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职人员职位排序
基督教的神员长老：负责各项事务，传道（相当于教会的顾问执事：负会内部事务，决策各项大小事务，以及帮助一些弱势群体牧师：除了传道，除了协助执事处理问题，还有就是主持教会的基本圣礼（婚礼。
圣餐礼，洗礼）传道人：主要职分就是讲道，帮助教会弱势群体宣教士：主要是被教会派去世界各地（因教会资源而定）宣讲福音，传道，牧养教会，若有需要可以向教会申请去一些很少信徒的地方牧养教会
同工：就是负责教会的主要事务（财务，书籍管理，诗班教唱等）相当于单位各项事务负责人义工：就是无条件为教会服务的信徒包括：接待，教唱，以及打理教会卫生，或者其他
关于宗教作用的论文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
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
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
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
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
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
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members.In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individual.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society.Nowadays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deology.However，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publicity.For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religion.And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
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
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
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
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
”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
”[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
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
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
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
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
[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
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
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
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
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
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
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
”[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B.Forrester)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
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
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
”[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
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
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
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
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
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
”[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
”[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
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
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
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
”“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
”“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
”[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
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
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
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
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
[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
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
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
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
“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
“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
“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
“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
“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
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
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天”是“公”的起源。
“天”是至善、至公、至大。
“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
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
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
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
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
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
[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
“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
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
[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
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
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
(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
”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
)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
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
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
[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
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
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
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
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
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
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
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
”[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简述双重预防机制含义
双重预防机制就是构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两重防火墙。
第一重是管风险，以安全风险辨识和管控为基础，从源头上系统辨识风险、分级管控风险，努力把各类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杜绝和减少事故隐患第二重是治隐患，以隐患排查和治理为手段，认真排查风险管控过程中出现的缺失、漏洞和风险控制失效环节，坚决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发生之前。
要通过双重预防的工作机制，切实把每一类风险都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把每一个隐患都治理在形成之初，把每一起事故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长安的历史
鉴于长安对于中华文明、东亚文明及世界历史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本条目主要讲述古都长安。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均为古都长安之派生，因此归并后置于本词条的意项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之下。
长安（拼音：Cháng ān；英文：Chang'an；韦氏拼音：Ch'ang-an；日语：ちょうあん）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中华文明及东方文明史上最负盛名的全球著名都城，是极少数可令外国人心怀景仰而来顶礼膜拜的伟大中国城市。
长安的地理位置，由于历史原因有过迁徙，但都位于现在中国陕西省的西安和咸阳附近的渭河平原（关中平原）腹地。
长安大雁塔，唐永徽三年(652年)建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岁月里，先后共有十七个朝代及政权建都于长安，总计建都时间超过1200年。
长安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
长安（即今西安）位列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同时也是与雅典、罗马和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在建都长安的诸多朝代中，汉朝和唐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当时的长安已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长安在公元前195年－公元25年（西汉）、公元637年－公元904年（唐）的两段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长安在它发展的顶峰时期大约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长安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
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以长安为唯一起点。
唐代长安城下属有万年县和长安县取万年长安之意。
明朝初年起，长安改称西安，并沿用至今。
先秦 长安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周朝的国都，最早纪录为西周的国都酆京、镐京（前1111年—前770年）。
镐京又被称之为酆镐，酆、镐本是沿着酆河而修建的两座颇具规模的城市。
沣水西称酆京，沣水东称镐京，史称“酆镐二京”，分别由周文王与周武王营建。
不过习惯上将这两座城市看成一个城市，因为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作用： 酆京在西周后期更多的承担了祭祀的带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镐京则作为行政中心存在。
西汉 秦末汉初，长安其地时为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是秦始皇嬴政的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
汉初，高祖刘邦下诏，相国萧何主持营造都城长安，开启了汉帝国的宏大基业。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高祖原本想建都洛阳，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但群臣大多是从东方而来，纷纷反对，认为洛阳更好。
于是刘邦征询张良，张良说：“洛阳建都的东周虽然比秦仅两世好，但是城郭仅数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击。
反观关中有函谷关、陇蜀的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庶，北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东方牵制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运京师，当东方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
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娄敬说的没错。
”于是刘邦决意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赐刘姓。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安县，高帝七年，定都于此。
刘邦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
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
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墙。
汉武帝设京兆尹治理长安，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并在城西扩充了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
在西汉的200余年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
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长安城一度毁于战火。
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
及至汉末，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外，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
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
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
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
其中未央宫是从汉惠帝开始的许多皇帝的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
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划分为160个“闾里“。
市场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称为“长安九市”。
在城西有面积广大的上林苑，苑内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宫等。
在城南有一组王莽时期建造的礼制建筑。
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体系。
]魏晋南北朝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建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汉室势微，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
西晋末年，晋愍帝在长安短暂建都。
此后，关中长安地区几度成为战争频发地，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政权也都将首都设在长安。
隋唐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
当时的汉长安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
唐都长安城开皇二年(582年)，杨坚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学家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先造大兴宫城，后造皇城。
开皇三年(583年)在城西侧开挖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宫城。
第二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黄河。
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同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建行宫四十余座。
608年，又兴建永济渠运河。
大业九年(613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使大兴城初具规模。
杨广远征高丽、开凿大运河、修建洛阳东宫，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国内烽火频起。
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为长安，此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
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间先后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
唐长安城唐长安城鸟瞰复原图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汉长安城的2.4倍，北魏洛阳城的1.2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唐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
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
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
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
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总面积80多平方公里。
外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
每面有3座城门，除南面正门明德门为5个门道外，其余皆为3个门道。
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
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
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
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
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为其父所修避暑的大明宫，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三座宫殿合称“三内”。
大唐芙蓉园，2008，西安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
城内有四条沟渠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
城东南角有一座人工园林——芙蓉园，园中有曲江池。
唐长安城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设的典范，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
日本国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高度效仿了唐都长安城的规划。
五代以后 唐以后，长安不再是王朝的都城。
后梁设大安府，后唐设京兆府，宋设陕西路、永兴军路，京兆府。
元设安西路、奉元路等。
明代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安城墙，留存至今，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对于南京作为国都不甚满意，一直心怀迁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标最钟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西安城墙东南角，2008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提到“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
朱元璋顿时心动，但不形言表。
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天下：“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指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
”其实已经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
太子朱标个人也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长安作为最为国人仰慕的汉唐国都，王者气派天下独步、无可匹敌。
然而世事难料，太子朱标返回南京后于第二年病逝，谥号“懿文太子”。
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
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
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
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
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
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凄凉。
此后不久，朱元璋也郁郁而终，皇位传于太子朱标的长子（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数年，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变”，篡夺了皇位，并不顾南京城内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都迁往自己的势力据点－－北平。
长安，也就失去了宝贵的重新成为中国国都的机会。
明末，李自成率军攻破陕西，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从西安出师攻灭明朝。
然而，吴三桂投靠清朝，以致清兵入关，攻灭大顺政权。
近代 公元1900年，清廷利用义和团排外，并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北京，西狩长安，留驻长安约一年之久。
在此前后，光绪帝与国内维新派人士都强烈主张放弃北京，迁都长安，变法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抗战到底。
民国之后，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前的三十年代大力进行“剿共”，1936年（民国25年）蒋介石至西安督战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软禁蒋介石并逼迫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最后促成国共暂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现当代 长安是今之西安市，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地处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的结合部，是通往西南、中原、华东和华北各地区的门户和交通枢纽。
[1]西安现在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1992年7月国务院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陇海兰新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
现辖9区4县，总面积9983平方公里，人口741.7万人。
最近西安市加快推进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进程，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历代定都长安的王朝 西周（前1111年—前770年） 秦朝（前221—前206年） 西汉（前206年—9年） 新朝（9年—23年） 东汉（190年—195年） 西晋（313年—316年） 前赵（318年—329年） 前秦（351年—385年） 后秦（386年—417年） 西魏（534年—557年） 北周（557年—581年） 隋朝（581年—618年） 唐朝（618年—907年） 武周（690年—705年） 大顺（李自成）（1644年—1645年） 其他意义上的“长安” 【历史年号】 长安（701年十月—704年十二月）是武则天的年号，共计3年余。
【文学意义上的“长安”】 西汉、隋、唐皆建都于长安，故唐以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
并不一定指真正的长安。
如： 唐代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
”晋朝南渡后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可是李白还是用“长安”来指代建康。
南宋辛弃疾《菩萨蛮》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此“长安”指汴京，即今开封。
【县城长安】西安市长安县——西安市长安区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长安县。
后，除王莽新朝、南北朝后秦曾更名为“常安”， 五代后梁曾更为“大安”外，历朝历代都置长安县，惟辖区多变。
今之长安县辖区县是1914年在明、清长安县区划基础上将咸宁县并入，民国33年（1944年）将长安城（今西安城）内及四关划归西安市，1950年将原宁陕县秦岭以北180平方公里山区划入，1955年将长安县北部290平方公里划归西安市，1958年又将县北部、东部部分地区划归西安市后确立的。
长安县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在古都西安市南部，渭河平原南缘、秦岭北麓。
东临蓝田县，南接宁陕、柞水县，西与户县接壤，北和雁塔、灞桥区为邻，从东、南、西三面拱围西安。
区内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北跨度55公里，东西跨度52公里。
地貌多样，山、川、塬皆俱。
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城区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
西安市长安县位于东经108。
38\\\/至109。
14\\\/，北纬33。
47\\\/至34。
18\\\/。
北邻西安市，东接蓝田县，南连柞水县，宁陕县，西毗户县、咸阳市。
地势为东原、南山、西部川、最低海拔384.7米，最高海拔2886.7米，南北长55公里，东西宽55公里，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
1989年全县辖7区、9镇、35乡、372个村民委员会，12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821655人。
县政府所在地韦曲镇距西安市中心钟楼仅仅8.7公里。
2002年9月撤县设区，成为西安城市新区，现辖10个乡镇，15个街办，671个行政村，21个居委会，总人口92.57万人。
沐浴着撤县设区的东风，长安区政府也进行搬迁，新址在子午大道与西长安街交汇处的东北角。
长安地形地貌多样，山、川、原皆俱，县内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
全县耕地88.05万亩，占总面积的41 .45%;高等植物120多科，1130多种，草本植物200多种，花卉300多种，其中经济林木20多种，药用植物651种；林地面积98.37万亩，占总面积的46.30%;野生动物105种，其中朱鹮、黑鹮、羚牛、苏门羚等国家一、二、三类保护动物12种；已发现铁、铜、铅、金、大理岩、硅石、粘土、白垩土、石墨、蛭石、石棉、水晶等矿藏；有浐、潏、沣、滈等15条河流，207.5平方公里的地下热水资源，34亿立方米的地下潜水静储量，地表水多年平均流量7.2亿立方米，储水面积3000多亩。
长安农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已种植谷物，但解放前由于长期落后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加上古老的生产模式，生产发展缓慢，到1949年粮食播种亩产只有69公斤，解放后，共产党带领农民闹土改，搞互相合作。
1953年春，王莽乡西王莽村贫苦农民蒲忠智等带头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之后，互助合作在全县迅速扩展，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业产生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水平。
1989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4.33倍，播种亩产增长3.30倍，农业总产值增长4.97倍。
1989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39万马力，农机作业总工作量达3871.1万标准亩，农村用电量近9000万度。
长安文化底蕴深厚，区内胜迹遍布，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
客省庄新石器遗址、仓颉造字台、沣镐西周车马坑、秦阿房宫遗址、汉杜陵、樊川故道等文物古迹触目皆是；兴教寺、华严寺、香积寺、净业寺等佛教祖庭文化源远流长；绵延百里的秦岭北麓苍翠神奇，植被茂盛，是西安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青华山、南五台、嘉午台、翠华山等自然景观瑰丽多姿。
长安被誉为西安的“后花园”。
后来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被命名为：长安区 【陕西平利县长安镇】 长安镇位于陕西平利县境东部，距县城8公里，东与湖北省竹溪县接壤，地貌四山夹三川。
总面积227平方公里。
汉白三级公路贯通镇境，是川陕鄂渝的交通要道。
辖28个行政村，177个村民小组，5375户，20547人，其中：农业户4985户，19595人。
辖区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农业基础条件优越，素有平利县“一长安”之美称。
总耕地面积33736亩，其中：基本农田16667亩，人均0.85亩（水田6537亩，旱地10532亩）。
有林面积18.8万亩，宜林荒山10532亩。
有茶园2157亩，其中：优质高效密植茶园600亩。
以黄姜为主中药材骨干项目3500亩，烤烟1200亩，林果2000亩。
非公有制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571个，已实现村村通公路和程控电话，9个行政村开通有线电视，儿童入学率达到99%。
省际边贸集镇建设已初具规模。
【广东东莞长安镇】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广东省东莞市下属镇名。
长安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气候宜人，四季常青，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盛产香蕉、荔枝、柑橙等经济作物和禾虫、禾花雀、蟹、花鱼、乌头鱼等特产。
长安明代有大井圩，清末建立万和圩，民国时期归虎门管辖，俗称下里。
民国三十年（1941年）乡民在沙埔头筹建新村，取名长安圩，以后就采用长安为正式镇名。
【广西融安长安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镇名。
长安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融江西岸、枝柳铁路线上。
柳州市融安县中部，近代广西四大名镇之一。
水陆交通便利，为桂北物资转运枢纽之一。
现为柳州市融安县县城，总面积20.7平方公里，常驻人口58800人，流动人口约23200人。
【河北石家庄长安区】 长安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区东北部，面积110.24平方公里，总人口42.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97万人。
现辖3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85个居（家）委会，35个行政村。
长安区是省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石家庄市党政机关和中央省市新闻单位、文艺团体、科研单位大多位于该区，长安区辖8个街道、3个镇：建北街道、青园街道、广安街道、育才街道、跃进街道、河东街道、长丰街道、谈固街道、西兆通镇、南村镇、高营镇。
【浙江海宁长安镇】 长安镇属浙江省海宁市。
位于钱塘江北岸、海宁市西部，北邻桐乡市，西南接壤杭州市 余杭区。
隔江相望杭州市萧山区。
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杭浦高速、01省道、穿境而过，均设站点或出入口；320国道、杭东绕城公路出口处分别距镇区6公里、2公里。
境内设有省级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
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长安是全国重点镇、省级中心镇。
全镇总面积91.9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8个社区，常住人口8.3万。
【绩溪县长安镇】 长安镇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西北部，东邻板桥头乡、华阳镇，南连歙县、临溪镇，西、北与上庄镇、旌德县接壤，全镇总面积130平方公里。
1992年3月由原镇头乡、原尚田乡部分村合并建立长安镇；2001年10月原浩寨乡和大源乡部分村并入长安镇；2005年辖镇头、大源、庄团、马道、大谷、高杨、坦头、梧川、浩寨、下五都10个村民委员会，60个村民组，总人口23118人，其中农业人口21978人。
省道217线南北贯穿全镇，与县道镇蜀线、镇上线在镇头相汇。
镇人民政府驻镇头村，距县城27公里，为岭北重要交通枢纽。
境内多山，西北有大会山脉，南有徽岭山脉，东、南属中低山，中部及西、北部为丘陵盆谷。
西、南之水汇入大源河，入新安江；东、北之水为徽水河之源，入青弋江。
境内土壤以黄红壤为主，坦头、马道一带盛产优质粘土。
全镇现有山场6727公顷，耕地1958公顷，其中水田1336公顷，桑园405公顷，茶园70公顷。
境内农业以粮油、畜牧、蚕桑、竹木为主，其他经济作物（高山西瓜、大棚香菇、茭白、中药材等）为辅。
境内有国营镇头林场、大会山林场。
近年来长毛兔养殖发展迅速，存栏量6万只以上，2005年被宣城市授予“长毛兔之乡”称号。
境内有个私企业57家，主要经营行业有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竹木加工、布绒玩具、酿酒、小水电等，2005年有明雁机械公司、新惠玩具公司、马道木竹制品有限公司3家县级规模以上企业。
2005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42亿元（比2004年增长12.5%），其中农业总产值0.70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131元（比2004年增长8.9%）。
境内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生态优越，胜迹众多。
自然景观有华阳十景之一的大会晴峰，黄山七十二峰之一的黄高峰。
浩寨冯村是省级“百佳”生态村，被省列入古村落名录；庄团胡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无锡市长安] 长安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北部 [靖江长安] 长安位于江苏靖江市西部
喇嘛活佛有什麽区别
简单的讲 喇嘛和活佛的关系就是 和尚和方丈的关系 喇嘛是一个统称 活佛是一些喇嘛中的领袖 相当于一个寺庙的方丈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佛教流派最明显的特征。
它是如何出现的呢? 活佛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
元朝皇帝忽必烈封萨迦教主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后，元代人就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这时它指宗教修行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僧人。
到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它才成为寺庙领袖继承人的特称。
1252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时，也邀请噶玛噶举高僧噶玛拔希。
但噶玛拔希投向了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被蒙哥封为国师，并赐给一顶金边黑帽及一颗金印。
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
为将本教派既得利益保持下来，他便以佛教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为依据，临终前要求弟子寻找一小孩继承黑帽。
弟子秉承师命，找来一小孩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黑帽系活佛转世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明朝，黑帽系活佛噶玛巴被明永乐皇帝封为明三大法王之首的“大宝法王”。
今天，这一活佛转世系统仍在传承。
1992年9月27日，拉萨堆隆德庆县楚布寺举行盛大的十六世噶玛巴活佛转世灵童坐床典礼，揭开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转世的又一页。
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藏传佛教各教派为了自己的利益，纷起仿效，相继建立起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活佛转世系统。
据统计，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就有148名，到清末增至160名。
其中，随着本教派利益的膨胀而建立的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是达赖转世系统和班禅转世系统。
达赖活佛转世系统创建于16世纪。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不远千里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咖恒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称呼从此正式确定下来，并传承至今。
现世达赖喇嘛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命“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后，于1940年2月22日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的。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出现于1713年，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满语，为梵语ratna之变音，旧译“宝师”或“大宝”）。
民国时期，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班禅出走内地，圆寂于青海，宫保慈丹经扎什伦布寺班禅行辕寻访到后，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特令“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1949年8月10日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下，十世班禅坐床大典在塔尔寺举行。
17世纪格鲁派掌权后，这种活佛转世的办法成为西藏特权阶层争夺利益的手段。
为杜绝大活佛转世中的族属传袭之流弊，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时，创建金瓶掣签制度，将其列入“善后章程”第一条；大皇帝为求黄教兴隆，特赐一金瓶，规定今后遇到寻找活佛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众呼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
金瓶掣签制度，完善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
金瓶掣签后，驻藏大臣、寻访灵童负责人要将掣签所得灵童的情况报告中央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后，才能举行坐床典礼。
为此，清朝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用于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现存放于拉萨布达拉宫；另一个用于确认蒙藏大活佛、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现存放于北京雍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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