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流浪记的好词和好句四个字6个丶一个句
好词：意外收获 信心十足 左右为难 晕头转向 高楼大厦 游行示威耀武扬威 肩宽体阔 紧追不放 破口大骂 狼吞虎咽 痛骂一顿又苦又涩 左右开弓 放声大哭 走火入魔 奇痒难忍 不为所动号啕大哭 抱头痛哭 自谋生路 无家可归 饥寒交迫 无家可归大摇大摆 满头大汗 拦路抢劫 气急败坏 灯火通明 讨价还价一片漆黑 四脚朝天 又冷又饿 一怒之下 一笔一画 拔腿就跑好句：1.老渔夫急坏了，赶忙拿起了渔网往水里捞，没想到捞起的三毛，怀里还抱着跟他一样大活鱼，真是意外收获。
2.一位老人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一旁的过路人不但不伸手扶持，还笑话他。
三毛见了，连忙上前搀起老人，回头对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不屑的吐吐舌头，心里暗骂：“这是没良心的东西。
”3.三毛四处流浪，看见小羊有母羊疼爱，小鸡有母鸡照顾，小狗有母狗喂养，可是自己却孤苦伶仃。
三毛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往下掉。
4.三毛和老渔夫相依为命，开始了新的生活。
5.可进可出,若即若离,可爱可怨,可聚而不会散,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6.一个朋友很好,两个朋友就多了一点,三个朋友就未免太多了.知音,能有一个已经很好了,不必太多,如果实在没有,还有自己,好好对待自己,跟自己相处,也是一个朋友...7.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有爱人的能力,而不是被爱,我们不懂的爱人又如何能被人所爱?8.不合意的东西,是应该舍弃的,不必留恋它们,哪怕只是一件,也不必把他留下来.9.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也在天堂...
《三毛流浪记》的好词语有哪些
有很多介绍漫画“三毛”及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文章已见诸报刊，然而，还有许多内情尚不为大家所知。
《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报》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震撼，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使“三毛”成为全上海儿童、大人关注的热点，许多人写信、寄钱、寄衣物给“三毛”。
古往今来，只有反映时代，有进步社会意义的作品，才能成为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就这样升华为不朽的经典名著。
1948年初秋，一位独具慧眼的独立制片人，决心将《三毛流浪记》搬上银幕。
他就是在新中国剧社任过理事长的韦布。
虽然他从来没拍过电影，但由“三毛”激起的他对社会黑暗的愤恨，使他对拍好这部电影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毅力。
在韦丽琳、上官云珠的帮助下，他克服重重困难，自筹资金，甘冒风险，担当独立制片人；由冯亦代介绍，毅然买下该画册的版权，并力邀他家乡江阴高小的同班学长、著名艺术家陈鲤庭先生来执导。
但陈鲤庭正执导田汉老的《丽人行》，分身无术。
鲤庭先生“仙人指路”，点出影片成功与否，剧本是关键。
这部名著，应该请阳翰笙先生以如椽大笔再创造。
至于导演，他郑重推荐了我和赵明。
韦布兄曾与我风霜雨雪苦斗在“新中国”，素相深知，所以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我和赵明得知，十分激动。
我和赵明都是刚入电影门的新手，鲤庭师是1934年主持创建“左翼剧联南京分盟”的领导，也是“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和“演剧队”的领导，更是我入戏剧门的开蒙恩师。
他的推荐，是对我的信任和了解。
我们也明白，更重要的是实现党组织培养新中国电影导演的战略安排。
我们都尊称阳翰笙同志为“翰老”，他的传奇事迹早为我们所敬仰。
在年轻时他即组织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当过黄埔军校教官，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就任师党代表。
他主持党的文化工作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戏剧和电影，馥馨曾在他编剧的《草莽英雄》中任主角罗大嫂。
1947年时，他是党的“文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又忙于创建昆仑影业公司。
“昆仑”是国统区新创立的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电影厂，集中了党的电影骨干，也都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
昆仑影业公司在当时政治上白色恐怖、社会经济全面崩溃的艰苦环境下，坚持党的电影工作，并且利用行业的便利，直接帮助地下党工作。
当时湖南将领程谮、陈明仁有意起义，但苦于无法直接与毛主席联系，地下党几次派人联系，由于特务监视，都未成功。
最后还是通过“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帮助，以公司宣传新片为名，将我军报务员伪装成“昆仑”职员，在放映机中密藏电台，偷运到长沙，顺利地在陈明仁家中设立了电台，直接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定下起义大计，为湖南解放立了功。
翰老在昆仑影业公司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可以想见他工作的繁重，但他毅然承担了《三毛流浪记》编剧的重任。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濒于灭亡的蒋家王朝更加疯狂，暗杀、绑架时有发生，街上经常截路搜捕，即使是深夜，也能听到宪兵抓捕的警车（时称“飞行堡垒”）凄厉的警笛声。
张乐平和韦布都收到了无头无尾的恐吓信：“不准拍三毛电影
不听话，于你不利
”“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
”信中赫然夹着子弹
韦布拿来给我们看，但我们都毫不迟疑地坚决搞下去。
在这个困难危险的时候，翰老说：“资金现在难筹没关系，有我们昆仑公司，‘三毛’一定要拍好。
”又对韦布说：“这种情况下，独立制片人很难拍这部电影，还是由昆仑公司来承担吧。
”于是，“昆仑”退还了韦布购置版权的资金。
我和赵明本来就是“昆仑”的人，韦布仍为制片人之一，并兼任制片主任。
翰老这么有成就的剧作家，却提出一定要深入生活，到流浪儿生活的地方去。
这可使我们十分担心，于是组织决定，由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一方面保卫，一方面辅助。
这是我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们朝夕相伴，翰老敏锐的思想、认真踏实的作风、高超的编剧技艺，给我很大的启迪和教育。
能在极度困苦中，得到一代宗师教导，是我的幸福。
为安全计，翰老化装成商贾，戴着墨镜；我则西服革履，礼帽稍斜，像个“白相人”（上海帮会中人），深入到流浪儿栖身的“滚地龙”、黄浦江边废弃的下水道等地，亲眼看见冻死的流浪儿，被“收尸队”像扔柴棍似地丢到车上，芦席下的小手佝偻着伸出，脚拖着在地上划出痕迹，激起我们强烈的同情和愤慨
进入写作阶段，我俩化名租旅社，为躲避特务，二三天就换个地方。
在“百乐门旅社”、“先施公司”楼上都住过。
其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一天，我们在小餐厅吃饭，突然，一位珠光宝气的小姐走到我们坐的角落，用四川话客气地跟“阳先生”打招呼，并邀我们晚上去“百乐门”跳舞。
原来，这是“百乐门”的红舞女，是翰老做统战工作时认识的。
她走后，翰老风趣地说：“严恭啊，第一，今天晚上你这位‘王先生’要去陪她跳场舞；第二嘛，我们得马上搬家
”就这样，辗转躲藏，每天我都尊欧阳师母之命，给她打个电话报平安。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翰老还要主持“昆仑”全盘工作，却经常将他对剧本的设想虚怀若谷地与我们这些年轻人探讨，地点多在湖南路“任公馆”（老板任宗德的家），热烈讨论后，夜深人静，就打开收音机听解放区的广播，那真是充满激情的日子。
不久，翰老写出了《三毛流浪记》剧本的初稿，从艺术上解决了由无情节的连载漫画变为电影剧本的问题。
这不是按图照搬，翰老是抓住人物，深挖主题，取其精华，在此基础上，大胆构思情节。
其中“三毛被收养为义子”、“流浪儿大闹公馆”的高潮戏，都是神来之笔，无论从人物发展还是影片结构都不可或缺。
大家都很满意，翰老自己却觉得还要修改。
摄制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中。
当时，我和馥馨住不起城里，只能在徐家汇郊区马家宅福华新村一座岌岌可危的木板房租了个亭子间。
一天，翰老悄然而至，他压低声音说：“三妹、严恭，我马上要和田老离开上海，去香港，再北上解放区了。
”我们一时反应不过来，但预感他一定是去参与大事（果然，后来得知是去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他接着嘱咐：“你告诉大家，我走了以后，剧本由白尘修改，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 虽然，馥馨和我很想和他多谈谈，但为安全计，只有站在窗前，看着翰老沿着菜地小径匆匆走远。
翰老的一稿，充满对流浪儿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喜剧大师陈白尘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增强喜剧因素。
写喜剧，以反面人物为主要讽刺对象还比较好办，然而，以正面人物，又是儿童，创作则难上加难。
白尘先生很好地解决了剧本阶段的第二个难题。
白尘先生修改一稿后，也因受迫害匆匆离沪。
接着由他的学生和晚辈、喜剧名家李天济再“通”一稿。
昆仑公司决定，细致的部分最后定稿，由我和赵明在分镜头时解决。
我们俩深感责任重大，只有当作革命任务去全力完成，决心在翰老和白尘先生创作的基础上，牢牢抓住人物性格，展现性格与深灰环境的冲突，坚决不走劳莱、哈代庸俗滑稽的路子。
要使人笑，但不搞硬性说教，又寓意深刻，使人带有泪笑。
喜剧是我所钟爱，1939年创作的《闹元宵》，就是一次追求性尝试，这次无论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高层次、高要求。
分镜头时，不离身边的一册剪贴的《三毛流浪记》几乎翻破。
“三毛”是已经深入全社会人心的上海流浪儿，漫画家张乐平创造了这个成熟的艺术形象：既饱受欺压、凌辱，惹人怜爱；又聪敏机智，嫉恶如仇。
“三毛”的外形亦家喻户晓，到哪里去找形神兼备的小演员
让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担任戏份最重的主角，哪个孩子能胜任呢
儿童片的艺术创作工作，决不是从实际拍摄才实施的。
苏联儿童影片导演大师告诉我们：“你能够找到适合剧作家所创作的，和导演加以研究、认识、想象的儿童形象，你的导演工作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
”只要是有过儿童片导演的经历，就会感到这不但是论断，也是一种实际经历的感慨。
甚至可以说，如果演员选择错误，则影片可能百分之百地失败。
昆仑公司要我承担这个挑选“三毛”的任务，指令“一定要找好”
于是，我跑了许多学校、福利院，还登报招聘……这期间，不少有势力的先生、阔太太向我推荐自己的子侄，应允入选了，就送我金条美钞，我当然不屑一顾。
摄制日期一拖再拖，我们决心找不到理想的“三毛”决不开机
这个过程拖了两个月，当时的投资人表示理解，这在那个“赚钱唯一、金钱至上”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即使今天拍片也很难坚持做到。
但“演员的正确选择，是影片成功的关键”，这是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虽然在商品社会导演很难坚持住，但这的确是成功的铁的定律
磨镰不误砍柴工，正在我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偶然间于“昆仑公司”大门外小巷里，看见一个小孩子玩弹球胜了，与“赖账”的大孩子之间“正义的战争”。
那孩子倔强不畏的性格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且七八岁，头大、颈细、瘦弱，很符合“三毛”形象的要求，这就是幼小的王龙基。
一些报刊文章中只强调了王龙基的倔强性格，以及外形、身材与“三毛”的相像，其实，作为导演，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与“三毛”相近的生活经历。
他虽然是“昆仑公司”著名作曲家王云阶的儿子，但那个年代，艺术家常常一贫如洗，生活难以为继，王云阶一家从成都流落到山东，又从山东到上海。
甚至在龙基小的时候，曾因家中实在困窘，父母两次忍痛将他送人。
一次丢在学校门口，已被人捡走，终于舍不得又抱了回来。
龙基四五岁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因无钱医治，在父母的怀里夭折。
后来父亲重病住院，家产卖光，连最后一床被子也送到医院。
母亲带着他，只得睡在稻草窝里。
因为没钱吃饭，小龙基曾经饿至昏厥，甚至连胆汁都呕吐出来。
这些和“三毛”流浪相近的生活经历，才是龙基演好“三毛”的根本。
我一直坚持儿童演员也必须内在素质和生活经历尽量与角色相近。
尽管在那个时期极少采用非职业演员，但除王龙基外，其它流浪儿都选自福利院真正的流浪孤儿，他们演出的真实感很强。
这大概是国际影坛评价《三毛流浪记》影片时，断言中国早就开创了民族的“新现实主义”，甚至，比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流派早远的原因之一吧。
王龙基小名叫王贝贝，是个有天赋的儿童演员，史东山先生看见他就说：“哈，‘老’演员来了。
”因为没演“三毛”前，他就在《新闺怨》中和白杨配戏，还在《艳阳天》中演小牛牛，这是曹禺先生编剧，并很难得亲任导演的影片。
王龙基的表演使曹禺先生很后悔：没有给小牛牛写更多的戏。
于是亲自教小龙基国语和演技。
此后王龙基又在“昆仑公司”的影片《关不住的春光》、“文华公司”的影片《母亲》中出演。
“三毛”招聘，王龙基一家都知道，龙基极喜爱“三毛”，有心跃跃欲试，但父亲王云阶深感责任重大，不忍八岁的孩子就承担这部全社会关注的电影的沉重压力，始终隐而不发，直到我无意中发现了龙基。
儿童演员需要身世经历的基础，但是否需要体验生活呢
仍然要
我们坚持这一点。
我和赵明虽然在当时没有处理儿童演员的经验，但在演剧队时，始终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决定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由我亲自带着王龙基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和王龙基去了流浪儿出没的地方：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在外滩，流浪儿有的在卖报，有的在捡烟头；在外白渡桥桥洞下，他亲眼看到栖身在那里的流浪儿凄苦的生活；在北四川路拱形桥，流浪儿争抢着推三轮车过桥讨几个零钱；而在风雪凛冽的夜晚，看到饥寒交迫的流浪儿颤抖地围着熄灭的炉子取暖，我俩都流下了热泪……王龙基是天才的，八岁的他竟然在我的鼓励和保护下，像有艺术禀赋的演员们一样，勇敢地进一步融入流浪儿生活，和流浪儿交了朋友，一齐在桥上推车；甚至不怕脏臭，同去饭馆后门抢剩饭……正是因为他有自身贫苦经历的体会，有强烈的同情心，于是很自然地融入角色，并以其出色的表演才能，创作出了经典的艺术形象。
这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他演好“三毛”的关键。
值得高度赞扬的是，王龙基还具有极强的吃苦精神和坚强的毅力。
影片从1949年春节后开拍，“三九四九难出手”，寒气逼人。
整个拍摄中，为真实再现流浪儿的悲惨生活，要求“三毛”始终穿着极少极破的衣服，尤其是全片都要光着脚。
八岁的王龙基，从来没光过脚，孩子的嫩皮肉在马路上走，真是刺痛钻心，但他没退缩闹性子，最后硬是磨出了一层老茧。
特别是，在连大人穿着棉鞋都冷得跺脚的时候，他仍然光着脚直接站在冰冻的地上，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其坚韧的精神超过大人，令人喜爱之外更添敬佩。
应当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天才童星。
“三毛”的造型，由化妆大师辛汉文精心设计，张乐平先生第一眼看到就说：“他就是我的三毛
” 在拍摄中，如何处理儿童演员是个整体性系列问题。
我认为，从挑选儿童演员开始，到演员进入摄制组，导演都要全力以赴。
因为儿童演员首先是“演员”，他演的不是本色生活，有一个我称之为进入“假定情境的游戏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极为重要，是全片能否演好的关键。
特别要强调的是，从导演营造“游戏”的气氛和情境，到引导小演员进入角色，所有的艺术创作过程，其本质是对孩子真挚深沉的爱，切不可本末倒置，把儿童演员当作工具，哄哄骗骗。
孩子对人是极其真诚的，他们幼小的心灵十分敏感，对于真诚的爱他们所作的回应，能使久经沧桑的大人亦会激动得心灵震颤，潸然泪下；而对于虚情假意，他们也能明辨细微。
小“三毛”一入摄制组，就和我与赵明住在一起，朝夕相处。
我们喂他吃饭，给他穿衣，惦记他的冷暖甚至上厕所……在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上，建立了坚实的信任感。
这样，当你引导他进入规定情景时，他坚信导演叔叔说的都是“真实”的，特别是一些他没经历过的，甚至是引起他恐惧的场景、动作，他坚决相信你是对的，并且一定会保护他的，这十分重要，一些“狗咬”、“从地下捡包子”、“垃圾盖满身”等戏，就容易拍了。
即使这样，他还是会突然闹起别扭，怎么也不肯喝“浆糊”，尽管已经把刚才拍摄苍蝇爬过的那缶换掉了，而且是加了藕粉和糖的糊糊，他也坚决不肯。
到最后，只有我先捧起来喝了半缶，他才乖乖地“喝”了。
我和龙基有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不但艺术创作取得了成功，在拍戏结束后，他还坚决不肯和家里人回去。
既然表现流浪儿，街头外景占了四分之三强。
除“市场一角”为场地外景，其余大部分则为街头实拍。
这是拍摄中的难点。
上海人多，街道拥挤，特别是北四川路桥等繁华地段。
沪人多喜凑热闹，当地话叫“白相相”、“轧闹猛”。
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请公安局截断交通。
即使可以，当局想封杀“三毛”还来不及，更不要说送上门去，况且，也付不出那么多钱。
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场抢拍
“现场抢拍”是我们那个时代独有的，是被“逼”出来的，涉及摄影、灯光、服化道一系列的工作。
事先采好景，每个部门的任务、地位、技术要求都由导演统一计划、协调好。
实拍时几乎在同一时间，汽车急速停在指定地点，三下两下搬出器材，机器快速架好，不可能现场测光。
场务人员组织群众演员暂时隔绝行人，这才把“三毛”往地位一放，掀开包裹他的毯子，立即开拍
拍后立即撤离。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从容搞艺术，确实不易，但也是被逼出来的本领。
当然，王龙基的悟性和表演天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导演对非现场排练、对儿童演员做假定性的语言启发，使之仅在人中看到现场就能体会导演的要求，以及摄制的全面协调指挥等等，这里有很多经验和技巧。
“三毛，三毛，快快‘流’……” 《三毛流浪记》摄制组总共十七人，大大少于今天的编制，个个都是多面手，努力钻研技术，肯动脑筋。
虽说在当时谁做得比别人差，就砸了自己的饭碗，但他们敬业、认真、负责的精神仍使我很佩服，也保证了摄制顺利进行，这是值得现在的电影工作者学习的。
影片前一阶段摄影师是朱今明，后另有任务，继由韩仲良担任。
两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好，特别是在街头抢拍中，更体现出娴熟的技巧。
美工师张汉臣极善于动脑，用很少的钱，就可以搭出很漂亮的景。
豪华公馆大厅场景，很少人能看出是模型接顶，为影片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公馆豪华舞会”一场戏，有许多当红明星参加，而且不要分文报酬。
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号称“影坛噱头专家”的老板，为给自己拍的电影“扎场子”，就给所有的明星发了舞会的请帖。
在舞会现场，他装做拍新闻片，事后剪辑进自己的影片中，并在海报上注明：“沪上全体红星出演。
”引起舆论大哗，还打了一场官司。
我们当然不会那样做。
《三毛流浪记》的确是影星们主动参演的，为一个儿童演员配戏，俗称“捧角”。
这只能用他们出于对现实中“三毛”命运的关爱来解释。
尤显珍贵的是，参加演出的有极少出境的名导演沈浮和应云卫伉俪，大牌明星有赵丹、黄宗英、魏鹤龄、上官云珠和可爱的小女儿姚姚、孙道临、吴茵（孔二小姐造型）、中叔皇、蓝馥馨、林默予、梁明、项堃夫妇、朱琳、沙莉、熊伟、章曼萍、许兰等。
这在中国电影百年中，属“空前绝后”之举，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一起苦斗过的伙伴，仅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三毛流浪记》于1949年2月下旬正式开拍，租借“中电二厂”场地，得到厂长徐苏灵的大力支持。
至4月，在拍摄中已时常隐隐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上海的天就要亮了
敌人迫害更加疯狂，在大部分场景已抢拍，但未全部拍好，更来不及做后期的情况下，组织上指示：目前特务猖狂，形势危急，胶片设法密藏，人员分散隐蔽，迎接解放。
在匆忙转移中，我不慎将身份证和仅有的几块银元遗失在黄包车上，更增加了危险性，所幸躲过了难关，全家人藏到了解放。
1949年5月27日，半个月蜗居在屋，躲避枪炮的上海市民，突然感觉外面安静下来，清晨推门，居然看见屋檐下冰冷潮湿的地上睡着浑身硝烟的解放军。
就凭这一点，老百姓认定这军队是人民自己的。
上海欢腾了，人民乐疯了
“昆仑公司”的职员纷纷涌上大街欢迎解放军，朱今明抢拍下许多弥足珍贵的解放军入城的镜头。
随军进驻上海，穿着军装的夏公（夏衍）任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他进城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昆仑”，并告诉我们文教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司令员，可见党对文教工作的重视，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和自豪。
电影工作由于伶同志主管，他时任“文委”委员、文艺处副处长。
组织决定以“昆仑公司”为主干，并从“昆仑”抽调人员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电”一、二厂。
我和赵明、韦布跑到市军管会，于伶同志笑着握住我们的手说：“《三毛流浪记》，要快快的‘流’
……” 于是我们找出了封藏的胶片加紧工作，重新构思，抢拍未完成的“豪华舞会”、“大闹公馆”、“四四游行”等重要场景，并根据现实时代的发展，加拍了“三毛”迎接解放的结尾，使这部电影成为有双结尾的作品。
但仍从人物性格出发，与前边“四四儿童节”三毛领着流浪儿游行的一场相对应，力求在结构上完整。
这个结尾颇有争议，当然，从以社会批判为人文基础的“新现实主义”看来，这个不协调的一笔。
然而，在刚获解放的举办欢腾的形势下，是真实的，也是符合观众心愿的。
即使国外的评论也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在法国上映时就有评论认为这个结尾“合情合理”，不属于赘笔。
联想到苏联名片《战舰波将金号》轰动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屡获世界电影节大奖，成为世界电影史上公认的经典作品，说明并非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拍摄的影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中就一定没有观众。
关键在于影片不是硬性说教，而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动人，合情合理；在艺术上达到高水平，以生动可信、可爱的艺术形象感动观众，以艺术的魅力震撼观众心灵，就可以赢得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认同。
9月底，在“开国大典”前夕，作为新中国正式公映的第一部党领导下拍摄的儿童片——《三毛流浪记》，首先在上海“大光明”、“美琪”等影院公映，第一场就在过去专放外国片的大光明影院，观众反映强烈。
全上海连演两月，场场爆满。
10月，《三毛流浪记》开始在全国上映，引起“极大轰动”（报刊语）。
王龙基在宋庆龄副主席带领下，到各地举行救助流浪儿童、建立“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在南京等地完全达到了今天“追星族”般地热烈欢迎。
据报载：在南京新都戏院举行的南京首映式上，王龙基一出场，影迷就疯狂了，人们竟抢去他的帽子作纪念，也想看看他的“三根毛”。
个子矮小的王龙基站在舞台银幕前，用童稚的声音对观众说：“谢谢大家喜欢我，我是王龙基，演了小三毛，请大家把爱三毛的心，去帮助马路上正在流浪的真的‘三毛’，谢谢大家
” 在张乐平先生漫画的基础上，影片的艺术创作获得了成功，直至今日，影片“三毛”的形象已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典型，深入全社会，可以说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并深深喜爱“三毛”。
值得谈起的是，毛主席在革命年代，也曾顾不上照顾自己心爱的儿子，毛岸英兄弟都曾沦落为流浪儿。
《人民日报》曾刊登毛岸英夫人的回忆录，其中提到：毛岸英同志在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不禁流下热泪，感慨地谈起幼时当流浪儿与“三毛”有同样悲惨的遭遇，真实的情景仿佛在现眼前。
一位旅美的艺术家曾与我切磋，他讲到一部电影的社会影响，必须能从单纯的电影院走向社会，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经典传世影片的标志。
他举出美国有“米老鼠”，我脱口而出：“我们有三毛
” 是的，在这场对比中，我们用不着自惭退缩。
一部影片对社会的影响有不同方式，不可一概而论之。
然而，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确实是重要标志，作为一个民族的电影绝不可少。
作为一部有时代意义的艺术影片，《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甚至超越具体时期，成为一种人生境遇、一种性格的不朽的经典形象，而且其形象的玩具、图片、商标广泛面世，各种艺术形式、工艺美术、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作品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不断翻新再现，流传在城乡，遍及全国各地。
值得说明是，美国电影形象的推广，是有意识、有强大资金的商业运作，而我们的“三毛”则基于人心所向，完全是自发深入，这更难能可贵。
在中国，作为一部电影的艺术形象，能被全国人民公认喜爱，延伸扩展到各领域，与时俱进，这说明“三毛”的电影形象已经上升为民族的经典形象。
可惜，到目前看，儿童故事片中“三毛”还是我国唯一的，期望我们有更多的艺术形象能像“三毛”那样成为深入百姓生活的经典形象。
在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世纪大典的历史时刻，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三毛流浪记》予以了评价，指出：“（《迷途的羔羊》和《三毛流浪记》）为配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式，反映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和革命意愿，迎接斗争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尤其是三毛这个旧中国都市流浪儿的典型形象，成为国产电影人物画廊中不朽的经典。
以其个性鲜活、意义深远的艺术魅力，长期存留在观众心中，并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赵实：《儿童电影心系祖国的未来》） 我将这高瞻精神、分量很重的评价，视作是对党的左翼电影的政治思想、艺术成就和历史功绩的赞誉，我个人只是党领导下的一员，这是对我的勉励。
至今，此片仍然每年于“六一”儿童节在各电视台播放，据中央电视台统计，这是回放率最高的一部电影，成为群众自发喜爱的真正意义上的传世之作。
1958年和1980年，为满足观众的需要，全国两次重新印制了该影片的拷贝。
至今，电影《三毛流浪记》已经先后录制成数十种版本的录像带、VCD，最近又开始出版DVD，而且都是发行量最大的。
为中国电影诞辰百年新建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儿童馆中，《三毛流浪记》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片的地位得到确认，并由泥人张塑了“三毛”等身像，作为艺术经典形象放在显著位置。
《三毛流浪记》还先后被中宣部、团中央、教育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列入“最适于少年儿童观看的优秀影片”和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辰百年”的百部优秀影片之一。
的确，建国后到“文革”，因为对左翼电影极左的错误评价——尽管毛主席早就高度赞扬了左翼运动的功绩，甚至与军事斗争并列为文化战线的胜利，但《三毛流浪记》始终不能堂堂正正地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参加国际电影节。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正航程，颠倒的历史被还原了本来的面目，《三毛流浪记》也终于获得公正的评价。
《三毛流浪记》终于代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1981年5月21日，《三毛流浪记》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中国日”放映，立即引起轰动。
此后，法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电视台播放了专题节目，机场、商店、餐厅、咖啡馆张贴了大幅海报。
在巴黎等六大城市连映近六十天，观众仍很踊跃。
1981年《国外电影参考资料》（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登载了当时国外的热烈反映，并以“中国的《寻子遇仙记》、《雾都孤儿》”、“中国的新现实主义”、“精湛完美的佳作”为小标题，详细翻译了国外评论对《三毛流浪记》从思想性到艺术性全面予以褒扬的原文。
三毛流浪记的漫画作者是谁
张乐平，海盐人，毕生从事漫画创作，画笔生涯达60个春秋。
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妇孺皆知，名播海外，被誉为“三毛之父”。
张乐平介绍
今年7月28日是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三毛″漫画形象问世70周年纪念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毛之父张乐平》以示纪念。
该书线装三册，不仅收录了张乐平的生平、创作历程和身后评论的图片文字，还刊登了张乐平生前创作的年画、速写、剪纸等系列作品，部分作品系首次发表。
从学徒开始 张乐平是浙江海盐县人。
父亲张舟若是一位小学教师。
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来维持。
张乐平是兄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
按照中国北方和华东一带给孩子取乳名的习惯，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往往就大毛，二毛，三毛……依次排下去。
张乐平小时候有没有被称为三毛，现在也已经不得而知了。
张乐平从小就酷爱画画，海边的沙滩是他的画板，岸边的芦苇是他的画笔。
他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生活，15岁就到上海郊区的一家木行去当学徒。
在旧上海，当学徒无异于受苦受难的同义词。
张乐平在木行，白天晚上都要干活，但他对画画的爱好丝毫都没有减少。
他没有钱买纸，而木行里除了账簿和信纸之外就没有其他纸张了。
当时，木行的老板爱抽烟，张乐平就利用他为老板卷纸媒的机会，将纸留下一条空白，其余地方都画上画。
不久以后，老板发现了，张乐平不得不另谋生路。
后来，张乐平进过私立美术学校，在印刷厂当过练习生，在维罗广告公司绘制广告画和加工来稿，也为教科书画插图，后来又进了三友实业社当绘图员……张乐平先生还画过一些时装设计画，曾经与叶浅予合作画《明光麻纱》的时装设计书。
上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张乐平成了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漫画家。
新锐漫画家 20世纪30年代初，漫画成为激越的时代鼓手，引人瞩目，张乐平就是其中新锐的一员。
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平民意识，其漫画的核心是人道主义。
年轻的张乐平成了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三位专职漫画家之一。
社会日报、时代漫画、时代画报、新闻报、新闻夜报、现象漫画、独立漫画、上海漫画、中国漫画、漫画界、漫画之友、牛头漫画、群众漫画、泼克、电影艺术、美术杂志、论语、多样文艺、青青、立报等等，上海的报章杂志上都刊登有张乐平的漫画作品。
1935年三毛的诞生，更确立了张乐平在漫画界的地位。
1936年为筹组全国漫画家协会，当时有7位知名漫画家先行被推定为漫画家协会上海方面的筹备委员，张乐平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
1937年抗战爆发，漫画界迅速成立救亡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率队离沪宣传抗日。
1938年叶浅予因公赴香港，由张乐平主持漫画宣传队队务。
1939年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张乐平担任其中奔赴前线的队长，坚持战斗至抗战胜利。
张乐平先生是当时在中国坚持战斗岗位最久、辗转各省各地最多的漫画家。
他率领救亡漫画宣传队战斗在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诸地，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史实。
张乐平夫人冯雏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冯步青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律师。
1939年，16岁的冯雏音与父母不告而别，参加了宣传抗日的浙江中心剧团。
1939年秋，救亡漫画宣传队队长张乐平在金华举办个人战地素描展览会，正在金华主演于伶的《夜光杯》和吴祖光的《凤凰城》的冯雏音与张乐平在画展上相识。
其实，冯雏音的脑海里早有了张乐平的影子。
1936年冯雏音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看到一本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小孤女》连环画，因是三毛的作者张乐平所绘，就欣然买下。
同为抗日救亡，又是＂上海老乡″，风度翩翩的漫画家与秀雅柔美的女演员一见钟情。
一对恋人于194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在江西玉山结为伉俪……1991年3月18日，儿女们为他们这一对饱经磨难的夫妻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金婚庆典，两位老人追忆了过去的坎坷岁月。
儿女.朋友.老师 张乐平夫妇有7个子女，但先后收养过许多孩子，帮助这些孩子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岁月。
张乐平长子读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张乐平夫妇热心地收留了他。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被迫害身亡后，她的一双儿女成了张乐平一家的亲人，张乐平的夫妇待他们如同己出…… 在张乐平夫妇长长的一串＂编外″儿女名单中，还有一个人们熟知的名字——三毛。
这位知名的台湾女作家陈平就是因为酷爱《三毛流浪记》中的小三毛，才把笔名改作三毛的。
1989年，台湾三毛千里寻父，两岸父女相见，传为文坛佳话。
后来三毛弃世，张乐平一直没有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张乐平心地非常善良，很重视情意。
在文革期间，刘海粟、林风眠等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乐平会偷着去看他们。
后来刘海粟平反，张乐平反而不去了。
他说：他现在有人去看了，我就不必去了。
而当林风眠离开上海的时候，张乐平又是少数几个赶至机场送行的人。
80年代初，当他得知小学时候的美术老师陆寅生在上海，便东寻西找打听老师的住址。
那天正下着大雨，他也不管，买了一大盒蛋糕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老师家。
离别了几十年，老师已经认不出来这个学生了，而这个一生不得志的老师没想到这位名扬全国的大漫画家还记得自己，禁不住老泪纵横…… 酒，是乐平先生清贫一生中唯一的嗜好。
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老酒一杯以后出来的。
50年代，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工作非常繁忙。
常常半夜里突击画稿。
解放日报的人至今还记得，他总是带着酒，喝完以后，大笔一挥，作品就出来了。
文革中，＂张乐平不许喝酒″的标语一直贴到了家门口。
一向本分的他，却＂恶习难改″。
有时候连写检查的时候，也把藏着的酒偷偷拿出来喝。
1992年，在乐平先生遗体告别会上，老友丁锡满特地献上一瓶花雕酒，并为之斟酒送行。
他眼含热泪悲痛万分地说：＂乐平，再干一杯吧
″ 永远为了孩子 张乐平先生一生中大部分的作品是以孩子为题材。
他说：＂我是画漫画的，画了许多儿童漫画，也画了不少成人看的漫画，大家总喜欢称我是儿童漫画家，我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号。
有人问我，你的儿童漫画小孩子那么喜欢看，有什么诀窍吗
我想来想去没啥诀窍，就是有一点，我爱孩子。
″知名儿童文学家鲁兵评论：＂热爱孩子的画家和作家，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自己的作品于孩子有益，就是包括审美在内的教育。
谁都会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是否每一位画家、作家在创作时都是想着这句话呢
社会将从作品来检验画家和作家。
张乐平是完全经得起这种检验的。
″ 身为漫画大师，张乐平日常生活却非常朴素，且非常乐于和下层社会的人交流，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大师″。
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几部最宝贵的三毛漫画作品毫无保留地捐献给了国家，作为献给全国少年儿童的礼物：1983年，张乐平先生谢绝了海外收藏家想以高价收购《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原稿的要求，将《三毛流浪记》原稿共234组全部捐献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文化部为此召开了隆重的授奖大会。
1993年，张夫人冯雏音遵照张乐平先生的遗愿，将《三毛从军记》原稿共114组全部捐献给了上海美术馆收藏。
这些原稿被誉为是＂价值不可估量的‘镇馆之宝’″……1995年，冯雏音女士向张乐平家乡浙江海盐人民捐赠张乐平的592幅（组）作品原稿，包括除《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以外的大部分三毛原作。
1998年，冯雏音女士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赠《三毛翻身记》共39组189幅原稿，以及人民币10万元。
冯雏音女士还帮助了28名延安地区的贫困儿童上学，自己却一直过着清淡的生活……
有哪些适合小学生读的书
《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阁楼上的秘密》《十岁那年》《导盲犬迪克》《狼王梦》《吹号手的诺言》《兔子坡》《木头娃娃的旅行》《彩虹鸽》
张乐平的成长经历和创作背景
张乐平（1910.11.10 ～ 1992.9.28），男，浙江海盐人，毕生从事漫画创作，画笔生涯达60个春秋。
1949年后，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解放日报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任专业画家。
80年代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漫画世界》主编。
其漫画以政治讽刺见长。
1949年后还画了三毛在新时代的经历系列画集，共出版10多部三毛形象的漫画集。
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妇孺皆知，名播海外，被誉为“三毛之父”。
三毛之父张乐平(①漫画“三毛”形象的创作者；②作家“三毛”陈懋平的干爹），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
1910年，生于浙江海盐县，父亲张舟若是一位小学教师，母亲擅长刺绣、剪纸，是张乐平[1] 最早的美术启蒙者。
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来维持。
张乐平是兄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
按照中国北方和华东一带给孩子取乳名的习惯，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往往就大毛，二毛，三毛……依次排下去。
张乐平从小就酷爱画画，海边的沙滩是他的画板，岸边的芦苇是他的画笔。
1923年，在小学老师的指导下，少年张乐平创作了平生第一张漫画《一豕负五千元》，讽刺军阀曹锟贿选，在当地名噪一时。
1925年，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生活，15岁就到上海郊区的一家木行去当学徒。
在旧上海，当学徒无异于受苦受难的同义词。
张乐平在木行，白天晚上都要干活，但他对画画的爱好丝毫都没有减少。
他没有钱买纸，而木行里除了账簿和信纸之外就没有其他纸张了。
当时，木行的老板爱抽烟，张乐平就利用他为老板卷纸媒的机会，将纸留下一条空白，其余地方都画上画。
不久以后，老板发现了，张乐平不得不另谋生路。
后来，张乐平进过私立美术学校，在印刷厂当过练习生，在维罗广告公司绘制广告画和加工来稿，也为教科书画插图，后来又进了三友实业社当绘图员……张乐平先生还画过一些时装设计画，曾经与叶浅予合作画《明光麻纱》的时装设计书。
抗战漫画1927年，在家乡反对军阀迎接北伐军宣传队作画。
张乐平作品1929年，开始向上海各报纸投稿。
30年代初期，经常在《时代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逐渐成为上海漫画界较有影响的一员。
年轻的张乐平成了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三位专职漫画家之一。
社会日报、时代漫画、时代画报、新闻报、新闻夜报、现象漫画、独立漫画、上海漫画、中国漫画、漫画界、漫画之友、牛头漫画、群众漫画、泼克、电影艺术、美术杂志、论语、多样文艺、青青、立报等等，上海的报章杂志上都刊登有张乐平的漫画作品。
1935年，春夏之交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漫画形象在上海诞生，其奇特的造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三毛这一典型形象深刻表现了旧中国流浪儿童的苦难生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后又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木偶片。
1936年，为筹组全国漫画家协会，当时有7位知名漫画家先行被推定为漫画家协会上海方面的筹备委员，张乐平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
1937年抗战爆发，青年张乐平与上海一些漫画同仁迅速成立救亡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率队离沪宣传抗日。
1938年，叶浅予因公赴香港，由张乐平主持漫画宣传队队务。
1939年，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张乐平担任其中奔赴前线的队长，坚持战斗至抗战胜利。
张乐平先生是当时在中国坚持战斗岗位最久、辗转各省各地最多的漫画家。
他率领救亡漫画宣传队战斗在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诸地。
1940年，张乐平在上饶战区担任漫画宣传队队长，并出任《前线日报》副刊“星期漫画”主编。
第二年，又在金华参加进步画刊《刀与笔》的筹备与编辑工作。
张乐平在东南地区一带坚持漫画宣传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张乐平从广东重返上海，开始新的漫画创作生涯。
1946年，在上海参与发起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和上海漫画家协会。
同年，《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轰动。
第二年，另一部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激起社会强烈反响。
这一时期，张乐平的漫画作品大胆地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
1949年4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张乐平举办了三毛原作画展，并义卖三毛原作及各种水彩、素描、写生画，筹款创办“三毛乐园”，收容流浪儿童。
公益漫画1949年5月29日，张乐平与刘开渠、杨可扬、郑野夫、庞薰琹、朱宣咸、温肇桐、陈烟桥、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美术先驱代表上海美术界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张乐平创造的经典形象“三毛”1950年，张乐平担任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以后长期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并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
五、六十年代，张乐平创作了大量的时事漫画，名重上海滩。
在此期间，张乐平除创作单幅漫画外，还有系列漫画。
张乐平在《小朋友》、《儿童时代》等刊物上长期为儿童作画，并经常深入 学校及少年宫等儿童活动场所辅导小朋友，曾几次荣获“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称号。
张乐平的艺术生涯是多姿多彩的。
除了画漫画，他的年画、插图、速写、素描、水彩画、剪纸、国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例如，他的年画曾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上获得一等奖”。
1977年6月1日，三毛阔别十年后，以系列漫画《三毛学雷锋》形象复出。
以后，张乐平又创作了《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旅游记》、《三毛学法》等系列连环漫画。
1983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三毛流浪记》原稿捐赠授奖仪式，原稿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同年，这位令人尊敬的“三毛之父”再次荣获“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称号。
1985年，荣获首届中国福利会“樟树奖”。
1983年起，张乐平患严重帕金森综合症，创作遇到极大困难，但仍在“救灾义卖”等活动中，用颤抖的手坚持作画。
平时仍关心着我国的漫画事业和青少年教育事业。
1985年，《漫画世界》刊物在上海创刊，张乐平任主编。
张乐平及其作品(15张)1986年，创作最后一套连环漫画《人到老年》。
1989年，张乐平-三毛像以“三毛”为笔名的台湾著名女作家陈懋平千里来沪寻父，被传为文坛佳话。
张乐平晚年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1991年，以《我的“女儿”三毛》一文，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情”征文特等奖。
1991年4月4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最后一幅漫画作品：“猫哺鼠”。
1991年冬，张乐平决定将《三毛从军记》原稿捐献给上海美术馆。
1992年1月23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因吸入性肺炎病情恶化。
1992年9月27日下午6时，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