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思想封建的思想，让我活的很累。
我该怎么办
抓住机遇一步到位分税制改革，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来了。
十三大报告提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前提下实行分税制。
但是在“包”字占改革主导思想的当时，是没有条件去具体实施的。
1992年同志的南方谈话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采用的大问题，使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
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思想禁锢解除，改革目标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当时国家财力不足，行政能力减弱，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情况为财税改革带来了历史机遇。
1993年，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正确决定，进行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
紧接着，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财税改革迅速启动。
原来财政部提出的方案是分两步走，而国务院决定，不要分两步走，要一步到位。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亲自主持了改革方案的制定、论证、修改以及协调工作。
从1993年8月起，朱镕基亲自带领中央财政、税务、经贸等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到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做工作。
没有这样的支持，光靠财税部门，这项改革能否推动要划个大大的问号。
财税部门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双方有碰撞，有博弈，有协调，也有妥协。
这些碰撞、博弈、协调、妥协在发达地区有，在不发达地区也有。
例如，有的地区提出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成，能否100％留地方；有的地区则担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等。
但最后，改革还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
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也是当时财税改革能够推进的关键。
新税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首先是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支持。
一些企业表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愿意照章纳税。
一大批专家、学者找根据，说道理，介绍国外财税制度、改革经验，为财税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并为改革出谋划策。
改革的成功还离不开广大财税干部和职工的辛勤努力。
他们事前作了大量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对新制度作了多个方案模拟、测算、比较；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沟通、协调；开展了大量培训。
改革推出后，财税部门又积极组织收入，深入调研，发现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仅1994年第一季度，财政部下发或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有关调整补充文件就有84个。
改革元年如履薄冰从1993年末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初实施改革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如履薄冰。
改革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但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的，具体组织实施也是财税部门的事。
账要由财政部门算，各种税收要靠基层税务人员收。
我当时是财政部的主要负责人，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4年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
我们面临出现三种不利局面的可能：第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有可能有人指责是分税制推动了通货膨胀；第二，税负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造成生产下滑；第三，征收人员和纳税人尚未熟练掌握新税制，一旦税款收不上来，财政支出就会成问题。
记得在一次财政部党组会上，我讲了这三个担忧，并说如果出现其中一个，我这个部长就准备“牺牲”，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
当时金人庆同志作出响应，说：“你如果光荣‘牺牲’，我们前赴后继。
分税制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
”我当时心里很感动。
改革不能停，不管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为防止出现万一，我向朱镕基同志汇报了我的担心，并请他特批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20亿元，以备不时之需。
朱镕基同志非常理解，特批借款，期限3个月。
那年春节是2月，节前我正在北京市看望基层财税干部。
一天晚上11时，我刚要结束走访，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1月税收快报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
当时的心情我不描述大家也能猜得到。
我第二天向朱镕基同志汇报，并很快还了120亿元借款。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
此后三四个月，虽然全国财政收入每月同比都是增长的，但增幅逐月回落。
这让我们感到很担忧。
如不采取措施，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不仅新增部分保不住，连基数都要出“赤字”，中央财政将大亏，中央财政的困难比改革之前会更加严重。
1994年5月末，我邀请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厅、局长座谈，目的是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实现全年目标。
具体措施是对1993年末下发的财税改革方案进行四项调整。
会后，四项调整方案报国务院领导审批，均得到批准。
7月，全国财政会议召开，朱镕基同志在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入情入理的讲话，并宣布了四项调整决定。
四项政策中，有两项非常重要：一是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产、培植财源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由全国统算，对各省平均返还改为按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
这项政策的调整，既调动了发达省的积极性，也使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保证了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第二就是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4年增收目标。
各地如果实现增收目标，财政部保证兑现1993年的收入基数和当年增量返还；如果收入达不到1993年的基数，说明基数不实，财政部将扣减1993年的基数；收入只完成了基数，没有实现增收目标，就按实际数和增收目标的差额，扣减当年的返还数。
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长51％。
各地按1993年增收幅度的1\\\/3作为1994年的增收目标，平均增幅是17％。
照此测算，财政收入增幅只要达到16.5％，中央财政就可以不亏了。
由于及时调整政策，9月起，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目标提高了，全年实现增长18％多。
所以李鹏总理在一次会上讲，“政策的威力真不小”
改革的第一年在曲曲折折中度过了。
这一年，在战胜了期初库存退税、取消“两金”而带来的减收等困难之后，财政收入增加了850亿元。
如果考虑前两项的减收因素，实际增收在1300亿元～1400亿元。
财税改革还需完善 回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要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
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和步骤，并艰苦细致地去落实。
否则，即使改革方案制订得多么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有些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方案本身有问题，而是组织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
特别是要注意及时有效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问题。
二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各个行业千差万别，需要制订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改革方案，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方案，并且要在不影响总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整体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实现方案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必要时，要采取过渡性措施，确保改革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0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
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财税制度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存在种种客观原因，有些改革内容没有提出，有的改革没有一步到位，有的改革作了调整；另一方面是形势不断发展，14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需要对制度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一段讲话指出了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我想，这些就是财税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是我们近期、中期需要为之奋斗的。
历史上的今天7月31日都发生过什么事
7月31日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时间： 2016-07-30 08:24 来源：未知 大家都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或许会吧，但是有些深刻的事情，再怎么冲，也会留下印记。
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从小到大发生的事情太多，能被我们记住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历史上的7月31日，发生过哪些时间难以淡化的历史事件呢
（1）2012年7月31日美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逝世 戈尔·维达尔1925年出生在纽约西点的军人之家。
2012年7月31日，他因肺炎并发症在位于好莱坞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
维达尔被认为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反叛的作家之一。
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的同性恋小说曾开创同性恋书写先河。
他也毫不掩饰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对历届美国总统的批评毫不留情。
维达尔共出版了25部小说、数部剧本和200多篇散文，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版的甚少。
“我最喜欢的当代美国作家是戈尔·维达尔，他是美国文坛的元老，我特别喜欢他满含幽默讽刺的杂文，很有味道。
他泼辣的文笔与机智的谈话使之成为美国文学界的明星。
” （2）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派遣混合维和部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取得进展 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约2。
6万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10月27日，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在利比亚苏尔特恢复和谈，这是国际社会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新起点，是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别对话的新契机。
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首批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于11月24日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3）2002年7月31日香港演员陈宝莲自杀死亡 陈宝莲197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亚姐大赛名落孙山，1991年拍三级片，从此一脱成名，踏上拍三级片之路。
代表作有《聊斋三之灯草和尚》、《我来自北京》、《现代应召女郎》及《兰桂坊七公主》等。
2002年7月31日傍晚，有过多次自杀和自残经历的陈宝莲，在上海一幢24层高楼跳下自杀身亡，终年29岁。
7月31日傍晚5时半，生产后才坐完月子的香港艳星陈宝莲，从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一幢公寓的24楼跳下去，从而结束了不到30岁的年轻生命。
事情过去半个多月后，陈宝莲的亲友包括外界人士，对陈宝莲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版本的说明，但大都认为陈宝莲与“干爹”黄任中的那段亦“父女”亦“情人”的感情，是导致这位香港艳星失去寄托、陷入自虐深渊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源。
（1）1989年7月31日永济县出土唐代铁牛 1989年7月31日四尊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黄河“镇河大铁牛”在距山西省永济县城12公里的古蒲州城遗址西门外的黄河滩出土。
（4）1987年7月31日麦加惨案 1987年，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就要进入最后高潮的7月31日，在做完下午祈祷后，几千名伊朗朝觐者突然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大清真寺外发起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打倒美国”、“打倒苏联”、“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同时梵烧美国总统里根的画像。
沙特警察对此进行了干预，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丧生，649人受伤。
死亡者中有275人是伊朗人，85人是沙特警察，还有42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流血惨案。
这一惨重事件震惊全球，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响，使海湾形势骤然紧张。
麦加冲突也是一次宗教战争。
在伊斯兰教中，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分别在伊朗和沙特各居统治位，这两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矛盾和斗争。
而且伊朗对沙特执掌麦加和麦地那极为不满，主张伊斯兰圣地管理国际化。
麦加惨案就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相互作用下发生的。
（5）1987年7月31日着名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逝世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出生于本市沙家浜镇。
于1987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主要从事农业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并进行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研究。
在新中国建立前即开始从事农业科研的管理工作。
他在担任湖北农业改进所所长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倾其全部精力组织全所力量为抗战时的湖北省农业增产服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944年3月28日《新湖北日报》编者以《送戴松恩博士》为题刊文，充分肯定了他为湖北农业做出的贡献。
（6）1985年7月31日南非进入紧急状态 1985年7月31日，南非再次变成了骚乱不安、暴力和严厉的政府强制干预的场所。
P－W博塔总统的政府11天前发布一个紧急状态令，以制止社会动荡。
今天政府又阻止群众为黑人骚乱的受害者举行葬礼。
仪式已经变成反对种族隔离法的聚会，但现在警察可以驱散他们。
自从9月份以来，有500多人在反对种族隔离法的斗争中死亡。
里根政府是南非仅有的几个同盟者之一，继续保持它的“建设性约束”政策，就是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政策努力说服而不是对抗。
（7）1975年7月31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度化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
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
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
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8）1971年7月31日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宇航员戴维斯－R－斯科特和詹姆斯－B－欧文进行了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他们驾驶着4轮月球车，在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上，越过陨石坑和砾石行驶了数公里。
斯科特和欧文成为在月球上漫步的第7位和第8位人，而且是第一个在月球上驾车行驶的。
当宇航员们在埃尔鲍陨石坑的边沿停下时，位于休斯顿的任务控制台打开了游车的电视摄影机，向地球传送非常清晰的彩色图像。
电视观众可以看到宇航员挑选和采集月石标本。
（9）1963年7月31日非洲发展银行决定成立 1963年7月31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非洲国家财政会议通过协定，决定成立非洲发展银行。
1964年9月正式成立。
1966年7月开始营业。
原规定只吸收非洲独立国家为成员国，1979年作修改，美、日、西德、加、法等21个非本地区国家加入。
1985年5月有成员国75个（其中非洲国家54个）。
其宗旨是“帮助非洲大陆制定总体战略”，“协调各国的发展计划”，为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资金，以便达到“非洲经济的一体化”。
与非洲发展基金等4个金融机构组成“非洲发展银行集团”。
1980年为止已为非洲国家提供贷款达25亿美元。
（10）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同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并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在这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于4月份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
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
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
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
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转告。
7月31日，赫鲁晓夫就此事秘密来华。
在与毛泽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共同舰队是苏联领导人的意思，责怪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苏联只有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严词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驳回了苏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申明了中国党的立场。
会谈不欢而散。
（11）1958年7月31日伊拉克政变 7月31日，伊拉克发生的流血政变不仅推翻了那里的亲西方政权，而且在中东地区引起了新的紧张局势，把美国和苏联推到新的冲突的道路上。
苏联用激烈的言辞攻击美国，谴责美国海军陆械队的行动是“严重危及世界和平”的“公开侵略”。
艾森豪威尔则反驳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全面战争的担心是“言过其实”。
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小国一个接一个地被苏联支持的扩张主义势力和侵略势力所吞并，那才会带来真正的战争危险。
” （12）1958年7月31日拒绝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建议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到中国进行访问。
访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同赫鲁晓夫论讨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会谈中，拒绝了苏方在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联合舰队是苏共领导人的意见，说是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他们只是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
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
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
（13）1955年7月31日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号召全党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但报告对“右倾”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
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过高，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的问题。
（14）1950年7月31日美国开始干预朝鲜战争 195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集结军事力量去朝鲜作战，并授予军方发动战争的权力，于是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开始运转。
杜鲁门下令动员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征集11.4万美国男子入伍，另外还有10万人将通过选征兵役制很快补充到部队。
计划还包括陆军增兵24万人，使陆军总数达到834万。
在向朝鲜战场投入更多兵力的同时，杜鲁门还增加了资金。
美国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12亿美元的要求以继续实行互助防务计划，援助反共的国家。
这次资金和人员动员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的表决结果进行的。
会议授权美国完全指挥联合国军保卫南朝鲜。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七票对零票。
埃及、印度和南斯拉夫弃权，而苏联继续进行抵制，没有投票。
经过表决同意由美国担负“特殊的责任”。
他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司令。
（15）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被授予“朝鲜英雄”称号 1950年7月31日，彭德怀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慨然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队奔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以卓越的指挥艺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计划地组织了五次战役，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赶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军代表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16）1946年7月31日汉奸殷汝耕被判死刑 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
7月31日，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
殷汝耕系浙江平阳县人。
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政府驻日特派员、航政司司长、总司令部参议等职。
1935年他曾策划冀东自治，但未成功，便私自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改悬五色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与日军紧密勾结，后应汪精卫的邀请，出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不久又充任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1月，任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
同年5月，特任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6用辞职。
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17）1941年7月31日纳粹将大批犹太人赶往死亡集中营 1941年7月31日，德国开始执行“最后解决”行动，即从肉体上消灭欧洲包括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
（18）1930年7月31日中共党组织领导敦化额穆民众发动起义暴动 1930年7月31日由中共党组织组成的敦化额穆暴动总指挥部下令，在敦化县所属的新开道、马号、南黄泥河子及额穆县所属的官地四处，同时发生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武装袭击了驻军的防所。
在新开道暴动处，40余名暴动人员越墙进入位于新开道的保安团第一正队第一分队防所院内，向屋内投弹、射击。
因保安团分队于7月28日进山搜烟，仅有5个团丁留守，不能抵御。
暴动队缴获了16支步枪，千余发子弹，烧毁了营房。
集中于黄泥河的400余名敦化农民，冲入镇内，缴得公安局5支枪，成立苏维埃临时组织，分配粮食；集中于新开道的250名额穆、蛟河农民，包围保卫团防所，缴获部分枪支。
（19）1920年7月31日伯尔尼国际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党多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反对外国无产阶级。
社会党第二国际破产。
大战结束后，原第二国际社会党领袖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开会，主张重建社会党国际。
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他们在日内瓦举行大会，正式从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
由于倡议重建的会议在伯尔尼举行，故称伯尔尼国际。
新的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衣钵，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止活动。
（20）1919年7月31日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投票通过《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年—1933年）的宪法。
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法，它建立起了一个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共和国。
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的部分章节。
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议会大选。
1919年2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举行，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
1919年7月31日，国民议会以262人支持、75人反对、84人缺席通过魏玛宪法。
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生效，8月11日因此被定位魏玛共和国的国庆日，用以纪念「德国民主诞生之日」。
（21）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民国2年（1913年7月31日），熊希龄任国务总理。
民国3年2月，熊希龄辞职，3月，又被袁世凯委为参政院参政全国石油矿督办。
民国6年（1917）夏秋，京律一带水灾严重，熊希龄负责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并主持募捐，救济灾民，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
民国7年，香山静宜园改为慈幼院，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
熊希龄掌管一切院务，长达20年之久。
他还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及民办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熊由北平到上海，负责战地救护工作。
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日病世于香港。
（22）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1911年7月31日，为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以华南为重点的武装活动屡遭失败。
1910年5、6月间，谭人凤、宋教仁等同盟会部分骨干，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应从长江流域着手，遂召集11省区同盟会会长会议，讨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由谭人凤、宋教仁分别起草的章程和宣告。
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被推举为总务干事。
中部总会章程称，总会机关内部实行“议会制”，是为防止独断。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设立分会，收揽人才，以共造革命时机。
同时，总会加强与武汉地区其他革命党人的联络，促成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
（23）1906年7月31日沙皇下令解散杜马 1906年7月31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散了俄国第一个民主机构－－杜马，使该议会的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十分愤慨。
因此他们发表了一项革命宣言。
宣言号召俄国人民拒绝纳税，拒服兵役。
宣言是在芬兰的维堡市由代表们起草的。
维堡市是俄国警察深入到的城市。
沙皇于7月9日宣布解散杜马以图取消对土地改革所提出的讨论。
但是沙皇与杜马间的紧张关系早在5月份杜马成立的第一天就形成了。
那一天，代表们起草了答沙皇开幕词书，要求大赦政治犯，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对皇室和教会财产进行拍卖等。
沙皇拒绝了所有要求，双方从此陷入僵局。
沙皇已宣布将在1907年3月5日成立第二届杜马。
（24）1903年7月31日沈荩被刑部杖毙 1903年7月31日，沈荩为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沈荩，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甚密。
后留学日本。
1900年回上海后，与唐才常等共同组织正气会，旋易名自立会。
致力于勤（王）运动，任自立军右军统领。
事败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年初，天津《新闻西报》披露了沈荩搜集到有关《中俄密约》的内容。
国人无不愤怒，指斥清廷卖国。
清政府恼羞成怒，遂将沈荩逮捕入狱，处以死刑。
此时，正值清廷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之际。
惟恐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下旨将沈荩杖毙。
于是，刑部的官吏用竹鞭捶击沈荩，酷刑连续四小时，打得沈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沈荩骂声不绝，尚未气尽，最后竟被绳索勒死，时年31岁。
（25）1894年7月31日中日平壤战役打响 1894年7月31日，中国清军将领卫汝贵率领先头部队最先抵达平壤，将日军前哨部队击退，占领了平壤。
中日平壤战役拉开序幕。
（26）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逝世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出生于贵族管家家庭。
6岁起学钢琴，9岁公开演奏。
先后跟车尔尼、萨里叶里学钢琴、作曲。
1823年迁居巴黎。
以卓越的钢琴琴艺驰誉欧洲各国，亦从事创作与评论。
深受圣西门学说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
法国七月革命时，写了《革命交响曲》（未完成）。
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写了钢琴曲《里昂》，以示同情。
后在瑞士和意大利旅行途中，写了许多钢琴小品。
1938—1847年间从事频繁的演奏活动，遍及全欧洲。
多次将演出收入捐赠匈牙利灾民。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消极悲观，笃信天主教，放弃演奏活动，主要从事创作、指挥和教学。
1861年迁居罗马。
1865年在梵蒂冈受剪发礼，成为修士，但仍继续创作。
1875年创办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
他是西洋音乐史上重要的浪漫派音乐家，曾丰富和革新钢琴演奏技能，首创交响诗体裁，倡导标题音乐，创用单一主题发展手法等。
代表作品有：交响诗《前奏曲》、《塔索》、交响曲《但丁》、《浮士德》，19首《匈牙利狂想曲》、2部钢琴协奏曲、b小调钢琴奏鸣曲、《高级技巧练习曲集》、《巡礼年代》曲集等。
（27）1849年7月31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作战时牺牲 裴多菲·山陀尔，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7年起诗歌创作涉及当时政事，如《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以人民的名义》等诗篇。
1848年3月15日裴多菲领导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奥地利的市民起义，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并写下诗篇《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
9月，加入革命军队，投身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
在1848年至1849年由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裴多菲于1849年1月参加了贝姆将军的部队，作为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1849年7月，创作了最后一首诗歌《恐怖的时刻》，同年7月31日在瑟什堡战役中失踪，多数学者认为他牺牲在瑟什堡大血战中，尸体埋葬在1050名英烈的大坟冢中。
鲁迅十分推崇裴多菲，说“争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欧洲一些文艺评论家称赞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
（28）1667年7月31日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1667年7月31日，英国和荷兰签订《布雷达和约》，和约规定英国占有新阿姆斯特丹，但将英军在战争期间占领的苏里南（在南美）归还荷兰。
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
望采纳
清初诗文三大家
白宫的建筑特点 白宫共占地7.3万多平方米，由主楼和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
主楼宽51.51米，进深25.75米，共有底层、一楼和二楼3层。
白宫是美国总统办公和居住之地，因而成为美国政府的代称。
底层有外交接待大厅、图书室、地图室、瓷器室、金银器室和白宫管理人员办公室等。
外交接待大厅呈椭圆形，是总统接待外国元首和使节的地方，铺着天蓝色底、椭圆形的花纹地毯，上绣象征美国50个州的标志，墙上挂有描绘美国风景的巨幅环形油画。
图书室约60多平方米，室内的桌、椅、书橱和灯具等，均为古典式。
藏有图书近3000册，其中不乏美国各个时期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此外，这里还存有美国历届总统的有关资料。
在藏书壁柜旁的墙上挂着五幅印第安人的画像，这是当年美国总统在白宫会见过的印第安部落代表团的成员。
地图室珍藏有各种版本的现代地图集和一幅名贵的18世纪绘制的地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罗斯福总统研究战争形势的密室。
从1970年起，此处已改为接待室，室内挂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画像和美国19世纪哈得逊河画派的风景画，如哈特作于1858年的名画《山间湖水》等。
金银器陈列室藏有各种精致的英、法式镀金银制餐具和镶金银器。
瓷器室收藏有历届总统用过的瓷制餐具，其中有一套从中国进口的名瓷。
白宫是美国政要名流的舞台，也是全世界最好客的元首官邸，两个世纪以来四十多位白宫主人在这里工作与生活。
它的每个房间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新的主人为了显示其统治权总喜欢改变原有的装潢或摆饰，以表明新主人的不同品味，白宫总是以新的面貌迎接它的主人。
从正门进入的国家楼层（State Floor）共有五个主要房间，由西至东依序是：国宴室、红室、蓝室、绿室和东室。
东室是白宫最大的一个房间可容纳三百位宾客，主要用作大型招待会、舞会和各种纪念性仪式的庆典。
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在此发生：这里曾经停放过七位总统遗体，这里也曾举行过许多位总统女儿们的婚礼，罗斯福在此观赏过日本相扑表演，肯尼迪则在此欣赏优美演奏…… 总统办公的椭圆办公室最让人好奇，可能是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那里治理国家大事而感使人到神秘吧
椭圆办公室位于西厢的旁边位置，对面是总统专属的玫瑰花园，相传肯尼迪的子女常在花园和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的游玩，年轻的总统常在办公的闲暇时与他们玩耍，留下许多温馨的画面。
在肯尼迪时代，他曾邀请过各种音乐大师、诗人作家、演员歌者等到白宫来表演，白宫又成了这些人展示艺术的舞台。
东厢前花园是贾桂琳花园，贾桂琳是对白宫最有贡献的第一夫人了。
她为了将白宫变成一座极有价值的博物馆，开始有系统的收集白宫历史和文物，四处搜寻古董真迹。
在白宫历史学会成立后，她请来史密松宁博物馆的专家将白宫所有收藏重新审视整理编目，赋予了白宫历史的内涵。
现在许多房间里陈设的精致古董，大半是门罗总统(James Monroe)时期的收藏，尤其是蓝室充满法国皇家气派： 室内以蓝色为主饰以金边花纹的墙壁，衬托出蓝室豪华的风格，因此这个房间经常用来招待贵宾：其中包括1878年到访的第一位清朝中国使节。
克利夫兰总统的婚礼就是在蓝室举行的，每年白宫圣诞树也固定在这里闪耀。
蓝室之下是外交使节接待室，是专供各国大使呈递到任国书之处。
蓝室的阳台面对南院草坪，是总统与贵宾经常向民众挥手露面的地方。
南草坪上许多树木也是总统或夫人亲手种植，这可能是名垂青史的一种方法吧。
当年杰克逊为纪念亡妻而种的一棵木兰花，至今已成枝叶茂盛的百年老树，它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茁壮。
南草坪正位于整栋大楼中央位置，与上下楼层共三个房间同属椭圆型。
蓝室之上的椭圆房间，曾经是总统办公室还做过内阁室和签约室，现在则属于家庭楼层不对外开放，林肯曾在这个房间签署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因而爆发分裂国家的南北战争，也埋下日后遭到暗杀的导火线。
蓝室左右两旁的红室和绿室都是小型接待室，以不同色调装饰各有不同用途：绿室在杰弗逊时期是他的私人餐室，门罗则用来玩牌，内战时林肯爱子在绿室病死，这里成为林肯夫人的伤心之地，从此再不肯踏入一步。
红室是第一夫人们最喜爱的房间，红室布置成1830年早期型式，摆设在大理石壁炉上的一座十八世纪法制音乐钟，是法国总统在1952年所赠送。
从桃莉的时代起，每周三晚在这里的盛会。
红室之旁的国宴室（State Dining Room），摆放一张门罗时期的十三尺长桌，其上镂刻精致的纹饰是令人赞叹的杰作是白宫的精品之一。
国宴室可容纳130位宾客用餐，在大理石壁炉上方铭刻着第一位白宫主人亚当斯在1800年11月2日写给夫人信中的一段话：“我祈求上苍赐予最大福份给这所房屋和所有此后居住的人，但愿只有诚实和智慧的人住在此屋檐下。
” 主楼二层，为总统全家居住的地方。
主要有林肯卧室、皇后卧室、条约厅和总统夫人起居室、黄色椭圆形厅等。
林肯卧室是林肯办公和召开内阁会议的地方，著名的《解放黑人宣言》即在此签字。
以玫瑰色和白色为主调加以装饰的皇后卧室，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荷兰女王等贵宾。
白宫西翼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主持，于1902年建成；东翼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主持，于1941年建成。
其中最主要的厅室是西翼内侧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
它宽敞、明亮，地上铺着一块巨大的蓝色地毯，地毯正中织有美国总统的金徽图案：50颗星排列成圆形，环绕着一只鹰。
办公室后部两侧分别竖立着美国国旗和总统旗帜。
正面墙上是身着戎装威容凛然的华盛顿油画像，两边摆着两只雅致的中国古瓷花瓶。
办公室左边墙架上陈设的外国贵宾赠送的礼物中，有中国1979年赠送的“马踏飞燕”仿古青铜器。
总统的大办公桌上放置着这样一条座右铭：“这里要负最后责任。
” 白宫的南面，是一个由粗大的乳白色石柱支撑的宽大门廊，正面4根，旁边各2根。
门廊的正前方就是有名的南草坪。
总统的直升飞机座机可在此起落。
由于白宫是坐南朝北，因此南草坪就成了白宫的后院，通称为总统花园。
园内，灌木如篱，绿树成荫，如垠草坪中有一水池，池中喷泉喷珠吐玉，高可数丈。
池塘四周的花圃里，姹紫嫣红。
南门前两侧8棵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的木兰树，已有150年树龄。
国宾来访时，都要在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
每年春天的复活节时，总统和夫人都要在这里举行传统的游园会。
白宫现在供游人参观的部分主要是白宫的东翼，包括底层的外宾接待室、瓷器室、金银器室和图书室，一楼的宴会厅、红厅、蓝厅、绿厅和东大厅。
它是世界上唯一定期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元首的官邸。
国家楼层之上是总统和家人居住休息的地方，也用来招待重要贵宾，世界各国领袖或王公贵族都以住过白宫为荣，1943年中国蒋介石总统夫人宋美龄访问白宫时，曾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嘉宾，并在此住宿过，蒋夫人的许多中国式的规矩也让美国人大开了眼界。
从海斯夫人开始，在各个房间悬挂总统及夫人画像成为白宫新旧主人的共同爱好。
目前在蓝室挂有四位早期总统画像：亚当斯、杰弗逊、门罗和泰勒，国宴室则悬挂林肯画像，东室有华盛顿画像──这是喜爱社交的麦迪逊夫人多莉对白宫唯一的功绩。
两百多年时光弹指流逝，只有华盛顿的画像屹立在这里，注视着由他一手创立的国家。
注：白宫1902年拆花房改建行政办公室大楼，后称西厢；1909年扩建西厢，设总统椭圆办公室。
1934年西厢扩建椭圆办公
罗德柴尔斯家族主要成员和发展历史
柴家族的沃德斯登庄园 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19世，其创始人是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Bauer）。
他和他的5个儿子（即“罗氏五虎”）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等欧洲著名城市开设银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王国。
在19世纪的欧洲，罗斯柴尔德几乎成了金钱和财富的代名词。
据估计，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
鼎盛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几乎都曾向他们家族贷款，到20世纪末时，世界的主要黄金市场也是由他们家族所控制，其家族资产至少超过了50万亿美元。
可以说，这个家族建立的金融帝国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兴起的时代背景 第一桶金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智商，在父亲的悉心调教下，系统地学习了关于金钱和借贷的商业知识。
当父亲去世后，年仅13岁的梅耶在亲戚的鼓励下，来到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
当时，收藏古钱币是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们的普遍雅好。
因此，梅耶亲自编辑《古钱手册》，并附上详细的解说，然后邮寄给各地的王公贵族们，希望自己的店能够成为皇家指定店，以期获得丰富的利润。
虽然大部分的信件都石沉大海，但梅耶梅尔的投寄行动依然没有停止。
最终，黑森公爵同意了他的要求。
公爵是当时欧洲的巨富之一，拥有2亿美元的身家，他所做的生意是贩卖军队。
梅耶以近乎赠送的价格向黑森公爵卖出了他收藏的珍贵古代徽章和钱币。
同时，他还极力帮助公爵收集古币，并经常为公爵介绍一些顾客，不遗余力地帮他赚钱，使其获得了数倍的利润。
日后，这种把金钱、心血和精力彻底投注于某特定人物的做法，便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种基本战略。
如若遇到了诸如贵族、领主、大金融家等具有巨大潜在利益的人物，他们会甘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与之打交道，为之提供情报，献上热忱的服务，等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关系后，再从这类强 罗氏五虎 权者身上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拿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第一个服务的对像黑森公爵来说，因为当时英国需要大量的军队去控制北美的殖民地，公爵最大的顾客就是英国。
当黑森公爵为逃避拿破仑的攻击，离开法兰克福前往丹麦的时候，留下300万英镑交给梅耶保存。
这笔钱本来是英国政府支付给黑森部队的钱，却被黑森私自截流了并转给了梅耶。
也正是这300万现金，为梅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成为梅耶通往他的金融帝国的第一桶金。
当梅椰得到了黑森公爵的这笔巨款了以后，便把五个儿子分别派驻到欧洲的五个心脏地区。
老大阿姆斯洛镇守法兰克福总部，老二所罗门到维也那开辟新战场，老三内森被派往英国主持大局，老四卡尔奔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根据地并作为兄弟之间的信使往来穿梭，老五杰姆斯执掌巴黎业务。
[1] 主宰伦敦金融 180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三儿子内森受父亲指派，只身来到英国伦敦，开始时做一些棉布生意，他也是该家族中向国外发展的第一人。
当时欧洲正 内森·罗斯柴尔德的画像 值拿破仑战争，一些德国贵族流亡到了英国，其中包括法兰克福的威廉伯爵。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威廉伯爵委托内森购买了大批英国的债券，内森便借机自己也做起了债券和股票生意。
他凭借自己的精明和才干，不久便发了财，成为伦敦金融证券界的巨头。
后来，他又不失时机向英国政府提供巨额军费，与伦敦军政要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到1815年，内森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巨头，正与其他兄弟一起密切地注视着欧洲战况。
早在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非常具有远见地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
他们构建起数量庞大的秘密代理人网络，这些类似战略情报间谍的人被称为“孩子们”。
这些人被派驻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往来穿梭。
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信息网络的速度，其他商业竞争对手更是难以望其项背。
这一切使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
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
如果英国败了，英国公债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
正当两支狭路相逢的大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时，罗斯柴尔德的间谍们也在紧张地从两军内部收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进展的情报。
更多的间谍们随时负责把最新战况转送到离战场最近的罗斯柴尔德情报中转站。
到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然后转往奥斯坦德港。
深夜时分，罗斯伍兹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在付了2000法郎的费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手，连夜帮他渡过了风急浪高的英吉利海峡。
6月19日清晨，当他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罗斯柴尔德亲自等候在那里，他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然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内森先暗示家族的交易员，抛售英国公债，误导交易所的其他投资者以为是英国将军威灵顿战败，跟风大量抛售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的票面价值仅剩下5%。
而此时，内森又立刻示意交易员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由于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公布于众，比内森获得情报时整整晚了一天，从而使得内森于这一天之内，便在公债投机上狂赚了20倍的金钱，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甚至超过了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
在当时，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的，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
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有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赋的义务。
自滑铁仑战役后，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性优势数量的英国公债，实际上操控了公债的价格，左右了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由此，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紧紧地捏在了手中。
而由于内森控制了英格兰银行，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这就使得全民变相向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纳税。
内森在英国的成功，鼓励了老罗斯柴尔德。
为了方便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金融和贸易往来，他又在1811年把最小的儿子杰姆斯派到法国。
[1] 征服法兰西 杰姆斯在拿破仑执政时期，主要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建立家族运输网络来走私英国货。
在帮助威灵顿运送黄金和英国 杰姆斯·罗斯柴尔德的画像 国债收购战之后，杰姆斯在法国名声大噪。
他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并暗地里资助西班牙革命。
从1818年的10月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以其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欧洲各大城市悄悄吃进法国债券，法国债券渐渐升值。
然后，从11月5日开始，突然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恐慌。
当眼看着自己的债券价格像自由落体一般滑向深渊，路易十八觉得自己的王冠也随之而去了。
此时，宫廷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国王进言，试图让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挽救局面。
原本瞧不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路易十八，此时再也不讲皇家的身份地位，马上召见了杰姆斯兄弟。
而后者也不负他的期望，一出手就制止住了债券的崩溃，成了法国上下瞩目的中心。
在法国军事战败之后，杰姆斯兄弟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他们的银行也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地方。
至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控制了法国金融。
[1] 问鼎奥地利 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已成为名噪一时的望族，挟征服英法之锐气，底气足了不少。
尽管这样，他 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画像 们也不敢造次去直接和哈布斯堡的人谈生意，而是找到了一块垫脚石，他就是名震19世纪欧洲政坛的梅特涅。
在打败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由奥地利外长梅特涅牵头建立的维也纳体维系了19 世纪欧洲最长的和平时期。
他在奥地利日渐衰落而强敌环俟的不利态势下，把制衡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
1818 年的亚琛会议是讨论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英、俄、奥、普、法等国代表决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撤军等问题。
所罗门是梅耶的次子，在几个兄弟中具有过人的外交才能，他说话用辞考究，巧于恭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罗门常年穿梭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担任家族各个银行之间的协调角色，进而被弟兄们公推到维也纳开拓欧洲心脏地区的银行业务。
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亚琛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引荐，所罗门结识了梅特涅，并很快地与梅特涅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
在所罗门的大力资助之下，梅特涅开始扩张奥地利的影响力，四处派出军队去问题多发地区“保卫和平”。
这使得原本国力日衰的奥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从而更加依赖所罗门的银箱。
1814年到1848年的欧洲被称为“梅特涅”的时代，而实际上控制着梅特涅的是背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
1822 年，梅特涅、金斯、所罗门、杰姆斯和卡尔三兄弟代表家族，参加了重要的维罗讷会议，会后得到了利益丰厚的项目——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
奥地利人越来越感受到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人们开始说“奥地利有一个费迪南（Ferdinand) 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
” 1843 年，所罗门收购了Ví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10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
到1848年，所罗门和其家族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1] 把持德意财政 自从拿破仑从德国撤军之后，德国由过去 300 多个松散的封建小国合并成 30 多个较大的国家，并成立了德意志邦联。
留守法兰克福的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1822 年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
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
老四卡尔是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
在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
卡尔在意大利发挥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水平，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同时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
他还帮朋友麦迪其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
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
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惯常地伸出脚来。
[1] 家族的衰落 迫于战争和国内混乱而严重依赖于国债发行的英国，把自己的金融主导权拱手送给通过制造流通虚假有价证券而积蓄巨量财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和梅隆家族也相继崛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同的是，他们把大部分财富转移到新生国家美国，选择在那个新大陆的国家继续发展。
[10]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在欧洲金融界占取了绝对主导地位，还通过扶植摩根财团发展壮大来牵制影响美国，并且力图全面控制美国。
当时的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和梅隆家族没有实力对抗过分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于是采用了妥协的方法。
当时，花旗、摩根、美国第一、第二国民银行都处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间接控制下。
但是，由于过分抽调资金控制新大陆，导致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旧大陆的控制力急速下降。
186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大幅度发展，于是把它在美国的分行都撤销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失误，也直接导致了摩根家族的兴起。
俾斯麦首相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通过普法战争赔款组建了德意志银行，并且通过工业化和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并购，迅速组建了新的容克财团：德意志4大银行团。
欧洲崛起了新的金融集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摩根家族和梅隆家族抓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由于战争而下降的机会，在美国发起了反攻，力图摆脱受到控制的命运。
这个企图在一战结束的时候似乎是成功了，美国摆脱了长期债务。
但是随着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攻，美国4大家族发现自己的力量还是无法对抗罗斯柴尔德家族。
容克财团在大战中损失惨重，德意志4大银行组成的德意志财团也屈服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意志。
罗斯柴尔德家族达到了自己的第二次顶峰，也是最高峰：控制全球金融命脉。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大量家族成员被杀害，资产被侵吞，超过2\\\/3的旗下金融机构完全不存在了。
位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资产被战火摧毁了（其中位于法国的办公室甚至于二战结束后更是被国有化了），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家族势力基本被消灭了。
[10] 美国财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反过来吞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和澳洲，加拿大的近乎全部资产，建立了花旗财团，摩根财团，美洲三大财团的现代格局。
容克财团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绝大多数成员，成功的转化成新的寡头势力，并且利用瑞士5大银行转移战争中掠夺的财富逃过了2战失败的损失，在战后成为欧洲第一大金融寡头财团。
自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澳洲的全部金融机构和资产全军复没，仅依赖在英国和瑞士幸存的少量金融机构艰难恢复，并在战后逐步恢复元气。
冷战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东欧的许多资产又被苏联接管了。
[10]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坚持家族产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现代管理的理念，从而阻碍了它的发展。
从1960年代开始，欧美的大银行纷纷上市，筹集了大量资金，罗斯柴尔德则还是用自有资金发展，速度缓慢，逐渐落伍了。
[1] 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目光或许只会关注到类似“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或者“摩根家族”这些声明显赫的名字上。
而二十世纪二战前的美国，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话形容当时美国的情况“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其实在这句话后面还应该跟一句“而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曾经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
” 家族的现状 进入现代后，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的业务主要是并购重组——帮助大企业收购兼并其他的企业或者对其资产结构进行重组。
罗斯柴尔德的并购重组业务主要在欧洲，在2006年世界并购排行榜上可以排到第13位。
罗斯柴尔德在亚洲有一个办公室——香港，名为“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亚洲的业务处于荷兰银行的控股之下，因为发言权不大，某些人事权，都是由荷兰银行主管的。
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规模已经很小，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一年的营业额不到100亿美元，利润不到30亿美元，估计其资本总额不会超过300亿美元，不到欧美大银行的一个零头。
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作为老牌金融巨头，即便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衰落，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已经遍布众多行业，其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视。
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依然存在，也许他不像货币战争说的那样强大，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一些欧美学者也对他进行过研究，不过在80年代，很多关于他的著作都奇怪的消失了，他的真实情况仍然充满谜团。
[4] [编辑本段]家族发展大事记 莱昂内尔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场景 ◆ 1769年 梅耶·罗斯柴尔德成为宫廷正式代理人 ◆ 1798年 内森·迈尔·罗斯柴尔德离开法兰克福前往英国 ◆ 1806年 黑森公爵在逃离拿破仑时，将300万英镑交给梅耶保存 ◆ 1815年 最早获得拿破仑战败消息，成为英国政府的债权人 ◆ 1822年 奥地利皇帝授予罗斯柴尔德四兄弟男爵封号 ◆ 1835年 罗斯柴尔德获得了在西班牙阿尔马登水银供应的权利 ◆ 1845年 杰姆斯·罗斯柴尔德中标法国第一个主要的铁路线的合同 ◆ 1847年 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 ◆ 1872年 英吉利海峡隧道的第一个项目开始 ◆ 1873年 罗斯柴尔德成为力拓股东 ◆ 1875年 内森·罗斯柴尔德父子提高了英国政府的资助下，获得了在苏伊士运河的主要利益 家族参与俄国石油开采的场景 ◆ 1886年 罗斯柴尔德Frères开始发展在俄国石油领域的巨大利益 ◆ 1919年 第一次黄金定价在内森·罗斯柴尔德父子的办公 ◆ 1926年 内森·罗斯柴尔德父子重组在伦敦主要地下铁路公司的股本 ◆ 1938年 纳粹入侵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的银行关闭 ◆ 1953年 罗斯柴尔德在加拿大发展金融 ◆ 1962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矿产开采在创立了Imétal后创造了新繁荣 ◆ 1963年 LCF爱德蒙·罗斯柴尔德诞生 ◆ 1965年 内森·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伦敦和巴黎银行搬进了新的办事处 ◆ 1966年 杰姆斯·罗斯柴尔德资助的以色列议会大厦建成 ◆ 1981年 法国政府国有化了罗斯柴尔德银行 ◆ 1985年 罗斯柴尔德对英国天然气公司私有化 ◆ 1989年 罗斯柴尔德银行返回法兰克福 ◆ 2000年 罗斯柴尔德开发3G牌照拍卖[3] [编辑本段]家族中的代表性成员 ◆ 梅耶·罗斯柴尔德（1744.2.23-1812.9.19)，原名是：迈尔·阿姆谢尔·罗特席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后将姓改为罗斯柴尔德，它在德语中意为红色盾牌。
罗斯柴尔德家族四代家谱 ◆ 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Amschel Mayer von Rothschild） （1773.6.12-1855.12.6） ◆ 所罗门·罗斯柴尔德 （Salomon Mayer von Rothschild） （1774.9.9-1855.7.28） ◆ 内森·罗斯柴尔德 （Nathan Mayer Rothschild） （1777.9.16-1836.7.18） ◆ 卡尔·罗斯柴尔德（Carl Mayer von Rothschild） （1788.4.24-1855.3.10） ◆ 杰姆斯·罗斯柴尔德 （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 （1792-1868）[5] ◆ 戴维德·罗斯柴尔德 ◆ 埃里·罗斯柴尔德 ◆ 雅各布·罗斯柴尔德 ◆ 阿道夫·罗斯柴尔德 ◆ 盖伊·罗斯柴尔德 （1909-2007.6.12） [编辑本段]家族坚守犹太传统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并跻身欧美上流社会，但他们始终坚持着犹太人的传统、维护犹太人利益看得比做生意和赚钱更重要。
莱昂内尔·内森·罗斯柴尔德的画像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多数人坚持族内通婚，这个家族下属的公司企业都按犹太教安息日的规矩，在星期六估算，不做任何生意。
1820年，内森宣布不同任何一个拒绝给犹太人公民权的德国城市做生意。
1850年，当卡尔借钱给罗马教皇时，向梵蒂冈提出要求拆除罗马的犹太隔都。
19世纪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宣布不向俄国沙皇贷款，因为沙皇政府迫害和虐待俄国犹太人。
莱昂内尔在1858年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
他不愿以基督教徒的方式，而要求犹太教方式用手按《希伯来圣经》，头上戴犹太帽子举行宣誓。
上议院的贵族开始表示反对，但后来同意了，这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实在是不同寻常的，是长期受歧视的犹太人的一个胜利。
27年后，莱昂内尔的儿子内森尼尔成为英国第一位犹裔贵族和上议院议员，他同样也是用他父亲的犹太方式宣誓的。
罗斯柴尔德家庭还积极参加犹太人的各种活动，向犹太社团捐助了多笔慈善金。
这个家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有不解之缘。
它在法国的成员爱德蒙男爵（1845~ 1934年）20世纪初向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提供了约6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移民们购买土地和生产设备，定居生存。
伦敦尔特（1868~1937年）曾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主席。
正是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积极活动，终于使英国政府以外交大臣贝尔福致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一封信的形式，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最后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家世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联系，自然而然成为历次反犹主义的冲击对象。
在纳粹统治德国的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支脉的许多成员遇难。
此外，种种基于反犹主义的以红盾家族为故事主角的阴谋论也大行其道，满足了一部分人对这个家族隐秘的财富和行为的想象。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故事还被搬上了银幕和舞台。
1934年好莱坞电影《罗斯柴尔德之家》由George Arliss和Loretta Young主演，以梅耶的生平为故事的主线。
这部电影的若干片段上了纳粹的反犹宣传《外部的犹太人》（Derewige Jude）。
百老汇音乐剧《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还获得过1971年TonyAward的提名。
总之，罗斯柴尔德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家族周围。
利奥波德·莱昂内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概可以反映和代表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思想：“我有两大荣誉：第一，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第二，我是一个犹太人”。
[1] [编辑本段]家族与中国的关系 2007年7月，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继黑石之后，旗下资产高达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投”）可能以参股的形式加入必和必拓（BHP）。
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必和必拓的股权同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制造商、第三大铜生产商和第二大煤炭出口商，必和必拓旗下的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大坝，其铀储量占到世界的40%。
2005年末，公司市值已高达883亿美元。
众所周知，对全球资源类产品的储备公司进行有计划的收购，是迅速拥有资源市场话语权的最好办法。
中国针对那些能够控制全球资源储备和销售的国际资源巨鳄的股权进行收购，比单纯地购买资源要有效、合算得多。
以往一到每年春天，必和必拓就会让中国的钢铁生产企业紧张一次，铁矿石谈判的心理阴影难以消弭。
但现在，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给了他们希望。
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柴尔德与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必将通过某些纽带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在中国与罗斯柴尔德这个百年财富家族直接对阵的商战谈判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而在2008年05月26日，LCF Rothschild集团的法国爱德蒙得-罗斯柴尔德银行，以旗下中国私募股权咨询公司的名义参拍中海基金股本，其唯一竞争对手为一家不愿透露名称的中方企业。
据介绍，拍卖现场气氛十分紧张，Rothschild与这家中方企业展开了贴身肉搏，你来我往的竞价达100多回合。
最终，Rothschild报出1.5亿元的价格，超出起拍底价3240万元，这才让顽强的中国对手放弃竞拍。
在拍得此部分股权后，Rothschild将成为中海基金第三大股东，持有中海基金15.385%股权。
目前，中海基金现有股东还包括：中海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控股46.923%；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7.692%。
英国19世纪政治民主化进程。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
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
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
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
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
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
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
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
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
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
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
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
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
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
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
[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
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
“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
”[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
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
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
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
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
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
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
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
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
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
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
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
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
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
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
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
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
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
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
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
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
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
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
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
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
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
[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
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
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
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
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
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
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
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
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
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
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
[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
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
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
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
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
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
[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
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
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
“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
”[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
[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
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
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
”[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
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
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
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
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
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
[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
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
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
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
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
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
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
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
[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
[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
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
[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
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
[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
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
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
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
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
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
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
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
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
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
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
[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
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
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
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
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
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
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
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
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
[4](p211)。
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
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
[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
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
[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
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
[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
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
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
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
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
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
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
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
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
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
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
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
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
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
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
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