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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书史奇迹。
[编辑本段]【甲骨文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
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
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甲骨文书法 殷王武乙贞问祭祀先王的占卜用牛肩胛骨 安阳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
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
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
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
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
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
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
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
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
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
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
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
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
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
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
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
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
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
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
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编辑本段]【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第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
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
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
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
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安阳出土的甲骨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
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
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
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
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
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
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
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
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
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
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
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编辑本段]【甲骨文研究】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
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
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
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
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
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甲骨文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
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
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
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
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
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
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
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
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
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
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
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
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
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
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
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
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
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
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
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
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
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
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
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
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
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
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
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
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
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甲骨文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
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
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
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
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
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
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
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
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
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
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
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
我的学艺之路400字作文
我的学艺之路小时候，妈妈就想把我培养成一位艺术家。
才刚上小学，妈妈就带我去少年宫报班，妈妈让我自己做选择，我看了看，没有我喜欢的，所以我们失望的回家了。
慢慢地，这件事就这么拖了下来，一直等到我上三年级也没有着落。
几年后，学校里组织兴趣班，我被选到了“版画”班里。
版画也是一种艺术，妈妈听了后，马上给我准备材料，我也觉得挺有趣的，便答应了下来。
版画一开始要画稿，然后刻板，最后拓印。
一开始画稿的时候我以为很简单，三下五除二就把稿画好了，然后我就去给老师看，一开始老师说我画的太复杂，不好刻，我马上去改，改了之后老师又说画的太简单，我又去改了一下，可最后老师还是说不行，我回去之后就把那张稿给撕了。
妈妈问我怎么了，我把我的困扰给，妈妈说了以后，妈妈就找了一些资料让我看，并让我继续努力。
终于画好了稿，我该刻板了，刻板的时候要用刻刀，老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小心，可我还是因为技术不精练，把手给扎伤了，我说什么也不学了，最后在爸妈的鼓舞下，我还是去学了。
我硬着头皮把那张板刻完了，毕竟是新娘子上花轿——头一回，我把那张板刻得特别烂。
我又准备拓印，可能是墨放多了，印出来之后就全看不见图了，我又印了一张，这一张比那一张效果好多了，老师也夸奖了我，说我进步了。
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终于努力做出来了。
后来，我一次次进步，我们的作品又被老师装裱了起来。
虽然现在我不再学版画了，但我的第一次成功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七年级下册历史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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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跪求描写西安的美文
西安风得意尽赏花 古城处处有春花 历代关于花的诗词文赋为少因有了时代做背景，呈现的气象也各不相同。
不论是李后主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还是易安居士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都有国破情伤的悲凄底色，而像“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虽略显张扬轻狂，却也唯有在盛世大唐，方能有这样明媚热烈之句。
西安看花，去年园博会时最宜。
可错过也有错过的好处。
但凡盛事，必举全民之力来做，力求尽善尽美，反而着了刻意，隆重得让人不自在，不若怀一颗闲散之心，信步走，有花观花，有景赏景。
车过汉中时，已惊喜于车窗外的油菜花海。
此时节江南一带的油菜花已式微，而在这里又逢着大片明艳娇嫩的黄，像是缺憾被意外弥补。
进得西安市内，见古城墙内外，处处是新嫩绿意。
杨花悬吊在高处，若不凝神，是极易被忽略的；梧桐花一向张扬，密密地压满枝，在有了年岁的街巷里，肆意开放；柳絮已略微地起了些，不时有一两片从眼前飘过，伸手抓取不住，倏忽不见。
木本的花多质朴，泼辣辣的，似寻常乡野女子。
大雁塔外，几树小叶桃正艳。
古人已将所有的美好描述尽了，除了灼灼，我竟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
大慈恩寺内有片精致的牡丹园，在大雁塔上俯看得分明。
白、粉、红、紫，初开的、怒放的、垂暮的，面容姿态各有千秋。
以前年幼，看花时只觉不喜这样大团的繁复的花，现在方知，偏得有这般的大气富贵，才称得起盛世之美。
不禁想起《镜花缘》里武则天命百花齐放的故事。
虽是故事，但遥想中华数千年来唯一的女帝，确实霸气。
塔的另一侧是个幽静的所在，游人也罕来，园子里树木苍翠蔽日，间或有鸟鸣，是歇脚小坐的好去处。
几尊菩萨石像似随处散落在园间，低眉垂目，一片安祥。
抬头望塔，偶有几株小小的野草野花生长于塔上的石墙瓦缝间，嫩绿鹅黄的星星点点，给这庄严大气的千年古塔添了几分活泼灵动。
帝都宜使思秦唐 在西安这样的城市，若只沉湎于花木之美未免过于轻浅。
从一走出火车站，入目的灰色城墙便开始提醒：这里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王之都。
穿越是无可能，只好凭吊。
之前已无数次地在影视片里看到兵马俑坑，也有收到复制的陶土兵俑做礼物，但当自己进入一号坑里，亲眼看到那些兵俑、马俑、阵列、陶土碎片，亲手触摸坑壁的黄土，才真真实实地感受到震撼。
一个人，要有多么强大的信念和力量，才可以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同样是这一个人，又该是多么的贪恋和惧怕，才会兴起要建这个墓葬群的念头。
始皇帝，他开创了一个前无来者的时代，却不可能逃过有始就会有终的宿命。
也许吧，任谁立于权力的巅峰，都会忘记来路，都会迷失于荣耀，都会比常人更恐惧于死亡。
一个小展厅里在做一位当代艺术家的展览。
艺术家用金银箔为材料绘制了秦始皇的六匹战马，主题即为“神马”。
结合当今的流行语“神马都是浮云”来看这巨大的墓葬遗址，只觉讽刺中略含悲凉。
比较起来，反而是女人看得开一些。
有关武则天的无字碑，世人流传多种说法，而我宁肯相信，精明如她，必定看穿了一切，于是，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这样的气魄，始皇帝当自愧弗如吧。
我没有再去咸阳乾陵看她，她应该也不屑得被后世游人穿梭打扰，生时，已活得辛苦。
说到碑，不得不提碑林。
碑林就在南门墙根。
穿过长长的热闹的古玩市场，最深处，静谧的一隅。
这个时代，越是与喧闹对比，越能感觉出安静的力量。
在一个又一个展室里缓步徐行，看那些或工整或狂放的笔划，那些残破的、曾经精美的纹刻，那些在历史书里存在的名字，怀古之思不曾间断。
其实，那些纪念功业表彰成绩的石碑也不过是为虚名，历史虽久，书法虽美，却不能使我感动。
只有在第一展室里，那些出自不知名的工匠之手的、密密麻麻却工工整整的典籍，让人心惊。
那是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将经典刻于石壁，以拓印装订成册，供人阅读学习。
如今的阅读是方便了太多，不仅有纸质的书，还有电子书，而爱书的人，还有几多
不由念起狄更斯的那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希望只是我太过悲观了。
西北美食亦豪爽 西北人擅做面食，这点早有耳闻，而对于我偏向于米饭的肠胃来说，不免有些担心会愧对。
事实证明这担心大可不必：新鲜的吃食对吃货来说总是好的。
钟楼向西，鼓楼脚下，是市民口中的回民街。
坐在老米家泡馍店里，对面是当地一对老夫妇。
每人一个大海碗，就着甜蒜和辣酱，吃得满头汗。
那个海碗让我有些疑虑，是不是吃得下
老爷子抬头笑了：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两大碗，泡七八个馍。
此馍非山东人熟悉的馒头，而是一种叫作托托馍的面饼，泡在肉汤里仍不会失去筋道。
粉丝、肉块，辣椒，再辅上一碗清口用的羊汤——若非别人告知，我断不敢相信那是羊汤，竟是极清爽又不失鲜香的——一大海碗的泡馍被我消灭得干干净净。
裤带面也是此行的惊喜。
落座后店家会先呈上一大碗酱汁及几个料碟，而后才端一盆面上来。
面宽约四五公分，又薄又匀，长长的一根，吃时须自己将面捞进酱汁里搅拌入味。
这面也叫“biang biang面”，那个“biang”字大约是陕西人自创的，写法很复杂，词典里并查不到。
西安的吃食无关精致，只是实在。
到哪儿去都是满满当当的大盆大碗，让人哭笑不得。
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油泼辣子，真让人感觉到西北人的豪气了。
另还有臊子面、肉夹馍、凉皮等诸般美味，只可惜时间太短，短到还来不及尝个遍就要离开。
离别也因此被感谢，因为离别，才成就了我对面食和西安的一番留恋和挂牵。
摘自《滕州日报》4月26日\\\/荆泉行走\\\/ 这篇文章让我这个在西安生活了4年的人感慨颇多。
死男者奠桌词怎么写
老人去世后的风俗（乡里乡亲之间） 送终 生离死别”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老人病笃处于弥留之际，大都是情依依、意连连，思念儿女，牵挂亲人。
这时在家的儿女要日夜侍奉，不离左右，并要给在外的儿女捎话传信，催其速返。
儿女在接到此类电、信之后，都是归心似箭，日夜兼程，望乡哭奔，力争与亲人生见一面。
一时见不上，不但老人不会瞑目，就连儿女也是终生遗憾，还会被人们指为不孝。
有时说来也巧，一旦儿女进门，老人就“撒手归天”一了。
因此，儿女守护着父母去世，叫做“送终”。
在这个时候，老人当着众人面吩咐一些身后事，如“掌柜的”谁当、事业的继承、则产的处理、账债的往来、对子孙为人处世的教导等等，俗叫“托家事”。
对老人临终遗言，子女要一一应允，让老人放心，即使死后也不改其意。
如果死者的所有子孙和亲人守着他死去，俗以为这是难得的“善终”。
老人病危，儿孙还在忙自己的活，必然会遭众人的非议和亲邻的责骂。
人到病重没指望的时候，男的要请舅家人来探望；女的要请娘家来问病，这在当地是必行的礼节，万一病故，好让他们知道人是怎样死的。
不然，人亡之后，突然去请他们督丧，他们是会借故刁难的。
如果，再和舅家、娘家人有其他不愉快的事，往往是请而不到，这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孝子长跪在门外，叩头回话，求得同情和谅解。
舅家、娘家人提出的丧仪条件要尽量满足。
因为，当地风俗是和舅家、娘家人闹了别扭，丧事就无法顺利办理。
穿衣 死者临终时，亲人们就要为其剃头（男）、梳头（女）、盥洗、整容。
咽气之前必须把寿衣（俗称“老衣”）穿上，一则死后不好穿；二则说是人死了再穿，就意味着光着身子走了，到了阴间还是无衣。
寿衣大都是及早准备好的。
当地习俗，寿衣要在闰年闰月缝制，取“功德润泽”后人之意。
寿衣袖子讲长，要能遮住手梢，忌讳袖短露手。
否则，后辈儿孙就衣不蔽体，伸手讨饭。
在寿衣件数上，要穿单不穿双，是避免凶事成双的意思；在寿衣布料上，要穿平纹布，忌穿斜纹布，怕有一个“邪”字，后辈人搞邪门歪道；特别忌穿皮革，因为皮子是畜皮，穿了怕来世变成畜生；可以用绸子但不能用缎子，因为缎子和“断子”谐音，不吉利；寿衣不能用纽子，只能用布带，因为纽子和“扭子”谐音，怕后代出“逆子”。
寿衣要两头见棉，即有棉衣、棉裤，冬夏如此，取“以棉（眠）为安”之意。
寿衣里子多选用红色，意味着后辈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子女先父母而亡者，要在寿衣上缀个白布条，以示在阴间也要为父母制服。
除了公务人员之外，现在民间老人寿衣的样子，多数仍沿袭清朝、民国时期长袍短褂的款式，可见封建习惯的顽固性。
人刚咽气，赶紧要把预备好的“噙口钱”放人口内，“噙口钱”也叫“口实”，是一枚铜钱或其他金属硬币，穿上红线，放人死者口内后，把红线另一段拴在寿衣布带上，防止溜入腹内，待盛殓时揪掉红线。
关于往死者嘴里放“噙口钱”的事，民间有三种说法。
一是把钱称为“宝”，把钱放进死者嘴里叫“口中含宝”，寓吉祥之意；二是说人辛劳一生，不管贻留多少，“噙口钱”是最后带走的“落头”；三是说人死了就变成了“鬼”，“鬼”还要投胎再脱生，再变成人，有了“噙口钱”，来世不受穷。
有的在人死之后，还要给手里攥块馍馍，意味着在黄泉路上有饭吃，不挨饿，来生再世也不缺口粮。
停床 当病人换上寿衣之后，就应当将其从卧室中移到堂屋正室中来，作为临死者最后告别人世的正式场所，亲人们都守候其左右，让其安详地离去。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寿终正寝”。
尸体停放在两条长板凳支起的板床上，下铺上谷草，谷草的根数跟死者的寿数相等，俗叫“隐身草”。
为什么要铺“隐身草”
过去传说，人死后“魂”就离开了身体，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只觉得很轻松，就到处游玩。
为了使他玩得愉快，暂时不让他看到自己的遗体，就用这些谷草隐藏起来。
另一种说法是，人死后两天以内鬼魂还不让进“阴曹地府”，在阴间也不能胡游乱逛，又不能附体，所以要铺上“隐身草”让他暂时藏身。
人死后，要把他的身体捋顺好，使他仰面朝天躺着，用一张轻薄的黄表纸或白纸把脸盖上，俗叫“苫脸纸”。
人死后为什么要用纸苫脸，说法不一。
一说是因为人死后脸色会变得难看，亲人们一看见他的面容，未免有些伤感或害怕，所以用“苫脸纸”遮住；一说是观察死者是否假死，若是假死，气出纸动，还可抢救复生；一说是遮挡尘土，防止噪音，有让死者安息之意。
只有死人才能用纸把脸盖上。
因此，人们非常忌讳活人用纸盖脸，怕惹来不祥。
尸体入殓前，脚脖上套根绳圈，俗叫“绊脚绳”。
传说，“停尸”期间，如果遇上打雷闪电或猫从身上跳过，死人会突然站起来，碰上什么东西或人，就抓住死死不放手，叫做“死不丢手”，非常吓人。
所以，要用麻绳绊上，到盛殓盖棺时再解去。
尸体停上尸床，床脚拴一只白公鸡，谓之“看丧鸡”。
“看丧鸡”要一直拴到出殡。
据说是为了防止猫、鼠、虫豸啮尸。
“看丧鸡”只能在集市上卖掉，丧家不能杀食。
俗以为鸡是为老人守过丧的，杀之不祥。
当地习俗只要病人还有一丝气，绝对是不能动哭声的，认为哭不吉利。
只能在尸体摆放停当后，全家举哀，放声恸哭，用瓦盆作纸盆，烧上第一把纸，许多地方叫烧“倒头纸”，当地俗称“引路纸”。
人们认为烧纸就是给死者送钱，好让死者带上“盘缠”安然上路。
丧仪以及祭奠先人要烧纸的习俗是怎样来的
传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天下轰动，名利双收。
蔡伦的嫂子见了眼红，逼使蔡伦的哥哥蔡莫学造纸，蔡莫未得要领就背着弟弟自己造起纸来，造出的纸又黑又粗，无人来买，堆积满屋。
蔡伦的嫂子深感内疚，急火攻心突然死亡，蔡莫一气之下，就在妻子灵前烧起纸来，烧着烧着听见妻子在棺材里喊：“开门，开开门
’人们打开棺盖，蔡莫妻子坐了起来，嘴里还叨咕说：“阳间有钱通四海，阴间用纸做买卖。
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还肯放我回来。
”后来逢人便说，我死了，小鬼把我送到阎王殿，阎王让我去受罪，在途中我丈夫烧了纸，送了钱，小鬼们就争抢起来，他们拿到了钱，就把我从地狱中放回来了。
这样，蔡莫造的纸能在阴间当钱使的消息很快传开，原来堆积如山的纸就被抢购一空。
蔡莫知道是妻子为了卖纸，特意装死，也没深怪于她。
由此，丧家烧纸的习俗就流传下来，至今民间丧祭烧的还是较黑的粗糙纸，俗称“斗底纸”、“升底纸”。
当地丧祭烧的纸有两种：一种是叫“烧纸”，即六七寸左右的方块粗纸，烧前用硬币或纸币在纸上拓一下，俗叫“打纸”，示意过版成“钱”，俗以为纸不用钱币拓，在阴间就不能当“钱”用；另一种叫“阴票”，过去是木版拓印的钞票状的“纸钱”，上有“冥国银行”字样，面额仟、万、亿圆不等。
烧这两种纸，都是为了给死者送“钱”。
报丧 死者遗体停床之后，就要很快请来“阴阳”先生按死者咽气的时辰推定“出殃’时间、来客开吊、出殡埋葬、“过七”、百日、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的具体日子，并把这些日辰用白纸开列出来，贴在墙上，丧祭仪礼按此如期进行。
与此同时，请来“家门父子”头面人物在一起商议丧事怎样办理，请“总管”，叫“知客”，定厨师，约吹手，开始筹办丧事。
由总管统筹安排，指挥动作，事主只是出钱出物当孝子。
丧仪诸事商定后，首先派人去舅家（男丧）或娘家（女丧）报丧，请他们来看死亡是否正常，儿女是否都在，寿材寿衣是否完备，丧仪规格是否妥当。
娘、舅家人来了，孝子在门前跪齐，嚎哭迎接。
他们看了死者遗容后，若无异议，丧事才能按原定计划进行。
姑家、姨家、女婿、外甥、干亲等等，则由“家门父子”中的侄男子弟分头上门报丧，告知他们何时祭吊、何时埋葬，好让他们如期前来吊唁。
当地习俗人死后前两日不穿白戴孝，俗称“黑头孝子”，第三日才“成服”。
所以孝子报丧只能隔崖或隔墙喊，不能直入其门，俗以为“黑头孝子”进门多有“冲撞”，会给主家带来不祥。
例如，有些人家院落蜉蚂很多，俗以为是“黑头孝子冲的结果”。
“五服”以外的邻里乡党及族人，闻得噩耗后，便主动拿上香、纸前来烧纸吊唁与死者告别，谓之“送纸”，“送纸”的人多，就证明死者生前有德行，人缘好。
打墓 人死了一般都要尽快埋葬。
因此，打墓是丧事中第一件要紧的事。
当地人历来特别相信“风水”、“脉气”，认为祖先理在“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后辈儿孙就可以升官发财，福禄并臻，人丁兴旺，奕世不衰。
富贵的说是“坟里‘脉气’好”，贫贱的说是“坟里没出下”，把后人的际运归结于前人坟墓风水的好坏。
所以，人们在墓址的选择上非常慎重和认真。
人死后，由长男主孝陪同阴阳先生拿．上罗盘、戒尺、绳丈、木橛、镢头等同到预定的坟地。
根据八卦的来龙去脉、相生相克之理，参照八卦太极图、四面八方三十六方位，判断善恶吉凶，选择“风水”好的“山向”，勾画出墓址，俗叫“勾穴地”。
“勾穴地”还要兼顾后来，夫妻并埋儿子为父母“挂脚”等事宜。
如果葬于祖茔（俗叫“老坟”），穴位就好定，因为原先都是测定好的，稍加校正即可。
如果重造新茔，那就需要用八卦罗盘反复测看、划线定位，同时插上五色旗子，摆上香案，敬告祖先，祭奠天地，行成莹礼，当地把这种仪式简称“成茔”。
解放后，坟地统一规划，大田中的坟头多被平毁，普遍实行了公墓制，茔地选择的陋习已被破除，但“墓穴”请“阴阳”先生勘测定位的习俗仍在延续。
“阴阳”先生勾定了“穴位”之后，还要选择黄道吉日才能破土动工。
过去，动土时，孝子还要烧香表、行大礼，祈神保佑，也就是为老人修阴宅的“奠基礼”。
当地埋人的墓穴从构造上分两部分：一是“明庭子”，垂直深约7.5尺至8尺左右，宽约4尺左右；二是“穿堂窑子”，在“明庭子”底部大头一端，挖一个大小能放进棺材的土窑洞，一般高3尺多，深8尺多。
过去当地土葬除了官绅，一般不用砖石。
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修墓的规格也随之升级。
现在，“穿堂窑子”大都用砖箍，俗称“砖箍墓”。
还有些人趁老人健在时，就箍好了墓。
一则为老人去世后，有备不忙；二则让老人看一看自己殁后的“居屋”，以表儿女孝心。
当地人“打墓”还有许多讲究：一是“阴阳”先生定好的穴位、钉好的木橛、划好的开挖线，任何人不得移动或修改。
二是打墓时间的长短，以灵柩在家停放时间的长短来决定。
自“吉日”破土动工后，每天有人挖土，但必须在下葬前一日下午完工，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后。
如果灵柩停放时间短，很紧迫，那打墓人就得风雨不避，日夜去干，绝不能误了下葬时辰。
三是打墓人都是亲邻相帮，一般不雇用。
四是打墓人一日三餐，尽力款待。
过去，每当吃饭孝子都要“以跪伴食，无命不起，直至食终”。
如果时间紧迫，饭要送到墓地吃，送去的饭以食完不剩为好，万一剩了，就地掩埋，忌讳带回家中。
现在，孝子“以跪伴食”的习俗已废止。
但是，孝子必须每天去墓地给打墓的人敬烟倒茶，磕头示敬，吃饭时要给打墓人敬酒，这是绝不可少的礼仪。
盛殓 人死后三日内，若无特殊原因，就要把穿戴好的尸体抬进棺材里，俗叫“盛殓”或“人殓”。
“盛殓”时全体孝子参加，亲邻帮忙，必须有娘舅家人在场，或得到他们的允许，并由本族年长者主持，否则不能“盛殓”。
尸体入棺，要稳正尸位，整饰尸相，下铺红褥子，上盖红被单，也取后辈红红火火之意。
尸体与棺壁之间，紧插用纸包裹的松柏锯末、叶末或草木灰，以作固定，防止晃动。
安排就绪，方可盖棺，俗叫“合龙口”，一旦合了就再不能揭开。
俗语说：“宁隔千里远，不隔一层板。
”所以，如果“盛殓”时，娘、舅家人未到，奔丧亲人未至，“龙口”就不能合，棺盖留个缝隙，等他们看了遗体之后，才能“合龙口”。
当地死人“人殓”还有个讲究，就是举尸入棺时，要由长子（承宗人）捧头，其他人抬尸，小心翼翼地把尸体放入棺内。
由于受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长子“入碱”捧头，起灵摔“纸盆”，出殡领头“扯纤”，以至以后的祭奠抱“牌位”、烧纸、酹酒，都是长子一人的事。
只要长子在，任何人不能代替。
死者“入殓”后，孝子磕头烧纸，痛哭举哀。
接着，请人书写“铭族”，当地俗叫“主族”。
所谓“主族”，就是在7尺长、2.5尺宽的红绸或红布上，写出死者姓氏、名讳、评语等。
生前有官职的还要在姓氏前加官衔，其评语叫“公评”，无官职的其评语叫“乡评”，女的其评语叫“闺评”。
下款还要把书写人的官衔或学衔写上，其姓名另用红布或红纸写好贴上。
“主旌”最好是请当地名人领衔写，写罢丧主必须恭谢，能请动名人，算是很有脸面的事。
“主旌”虽然写法不一，但一般如下： 为什么要写“主旌”
因为死者“入殓”后，其形貌已不可见，故用以书写死者姓名的旌幡作标志。
当地丧事有的将“主旌”挂在灵前，有的开吊日挂在庭院内，作为象征，供客凭吊，以示对死者的敬重。
“主旌’在下葬时，取掉题写者姓名，展盖于柩上，与死者一起埋葬。
设灵堂 “灵堂”是停尸、放柩、供人们祭奠及孝子守丧的地方。
在厅堂正中挂一幅能遮蔽尸床或灵柩的大帐慢，帐慢正中书一大“奠”字，帐慢前空中悬吊剪有各种图案的条形白纸“吊帘”，上书“严父（慈母）养育恩似海，儿孙未报终是憾”等悼语。
帐慢前摆上桌子，桌上正中靠帐慢处供奉标志死者灵柩的灵牌或遗像，桌上摆上茶饭、点心、果品等供品，桌前沿陈列香筒、香炉等祭器，同时点上白烛。
桌前糊上白纸桌裙，放着白纸包裹的土蟹，供洒酹奠酒用，还要放上“纸盆”。
供孝子烧纸和来客祭奠盛纸灰。
桌子两侧铺上谷草或麦草，供孝子守丧跪卧（男左女右）。
桌前至房门左右摆列“纸活”。
这种“纸活”是由“纸活匠”用苇子、色纸扎糊而成，丧主掏钱购买。
“纸活”的形式有：灵庭、过亭、冥儿、冥女、冥马、仙鹤、祥鹿、鲜花、瑞草等等。
还有“七星剑”、“十二件”等名堂。
陈列多少根据丧家经济状况而取便。
房屋及庭院中大、小门上，在开吊祭奠前一日下午都要贴上白纸丧联，当地流传的“白事”联语大体都是：“倚门人去三更月，泣杖儿悲五夜寒。
”“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常望白云飞。
”“三更月冷鹃犹泣，万里云空鹤自飞。
”“白马素车愁人梦，青天碧海怅招魂。
”“桃花流水杳然去，清风明月何处寻。
”“悲音难挽流云驻，哭声相随野鹤飞。
”“三径寒松含露泣，半窗残竹带风号。
”“旌飘户外含孝意，韵满堂前恸悲情”等哀挽死者的套语。
但要注意的是在联语上要区别男女，否则就会闹出笑话。
总之，在灵堂和庭院布置上要营造一种白茫茫、凄惨惨的丧事气氛。
出子 人死后第三日早八九点钟左右，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出子”日辰。
“出子”就是“出门告”、“出报讣（讣闻）”。
当地也叫“成服”。
叫“出子”是因为有显示子孙多少的意思。
“出子”是丧仪中绝不可缺、严肃而隆重的一环。
“出报讣”的实际用意在于向社会公开宣告丧事。
另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是，不“出报讣”，亡人还自不知死，出了“报讣”，亡人才知道在阳世的寿命终结。
“报讣”就是把死者的生卒年月，“五服”内的子、侄、孙写在纸上（不上女性），贴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放在大门外，供人们观看和了解。
写“报讣”在民间至关重要，若是死者无子，也无既定的继承人，“出子”时必须临时在侄辈中选一人作为承宗子写在“报讣”上，写了谁，谁就有“合法”的财产继承权。
“期服”、“大功”、“小功”等项下，应写谁，谁在前，谁在后，谁远谁近，都要慎重对待，绝不能漏人。
反之，宗族之内、孝子之间会打架闹事，弄得丧事混乱，家族不睦。
“报讣”由阴阳先生书写，格式不尽一致，一般写法如下： 讣闻 不孝男XXX等罪孽深重，弗自殒灭，祸延显考X府君讳XX（女性则写：显妣X府X孺人）。
距生于XX年XX月XX日，不幸于XX年XX月XX日因积劳成疾，在本宅寿终正寝，享年X十又X岁，不孝男XX等叩地呼天，悲痛欲绝，亲视含殓，停柩在堂，尊礼成服，承严（慈）命兹定于X月X日开奠，X月X日X时扶灵柩安葬X处哀此讣闻。
孤（哀）子XXX泣血稽首 齐衰期服孙XXX泣血稽首 齐衰五月曾孙XXX技泪稽首 小功服侄XXX拭泪稽首 麻服侄孙XXX拭泪稽首 所谓“成服”，就是在“出子”时，全体孝子穿白戴孝（详见第二章第五节），拄起哭丧棍（俗称“哭棍”，即柳枝缠上牙状的白纸条，），满院一片白。
“孝服”的缝制没有成规，一般除了给直系的女婿、外甥、已嫁女子有缝“孝衫”（即“孝褂”）的外，其他“家门父子”中的孝子“孝服”自备，有的只散漫鞋的白布。
孝子穿上“孝服”以后，就要在灵前跪草守丧，接应来客祭奠，陪伴哭嚎致哀，一直守到出殡。
孝子特别是亲生子女在守丧期间，按旧礼要求，不洗脸，不剃头，鞍着鞋，不坐凳，不吸烟，见人低头，不食荤腥，寝苫枕块，更不得乱开玩笑，嬉皮笑脸；女子不可涂脂抹粉。
这种旧礼，现在多已废止，但守丧致哀，乃人之常情，至今沿袭。
“出子”时，所有孝子要到齐，娘舅家人要在场，女婿、外甥及至亲也要参加。
吹着唢呐，奏起鼓乐，全体孝子在灵前磕头烧纸后，由长子怀抱“报讣”领头，其他孝子手拄“哭棍”随后，排成一串，哭奔大门以外，把“报讣”放在显眼的地方，孝子跪成一片，烧纸磕头，再返回灵前烧纸献饭。
“出子”时孝子越多，阵容越庞大就越体面，人们借此来显示死者儿孙满堂，家族人多势众，所以，民间对“出子”的礼仪非常重视。
请主 实际上是请“陪客”，但当地人却叫“请主”。
就是在开吊祭奠的前一日下午，把“五服’之内先于死者而亡故的兄、弟或妯娌的“神灵”请回来，陪伴新故者共享祭礼。
男死请“兄、弟”，女死请“妯娌”，男女不能混请。
“请主”时，前有鼓乐吹打，孝子列队跟随。
请谁，谁的长子抱其“牌位”领头烧纸，坟头在的在坟上烧，坟头平了的在十字路口烧纸。
吹吹打打，满坳转悠，也有向村邻宣告第二天开吊祭奠的意思。
“请”完回到自家大门上，早有女孝子跪成一片，嚎哭迎接，然后回到灵前，把所有“牌位”以新故者“灵牌”为中心，分左右、按长幼雁翅形摆放停当。
接着磕头烧纸、献饭，好让他（她）们一起“吃、喝”。
“请主”完了之后，女婿、外甥或儿子向死者献羊，俗叫“领羊”（也有提前“领”的）。
“领羊”就是把绵羯羊拉到灵前，赞礼者面向灵堂高喊：x x献羊者名字），给你领羊哩
”有人便把水灌入羊耳，灌后还说：“抖毛大领。
”羊受冷水刺激全身抖动，就算是死者“领了”，拉出去宰杀作席场，第二天待客。
为什么给死者“领羊”
有的说是送给死者在阴间当马骑的；有的说是让死者食用的；有的说是让死者驮钱的。
人们各有自己的理解，没有什么定论。
开吊 一般在安葬前一日，设席待客祭奠。
所谓“开吊”也有公开祭奠的意思。
当地俗称“来客”或简称“奠”、“吊”。
此日来客最多，也是丧事的高潮。
当日清晨，先由孝子跪拜烧纸，“执客”动手，在大门以外“出纸”。
当地人把这种“纸”叫“大纸”，是由“纸活匠”用各种色纸（以白纸为主），凿刻出金钱、花纹等图案，用苇子作骨架，扎成亭台楼阁模样，然后粘糊串连成筒状长条形，外加纸质旗蟠飘带，吊挂在两丈左右的高杆上。
其简繁由丧家自定。
“出纸”有扬幡招魂、招回死者灵魂享受祭奠的意思。
“出纸”毕，接着是孝子在灵前磕头烧纸，给亡灵献饭。
献饭时，还要把丧事中杀了猪的猪头都献上。
来客一看祭桌上的猪头，就会知道过丧事杀了几口猪。
当日，亲朋邻里陆续前来祭奠，丧家大门外设“礼桌”、“礼簿”，有人专门登记来客和礼品，俗叫“上礼”。
凡有来客都鼓乐齐奏，热情欢迎，有“知客”专职接客。
客人先在“礼桌”“上礼”，再到灵前烧纸奠酒。
礼品中若有“名人”题写的匾幛之类，要在赞礼人的带领下，乐队前行，孝子列队随后前往村旁跪拜迎接，以示尊重。
近年来，丧事奏乐除了唢呐以外，又引了西洋鼓号，就显得更加壮观、庄重、气派。
来客祭奠多赠“烧纸”、贡香、台蜡、纸活、礼馍、现金（俗称“奠仪”）等；至亲也有送恭旌、灵条子（布料上面贴上悼词）、挽联的；还有敬献花圈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政府提倡“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但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丧事规模上有所升温，攀比之势蔓延。
许多人以丧事匾、幛多为荣。
不管谁死了，生前德业如何，“行情”送礼的人们都要凑在一起，请有“职衔”的人挂名题词，制作匾、幛以示悼念和敬意，所以，匾、幛就有了滥、俗之嫌。
来客在灵前烧纸奠酒后，就有人散给他们“孝纱”，以作佩戴。
接着由总管安排，知客招呼他（她）们人席就餐。
不参加第二天早上“送埋”的一般亲友，饭后即可向丧主告别离去。
祭礼 丧事应当过几天，在当地没有定则。
一是根据“阴阳”先生推算选定的埋葬吉日定；二是根据丧家的筹备情况定；三是根据时令季节定，如盛夏就得快葬。
因此，丧事过四五天、七八天的都有。
过去，还有因“年命”不利，不宜动土或其他原因而厝柩待葬的习俗，就是把灵柩用土蟹砌埋起来存放，等待吉日吉时再过事埋葬。
当地丧事大体分为普通事、官宾事、加祭事三种类型。
普通事无主官、土官、礼宾，有少数吹手吹奏唢呐即可。
不行“点主”礼，仅跪草守灵，烧纸奠酒，接待来客祭奠而已。
官宾事乐队庞大，礼节复杂，耗费极大，惟富有人家才能办得起。
要请有功名的主官一人，土官一人，礼宾四人，着旧式袍服，戴旧式礼帽。
分别有祭墓志铭、祭大木、行家祭礼（即“三献礼”）、“点主”礼，还有墓前“祭后土”等等仪式。
每举行一项仪式都须鼓乐齐奏，呼叫赞礼，三拜九叩，读文祭告。
过去，有些丧家还请和尚、道人诵经“打醮”，超度亡灵。
加祭事（也叫“追祭”）就是过去因家贫或其他原因，觉得父母葬礼不隆，后来儿孙发了财，选择吉日另行祭奠；或是另择“风水”改葬、迁坟（俗称“翻埋”）。
其形式可以按普通事过，也可以按官宾事过，主要是祭奠亡灵，缅怀老人生前对本人的恩德，宣读哀词祭文，为死者歌功颂德，为自己扬名夸富，也叫给老人“补心”。
那么，什么叫“点主”
人死了以后，儿孙们就要为他（她）们制作、书写牌位和灵牌，牌位用于后来祭祀供奉（有的坯子是提前制作的），父母牌位（柏木）放在一个木质带套的座子里，俗叫“神主楼”。
据说，源于《二十四孝》中“丁兰刻水重行孝”的故事。
灵牌是标志死者灵柩，并随灵柩一起埋葬。
特别禁忌灵牌和牌位放在一处或互相见面。
有的在牌位背面还简要写上死者生卒时间和行述。
当地讲究的是，“牌位”上书写亡人姓氏名讳的一行字，必须取合“生老苦病死”五字中的“生”或“老”，“神主”的“主”字一定要落在这两个字上，“生”字最吉，“老”字次之，就是说这一行字的字数必须是6或7、11、12、16、17字，余类推。
“点主”是官宾事中的一项仪式，其过程是这样的：将“主官”事先安排在邻居家中（假称“公馆”），孝子列队由赞礼人带领，鼓乐细吹细打，到“主官”门前乐奏三遍，“主官”出门行上路礼，事先安排人扮作“八抬大轿”状，两侧举着“肃静回避”牌和芭蕉扇、四面彩旗，鸣锣开道，缓缓前行。
作“主官”的文质彬彬、慢条斯理，孝子五步一叩，十步一拜，炮声噼啪，鼓乐伴行，后面有一人烧纸，一人撒五谷杂粮和“纸钱”，叫做“打散钱”。
十字路口要安排一名假扮的贫苦百姓拦轿“告状”。
回到灵前，乐人三次“报鼓”；厨师用一块红纸包一方块猪肉献给“主官”叫“献印”，“主官”均给他们赏钱。
厨师领赏之后还要说：“祝老爷高升再高升
”等吉利话，然后“点主”。
因为牌位上或家谱、家影上，其他字均已写妥，只有“神”字缺最后一竖，“主”字先不写一点，行点“主”礼时，由“主官”用毛笔蘸上朱砂红去完成。
赞礼人拖长声音高喊：“通一神
”“主官”便补写“神”字一竖；接着高喊：“点一主
’，再补写“主’，字一点，统称“通神点主’，。
“点主”后，一些人还让“主官”给小孩印堂虱个红点，以图吉利。
行“点主”礼的目的在于借助“官威”点化亡灵，使其在阴间有体面、显神通，更好地保佑后人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