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县委全体会议上的主持词
在2018年县委全体会议上的主持词各位委员、同志们：中共***县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现在开始开会。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
列席今天会议的有：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县纪委全体委员，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中省直驻绥各单位主要领导以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共计150余人。
今天的会议共有四项议程：一是由县委副书记**同志传达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全会精神。
二是由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志宣读《关于表彰奖励2018年度目标责任制标兵单位和优胜单位的决定》。
三是举行颁奖仪式。
四是由县委书记**同志作工作报告。
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由县委副书记**同志传达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全会精神。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由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志宣读《关于表彰奖励2018年度目标责任制标兵单位和优胜单位的决定》。
……………………………………………………下面，进行会议第三项：举行颁奖仪式。
首先，请县委书记**同志为目标考核标兵单位颁奖。
请获得目标考核标兵单位上台领奖。
……………………………………………………下面为目标考核优胜单位代表颁奖。
请获得目标考核优胜单位代表上台领奖。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获奖的单位表示祝贺。
……………………………………………………下面，进行会议第四项：
工作会议主持词范文(三篇)
工作会议主持词范文（三篇）导读：本文工作会议主持词范文（三篇），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篇一】 同志们： 在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不久，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全市交通工作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同志亲自参加今天的会议，充分体现了市政府对交通工作的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邀请了市委、市*、市政协、省驻市相关工作部门的领导参加。
出席今天会议的还有：市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各区（功能区）分管交通工作的领导，交通行业主要企业以及交通行业各协会及中介组织负责人，市交通局机关全体及所属各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共200多人。
这次会议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交通发展的意见和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关于交通工作重要批示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会议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省委十届二次、市委六届三次全会和全国、全省交通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07年交通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交通发展的主要任务，安排2008工作。
今天的会议有三项议程：一是传达全国、全省交通工作会议精神；二是总结我市2007年交通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交通发展的主要任务，安排今年的交通工作；三是×××市长作重要讲话。
全国、全省交通工作会议的精神，会议材料已印发，请大家回去后认真学习。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议程，请市交通局局长×××同志作全市交通工作报告。
下面，让我们
主持词，开场白。
结束语
会议主持词结(精选多篇)目录正一篇：会议主持词结束语主持词结束语结束语女1：最明快莫过于一年一度芳草绿，莫过于倾听年轮的呼吸，每逢这种时刻，便簇拥着我们共同的梦境，你我总在梦中嫣然笑语男1：这是快乐分享的时刻，是思念好友你的时刻，是祝福，关怀的时刻，是希望，美梦成真的时刻，祝你：新年快乐，佳节如意!男2：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2：在场的同学朋友们女1：回顾青协过去的一切，我们--女合：自豪骄傲!男1：目睹青协今天的辉煌，我们--男合：心潮激荡!女2：展望青协明天的前程，我们--女合：充满希望!男2：此时此刻，歌声与微笑不能忘记所有辛勤耕耘、泼洒青春的教育工作者。
女2：此情此景，鲜花与掌声必须记起那些为了我们的进步、全力支持我们工作学习的各级领导女1：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相聚虽短暂，情谊无限长!男2：让我们捧出手中的鲜花，把它献给今天与我们同欢笑，共收获的所有来宾和朋友，主持稿女1：迎新年，庆元旦大型文艺晚会全合到此结束!女2：祝大家全合：节日愉快，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元旦晚会最新主持词结束语大全甲：多么动人的夜晚，多么难忘的时光。
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是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乙：今天的联欢会更加体现出****是一个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集体;甲：在这里，校训读好书，做好人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催人上进，振奋人心;乙：在这里，有默默耕耘的辛勤园丁，有孜孜以求的莘莘学子;甲：在这里，散
新中国开创都有谁比彭真的功劳大
彭真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简介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彭真名傅懋恭。
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
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
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
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
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聆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个汇报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 彭真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同志负总责。
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
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
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
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
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
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
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
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
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
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 彭真夫妇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
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
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
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
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
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
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
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
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彭真同志与李鹏合影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
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
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
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
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1] 2贡献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
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来同志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
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韩城市长李志远是哪里人
李智远，男，汉族，1968年4月生，陕西扶风人。
1991年6月加入，1991年7月参加工作。
学历，。
1989年9月学生。
1991年7月金台区文教局干部。
1992年7月民政局干部。
1998年4月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1999年6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后勤所所长、副主任（1998年9月至2001年8月在专业学习）。
2002年4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
2003年4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间：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在深圳挂职）。
2005年1月陕西省宝鸡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
2006年9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2007年2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2007年3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2006年5月至2008年3月在学习）。
2009年3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宝鸡市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
2010年8月陕西省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1年8月陕西省眉县县委书记。
2012年12月陕西省眉县县委书记、太白山旅游区党委书记。
2014年12月陕西省韩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副厅级）。
【经济工作主持词】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主持词
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主持词同志们：这次会议是经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全会总体部署，分析当前形势，表彰先进，部署今年经济工作。
这既是一次安排部署会，更是一次谋求大发展、实现新突破的动员誓师大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处级以上领导，市直部门和垂直管理部门主要领导；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全市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获奖单位代表。
今天的会议共有五项议程：一是宣读市委、市政府表彰决定；二是对受到表彰的单位进行颁奖；三是由市委书记××同志作重要讲话；四是市委与各乡镇签订2018年经济工作目标责任书；五是会议总结。
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同志公布市委、市政府表彰决定。
（表彰宣读完毕）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对受到表彰的单位进行颁奖。
请获奖单位代表上台领奖；（领奖完毕）下面，进行会议第三项，请市委书记××同志作重要讲话。
（讲话完毕）下面，进行会议第四项，市委与各乡镇签订2018年经济工作目标责任书。
（目标责任书签订完毕）刚才，市委、市政府表彰了××××年度在全市经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市委书记××就做好××××年全市经济工作做了重要讲话。
××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分析透彻，安排具体，措施得力，对于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又坚定了信心，鼓舞
有关教师节的资料
党代会圆满实现组织意图。
为顺利完成党代会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党代会圆满成功，区委提前准备，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安排部署到位、精力集中保证、组织措施得力，抓好每个工作环节的落实。
区委多次召开书记办公会、区委常委会和全委会议，对大会筹备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审议通过有关事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的有关要求，多次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秘书组、组织组、会务组、宣传组、纪律督查组和安全保卫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连续作战，从党代表名册的编制、各次会议领导讲话、主持词和人事安排、代表分团、确定列席邀请人员名单、提出大会日程安排、会务后勤、宣传报道和安全保卫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周密细致、扎实有效的前期工作，确保大会如期召开。
按照《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认真组织与会代表学习有关法律和政策，使每一位代表明确党代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代表应履行的义务、权利和职责。
在大会召开期间，按照党内换届选举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大会日程，细化每个环节的工作，不折不扣地按规定程序办事，切实做到应有的程序不变通，应有的步骤不缺少，不怕麻烦，不怕省事。
由于执行程序到位，组织严密规范，党代表参会率达到了98%以上，圆满完成了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组织意图得到顺利实现，**区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的代表和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全部以高票、全票当选。
苏联贝利亚事件 经过
1953年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消息：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开除出党。
同日，贝利亚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职务也被解除。
此时，距斯大林逝世还不到4个月。
几个月后，贝利亚即被枪决。
事件发生后，各出版机构和图书馆奉命销毁了有关贝利亚的资料，苏联大百科全书用新印成的文字粘贴了书中的贝利亚条目。
贝利亚从此成为血腥镇压、阴谋钻营、道德败坏、帝国主义间谍的代名词。
贝利亚是斯大林之后新领导班子的第二号人物，怎么一下就变成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呢
尽管苏联官方曾发表过一系列文件，赫鲁晓夫在不同场合也曾多次吹嘘自己如何挫败贝利亚，其中不乏惊险离奇的情节，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
最近，莫斯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集，其中一卷集中了从斯大林逝世到贝利亚被枪决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原始档案资料，可以说，贝利亚事件的真相正在逐渐露出水面。
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14天中主要做了些什么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
还在追悼斯大林的演说中，贝利亚就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在安葬斯大林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镇压案件的清理上。
3月26日，贝利亚指出在苏联监狱和劳动改造营中关押的200多万犯人大多属于不该判刑或判刑过重的人，应进行大赦。
他同内务部、司法部和总检察长起草了大赦命令草案，3月28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签署公布，120万人被释放，40万人的案子停止侦查。
这是斯大林逝世后震动苏联社会的头一件大事。
4月1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出关于为参加所谓的“医生谋杀案”的人员平反的报告，指出这一案件完全是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侦讯局长留明恶意捏造的，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原则性，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变成留明的尾巴。
4月3日，中央主席团讨论了这一报告并通过决议：1.释放因“医生谋杀案”而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属并为其彻底平反；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医生案件公开平反通告是又一枚震撼人心的炸弹。
4月4日，贝利亚签署了一份命令，指明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关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
贝利亚下达命令坚决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取消监狱里对犯人采取体罚措施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这期间，贝利亚还向主席团提出关于“明格列尔民族主义集团”案件、前空军司令员沙胡林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诺维科夫案件、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炮兵管理局长和炮兵上将沃尔科特鲁边科等重大案件的平反报告。
主席团根据这些报告都作出了相应的平反决议。
从4月下旬开始，贝利亚开始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斯大林时期的另一重大问题———民族政策上的错误。
1939－1940年，苏联兼并了原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占领了一战后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那里用暴力推行农业集体化，逮捕和镇压了大批反抗者。
从5月26日起，贝利亚相继向主席团提出报告，批评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
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
”他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建设项目；支持马林科夫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较自由的经济政策。
在这个时期，贝利亚还提出改善同一些国家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
1953年夏天，民主德国局势恶化，东德的居民大批逃往西德。
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了提高劳动定额的措施，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群众性的抗议示威，发生动乱。
贝利亚主张不必在东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苏联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的德国。
这就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中和后来在批判贝利亚的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所反映出来的在斯大林死后的114天中与贝利亚有关的主要活动。
主席团会议上没有作出逮捕贝利亚的决定，逮捕行动是由少数人事先决定并准备的 主席团的多数成员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贝利亚的呢
马林科夫说，在6月12日中央主席团讨论了白俄罗斯问题以后，他们开始注意了贝利亚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指出贝利亚的危险性，赫鲁晓夫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联盟。
在往后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们两人同主席团其他成员进行了沟通，谈话因为害怕被窃听一般在大街上进行。
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是关键，几乎在同所有的主席团委员谈话时他们首先要弄清马林科夫的态度。
莫洛托夫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积极支持搞倒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
赫鲁晓夫又做通了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的工作。
在同伏罗希洛夫交谈时遇到困难，后来由马林科夫出面才取得成功。
同米高扬谈话最晚，而且他表示了某些不同意见。
所以，在这一策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他们决定在6月26日召开一次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邀请不是部长会议成员的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参加，开会后再宣布是党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贝利亚问题。
为了当场逮捕贝利亚，马林科夫请来朱可夫，并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组织了军人小组。
6月26日主席团会议的具体过程，没有留下纪录。
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做了一些叙述。
他说，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他自己首先发言，要求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并揭露了贝利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活动的反党性质。
接着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发言表示支持。
米高扬则表示了不同意见。
马林科夫没有把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甚至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解除贝利亚职务的动议没有付诸表决，就按了桌子上的电铃，军人小组冲进来…… 赫鲁晓夫的这些叙述有意抬高自己贬低马林科夫，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出会议的情况。
现在，在档案集中收集了马林科夫在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这份提纲不仅有马林科夫讲话的主要内容，而且在页边上还有他用另一种铅笔记的可能是其他人的发言和会议的过程。
这一发言提纲可以澄清赫鲁晓夫的某些说法。
马林科夫的提纲写道：“敌人想把内务部机关提到党和国家之上。
任务在于把内务部作为党和政府的机构置于党的监督之下。
”“敌人想利用内务部机关达到犯罪的目的，任务在于消除任何重复这类犯罪的可能性。
内务部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采取了最大可能滥用职权的措施。
任务在于不允许滥用职权。
”“贝利亚同志在内务部的地位，他从这个岗位上监督政府，现在如果不纠正，这孕育着大的危险。
”提纲也点到了指控贝利亚的一些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怎样纠正
”的题目下写着：“调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置，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长”，“中央主席团——解决大问题——书记、主席签署”。
这似乎说，以后党和政府的大问题由党中央主席团解决，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共同签署。
这个提纲表明，在主席团会议上许多人发了言，看法并不一致。
从贝利亚7月1日给中央写的第二封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主席团会议开的时间比较长，会上对贝利亚的指责他都听到了。
会上也没有作出逮捕贝利亚的决定，逮捕行动是由少数人事先决定并准备的。
有关贝利亚的罪名，对他的起诉和审判的一切程序和细节，都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贝利亚被逮捕后，6月27日中央主席团作出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
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才作出了关于组织侦讯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案件的决议。
侦讯工作不能由内务部进行，决定交给检察院。
赫鲁晓夫对现任检察长萨福诺夫不信任，便任命他的亲信乌克兰检察长鲁坚科为新的苏联检察长。
6月30日鲁坚科奉命赶到莫斯科，主席团责成他在一昼夜内组成侦讯机构报主席团批准，并要求按照主席团的决定收集贝利亚集团成员的反党反国家敌对活动的事实。
苏共中央全会7月2日至7日在莫斯科召开。
会上马林科夫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人的发言，极力把斯大林死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改革尝试说成他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的罪行，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贝利亚在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
档案集的编辑说，党中央决议上“反国家”几个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可能是鲁坚科从法律角度指出后作的修改。
1991年曾经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了1953年7月全会的速记纪录。
这一次档案集中收集了两份速记纪录，除了已经公布的纪录，编者还找出了没有经过重新编辑和加工的原始纪录稿。
据编辑考证，在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中央第一书记后，书记处根据新的形势对7月会议的速记纪录进行了比较大的加工和修改，其中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讲话改动最大。
中央全会以后，审理加速进行。
7月26日，逮捕了内务部副部长柯布洛夫。
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剥夺贝利亚全权代表的决议。
贝利亚的亲属包括年迈的母亲、岳母、他的妻子、妹妹、儿子在内的20余人被逮捕。
9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把贝利亚的亲属迁出格鲁吉亚的决议。
9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审判贝利亚案件法庭的组成、起诉书和情况通报的决议，责成鲁坚科根据主席团会上通过的修正在两周内最后完成贝利亚案件起诉书和检察院通告，提出审判贝利亚及其参加者案件专门法庭组成人员，审判不许外人参加，秘密进行。
12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经主席团修改的检察院关于贝利亚案件的通告，12月17日在报上公布；批准检察院的起诉书；批准由科涅夫担任审判庭主席，参加审判庭的有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塞丁、莫斯卡连科将军、莫斯科市委书记米哈伊洛夫、莫斯科高等法院院长格罗莫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卢涅夫、格鲁吉亚工会主席库恰瓦。
这些人中只有塞丁和格罗莫夫是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
案件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审判，23日结束。
12月24日，鲁坚科和克鲁格洛夫向苏共中央报告了审判及执行结果，贝利亚及其他6人被枪决。
可以说，从档案中很难看出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具体罪行，贝利亚作为苏共一名党员，在党内并没有按照党章和党的规程处理；交付法庭审理，更没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少数人的密谋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要说他还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
有关贝利亚的罪名，对他的起诉和审判的一切程序和细节，都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不能说贝利亚就没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图谋，但至少从现有的材料中没有发现他夺权的直接证据 斯大林之后的新班子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三巨头执政，但由于莫洛托夫在斯大林晚年失势，重新出台只管外交，所以，实际上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的三足鼎立。
马林科夫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党中央主席团第一名委员，应是第一把手。
但他长期在斯大林手下工作，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官员，独当一面、坚定果断地处理问题的能力却比不上贝利亚。
在斯大林死后的一段时间，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形成了三人联盟。
曾有人说，贝利亚把一个内务部的师调进了莫斯科。
据俄罗斯学者研究，那个师一直驻在原地未动。
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解释为什么要逮捕贝利亚时说：“对于这种奸诈小人只能这样做。
假如我们略微早一点对他说，他是个恶棍，那么他会除掉我们。
他会这样做的……他会下毒，他也做得出一切卑鄙下流的事情……我们认为，如果他得知在会议上将讨论有关他的问题，那么结果可能是这样：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而他将会鼓动他的那些亡命徒，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事实上，贝利亚被逮捕后内务部的干部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相反贝利亚的副手立即向中央表示了忠心。
看来贝利亚的改革尝试，应该是他被猜忌的主要原因。
这些重大决策，使他的作用日益显赫，而使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相形见绌。
主席团内的其他成员站在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这一边，也并不奇怪。
一方面是大家对斯大林时期利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门任意剪除异己，记忆犹新，忧心忡忡，大家对贝利亚存在着极大的怀疑与戒心。
另一方面，贝利亚对人态度粗暴，使用威胁手段，得罪了许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被处决后，他所倡议的大多数措施如平反冤假错案、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推进德国统一等，并没有被否定，贝利亚之后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