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是谁，是什么时写的
一、张恨水、赵清阁、顾志坤这三位作家写过小说《梁山伯与祝》。
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他三个是《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
其中，《梁祝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自西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三、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金楼子》一书中有记载。
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记叙：“按，梁祝事异矣
《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二书已失传） 3．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县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
……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
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4．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宁波）郡守李茂城写的《义忠王庙记》记载：“神喟然叹曰：‘生当封候，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
’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君，诏为鄮令。
”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称：“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
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
……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 6．南朝齐武帝时（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记》：“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记载：“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
皆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
’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
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说》记载：祝英台为宜兴人，梁山伯为苏州人。
并说祝英台是哥嫂将其许于马家，文中还有地裂、入坟、化蝶之说。
10．明朝著名文学家张岱（浙江绍兴人）在其著作集《陶庵梦忆》第二卷《孔庙桧》一文中写道：“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
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
”据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著名的梁祝文化研究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梁祝二人在济宁市邹县峄山读书，曾慕名而至济宁市曲阜孔庙拜祭过孔子，并参阅过孔庙的经文藏书，后梁祝二人因相互思恋而死，惊天动地，曲阜孔庙为了表彰纪念他们忠义精神，特地于二人在曲阜孔庙读书的地方标以牌匾，以示纪念。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出自哪里
县衙的规制和机衙门，是唐代以来官府的统称。
县级自署、公署或县治，俗称县衙。
它是封建统治者在基层的代表——县官行使权力，也是县级官吏办理公务的地方。
即所谓“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常相为用也。
”〔48〕可见，衙门在官吏施政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衙署的设置是有规制的。
为显示等级差别，各级官员衙署的建筑结构包括油漆彩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分，不得逾越。
清代规定，“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
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仅武官有之——笔者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
”《大清津例·礼律》甚至对各级府第厅堂的间架结构及木构件绘饰也作了详细规定。
笔者以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的建筑布局和河北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河南南阳府衙的建筑布局相对照，并与收集来的数十张清代县署图相印证，从而看到，清代各级地方衙门尽管占地面积、建筑规模有所不同，但中轴线上的规制都是一样的。
中轴线以外的建筑则比较灵活。
鉴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县官制度，故归结县衙的建筑布局原则是：清代县衙的建筑布局同其他衙署一样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其一是堪舆学说的制约，具体建筑物随八卦方位图的含义而占位，不可随意变更而遭禁忌（内乡县衙大堂暖阁顶棚中心绘八卦太极图，就说明其设计依据是八卦图）。
其二是受皇家建筑布局、规制的影响，主体建筑均布置在中轴线上，且不能追求奢华。
〔50〕具体讲，县衙的建筑规制大致可以概括为：1.建筑群座北朝南。
主体建筑均集结在一条中轴线上，自南向北建照壁、大门、仪门、戒石坊，坊左右为六房，主体建筑有大堂、二堂和三堂，并配以相应的厢房，是长官及所属人员办公之所在。
其佐贰官、属官均在东西副线上。
2.“左文右武”。
六房的位置均在大堂前，按左右各三房，东列吏、户、礼、西列兵、刑、工，然后再分先后，吏、兵（分别代表文、武官——笔者注）二房为前行，户、刑二房为中行，礼、工二房为后行。
如有增设也不打乱这个格局。
3.“前衙后邸”。
各县衙门均以大堂、二堂为知县行使权力的治事之堂，形成前衙。
二堂之后则为内宅，是县官办公起居及家人居住之处。
4.监狱居南。
各县衙门监狱均设于大堂西南仪门之外（坤位），俗称“南监”。
然而，当主持建设衙门的长官品级和所处衙门厅堂规制不符时，其厅堂大小以实职为依据，并不因某一长官级别较高，就说某衙门为某品衙门。
如现存清光绪内乡县衙大堂虽为五间，但它以明次三间为堂，梢间与次间之间有硬山相隔，梢间辟为夹室。
形成“明三暗五”式建筑，这是为了烘托大堂的威严高大而采取的暗处理手法。
内乡县衙大堂和南阳府衙大堂虽同为五间，但南阳府衙是以五间为堂。
所以内乡县衙大堂五间，既不能视为五品衙门，又不能视为按七品县衙逾越。
加之，知县章炳焘（同知衔，五品官）兴建县衙后尚有七品、四品官仍在此办公，故内乡县衙说到底是县衙，而不是五品衙门。
清代的县署衙门除了有严格的建筑规制外，其署内职官编制和实际办事人员分佐贰官、属官、佐杂、三班六房和幕友、长随等人员，他们既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进行着正常的工作运转。
其县署的职官没置和人员组成情况如下：县设长官一人，正七品，主一县之政，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并聘请幕友为其参谋顾问。
佐贰官，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
分掌粮马、户籍、征税、缉捕诸事，各设专署办公，称县丞衙（廨）、主簿衙（廨），各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
据《清史稿·职官三》载，全国1358县，仅设县丞345人，主簿55人。
清内乡县未设县丞、主簿佐贰官。
属官，典史，未入流，掌稽检狱囚。
清代一般县份不设县丞、主簿佐贰官，而由典史兼领其事，因掌治安刑狱，故（沿元制）习称典史为县尉，设专署办公称为典史衙（廨）、巡捕衙或捕厅署，有攒典一人协助办事。
儒学教谕（正八品）、训导（正九品）各一人，“掌训迪生员及学政各事。
”巡检司巡检（从九品），设于县境边远要害地方，“掌捕盗贼，诘奸宄”。
元、明、清内乡县均在西峡口设巡检司。
杂职官，各县均设有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
此外，还有驿丞（掌邮传）、闸官（掌河闸启闭事），税课大使（掌典商税）、县仓大使（管仓庾）、河泊所官（掌收渔税）等均视事而设，也属未入流之杂职官。
〔51〕六房。
县衙的职能办事机构沿明之制，一般称为六房或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是中央朝廷六部之缩影。
但清代县署之六房，只是习称、概称，其实是以六房为主，多有增设。
据清康熙《内乡县志·公署》载，内乡县署于吏、户、礼三房下设铺长房，又于兵、刑、工三房下设承发房，而成为八房。
光绪时，除六房之外，又设仓房、库房办公处、承发房等，办事机构增至十房。
其各房的职能是：吏房，掌吏员选用，乡绅丁忧、起复，在外省做官各事；户房，掌户口管理，征税纳粮，灾荒赈济等事；礼房，掌兴学、科举、教化、旌表、礼仪、祭祀、节庆等事；兵房，掌兵差、民壮、考武、治安等事；刑房，掌破案侦缉、堂事笔录，拟写案牍、管理刑狱诸事；工房，掌工程营造，起盖衙门等事：铺长房，掌邮传及迎送官员之事；承发房，应办各种公文信札，皆由此房挂号，又分发各房转办；仓库积储粮食，库房积储财物。
〔52〕其职权无一不是在知县的主持监督下，由各房办理具体事务。
六房办事人员，按《清会典·吏部》卷12载，“外吏之别四，一曰书吏，二曰承差，三曰典吏，四曰攒典”，四种名称，以府州县之吏通称“典吏”。
府州县首领官、佐贰官、属官所属之吏为攒典。
而各房之头目，或称经承，或以各房之名冠之，称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
“六房”书吏一般为十余名，不超过二十人。
他们不是官员，没有品级，或“选于民而充之”“役五年而更”〔53〕（也有纳粟争充的）。
他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靠领取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作为维持生计的来源，还可获取各种陋规，以补收入之不足。
他们熟悉民情，精通律例，懂得公文格式和官场决窍，擅长处理衙门的内部事务，掌握着衙门的实权，甚至造成一种危害，利用其在官府的特殊优势，事无空过，动笔即索，以平衡身在官府但政治前途被堵、经济待遇低微的心理。
〔54〕三班衙役。
即皂、壮、快三班。
是州县衙门一个庞大的阶层，最低级的组织。
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
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三班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于这个阶层，他们是衙门的役使人员，也是广义的吏员，由衙门额定工食银，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之枢纽”，〔55〕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人民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
清代州县长官同其他官署一样，普遍使用着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长随，做为自己的智囊、心腹和随从。
师爷，亦称幕友、幕宾、西宾、西席，县官称其夫子或老夫子。
现存内乡县衙就有一个院子叫“刑钱夫子院”，在一般县份，不管有几个师爷，钱谷，刑名师爷是必有的。
长随，也称长班，是县官普遍使用的家奴、家人，但他们不是那种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而是专门投身衙门以当奴仆为职业的人，他们与县官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人身依附性不强，并可以自由地择主，今日同李官一起上任，明日又可投奔张某衙门；他们的职责是帮办公务，不同于伺侯主人生活起居的奴婢，其从事的公务主要有门上、司印、签押、司仓、跟班、值堂、书启、呈词、执贴、传话等。
长随与幕友、书吏、衙役在职责上的区别是，幕友在署内核议批拟，书吏在六房办理文稿，衙役做力差，而长随则在官、幕、吏、役中往来传达，“安排”事务，是地方官的贴身心腹。
〔56〕关于衙署的职官设置和吏役人数，例有编制，清代规定，“凡内外官衙门官有额定数，多添者，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只杖一百徒三年”。
〔57〕对于吏役滥设者，主管官也要受处分。
然而，虽律例条文那样明确规定，但实际上衙门人数也往往超编。
据道光七年（1827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清廷批准，裁减清退全省吏役23900名，并规定今后州县衙门吏役不得超过80名，其余一概斥退，编入里甲当差。
〔58〕而实际上这个定例仍难实行，清代中央规定各县民壮就有50名。
据清同治《内乡通考》记载，时，内乡县设知县一人，属官典史、教谕、训导、巡检各一人，其他役杂如三班衙役、伞扇轿夫、门子、禁卒、厨夫等109人，加上未计的医官、阴阳生、志书未载的书吏、师爷和仵作（验尸的医生）、稳婆（验女尸的医生）、官媒（女役）等，内乡县署内的实际“工作人员”，达150人以上，由此可见一班。
注释：〔1〕〔13〕《历代职官表·概述》。
〔2〕《清史稿·职官志三》。
〔3〕参见《雍正朱批谕旨》，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4〕见刘子扬著《清代地方官制考·各省府州县官缺一览表》。
〔5〕〔7〕《清会典·吏部》卷10。
〔6〕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8〕康熙《内乡县志·职官志》。
〔9〕据现存于内乡马山口镇的清宣统汪继祖德政碑。
〔10〕《大清律例·吏律·官员赴任过限》。
〔11〕〔17〕〔36〕民国《内乡县志·职官志》。
〔12〕《清世宗选贤任能述论》，见《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14〕大堂题记为：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十七日卯时立，钦加同知衔（正五品）知内乡县事会稽章炳焘重建。
〔15〕见《政法论坛》1990年第4期，张晋藩《中国古代惩贪治吏的历史借鉴》。
〔16〕见《文史哲》1991年第2期，鹿xū＠④慧《中国古代县官制度沿革述略》。
〔18〕《东华录》康熙34年。
〔19〕《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6。
〔20〕〔21〕《清史稿·舆服二》。
〔22〕《清史稿·舆服四》。
〔23〕〔24〕《清会典·吏部》卷11。
〔25〕参见《燕京岁时记》。
〔26〕《朱元璋系年要录》。
〔27〕《日知录·奔丧守制》。
〔28〕转引自《历史大观园·清朝严密的教化制度》1994年第10期。
〔29〕抄自清道光《六安州志》。
〔30〕参见《清会典·吏部》。
〔31〕康熙《内乡县志·建置》。
〔32〕《清会典·刑部》卷53。
〔33〕〔56〕参见郑秦著《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34〕〔35〕《清会典·刑部》卷56。
〔37〕转引自《光明日报》赵秀玲《古代县政管理的特点与启示》。
〔38〕〔39〕参见《清会典·户部》卷18。
〔40〕《清会典·户部》卷19。
〔41〕清同治《内乡通考·职官考》。
〔42〕〔43〕〔44〕〔45〕《清史稿·选举志·考绩》。
〔46〕据现存于内乡县衙的“募化碑”和“典重引年”匾额记载。
〔47〕参见《清会典·吏部》卷11。
〔48〕明成化《内乡县志·创设志》。
〔49〕《清会典·工部》卷58。
〔50〕〔58〕参见黎仁凯、衡志义等《清代直隶总督及总督署》。
〔51〕以上参见《清史稿·职官志三》〔52〕参见台湾《新竹县志》及《清代直隶总督和总督署》。
〔53〕《清会典·吏部》卷12。
〔54〕参见吴吉远《古代社会的吏员》，《文史知识》1993年第9期。
〔55〕梁章钜《退庵随笔》。
〔57〕《大清律例·吏律》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溪加鸟＠②原字为澜右半部加鸟＠③原字为礻加侵去亻＠④原字为讠加胥
清远有什麽历史文化
清远名人——中国上最后一眼朱汝珍朱汝珍(1870—1942年)，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清远清末民初法学家。
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老一辈的清远市民在津津有味地回忆清远历史时，总免不了要提到朱汝珍。
原来，朱汝珍本来应该是清代末科的状元，但是由于姓名和籍贯的缘故而与状元无缘——按照惯例，甲辰恩科的主考官在阅评完所有考生的试卷后，从参加殿试的273名考生的试卷中挑选出10份，并按名次排列好（其中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呈送给慈禧太后“钦定”。
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虽然文词畅顺华丽，但字体却为粗笔楷书，因慈禧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故看后不禁连连摇头。
当她看到“朱汝珍”这个名字时，心中更是不由得陡然升起一股厌恶之感：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不禁让这位老佛爷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是出叛逆的地方。
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字，“朱”与“诛”同音。
珍妃支持光绪皇帝变法改良，被推入井中溺死，“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就触动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经。
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状元之门对他关闭了。
相反，慈禧觉得刘春霖这个名字有吉祥之兆，又是贵州人，便将他提升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
据史料记载，在考取榜眼前，朱汝珍发奋读书，曾以县试冠军入读清远县学，22岁时又凭优异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取列广州府闱第一。
27岁考取拔贡，以朝考一等钦点七品小京官，签分刑部江苏司行走，开始了仕途生涯。
朱汝珍中了榜眼后，授翰林院编修。
他不同于清朝的遗老，安于现状，抱残守缺，而是能跟时代步伐前进，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1906他决心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回国后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
第二年，任第一次法官考试贵州省主考。
1930年南归，受聘为香港大学教习；1933年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兼附中校长。
朱汝珍不仅是一个科举生，他还是一个抗日爱国者。
抗日战争爆发时，朱汝珍早已是68岁的老人家，他由于受爱国思想驱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他在香港主持清远公会，组织募捐、义演为抗战筹款。
香港沦陷后，他不惧日本人和汉奸的威逼利诱，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这期间，年事已高的朱汝珍还发动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极力帮助因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疏散回乡。
抗战期间，有3万多清远人在香港谋生。
他们大都是从乡间逃荒走难流落到香港的农民。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离港返回内地谋生，一些有实力的社会社团也积极协助乡人回乡。
当时在香港的清远人，要回乡又缺路费，许多人只好流落街头乞食，病倒街头。
朱汝珍主持的清远公会想方设法帮助难民回乡。
1942年，同乡会要组织3万多清远难民疏散回乡，但由于这时日本人已有所察觉，将公会的账号冻结了，一时筹措不到经费，难民的处境异常艰难。
后来幸经朱汝珍斡旋，同乡会才解决了全部疏散经费。
1942年2月、3月间，第一批几百名难民从九龙步行经过深圳到达东莞虎门乘船返回广州，再坐车回清远。
到三月底，最后一批难民也顺利启程了。
三万清远难民得救了
我还了解到，朱汝珍写得一手好诗文，又擅长书法艺术，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有晋唐遗风。
他知道刘春霖、商衍鎏、张启后也有书画作品，便将四人的作品配成一套，名为“四屏”，成为当时极享盛名的书画作品。
朱汝珍著作颇多，主要有《词林辑略》、《词林姓氏韵编》、《清远县志》、《阳山县志》等。
在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大禾岗学发公祠里还保留着多副由朱汝珍所撰并书的石刻对联。
家乡出了这样一个榜眼。
毋用置疑，朱汝珍是清远人的骄傲
清远市博物馆记载着朱汝珍的史实
泰安的历史名人
泰安历史名人 鲍叔牙(生卒不详) 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
少年时与管仲友善，两人合伙经商，每次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从不计较，这就是有名的“管鲍分金”故事。
齐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
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
桓公想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力劝桓公释放管仲代己位。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齐国成为强国。
司马迁在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少鲍叔能知人也。
” 柳下惠(生卒不详)展氏，名获，字禽，又字季，春秋时鲁国大夫，曾为士师（掌管刑狱的官）。
因食采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遂姓柳氏，谥号惠，称柳下惠。
他博文达理，外和内介，以善于讲究礼节著称于世。
孟子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并提，称赞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圣”也就成了柳下惠的美称。
还记载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于是后人将其誉为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男子。
柳下惠死后，葬在柳下村北，紧濒汶水，历代对其墓都妥为保护，至清代，墓犹高如山陵，俗称“王坟”。
至今，柳下祠堂尚存，“和圣故里”、“柳下书堂”古碑依在。
柳下跖(生卒不详) 姓展，名雄，鲁国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人。
“跖”，本指赤脚的奴隶，因他住在西柳，故称柳下跖。
他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曾领导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
孔子劝他效法“圣人之行”，罢兵休卒，柳痛斥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走归，无复言之!”柳下跖的事迹，多次提及，荀子也赞扬他“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中称“其徒颂义无穷”。
据传，泰山傲徕峰上有柳下跖的插旗石，峰东的“大校场”、“小校场”，峰下的“跑马场”，就是当年柳下跖的练兵场。
泰山西麓和西南麓有当年柳下跖使用和筑造的上马石和川道等遗迹。
在新泰放城，还有传为柳下跖开凿的九龙口等。
师旷(生卒不详)字子野，春秋时期鲁国平阳(今新泰市北师乡北师村)人，晋国乐师。
他精通音律，认为奏乐可卜吉凶，音乐可兴邦，亦可覆国，靡靡之音不可妄听。
他曾劝谏晋平公不要听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平公不听。
结果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国力大损。
师旷也十分关心政治，他认为治国“惟仁义为本”“君必惠民”。
晚年潜心研究音乐，不幸熏瞎双目。
卒后葬于新泰。
墓前有宋代建的师旷庙。
左丘明(约前540～前452)鲁国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人，春秋著名史学家，儒学奠基人之一。
著有、，前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后者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均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孔子视左丘明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
左丘明病世后，人们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钟离春(生卒不详)战国时无盐邑(今东平县)人，著名才女。
她关注国家大事，曾当面指出齐宣王政治上的“四失”。
宣王听了非常感动，当即让她坐车入宫，拜为无盐君，立为后。
宣王据其言拆渐台、罢女乐、退诌谀、纳忠言、选兵马，用田婴为相国，以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从此成为强国。
刘桢(186～217)字公干，东汉末东平国宁阳(今宁阳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
其五言诗颇负盛名，为“建安七子之一”。
被曹操征召，为丞相掾属，行文才思隽锐。
与曹植齐名，性格倔强。
曹丕举行宴会，因“犯”礼制被曹丕以不敬罪下狱。
后复起用为吏。
不久染瘟疫病逝。
后人将刘桢、曹植并举，称为“曹刘”。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郡平阳(今新泰市)人，西晋政治家、军事家。
新泰地名来源，即是羊祜取新甫山、泰山合意，上表晋武帝所改。
羊祜出生显贵， 265年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都督，管理荆州军事，垦田积粮深得百姓拥护，远近人皆来归降。
他不居功，拒绝晋升，曾上奏著名的。
278年病逝。
孟浩然诗中赞其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
僧朗(生卒不详)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泰山佛教的传入者，北朝高僧。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传经，“孜孜训诱，劳不知倦”，在泰山地区影响很大。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他创立了海岱间第一座佛庙，后寺庙改称灵岩寺，成为唐宋间国内四大名刹之一。
朗公寺的开拓，一度带来泰山佛教的兴盛，谷山玉泉寺、神宝寺、普照寺等大多在北朝后期相继建立。
程咬金(?～665)又改名知节，唐初济州东阿(今东平县斑鸠店镇)人，隋唐时著名将领。
程咬金为灭隋兴唐，屡建伟功，其故事被采入、《说唐全传》、《隋唐演义》等，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清《泰安府志·古迹》载东平县斑鸠店镇有程卢公衣冠冢。
斑鸠店村还有程咬金庙，庙前楹柱镌联云：“偕叔宝翼秦王，悬甲军摧锋陷阵冠诸将；先世南次公仅，凌烟阁图功画像照千秋。
” 梁灏(962～1004)字太素，郓州须城(今东平县州城)人，北宋著名政治家。
雍熙二年（985）中状元。
他关心国事，曾作《听政箴》献给真宗皇帝。
北辽兴兵犯境时，灏主张“明赏罚，斩懦将，重用武勇谋略之士”，很受好评。
灏有吏才，每进朝奏对，词辩明敏，真宗非常赞赏。
景德元年(1004)病卒。
有文集十五卷。
梁固(985～1019)字仲坚，梁灏子。
自幼好学，曾著《汉春秋》。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状元，后人称颂梁灏、梁固父子状元，在东平州城建有“父子状元”坊。
梁固有吏才，马元方主掌三司，办事粗率，梁固常受命断案，因判案公正，当时被称为“平审”。
年三十四岁病卒。
有文集十卷。
钱乙(1035～1117)字仲阳，宋代东平郡(今东平县)人，宋代著名儿科医学家。
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惜已失传。
其弟子阎季忠搜集钱乙论述、医案、处方及各种资料，于公元1119年整理编辑而成《小儿药证直诀》。
该书比欧州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
钱乙对儿科医学贡献卓著，后人称其为“儿科之圣”。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祖籍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后随父迁奉符南城（今泰安市岱岳区邓家庄）。
金代文学家、书法家。
著有《竹溪集》（30卷）、《钟鼎集韵》，《竹溪集》已佚。
党怀英入仕前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吟诗。
现徂徕山上竹溪庵遗址犹存，庵旁有其篆书“竹溪”二字石刻。
他还工书法，有“独步金代”美誉。
当时泰山一带碑刻多出其手笔。
现存碑刻如岱庙“金重修东岳庙碑”的篆书题额以及谷山寺碑、天封寺碑皆为怀英手迹。
大安三年（1211年）卒，葬于奉符城南四十里（今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乡西旺村），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
张志纯(1220～1316)字布山，号天倪子，又号布金山人，有张炼师之称。
泰安州埠上保(今肥城市张家安村)人。
元代著名道人。
曾任东岳庙住持；元中统三年(1216)，被宣授为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路道教都提点；后又策划监修泰山南天门工程。
他喜爱诗词，是当时著名诗人，《泰山喜雨》、《桃花峪》等诗篇讴歌了东岳泰山的秀丽风光。
晚年，上书皇帝重修蒿里山神祠，获准，未峻即逝。
王祯(生卒年不详) 字伯善，东平人，元代农学家及木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者。
曾任泰安州教授，重视教育事业。
著有37卷农学巨著——《农书》(现存36卷)，该书是一部从全国范围总结农业生产的农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于皇庆二年(1313)刊行（明初收入《永乐大典》）。
印刷《农书》时创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一百部；又创造转轮排字盘，活字以韵排列，排版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极方便。
还撰写了《造活字印书法》，绘制《活字板韵输图》附载《农书》内，成为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
此外，对冶炼技术也有发明创新。
善篆书、善诗文，著有《农务集》。
萧大亨（1531～1612）字夏卿，号岳峰。
祖籍肥城安驾庄镇夏辉村，后随父迁居泰安州放城(今新泰市放城)。
著有《岳峰萧公奏议》、《夷俗记》等书。
隆庆六年(1572)，萧大亨因念母上书请归养，五百里外闻母病殁，披发赤足，徒步日行百余里奔丧，居丧尽哀，内外称孝。
萧大亨重视保护泰山名胜古迹，泰山道士昝复明在凌汉峰下建三阳庵，萧大亨为其撰碑记，今碑石犹存。
他还主持移建了岱东四阳庵，为岱阴碧峰寺撰立《重修佛殿碑记》。
在他为《泰安州志》题的序中，对泰山历史文化给予高度称誉。
万历四十年（1612）卒。
明神宗敕令在岱阳金牛山下为其建墓，今石坊、石仪、石表尚存。
萧协中(?～1644)字公黼，萧大亨次子，明末著名泰山学者。
他自幼工于诗赋，十八岁时因作《绿远楼赋》而蜚声文坛，后以父荫入仕。
崇祯末年，致仕还乡，寓居泰安城酝檀园，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
甲申，泰安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协中投井自杀。
著有《酝檀集》、《泰山小史》等书。
其中，《泰山小史》“以名胜为纲，每目叙其大略，词简意赅”，收入泰山名胜及名人150余条，每条之下，均作题咏，而且书中记录了一些泰山史料如半山亭秦篆等，对泰山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泰山五贤 孙复（992～1057）字明复，北宋初学者，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讲学，世称泰山先生。
鲁人自石介而下，皆师事之。
范仲淹、富弼言称孙复道德经术宜在朝廷，于是由布衣拜秘书郎、国子监直讲，累官至殿中丞。
孙复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12卷。
与石介、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排斥佛老，抨击祸福报应学说。
嘉佑二年（1057）卒，葬于东平。
欧阳修作《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旧志载，孙复还著有《睢阳子》10卷、《春秋总论》3卷。
金大定间，在岱庙东建鲁两先生祠，祀孙复与石介，后移泰城东南隅。
明嘉靖年间，佥事卢问在讲学处(今五贤祠旧址)建仰德堂祀孙复、石介，后加奉胡瑗，称三贤祠。
三人并称“宋初三先生”。
清道光九年(1829)，县令徐宗干又奉宋焘、赵国麟入三贤祠，合称为五贤祠。
后人将孙复列为泰山五贤之首。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
北宋初学者。
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
故居在徂徕山西北之桥沟村。
曾讲学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
北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任郓州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在南京任职期间结识孙复，并引为知己，帮助他到泰山讲学，拜其为师。
景佑三年（1036），任嘉州军事判官，因母亲去世，归家奔丧。
居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夏，服丧期满，召为国子监直讲。
庆历新政时，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积极拥护改革。
新政失败后，受到保守派打击，被迫出任濮州通判。
庆历五年（1045）卒，葬于徂徕山下。
欧阳修作《徂徕先生墓志铭》。
著有《徂徕先生文集》。
泰山五贤之一。
胡瑗（生卒不详）字翼之，北宋初学者，教育家。
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曾与孙复、石介讲学泰山，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不拆阅即投涧中。
现五贤祠旧址东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刻石，称投书涧。
后执教太学，四方之士来学者，学舍竞不能容。
以太常博士致仕。
著有《论语说》、《周易口义》、《景佑乐仪》等书。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泰山五贤之一。
宋焘(1572～1614)字岱倪，号泽田、青岩，泰安孝门村(今肥城孝门)人。
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改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
多次仗义直谏，惹怒神宗，被贬为定州刺官，不久辞职隐乡。
在青岩居建书院讲学，搜寻岱故，编著《泰山纪事》、《岱下小史》等，另有诗集《青岩居草》、《落花钱韵》等。
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葬于泰安城西上旺村凤凰岭下。
泰山五贤之一。
赵国麟(1673～1751)字仁圃，号拙庵，泰安人。
清代名臣。
少时家贫，好学。
清康熙年间进士，历任福建、安徽巡抚，刑部、礼部尚书兼领国子监事、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后辞官返里，隐居读书。
为启迪后学，在宋焘青岩居故址创办青岩义社，后易名青岩书院，是泰山历史上著名书院之一。
著有《云月砚轩古体诗稿》、《调皖纪行草》、《拙庵近稿》、《塞外吟》、《近游草》、《大学困知录》、《文统类编》等。
泰山五贤之一。
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居士，世称唐陶山。
原籍善化（今湖南长沙），后客居肥城县(今肥城市)涧北村。
清代著名泰山学者。
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
他主持泰山书院其间，曾参与重修《泰安县志》。
他探访泰山名胜，遍览泰山典籍，历时12载编撰《岱览》（32卷）一书。
全书层次明晰，稽考精审，图文并茂。
史学家钱大昕为此书题诗：“东岱寰中秀，图经手自编。
群山收一览，五岳独自先。
”道光七年(1827)病卒，其子遵遗嘱将其归葬肥城陶山。
毛澄（1843～1906）字蜀云、又字叔云，四川仁寿人。
著有《稚解诗集》等书。
毛澄曾三任泰安知县，在任期间，致力泰山的保护和开发，兴新学，倡新风，为世人称颂。
光绪十九年（1893），岱庙的秦篆刻石失盗，毛澄下令搜寻，查得原石后，移存道院，派人严加看护，幸存至今。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捐银千两重修“和圣墓”。
毛澄还发动泰安各界在泰山大面积植树造林，重修蒿里山神祠、对岱亭、环翠亭等。
在黑龙潭新建西溪石亭，在云步桥新建酌泉亭，现都已成为著名景点。
毛澄注意革除陋俗，他将岱顶舍身崖改为爱身崖，还查封斗母宫，派道士住持。
毛澄重视文化教育，在天书观旧址创办高小学堂，在泰山上书院旧址创办师范学堂，先后在全县创办初等小学堂185处。
为启迪民智，还在岱庙创办阅报所。
1913年，山东提学陈荣昌撰立《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对其振兴教育事业的政绩给予高度评价。
光绪三十四年毛澄卒于滕县任所。
王价藩(1865～1934)字荩臣，又字建屏，号退轩。
祖籍四川成都，清咸丰年间随父落籍泰安。
先后主办过醴泉义塾、图书社，与范明枢合力创办县劝学所、宣传所等。
民国初年，创办泰安女子小学堂，任校长。
晚年热心于泰山文献的搜集整理，悉心征集泰山史料。
时《泰山述记》版本已不多见，他赴济南辗转借抄，凡8年始得补齐。
历经30年，积书8000余卷，以草屋3间藏之，曰“仅好书斋”。
时人赵正印称其“凡乡先哲之著述佚文，莫不收藏编录，泰山文献赖以保存”。
他还曾担任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分纂。
一生编著书13种，计60册；抄书66种，计150余册，有《泰山名胜》、《泰山述记》等。
搜集泰山文献50余种，有《泰安州志》、《泰山小史》等。
他从搜集整理的文献中遴选40种、110卷，编辑《泰山丛书》，事未竟病殁。
由其子亨豫克承父业。
范明枢(1866～1947)名昌麟，又名炳辰，原泰安县元宝街徐家花园人。
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
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泰安、济南、菏泽、曲阜等地建学堂、办书社。
1933年，协助冯玉祥在泰山前麓创办武训小学15处。
“七七”事变后，他呼吁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在西麻塔召开的抗日周年纪念大会上，跪在鹅卵石滩上领众宣誓。
1946年6月17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81岁。
范明枢一生乐与青年接触，故有“老青年”雅称。
他还关心农业及公益事业，农民尤喜与他交谈。
1947年10月病逝乐陵县。
1950年移葬于泰山前麓。
谢觉哉为其墓碑亲题：“永远是人民的老师!”林柏渠为其墓碑亲题：“革命老人永垂不朽!” 赵新儒(1876～1952)原名赵正印，泰安县城(今泰城)人。
著名泰山学者。
幼年列名僧籍，为普照寺俗徒，法名义琳。
1903年乡试中解元，旋赴日本留学，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1年任山东提学使司，主办《齐鲁公报》，宣传革命，遭通缉，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后，历任山东省教育会长、师范学堂监督等职。
袁世凯称帝，他借议论时尚予以抨击。
张勋复辟后去职，闲居北平。
1926年他积极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参与南北合作事宜。
军阀混战期间，泰山文物古迹遭破坏，他多次登山，逐段勘估，拟订修缮计划，相继修复岱庙大殿、围墙、包公祠、五贤祠及中天门到南天门盘道，并将岱庙大殿内壁画护以铁栏。
在整修过程中，结合实地考查，他悉心稽查文献，摅述所见，著成《经石峪考》、《泰山灾石记》(未付梓)、《新刻泰山小史》、《新儒联语录》等书和文稿，刊行《石塘老人文集勘本》。
“七七”事变后，他流亡四川，1952年卒于绵阳。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
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
著名爱国将领。
抗日战争开始后，积极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消极抵抗政策，受蒋介石排斥，于1932年3月至10月、1933年8月至1935年10月两次寓居泰山普照寺“菊林旧隐”。
在泰期间，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给贫苦人民送衣送粮；出资修建大众桥；办小学14所，免费收取穷苦孩子入校读书；组织官兵疏浚、新建大众泉、朝阳泉；引种烟台苹果、肥城佛桃等优良果树。
他还以民间疾苦为题材，与赵望云合作48幅诗配画，刻成48通诗画碑，立于天外村科学馆内。
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牺牲的烈士，1933年，在普照寺东北和南部分别建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辛亥革命滦州烈士纪念碑。
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
1948年9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轮船失火遇难。
根据其生前愿望，遗骨安葬在泰山。
、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为其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马伯声(1890～1966)原名马骏，回族。
民族实业家。
祖籍德州，后移居泰安。
在萃英中学读书时，跟美传教士学英文，为登泰山的外国人当口语翻译。
他善于经营，曾受聘于济南英美烟草公司，后跻身保险业。
后又先后在济南建仁丰纱厂，在青州建永年面粉厂、永年电灯厂，仁丰所产“蜘蛛美人”牌原白布与日本纱厂的大五幅布竞争于国际市场。
1927年出资在泰城办仁德学校。
1937年在泰山南麓创办仁德农场，经营养殖、酿造诸业，并开辟果园，引种优良树种，投资恢复了泰山林业公司。
1937年12月避居天津，期间撰有《泰安建设计划》、《仁丰纱厂创办经过》、《工业管理》等著作和文稿。
1952年，“五反”运动中，因涉嫌贪污敌伪资产，被法院拘留审查。
1966年春病故。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又字古愚。
近代著名建筑师、设计师。
东平县人。
幼时喜爱绘画。
191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派往美国康南耳(一说康乃尔)大学深造，毕业后被聘为美国建筑大师茂斐的助手，曾协助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建筑图样。
回国后，又设计了中山陵墓、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
由于积劳成疾，在中山陵工程临近尾声时，因脑溢血突发与世长辞。
中山灵堂西南休息室里，原有他的浮雕像，抗日战争中雕像不幸丢失，迄今下落不明。
李鹤年(1895～1969)原名李传龄，又名李茂三。
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肥城市边院镇东向村人。
李鹤年出身农民家庭，曾应募去法国当铁路工人，和留法学生先后领导3次罢工。
1924年6月被派往苏联学习。
回国后，辗转北京、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义武团”开展武装斗争。
抗战期间，又积极组织抗日武装，1942年不幸被日伪军逮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
建国后，曾在华北妇联、中央建工部工作。
1969年12月病逝。
1987年9月8日，中央将李鹤年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耀南(1901～1974)长清县纸房村人。
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泰山地区著名抗日领导人，今泰山林场创始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全家参加革命。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9月，任泰山林场场长。
任职期间，主持制定《1960～1967年泰山林场八年发展规划》，提出了“泰山是旅游胜地，泰山建设要和发展旅游业，美化人民生活相互促进”的设想。
1962年5月，在黑龙潭水库西创建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三分校，组织学生在水库周围大量栽植苹果树、桂花树，黑龙潭水库西坡成为泰山8年绿化规划的样板。
1962～1965年，他又主持修建建岱桥和天外村至竹林寺简易公路、泰安城至岱阴佛爷寺简易公路、大规模绿化泰山等一系列大型项目。
1974年10月5日在泰安病逝，葬于长清烈士陵园。
王耀武(1904～1968) 字佐民，幼名王哲让，国民党高级将领。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人。
王耀武出生于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崇拜孙中山的革命理论。
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少尉排长，不久升上尉连长。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任少校营长。
1932年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蒋召见并提升为少将旅长。
后又升任五十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绩卓著，被称为“抗日铁军”。
1942年11月，常德会战胜利，受蒋介石召见于南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
1946年1月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指挥部队进攻解放区，反共气焰嚣张。
后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见大势已去，化装潜逃。
9月24日在寿光被捕获，成为战俘。
1959年被特赦。
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8年7月病逝于北京。
朱霄(1907～1931)原名朱桂生，又名朱啸、张子炎，肥城县(今肥城市)湖屯镇南辛庄人。
早期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人。
1922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共青团济南第三支部书记，发起组织“济南青年读书会”；参与组织济南市学生联合会、育英中学联合分会及其群众组织举行集会，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
1926年成为山东学生联合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运动。
开辟济南以南津浦铁路沿线至鲁南一带党的活动阵地，多次检查巡视泰安县党的工作。
1928年调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
是年冬被捕。
1931年4月5日，与其他21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操场。
洪涛(1912～1938)原名洪裕良，江西省横峰县青板桥乡排楼村人。
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师师长，著名红军将领，徂徕山起义领导人之一。
洪涛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日，参加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组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任司令员。
1月26日，在寺岭村伏击日军告捷。
2月17日，在新泰境内四槐树村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炸死炸伤日军40余人。
洪涛重视部队建设，他带领的队伍由20多人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山东在中共领导下的一支较大的抗日武装。
因连续行军作战，洪涛在部队转移至徂徕山劝礼村(又称圈里村)时，不幸逝世。
现安葬在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
祖籍肥城县(今肥城市)安临站镇贺庄村人。
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
演出过世界名剧《娜拉》、《大雷雨》，历史剧《屈原》、《林则徐》以及大批抗日救亡剧目，是位很有影响的话剧演员。
1936年，他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轰动国内外影坛，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1968年后，开始从事文艺人才的培养工作，曾随中国艺术团出访朝鲜和日本。
晚年集一生之艺术理论结晶，撰写了《银幕形象塑造》和《地狱之门》两书，是表演艺术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专著。
1980年10月10日因病逝世。
夏辅仁(1916～1964)原名夏天庚，泰安城永福街人。
早期中共地方领导人。
1931年加入共青团。
“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南下学生抗日请愿团和纪念巴黎公社等活动。
1932年被捕入狱。
1934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获释后返泰，联络范明枢等成立“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宣传。
他曾任泰安县委书记、泰山特委书记，1938年1月，带领县委和抗日武装部分成员奔赴徂徕山，参加武装起义。
1939年10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5年8月调东北地区工作。
1954年，奉调支援越南土改，荣膺“胡志明一级荣誉勋章”。
1955年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民族室副主任，后任主任。
1961年，调西藏工作。
他具有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被誉为“民族工作专家”。
1964年11月，在视察公路建设时，不幸被飞石击中头部，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