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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如织班会?认识、准备和实施上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对主题班会教育作用的认识 主题班会活动是实施德育的重要载体。
主题班会的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建设班集体。
班主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好班级组织、班级文化、班级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
班主任可以通过开好班会向学生传播、灌输、渗透治班方略，在与学生的研讨交流中，让学生明确并确立班级培养目标，为学生指明努力的方向。
2.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自主能力。
学生是班级管理与教育中的主体，教师要在班会活动中了解他们的自我管理需求，关注他们接受教育的情绪，认可他们自主教育的风格与形式，放手大胆地让学生在教育的过程中自我评价、自我矫正、自我提高，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班级教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启动并激活学生自主教育的动力系统。
3.有利于师生在思想情感上的统一。
班会是活动类教育课程，它的开展就是师生间双方或多方的参与和互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流可以实现师生间、同学间的信息互换、思想碰撞和情感交融，对构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班会的教育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4.能够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教育是教师对学生施加连续不断的系列化影响的过程，但同时又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因此，班主任在班会的设计上，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不同侧面的专题教育，从低到高，由浅入深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以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选择恰当的主题和合适的类型 1.主题的确定。
班会是课程，是结合学校或班级的实际情况，由班主任主持开发、开设的校本课程或班级特色教育课程。
选择班会的主题，就是确定教育的目的，确定会议的灵魂。
因此，开好主题班会的关键和首要任务就是主题的选择与确定。
确定主题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原则。
从本班学生思想实际出发确立主题，就是要突出本班学生思想教育的特色与特点，要反映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带有倾向性的典型思想问题。
这就像治病要对症下药，只有“药方”对路，治疗效果才好。
(2)主题教育的计划性原则。
班会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在组织上要配合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计划，并在其指导下，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行层次、实践能力，选定教育主题，努力实现主题教育的连续性、系列化，确保学生的品德修养从思想操练开始，在行为实践中提高。
(3)主题教育的时代性原则。
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特征。
这正所谓什么时候要唱什么曲，在哪山听哪山的歌，否则学生难以接受，就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4)主题教育的拓展性原则。
班会主题的选择应该是发散性的，不能局限于室内的说教，不能仅仅选择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课题，可以是某一主题下的科技实践活动、社会调查活动、社区公益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等。
为此，班会主题的选择视点，要从班内走向校内，从校内走向社会，从社会走向自然。
2.主题班会的类型与选用。
唯物论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好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展现内容。
主题班会的教育内容应该是开放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在召开的方法上是灵活的，可以是宣讲、讨论或辩论，可以是表扬与批评，也可以是竞赛或科技文卫等活动。
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也不仅仅局限在室内，可以延伸到室外，校外及社会与大自然之中。
因此，上好一堂优秀的主题班会教育课，离不开最优化的组织表现形式，即选择合适的班会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笔者认为主题班会总体上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班主任可在实际工作中选择使用。
(1)从教育形式上看，可分为灌输教育型和活动熏陶型。
正面灌输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原则，通过灌输可以让正确的理念、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学生的头脑中扎根。
我们之所以强调灌输教育，是因为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够成熟，在教育中坚持灌输，可以做到先入为主。
活动熏陶型班会，从组织形式上，更符合青少年学生活泼好动、易接受暗示教育的特点。
如通过组织班级道德法庭，可以促使学生良好道德意识的形成，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开展“学习英雄事迹，做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故事演讲赛”，能让学生在对故事的联想中反思自我，陶冶爱国主义情操。
(2)从教育内容上看，可分为思品观念培养型和心理发展疏导型。
班会教育的内容是多向的，可以涉及学生的文明礼貌、养成教育、立志报国、学习志向、信息科技、情感交流、健康心理、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内容，但概括起来主要有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和健康心理素质培养两大方面。
思想政治品德观念培养是主题班会教育的常规内容，这种类型班会主题的选择要理想化、生活化、实践化，如“祖国未来畅想”“做妈妈的助手”“贸易市场调查报告会”等。
而心理发展疏导是当今社会教育条件下新增的教育内容，是“以人为本”教育思想与模式的根本要求。
班主任可以结合学生的心理发育特点和存在的心理问题，选择恰当的主题，对学生进行人际关系、挫折心理、孤独心理、性心理等方面的疏导教育。
(3)从主持者身分上看，可分为教师引导型和学生自主型。
班会的主角是学生，教师可以是开渠导流的引导者、平等的参考者、遥控指挥的导演者和学生自主活动的参谋者。
在班会活动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活动内容的操作难易程度，确定师生的角色定位。
(4)从召开时机上看，可分为随机召开型和定期组织型。
学期初、学期末、重大历史纪念日要定期召开。
如新生入学召开“让我们走到一起来”新生互认班会，国庆节以“唱给祖国母亲的赞歌”为题召开文艺演唱会、诗歌朗诵会或演讲会、学期末召开“我的成长”总结会等。
随机型班会主要是结合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校园或班级中产生的积极现象或消极问题随时召开。
如学校或班级有人违反法纪，可借此时机开展“学校纪律规章内容答辩会”等。
三、主题班会的准备与组织 1.设计可行的方案。
一个完整、可行的班会活动方案一般应包括以下项目：活动的主题、目的、时间、地点、主持人与参加人、准备（如，会前社会调查，讲稿、报告或辩词的撰写，有感染力的材料选择，主持人主持词的拟定，所需物品或道具的制作，节目的彩排等）、步骤与操作方法、要求与注意事项、总结安排等。
以上项目的设置也不是绝对的，可以依据不同的活动形式或内容进行删改调整。
2.准备相关的文字材料。
班会就是交流，是师生间、同学间的互动过程。
既然如此，就不能没有语言，并且为了确保活动成功，这种语言必须经过预先准备，最好是形成书面材料。
书面的发言材料不一定是活动中学生的交流语言，学生在书面准备的过程中，筛选知识、调整思想、形成思路、激活思维，为自己在活动中的发言积聚思想的源泉。
3.准备实践活动所需的器具。
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组织实践类班会，必须按照活动方案的要求，准备、检查好各种器具，这是实践类班会成败的关键。
班会的准备过程，也是学生受教育的过程。
准备得越充分，学生受到的教育就越深刻。
这样，经过会前师生的辛勤耕耘、浇灌，等到班会举行的时候，就是开花、结果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主题班会成功只是一个组织程序问题，其教育目的的实现则是水到渠成。
班会的召开与设计、准备等前期工作相比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学生不仅仅是组织者和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活动过程的创造者，许多教师不曾想到的形式、情景和效果都可能被学生创造出来。
主题班会是一种实现学生自我教育的活动类德育课程，其形式要不拘一格，活泼多样，要用最恰当的形式表达最完善的内容，承载最丰硕的教育成果。
在实施中要重视学生求真的过程和终身的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让学生唱主角，做主人；要把活动的过程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在体验中提高；要让学生在接受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
公务员面试怎么准备，要准备多久啊
赢在心态，拼踏实当考生通试顺利进入面试时，一定是兴奋的，但切不可一味在这样的心情中，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备考时期，拼的就是心态，各位考生在家里，一定要踏踏实实备考，多自我鼓励，心态乐观，多和家人朋友交流积极向上的内容。
看问题多角度但乐观。
二、转变形象，提气质面试的考察是非常立体的，考生直接坐在考官对面，举止仪表，一举一动，均暴露无遗，所以良好的形象气质，大方的谈吐都会给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就需要我们在家做形象上的转变和突破。
从服装到精神面貌都要往职场人的形象上靠近。
可以在家上网或者看书学习下职场化妆，服装搭配等，以及如何能提升气质的训练方法等。
三、了解题目，定计划进入面试备考后，尽快搜集并了解本省或本系统历年的面试题目，找寻其特点。
按照我们已有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是否能答出且答好，按以往题目的考察特点来预判今年可能的出现的考察趋势，根据自己的不足做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比如哪些题型是重点花时间需要练习的，在家一定要制定合理的复习计划，并做针对性提升训练。
四、积累热点，升内涵关注热点新闻，了解国内时事政治和民生问题。
尤其是国家现行政策、理论导向等，使自己的回答有一定的理论高度，重点学习考察综合分析能力的相关题目，不积累热点素材恐怕难以答出亮点和高度。
我们可以从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上关注时政类的评论性文章，也可以看看近一年内国内外发生的各种热点新闻以及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积累立刻做起，千万不能等。
五、答题练习，重模拟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面试得高分，必须提高应试能力。
根据面试考察要素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类型面试题目考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面试测查的能力入手去针对性提高，比如综合分析能力、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应变能力、言语理解与表达能力等。
了解每类题目的答题的逻辑思路，多做言语训练和答题练习，保证逻辑思维清晰，提升语言流畅度。
在家里可以找家人当考官，或者自己坐在镜子面前多做模拟训练，进行脱敏训练。
准备多久：有句话叫熟能生巧，多次模拟，通过模拟让自己有政府思维，不是套模板，更自然就更容易胜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建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以及他
2013年重要会议一览 2013年全国两会 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完成新老交替点击进入两会专题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纪实 从3月11日至3月16日，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军委副主席、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新一届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相继产生……在这个万物勃发的春天，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顺利实现了新世纪以来的又一次新老交替。
盘点2013两会十个热词 2013全国两会临近尾声。
此番跨度长达半个月的两会，是决定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重要会议，党的十八大精神化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将对国计民生产生深远影响，而“新老交接”“中国梦”“机构改革”等10个代表委员热议、百姓密切关注的“两会热词”，让人们聆听到一次民主进程的足音。
十八届三中全会 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点击进入专题 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十大看点 11月12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公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等，“新华视点”记者从中梳理出了十大看点。
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让改革旗帜高高飘扬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诞生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传递明年经济工作新信号点击进入专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提出明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在讲话中阐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明年经济工作新信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3日闭幕。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传递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新信号。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凝聚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写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开幕之际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这条主线，集中所有资源与工作精力，鲜明响亮地唱响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主旋律。
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深入人心；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新一届党中央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入人心……一段时间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亮点频现，有效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强大作用，鼓舞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奋进。
新华社评论员:统一思想行动的重要遵循 新华社评论员：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12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10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十八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审议并同意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并同意印发《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7月30日） 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6月22-25日） 按照中央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开展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2日至25日召开专门会议，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联系思想实际和所分管地方部门单位的工作实际，分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有关制度规定。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2013年4月25日） 4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2013年4月23日） 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4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13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定调城镇化发展进入专题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慎砍树少拆房 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
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城镇化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城镇化会议回应三大关切：人到哪去钱从哪来地怎么管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展望未来，亿万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尽快实现市民化
财政资金能否满足城市建设的大量需求
城市扩张会不会过分侵占耕地，危及粮食安全
简述当代西方的人口社会思想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及其规律,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及相应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口世代更替、人类自身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
人口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人口发展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对立统一运动，包括由人口出生、死亡而形成的人口自然再生产变动，人口迁移变动，社会构成变动，及制约人口变动的内在机制力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也包括人口质量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
人口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决定人口发展及其规律的根本条件是生产力内在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矛盾运动和生产关系的性质。
不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口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数量、质量、构成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资源、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物质基础的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关系问题尤为关注。
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过去分属不同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逐步形成一门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人口学大体由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分支学科（或应用学科）三大部分组成。
每个部分又可作进一步的细分，如人口分支学科可分为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物学等等。
词源和定义 英语中的 demography是拉丁语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的，在1882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被正式认可。
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人口学家A.吉亚尔所著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
他在书中认为，人口学是关于人类或人口的一般变化和他们体质、文明、智力和精神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或数学知识。
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学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于教科书中。
对人口学的定义,学者中有不同意见。
西方人口学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人口学定义为用实验的、统计的、数学的方法研究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变化（由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组成）的科学。
有人将此称为形式人口学。
也有人把形式人口学定义为关于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特别是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作为人口变化内在因素的年龄、性别结构等），把它看作是人口分析技术。
另一种是将人口学理解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人口学是研究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和变化的科学,即形式人口学或人口学分析。
广义人口学被理解为不仅包括狭义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变量本身的变化，还研究人口变量变化和其他变量（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变化的相互关系。
西方人口学家P.M.豪瑟和O.D.邓肯对狭义人口学和广义人口学所下的定义为：人口学分析是关于人口变量及其变化的构成要素的研究。
人口研究不仅与研究人口变量有关，而且还研究人口变量和其他变量（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生物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还将广义人口学分为广义和最广义两种。
前者是把狭义人口学理解为只研究人口自然变量（出生、死亡……）的科学，不研究人口的社会变量（如宗教、民族、语言……）和经济变量（如人口的职业、行业、收入）。
认为广义人口学除研究上述内容外，还包括研究人口的社会、经济标志。
最广义的人口学除包括广义人口学内容外，还研究和人口学过程有关的问题（如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人口不足问题、城市化问题）。
还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对人类人口的数量研究。
也有人把人口学笼统地定义为研究人口的科学。
苏联人口学界把人口学普遍地看作是：研究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人口再生产规律的科学。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变化的诸因素与人口构成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决定这些变化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既阐明人口运动的一般规律,也阐明这些规律在一定的具体人口总体中,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表现的特点。
苏联人口学者认为人口再生产恰恰是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有关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口作为生产关系承担者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将人口学定义为研究人口再生产的规律性不仅表明人口学研究的特征，而且也使人口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
他们认为，人口再生产过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人口自然再生产过程；广义人口再生产则是由人口自然变动、空间变动（迁入、迁出变动）和社会变动（社会构成、职业变动……）所形成的总和。
在苏联也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研究人口数量、结构和变化的科学。
这一定义与西方的狭义人口学或形式人口学定义相同。
在欧美，人口学研究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资料的搜集和评价，人口学指标的计量、分析技术，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变化的数学模型，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城市化，老年人口问题，妇女与生育率问题，人口和教育问题，人口和生态平衡等。
而对人口理论本身研究较少，有些人甚至否认有人口理论的存在。
人口理论研究大都寓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中。
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人口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科学有密切关系。
作为人口学研究客体的人口，生物属性是其自然基础，社会属性是其本质特征，因而人口学既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也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
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有联系。
人口发展及其过程常常为经济因素所制约，甚至为经济因素所决定。
因而人口学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研究人口发展规律时，离不开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研究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时更是要直接借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人口发展及过程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所制约和决定，因而人口学与社会学密不可分。
观察、分析决定人口发展的社会因素离不开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
人口再生产变动情况为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社会行为所左右,这些社会行为除由经济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会心理支配下的产物。
社会心理学对分析婚姻、生育行为的变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等问题时，要利用地理学的已有知识。
在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时，与历史学又有直接关系。
研究古代人口状况及发展时，还要依靠考古学、人类学的材料和论证。
统计学与人口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历史更为悠久。
人口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统计学，而且至今仍不断汲取统计学发展的各种成果。
人口学与生物学、生态学、公共卫生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的出生、发病、死亡及变动时，要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公共卫生学的有关原理和知识。
人口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结合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人口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
数学和人口学特别是与人口学方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大量数学方法被用于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及决定人口变动各因素的数量关系之中。
人口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
经济学无论研究劳动力的变化，还是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借助人口学的研究成果扩大了和加深了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人口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社会学在研究婚姻家庭、社区各人口年龄群体（少年儿童、青年、壮年、老年）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和机制时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
学术界对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
在美国，多数人口学家都把人口学视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
因此，不少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社会学系之下。
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
在欧洲、日本、苏联等国多数学者把人口学更多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英国的人口研究所设于伦敦经济学院之下，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设置于法国劳动部之下，苏联著名人口研究机构设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之下，日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也设于经济学系之下。
中国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在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和经济落后的矛盾相关。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非常尖锐。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研究是否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也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矛盾出发的。
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经济学系或学院之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已具有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条件，它应成为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分离而独立的学科。
人口学体系 在划分人口学内部学科体系上，学者中的观点有所不同。
例如，苏联学者将人口学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认为人口学包括以下几个分支:人口理论；人口资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学（对某一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人口年龄、性别构成,家庭构成,人口过程的一般描述）；纯粹人口学（研究人口现象、过程、构成的数量对比关系及在其影响下的人口增长），纯粹人口学有时也称为人口学的数学理论，有时也称为理论人口学；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现象与决定人口现象的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生物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普遍将人口学分为人口学分析和人口研究。
前者包括：人口资料搜集、分析、评价，人口分析技术，即形式人口学或称纯人口学、理论人口学、数学人口学。
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等等。
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人口学体系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
这样归类是将人口学视为由理论、方法和应用学科组成的统一整体。
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发展规律及人口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
这一概括将人口学与以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别，也与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变动的社会学相区别。
在人口理论研究中使用分析人口现象本身或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数量资料，但它是以发现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性为己任，从而与人口学其他组成部分相区别。
人口统计学包括搜集、整理、评价、分析人口现象数量资料的方法、指标体系、分析技术和数学模式等。
具体说来，包括用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生命登记等方法搜集资料、评价资料，以及对人口现象和过程的数量关系具体描述的统计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也包括研究人口现象内在纯数量规律（如在一定年龄别的生育率和一定年龄别的死亡率条件下，必然形成一个稳定人口模式）。
人口学应用学科包括研究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分支学科。
这些学科都是边缘性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结合，人口生态学是人口学与生态学的边缘结合。
这些学科具有应用性质,对国家战略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人口理论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其他人口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离开了人口理论的指导，运用人口学方法分析人口规模、结构、制约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发展趋势时，就会忽视甚至忘掉决定人口现象发生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陷入数字的汪洋大海之中，变成纯数量分析，不能对人口变化作出科学的判断。
各门人口应用学科固然有其自身的具体理论和方法，但它们都不能离开人口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
如人口经济学研究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依据人口理论所阐明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在研究人口和资源相互关系时，也必须遵循人口理论所阐明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原理。
在一定生产力的水平下，资源是有限的，它将限制人口及其生活质量。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又可建立人口和资源新的平衡。
反过来，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应用学科的发展也充实和丰富了人口理论内容，促进了人口理论的发展。
利用人口统计对人口现象变化的数量观察及对决定这一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常常导致新理论观点的出现。
如欧洲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历史统计数据，提供了人口变化过程的统计描述。
而人口理论则将其升华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人口转变论。
各人口分支学科研究成果，如人口经济学关于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人口地理学关于人口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描述，也都为人口理论所吸收，并更加理论化。
人口学的发展历史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吉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早在17世纪为J.格兰特所创立。
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
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
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等；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
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L.A.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
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
凯特莱也试图用数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人口规律和人口问题，他宣称抑制人口增长的阻力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维赫尔斯特应凯特莱的要求对此进行数学检验，发现“数理逻辑”的对称曲线（即逻辑斯蒂曲线）可以说明凯特莱这一思想。
这一假设当时并未受人注意。
一直到1920年美国生物学家、人口学家R.珀尔和L.J.里德重新发现这条曲线，才为人口学者所重视。
有些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人口是按逻辑斯蒂曲线形式发展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疑义。
18尤勒曾设想，如果一个人口总体，分年龄组死亡率不变,增长率不变,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人口年龄分布。
19纪后期列克西斯确立以净再生产率为计算世代更替的尺度。
在此基础上，20世纪A.J.洛特卡确定了以数理定律为基础的稳定人口的数学模式，发展了研究人口再生产各变量之间纯数量关系的数学方法。
就人口理论的历史渊源来讲，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兴起，在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著作中都探讨过人口问题,但作为一门人口理论,应该从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
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
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
反对者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其他各种学派。
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D.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A.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E.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
J.M.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K.马克思、F.恩格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
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存在，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门著作。
但事实是，连欧美日和联合国有关学者著的人口理论史中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重要学派予以介绍和论述。
人口理论中的社会学派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和A.迪蒙。
迪尔凯姆将人口研究作为社会形态学的一部分。
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分布变化及密度增加的结果。
迪蒙提出“社会毛细管原理”，认为人们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会等级上晋升，正如由于毛细管的作用，水在细管中才能上升一样。
在人口理论发展过程中，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
有人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看作是生物学的理论,因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纯生物学性质为前提,离开了决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经济制度。
作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H.斯宾塞，他把生物进化论引入人口增长原理中，认为人既有保持个体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两者成反比。
个体保持力程度愈强，繁殖力则愈低。
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生育率低的原因。
生物学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谓周期原理，认为人口像个人生命历程一样，有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条抛物线，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缘进入原有群体，这时新的人口周期又将开始。
有的生物学派用饮食变化来解释生育力的变化，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相反的依存关系。
中国人口学研究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人口思想极丰富,到了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早于马尔萨斯而提出。
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各自的观点阐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
中国是最早有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有了正式的有关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记载。
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全面的人口普查。
在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从西方人口思想传入后才逐步开始形成的，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一批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学家开始传播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搜集资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陈长蘅、孙本文、陈达等人相继出版了一批人口学著作。
当时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人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
这些早期的人口学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并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
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数以4亿为宜。
甚至有人提出节育救国之道。
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生育太多，人口过多，甚至说婴儿的哭声比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声更可怕，这是不科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全面发展科学的人口学创立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1953年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提出要节制生育。
1956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倡要适当节制生育。
在1957年也明确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马寅初于1954年就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在1958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专著，分析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供给、积累资金、轻工业原料供给和发展科技发生矛盾，提出要搞节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
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人也都发表论文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
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开展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人口问题研究变成禁区，并使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中断。
60年代鉴于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在城市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从197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明确确定“有计划地增长的人口政策”。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调节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
调节人口出生率要求区别两类地区，即在人口稠密地区实行晚婚和节制生育，当时提出“晚、稀、少”的要求。
在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节育政策。
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陆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人口活动。
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动因，迫切要求在中国开展人口理论和对实际人口问题的研究。
70年代初中期,人口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统计和计划、预测也都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得到重建和重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打开了人口理论的禁区,并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肯定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和论证了为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和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尖锐矛盾，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外，还必须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和政策。
中国人口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探讨和研究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理论上为实际工作既要抓经济发展，也要对人口控制指出方向，并为研究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拓了道路。
中国学者用科学的观点分析西方人口转变论，论证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规律，以及在中国实现人口转变的特征。
8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的人口资料，这些资料的质量在世界人口普查史上是罕见的，从而也为人口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中国学者在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的方法，以及整理资料电子计算机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自己的经验，并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有不少著作开始介绍西方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并在研究分析资料过程中，汲取西方人口学分析方法的长处，同时避免为分析而分析的弊病。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条件逐步探索、创立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如根据晚、稀、少政策要求确定标准生育率法（实际上是由终身生育率转换为时期生育率）来推测可能出现的人口趋势，并在对现实人口状况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政策要求而必须创造的前提条件。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口学研究范围扩展迅速，涉及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人口迁移、小城镇人口和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少数民族人口等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对生育率、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也比过去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
人口学的最新发展与展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人口学发展很快。
在人口理论、人口学方法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这种情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是人口急剧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对人口增长的原因和后果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作更多更深的研究。
二是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关心和研究“发展”问题，为此既需要有理论也需要有完善的方法，以研究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里所说的发展，包括社会、经济、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诸方面前进和变化的总和。
三是由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直接的人口调查资料，根据间接数据推算生育率、死亡率参数的间接估计法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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