为受膏者，原意指上帝敷以圣膏油而派立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救世主）。
最初为犹太教一下层派别。
1～2世纪间逐步同犹太教分裂，成为新的宗教。
基督教一词最初见于2世纪初安提阿的伊纳爵《致马格尼西亚教会书》，指区别于犹太教、崇奉基督为主的新教派。
此后传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
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中世纪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
11世纪分裂为罗马公教和东正教。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又从罗马公教中分裂出来，出现了路德宗（亦称信义宗）、归正宗（亦称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亦称圣公宗）三大新教主流派；后又陆续分化出其他许多宗派。
以后，基督教各派系逐渐传遍世界各大洲，对欧美各国历史、文化有深远影响。
早期基督教历史背景 公元前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征服地中海沿岸欧洲、西亚、北非的大部地区，建立起庞大的奴隶制世界性帝国——罗马帝国。
统一的大帝国促使希腊和罗马哲学熔于一炉，东、西方民俗和宗教互相渗透。
这时帝国境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奴隶起义和民族独立战争此起彼伏。
但各次起义都在强大的帝国武装残酷镇压下失败。
各被压迫民族，尤其是其下层劳动群众，无力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获得解放，其义愤和渴望更加强烈地表现于宗教激情。
当时罗马帝国境内，各种形式的宗教到处孳生、流传。
基督教即产生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
犹太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公元前6世纪亡于巴比伦后，先后经历波斯和希腊的统治。
公元前167年马加比起义，后在耶路撒冷建立哈斯蒙尼王朝（即马加比王朝），公元前63年又亡于罗马。
罗马封立依附者希律为犹太王。
希律死后，罗马统治者又将其辖地分给希律的三个儿子管理。
其中统辖犹太、撒玛利亚、以土米亚的阿基老因暴虐无道，激起民愤，公元6年被罗马废黜，其辖地由罗马直接派总督统治。
相传将耶稣钉死十字架的，即为罗马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
此后，66～70年又发生巴勒斯坦全境犹太人大起义，旋遭罗马镇压而告失败。
大批起义人民被钉十字架或贩卖为奴，耶路撒冷被毁。
从马其顿统治时期至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300多年间，犹太教曾发生深刻的变化。
弥赛亚复国的期望多次成为泡影，带有末世论色彩的启示文学流传民间，对鼓励群众与征服者进行斗争起了一定作用。
这期间，散居在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的犹太人，与异族杂居，接受后期希腊文化的影响，虽然以会堂为中心继续保留犹太教的传统，但在政治上大都已不再同罗马统治者对抗。
留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根据经济、社会地位和对罗马统治者的政治态度，形成了几个宗教政治集团。
最重要的有撒都该派：由祭司、贵族和富商组成，遵奉犹太的律法书，但屈从于罗马的统治；法利赛（意为隔离者）派：由文士和律法师为主体组成，遵奉律法书和口传律法，以严守犹太教传统相标榜，强调与异教、异族隔离，对罗马持既不明显合作又不公然对抗的态度；奋锐党（亦译吉拉德派）：由下层反抗分子组成，反对外族侵略者和依附侵略者的犹太当权者；艾赛尼派：由农牧民众和手工业者组成，曾积极参加反罗马斗争，组成有无相通的共同生活社团，严守派规，寄希望于弥赛亚来临以解脱尘世苦难。
据圣经所载，耶稣对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他的12个门徒中有一人属于奋锐党。
现代多数学者根据对死海古卷的研究，认为原始基督教有部分教徒和艾赛尼派的库兰社团有许多共同之处。
就哲学思想来说，当时对基督教影响较著者，有强调理念论、神秘经验和灵魂不灭的柏拉图主义，和宣扬人类一体、天人谐和、同由一心主宰支配，并提倡恬淡寡欲、节制有度的宗教道德的斯多噶主义。
两者又被亚历山大的犹太哲学家斐洛熔为一炉，并同犹太教教义杂糅为一体。
他用寓意释经法，力图使犹太教的圣经（即后来基督教的《旧约》）和柏拉图主义、斯多噶主义相统一，并以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汉语新约译为“道”）作为解释上帝本身及其与世界和人类关系的基本概念。
此外，当时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流行着一些神秘宗教。
如弗里吉亚的大母教在每年春分纪念阿提斯神的死而复生，并由祭司取血献祭；埃及的伊希斯·俄赛里斯教则流传着圣母哺育圣婴的形象，并强调重生的意义和对来生的希望。
特别是起源于波斯的密特拉教，入教者须经历一定的考验和仪式，主张所有教徒都是弟兄，平等团结。
从该教所遗碑铭中可知其不少神话、教义和仪礼；如以冬至之后的12月25日为密特拉的诞辰，举行宗教宴筵时使用面包和酒，以及用血作洗礼等。
在后出的基督教中有许多情节与这些神秘宗教相近，有史家认为可能是受其影响所致。
早期教会的传说 基督教根据《新约·使徒行传》称：1世纪30～40年代，即相传耶稣死后的十几年内，耶稣所选使徒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初期教会，过着“凡物公用”、互通有无的集体生活，遵守犹太教规，参加犹太教圣殿的崇拜。
这时的核心领袖是众使徒之首彼得和耶稣之弟（或作表弟）雅各。
他们确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虽然被杀，但已经复活升天，不久还将再临。
他们受到其他犹大教徒的反对和迫害。
当第一个殉道者司提反被害后，信徒开始向巴勒斯坦其他城市和农村分散。
30年代后期，原来热衷于迫害基督教徒的犹太教徒保罗，在经历了一次异常的宗教经验后改信基督教，并积极参加传教活动。
这时基督教已开始传到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一带。
在接触各地其他民族时，发生了一个对基督教前途具决定意义的问题：是继续遵奉犹太教的教规，尤其是割礼，把自己局限于犹太民族之内；还是打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向非犹太人传教。
约在40年代后期，在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上，以保罗为首的世界派和恪守犹太传统的民族派展开辩论。
结果保罗派获胜，从此基督教便沿着世界化宗教的方向发展，并远传到希腊、罗马等地，建立教会。
及至70年犹太人起义失败，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民族宗教中心。
在此后40余年中，教会经历着一些重要的变化和发展。
这时教会的成员还大多是贫苦的劳动群众，有时还遭到帝国当局的迫害。
发生在罗马皇帝尼禄和多米提安在位时的两次迫害，对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随着基督教向地中海东部传播，教会通过和各地各族人民的接触，吸收一些其他宗教的思想和习俗，逐渐形成比较定型的组织制度、圣礼、节期和崇拜仪式。
古代公教会的形成基督教组织体制的基本定型化约始于2～3世纪间。
关于这个时期，现存可信的历史文献已较多。
后世史学家多称之为“古代公教会”的形成期。
“公教会”原意为不分地域、种族的普世教会。
古代公教会一般指西罗马灭亡前，基督教东西两派的分裂尚未明确化期间的古代正统派教会。
2世纪，基督教已传播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
第一代的教会领袖（使徒及其助手）都已死去。
教会亟需建立稳定的组织和领导体制。
以1世纪末已经出现的主教（希腊文Episcopos，又译监督）为首，辅以长老和执事的三级教职制开始形成，但主教集权制尚未确立。
崇拜仪式和圣礼逐渐定型化。
至于经典，除了从犹太教继承过来的旧约之外，新约尚未正式编成。
当时已有4本福音书和13封“保罗书信”以及几卷后来被列入正典圣经的书卷在教会中流传。
有些还在一些地方教会中享有与旧约同等的地位。
此外，还有当时教会领袖所写的几种著作，后来被称为“使徒教父著作”（见教父），亦享有较高权威。
这时罗马帝国对境内的各种宗教，只要对帝国统治不构成威胁，一般都采取宽容政策。
但由于基督教徒拒绝敬拜皇帝的塑像和经常秘密举行爱宴和圣餐礼等，招致罗马当局的疑忌，因而遭到歧视和不同程度的迫害。
一般说来，这期间对基督徒的迫害多属偶发性或地区性的，并非帝国的既定政策。
基督教虽处于非法地位，但可以购置教产及传教。
只是在249～260年和303～305年，即罗马皇帝德修斯、瓦勒里安、戴克里先和加勒里乌等在位时才发生了几次全国性的严厉迫害事件。
由于当时基督教几乎已传遍整个罗马帝国，所以也有较富裕者和知识分子入教，有些教会逐渐拥有较多财富。
教会领导人的社会成分也随之发生变化。
120～220年间出现一些护教士，他们已不是对迫害提出抗议和谴责，而是向罗马皇帝和知识界申诉，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制度习俗的合理和无害，力图消除反教者的误解，博取宽容和同情。
著名的有夸得拉都、阿里斯蒂德，殉道者查斯丁、阿特那哥拉、提奥菲录和德尔图良等。
他们用逻各斯的概念来解释基督的神性，使之与一神论的信仰统一起来。
在教义方面，这时尚未形成规范化的统一标准，多种见解并存。
其中有些后来被占优势的派别视为异端。
较突出的有接近犹太教的伊便尼派（意为穷人派），主张耶稣实为约瑟和马利亚的儿子，否认基督的神性，近乎“嗣子说”。
另一是幻影派，否认基督的人性，认为肉体的耶稣不过是个幻影。
还有基督教诺斯替派（又译灵智派），根据诺斯替教的善恶二元论，反对“道成肉身”的教义。
受到这一派影响的，有马西昂派，他们拒绝接受旧约，只承认保罗的10封书信和经他们删改的《路加福音》。
此外，还有孟他努派，强调圣灵直接启示，宣传末日已近，基督即将再临，千年王国即将实现，反对教会的世俗化倾向。
反驳这些说法的一些教会领袖，后来亦被称为护教士，如爱利纽、希坡律图、奥利金、西普里安和路济安等。
但其矛头所向已不再是帝国当局，而是教内他们所谓异端者。
基督教神学已有趋向体系化的发展。
同时，教会感到有必要从流行的基督教文献中选出某些书，承认其具有圣经的权威。
但新约正典的最后确定，到4世纪才完成。
此外，教会以接受教徒施行洗礼时所用的“洗礼信式”为基础，制定一种简明扼要的条文，以表达信仰最基本的内容，称为信规。
是为后来信经或“信条”的雏形。
基督教的国教化 至3世纪末，基督教已成为一支相当显著的社会力量，其多数领导成员的社会成分虽已上层化，但基本群众仍多属中、下层平民和奴隶。
在几次大规模的迫害中，基督教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人数和社会影响上有所发展。
4世纪初，内外矛盾的日益加剧，帝国当局对基督教的政策有所改变。
313年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东部皇帝李锡尼在米兰会见，联名发布“宽容敕令”（史称“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可与所有其他宗教同享自由，不受歧视。
从此基督教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宗教，并得收回教产。
君士坦丁在战胜李锡尼后，进一步扶植基督教，于325年在帝国东部尼西亚召开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后被称为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为帝国政权直接干预教会内部事务以及教义和崇拜仪礼的开端。
从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到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在东部共举行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均由帝国皇帝召开。
从此，东部教会的发展历史与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和宫廷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在西部，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王克洛维也仿效君士坦丁的做法，于496年改信基督教，对基督教上层人物实行收买、控制、利用，以扩张其政治势力。
教会在国王的扶持下，发展迅速，并拥有大量土地财富。
由于政治区划和语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罗马帝国全境在事实上一直分为东、西两部分。
基督教从3世纪以来，也逐渐形成东西两大派。
西派以罗马为中心，传播于高卢、意大利到北非迦太基一带及以西地区，通行拉丁语，又称拉丁教会。
东派散布在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及其以东地区，通行希腊语，又称希腊教会；初以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路撒冷等地为中心。
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设东都于拜占廷，改名君士坦丁堡，又称新罗马。
此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在东部教会中逐渐居于首位，和西部的罗马对峙。
4～7世纪，东部教会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有时西部教会亦介入）在神学上表现为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人两性的教义之争。
在这场持续3个世纪的争论中，东部教会的两大神学派别，即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形成两个互相对立的中心，最后产生了《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和《卡尔西顿信式》，作为这两项教义的正统标准，为后世基督教大多数派别所接受。
当时东部教会曾借帝国势力，将不接受这项信仰标准的各派斥为异端，并将其逐至帝国边陲地区。
其中有流传于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地区的阿里乌派、流行于叙利亚一带的阿波利拿里派、被逐至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聂斯托利派（7世纪该派曾经波斯传入中国，称为景教）。
此外还有优迪克派（后来成为一性论派）和一意论派，均先后被排挤至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地。
4～5世纪间，帝国西部常受北方异族侵扰。
410年西哥特入攻陷罗马城，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452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以西部帝国当局庸弱无能，力主向入侵的匈奴王阿提拉媾和，解救罗马危局，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进而宣称罗马主教乃使徒彼得的继承人，故位居众主教之首；为后世确立教皇制提出了理论依据。
6世纪末，当伦巴德入侵扰意大利时，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一世在罗马城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并扩大统辖范围，进一步提高罗马主教的权力。
至此东西部教会对峙之势，已成定局。
在神学思想上，东部教会受希腊哲学传统的影响，较重视具有玄学倾向的三一论和基督论等神学论争。
西部教会则受罗马法学传统的影响，其主要神学争论是关于人性、罪、意志自由和教会等问题。
拉丁教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所主张的原罪论、恩宠论和预定论，对后来西方正统派神学有深远影响。
主张自由意志说而与奥古斯丁对立的贝拉基则被斥为异端。
奥古斯丁所著《论上帝之城》，为中世纪西欧教会的教权至上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时期，另一拉丁教父哲罗姆奉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之命重新整理圣经的拉丁文旧译本，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重译，后被称为“通俗译本”（16世纪中叶天主教特兰托公会议宣布为法定本）。
格列高利一世还对教会的组织、修院制度和崇拜仪式进行了一些改革整顿。
中世纪基督教史略 6世纪上半叶，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自称为教会元首，将东部教会置于帝国权力监护之下，直接干预教会审订教义和人事组织事务，而教会则依附于国家政权。
东部教会在历史上未曾出现如西部教会教皇与世俗统治者争权角逐的局面。
但东部教会在皇帝支持下，不承认罗马教皇为教会最高首领，常与教皇争夺霸权，互相倾轧，东西两派裂痕日益加深。
至9世纪后半叶，发展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佛提乌与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互相绝罚，史称“佛提乌分裂”。
本来东西两派教会对崇拜圣像问题，长期发生争执，1054年又因“和子句纠纷”，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色路拉里乌与教皇利奥九世发生激烈争吵，最后互相开除对方教籍，造成东西教会正式分裂。
此后，西部教会自称公教，东派自称正教。
后来虽曾几度谋求和解，终未奏效。
9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教会即开始向东欧及北方传教，并将圣经译为斯拉夫语。
988年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信奉基督教，宣布东正教为国教。
13世纪初，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一度攻陷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权力受挫。
1453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廷后，俄罗斯正教会在东正教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有将世界东正教的中心移至莫斯科的企图，并别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
在西欧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时期，教会与世俗政权互相利用和斗争，对基督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统一法兰克王国，教皇撒迦利亚派大主教卜尼法斯前往祝福，并为封他为国王而举行膏油礼；丕平则将拉文那到罗马的大片土地赠给教皇作为酬谢。
史称丕平献上。
这标志着教皇国的开始。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又为报答丕平之子查理曼对他的支持，为其加冕称帝。
此后，教会为提高教皇势力，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利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宣称教会拥有高于国王的权力。
教、俗争权更趋尖锐。
从11世纪末叶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德皇亨利四世展开主教叙任权之争开始，其后200年间，教皇与皇帝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斗争。
到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1198～1216），教廷权势达最高点。
13世纪末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斗争失败后，教皇威信和权力急剧下降。
最后教廷不得不迁至法国边境的阿维尼翁，托庇于法国的荫护。
其间七任教皇，都是法国人，历时73年（1305～1378），史称阿维尼翁教皇。
1378年教廷迁回罗马，由于教廷亲法势力和亲意势力间的争夺，造成在罗马与阿维尼翁同时并存两个教皇的局面，双方都自称正统，互相攻讦。
1409年以后还出现过三个教皇鼎立之局，史称天主教会大分裂。
至1417年选出马丁五世为教皇，驻罗马，才结束了40年的分裂。
但教皇的威信已大为下降。
修会制度 基督教隐修制度相传始于3～4世纪间，由埃及安东尼首倡。
中世纪初期已盛行于欧洲、北非、西亚等地。
隐修者以苦身修行为志，脱离世俗生活，实行独居隐修或组成隐修院集体隐修。
男女分隔，不相混杂，后来更出现一些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隐修修会，有些还拥有地产，成为大封建主。
6世纪创立的本笃会为西部教会修院制的模式，后来逐渐涣散腐败。
10世纪出现的克吕尼派改革运动，整饬和加强修院制，后期强调教皇权力至上。
13世纪出现的托钵修会，不置恒产，修士不集中在隐修院，到处游乞，著名的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奥斯定会等。
他们都有严格会规，并在各处设立分支组织；参预对社会文教事业的控制，并在教皇分派下主持异端裁判所。
在东部教会，相传较完善的修院会规为4世纪大巴西勒所制定，比较单一，不同于西部修会那样分门别派，盛行于整个拜占廷境内。
有些隐修院拥有大量资财，保存珍贵文物资料，对文化发展有一定贡献。
十字军东侵 11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正当教皇权势上升时期，为了转移农民反抗的斗争锋芒，实现扩张野心，教皇和一些修院院长策动英、德、法等国国王，哄骗大批虔诚的贫苦农民教徒，以保卫基督教和援助希腊教会抵御穆斯林为借口，在圣战口号下，先后发动8次十字军侵略战争。
后4次均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东侵，使大片土地荒芜，人民死亡达数百万；西部社会矛盾既未能得到缓解，向东扩张亦未实现，反而致使教会威信下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
经院哲学 西欧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经历300～400年的混乱，9世纪起，在归化基督教的日耳曼人加洛林王朝的鼓励下，逐渐兴办高等教育。
由于教育基本掌握在教会修院之手，从中发展了以基督教圣经和教父著作为主要内容的神学、哲学体系，后被称为经院哲学。
9～12世纪的早期经院哲学，从埃里金讷开始，柏拉图主义占主导地位。
此后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洛色林、安瑟伦、阿伯拉尔等。
他们就认识论问题展开了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辩。
13世纪是经院哲学的黄金时期，以多明我会的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
他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系统、全面地阐述基督教的信仰，著有《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大量著作。
其神学理论后来成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
与之抗衡的则有以方济各会的邓斯·司各脱为首的另一学派。
14世纪经院哲学已趋没落。
但仍出现了对传统观念，包括对教皇的世俗权力进行批判的哲学家维康·奥康等。
异端派别和异端裁判所 在中世纪的西欧，正统教会把凡不接受“正统”基督教教义的，都斥为异端。
所谓正统的标准，就是教廷规定的信条或公会议的决定。
但当时在贫苦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市民中被斥为异端的派别却不断出现。
较有影响的有产生于东欧的鲍格米勒派、意大利的阿诺德派、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或谓即卡特里派）和韦尔多派（亦称里昂贫人派）等。
他们之间有时互相支援或串联，到处流动，12～13世纪发展到最高潮。
后更有14世纪的英国罗拉德派、15世纪的捷克胡斯派等。
教廷除要求世俗政权共同镇压外，还利用新成立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组织异端裁判所专事搜捕、审讯和迫害异端派别分子。
15世纪末设立的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尤以残暴凶狠闻名于世。
近、现代基督教在阿维尼翁教皇之后，教廷迁回罗马，接着又出现天主教会大分裂。
这时教廷内部主张依附法国的高卢派提出“公会议权力高于教皇”的理论，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遭到亲意大利的越山派的反对。
同一时期，英国的威克里夫、捷克的胡斯和15世纪后期的萨伏那洛拉发起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先后遭到教廷的镇压。
16世纪初，马丁·路德为抗议教皇在各地销售赎罪券，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膝贝格大教堂门前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是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开端。
新教的产生 随后，茨温利和加尔文在瑞士、亨利八世和克兰麦在英国也发动改教运动，其影响很快波及欧洲广大地区，并形成路德宗、归正宗和安立甘宗三大新教主流派系，脱离了天主教，是为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
16世纪中到17世纪初，新教各派在教义和教政问题上发生一系列的争辩，结果产生了一批认信文作为各派规范性的信仰宣言。
在传播过程中，新教各派还得到所在地的民族国家世俗政权或诸侯的支持，与拥护天主教的政治势力和集团展开了长期的宗教战争，最后订立了一些和约，如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1598年的南特敕令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等。
根据“教随国定”的原则，基本上形成了新教在西欧各国分布的格局：路德宗在德国的东、北部和北欧诸国；归正宗在瑞士、德国的一部、荷兰和苏格兰；安立甘宗主要在英格兰。
后从安立甘宗和归正宗中又分出一些新的派别，如长老会、公理宗、浸礼宗和卫斯理宗等。
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第一批新教清教徒到达北美洲，新教随之在北美广泛传播，并形成许多宗派，对美国的宗教、文化、政治生活，起了很大影响。
18～19世纪，新教在信仰和神学思想上受启蒙运动和唯理主义哲学的影响，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时期出现了一些神学家，如施莱尔马赫、里敕尔和哈那克等。
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产生的自由主义神学，对传统的教义作了新的解释。
有些新教神学家还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倡社会改良，形成了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派和美国的社会福音派。
20世纪初，自由主义神学受到坚持传统教义的保守派的反对，在美国发生了一场基要主义和现代派的论战，导致一些新教教会的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主义神学受到以巴特和布鲁内尔等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的冲击，逐渐衰落。
50～6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的非宗教化和多元化，新正统神学也失去其原有的势头。
在西方新教神学中，还出现一些新的流派，如在德国信义宗神学家潘霍华提出世俗化和“非宗教化的基督教”的影响下，美国出现“神死神学”；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由布尔特曼倡导的“非神话化”神学；受德国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启发，有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
还有以怀特海和哈尔特松为代表的“过程神学”。
那些继承20年代基要主义，在神学思想上捍卫传统教义的神学家们，对上述各派新神学都持批判态度，但他们除强调传福音和追求个人得救外，对各种社会道德问题也表示关注，被统称为新福音派；他们在新教广大信徒中，影响颇大。
40年代以来，新教在派系和组织上，出现按宗派、地区或国家重新联合的趋势。
天主教的改革 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大为削弱。
为了重振教廷威信，天主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内部，以对新教的改教运动采取统一对策，史称反宗教改革。
1545～1564年，教廷召开特兰托公会议，会议谴责马丁·路德和茨温利等在教义上的改革主张，并对天主教内的教仪体制等方面作出一些规定，1564年通过的特兰托公会议信纲成为直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前天主教的信仰规范；同时，对修会制度进行改革。
1534年成立的新型修会组织耶稣会，在欧洲许多国家迅速发展，成为拥护教皇和抵制新教的有力组织。
17世纪，天主教内部发生了詹森主义的争论，以荷兰天主教反正统派神学家詹森及法国神学家巴斯克等为一方，与耶稣会展开激烈论争。
在神学思想上詹森派信守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和恩宠论，耶稣会派则支持莫林那主义，用“中介知识”的概念，调和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
詹森派还支持高卢主义，在法国教会中力图削弱教皇的权威。
1713年，克雷芒十一世公布教皇诏书，谴责詹森主义为谬误。
一部分詹森派成员后来移居荷兰，继续发展。
在法国的詹森派坚持高卢主义立场，造成法国天主教会的分裂。
18世纪，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下，欧洲一些民族国家如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对教廷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
各国不满于耶稣会士干预内政外交，要求将其取缔。
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迫于法国政府压力，于1773年宣布解散耶稣会。
至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时始再恢复。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拿破仑入侵意大利；1797年教皇国遭到洗劫。
二年后，庇护六世被掳，死于法国。
这时教皇威信降至历史上的最低点。
1800年，庇护七世重建教皇国。
1809年拿破仑又将其并入法国版图。
1929年，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签订拉托兰条约，教皇拥有独立的梵蒂冈城国的主权方被正式承认。
这一时期，天主教在神学思想上恪守特兰托会议以来的教条，教廷多次颁发“教廷禁书目录
国家首脑访问级别是怎么分的
国家元首是一国的最高首脑，是一个国家在实质或形式上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转型后，对国家元首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权合一的新型现代国家元首制，以适应改革开放新需要。
自古以来，国家元首，不论是君主国的君主还是共和国的执政官、总统等，一般都身兼行政首长，是行政权的体现者。
这情况到近代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
其一是行政权的分割。
由于责任内阁制的兴起，内阁首长的地位日渐提升。
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总理甚至取代总统成为行政首长。
其二是某些国家是以立法机关的首脑作为国家元首，英格兰和法兰西便曾分别以议会议长和国民公会主席作为国家元首。
另外，在当代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元首由议会常设机关的首脑担任。
总统制下的国家元首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任何法案都需要总统签署，除非议案得国会绝大多数同意。
总统制下的国家元首通常由选举选出，是行政机关的首长，独立於立法机关。
属行政机关的政府只向总统负责，总统有权任命和解雇而无需经过议会，因而有“总统制“之名。
一些总统制国家（例如美国）的国会可决定是否赞同主要官员的任命。
议会讨论候任人是否合适，并没有权批准或否决任命。
任命後主要官员不必向国会集体负责，与内阁制的问责不同。
有些总统制设“总理“一职；总理只向总统负责，而不是议会。
这些“总理“的政治影响力通常不大，有些更只是管理人员而并不是政治家。
总统制的“总理“与内阁制的总理（或首相）不同，他们没有宪法赋予的实权，政治地位比较低。
他们通常负责政府的日常运作，总统则订定国家政策。
内阁制下的总理领导执政党和政府；总统制下的总理却是服务政府，如其他官员一样，可能随时被解雇。
美洲国家普遍采用总统制，美国是其中的圭臬。
虽然大部分的总统由民主方法选出，部分国家元首发动军事政变或政变夺权(如卡斯楚)。
总统制的特征（如行政机关向统治者而非议会负责）与君主独裁制其实有相似的地方。
美国的总统制源自18世纪英国的宪法制度。
当时，英国君主的权力仍然很大，控制政府，国会无权过问。
所以，有人认为现代的总统制事实上承袭自18世纪欧洲的“旧制度“。
很多欧洲国家的制度已从行政（首长）主导发展成国会（内阁）主导。
1870年代，美国总统安德鲁·詹森受弹劾，几乎丢职，总统权威受削。
有人预测美国会跟随欧洲模式，从总统制渐变为半总统制，甚至内阁制；众议院院长将成为权力核心，变为名义上的总理。
但这并没有成为事实。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及伍德罗·威尔逊的领导令总统重建政治影响力。
半总统制下的国家元首密特朗前法国总统弗兰索瓦·密特朗，半总统制下的国家元首半总统制包含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的特点，政府需向总统和国会负责。
根据法国现行的第五共和宪法，总理由总统任命，但需要得到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支持。
所以当国会被反对派控制时，总统只能从反对派中拣选总理，这被称为共治（cohabitation）。
例如，1980年代，左派的法国总统弗兰索瓦·密特朗任命了新戴高乐派（右派）的雅克·希拉克为总理。
（法国的“共治“通常由总统负责制定国家的外交政策，总理则负责国内事务。
）有些国家的政制逐步演化成类似半总统制，甚至总统制，例子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後的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总统任命的内阁要向国会（reichstag）负责，但民选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运用很大的酌情权。
最初总统只是象征式的国家元首，政务由国会主持。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汤不安、政局不稳，总统开始运用紧急权力。
1932年，权力严重失衡，就算总理在国会得到支持，总统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也能随意废立。
最後，兴登堡没有咨询国会，利用职权任命了阿道夫·希特勒当总理，造就了纳粹的独裁统治。
注明：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家主席原有的两项实权——召集最高国务会议权及统率武装力量权均被取消，在法律上成为虚位元首，但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国家权力绝对领导，使得中共中央总书记凭借担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对最高权力的掌握。
内阁制下的国家元首比利时利奥波德三世，利奥波德三世二战时运用权力代表国家向德军投降。
议会制（又称内阁制）的国家中，国家元首可能只是国家的象征行政首长，理论上拥有行政权力（所以英国的政府称为女王陛下政府，即理论上政府是属于君主的，而不是议会的）。
事实上，宪制经历渐进的演变，由首相领导的内阁行使实际权力，并向国会负责。
首相从议会中选出，得到议会的支持。
议会有权著首相和内阁成员辞职或解散国会。
因此，政府问责於国会，并有责任向国家元首提供“意见“（即代元首处理行政事务）。
在一个议会制国家中，旧的宪法可能赋予国家元首很大的行政权力，有如总统制下的总统。
随时代变迁而演化出的问责机制甚至政府机关往往在过时的宪法中只字不提。
所以，宪法越旧，有漏洞的机会越大。
国家元首可能因此有过大的权力。
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中没有提及首相一职，但该职位已经存在。
1848年，含糊、过时的意大利王国宪法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能够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任命贝尼托·墨索里尼。
英联邦国家议会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运作依据一系列的宪法条文、不明文的惯例、orders-in-council、英王制诰等。
总督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有额外的权力（例如澳大利亚总督john kerr解除澳大利亚总理gough whitlam的职务）。
曾有国家元首因为宪法含糊或国家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擅用大权。
1940年，德国军队进攻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向德军投降，违反政府的意愿。
奥波德三世认为他要根据登基时的誓言为国家负责，而他判定他的政府选择对抗是错误的，会损害比利时的利益，於是他代国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虽然经投票後比利时的人民容许他续任，但由于他的做法引起争议不断，最终他放弃王位。
无行政权力的国家元首无行政权力的国家元首完全没有实权，连象征权力也没有。
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元首的权力和职责各异。
1970年代，瑞典通过现代宪法，瑞典国王在议会的一切权力被废除。
但内阁每月仍会向国王在王宫内正式汇报。
相反，无实权的爱尔兰总统要接触内阁官员需经过总理办公室安排，但总理仍会向总统汇报；总统不能取得政府文件。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无行政权力的国家元首在20世纪出现。
例如：爱尔兰总统印度总统泰国国王瑞典国王（自1975年起）德国总统日本天皇（自1945年起）
1.融水苗歌的起源(包括融水简介)
融水苗族的民间宗教至今仍停留在多神信仰的原始阶段，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鬼神崇拜等都是他们长期固守的精神理念。
长期以来，由于融水苗族的生存条件非常艰苦，生产方式也比较落后，其必然会造成他们生活上的贫困，及精神上的空虚、无助，因此随之产生了敬畏多种神灵和崇尚传统巫术的信仰习惯。
在原始宗教的祭祀里，贯穿于整个礼仪过程中的民歌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应不容忽视。
民歌作为一种宗教礼仪的表现形态，它对每种礼仪都有着特定的对象和目的，因此根据唱用场合及题材内容的不同，融水苗族以“歌”为祭祀方式的宗教仪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鼓社”是融水苗族祭祀祖先的一种典型性的神祗活动，它代表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文化”。
“鼓社”同时又是集宗教、政治、军事等多重合一的民族组织，故每位族员均要参加。
祭祖时，众多族人聚集一堂，他们以“鼓”为中心，日夜欢歌、击鼓起舞。
大家借歌声以“讲述”古老的传说，用舞蹈来依托对过往的追思。
（二）融水苗族日常的生活祭礼中，凡生病灾厄，大都要进行叫魂驱鬼，诅咒灾祸等巫术活动，其中，丧葬仪式就是融水苗族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的重要体现。
丧葬一般由巫师来主祭，整个过程中，巫师诉之不尽则唱，唱之不表则说。
祷词声声，始终唱不绝耳。
虽然，这种“说中带唱，唱中有说”的唱、念结合是祭祀活动中的主要形式，但是，偶尔也会出现加入一些伴奏乐器的情况，而在宗教意识里，人们往往只是把乐器视为一种通神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音乐手段来看待。
（三）“埋言”是神祗文化活动导引下的宗法现象，它同时也是一种受“神化心态”制约的，变相的宗教活动。
“埋岩”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它是以某村寨的村民适时倡议而决定的。
仪式中，主持者引经拒典，或讲或唱，以此来陈述“古理古规”，及强调“埋岩”活动的重要性。
最后，待大家一一表明心迹，众人就会将一块岩石埋入土中（石上一般不刻字或标记）以示活动生效。
“埋岩”结束后，就由理老（巫师）将这次活动的内容整理为各项理词，并编配成“埋言歌”，将其到处传唱，以便众人日后能够牢记、执行。
⑥ 在融水苗族的文化传统里，民间歌谣长期孕育于族类意识中，而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歌谣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融合一体，常被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透过民族文化的其中载体——民歌，我们也可窥见该民族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文化现象。
融水苗歌传承习俗的形成有其各种历史和社会原因，它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1）古时苗人居地荒凉，生活艰苦、工作繁多，若不以唱歌宣泄其内心苦闷，则无法除去其身心的劳累，难以达到怡情之目的，因此，自古以来，苗人就以唱歌为其排解困难，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故苗歌能传唱不息而沿袭至今。
2）苗人无文字，叙其先哲历史，则完全以歌词或道巫经典来进行传诵，所以苗民视目前流传下来的歌谣与历代“宗谱”、“史乘”、“典章”同样珍贵，因此，苗人中习歌、善歌者均以传歌为己任，他们在各类场合传唱苗歌，吟诵苗族先人的历史和情操。
3）在传统集体形式的劳动生产里产生的劳动歌谣和号子，使苗民得益于其协调劳作，鼓舞士气的功用，并可在其中相互传授、学习生产技术，因此，田头山间常常萦绕农耕之歌。
4）苗族中善歌者通常能博得妇女之欢心，可以籍此为媒介，而达到最完美的恋爱；还可通过对唱情歌，而实验抉择谁为最合意的对象，进而达到美满婚姻之目的。
苗族青年男女间的这种以歌为媒的风俗，使得苗歌成为婚姻生活中永远的旋律。
5）苗人在集会、婚宴、群作、宴饮之时，皆以赛歌胜负判荣辱。
届时，各方宾客、群众聚集观看“歌战”，善唱歌者，能博得全社会一般民众的尊誉。
所以唱歌不止娱乐，它实际含有一种剧烈地竞争性，此种动力使得苗人平日争相习歌，并以善歌为荣。
⑦总体而言，融水苗歌之传承习俗的形成，主要有赖于人声强大的知识传播和苗歌本身具有的社会调适功能，因而促使苗歌成为族人长久钟情的音乐类型。
融水苗歌的传承不仅是其艺术形态上的一种保存，而且更是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文化发展，它充分孕育于苗歌的各种传承场中。
换言之，每一个苗族歌谣的传承场，都是苗族传统文化全方位展示的窗口。
无文字民族大都生活在落后封闭的边远山区，他们对祖先的认同与都市人群有所差异，他们不仅把祖宗视为“根”来信仰，而且对其民族崇拜的载体之一——民歌的传承也包含着一种出自对族群的忠诚。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距柳州市约120公里，境内居住着苗、瑶、侗、壮、汉等民族。
这里山青水秀，民族风情浓郁，风光如画的贝江和两岸的苗寨、多彩的苗族歌舞、紧张激烈的苗家斗马、奇异的婚俗、别具一格的苗家吊脚楼、绚丽的民族服饰、饶有情趣的民族餐等等，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画卷。
融水苗山旖旎如画的风光，有巍巍的元宝山、莽莽的林海、飞瀑、深潭和幽洞。
清清的贝江水，伴有“贝江飞虹”--铁索桥，还有寿星岩寺庙等景观。
这里是天然的动植物园，第四纪冰川的孑遗植物“广西冷杉”200余株，是新发现的稀有珍贵树种。
这一带主要景点有30余处。
在离城19公里处的贝江铁索桥附近，新建了四荣乡第一座民族旅游村。
村内主要道路修整畅通，改建了芦笙坪、斗马坪，新建一座具有民族特色的接待木楼。
全村居住着70多户人家都是苗族，在风俗习惯、民房建筑、语言、服饰等方面都保持着浓郁的苗族特色，多姿多彩的芦笙踩堂舞、芒哥舞、拉鼓舞、敬酒舞和斗马赛马、斗鸟等鲜为人知的习俗。
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一人天关系是人类性久远的课题，在中国，无论草原民族、渔猎民族、农业民族、商业民族，都有自己最初关于天的神话，都有自己的人天哲学。
如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详细述了天、地诸神的原始信仰。
天崇拜文化包括的方面很多，如自然崇拜、民族文化、宗教神学、身心关系、心理学与美学、民俗与哲学、语感与人性，乃致人天修为等。
其谓天者可举为三，有哲学的、中医的、神学的人天之说，仅儒道之天就当从墨子、子思、孟子、董仲舒，进而说到玄学、理学；中医的人天，必言《内经》，阴阳五行；神学的人天，则儒道释所含其中。
此三个人天经过先后交融与作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有各自关于人天关系的哲学思考。
从中国古代北方的匈奴人，到东北的乌桓、鲜卑、室韦、契丹、蒙古人，自古以来活跃在这里的草原民族都是这里文化的主人。
作为华夏子孙历史长河浪花上的思想闪现，他们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虽然内蒙古而西部的气温又比东部偏高，但东部比西部湿润，这个独特的自然历史地理造就了内蒙古早期文明的创造者——草原地区的古人类人种。
在对地处呼伦贝尔草原北部满洲里市札赉诺尔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距今五万年至一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的遗存。
通过考古工作者对札赉诺尔人头骨的初步分析，可以辨认它所具有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体质典型特徵。
因此一般可以推测：札赉诺尔人和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大体都可以归属于形成中的蒙古人种。
在地处东北草原的兴隆洼文化的先民们，更创造了目前中国已知的第一尊女神像。
他们自有自己的对天的更原初的思考。
在古代中国，天人之学体大思精。
仅《四库全书》中就有200余条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
中国内地战国末年，卫国巨贾吕不韦(?—前235年)招宾客编《吕氏春秋》。
其中所提出的天人一体观、整体与局部及神与形关系等，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相当影响。
专家认为，天人合一这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学思。
人天本一是自然之道，人因为失去了本一才要以养生找回与自然的关系。
天呼，大哉!对人而言天大、地大，当称人亦大时，天被神圣化啦。
于是人开始狂妄自大的称“天人合一”。
这个“合”本是平等，人的不平等确要在自然伦理中找到平等。
然而天与人原是两个层面的存在，人又怎么去合呢?人的合是在精神层面的，这样那个天也就被赋予精神层面的至尊。
孔子所说祭神如神在，这种找回的方法最早是通过对神灵的祭奉，而“合一”是找回“本一”的努力。
由于环境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具备自我意识的人最早就广意地把人之外都看作是“天”，那已经是一种广义的、包括有全部意义上的“物质的天”和“精神的天”。
在逐步发展的形上性的信仰中，人会以为在可见知的环境以远的上空一定有种超越已知的未知力量，那才是有无限威力源泉的天。
冯友兰曾提出在中国文字中，天有五种含意，即“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命)、“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天理)，〖ZW(〗《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一册第二章第五节〖ZW)〗庞朴在《天人之学述论》中归纳概括成三种：“物质的天(天空、大自然)，精神的天主宰、至上神），以及本然的天(本然意义上的物质，如牛马四足；被当成本然意义上的精神，如天理；以及本然意义上的气质，如天真)。
它们分别为形而下的、形而上的和形而中的。
”从人天关系可透出全息的客观性，庞朴从广义上说，一切学问都是天人之学。
而专门的天人之学，就只在宗教学和哲学里，其任务之一是研究天、人及其关系。
而天人之学既有人天关系，也有达于人天的人生境界。
冯先生在谈人生哲学时说人生有四种境界，既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对于他所说的“觉解”，不少人以为那是人生境界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阶段。
四境界在过程中既是境界的阶段性，也有相互关联的一体性，是递进和同在为基本特征的对人生的觉解。
这正如宇宙中多维空间重叠一样，因为要保持人与天的整体性，人生四境界可以在人的一个个体同在。
中国古代的学科分的不细，以事物内在之理相通而求学问的人，往往是多学科渗透的学问家。
其中，一是人文社科哲学类的相融通，一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通融。
在有成就的学者中，总是文史哲合一。
“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是他们做学问的主旨。
在这种大规律下的中华文化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中国古代哲学家(包括唯物，唯心)，多涉及了中华身心修持文化。
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华身心修持的相互作用、相互包融的关系。
其中，中国古老文化对宇宙发生论的认识，彰显出中国古代哲人博大的情怀。
如对天的位尊及天人关系的思想，把人与天等齐的哲学思想等。
因为“天”是对人讲的，要搞明白天先要明白人。
事实上，人也是天。
钱学森在报告中说过，到目前人对自身了解的仍然很少、很少。
说到底还是对人与天的认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人天被感知着。
当人有意识去体悟人天时，人才摸到了天。
中国古代哲学称做修为、修行、修道，明理、悟道、成圣，是从其哲学意蕴人生践履说事，圣哲是体道合真的至人。
许多哲人，以其全身心地投向与宇宙合一的境界，感悟宇宙与人生及万物之间运化的相互关联性，从而建立了变易的哲学思想基础。
〖JZ〗二 宗教学研究推测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万年左右原始宗教开始出现，但我感到那还真谈不上人们理解的宗教。
只是人是从自然与历史的关联中看到某种哲学与精神观念背后的统一性。
正如恩格斯对哲学与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指出的：“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之形式。
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
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灭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
〖ZW(〗《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ZW)〗这样人首先要搞明白的是“天”。
在人类文明史上，信仰从来就不是个负面的词，它与对真理追求同在。
〖ZW(〗在欧洲，一位磨镜片出身的斯宾诺莎给定一个深刻的命题：自然是它自身存在的原因。
他为追求“真理”被犹太教会除名。
他虽孤独一身，却以他的《神学政治论》成为近代的重要启蒙思想家。
斯宾诺莎用他的天才和勤奋，系统总结人类早期的泛神论历史，从而揭示了泛神论是在初民社会中普遍存在并蕴育有民主观念的精神文化的事实。
〖ZW)〗中国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意识，是代表官方意愿的上层建筑。
但是既使它的以礼教深入到伦理层面的教化，也很难以之统摄社会全部精神生活。
长期以来统治人们精神的封建集权主义文化，导致中国国民人性被压抑，并难以形成共通的宗教意识。
由于儒家的礼教被认为是正统与维护专制秩序的宗教法典，他的合理性使之在社会教化上起了巨大社会历史作用。
是儒家文化影响成为一种持久的文化扩张力量。
以致在朝鲜、日本，也专设有儒学研究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提出的儒教文化圈范围，很早就被日本人所实用。
儒家伦理道德之外有一套修养实践方法。
日韩都讲儒家日常修养功夫，是把中国文明当成了路标。
人们常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若不能兼治天下，亦必独善其身的阶层的特点。
因此，就儒家性功而言，既是这些知识阶层修炼的优势，也是儒家工夫的阶层优势和文化优势。
在封建社会里，一些人在生活经历上多经磨难，或仕途失意而隐居者步入修真天地。
隋唐时，宗教文化极盛一时，在中国传统信仰文化作用下，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成为吸收借鉴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
其中，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思维始终站主导地位。
从道家的黄老之学与道教的关系看，它决定了道教哲学的基本精神。
道教哲学克服了道家哲学消极无为与隐归，主张行术入世、积极有为。
如道教中有行善积德、扶弱济贫、自强修为、清净超俗及蔑视权贵等，一直进人到我们不断进取的民族精神中。
可以说，道家和道教哲学象一剂清心剂，给一些现代社会里处在紧张被动奔忙的人生过程中的人，提供了一种调整心态的可贵的生活态度。
隋唐社会经济文化较快发展，唐玄装一人主持译佛经之事，即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之多。
正是由于当时有深通佛学和中华文化的人，才能将中土的《老子》译成印度梵文，使中外宗教哲学和身心修持文化哲学得以融通。
在欧洲，培根关于无神论有这样说法：“粗知哲学，每使人倾向于无神论，然而精研哲学则使人规依宗教”。
西方式的思维分裂了人的精神与肉体，人与神都被精神化。
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早于胡塞尔直观理论、对于直觉体悟使得身心同在的哲人，最开始神就没有和人分离。
如果对于三教合一相通处用某种概括以示其宗者，则可发见诸家均是大同小异。
如佛家修炼去情，无亲情；儒家则有家父子的伦理之情，但是它们又都讲爱人。
因为神是通佛的身心修持高人，他被神化了，其高能可破译为神佛。
明白了它就是要把神佛还原成人。
所以说佛教崇拜的是人，人无我即是佛。
吸取瑜伽术修习之法的佛教与吸取神仙术的道教，由于在身心修持的人体本源上的相通之处，因此在对宇宙的解释上也有很多一致性。
如“瑜伽”即梵文“合一”之意，这一古老的宗教世界观认为，宇宙精神与个体精神构成了梵。
其“梵我合一”，与道家的“天人合一”基本相类。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生命的觉警，东方古典哲学才抓住了宇宙的整体和本源、时间和空间、存在和意识、虚无和实相、因果和宿命、上帝和心灵、身和心等问题，不断寻求和挖掘人类生存的真实意义。
这里也使人想到，人们须从事实上明辨的事实是，佛、道；佛家、道家；佛教、道教；佛学、道学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宗教对修持界说“佛道同源”，是在从宇宙本体意义上说的。
合于宇宙本性的精神感悟就是智慧，而你走什么修习之路，都将归于一个本性之源。
世俗把这二大门类说成“家”：佛家、道家。
再小到宗教，只是由此家中出的一派；而“学”则仅是学者的研究。
在对宗教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的回顾中发现，在中国鼎盛的汉唐时代，也都是宗教思想文化兴盛的时期。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总要利用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统治人民。
他们看清了信仰文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当他们借用儒道释传统文化时，深知以儒守常、以道达变、以佛治心的作用，而三者当是可以相互补充，进而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统治的重要工具。
致于极权在握者，则总望永久地享受人间富贵。
为此，因为想得到超越权势的长生，则会便有条件地倾心于斯。
然而透视人性养生的文化视角的修持，就并不单是人们常说的修身养性了。
为取得天人合一的修持的要点，使得中国古代修习多为单传，或神秘、或深奥、或近于严酷……因此，其修习者只能是少数人。
虽然佛道经典中的哲理，给人许多领悟人生真谛的启示；而针对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则形成了儒、释、道三教互依互补的社会文化功能。
正如专家曾概括的那样：“儒教专于经世，佛教专于出世，道教专于忘世。
”而这些民族精神文化中，不仅有宗教迷信的一面，更有着高层实践把握世界方式的人生哲学内涵。
在涉及天人合一实践哲学这个选题时，虽觉知难以胜任可是又没能放得下。
苏轼在谈《春秋》一书的研讨时说过：“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
”而在中华身心文化的学习中深入到文化何以无限期处于生之灭之于心，才从文化上有了更清晰的解释。
由于它源于人类情感认知的模糊性，从而构成探讨人性的丰富内涵的入手处。
身心文化渗透着我们民族思维特性，反映着中华古老文化核心观念。
她带着东方人思辨的宏大与神秘色彩，哺育这里的文化和这里的民众。
中华古老文化思想的主根《易经》，在崇阳刚时，更重“刚柔相易”。
《易经》称“刚柔者，当之平也。
”〖ZW(〗《系辞·下》〖ZW)〗以天为刚阳，以地为阴柔，只有阴阳相互作用，才构成事物的变化。
因此，《易经》不同于老子守雌贵柔求长久之宗，而是主积极入世创新。
如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ZW(〗《系辞·下》〖ZW)〗故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有人或者问，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些矛盾性，如《易》学“感而万物化生”及“生生日新”等变的观点，它与般若学中“真如”、“寂灭”说引起的分歧对立……我们认为，这只是持见者主观认识的分野。
在客观世界中，变和不变这一对矛盾，构成宇宙本体，生灭在功态中得到感悟与统一。
经过传统文化的磨励，人们对自身和对宇宙认识在不断深化。
人类生存的意义在于不断进取并培育超越意识。
当我们从身心修持这个特定的切入点看它时，可以感到有二点：一是以文化的超越而独立于动物；一是在身心修持超越中实现人生超越感觉。
身心修持做为一种天人合一实践哲学功夫，特别是性功修为的文化内涵，充份展现了人的身心具有的无限内在潜力。
就此意义而言，由他培育的超越意识使人真正造成独立于动物的现实，从而设定这个超越与回归的人性养生的文化思考。
〖JZ〗三黑格尔在认识到追求崇高而自由和对个体现性与历史现性的消解中指出，思维主体由个体思维转换成人类的思维，这在修养功夫上既实现的一种“人我合一”。
而思维的历史是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过程，在他做出的“把思维的历史性转换成精神的历程性”〖ZW(〗参见孙正聿 李璐玮《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ZW)〗表述，即是精神与人的合一。
合一中的主观自由性，表现出人有些思维认知经常有很大的主观性，比如人天关系就发挥了推断能力。
最初的人天关系，以大宇宙和小宇宙对应命题出现时，带有很强的宿命论、天命观和宗教神学思想。
当时的人们会“感到自己分有宇宙的节律，而且发现自己的生命也是由星体运行所决定的。
”〖ZW(〗(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663页。
〖ZW)〗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证实，正是这一命题把人与宇宙的关系的悲观主义认识中解放出来。
古人的身心修持和人类发展同在，对它的认知存在于生命本源的构成中。
古代中国，在《孟子》所言“浩然正气”〖ZW(〗《公孙丑·上》〖ZW)〗的时代里，气理功夫的修为已成为很长时期广为人知并以之修养身心的主要方法。
如《汉书·东方朔传》上载：“愿陛下时忘万事，养精游神。
”即为身心修持文化的一例。
当时，处在这身心文化周边的民族，则在更原始的人体修持习惯中生活。
如《隋书·契丹传》载：“浸则屈为屋，以除复上，移则载行。
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妇女抱膝而坐。
”此坐法对养生当为有益之功。
现代人研究人的身心与自然的关系是全息感应关系，从而回到儒道释的修持的方法中找合一，当然这也是一种从人与自然对应的关系上的一种。
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总是展现出关系整体性存在，一种状态出现的整体大生命。
消除分别的关系，把自我与存在自身融为一的我的使用，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强调的哲学实践论。
与实践哲学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是以自身为的实践的出发点向外通融，当达到内外一如的状态后，自可鉴知自在的真理性。
“人天关系”是在说生命存在的关系，生命意识的主体与存在条件的关系。
其所能领悟到被称为“感应”。
生命的是活体的代泄，既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的活体存活态。
但人的生命活体代泄却不仅如此，他还会以它之所在剖析人与自然存在的关系，以心灵体验感觉生命体验中的“真机”。
从可以感知的有限信息功能态出发，以精神伸向无限、关照无限，尽而达到了对“人天合一”的认同。
自“天”的概念一生出，就是表示了人与天的关系；当“天”的概念是指与社会相对的自然客体时，已包括了人涉入这个重大关系中。
现代生命科学以人体这个小宇宙展现出宇宙全息的理论，时代地解释了历史上的“人天感应”。
人口扩大，向自然索取增多了，人类投入社会发展而常常忘记了最初养育自己祖先的大自然。
伴随着人的社会生活的原始信仰，也从与自然相适相顺转为逆向而贪婪地向自然索取。
可见人的信仰既是超功利的，又是功利的。
由于人类追求是主观的，而人的精神能力又是物质客观性的产物。
这种双向存在，内含着人类文明的背反。
从认识规律到掌控规律，就成为人对客观世界的挑战。
按着认识的内容和形式的二重性规律，“人的认识只能是思维向客体的接近、逼近，而不可能达到完全彻底的一致”。
〖ZW(〗参见孙正聿《认识的内容和形式的二重性》《哲学研究》1985年，第7期。
〖ZW)〗人类认识世界是实现这个“逼近”的历史，即认识的思维发展史。
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ZW(〗《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ZW)〗人在历史性理解自然时，总是从顺时的分化中理解。
有时，人自以为就是规律的化身，以自己认识到的部分规律当作可控制自然的全部，于是“人定胜天”也就成了人的狂妄。
狂妄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境界，但它更多只是功利境界中的一种贪婪和无知。
人之所以为人的突出点，就在于人的超功利的形上性。
本体论思维导致对世界本源的探索长达几千年，直到辨证唯物主义指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后，才可能以对精神与物质统一存在的总体把握存在就是自然本身的认知。
而古人却在在非思辨的思辨中，不自觉的体验着一种统一的自觉。
“乘道德而浮游乎万物之祖”〖ZW(〗《庄子·山木》〖ZW)〗的古圣，尚能以精神之德归于“道德之乡”，而使人成为人的精神是古今相通的。
那么，人能否逆向理解和修复人对天的破坏呢? 邵雍的先天图说是有一个后天返先天的修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被认为是讲述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作。
从自然天与人为天的难解难分，经过人天二分后到程颐说的“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ZW(〗《二程遗书·卷六》〖ZW)〗的思索和张载较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提出〖ZW(〗《正蒙》〖ZW)〗，宋儒的“无二”与“合一”即表明儒家在人天关系上的逻辑认知，也反映出超越与回归的儒家人天哲学的修持践履。
在谈及与宇宙的关系时，对比精神的天，物质的天很有限。
物理的天非哲学的天，天人之天只能是人带给宇宙的精神天。
它是哲学的形而上学，是由“尽心知性”的那个所谓宇宙大全的天。
由此天人合一只是心与天合，人是在用心看天，那最大的天就是人心。
正如冯友兰所说，“宇宙间有了人，有了人的心，即如于黑暗中有了灯”……“天若不生人，万古常如夜”——那还看什么天啊。
找寻传统文化的精华为现实服务，无疑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可持续发展会有其特别意义。
在调查人们对古老中华文化的不懈研究中，你也可以从人天关系这个层面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层涵意。
今天，从尊重自然大生命的规律、加强环境保护和提倡科学发展观角度看，应当有其特有的认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