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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
中山陵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1961年成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成为首批国家5A级景区。
中山陵位于南京市东郊钟山风景名胜区内，东毗灵谷寺，西邻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石阶、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从空中往下看，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
中山陵各建筑在型体组合、色彩运用、材料表现和细部处理上均取得极好的效果，音乐台、光华亭、流徽榭、仰止亭、藏经楼、行健亭、永丰社、永慕庐、中山书院等建筑众星捧月般环绕在陵墓周围，构成中山陵景区的主要景观，色调和谐统一更增强了庄严的气氛，既有深刻的含意，又有宏伟的气势，且均为建筑名家之杰作，极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陵”。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平（北京）逝世，举国悲痛。
孙中山逝世后，他的遗体历经了磨难，在守灵人尽职护卫下，才免遭不测。
孙中山逝世前，曾经吩咐葬礼仪式和棺木式样仿照列宁的格式，让民众瞻仰遗容。
可当孙中山逝世时，苏联赠送的玻璃钢棺材没能及时运到，只好暂时安放在西式玻璃盖棺木棺内，停放在北平香山碧云寺石塔之中。
1925年3月30日苏联政府送来玻璃钢棺材时，孙中山的遗体已入殓半个多月了，由于防腐措施不当，遗容不能再供后人瞻仰，只好改为土葬。
1925年4月4日，在北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筹备安葬事宜，推举张静江、汪精卫、林森、于右任、戴传贤、杨庶堪、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叶楚伧、林焕廷、陈去病12人负责孙中山的葬事工作，为葬事筹备委员。
[1] 4月18日在上海成都路广仁里张静江家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据记载，从1925年4月18日到1929年6月18日，葬事筹备委员会一共召开了69次会议，诸如孙中山先生的葬事经费（包括陵墓工程经费）的筹集、中山陵设计图案的征求、陵墓工程承包人的选定、中山陵园的造林和绿化以及孙中山先生的灵榇由北京迎归南京安葬等等，这一系列的大事，曾多次经葬事筹备委员会详加讨论，作出决定，付诸实施。
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几次到过紫金山。
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与胡汉民等人到紫金山打猎。
他看到这里背负青山，前临平川，气势十分雄伟，笑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抷土，以安置躯壳尔。
[1] 孙中山先生灵榇暂厝碧云寺。
孙中山早就表示希望百年后葬于紫金山，在弥留之际，仍以归葬南京紫金山嘱咐家属及侍疾者。
孙先生有遗嘱：“吾死之后，可葬于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
”遵照孙中山遗愿，灵枢暂厝于北平香山碧云寺内，在南京钟山修建陵墓。
陈运和诗《中山陵》有名句：“一生就是屹立的一座中山陵，我有幸登上你生命的终点”。
[1] 遵照孙中山归葬南京紫金山的遗愿，葬事筹备委员会成立前，北京治丧处就已派林森往南京初勘葬地。
林森回北京后向治丧处作了汇报，由治丧处代表与段祺瑞政府接洽。
[1] 1925年4月4日，北京政府秘书厅致电南京督办卢永祥、江苏省长韩国钧，令其妥为照料。
葬事筹备处成立后，首先由家属及葬事筹备处代表林焕廷、叶楚沧等实地勘察墓址，并确定工作顺序进行。
（一）确定墓址；（二）测量墓地；（三）交涉圈地；（四）征求陵墓图案；（五）决定陵墓图案；（六）招标包工；（七）兴工。
[1] 4月21日晨，宋庆龄、孙科等由上海抵京（南京），上午出席了南京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下午即赴紫金山。
先至虎山，这是明孝陵西侧的一座小丘，地势较低，不宜作墓址，随即登山向东行，至小茅山，途中发现有两处小坡，都高出明孝陵，当天未能作出决定。
第二天再次登山，由山顶至小茅山万福寺，这座寺庙位于如今中山陵东北的一段平台上，从山顶上看，发现紫霞湖上也有一处平台，但面积较小，不合用。
宋庆龄表示墓址不宜选在山顶，应建于南坡平阳处，实地勘察之后，便回上海。
[1] 4月23日晚，葬事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确定紫金山中茅山坡为墓址所在地，并决定派主任干事杨杏佛赴宁接洽圈地、测量、照相，做好建陵准备工作。
在选址、圈地的同时，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1925年5月2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确定奖金总额为5000元。
之后，由孙科及主持工程的常务委员宋子文的代表赫门起草《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5月13日在葬事筹备委员会议上通过，并从5月15日起登报公布。
原定8月31日截止，为期3个半月，后来因海外应征者要求延期而延至9月15日截止。
[1] 到9月15日止，共收到应征图案四十余份，全部陈列于上海大洲公司三楼，从9月16日起到9月20日止，由葬事筹备处敦请评判顾问到陈列室阅览评判。
评判委员会成员包括全体葬事筹备委员、家属代表，并聘请四名专家为顾问，即土木工程师、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
[1] 1925年9月20日，在上海四川路大洲公司三楼召开了葬事筹备委员及家属联席会议，对应征图案进行评判。
出席会议的有宋庆龄、孙科及夫人、林焕廷、叶楚沧、孔祥熙、陈去病、杨杏佛。
特聘评价顾问也都在前一天写了书面评判报告，由杨杏佛在会上报告了顾问们的评判结果，大家对第一、第二两奖意见一致，但对第三奖有不同看法，最后表决，通过了得奖名单：大奖吕彦直；二奖范文照；三奖杨锡宗。
名誉奖：1.孚开洋行乃君（Cyrill Nebuskad）；2.赵深；3.开尔思（Francis Kales）；4.恩那与佛雷（C.Y.Anney and W.Frey）5.戈登士达（W.Livin Goldenstaedt）；6.士达打洋建筑公司（Zdanwitch and Goldenstaedt）等。
[1] 得奖者由葬事筹备委员会发函通知，未得奖者每人赠送一幅孙中山遗像及著作，以示感谢。
同时，在《民国日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布评判结果。
从9月22日到9月26日止，公开展览5天，每天都有一千多人前来参观。
上海的各家中西报纸都发表文章加以评论，称誉这次悬奖征求陵墓图案是历史上空前的建筑设计比赛。
[1] 9月27日下午4时，筹事葬备委员会在上海成都路广仁里张静江家中再次开会，详细审查比较了吕彦直和范文照设计的陵墓图案、说明书及估价表，一致决定采用吕彦直设计的陵墓图案，并聘请他为陵墓建筑师。
[1] 吕彦直方案平面图吕彦直设计的图案，平面呈警钟形，寓有“唤起民众”之意，祭堂外观形式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整个建筑朴实坚固，合于中国观念，而又糅合西方建筑精神，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符合孙中山的气概和精神。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墓图案，融汇中国古代建筑，诸如斗拱、檐椽、券门、歇山式屋顶等民族风格，同时又吸取西方建筑，如灵堂重檐歇山式四角堡垒式方屋，既庄严简朴，又别创新格。
特别是其全局平面图呈一警钟形，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
中山陵的建筑剔除古代帝陵的神道石刻，保留了“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
墓室在祭堂之后，与祭堂相通，人可由祭堂入墓室瞻仰。
[1] 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在评判报告中称赞吕彦直的设计图案“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
吕彦直被聘请为陵墓总建筑师，由陵墓样稿得奖者、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施工。
1929年3月18日，吕彦直主持建造中山陵积劳成疾，中山陵墓工程还未告成，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年仅36岁。
[1] 1930年5月28日，为了表彰吕彦直为建造中山陵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为吕彦直建纪念碑，地位、大小与奠基石相同。
此碑由捷克雕刻家高琪雕刻，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下部刻于右任所书的碑文：“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1929年1月14日奉安委员会成立。
1929年1月18日在国民政府会议厅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确定在国民政府组织办公处，开始办公，积极开展了迎榇奉安的各项准备工作。
南京修筑了一条迎榇大道，自下关江边的中山码头，经鼓楼、新街口、中山门直达中山陵，全长15公里，其中由中山门至中山陵的一段长三公里，由葬事筹备委员会负责修筑。
当年5月孙中山先生移灵奉安的一切准备工作分别就绪。
[1] 1929年4月23日举行，国民政府以何应钦为“总理奉安迎柩总指挥”。
1929年5月10日下午3时，迎榇宣传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途经滁州、蚌埠、徐州、充州、泰安、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均作较长的时间停留，于5月21日下午6时抵达北京。
[1] 1929年5月26日，遗体从北平迁往南京，当时就在这卧像下5米左右处安放了从美国定购的紫铜棺。
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柩由北平运抵首都南京。
三天公祭结束后，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
1929年6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将孙中山的遗体迁葬于南京钟山。
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组织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葬事筹委会是日撤消，一切经手事项移交总理陵管会办理。
1931年，全陵工程次第落成，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
1938年，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实业局园林管理所在其下设伪中山陵园办事处，暂时维持陵园现状。
1942年4月6日，汪精卫指定褚民谊等组织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负责名义上的日常工作。
1945年8月17日，重庆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派出首批人员回南京接收伪国父陵园，恢复陵园的正常工作。
1946年7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原《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即废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遂改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
在动荡的局势中，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只做了一些小的修缮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曾想将遗体迁往台湾，但由于爆破墓穴势必会损坏遗体，因而作罢，至今80余年，遗体一直安卧在中山陵墓穴内。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8月前，中山陵园属于军管时期。
1949年8月，改称“中山陵园管理处”，隶属于南京市政府园林管理处。
1950年，刘伯承任南京市长时，特地从云南运来2万株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这里。
1951年7月成立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
同年9月，成立整风委员会分会，由高艺林任主任委员。
1958年4月，园林管理处并入南京市城市建设局，管理委员会也隶属于城建局。
1960年12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晋谒中山陵。
那时，为了支援农业，有关部门向陵园索取木材，紫金山的森林被大量砍伐。
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山陵园不仅是南京市的、江苏省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定要保护和管理好”。
第二天，采伐工人就全部撤出。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中山陵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筹备委员会”，拨款100万元全面维修中山陵。
维修工程替换了所有损坏的琉璃瓦，全面翻修了墓道，整修了陵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6月城建局撤消。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博爱坊匾额上的“博爱”两字和墓碑上的国民党党徽被红卫兵认为是“四旧”，被迫錾掉，祭堂和墓室屋顶用彩色马赛克镶嵌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案也被凿除，改用水泥粉刷。
祭堂北墙上的蒋介石手书《总理遗训》、胡汉民手书《总理遗嘱》、谭延闿手书《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被磨平。
1968年4月成立了中山陵园革命委员会。
1970年1月22日，江苏省革委会决定以中山陵园为范围，增设钟山区，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陵园隶属于钟山区革委会。
1975年4月，市革会决定撤销钟山区，陵园管理处划归南京市城建局领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奉安50周年时国家文物局拨款整修中山陵，陵园管理处维修了下水道，全面整修了台阶，并处理了渗水的建筑缝隙。
1981年6月至9月，为准备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中山陵管委会开始着手修复在文革中受到破坏的部份。
恢复了“博爱”匾额石刻，修复了祭堂和墓室的国民党党徽与中华民国国旗图案，并对刻字重新贴金。
墓碑上的国民党党徽原为阳刻，恢复时只能改为阴刻。
198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2] 同年8月，市委、市政府将中山陵从市城建局划出，为市属局一级单位，全民事业性质不变。
1986年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时，中山陵再次维修，处理了灵堂屋面漏水、围墙开裂等问题，并进行了琉璃瓦的更换、铜椽除锈、陵门铜制门窗修复等工作，1987年完成。
陵园路1996年6月，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宁委发（1996）19号文“中山陵园管理处”更名为“中山陵园管理局”，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此时的中山陵园在保护、恢复现有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开辟新的景点、景区，把山水风景、文物建筑、名胜古迹及人造园林艺术融为一体，呈现出一个多功能的旅游风景区。
1997年被国家旅游局首批命名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
[2] 2007年5月8日，南京市钟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风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3] 2009年，中山陵园对中山陵主体建筑、附属纪念建筑等进行大修，更换了全部蓝色琉璃瓦。
[4] 2010年11月12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中山陵陵寝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每周一关闭维护。
[5] 2011年6月，中山陵进行短期保养，为期20天，对祭堂坐像底座上的浮雕进行了修复。
牡丹江出租.车罢..工还没有恢复营运，为什么人民报却说回复营运啦
只有几台车上道了，他们这么做就是替政府挽回面子，稳定民心，哪有说实话的呀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红军（我记得是胜利的了）请尽量详细点。
。
。
谢谢
从三零年十月起，蒋介后调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即瓒第18路孝忱新编第13师、罗霖第77师、公秉藩新编第5师（后改第28师）、谭道源第50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周志群新编第14旅，及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向中央根据地的红1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1方面军有第1、第3两个军团，共约四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
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十月十旬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1方面军总部于十一月一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准备。
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十一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胜利信心。
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十一月五日，敌人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了个空，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
红1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就我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退却”，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
十二月一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
在我集结地域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
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1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他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 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红1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
由于第50师不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
十二月二十九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
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
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
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被歼半数，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大学各学院里面党委书记的职责
我国行政监现状与发展趋向(2006-09-10 08:22:04)▼标签：杂谈摘要：行政监督个国家监督要部分，也是现代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对于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促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提高行政效能，起着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
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能建设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和权力运用过程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对推进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行政监督 现状 趋向正文：所谓行政监督，是具有法定监督权的国家机关。
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国家公务官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观察。
评价督促，检查，及纠正活动。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体系，发挥了较为全面有效的监督功能。
但还存在一系列明显的缺陷，“漏监”、“虚监”、“难监”比比皆是，反映了我国的当前行政监督存在意识模糊、形式失调、程序不畅、方式单一、对象失衡等失范现象。
为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努力转换薄弱环节，寻求整体优化机制。
在现阶段的实践中，行政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尝试已初见成效，这将成为我国行政监督发展和完善的基础。
伴随着政府事务规模的增长与行政集权化的发展，行政权力在现代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制的吁求也因此越来越强烈。
从法理上讲，在我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系中，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行政机关发挥着非常活跃的统治和管理功能，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功能。
行政机关在从事大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行政权也从授权立法、兼行部分准司法权、扩大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表现出广泛性、主动性的特点。
因此，加大行政监督力度、改善行政监督结构、增强行政监督实效以保障行政机关准确、全面、高效地依法行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现有行政监督体系的基本架构 在我国，行政监督一般是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公民等主体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的监察、检查、督促和指导。
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弹纠不法、增进效率、优化政府形象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从而有力地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的廉洁化、法治化和高效化。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因此，新中国建立伊始，就注意从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创设行政监督体制。
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治体制转入过度集权化阶段，行政监督缺失必要的外部民主环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行政监督基本上处于弛废状态。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而逐步形成的。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约束体系，主要包括主体体系和对象体系两个方面。
第一，从主体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看，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由行政组织外部的异体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的同体监督两部分组成。
外部监督是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权力与非权力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其中外部权力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行政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实施的行政监督；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实施的行政监督。
外部非权力监督包括：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行政监督；社会群众及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各人民团体（工、青、妇等） 、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以及新闻媒介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
内部监督可以划分为专门监督和非专门监督两类。
内部专门监督，主要是指政府专设的监督机构实施的行政监督以及各类专业性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物价监督和质量监督等专业性行政监督。
内部非专门监督，包括：上下层级监督，即各级行政机关及其主管按行政隶属关系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直线监督；平行部门监督，即政府职能部门就其所辖事务，在自身权限与责任范围内对其它相关部门实施监督。
第二，行政监督的对象是与行政主体及其活动相应的一个综合体系，涵盖了政府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
从结构上看，容纳了整个行政组织、行政机关和全部行政人员；从功能上看，涉及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职能的各个领域；从过程上看，包括信息情报、政策抉择、计划规划、指挥协调等所有行政行为及其产品。
在厘定行政监督体制基本架构的基础上，不难发现，现阶段我国行政监督具有面广量大的宏观总体特征，在实践中发挥了“保健”与“治病”的双重功效。
从理论上讲，监督客体的公开性、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监督内容的广泛性，有利于充分体现监督的人民主权原则、经常监督原则和公开监督原则；外部异体监督和内部同体监督的结合，有利于形成全面复合的监督网络，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
但现实中，由于整个监督体系庞大而杂乱，以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漏监”、“虚监”、“难监”现象比比皆是。
二、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思路 我国行政监督的制度化、体系化发展在促进政府依法办事、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务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行政管理中凸显出来的政令不畅、机构庞杂、决策失误、人浮于事，以及行政人员寻租腐败、假公济私等现象，都标示监督体制的无能低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国行政监督缺位、滞后和监督不力的问题集中于机制关系和人员素养两个方面，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
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整个行政监督系统群龙无首，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
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于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信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
我国行政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等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和监督客体并列的关系，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实质性任命。
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严重削弱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
现阶段行政监察部门与同级纪委合署办公，进一步限制了行政监察权的行使。
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
第三，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
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不够，很少真正撤消或改变下级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
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社会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
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行政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使，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很不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
此外，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行政监督活动单一化，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行政监督的思想认识不到位，有关行政人员和行政领导监督意识淡薄，疏于监督或被监督，等等。
对于上述行政监督中的许多现存问题，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积极加以改革和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应加强总体协调，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要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和职务行为切实受到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有效监督，使不同主体的监督体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整个行政监督体制坚强有力，就必须明确规定各种监督体系之间的职能界限和层次关系，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不同监督机制间的重叠、冲突和制肘，增强和突出行政监督的整体合力和效能。
有学者提出可以设立“全国监督联席机构”，以共产党为首，形成纪委、人大、政协和国家监察部门四大监督机构的合力，并领导和协调全国行政监督工作。
第二，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切实处于监督主体的监督之下为前提，并且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和干扰，以保证监督主体能充分行使监督权，保证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从世界各国已有的监督机构及其发展趋势来看，监察机构的特点是其享有广泛的授权并具有独立性，它只向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负责，接受它们的领导，而不从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其编制也不纳入公务员系列。
”因此，必须重视实施独立的行政监察制度，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一个最高专门监督机构以替代监察部，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在此最高专门监督机构下设立地方各级监督机构，受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上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
这样有利于把宪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于同级政府的监督权落到实处，同时可以保证国家监督机构的独立性。
虽然在各级人大法定权力进一步归位之前，这一新的监督建制不可能有非常理想的效果，但至少可以使行政监督机关（监察机关）在组织上不再隶属于同级行政部门及其领导人员。
第三，加强行政监督的法治化，尽快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监督工作条例》、《新闻法》、《国家公务员监督法》、《反腐败法》和《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法》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使各类行政监督具有明确具体的主体权限、法律依据、程序和手段。
目前，《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贯彻，在规范政府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从现实情况看，还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尤其是行政监督法规急需制定。
在八届人大期间，共有29个议案、1100多名人大代表先后呼吁制定《监督法》。
在1998年“两会”期间，共有11个要求制定《监督法》的议案。
（注：刘卫东：《他们的提案：与舆论监督有关》，《南方周末》 2000年3月3日。
）2000年“两会”期间，也有不少要求制定《舆论监督法》、《举报法》和要求实行领导干部储蓄实名制的议案。
这表明进一步推进行政监督的法治化已成为民意所向。
此外，行政监督体制的改进，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的监督权威。
虽然我国人大的实际地位在近年有所提升，但离法定权力还有较大的差距。
应该继续完善人大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发挥质询、弹劾、审查、撤消等监督形式的作用。
要加强行政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创造条件使社会各界能切实参与行政监督活动。
应进一步提倡媒介舆论监督，努力发挥大众传媒监督时效性强、威慑力大和辐射面广的优势。
三、我国近期行政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及其价值 任何一个政治——行政体系，都不仅要把民主与效率作为一种必须尊重的基本价值，而且要承担如何实践民主与效率的现实问题。
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许多积弊，改革和完善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薄弱环节，优化制约机制，努力推进政府行为的民主化、法治化与高效化。
虽然我们尚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监督中的主要问题，但在现阶段的改革实践中，中央和各地行政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尝试已初见成效，这将成为我国行政监督发展的基础。
除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程序规范等重要法律与制度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制度创新： 第一，政府采购制度 我国引入政府采购的观念和做法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1998年10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政府采购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
政府建立采购制度的实践活动，不仅节约了政府行政开支，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廉政建设。
政府采购是政府行政机关和其它直接或间接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为实现政府职能和公共利益而使用公共资金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一般采用以招标程序为主的、适用具体采购条件的一揽子采购方法。
政府采购的实质，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能成本的认可和制约，是要体现市场经济权利平等、程序公正的原则，使所有市场主体在政府采购中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使政府不能无规则地任意处置公共财产，使公众有权利了解和监督公共财产的使用。
我国在理论上缺乏契约观念传统，民众作为纳税人缺乏公共资金托管人意识。
在实践中，对公共资金管理存在监督不足的体制性问题，行政腐败由此滋生。
政府采购制度的尝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监督缺位。
当然，目前各地的政府采购制度尚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又称领导干部离任审计。
199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规定县级以下领导干部（包括行政领导干部）任期届满，或任期内办理调任、转任、轮岗、免职、辞职、退休前，应当接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在此之前，全国许多地方已通过地方立法或以党委、政府联合发文的形式，规定了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所谓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对其所在部门、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性法和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责任，包括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
对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或者财务收支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决算；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支出和管理情况；专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及保值增值情况；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等。
在对上述情况进行审计的基础上，可以查清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财政、财务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分清领导干部对本部门、本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中不真实，资金使用效益差以及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问题应当负有的责任；查清领导干部个人有无侵占国家资产，违反领导干部廉政规定和其他违法违纪的问题。
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的推行，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正确评价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促进领导干部勤政廉政。
第三，收入申报制度 1995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是我国首次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财产）收入实施监督和审查。
按照该规定，县（处）级以上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应该申报个人的收入情况。
（注：除了行政机关以外，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应申报个人的收入情况。
）申报的收入包括三大类：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和福利费等；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申报人向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对申报活动进行监督。
收入申报制度是向财产申报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是防止政府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舞弊的重要约束机制，对于维护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廉洁勤政形象具有重要价值。
国外的财产申报法具有很强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因此又被称为“阳光法”。
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一般都规定，政府官员上任前必须申报其动产和不动产，离任后必须再次申报其全部财产，并说明任职期间财产变化的原因。
公职人员申报财产后，由国家财产申报机关进行审查，并向公众和政府公布审查结果。
与此相比，我国实行的收入申报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从申报的主体而言，只规定党政领导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定期申报收入情况，将极容易发生腐败的乡镇一级政府官员排除在监督范围之外；从申报的客体而言，仅规定把工资、奖金和其它劳务收入列入申报对象范围，忽视了不动产和家属非法收入已成为许多官员不正当收入的主要形式这一事实；从申报的过程而言，政府官员在任职时与离任后都没有财产申报，而且对收入申报的情况缺乏审查。
第四，听证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我国的行政执法听证制度。
该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行政处罚法》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以来，许多部门和地区都依据该法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听证制度。
与《行政处罚法》精神相似，199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8年5月1日起施行）也确立了相应的听证制度，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听证制度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权力与权利的平等性，体现了政府的一切行为，在本质上都应是一种受制约的、须为公众认可的行为。
行政执法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内部人员主持，公开举行有各方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借以广泛听取意见的活动。
在听证过程中，行政相对方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处罚从事实和法理上提出异议，行政机关可以向有关各方公开其据以作出处罚的事实、证据以及法律依据，当事人双方还可以进行辩论。
这种公开透明的行政程序，可以强化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在更高程度上确保行政机关作出正确的处罚决定，化解行政争议，改善行政机关的社会形象。
第五，公示制度 公示制度是行政机关政务公开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政务公开在我国是一项新生的政府理念和做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在一些地方已逐步从单纯公布某些政府工作信息演变为一种制约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和决策程序。
政务公开的关键，是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开，通过赋予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从1996年7月开始，沈阳市率先推行政府行政管理公示制。
公示制是指政府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向社会公众明示自己的行政要件，包括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为时限以及违法责任、惩戒方法等，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府质量。
公示制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公开性，即最大限度地将政府决策与执行活动信息告之于众，借助公开化的社会制约机制监督政府行为；二是法制性，即公示制的创制与运行以法律、法规为依据，注重体现法制精神，强调依法公示，公示内容法定化、稳定化。
公示制有助于政府部门依托广泛的社会监督和参与力量，规范并整合自身的行政行为，提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以此比照我国政府行政民主化的现状，可以说，我国行政公示制的推行和完善还任重而道远。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各级监督机关在实施行政监督时，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如一般监督相结合，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对管理对象所施行的监督和专门机关在权限范围内对管理对象施行的监督。
再如纵向监督与横向监督相结合；经常性监督、定期或不定期监督相结合；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等。
由此，我国的行政监督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使整个社会沿着法制的轨道前进，行政监督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对行政的监督应该是一个由多方面组合起来的系统工程。
如果能够把这个在党委的领导下的以内部监督为基础、以人大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为辅助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多管齐下，形成合力，那么，行政监督活动就一定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寝室文化节主持稿特急
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
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
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
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
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
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
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
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
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
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
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
”在黄洋界上唱起了。
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
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
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 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
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仍无所畏惧。
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
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
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
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上，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
”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
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1929年底，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
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 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等马列主义著作。
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
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
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
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
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渴望许久的。
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 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
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准靶子放箭”。
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
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
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
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
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
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
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的分析是正确的。
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
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委员送棉衣 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
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
好在苦惯了。
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
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
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
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
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
1937年11月，徐肖冰那时刚参加革命，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任摄影干事。
有一天，组织上对徐肖冰说，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需要拍摄，具体情况到飞机场就知道了。
徐肖冰赶到飞机场时，人还很少。
等了一会儿，、周恩来、朱德、博古、肖劲光等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都到机场来了，飞机一到，徐肖冰还没反应过来，飞机上就下来很多人。
原来是苏联派专机把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送回延安，陈云也从新疆上了这架飞机，另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
那时徐肖冰到延安不久，很多人他并不熟悉，只好想办法让主席的镜头多一点。
看到徐肖冰拿着照相机比划，主席就说：“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然后他们很自然地站在一起（见第132页，徐肖冰摄）。
那时徐肖冰用的是小型、老式的相机，没有自动装置，也没有广角镜。
他只好离得远一些，以主席为中心拍照。
因为不熟悉，这次拍照险些把站在边上的王明圈在镜头外面。
刚拍完一张，突然有个外国人把徐肖冰拉到旁边，问：“你是哪里来的
”徐肖冰说：“我是后方政治科的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这个照片的。
”但这人半信半疑，恰好一旁有人认识徐肖冰，向他证明了徐肖冰的身分。
后来，徐肖冰才知道这人叫马海德，是个大夫，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一起到延安的。
但当时被他这么一搅，拍照的机会错过了。
当徐肖冰与马海德熟悉之后，就总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时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怀疑我，这事是你该管的吗
”马海德自己也觉得好笑。
)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2),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3)林则徐,禁烟运动,壮我中华. (4)李宗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
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
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 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
”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
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佟麟阁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
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
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一级英雄”王海大队长 人物小传：王海，山东人，1925年生，1945年入党，1946年入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的王海带领战友们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战绩，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他本人因击落击伤敌机9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王海和战友们平均驾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他们的对手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
但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王海和他的战友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强敌。
1951年11月18日下午，180余架美机分头飞至我方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我机奉命起飞迎战。
王海大队出动6架战机，向指定战区飞去。
“跟我进攻
”发现敌机正在向清川江桥投掷炸弹后，王海发出命令。
随之，编队从 6000米的高度直捣而下，瞬间就冲到了1500米处的敌机群中。
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乱作一团，丢掉炸弹，仓促应战。
见敌机采用“圆圈战术”，8 架飞机首尾相连，互相掩护，与我机兜起圈子，王海一声令下：“爬高占位
”我6架战机一起昂头，急速跃上高空。
紧接着，他们又一压机头，猛冲下去。
几次冲击，硬是冲破了敌机的“圆阵”。
王海抓住时机，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直到距敌机500米处才开火，打得敌机翻滚着坠向地面。
剩下的敌机一个个惊慌万分，四散逃窜。
战斗结束后，王海和战友编着整齐的队形返回基地。
这次战斗中，他们一共打掉了5架敌机。
王海大队一举成名。
南宋末年，元兵南逼。
宋皇从杭州败移福州。
景炎帝二年(即公元一二七七年)的春天。
文天祥为了抗击元兵，率师从闽西进军漳州，所闻福州失守，宋帝败逃海上，他只好西撤，翻越闽南与闽西交界的坂寮岭，退到险要的倒岭赶筑营垒，沉着应急。
元兵来势凶猛，紧迫在后，文天祥的兵马渡过下畲溪的木桥，仰望天空，说了声“天助我!”立即，风起云涌，电闪雷鸣，咆哮的山洪把元兵阻隔在崎岖的对岸。
那拆掉的虽是木桥，却系交通要道。
文天祥考虑到战后百姓过往的需要，特地为当地留下不少金银，以备复建之用。
当他带兵马要经过倒岭下的梅子坑村，老百姓闻讯接应，纷纷主动把家里的门板桌面都搬来铺架临时便桥。
文天祥万分感激，当场为此桥取名为“大义桥”，后人也有传说为“待御桥”。
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间，在大畲溪建起了坚固的石拱桥，并在桥头建立了壮观的碑亭，以纪念信国公文天祥举义驻师。
树立的三块石碑，均有秀丽的碑文。
传说后来当地著名的文人林希严(林泰)为了悼念“耿光垂北斗”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感慨满怀地写了《题国公桥》一诗： 当年丞相过桥东， 战马啸啸满路风。
万古人间留壮烈。
百年溪水泣英雄。
伤心荒涧碑犹在， 放目寒山事已空。
吊古不堪回首望， 冷烟萎草夕阳红。
这首凄凉，悲壮的诗篇，表达了后人对文天祥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
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
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
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
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