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社区矫正宣告书的签定意见如何填写?
可以调解民事纠纷达成调解协议的最好双方到法院确认调解书的效力确认后，一方不履行，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演讲比赛主持词
资料一： 宋朝的司法机构 宋朝的司构，也是按照中央集权建立的。
宋朝把全国分为诸路，每路都设有转运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级常设官员，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转运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审判事官。
宋制地方原则上只分两级，一般由各级行政长官即地方政府首脑兼理司法。
县级司法审判事务由县长官知县事全权职掌，并且以亲自参与审判案件为原则。
县以下的镇岩官员，无权审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县官员的监督下，处理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
可见，县为宋朝司法机构的基层单位。
州级（与州同级的机构还有府、军）司法审判事务由州的长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军监掌管。
进行为了控制司法和监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设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
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须经过通判，才得施行。
同时，朝廷还选派幕职官员，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处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务。
其掌管检法议罪的，有司法参军；掌管调查审讯的，有司理参军。
因开封府在京师，在司法官员的设置上有些特殊的规定，实际上不同于其他州、府。
开封府除设府尹一人外，还设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另设左右军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审讯；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分管检查侦讯和处理轻微事件。
此外还设有司录参军一人，处理户口婚姻等纠纷。
（原来开封府有这么多官，可怜的包、策、昭三个人要干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设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别共掌司法。
大理寺长官不设专职，以判寺一人为首，兼少卿事一人为副，均由其他官员兼任。
下设详断官和法直官等，办理具体司法事务。
寺不设监狱，所有人犯都寄禁在开封府狱（怪不得开封府的监狱很拥挤）。
真到神宗时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长官，才开始设置专职官吏，并恢复大理寺狱。
（这就是后话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机构中，还设有御史台。
以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以知杂待御史一人为副，主持台务。
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检法、主薄等官，办理对违法失职官吏的侦讯，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行使监察职务。
与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监所，称为台狱，监禁它所主办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实际上是三级三审制。
宋朝的基层司法审判机关设在县一级，由其知县负责。
但县级司法机关只能处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县搜集证据，并对案件审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这称叫“结解”。
县知事对于刑事案件，原则上应亲自审理。
县属镇岩官员，只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以笞为限，应处杖以上的案犯，即送县讯办，不得自行决断。
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县判决执行，知县署名。
县狱只羁押未决犯，已决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释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羁押已决犯。
（想起很多单元里的县令，都在法场监斩呢，真可怕
） 州一级司法机构，包括府、军，在宋朝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别重视。
除知州事外还特设有通判作为各州的副长官。
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须经过通判签署（当时叫签议连书），方得施行；否则，无效。
同时，朝廷又直接选派幕职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处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务。
凡属处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处理，州可以判决执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审判程序，大致分为推鞫，检断和勘结三个阶段： 所谓推鞫，就是巡检、捕获犯人，或者由县衙解送人犯到州后，先由司理参军审讯，传集人证，搜集证据。
（昭的活儿） 所谓检断，即检法议罪的简称，就是由司法参军，根据已经得到和查证落实的犯罪事实，检出适当适用的相应法规，评议确定应当判处的罪名和刑罚。
（策的活儿） 所谓勘结，就是由朝廷选派的幕职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据审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实际和检出备齐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视需重新直接审讯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报请行政长官知州签发。
最后，由知州根据判稿决定判词，并签署判决，对外发布公告周知，有所趋避。
（包的活儿） 案件的判决虽然是以知州的名议发布的，但是参与判决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参军，要负边带责任。
因此，上述有关官员对判决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采纳此议，可另写反对意见的文书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见，这称作议状。
倘若以后发现判决有重大错误时，有议状在先的官员，可以得到免除连事处罚；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议状而发现原判决的重大错误，并借以得到及时纠正者，而持有议状在先者，还可以得到庆有的奖赏。
宋朝最高统治者，以此奖惩办法来提高司法官吏责任心，保证办案质量。
（要照这么说，包包每惩办一次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着连带一批官员才是呀
看来和包包同一时期做地方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死刑案件，事关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规定。
因而，知州在审判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案有“法重情轻，情重法轻，事有可疑，理有可悯”等特殊情事时，知州就应将全部案卷送请朝廷裁判，这叫奏谳。
凡奏谳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详断。
当然，犯罪事实明白，证据充分，定案准确，适用法律也没有疑义，罪犯本人又已经认罪的，当然就没有奏谳的必要了。
（审不清楚的案件没看几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这里来呀
）《宋会要》“刑法四”的规定：凡应奏谳而不奏谳，或者不应奏谳而奏谳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处分。
这样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办案上的专断或者推诿。
宋朝对死刑案件还规定有“翻异”制度，即准许呼冤。
凡已经判决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都可以鸣冤，这在当时称作“翻异”。
刑律规定，案件一经翻异，司法机关便需再审理一次，这称为“复推”。
（这种情况“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凡在提刑司录问时，即因复核而审讯时翻异的，提刑司应当差遣原审官以外的法官审理，称叫“别推”。
这在宋时叫不干碍官司，类似现代的回避制度。
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详复后核准执行时翻异的，则应由该路其他监司审理。
假如本路监司都有干碍，比如同犯人有亲友关系等，那就应当由邻路提刑司审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单元里的大理寺官员，他的女儿就是被怀疑被狄青所杀，老人家一点也不避嫌）再审后，仍有鸣冤的，那就要直接请示朝廷，这称为奏裁，由皇帝决定。
宋朝还规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复审，同时朝廷也经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
就是说，一切死罪案犯都须先经过刑部详细复核。
（那为虾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铡人呢
答：因为包包的铡刀是御铡
）而由各州奏谳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复审后，最终还要交到刑部详复，然后自送审刑院详议。
由此可见，大理寺的职权是相当有限的。
大理寺的审判事务，具体分工还是严格的，其左部负责断刑，掌管全国官员、将校被检举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报请复审的案件；其右部负责治狱，即掌管京师各机关职官的犯罪案件。
案件在大理寺经过详断作出定判，经刑部详复后，还须经门下省复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案件处理不当，则得依法驳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详断；刑部还须再行详复，或者由门下省直接予以纠正。
门下省通过，中书省仍得评议，如果评议结果认为原判不当，中书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异议。
假如皇帝也认为案件有疑义时，则发交两制（即指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的中书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台谏（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谏官——知谏院）共同评议（这当时称杂议），再行决定。
（麻烦死了，还不如直接交给包包方便些
最可气的是，刑事案件这样层层把关，可还是冤狱丛生。
） 总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为宋朝的司法机关，分工制约统统对皇帝负责；其司法制度也体现着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精神。
资料二 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也表现在司法制度方面。
司法权统归中央，皇帝直接控制司法，诉讼审判制度进一步发展，使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显著特色。
一、司法机关体系 （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
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
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
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
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
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诉讼时效与审判时限 宋朝对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已有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具体的诉讼时限。
1．民事诉讼时限与时效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宋朝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时限的“务限法”。
所谓“务”，即指农务；入务指农忙时期，务开指农闲时期。
根据《宋刑统》“婚田入务”条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为务限期，州县官府不得受理民间田宅、婚姻、债负等民事诉讼案件；如有民事纠纷，应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递交诉状，官府须于三月卅日之前审理结案；逾期不能结案，必须上报原因。
为防止有人趁入务之限阻拦业主赎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补充规定：侵夺财产案件，虽在入务期限，“亦许官司受理”。
对于判决不服，可逐级上诉，直至中央户部。
为防止诉讼久拖不决，宋朝规定了审理民事案件的词诉结绝时限。
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规定，州县半年内未结绝者，即可上诉。
宁宗庆元年间规定，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需要证人证言的，县衙限五日审结，州限十日，监司限半月。
[14] 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太祖时规定，因战乱出走而返回认领田宅者，超过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
《宋刑统》规定，田地房屋纠纷，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过二十年，不再受理；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过超三十年，不再受理。
南宋高宗时规定，买卖田宅满三年后发生纠纷，不得受理。
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维护依法形成的民事关系和社会的稳定。
2．刑事案件的听狱之限 对于刑事诉讼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类规定了“听狱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内结案。
如太宗时规定，大理寺分别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审刑院分别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别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
哲宗时，按案卷纸张多少，明确划分大、中、小事的三类标准：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
同时规定：大理寺、刑部复审案件，大、中、小事分别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师及八路地区复审案件，分别为十日、五日和三日。
[15] 对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审判的特殊案件，两宋规定有特殊的断狱时限，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
（二）皇帝躬亲狱讼 宋朝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首先表现为直接介入司法审判活动。
太祖、太宗等都曾亲自决断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笔手诏”断罪。
凡御笔断罪案件，不准向尚书省陈诉冤抑，否则以违御笔罪论处；承受此类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拦延误”执行；否则，延误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论处，罪止流三千里。
[16] 其次，皇帝还经常亲自录囚。
开宝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两京和诸州长吏督促狱掾，每五日一录囚。
太宗重申此制，并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闻一次，后又将十日一录囚定为常制。
太祖、太宗还亲录开封在押囚犯，使数十人获得赦免。
南宋孝宗、理宗不仅每年大暑审录决遣，而且实行“大寒虑囚”[17]。
（三）重视勘验证据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宋朝重视使用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注重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等调查取证。
官府设有专门检验官，并制定勘验法规，以规范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人员的责任及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
《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体规定了检查勘验制度。
宋朝法医学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
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点刑狱宋慈（1186—1249年）总结历代法医检验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经验，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获准颁行全国，成为官员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
该书选定官府历年颁定的条例格目，吸取民间医药学知识，编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53项内容。
明朝以后，它还被译成朝鲜、日本、法、英、德、荷兰等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鞫谳分司制度 鞫指审理，谳指判案，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
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详断官（断司）负责审讯，详议官（议司）负责检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长官审定决断。
各州府设司理院，由司理参军（鞫司）负责审讯及调查事实等，司法参军（谳司）依据事实检法用条，最后由知州、知府亲自决断。
鞫谳分司强调两司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互通信息或协商办案，有利于互相制约，防止舞弊行为。
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复杂多样，条文内容繁多，设立专职官员检详法条，也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
但是，鞫谳分司制度并不是解决司法腐败的根本办法，而且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五）翻异别勘制度 翻异别勘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推翻口供（翻异）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
宋朝录问是对徒刑以上案件判决前的例行程序，受审者可借此获得申诉机会。
在行刑前的“过堂”或行刑时，被执行人也可提出申诉。
对于这种申诉称冤案件，官府必须重新审理，称为翻异别勘。
宋朝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原审机关内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指定重审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
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门重审，又称“别推”。
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中，都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判部门，如刑部左、右厅，大理寺狱左、右推；案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即移交另一部门重审别推。
后者是对移司别推后仍翻异者，由上级机关差派司法官员前往原审机关主持重审，或指定另一司法机构重审。
哲宗以后，翻异别勘制度有所变化。
凡在录问前或录问时翻异者，应移司别推；在录问后翻异，则要申报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为了防止囚犯反复翻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翻异别推以三次为限，超过三次仍翻异者，便不再别推。
南宋以后，将其放宽到五推为限。
麻烦大家谁能告诉我在法院上认罪之后自己怎么陈述，怎么说让法官重轻处罚
最后陈述权是被告人在庭审中所的一项重要的诉利。
其理论基础主要立法对刑事被告人弱势地位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言词原则的体现。
最后陈述程序的设置，有助于法官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还凸显了对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对旁听民众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
在性质上最后陈述权主要是辩护权，此外还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
最后陈述权-理论基础 被告最后陈述权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诉讼机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控方与辩方在力量对比上的相对均衡，在中国刑事诉讼机制转型的今天尤应如此。
因为，力量相对平衡是形成对抗的前提所在。
不过，为大家所达成共识的是，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检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参与诉讼的能力上存在着先天的严重不平等。
有人就曾形象地将刑事诉讼描述成是检察官代表强大的国家向弱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战争。
控方掌握着国家强制力，可以实施各种强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仅是被强制的对象。
因此，各国不得不在立法上纷纷采取方略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权，以使其在参与能力和诉讼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赶上他的检察官“对手”，使控辩双方能够形成对抗之势。
被告人被赋予的特权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前者譬如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规定，后者譬如一些国家对被告人沉默权的规定。
可以认为，被告人在庭审中被赋予最后陈述权也是这种特权在程序上的一个体现。
这一点在与民事诉讼的对比中也可得到验证：民事诉讼中两造的天生平等注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后陈述权。
另外，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必须以当庭口头陈述为唯一的形式，任何书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头陈述。
因此，最后陈述权又被认为是言词原则的当然体现。
所谓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案件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即口语形式进行。
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发展。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
因此，书面辩护词等任何书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为剥夺或限制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理由。
可见，作为现代审判原则之一的言词原则也是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一个理论基础。
最后陈述权-功能 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权 其一，作为法庭审理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有助于法官发现案件真实。
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陈述对案件的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
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又常常能够最集中、最明显地表现出被告人的主观个性特点。
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较之其以前的各种陈述，往往有新的内容。
因此，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于法官作出正确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其他新的情况，法官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而不是径行休庭。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
” 其二，最后陈述程序可以突显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尊重。
如果说前述一方面是出于能够准确地惩罚犯罪的考虑的话，那么这里可以认为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考虑。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程序的关注也日渐强烈，过去那种程序法是实体法的附庸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甚或实务界的主流观点。
人们意识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又是多元的。
其中程序能够体现当事人做人之尊严的价值引起了充分注意。
“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具有理性活动的形象。
”不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无实质的影响，最后陈述程序还是可以让被告人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释放。
虽然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但谁也不能否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是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境地难免会对其心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因此，为被告人设置一个释放情感的平台并非毫无必要。
当然，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并非可以毫无边际、言无不尽，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此下文将作专门论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个案的形式向旁听民众宣示法律以及劝诫民众切勿违法犯罪。
本来，教育功能应当说是整个庭审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一个功能。
但是，被告人最后陈述往往会带有更为浓烈更为直接的教育色彩。
被告人会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情感丰富地向人们展示其内心感受，具有一种“最后的临别赠言”的性质。
有一些陈述可能与认定案件事实毫无关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并无机会做出。
而各国立法对被告人最后陈述的限制一般都是“与本案有关”或者“不离题”，这类陈述虽说与认定事实无关，但应当说是还是“与本案有关”的，也是“不离题”的。
况且这类陈述还会关系到量刑时所考虑的认罪态度问题。
最后陈述较之于其他庭审的过程可能更会打动旁听民众，体现出劝诫教育的功能。
当然，法官也不能因于此而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向这方面引导，毕竟最后陈述是被告人的权利，它还承担着体现被告人做人尊严的功能。
最后陈述权-性质定位 审判 从最本质的角度上来讲，应当说被告人之最后陈述权是属于辩护权的范畴。
所谓辩护权，是指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内容进行辩解、反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对控告进行辩护的权利。
一般认为，辩护权具有三个特性：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
最后陈述权也是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
最后陈述权的专属性意味着它是专属于刑事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即使有律师代为发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还是可以进行最后陈述。
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8条第（二）项和第（三）项便规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三）即使有辩护人为他作了发言，对被告人仍然应当询问他是否有为自己辩解的陈述。
”在防御性方面，最后陈述权就体现得更为明显。
它本来就是立法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诉讼能力而多为被告人附设的一道防线，在形式上又体现为被告人作为防御一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最后陈述权的绝对性应当体现为只要一个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诉和刑事审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质、严重程度如何，他都应享有最后陈述权。
我们不能以罪轻为理由认为没有最后陈述的必要，从而限制剥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在第523条规定“最后陈述的进行”时便提出：“……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要求最后发言，应当得到允许，否则导致行为无效。
” 辩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之中，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同一般意义上的辩护权相比，最后陈述权有着独特之处：一是最后陈述的主体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辩护人代为行使，这显然有别于其他的辩护权；二是在最后陈述中，并不存在如其他辩护权中控辩双方直接意义上的对抗，在这一阶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进行陈述，不存在控方的辩驳，其意见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后陈述权又不完全是一种辩护权。
最后陈述权有一个功能是突显被告人的尊严感，释放被告人的内心情感。
而辩护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要体现为一种对抗。
有些情况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并不具有对抗性，仅仅是一些抒情性质的发挥，最后陈述权会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
最后陈述权的这种性质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国家追诉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地位意味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
当然，被告人情感的释放也并不是漫无边际，应当是与案件有关的。
最后陈述权-限制 模拟最后陈述权 任何权利的行使皆应有一定的限制，刑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也不例外。
本文认为，对最后陈述权的限制应当仅限于在内容上的限制，在陈述形式上不应有任何的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会以陈述时间过长为由打断或者取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应当说这是对最后陈述权的一种侵犯。
有一些被告人在做最后陈述时语气慷慨激昂，有时也会被法官以语气不对为由打断，这种做法也是侵犯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对最后陈述权在陈述内容上的限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不能损害国家、他人以及社会公共的利益，这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底限。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些情况，如有的被告人会在最后陈述中蔑视甚至辱骂法庭、公诉人、侦查人员，有的被告人会对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为都是侵犯了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
对此法官应予制止，进行批驳、训诫，如果被告人不听，视其情节轻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处罚或对其另外追究责任的处理。
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也应当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内容不得离题。
所谓“不得离题”，即必须与本案有关。
对“与本案有关”应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限于与认定本案事实有关，被告人关于悔罪的倾诉、对犯罪心理的讲述以及对本案所适用的法律的评判等等都应当认作“与本案有关”。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被以“与本案无关”为借口打断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情况已经构成了对最后陈述权的侵犯。
对于“与本案无关”的理由应当慎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是否与本案无关，往往要到陈述结束后才能作出判断而不是在一开始陈述就可以得到结论。
” 最后，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不得进行不当的重复。
有的被告人出于心态紧张等因素会一时思维停滞或者混乱，可能会在最后陈述中重复自己在前面程序中已做的陈述，或者会固执地咬定并多次重复自己某一方面的见解，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予以适当的制止。
但是，一些为了保持逻辑上的系统连贯或者陈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复应当是允许的。
最后陈述权-保障 最后陈述权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规定，但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则显得太过简略。
并且，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似乎尚未被提至“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的高度，不受重视的现象还较为严重。
如限制被告人陈述时间，以提问打断陈述，以问答代替陈述，对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新情况、新证据不予理睬等等。
于是，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应当将对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的限制明确写入立法，并且规定除这些限制情况外任何情况下的最后陈述都不得受到任何人的打断和其他干扰。
最后陈述程序由法官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公诉人和被害人等绝对不能插话打断，只有法官可以限制一些不当的最后陈述，但是也必须明确具体地给出限制陈述的理由。
第二，审判法官应当给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以高度重视，不能让这一程序成为“走过场”。
首先应当规定法官有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义务，不履行此义务被告人又没有进行最后陈述时可视为对最后陈述权的剥夺。
另外，如果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事实、新证据，法官应视具体情况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恢复法庭调查或者是法庭辩论。
《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如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受到了剥夺或不当限制，而其中又会有对新事实、新证据的陈述，在二审中提出可以成为发回重审的理由。
当然，是被告人自己的原因导致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而又拿到二审程序中提出则不属于此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因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而导致恢复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之后终结时被告人还是当然地享有最后陈述权，因此最后陈述权中的“最后”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
第三，为使被告人能充分地行使最后陈述权，其辩护人可以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被告人因心情过于紧张或者语言口头表达能力欠佳，可能很难准确充分地陈述出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时应当允许辩护人进行一些提示性的引导。
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也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给以必要的协助。
但应当注意的是，绝不能让这种引导或协助成为限定式的问答，变向地限制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