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总结结束语
学生会是为同学服务的窗口，是老师与同学交流的纽带，我们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深知自身的不足。
收获是喜悦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新的学期，新的征程，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出差距，取长补短，认清自己的目标，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
我们相信通过努力，在新的征程中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在国教学生会这块锻炼我，磨练我，激励我，成长我，成熟我的沃土上，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这其中有苦，也有甜，但更多的还是充实!非常感谢国教学生会给了我这个可以展示自己，锻炼自己的平台
当然，我前进的步伐不会因在学生会遇到一些挫折、打击而停止；相反，我会迎着风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继续扬帆前行
屹立于世纪之巅，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学生会如何在日益走向开放的校园中发挥基层学生会的作用，为我校的升本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将会不断的努力与探索，扬长避短，使学生会的各项工作在稳定中创新，在创新中稳步前进，逐步走向完善，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以积极的心态主动的工作，无悔的付出，一定会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更多克艘“总结王-zongjiewang”
关于文明乘车演讲稿怎么写啊
根据自己需要，随便组合一下吧 1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透过川流不息行驶的车辆，“关爱生命，安全出行”八个字在我的脑海里显得更加突出。
提到出行安全，很难不让人想到交通安全。
在日常生活中，交通安全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
只要你一出行，便同交通安全打上了交道。
行走时的一次走神，过马路时的一次侥幸，开车时的一次违章，仅仅是一次小小的疏忽，这一切都会使一个生命转瞬即逝。
飞旋的车轮会无情地吞噬掉行人的生命。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全国每六分钟就会有一人死于车轮底下”。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惨痛的事实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文明行车，文明走路”。
现代交通的发达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便利，但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安全隐患。
有人曾称交通事故为“现代社会的交通战争”，交通事故像一个隐形的杀手，潜伏在马路上等待着违章违规的人出现。
因此，人们应当学会保护自己，要养成文明行车，文明走路的习惯。
另文明出行归纳如下: 1 不随地吐痰 2 不随地大小便 3 不乱涂乱画 4 不毁坏公物 5 不打架斗殴 6 不大声喧哗 7 不乱扔垃圾 8 不骂人 9 不闯红灯 10 不乱开车(在正确车道行使) 11 按交通法规行事 12 不插队抢坐 13 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14 遵守公共秩序 15 不随便踩踏绿地,摘折花木和果实 16 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17 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18 不污损客房用品 19 不强行和外宾合影 20 不对着别人打喷嚏 21 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 22 要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 23 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 24 要礼让老幼病残，女士 25 不以礼待人 26 不用餐浪费 27 不蹲在公共椅子上 28 不随便爬树 29 不对人不礼貌 30 不偷东西 2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血的悲剧告诉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真正做到“关爱生命，安全出行”。
安全的出行，营造良好的交通运行环境无意识为和谐社会的构筑添砖加瓦，而和谐的社会又为交通安全的建设撑起了一片蓝天。
这，便是双赢的智慧。
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通秩序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社会公德。
“文明行走，构筑和谐”，这需要每个公民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让“平安大道”更加畅通无阻
上帝是公平的也是吝啬的，他只赐予每个人一次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珍惜。
生活中交通安全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就像我们的朋友。
日日夜夜都守在我们的身边，教育我们，劝戒我们。
生命是宝贵的，人的一生就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爱惜生命。
注意交通安全也是爱惜生命的一部分。
现在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于非命的人太多了，难道他们不是死的太冤枉了吗
我曾经就听说过这样一则交通安全事故：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妈妈在方塔街上散步。
突然，一辆车“唰”地一下擦肩而过，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不知要去哪儿，由于他骑得太快了，差一点儿就撞上了斑马路上的行人。
行人劝他不要骑得那么快，可他不听劝告，继续骑他的“飞车”，脸上不时露出得意而急促的神情。
我想：这个男孩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吧
要不然他怎么会骑得那么快呢
但这样很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和妈妈在一个拐弯的地方，看见许多人围在路中央，我们就带着好奇心走了过去。
“啊”我不禁惊叫起来。
这不是刚才骑“飞车”的那个男孩吗，他怎么被车撞了
我听见旁观者议论纷纷，“唉
这孩子这可怜啊
刚才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大卡车，连人带车一起飞了出去。
”“如果这个孩子车骑得慢一点，如果那个开车的开慢一点，如果……”可是，再多的“如果”也不能使这朵已经完全凋谢的蓓蕾重新开放。
这个男孩的父母不知为这个倒在血泊中的孩子操了多少心，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去，让父母悲痛万分…… 现在城市交通繁忙了，像这种悲惨的交通事故在国内多如繁星，因为我国交通事故死伤率居世界第一。
所以，无论交警在不在场，我们都要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
例如：过马路要看清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要走人行横道，不得翻越交通护栏；未满12岁的儿童不得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不能在马路上三五成群地玩耍和嬉戏……我们小学生不仅自己要遵守交通法规，而且发现有人违反了，应及时地批评、劝阻。
让我们把“交通安全”这四个字在心里永远扎下根，让全世界人民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让交通事故永远在我们生活中消失，让我们的明天充满鲜花，充满阳光。
那么,交通安全便是你最好最好的朋友，它将永远保护着你，带给你幸福。
让我们争做文明守法的好少年吧
3 珍惜生命 安全出行 我们每天都要出门，去上学、上班、买菜……。
当我们走在马路上,交通安全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问“大热天不系安全带行不行
”“卖瓜农用车咋不让上高速
” 有关人员解释：热天上高速也必须系安全带
一些咨询的司机说大热天上高速系安全带更热，能不能不系
据统计，发生交通事故后，前排司乘人员如系安全带可有效减少70％的伤亡。
安全带是为车辆发生意外后专门保护前排乘坐人的生命免受伤害而设计的，能有效地保护前排乘坐人避免二次碰撞。
目前天气炎热，一些人在行车时图一时凉快不系安全带，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卖瓜农用车为啥不让上高速
据《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全挂牵引车以及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辆，不得进入高速公路。
农用运输车、两轮摩托车因安全系数低，防护措施差，极易酿成恶性交通事故，所以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孩子是社会未来的接班人，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和社会的进步。
育人不仅要进行智力教育，还要进行道德、纪律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从幼儿学生抓起，使学生从小就接受交通安全知识教育，达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是能达到一代人和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的百年大计。
新学期一开始，为确保学校师生上放学的道路交通安全，维护校园的教学、生活秩序，与学校一道一方面加强对校园内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另一方面加大学校“绿色通道”的建设和学校周边交通环境的整治。
以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防自护能力，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每年因各种事故，数以万计天真无邪的儿童少年死于非命，而因交通意识缺乏和淡薄引发的交通伤亡事故，在中小学生伤亡事故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牵涉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需要交警、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负责，齐抓共管。
交通法规规定，做到行车安全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无牌无证的车辆不能上路，二是年满18岁并考取了相关驾照才有资格驾驶车辆。
然而，交警在上路巡逻执勤时发现，有相当部分的车辆“三证”不齐，一些还不符合法定年龄的学生也骑车上街。
看来，学生交通安全教育问题任重道远，如何让中小学生平平安安上学，高高兴兴回家呢
我建议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民警或教师劝导员在交通复杂的学校门口或路口维持上、放学高峰的交通秩序，保障“绿色通道”安全畅通。
同时 将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列入学校管理的内容，每所中小学平时就必须按照验收考评标准抓工作，并将交通安全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督导评估的内容之一。
建议小学生上放学实行“排路队”和戴“小黄帽”的方法，把同路、同方向的学生编排成队，由教师护送过马路，保证学生走路安全；在组织学生外出集体活动或组织春、秋游时，严格规范审批手续，把好审批关，坚决制止病车、超载车运送学生，保证学校师生的交通安全。
同时，加强了对学校及周边交通环境的整治，坚决取缔校园门口摆摊设点、占道为市等妨碍学校师生通行的违章行为。
为广大师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
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了。
那么，就请大家“保护生命，拒绝违章”，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4生命，属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
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路上，一个忽视交通规则的闪失，会使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高高兴兴上学去，平平安安回家来”，这是父母每天的期盼。
为了父母，更为了自己，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离不开交通，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开阔我们的视野；有了它，相隔异地的亲人才能在节假日得以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现代交通的安全，畅通离不开规则，只有自觉遵守相关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我们才能高高兴兴上学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每天有千百万人上班工作，上学读书，出门购物。
为了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我们不仅要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而且要严格遵守法律规范，无论是走路，骑车还是乘车，都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出行安全作为校园安全问题的重要部分，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道路交通事故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和大众生命安全的社会性灾害，而增强生命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理应成为人们的基本素质要求。
生命安全是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人身安全难以保障，一切社会价值将无从创造。
年轻的生命不仅担负着艰巨的社会责任与重要的历史使命，同时还承载着父母的情感寄托和家庭希望。
同学们，豆蔻年华在大家的手中还是一双写满了理想与信念的有待放飞的翅膀，请热爱与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别让不法的交通隐患和淡薄的安全意识携手扼杀美丽的青春，引起梦想的折翼，造成终身悔恨的人间悲剧。
让我们自觉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携手杜绝安全隐患，用健康美丽的年华书写青春灿烂的人生篇章
5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个令我们无锡人自豪的现代文明城市的新框架和新景观正在逐步展示。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城市相续荣获了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等荣誉称号，人们的素质和城市面貌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观，但交通秩序状况还不如人意，有许多人的交通法制观念、文明礼让意识与现代文明城市的要求还存在差距。
尤其是在行车、乘车、行走等方面的不文明行为，极易导致交通秩序混乱，并随时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轻者对个人带来伤痛，重者对我们的家庭和社会造成灾难。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较好的生活环境，还需要良好的交通环境。
为了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和有益于大家安居乐业的综合环境，从5月份起，“不闯红灯不越线”为主题的深化文明交通行动已经在无锡全面启动。
这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的文明行动，需要每一位市民的积极配合和自觉参与。
我们作为一名合格小公民，也将在参与中受益。
今天我们通过开展文明交通 从我做起-----不闯红灯不越线宣誓签名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每个同学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养成良好的文明交通行为习惯，促进我校师生良好道德素质的养成。
少先队员、小伙伴们，让我们领略现代文明城市的气息和文明市民的风采：积极投身“2006 深化交通文明”行动中，认真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从“不闯红灯不越线，文明行车、文明乘车、文明行走”、从自我做起，让我们积极促进城市交通秩序明显好转的美好心愿始于“足下”；让以遵守交通法规为荣、以违反交通法规为耻的文明交通风气伴我们茁壮成长
全体师生右手握拳呼号：作为一名学生，我要努力做到：认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保护生命，平安出行；文明骑车、文明行走、文明乘车。
不闯红灯不越线，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倡导交通文明，告别交通陋习，明辨荣辱，共创和谐；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争做文明交通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和守护者，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安全、更有序、更文明
所谓1928年，国民政府的国语投票是否史实
以下内容来自维基百科，相信：满清入主中原然定满语为国语，[12]但全国通行的实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满族人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于清末形成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话，使其成为现代标准北京语音的前身。
[13]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清朝的“官话”体系。
北平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
[14]。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
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
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
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
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
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
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编辑]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
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
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
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
[15]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
[16]1898年，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向光绪上书建议“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十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
”。
[17]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18]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
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
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
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
[19]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
[20]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而得劐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
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
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满清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
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
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
[21]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
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
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
……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
……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
”[22]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
[23]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劳乃宣将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修正,作《简字谱》一书。
1906年，卢戆章也赞成用京城语音统一语言。
[24][25]卢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个（声母21个、 结合韵母42个）。
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
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
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
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
”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连署此说帖的有严复等32人。
此案通过提交学部。
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
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并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择其正当雅训者。
但章太炎指责北京音为“金元虏语”，为方言争地位。
[26]吴稚晖认为“南人则杂有苗蛮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离胡羌之声……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
”[27] 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黎锦熙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
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
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
次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
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
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
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
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
[28]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三十九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
字母的形式是采用笔划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
[29]拼音官话书报社的编译员、各号官话字母义塾的教员、教习、经理、赞成员等111人向资政院的说帖提道：“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
千百年荟萃磨练，而成此一种京戏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
且原与京话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
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
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
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
”最后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
读音统一会从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以表决方式审定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
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同音字，采取较为常用者，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音读，用会中预备的“记音字母”注于字单上。
次日开会每省提出一张记音字单，由注音员逐字比较各音的多少，而以该字最多数的音为会中审定的读音。
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
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韵阐微·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
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
”[30]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
[31]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
”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以及反对新文学的胡先骕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
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
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
，其《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
……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国语研究会五项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编辑国语刊物。
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
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1917年，吴稚晖依据《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将《国音汇编》改编为《国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第七五号令指出：“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划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
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
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
中华民国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
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
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
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中华民国国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
教育部同时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
”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上海，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定《国音字典》，即行颁布。
”[32]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33]《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干事，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并出任“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等职，创作歌舞，亲自向儿童们普及国语。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
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
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国音字典附录》:“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
当然在采取之列。
”《国音字典》只将声母和韵母拼定字音,不但没有指定何种方言可以作口头上标准之声调，就连纸片上的四声点也没有点进去。
由于平上去入各地调値不一，在民国初年的“国语”及《国音字典》虽然有各汉字的声韵拼法，但对于声调的表现法却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
在京音派持续鼓吹其主张之际，黎锦熙等人开始提出以北京声调为准则的意见。
连原来主张废除五声的人也出来呼吁教育部从速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
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
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
[34][35]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
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
[36]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
[37]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
[38]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
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
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另组成一个叫做“国浯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推举了钱玄同、 赵元任、黎锦熙等十一位当委员,负贵起草和拟订方案。
1924年至1925年，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每月在东方饭店聚会研讨，最终发明了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这是最早的汉语拼音。
[39]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
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
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
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
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
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
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
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
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
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
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
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
”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
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
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
”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1928年北师大教授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张士一等27人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
胡适、周作人、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
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平语音为国语拼音和声调的标准，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
《国音常用字汇》序言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以现代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京中市井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不同。
[40]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1938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辞典编纂处，所长黎锦熙。
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准照国音的《中华新韵》。
往后的国语系统及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中华民国此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
”
中国传说中的龙是由什么变成的
起源--身世之迷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
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
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水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克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
禹用应龙。
如何沟通江海
应龙怎样以尾划地
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
日光无处不到，烛龙如何再照
太阳尚未升起，神树为何闪耀光华
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
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
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
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龙的发展——气象万千(一)：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
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
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
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
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
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
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龙施雨沛中国龙文化中，龙的另一项功能是司水布雨。
南宋诗人陆游所作的《龙湫歌》勾画了湫龙行云施雨的壮观场面：环湫巨木老不花，渊沉千尺龙所家。
爪痕入木欲数寸，欢者心掉不敢哗。
去年大旱绵千里，禾不立苗麦垂死。
林神社鬼无奈何，老龙欠伸徐一起。
隆隆之雷浩浩风，倒卷江水倾虚空。
鳞间出火作飞电，金蛇夜掣层云中。
明朝父老来赛雨，大巫吹箫小巫舞。
词门人散月娟娟，龙归抱珠湫底眠。
龙何以被当作司云布雨的神灵
这与龙的摹写原型有密切的联系，也与远古的农业经济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龙虽然是由多种动物的形体结合，并经过艺术的夸张和变异而成，但这些动物大都是与水有关，如鱼、鳄、鲵、蛇等，某些与龙的起源有关的自然现象，如云、虹、闪电等，也与水或雨有密切的联系。
这样，龙很容易被远古的先民想象为一种下可潜于渊、上可腾于天、行有从云雷电、可影响川泽云雨的神兽。
《易经》中就认为云从龙，凤从虎。
东汉的学者王充说：“龙听到雷声而起。
龙起必有云相伴随，夏季则多有雷雨，龙多登云，乘云雨而行走。
”龙有司水布雨的功能，又是神的助手，因此在上古传说中，龙也成为神与神之间斗争的工具。
《山海经》中记载了一则黄帝与蚩尤作战的故事，故事中说蚩尤率军队进攻黄帝，黄帝命令应龙在冀州之野抵抗蚩尤的进攻。
应龙受命后用它司水的本领将水蓄积起来，造成缺水，以图阻止敌人。
但蚩尤请来风伯和雨神，纵风下雨。
黄帝又从上天派下一名称作魃的女神协助应龙，止住了风雨，最后将蚩尤击败。
但应龙与魃也无法回到天上，于是地上大旱。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也有龙的活动。
据说大禹治水前，有应龙以尾画地，为禹画出应开挖的浚水导水的水道线路，也有传说说禹治水时疏导河川、挖去山岩，有应龙在前曳尾，有玄龟在后挖泥，当疏导到巫山县时，一条应龙画错了水道，被禹处死。
巫县现在仍有错开峡和斩龙台两处地名。
传统中的应龙是一种有翼的龙，颈细腹大，鳞身。
脊上有棘礼四肢强健，而且喜欢独处。
古人曾有诗咏应龙：“应龙未起时，乃在渊底藏，非云足不踏，举则冲天翔。
譬彼野兰草，幽居常独香，清见播四远，万里望芬芳。
隐居可颐志，自见焉得彰。
”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应龙而指人，借题发挥了。
从上述传说中可以看出，布雨还不是应龙所独有的功能，因为蚩尤也请来了正规的神抵——雨师。
但应龙有布雨的本事则是无疑的。
据说黄帝战胜蚩尤后，由于应龙不能再上天，所以先民们用上造出一条状如应龙的“土龙”，同时施以巫术，才使得上天降下了甘霖。
于是以“土龙”呼风唤雨就成了祈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且，虽然上古时代的雨师有多种名目，但随着龙崇拜的普及，其它雨师的形象乃至名称都弱化、模糊了，只有龙的布雨形象日益强化，所以龙也就成了雨师。
龙的司水与布雨形象的鲜明，又与祈雨巫术的发展有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在远古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天气的阴晴旱涝、雨雪冰霜都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农业收成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先民们的命运，所以祈雨就成了最重要的巫术。
在上古的祈雨活动中，虽然离不开龙，却不以龙为主角，因为上古时期龙是沟通神与人的工具，是天神的助手，本身还不是神，所以在祈雨巫术中，龙还只是布雨的工具。
那么，上古祈雨是什么样子呢
据文献记载，上古祈雨巫术主要是焚人祭天。
当作牺牲而被焚烧的是两种人：巫和魍。
巫在原始宗教中是天神的使者，所以要用火焚死，使其能升天向天神介绍旱情，求天降雨，魍是一种残疾之人，据说身躯矮小、腹部高耸，总是仰面鼻孔朝天。
天哀怜这种人，怕下雨雨水流进魍的鼻孔，所以不肯降雨，造成干旱。
这样，魍就成了一名召致旱魔的不祥人。
所以要在巫术中焚烧魍，是因为在远古先民看来，既然上天哀怜其病不肯降雨，自然也会哀怜其被焚而降雨人间。
在这个仪式中，要使用龙状的祭器和“作土龙”，用龙来通神，求上天降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明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兴起，上古时那种残酷的焚人祭天的祈雨方式有了重要的变化，不再焚人，而改为曝晒。
担任祭司的巫和作为牺牲的魍要在炎炎烈日下曝晒数日。
但这种作法也已受到怀疑和指责。
《礼记》记载说，有一年大旱，鲁穆公召见县子商量。
穆公问道：“天久旱不雨，我想准备一场祭天曝晒的仪式，你以为如何
”县子回答说：“天不下雨，您却去曝晒残疾之人，如此施虐，是不可以的呀
”穆公又说：“那么我举行祭天曝巫的仪式是否可以
”县子说：“靠巫这种愚蠢的妇人来祈天降雨，难道不是自己的疏忽吗
”这段对话显示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曝晒巫和魍这种求雨巫术也已受到冲击，被视为是虐待和愚人之术。
战国以后，祈雨的仪式更多地转向用龙，并将阴阳五行的内容融进了仪式之中。
如在汉代，春旱求雨时，地方官要选择水日祭把社稷山川，不得斩伐山林名木。
在城邑的东门外建四通之坛，坛方八尺，周围树立八面黑旗，以水官之神共工为神主。
祭祀之时，用八条生鱼和玄酒（一种用来祭祀的清水），并准备清酒和大块的肉脯。
用洁净善言的巫人主持祭把，要连续三夭举斋。
巫要穿黑色衣，先向神主祭拜，然后念祝词，祝罢再拜。
祝词是：“上天生五谷用来养人，现在五谷受到旱灾的危害，难以成熟结出果实。
诸神享受清酒与肉脯，拜请神灵降雨。
雨降而大地湿润后，我门就奉献牲物再表感谢。
”在水日作一条8丈长的苍龙，置于中央，作7条4丈长的小龙，龙头皆向东方。
各相距8尺。
再选小童8人，食斋沐浴3日，穿青衣而肃立。
把祭祀土神的“社”与闾外的沟挖通，用5只蛤蟆放在社中央方8尺、深1尺的池内，注以水。
然后再准备清酒肉脯，斋戒3日，穿上黑衣向神祝祷。
用3岁的公鸡与雄猪，将其作为祭神用的炙肉，在四通神的供室中炙烤。
谕令百姓关闭南门，门外放置盛水的容器，开北门，村内放一口雄猪，北门之外的集市里也放置一口雄猪，听到鼓声响起后就炙烤猪尾。
间里周围如有未掩埋的骸骨要埋于地下，沟峪有草木壅塞的，用火将柴草烧掉，如河沟已被桥道堵塞，要疏通。
求得雨后，向林献一口猪及酒、盐、黍等物。
作龙必须要在水日，必须要用洁净的上。
还要在庚子日令吏民夫妇同居，以取阴阳调和之意。
在汉代的祈雨仪式中，龙的地位与作用已与远古时期有了差别，汉代祈雨用龙，主要的不是用龙来通神乞雨，而是因为龙本身就可以招云，云从龙，有云自然易于降雨。
汉以后，祈雨的仪式复杂化了。
这是因为汉之后佛教渐次传入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初具规模。
这两种宗教在中国立足后，便成了祈雨活动、特别是民间祈雨活动中的主要角色。
但传统的以龙祈雨的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佛、道的祈雨逐渐结合，不过国家祈雨把典中，还主要地是通过敬天求天神降雨，巫术的成分减少，甚至不再使用巫砚，但以土龙招雨的作法还很常见。
隋代专有祈雨的祭坛，当第一次祈雨后不见灵验时，皇帝则下令禁屠、迁走集市，官员不得打伞用扇，让居民造土龙，皇帝自己还要穿素衣，不坐正殿或干脆露天办公，还要减少御膳的数量，撤掉乐队。
唐代除了传统的祈雨仪式外，又出现了画龙祈雨的新花样。
唐代民间的祈雨近乎于直接向龙祈求，并保留了巫术的某些形态。
据《全唐诗》记载，唐代民间祈雨时，用土填满大瓮，用木制的蜥蜴放人土中，然后用穿青衣的小童手持青竹，围瓮边唱边舞：“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
”由于蜥蜴是龙的原型之一，所以在仪式中当了龙的替身，如同用土龙一样。
小童且歌且舞，显示出巫的流风余韵。
宋代民间祈雨也用此法，不过略有不同，求雨时各街巷以大瓮装满水，上插杨柳枝，将活蜥蜴放入水中，也有青衣小儿环绕而歌。
宋代还有一种龙虎祈雨法，用长绳系一虎头骨，投入据称是有龙的水潭之中，使人不断牵动长绳，虎头骨就在水中摇摆不定，于是就会有云起潭中，随之雨降。
这种祈雨仪式取的是龙虎相斗之意，引龙出渊，从而降雨。
唐宋后，国家的祈雨仪式上常有最高统治者参加，明世宗朱厚璁曾亲到郊坛祈雨，得雨后赋诗：“烟雨腾腾述苑林，老龙惊起状千寻。
三农此时欢樯秀，百谷成时喜赋吟。
嘘呼还本原阳气，震荡须资雷雨临。
莫谓尔君六事否，且喜思霖抵万金。
”龙在上古时代，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龙的宗教意义淡化，世俗化的趋势加强。
但汉以后，龙又重新被注入了宗教的内容，龙也由原来的神兽变成了充分人格化的龙王。
龙的这一身份变化源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
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由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的。
这个王子就是佛教里所称的释迦牟尼佛祖，也称如来佛。
佛教创立后，经西域渐渐传播到中国内地。
在传播过程中，为能在中国立足，佛教大幅度地中国化，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神柢和巫术的吸收。
佛经在传入中国时，也在概念和术语上尽量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在佛经中，有一个名叫“那迦”的神兽，这种神兽长身无足，在水中称王。
实际上，那迦的原型是南亚热带雨林中的蟒蛇。
那迦在佛教中是佛的护卫者，按佛经的说法，佛降生后，那迦护卫在佛的左右，吐一温一凉的净水为佛洗浴，并在空中歌舞赞礼，散各种妙花。
那迦的数目在佛经中说法不一，有五位、七位、八位、八十一位、一百八十五位等不同说法，每位又有眷属千百。
那迦可兴云布雨、决江开渎、致福却灾，居于海川沼渊之中，显然，佛教中的那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佛经转译为中文时，那迦顺理成章地被译为龙，而中国的百姓原本就以龙为神灵，对佛教中的龙也就慨然接受，并以中国文化中的龙来理解佛教中的龙了。
在佛教中，龙是护法八部神抵中的第二位，神通广大，被称为“龙王”。
据佛经记载，龙王在居住的海中有庄严华美的宫殿，佛曾到海底龙宫中宣讲佛法。
这些内容对中国龙王及龙王传说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提供了素材。
道教形成于东汉未年。
它是在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
因而，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
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
道教中的神仙也多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神兽有三种，即龙、虎和鹿，分别称为龙峤、虎峤和鹿峤。
三种之中，以龙峤为最上，因为龙能上天入地，穿山潜水，能助修炼之人混杳冥而通大道。
据道教经典所说，乘龙断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何地，都会有神祗出迎。
早期道教，尽管不否定龙的施云布雨的功能，但为龙所规定的基本职责是供得道仙人驭乘。
那么，为何道教后来特别重视龙的施水功能，以致后来也出现了龙主这一“神”呢
这主要是因为早期道教与佛教曾有过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
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也奋起直追，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而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
此外尚有清净、大地、法海，日月、星宿、天宫、龙宫等各种名目的龙王数百位。
上古原始宗教中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一方，但道教的龙则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渐至凡有水之处，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甚至井、泉之内，莫不有龙王驻在。
由于道教是本土宗教，道教的龙也就更为中国化，比佛教的龙更为世俗，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
道教的龙不但能降雨除旱，而且还可救火，当龙降临时，还可以在祈雨的同时捎带提一些其它方面的要求，如求福、长生、官职、疾病，住宅凶吉等，“无有不吉”，大有包打天下的气概。
道教中龙的施雨也更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
《太平广记
》曾记有一位名叫释玄照的人在嵩山修炼讲法。
听众中有三位须发皆白、相貌奇异的老者从无缺席，虚心听讲。
一日，三老臾谒见玄照，称三人皆为龙，得闻大道，非常感激，无以为报，请玄照指使。
于是玄照说：“今天下久旱，如能行云致雨，润万物而苏民困，功德非浅。
”三老臾回称：“施雨不难，但天帝雨禁森严，擅自行雨，于系非小，恐有杀身之祸。
不过有一方法可行，我等闻听少室山处士孙思邈德高望重，仁德无量，其所传《千金翼方》惠济万世，其名已录仙籍。
如得孙处士一言相庇，定保我等安然。
”于是将相庇之法告诉给玄照。
玄照即赴少室山孙思邈处，请庇护三龙，使龙能召云致雨。
孙思邈问以何法，玄照答以三龙降雨之后，即避于思邈居室后的池沼中隐蔽。
如有异人拘拿三龙，请思邈劝谕释三龙之罪。
孙思邈允诺。
于是三龙行雨一昼夜，千里雨足。
次日，玄照赴孙思邈处，二人对谈之际，忽见一骨状奇特之大汉径奔室后池沼，大声叱咤，须臾间便有三只水獭浮出池面，大汉以赤索将三獭捆定，准备离去。
孙思递急趋前拦住大汉说：“三物之罪，死不足以赎，但擅自行雨是出于贫道之意，还望开释三物，并请上达天帝，恕三物之罪。
”大汉听毕，即解开绳索而去。
事后三龙赴孙思邈处，意有所酬，孙坚拒。
三龙又向玄照致谢，再三为请。
玄照不得已，遂请三龙作法将观前障路山峰移走。
于是三龙作法，将山以雷霆击碎，观前豁然开朗，数里坦平。
故事中的孙思邈为隋未唐初名医兼名士，有千金方传世，当时颇有名气，被道教牵扯入内，反映道教不仅能使龙致雨，还能救龙之命，龙与神仙的感遇富有人情味。
孙思邈救龙故事不止一端，《酉阳杂俎》记孙思邈在终南山隐居，时天大旱，一名来自西域的胡僧在昆明他结坛祈雨。
七日后，池水缩数尺。
池中之龙化为一老者至孙思邈处求救。
孙说：“我知道昆明池有仙方三十篇，将方予我，即可救你。
”龙答称仙方天帝不准妄传，但事急已顾不了许多，遂将仙方奉上。
孙思邈大喜，嘱龙不必忧虑。
自此果然池水渐涨，甚至溢出池岸。
胡僧祈雨不成，羞奎而死，这个故事中的孙思邈没有仁圣的色彩，颇有乘人之危、且不顾天下而念一已之私的意味，但表现了在龙问题上的佛、道之间的竞争。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一神兽而成神。
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几乎无水无之。
封建帝王也对龙神发生兴趣，唐代就有祭五龙之制，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诏封天下五龙神为王爵。
明清两代帝王也有封龙为王之举。
帝王的褒扬，抬高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本来在佛、道二教中，龙虽为神，但都没有显赫的地位，因此无论佛寺还是道观，都不供奉龙，龙但是宗教建筑的装饰，至多不过是佛、仙的坐骑，但在中国民间，龙却扬眉吐气，成为一种信仰最众、独立于佛、道之外的神祗。
各地龙王庙林立，龙王庙与城隍庙、土地庙成为中国到处可见的祠字。
更多见参考资料：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
梵蒂冈国名: 梵蒂冈城国(The Vatican City State,Statodellà Cittàdel Vatican)。
面积:0.44平方公里(与天安门广场一样大) 人口:1400人，常住人口仅540人
星期六为什么又叫礼拜六，礼拜是什么意思
有含义么
阿拉伯语Salah的意译，愿意为“祈祷”。
是“五功”之一，又称“拜功”，即面向麦加“克尔白”礼拜安拉的固定仪礼。
也是一项修身养性的宗教功修。
源于古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迁徒麦地那的第二年（623），正式定为的宗教制度。
近种类分有：五番拜、聚礼、会礼、殡礼等。
按性质分有：天命拜、圣行拜、当然拜、副功拜等。
各种类拜可定拜性，每一单类拜又规定不同的拜数。
而各种类拜功都是由若干个不同性质的单位拜群群组成的。
礼拜是通过身体的行动表达对安拉的信仰。
拜前要具备6项条件，拜时有固定的程式，并要清除尘世的一切杂念，禁止与礼拜无关的一切动作。
否则即为坏拜。
礼拜之目的「礼拜」是构成的一根主要支柱，并且被认为是「宗教的基础」。
任何一位，若是未能谨守礼拜的功课〔拜功〕而且没有正当的理由，则无异是一项严重的冒犯行为，也是一桩可憎的罪过。
这项违犯行为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它不仅忤逆了真主安拉——这点已经是够坏的了——而且也违悖了人性真正的本质。
倾向於崇仰伟大的事物，以及倾向对崇高的目标抱以热望是人类的本能天性。
在这宇宙间最伟大的事物和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崇拜真主安拉。
要想使人培养出一种完美的人格，并且以一种成熟而审慎的发展方式去实现他的愿望，最佳的途径就是循由「伊斯兰教的?拜」。
忽视「?拜」就是在压抑人性善良的本质，而且不啻是在拒斥人们互敬互爱的权利、崇拜与仰慕的权利、以及向上爬升并达於最高目标的权利。
像这样的压抑与拒斥，即会构成一种非常严重而具有破坏性的冒犯。
我们这儿就要来谈谈礼拜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以及伟大效力,礼拜的时间每一位穆斯林，不分男女，每天都必须按时作五次礼拜———除非有合乎教法的理由，否则即不得有免除、合并、甚至延缓礼拜的情况。
它们分别是∶ （一） 晨礼〔SALATU-L-FAJR〕∶这次的礼拜在由东方初现?光〔拂晓〕至的一段时间当中的任何时候进行。
（二） 晌礼〔SALATU-Z-ZUHR〕∶这次的礼拜在日正刚过，亦即太阳刚开始向西偏倾起，到太阳偏至中途〔与地平线呈四十五度〕时为止的这段时间当中的任何时候进行。
说明:譬如，假使日落的时间是下午七时正，则这次的拜即可在中午十二点稍过之后至下午三点半钟之前来礼。
而三点半过后不久，则是下一番礼拜时间的开始。
然而，精确的时刻却需由各地的日历时间来告诉我们。
可是如果没有任何可供依据的日历或时刻表时，我们只有靠自己的最佳判断了。
〔注∶居住在「」地区的穆斯林弟兄姐妹们，对於每星期五的「聚礼」〔主麻〕的适当时间，似乎都感到困惑而难以适从。
对於这项困难，可藉一最简单的办法来予以解决，那就是在一年当中，从年头到年尾，不论春夏秋冬，都一律将这项礼拜定在下午一点半至两点半之间举行。
我们在此殷切地建议各位弟兄姊妹换行这一办法，如此乃可使之成为一项长期遵循的固定时刻。
〕 （三） 晡礼〔SALATU-I'-ASR〕∶这次礼拜，是在「晌礼」的时间结束之后汇@A直到日落之前为止的这段时间当中进行。
（四） 昏礼〔SALATU-L-MAGHRIB〕∶这次礼拜的适当时间，是从日落〔即太阳消失在地平帼荱〕之后汇@A直至西方天边的红霞全消为止。
（五） 宵礼〔SALATU-I-ISHA〕∶这次礼拜的时间，是自西方天边的霞光完全消失开始，直到翌晨拂晓之前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所定的礼拜时刻，恰好可以使人的休养生息与身体的调养互相配合一致，而使心智方面的宁静与身体方面的松弛结合汇@ C「晨礼」可律定我们早餐的时刻；「晌礼」正配合午餐时间；「晡礼」约在喝下午茶或咖啡的时分；「昏礼」约在晚餐前后；而「宵礼」则可与吃宵夜的时间相搭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身为穆斯林者，为了遵循这五番礼拜，而得以每天自晨至昏，整天都服?一种精神上的表徵。
於是他乃将宗教与生活结合汇@ A以一种心怀真主的感觉来结束整个一天的行为举止，并且得以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道德品位。
此外，一位穆斯林还可藉由此一途径，将一种精神的活力带入到他生活当中的每个方面，并使宗教存在於所有各样的活动之中。
无论是在店铺、办公室、家庭里、农场中、乃至工厂里，它都会产生功效。
它会将它的光辉照射到每一行每一业的圈子里。
事实上，这项礼拜的时刻表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是真主安拉的杰作，也是伊斯兰教的产品。
最好是只要当礼拜的时间到就马上礼拜，以免由於某些无法预期的事情而造成延误。
这些礼拜都是神圣的竞赛活动。
能通过此等活动的人，其所获得的报偿是无法衡量的，而他们所得到的快乐亦是无法想像的。
他们所获致的幸福，他们所获体悟的欢悦，以及他们所领受的荣耀，都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
若是未能参与这种竞赛活动，即是一项应受惩罚的罪责。
那将导致严厉的处罚、精神上的折磨、心灵上的痛苦、和社交上的孤立。
假使一个人在旅行途中或患病期间，则他的「晌礼」〔ZUHR〕和「晡礼」〔'ASR〕二者可以合并在一块儿礼。
同时，在这种情?下，他的「昏礼」〔MAGHRIB〕与「宵礼」〔'ISHA〕二者亦可合并为一次进行。
〔注∶在上述的第一种情?下，宜采「提前」方式，亦就是将「晡礼」提前到一礼完「晌礼」就马上接著进行。
而在那第二种的情?下，则是将「昏礼」向后挪到「宵礼」之直前，亦就是一礼完「昏礼」马上接著就进行「宵礼」。
像这种合并礼拜的办法，可减轻那些由於正当理由———诸如旅行、工作、生病等等———而无法准时礼拜的人们心理上的忧惧感。
〕
孙中山的故事
孙中山先生与洪门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华埠片打西街1号，即《大汉公报》对面的一座建筑物，便是昔日洪门致公堂的会址，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来温哥华时，曾在这里居住过。
洪门是旧中国的秘密帮会之一。
“洪”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
其目的是反清复明，特别强调会员对组织的效忠，尤其是义气，非常重视。
传说他们的始祖是少林僧徒，因满清毁少林寺，僧众逃脱而创立会社。
这些会社，主要是流行于福建、广东及长江流域一带。
天地会发展于西北，洪门等秘密会社组织也渐渐蔓延至南洋及美国各地。
远在1863年，在卑诗省埠仔BARKERVILLE(俗称金山)，不少中国人被“卖猪仔”到这里做矿工或淘金沙。
他们多数是只身在外谋生，孤独无靠，难免受白人欺负，因此便组织帮会，名洪顺堂，后改名致公堂，此乃是洪门的支派之一，亦是卑诗省最早的一个中国人团体。
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奔走革命，得力于这些帮会不少。
1903年他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后更被推为堂主。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温哥华奔走革命，向华侨筹款，并得到当地帮会很大帮助。
第一次是在1897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乘船来加拿大，在满地可登岸，然后乘火车抵达温哥华，他停留在域多利市达十日之久。
第二次是在1910年2月，孙中山由三藩市乘火车抵达温哥华，并转往加拿大各城市向华侨演讲，鼓吹革命，此次筹款运动甚为成功。
第三次是在1911年2月，这是最盛大的一次。
孙中山由三藩市抵温哥华，当他抵火车站时，受千万华侨欢迎。
他向华侨演讲连续四日，鼓吹革命，大受当地华侨支持。
他此次筹款超过7万元，域多利市的致公堂甚至将其会馆按揭给银行，得3万多元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1]，原名孙文（1866-1925）。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革命的旗帜，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
被尊称为国父。
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
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
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
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广东香山（中山）翠亨村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称他为“革命先行者”。
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台湾地区的民主象征。
[编辑本段]国父名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
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或是国父
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汪精卫于南京建立的亲日政权也尊崇孙中山，并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1941年5月29日，在汪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的，由陈公博提出的“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即属一例，同时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推翻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
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国母”。
中共的[20024]号文件，2002年11月修订的《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中，规定“对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不直接称谓，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
”另外台湾的教育部也在2007年建议修改不适当用词，如“国父孙中山”应该为“孙中山先生”。
有些人认为是台湾民进党政府进行去中国化。
[编辑本段]家系 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有“紫金说”和“东莞说”两种说法。
“紫金说”由广东学者罗香林在1920年代提出，他认为孙中山的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紫金县公馆地区，与翠亨的孙氏不同宗。
“东莞说”为孙中山故乡的翠亨孙氏所提出，此说认为孙氏为汉族，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主要依据为孙中山家族的族谱。
罗香林的“紫金说”提出之后，一直与“东莞说”针锋相对，故而产生了关于孙中山祖居地的争论。
“东莞说”一直是被社会主要接受的说法，现在孙氏家族的长子嫡孙孙满等亲属后代均亦认同。
虽有“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学说的争议，但孙中山的祖先从东莞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的情况，则是被公认的。
3 家族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 祖母黄氏（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2年~1888年）， 母亲杨氏（
年~1910年）。
3 兄弟姊妹 长兄孙眉， 姊孙妙茜， 妹孙秋绮， 另有一兄一姐早殇。
3 妻妾 首任妻子卢慕贞（1867年~1952年），（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1915年离婚。
) 妾陈粹芬。
妻宋庆龄 （被尊称为国母）（1893年~1981年），（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 3子女 子孙科（1891年~1973年） ，长女孙娫 ，次女孙婉（又作孙琬） 。
三人都是卢慕贞所生。
[编辑本段]名字由来 孙文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
除了下列实际使用的名字外，孙文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
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孙氏本人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
在西方，孙氏以“Sun Yat-Sen”（即孙逸仙的粤语的英文音译）之名闻于世。
[编辑本段]早年生涯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企图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
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编辑本段]革命生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绕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编辑本段]出任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编辑本段]二次、三次革命 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
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
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
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
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
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
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
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
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
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
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
（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
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注：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
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
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
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
），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编辑本段]联俄容共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
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
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
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同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
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
12月4日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
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先生旧病复发，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准备22日入京。
18日，先生得悉“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剧。
段祺瑞又来电相催，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先生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孙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随后入住北京饭店。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上签字。
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
不能进食。
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
呼吸十八次。
极危险。
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
终夜不离。
戴天仇为孙草遗嘱。
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
腹胀加增。
克礼为之打针放水。
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
当弥留时。
戴天仇代草遗嘱。
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
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
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
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超度 能让死者不受罪吗
称：初死的人如果生前多造恶业，死后又没人为他追荐，其神识就可能投生到饿鬼、地狱等恶道中去。
在死者“罪福未定”的七七四十九天内，以“善愿功德力”回向死者，使他不投生于地狱等恶道而转生人天等“善趣”，俗谓之“超度”。
唐时民间已盛行超度。
如唐·张鷟卷四载：“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超度。
”超度的具体内容包括念佛、诵经、营斋、做道场等。
超度又有超升、超生、超拔、超幽等说法 南无阿弥陀佛 佛教或道教指诵经等使鬼魂脱离苦难。
超度众生：从苦海中拯救人类 一般人却把超度两字，仅拿来当做超度亡灵之说，这种言说不很正确，超度的实际意义是超越生死，共度涅盘彼岸，是名超度也。
超度的对象有三点立场，何等为三
一、现生中能令迷妄者，邪见者，导归正见(梵语samyag-drsti)，由思想上的矫正，破迷启悟，是名超度，是思想上的超度。
二、现生中能依正见而起修，因修而证悟，得入涅盘，因而解脱生死，远离六道轮回，是名现生超度。
三、死亡后，眷属以虔诚之心，邀请出家师父为亡者开示、念佛、诵经，做佛事等等，普令亡灵得以往生净土，是名善后超度。
观音香会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圣诞日，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出家日，为普陀山三大香期。
此三月之初十前后，国内外信徒纷纷上山，十八、十九日达到高潮。
十八日三大寺例行庄重的祝诞普佛和观音法会，通常有上千僧众和信徒参加。
晚上数千人在圆通殿内外坐香，齐诵大悲观世音名号。
翌晨，三步一拜上佛顶山。
十九日中午，各寺庵上大供，由住持带班顶礼祝福，设斋供众，晚卜举行随课普佛。
此时，大众齐声唱念顶礼诸佛菩萨名号，拜愿此起彼落，庄严肃穆。
同时，普门、地藏、普贤、文殊诸殿诵拜各类经忏，寺内灯烛辉煌，通宵达旦。
香会期间，各地信徒及旅游观光者常达一二万人。
三大香期起源于观音应化诞生或成道等日。
据载，唐元和年间（8O6—82O），观音化身庞蕴之女灵照，制作鱼篮供父修禅，后代父涅梁，涅磐之日，传为观音诞日。
陕西省西安五台山回光寺，旧有元代至正元年（1341）僧普明所撰碑记，载隋仁寿年中（6OI—6O4）此山有毒龙残害生灵，大士化比丘，以妙智力，伏彼妖术，朝廷建寺请为住持。
翌年六月十九日，恬然寂灭，于空中现瑞丽相。
是为六月香期之来历。
另有传说，二月十九日为大士转劫诞生日，六月十九为舍身披度日，九月十九日为得道日。
佛诞 祭祖 开光 本山各寺院庵堂，每逢释迎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及诸大菩萨圣诞日，例行祝圣普佛。
由住持或监院主法，除常住僧外，游访僧与香客均可随喜参加。
夏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佛诞生日，称“佛诞节”，是佛教界最隆重节日。
是日，各大寺都要根据佛经中有关佛诞生时感九龙吐水洗浴圣身之记述，用各色香水灌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太子像（即释迦牟尼佛诞生像），称为“浴佛”。
“浴佛”法会肃穆庄重，仪式一般在大寺中举行，届时，预先在楼上或别处安置太子像1尊，并在大殿置盆1只，以便太子像请下后安置。
四众弟子闻板上殿，搭衣、持具，依位次排班对立，听引磐鼓声转身向上顶礼三拜，问讯毕，仍转身对面立。
接着由引礼师2人执引磐，执事6人，托香花盘2人，侍者l人，主法居后组成的“迎请队伍”闻磐出班，向上问讯，在大众同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声中，由2师引礼并行前导，鱼贯上楼，恭迎佛像。
到后，按序分班立，大众同唱赞，主法卜香，展具、顶礼三拜，接念“南无本师释迎牟尼佛”，请像缓步下楼。
至大殿时钟鼓齐鸣，主法请像安座金盆毕，钟鼓声亦止，念佛声停。
主法上香、展具、顶礼三拜或九拜。
拜已，呼：“我佛如来有沐浴真言。
”维那师接云：“谨当宣讲
”大众同唱三遍，接唱赞，以香汤浴佛，至“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三称毕，主法闻磬声顶礼二拜，恭说颂词，大众仍对面肃立静听。
主法再顶礼三拜，大众同唱，接唱“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偈，以赞佛功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绕佛毕，回向，三皈依，最后唱“浴佛功德殊胜行……’偈结束，功德圆满。
浴佛法会期间，施主常设斋供养三宝，广植福田。
此外，也于佛诞日举行“放生”等活动。
祭祝 岁时追荐、春秋祭祖乃饮水思源、慎终追远之事，向为注重报恩之释子所崇，既表师承有序，又示崇敬师恩。
本山各寺院庵堂继承汉传佛教传统，立有祖堂，以便朔望礼拜，岁时祭祖。
前后两寺更对道行卓著、有功于寺院之住持专立公堂；对复兴护持三宝有功之檀越立词供像，以使后人于祭拜之时，发见贤思齐之心。
如潮音和尚建“先觉堂”奉普陀列祖暨历代诸师。
也有某师派下之公堂，如“立三老人派下子孙公堂”。
祭祖个人的则有永悟公堂、别庵公堂、通智公堂化闻公堂等。
奉把檀越的则有副帅何公生祠、黄公祠、前、后的寺之蓝公词、法雨寺陈黄二公词、施公生词等。
民同间只存少数词学和公堂，其后渐圮毁。
现除二大寺仍有祖堂外，其余庵院尚无祖堂恢复，三大寺的祭祖，也只在岁时大节和重要法会活动时才举行。
扫塔古制在冬两次扫塔，以为不忘祖恩，并载入寺规。
卷八中有：“开山祖塔，木本所在，每岁冬二十四日，春清明正日上午，集各房静室拜扫。
若普同塔、苏公塔、明公塔，随例举行。
下午，则常住人众拜舍利塔，各房静室从便。
若属中兴子孙，系铁祖法派者，随班俱集。
”“观音洞扣公塔，两节于礼祖次日，住持领众拜扫。
”这是与祭祀并行而相得益彰的传统，本山历来重视。
祈雨祈晴 本山历代大德，本慈悲济世广度众生之旨，关心民众，如遇久雨或大旱成灾，则举行祈雨祈晴活动，载入前后两寺规制。
卷八载：“天灾流行，祈求雨泽，向山常住为首，领众至潮音洞迎香。
近因外山开垦，众议往桃花山请圣，供龙中和庙内。
雨过之日，诵经酬礼，拨舟送圣。
如当事祈求，但在本山请三昧八功德水行香，不往别所。
”“祈晴祈雨，俱向梵音洞请圣。
间有往桃花山者，相时举行。
”并在普陀寺左建“娑竭龙王祠”，法雨寺内立“龙王堂”。
解放后虽未举行“祈雨”、“祈晴”专项法会，但在佛事活动中常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更于朝时课诵中，天天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开光 佛像新塑安位、油漆、贴金，或古旧佛像重新修理上漆。
贴金之后，都要举行“开光”仪式，是为寺院个较为庄严隆重之佛事活动。
其主要仪式有：一、洒净；二、说法；三、献供；四、回向。
掂记载，佛像新装完竣之后，有“陡灵”仪式，恭请所造佛或菩萨之灵，降临坛场以作四众佛子依怙。
《百丈清规》对开光活动也有较详细的规定，本山历代宗祖多遵此奉行。
80年代以来曾举行过5次大型的开光法会： l、 1989年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值全山寺院修复开放 10周年，隆重举行全山佛像开光和方丈升座法会，自农历十七日始，至十九日结束，全山佛像同期开光为本山空前之盛大法会。
2、1993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西方庵举行佛像开光法会。
3、1994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紫竹林重建完竣，举行佛像开光法会。
4、1997年农历八月十几日，伴山庵重建竣上，为该庵主佛“十一面观音”举行开光法会。
5、1997年农历九月二九日举行露天“南海观音”铜像开光法会，参加开光庆典与法会的海内外各界人士5千余人，未能进入会场的四众佛子与游客更是难以胜数。
上午8时，阴天，当法会主持人戒忍大师宣布开光庆典正式开始后，忽然于洛迦山方向的上空绽开一“天窗”，五色祥云环绕，杲日丽天，大士显身云间，被颂为“国泰民安、法轮常转”之祥兆。
专门佛事 本山佛事，若指“依佛法修行之事”，则开山之初即有；如指佛教徒依法所行供佛、诵经、斋僧、拜仟、追福、荐亡等活动，则始于宋代。
宋时出使日本、高丽等国使船，经普陀山，必登山举行各类佛事，成为惯例。
明万历年间，福建、温州、明州等地信徒大量在普陀山做佛事。
清末民初，佛事活动渐趋兴旺，据民国三十八年（1949）2月21日《定海民报》载：“沈家门渔民，每逢春汛到普陀山做佛事的逐年增加，近年达到高潮。
”是年7月24日，浙东行署官兵40余人在莲花洋罹难，主任俞济民召集山僧千余人在普济寺做佛事，并恭请佛顶山善余和尚、白华庵融通老和尚、前寺方丈化晌大和尚和正在闭关的妙善大和尚轮流主坛。
山上佛事有普佛、梁皇、焰口、水陆等12种。
普佛 分祝圣普佛和随课普佛。
祝圣普佛又称大普佛，在观音香会或佛菩萨诞日举行。
随课普佛又称小普佛，插入早晚课诵中进行。
普佛根据施主意愿，又分为生人消灾延寿的“延生普佛”（吉祥普佛）与超度亡灵的往生普佛两种。
延生普佛在早课时进行，在念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及《心经｝）之后，接诵药师佛赞、偈及佛号，并进行拜愿。
拜愿时依次礼诵释迦佛、药师佛、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及药师海会佛菩萨。
往生普佛在晚课时举行，于念诵《弥陀经》及《大悲仟悔文》后，唱诵《弥陀大赞》及《赞佛偈》，接着念阿弥陀佛圣号与拜愿。
拜愿时礼诵释迦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清净大海众菩萨。
礼佛毕，由维那读疏文、焚烧文疏。
焰口 焰口是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一种佛事仪式。
经中说：佛在湖毗罗城为诸比丘并诸菩萨说法。
尔时阿难独居习定，至夜三更，有一饿鬼，名曰焰口。
于阿难前说：“却后三日，汝命将尽，生饿鬼中。
”阿难十分惶怖，急至佛前，陈说此事，并乞示教。
对佛为说《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谓诵之即能免受饿鬼苦，福寿增长。
此法事据唐不空所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仪轨经》中的行法次第是：1．破地狱真言，2．召饿鬼真言，3．召罪真言，4．摧罪真言，5．定业真言，6．忏悔真言，7．施甘露真言，8．开咽喉真言，9．七如来名，10．发菩提心真言，11．三昧耶戒真言，12．施食真言，13．乳海真言，14．普供养真言，15．奉送真言。
经中佛告阿难：汝若能施于恒河沙数饿鬼及诸仙等饮食，非但不落此道，且能延年益寿，颜色鲜洁，诸鬼神等常来拥护，遇事吉祥。
现在佛寺流行的是天机禅师修订的《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和宝华山德基根据林宏《瑜伽集要施食仪轨》略加删辑而成之《瑜伽焰口施食集要》两种，分别简称“天机焰口”和“华山焰口”（后者亦称“瑜伽焰口”）。
一般在黄昏时举行，供以饮食以度饿鬼，亦为对死者追荐的佛事之一。
蒙山《蒙山施食仪规》以金刚上师不律驻锡四川蒙山时所集，故名“蒙山”。
不律法师依秘密部水施食法及《救拔焰口饿鬼经》》等集成此文，以普利幽冥。
据兴慈法师《二课合解》说：“今有欲求福慧益寿命者，备净水一碗，饭一碗，菜一碗，并香烛等，随所住处诵《弥陀经》已，即诵此文，随义作观。
若不们作观者，但注心诵每咒七遍，或二七、三七遍，唯《变食咒》及《甘露咒》各诵七七遍，或百八遍，愈诵愈精，诵毕念佛回向，冥阳俱获利益。
”蒙山是汉传佛寺晚课时或晚间所作的一种施食饿鬼的法事，也用作超荐亡故的亲人，其与焰口相比，只是内容较简略而已，而其作用则与焰口同，故近年来山放蒙山的香客甚多。
水陆法会 水陆法会是极为隆重的大型佛事，全称为“法界圣凡水陆普渡大斋胜会道场”。
法界是指诸佛与众生本性平等，通称为法界，其间有圣凡上种界别，水陆则是指众生受报之处——水陆空三界。
其中水陆两处尤为苦重，故称水陆大会。
普度是对六道众生悉皆度化，使之解脱。
施食名为大斋，法施又名胜会。
法会中救度者与被救度者集会于一堂，食与法都在一起，普摄受苦众生。
相传创始于梁武帝。
水陆的名称最早见于慈云寺遵式（964—1032）的《金园集》卷中“施食正名”项内。
现就法会作法事项及胜会意义略介如下：法会时间一般七天，多则四十九天。
先向天上、空中、陆地、地狱诸圣凡发出符碟言明法事，然后奉请三宝十位贤圣上堂。
彻夜奉请下堂圣凡十位神灵、招请法界六道一切众生之后，修奉浴施食之法，继续则行三归、忏悔、发愿、得戒敬礼三宝，依《焰口经》行施饿鬼法，施甘露真言，宣诵四如来名号，四空四禅六欲诸天以及下堂十位名号，城隍列庙、寺观、官衙清土主，施主家先祖代代姓名及供养受荐人神位，最后是一切水陆会的施食供养，至此则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在施食供养之后，为六道众生亡灵进行念佛回向，愿生净土。
法会分内坛和外坛，内坛供毗卢边那佛、释迦牟尼佛及阿弥陀佛像。
并挂上堂、下堂等二十席水陆画像，列插莲座牌位，佛前陈供品及诸法器。
外坛有六个道场，大坛24位僧人拜《梁皇忏》，诸经坛7人讽诵诸经，法华坛7人专诵《大乘妙法莲花经》，净土坛7人念阿弥陀佛圣号，华严坛2人静阅《大方广佛华严经》，瑜伽坛在夜间施放焰口。
此外，设监坛1人，共48位僧人。
逐日礼拜供养、诵经、念佛、施食、放生、受戒，最后送圣结束。
法会通用清代仪润《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
水陆法会，第一是对先亡者（祖先等）幽灵所作的追善菩提；第二是将此功德回施到施主自身，希望自己及家属得以增福延寿；第三是救济六道众生普超三界。
因水陆法会规制浩大，非一般人所能承担，故有“独姓水陆”和“众姓水陆”之分。
本山水陆法会常在观音香会期间举行。
舟山市信众常参加前后寺的众姓水陆，每次参加信徒达数百人。
近年来海外侨胞与港、台同胞，亦常来本山举办水陆法会。
斋天 亦称供天。
出于依《金光明经》制定的《金光明忏法》，是为生人求福、保平安的一种佛事，元代以来，寺院中多于正月初一日举行，明末弘赞撰有《斋天科仪》。
斋天是以祭祀诸天神为主的一种法事，所供有《金光明经》中所说的大梵天、帝释天、护世四王、金刚密迹、散脂大将等，并上供佛法僧三宝，下及诸神祗，一般在早晨举行。
《斋天科仪》中有偈云：“愿此香华云，遍满十方界，供养一切佛，尊法诸菩萨，声闻绿党众，及一切天仙，受用作佛事。
”此是一般性佛事，应信众所需，常在本山举行。
佛七 亦称“打七”。
本是净土宗修行人为修道业而定的克期取证之法，期于七日之内，得一心不乱。
时间少则七天，多则二个七、三个七乃至七七四十九天。
因于七期之内外息诸缘，一心念佛，以心勇猛故，其忏罪修善积德之功，亦超平时。
施主供养护法“打七”僧人，功德亦大，故能忏除业障，亦可超荐亡灵。
为信众所要求而举行的佛七，与专修佛七稍异，除常规严净道场、净身、三业供养、奉请三宝、赞美三宝、礼佛、念佛之外，还要举行灵前荐食，晚间施放蒙山等等。
这是一种自他两利，幽显宗亲及法界有情同种净因、同生净土的法事，故信众乐于举行。
1922年，有广东朝山善信于伴山庵立佛七会，议定自1925年起，每年四月打一堂佛七。
近年来，本山各寺庵仍常举行。
拜忏 拜忏为忏除所犯罪过，悔不再犯，以便来日积极修行的一种仪式。
通过念佛、诵经、持咒、发露、观析等以忏悔罪业。
汉传佛教忏法始于晋代，以后渐盛，忏仪甚多。
本山通行的忏法有《慈悲道场忏法》（因是梁武帝时撰，故义称《梁皇忏》）、《药师忏》、《净土忏》、《水忏》、《大悲忏》、《地藏忏》等。
梁皇忏 传为南朝梁武帝（5O7—519）时所制，武帝初为雍州刺史，其妻都氏性酷妒，亡后防为巨蟒，托梦武帝，泣求拯救。
武帝为此请憎间诸经，集诸佛菩萨功德愿力，制《慈悲道场忏法》10卷，梁释宝志、宝唱等撰，现行本经元代审订改正后注通。
忏议前为六根三业，皈依断疑，忏悔解冤；后及六道四恩，礼佛报德，回向发愿。
其中正以露缠结罪，洗涤过去之恶因，复凭发菩提心，培植当来之种智。
后世多依此仪延僧修忏，以求灭罪消灾，济度亡灵。
系教内流传最久、经常举行的一种忏法。
药师忏 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而作，凡祈求消灾延寿之法事，多礼此忏。
其科仪名《药师三昧行法》。
净土忏 净土忏是根据《无量寿经》及称赞净土诸大乘经而立的忏法，以七日为期，礼拜诸佛菩萨，念诵《佛说阿弥陀经》及持佛圣号，以忏悔业障、清净三业。
生则吉祥如意，终后往生净土，并以此功德追荐亡人往生西方。
自净土念佛法门普及民间之后此忏法至今流通不衰。
修忏时依《往生净土忏愿仪》进行，《净土忏》是其略称，为宋代遵式所撰。
水忏 《慈悲三昧水忏》简称《水忏》，唐知玄撰集，3卷。
据传唐代悟达国师知玄，曾在长安遇一患恶疾异僧，人皆厌恶而避之，知玄则侍候左右无倦。
异僧感其风仪，临别告以今后遇危难时，可往彭州茶陇山（亦名九陇山，在今四川彭县）寻访。
后知玄患人面疮，百医无效，忽忆异僧之语，遂往茶陇山相寻，见僧后告以所苦，异僧命以岩泉洗涤患处，知为夙世怨家相害，因圣僧力，冤解疮愈。
知玄即依宗密《圆觉经修证仪》录成《慈悲三昧水仟》3卷流行于世。
正文述归命诸佛菩萨，忏悔罪业，明因果，发愿信佛修行。
后世以拜水忏来超荐祖先，或祈消解宿冤。
大悲忏 大悲忏是根据《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撰集的一种忏法。
修此法门除忏悔、发愿、礼敬经中所举之佛菩萨外，余则以持诵《大悲咒》为要行。
据经中说，只要持咒者净念深信，虔诚诵持，则必能无求不应、无愿不满、无罪不消、无昔不灭，并可于临命终时随愿住生十方佛土。
修忏时依宋代知礼所撰、清初南京宝华山见月增删重纂的《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进行，俗称《大悲忏》。
随着观音信仰之普及，许多净土宗行人还把每日虔修“大悲忏”作为助行，为今日全国流行最广的一种忏法。
地藏忏 地藏忏是根据《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及《地藏菩萨本愿经》而制之忏法，有《慈悲地藏忏法》3卷，撰者佚名，明末智旭撰《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加以补充。
本忏除所礼佛菩萨及持诵地藏菩萨圣号和《地藏经》外，其余仪式与药师忏、净土忏、大悲忏等大致相同。
凡报亲恩祈求父母冥福等法事，多礼此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