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成就
我深深的爱恋着祖国。
你是昂首高吭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诧时代的风云；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
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
虽然祖国日益强大，但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是有一团抹不去的黑烟。
我们更不忘祖国曾遭受的屈辱。
在清朝末年，中国是十分懦弱的，打不赢帝国主义者，就只能赔钱、割地，一个泱泱大国就成了任人宰割的小肥羊。
从圆明园的烧毁到南京大屠杀，中国渐渐变得还要看别人脸色做事的国家。
在南京的地下，30多万人见证了那一刻，帝国主义者抢、烧、打，使中国人一个个被杀害。
但现在，我们要打碎东亚病夫的招牌，勇敢的屹立在世界最东方。
前不久，“神舟七号”发射了，3名航天员登上了太空，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他们是中国的英雄。
中国将焕然一新，渐渐强大。
中国母亲抚育了许多爱国英雄。
詹天佑就是一位，他带领中国工程人员修筑了“京张铁路”。
外国报纸轻蔑的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
”但他们说错了，“京张铁路”不但修筑成功了，还提前了2年。
周恩来的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振奋了全中国。
600字左右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怎么写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祖国在我心》。
五千年漫漫征程，一路风雨一路行。
中华民族曾有过向世界开放，国力强盛的汉唐辉煌，也有过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近代耻辱。
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艰辛蕴寓着希望。
如今走向世界的中国，脚步迈得更加坚定、更加铿镪、、更加豪迈。
民族复兴，指日可待；中华腾飞，势不可挡。
回眸历史，“路漫漫其修远兮”……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传教，郑和七下西洋。
我们的祖先曾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大开放迎来大发展，四大发明曾一度是我们的自豪。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思想僵化。
中国脱离了世界，世界甩落了中国。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俄战争，《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太多太多的苦难，太多太多的枷锁，东方巨人，你怎么了
东方巨人，你为什么不怒吼
\\\/\\\/“仰天长啸待时日，巨龙腾飞平地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辉煌的前景向我们走来。
“抗美援朝报国仇，万隆会议结朋友。
大庆石油奏凯歌，两弹一星显身手。
”自力更生，内强国力；五项原则，外接友邻。
新中国以不屈的自尊，独立自主，攻破坚冰。
以崭新的姿态，和平共处，走向世界。
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庄严升起。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上下而求索”……道路是曲折的，但曲折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理智。
十年内乱后，党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下，“改革东风送残冬，对外开放春意浓。
”经济特区、沿海明珠；863计划、一国两制；留学热潮、冰雪长城。
这一切无不在昭示着：中国的无限发展生机和活力。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坚持对外开放，与时俱进谱新篇：浦东崛起，港澳回归；北京申奥成功，“神舟”号遨游太空；上海举行APEC会议，中国经济顺利入世。
这一切无不在昭示着：中国巨龙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强大。
历史给我们以启迪：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未来给我们以召唤：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胸怀宽广，博采众长，才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明天我们就是祖国的栋梁。
祖国永驻我心，我心属于祖国。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 cf闹鬼异事件之一，漫步的孩子。
晚上12点13分，楼房角落可以看见一个原地踏步走的孩子，看不见他的脸，如果没将这消息传5个帖子，将家破人亡。
被那个死于非命的孩子夺取心脏。
被逼的。
别怨我
求一篇赞扬党和政府的文章。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汶川大地震35天后，可抗9级地震的四川省什邡市社会福利中心一期工程在地震重灾区拔地而起。
这个由北京市对口援建的项目成为什邡灾区震后落成的第一个永久性建筑。
大地痉挛，家园毁灭；灾后重建，举国动员。
为加快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18日正式颁布执行。
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的一次重大实践。
对口支援——中央针对抗震救灾的阶段性特点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面对地震带来的巨大突发性灾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举国动员投入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汶川大地震发生两周后，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对口支援。
一天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明确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 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一直牵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5月31日，大巴山深处，在地震灾区考察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简易防震棚的小黑板上给孩子们写下16个大字。
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
会议指出，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举全国之力。
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成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行动细则。
6月8日起施行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将对口支援纳入法制化轨道。
条例明确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受灾地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与国家支持、对口支援相结合的原则。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指出，灾区群众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帮助灾区群众及早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生产，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和义不容辞的职责。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为加快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并使各地的对口支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央制定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
中央要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地方，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为灾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各种形式的支持，优先解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夯实灾区自我发展的基础和能力。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让人民群众共享。
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一省帮一重灾县——19个省市将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 按“一省帮一重灾县”原则，东部和中部19个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
这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重要内容。
当前，地震灾区已转入恢复重建阶段。
从《方案》可以看出，这种举国动员的力量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按照对口支援方案：山东、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19个省市将分别对口援助北川、汶川、青川、绵竹、什邡和都江堰市等18个四川受灾县（市）和甘肃、陕西两省受灾严重地区。
“积极有效的行政调控，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而是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对地方经济进行有序的引导，使之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提供经济支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说。
“一对一”对口支援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一笔资金，建一批活动板房，而是要想方设法让灾区重建能纳入地方经济建设的轨道中，使之成为地方经济发展链上的一个节点。
“对口支援是高效率、高效益的做法，能够大大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速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
方案中“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这一规定引人注目。
许光建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方案前做了周密的测算，3年基本完成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这次的对口支援，无论是支援方还是受援方，都是经过精心、细致的选择和搭配。
东部和中部地区共19个省市，考虑海南省的实际情况不作安排，同时考虑重庆市是直辖市，且与四川的历史联系，西部地区安排重庆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
较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受灾损失惨重的县市，经济实力相对弱一些的省市对口支援受灾相对轻一些的县市，既可以使受灾地区尽快得到较好的恢复，也不至于使各地的恢复出现较大的差距。
对口支援的内容不仅是临时应急，而且要增强受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是全面、综合的。
方案明确指出，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当前和长远相结合，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多种力量，优先解决灾区群众基本生活条件。
对口支援的内容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涉及生产、生活等诸多领域。
“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安排得非常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方针，老百姓看到这些安排，一定会支持的。
”许光建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灾后重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对口支援，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的生动体现。
当对口支援的暖流涌入受灾地区，当对口帮扶的援手伸向受灾群众，社会主义大家庭友爱互助的凝聚力必将给灾区恢复重建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支持。
国家确定由山东省对口支援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后，山东省委连续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对口支援北川问题，并组织规划、建设、地质等方面专家奔赴灾区……“要把北川县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县来重建，把北川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说。
根据灾后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上海已把都江堰的繁荣、昌盛、重建，作为上海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海市还提出，其对都江堰的对口支援应当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全国唯一对口支援2个省5个县的省份，广东省把优先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作为当前对口支援灾区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抽调精兵强将火速赶赴灾区，全省派驻四川灾区的各类专业人员达7200多人。
北京，什邡；江苏，绵竹；浙江，青川……它们，过去相隔遥远；它们，今天密不可分。
地震灾害让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关键时刻，全国其他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帮扶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灾后重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在近10年时间里，我国先后取得了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击冰雪灾害等斗争的伟大胜利。
党和政府面对一次次突发事件，迅速反应、正确决策、直接指挥、统筹协调，紧密依靠广大人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会聚阳光可以生火，收拢五指方能成拳。
对口支援是一场牵动全国的合力战、持久战、攻坚战。
灾区需要的不是“面子”工程，而是综合竞争力的恢复和提升，所有对口支援项目都应当成为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
承担对口支援的地区必须从灾区恢复重建的具体困难和现实需求出发，均衡合理配置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人、财、物，有力推动双方紧密合作和全方位交流。
对口支援，是对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千头万绪，涉及群众生活安置、基础设施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保持稳定等多项内容，每一项工作都十分具体，每一个任务都十分艰巨。
对口支援重在建立机制，强化责任，把工作做细、做实。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地震灾害，考验着中华民族，证明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正确性。
历经巨大灾难和抗震救灾的壮阔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更加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定信念。
2.5·12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华民族的考验,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验。
如何抗灾、效果如何,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精神风貌、制度体系、领导能力的集中展示。
此次抗震救灾的努力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强大力量和特殊价值。
抗震救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面向未来,我们要加倍努力,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一、抗震救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 地震灾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第一次。
但这次大地震,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
抗震救灾,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是第一次。
在以往的抗震救灾中,中华民族展现了强大力量和许多特点。
但这一次,是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条件下进行的。
此次抗震救灾,展示了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许多新特点,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风貌。
第一,党和政府反应敏捷,处置及时,指挥有力有序有效,彰显了应急处置能力的提高。
近年来,总结历次灾害事件的经验,党和政府加强了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建设。
国务院制定了106个不同类型的应急预案。
地震一发生,党和政府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刚从河南考察回来的温家宝总理,在赶往中南海途中,第一时间折返机场奔赴灾区。
16时40分飞机起飞后,立即在飞机上召开会议部署工作。
当晚,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温家宝总理在灾区视察,直接指挥抗震救灾斗争。
16日,胡锦涛总书记又赶赴地震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奋战在一线的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一级响应。
地震发生13分钟后,军队应急机制就全面启动。
在接到国家地震局震情通报1分钟后,总参就下达了使用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预先号令,15分钟内通知空军做好动用飞机的准备。
1小时内,成都军区位于震区附近的部队展开救援。
2小时7分钟后,成都军区两架察看灾情的直升机冒雨起飞。
3小时内,就有12000人的部队进入震区各县市展开抢险。
数日之间,先后投入抗震救灾的部队总兵力达13万多人。
这种在指导思想和实际举措上的快速反应,赢得了抢救生命最宝贵的时间,成为这次抗震救灾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充满人间关爱,始终以人的生命为重,进一步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地震一发生,党和政府就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胡锦涛总书记指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指出,要把抢救被困群众放在第一位。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施救。
温家宝总理在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现场大声呼唤:人命关天,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
这一斩钉截铁的要求,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关爱,成为抗震救灾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
所有的部队、组织和人员,都把抢救生命奉为第一位的天职。
在深山,在密林,在残垣断壁中,在废墟下,人们竭尽全力寻找着生命。
短短的72小时黄金时间,每分每秒都在敲击着救援者的心灵。
所有的人们都在与时间赛跑。
在宝贵的72小时之后,仍然不放弃努力,接连创造了一个个生命的奇迹。
当把伤员从瓦砾堆里抢救出来后,医疗、救护、防疫、吃饭、住房、生活、心理等一系列问题又及时提上日程。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求,各级政府逐一加以解决。
从一开始,抗震救灾的每一项举措、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
人与人之间,处处表现出真挚的相互关爱。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实的话语,体现出人间真情。
处处、时时、事事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精神,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
第三,信息公开透明,以最快速度将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公诸于世,彰显了对人民和世界的坦诚。
发展政治民主,推进信息公开,更好地利用媒体与公众交流,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了新的更加充分的体现。
地震一发生,新华社及各大网站,立即授权公布了地震消息。
各大媒体第一时间选派精兵强将奔赴灾区一线采访报道。
中央和各地权威部门,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手机短信等,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震情、灾情,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全面报道抗震救灾。
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新震情统计数据。
互联网上,实时更新地震伤亡人数。
相关地方政府,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发出上百万条安民信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受灾地区政府每天举行发布会。
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安定了人心,凝聚了力量。
中国政府和新闻媒体这种坦诚、透明的态度,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好评。
第四,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志愿行动自觉快速,彰显了社会活力和公民责任的增强。
改革开放30年,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这种建立在改革开放基础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迸发出来。
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心被灾情牵动着,纷纷慷慨解囊,以各种形式开展捐赠活动。
得知灾区伤员多、运力不够,12日晚,千余名成都出租车司机自发前往都江堰抢运伤员。
一路上,所有出租车开灯疾驶,汇成了一条灯的长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递着爱的光辉。
救援现场,活跃着一支14万多人的志愿者队伍。
他们从天南地北自发赶来,穿着各式服装,操着各种口音。
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不计报酬、不怕困难、不顾危险,积极参与抢救护理伤员、心理抚慰调适、排查灾害隐患、维护社会稳定等,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种形式的志愿义举,不仅彰显了人道主义的光辉,而且体现了现代公民的责任感。
这当中,蕴涵着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活力的提高。
二、抗震救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地震,是一种综合性自然灾害。
对于这种巨大的自然力量,人类目前还无法阻止,但我们必须而且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它所带来的灾难。
在灾难发生之后,正是不屈的抗争,显示了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积蓄起来的、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力量。
第一,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增强了抗震救灾的物质力量。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动用解放军、武警部队10多万人,公安干警、消防官兵和特警数万人;出动各种飞机数千架次,解救被困人员、运送紧急物资;先后向灾区运送食品、瓶装水等生活物资上千吨,向灾区调运救灾帐篷数十万顶、被子数百万床、衣物数千万件、燃油数十万吨、煤炭百万余吨。
灾区的过渡安置房现已安装数千套、生产地已发运和待发运数十万套。
截至6月10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234.5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89.09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5.49亿元。
中央决定,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安排250亿元用于当前抗震救灾的各项支出,并将根据需要增加投入。
今年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重建基金,明后两年中央预算还要再作相应安排。
地方政府也将及时调整年度财政预算,增加抗震救灾资金投入。
所有这些,都是抗震救灾不可缺少的物质力量。
没有这些可以紧急调用的物资,没有必要和足够的物资储备,没有分布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生产网点,没有水陆空可以综合使用的运输力量,把这么多的人员、物资调往灾区,送到老百姓手里,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
正是始终不渝地抓住发展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才有了较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才有了较大的增强,才能在地震灾害到来之时组织和动用这么巨大的物质资源。
第二,大力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极大提高了抗震救灾的技术水准。
这次抗震救灾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先进的设备,运用了各种先进的技术,不仅使抗震救灾的指挥部署更加科学,而且使抗震救灾的措施更具技术含量,从而,使抗震救灾的行动更加合理与有效。
来自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的救灾部队,包含了地震救援、侦察、通信、工程、防化、测绘、气象、医疗防疫、修理等20余个专业兵种。
涉及范围之广、各种力量之多、投入速度之快,均创我军抗灾的历史记录。
公安部紧急抽调消防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救援工具前往灾区。
国家地震局的专业救援大队,所用的是专门和先进的救援设备。
无论国内的救援队还是国际的救援队,我们都可以发现,先进的生命探测仪在准确判定生存者的方位、提高救援的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电话线路全部中断的情况下,为了恢复通信联系,指挥部紧急调运了大批移动通信机站和卫星电话。
有关方面向灾区空投了手机、收音机。
地震部门坚持24小时不间断地跟踪监测地震序列活动,增设流动观测站,密切监视震情发展,加强趋势会商研判,全力做好余震防范工作,实时跟踪震情的动态变化。
所有这些,再一次印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抗震救灾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第三,注重发展文化软实力,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参与度和国家凝聚力。
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迸发出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灾难来临的瞬间,多少人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生与死的边缘,多少人将死的选择留给自己。
大灾之中,显示了感人肺腑、大爱无疆的人间真情。
都江堰小学9岁孩子许中政和同学们压在了废墟底下。
一片黑暗中,为驱赶恐惧,他唱起了国歌。
北川中学,靠呑墨水维持生命的孩子们在坍塌的废墟下歌唱:“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3.从经济危机看神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政府所代表的利益：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代表着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代表的某一集团的利益。
这是中国可以有效避开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以美国为例，布什家族一向带表的是一些石油大亨及一些武器制造商的利益。
其执政其间内的主要国策也是围绕着这些利益而产生的，比如其执政其间内发动的战争，或他刚上台宣称退出《京都协议书》等，也很生动的说明了其利益所在。
而这些，并不能直接提高其国民的生活水平，对于国民的生活需求，但只能通过一些其它的刺激手段来进行，从而产生了各种泡沫，发生次贷危机也是必然。
而中国政府责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国策也无一不说明这一点。
比如三农政策的正确实施，产业的战略转移等，所以最终效果便是中国人民可以很有效的避免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对市场经济，没有比马克思说的更深刻的了。
资本的趋利性便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弊端。
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切是为了让资本得到流通，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是其附带所用。
而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投资政策，则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等，这些投资真正的做到了有的放矢，最后带来的结果则是资本得以更加有效的流通，从而带来了更多的财富。
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则本末倒置，难免会出现大问题。
3、从政府职能看：西方政府的职能是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财富，对于那些没有资本的多数人而言，只是这种职能的牺牲品。
而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能便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或许有些人还有所怀疑，但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来看，最受益的，仍然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在这方面印度则是很典型的反面例子。
4、从一党专政这一执政纲领来看，中国政府摆脱了西方的那种朝令夕改的局面，即保证了政策的长久性，也保证了社会稳定。
很走美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些问题，国家动荡混乱、政策难以上行下效。
远的不说，就看我们的台湾省，两党把整整一个亚洲四小龙搅得乌烟障气。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来讲，哪个器官都非常重要，但只有心才可以主宰神明。
而一心才可以办大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吻合了中国的哲学嘻嘻，国家好政府才好嘛
增强法制教育 共建平安校园 的演讲稿
增强法制教育 共建平安校园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增强法制教育，共建平安校园”。
首先让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全国每年有近1.6万中小学生因交通事故、食物中毒、溺水等原因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的中小学生平均每天达40多人，而其中位居首位的，就是交通死亡人数。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走在马路上，会时不时地发现有人闯红灯，有人逆行车，有人边骑车边听音乐，有人骑车带人等违反交通规则，而这些随意的忽视交通安全的行为，往往是酿成事故的隐患。
青少年学生除了交通安全意识不强以外，因防范意识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缺乏，也还存在着违法犯罪的现象。
有一些青少年法律纪律观念淡薄，屡教不改。
认为：只要自己不去杀人放火就行了，犯点小错误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小时偷油，大时偷牛。
”这就告诉了我们：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没有良好的法律纪律意识，会渐渐腐蚀自己的心灵，就会使自己经常情不自禁地犯错误。
仅仅依靠社会、学校、家长的保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同学都要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增强遵纪守法观念，时时刻刻把“安全”二字放在心中，随时随地为着我们的安全而约束自己的行为，机智勇敢地处置遇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或危险。
总而言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无法则不能立足于世界，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威信。
爷爷更是在1986年指出：加强法制重要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法制教育。
因此，我们每位中学生都应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
同学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知法守法，与法同行，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经之路。
生命无疑是可贵的，它带给我们激情与活力。
同样，它给了我们展示一切才能的机会，让我们的生活可以绚丽多彩。
同学们，让我们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优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共同创建一个平安的校园。
话说千古风流人物的资料?
曾经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对中华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 或侠肝义胆的英雄,或聪明过人的智者,或才华横溢的文人```列出十位,排座次,说理由,再每个人配一段 一二百字 的简介 十、项羽： 项籍，字羽，中国古代第一猛将，司马迁《史记》中为十二本纪之一，成为中国正史以非帝王身份入本纪的第一人。
项羽少有大志，力能举鼎，自言：“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又有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京剧《辕门射戟》中，吕布有一段摇板转二六的唱段，第一句是“将军休要逞刚强，刚强怎比楚霸王。
”可见连吕布都敬畏项羽。
他仅以八千江东子弟兵起事，后拥兵数十万，号称“西楚霸王”，先灭秦，后与刘邦争天下，败于九里山前，终于乌江自刎，却留下一段霸王别姬的千古佳话。
可称得上既有英雄之气，又有儿女深情，算得上风流人物 九、李牧 他的赫赫功业是对匈奴的战绩上，李牧是赵国人，赵国一直受匈奴威胁。
赵军屡败于匈奴，以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知耻而后勇。
赵军从装备和作战方式上高度学习匈奴，建立了让六国震惊的骑兵部队。
李牧真正意义上的与匈奴一战只有一次，但仅仅是这一次，就打的匈奴几乎十年不敢南下。
此战中李牧将孙子兵法的智慧发挥到及至，先是连败五阵，丢弃牛羊辎重无数，将匈奴主力从他们擅长的草原引诱到汉人所擅长的长城外围来进行决战，并以示弱于敌的手段麻痹对手。
接着火速出击，深夜集合人马，夜袭匈奴大营，把那些在马上纵横的匈奴骑士在睡梦中杀死。
同时重装战车包围匈奴营地出口，以密如蝗虫的箭矢射杀匈奴逃亡者。
此战打的匈奴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几年难以恢复元气。
重要的是，此战是汉族军队步骑车兵协同作战的经典战例，为日后汉政权与匈奴作战提供了经典战例~ 八、秦始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建立了影响至今的中央集权体制。
铁腕的始皇征民纳税，大兴水利土木。
他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与文字。
强大的秦朝名播海外，外国以秦（支那）来称呼中国。
他是中国第一位声誉震全球的政治家，也是第二位最有名的君主。
在中国古代君王中，最负国际声誉的当推汉武帝。
在西方人看来，他是古代中国巅峰状态的万世一君，是中国最有作为的帝王。
他敬奉儒学为官方学说，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
他扩疆开土，征服长江以南大片土地与朝鲜一部分，并打开了在中西交流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丝绸之路。
他使中华帝国达到了同期罗马帝国的强盛程度。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他堪称中国的凯撒、亚历山大或屋大维。
六、诸葛亮 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千古良相”的典范。
父母早亡，由叔父玄抚养长大，后因徐州之乱，避乱荆州，潜心向学，淡泊明志。
后受刘备三顾之礼，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策动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
蜀汉建立，拜为丞相。
刘备伐吴失败，受托孤于永安，辅佐幼主，外联东吴，内修政理，南征平叛，北抗强魏。
为完成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先后五次进攻魏国，在治国、治军等方面发挥了非凡的才能，是以民用其力，百姓不忿；又推演兵法，作“八阵图”，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与名将司马懿、张郃等交锋，屡操胜算，最后一次北伐时采取分兵屯田之策，与司马懿大军相持百余日，但不幸因积劳成疾而逝世，享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
其“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怀念。
五、林则徐 林则徐是中国清代爱国政治家、思想家、诗人。
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缴获和焚毁大批鸦片，并粉碎了英国侵略者的多次武装挑衅，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就连头号鸦片贩子英国商人在如此清廉的钦差大臣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
在中国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
” 林则徐官场40载，行迹踏遍14省，统兵40万，到头来仍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正如晚年他在《自定分析家产书》中所述：“田地家产折价三百银有零”，“况目下均无现银可分
”实在令人可钦、可佩
所有这些，正如他故居厅堂悬挂的那幅亲笔所书的格言所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 四、李白 也该有个文学界的风流人物了~ 李白,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 其诗风雄奇豪放, 想像丰富, 语言流转自然, 音律和谐多变. 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私素材, 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 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
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凛然傲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文人志士。
他的诗歌的豪放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出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一位旷世奇才，有不可更替的不朽地位。
三、岳飞 契丹人有句老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
此话印证了女真人战斗力的强大。
但如此的神话却被一个叫岳飞的中国人打破了。
谁说女真满万不可战，十万金军照样在岳家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而且还是女真人最擅长的野战，而且岳家军每次的参战兵力还远远少于女真人。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岳飞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况下抗战的，今天的人更难想象，堰城大战两万岳家军击败女真人精锐的辉煌是怎样书写出来的。
那是中国人勇敢反抗外来侵略的铮铮铁骨，那是中国人在忍受了近百年异族欺压后发出的强国之音
金朝大将金兀术感叹“从军二十年，未遇如此之劲旅也。
”女真人更是在民歌里悲哀的唱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 二、孔子 孔子是最具国际影响的中国人。
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一个诸侯国里。
他希望当时分裂的中国能重视出现统一强大的中央权力，主张上层阶级以礼、仁政、德行来维持统治，全体人应遵从忠于天子、孝顺父母、友德朋友的信条，妇女应对丈夫忠贞服从。
但他未能把他理想与理论变成现实。
在他死后七百年，汉武帝正式把他的学说奉为唯一的官方学说。
自此，历代帝王纷纷效法。
到公元7世纪，唐朝大兴孔庙，孔子被奉为半人半神的圣人。
这种习俗沿袭约一千三百年。
在西方人眼里，孔子是中国传统的象征。
他的思想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相当影响。
孔子思想对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也有过重大影响。
一、周恩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建国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并在外交上有卓越的表现，被国际上称为最难对付的政治家!在职期间日理万机，勤俭朴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死后没有任何的存款,也没有留下一子半女，甚至连骨灰都撒入大海，这样的廉洁是无人能比的，可以说他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他的一切，他的智慧、他的忠诚、甚至是他的生命，风流人物第一名，除了总理还能有谁
叙述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
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忻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
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
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奕欣（1832－1898年），爱新觉罗氏。
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
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
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
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
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
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
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
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
他崇尚程朱理学。
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
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
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
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
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
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
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
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
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
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
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
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
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
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
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
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
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
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
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
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
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
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
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
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
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
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
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
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
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
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
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
次年因病退职死。
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
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
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
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
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
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
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
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
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
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
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
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
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
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
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部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
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
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
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
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
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
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
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
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
1873年1月成立。
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
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
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
战后迁回上海。
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
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
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
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
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
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
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
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
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
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
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
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
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学生最多时达120人。
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
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30余年的洋务运动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
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
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
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
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
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
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
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
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
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
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
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
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
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
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
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
“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
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