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接待是什么
△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为了写作《月球探险记》，就认真阅读了500多种图书资料。
他一生之中共创作了104部科幻小说。
读书笔记达二万五千本。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随“贝格尔”号考察船环球考察，他环游海外，研究生物遗骸、记录了50万字的珍贵资料，最后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进化论。
△俄国伟大作家契诃夫十分注意积累生活素材，随时把听到、看到或想到的一些事情记在一个本子上，称之为“生活手册”。
有一次，契诃夫听一位朋友讲了一个笑话，他笑出了眼泪。
他一边笑着，一边拿出“生活手册”，恳求说：“你再讲一遍吧，让我把它记下来。
”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房间里，不论是窗帘上、衣架上、橱柜上、床头上、镜子上，到处都挂着一串串小纸片，走近一看，原来纸片上都写着美妙的词语、生动的比喻，有用的资料。
他把纸片挂在房间的各个部位。
是为了在睡觉、穿衣、刮脸、踱步时，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都能记诵。
外出时他也在衣袋里装着不少纸片。
他这样刻苦学习，积累资料，终于写出了《热爱生命》、《铁蹄》、《海浪》等引人入胜的作品。
（1）、爱迪生一生有1000多项发明。
这无数次试验的时间从哪里来
就是从常常连 续工作两天三天的极度紧张中挤出来的。
后来不断的挤出时间，所以他永远有用不完 的实验时间。
从而变成了科学家。
（2）、鲁迅以“时间就是生命”的格言律己，从事无产阶级文艺事业30年，视时间 如生命，笔耕不辍。
（3）、巴尔扎克用如痴如狂的拼劲，每天奋笔疾书十六七个小时，即使累得手臂疼 痛，双眼流泪，也不肯浪费一刻时间。
（4）、爱迪生为了科学发明，紧紧抓住每个“今天”，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除 了吃饭、睡觉、活动，几乎没有闲过。
每天延长工作时间就等于延长了生命。
因此， 当地79岁生日时，便称自己是135岁的人了。
爱迪生生活了85岁，仅在美国专利局登 记的发明专利就有1328项，平均15天就有一项发明。
（5）、我国国画大师齐白石，坚持每日作画，除身体不适外，从不间断。
85岁那 年，一天他一连作画四幅后，又特为昨天补画一幅，并题字道：“昨日大风雨，心绪 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 （6）、“不教一日闲过”，所有业有所成者莫不为此。
请看鲁迅最后一年（1936 年）的生命历程，从一月到十月（10月26日逝世），卧床8个月，还写杂文和其他文 章54篇，翻译《死魂灵》第二部残稿三章并作附记两则，复信270多封，并给不少青 年作者看稿，病中坚持写日记。
病逝前三天，还给一翻译小说写序言。
在逝世前六年 的时间，鲁迅一直住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从他的住地到公园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却 从没去公园玩过。
这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鲁迅。
名人事例——宽容 春秋时期，“问鼎”的楚庄王。
一天晚上，携爱妃举办烛光晚会，大宴群臣。
酒至半酣，忽然一阵大风把蜡烛吹灭。
一名武将欲乘黑调戏爱妃，被爱妃一把扯下盔上红缨，爱妃建议楚王即刻点灯，看看哪个家伙盔上红缨已失，严加惩办。
朋友妻不可欺呀，何况是领导之妻呢
岂料庄王大度能容，下令众将全都摘去盔上红缨，然后方可点灯。
不久，楚王御驾亲征与敌国开战，被困重围，手下兵将四散奔逃，楚王命悬一发，忽然窜出一将拼死力战，保楚王杀出重围，捡回一条性命。
楚王激动地说：“别人都自逃性命，唯有爱卿肯舍命救驾，你叫什么
是哪个单位的
”该将答曰：“俺就是那日烛光晚会上调戏您媳妇的人啊
” （传说中，因为我说不出资料来源
）爱迪生制造了第一个灯泡，他让他的一个弟子拿去试验，却被他摔碎了
弟子很羞愧。
但是，当爱迪生制造出第二个灯泡时，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依然给那弟子去试验。
爱迪生说“最大的宽容就是再给他机会
” 到报道的日子，林肯来到报道处考试，当他来到报道处时，发现监场的人是他曾经得罪过的人，他带着沉重的考完。
当他问起那件得罪过他的事时，那个人说：“有吗
我不记得了。
百年环法自行车赛已经落下帷幕，每一位车手不管名次先后，都骑行了3000多公里，在每一个赛段都有相当一段路程，最长的有260公里，而在比赛中又有些运动员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然后有重新投入到比赛中去。
这些都是我们常人无法忍受的，又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骑完全程呢
当然是靠每一个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
毅力是成功的基石。
居里夫人曾经说过：“一个人没有毅力，将一事无成。
”而“说一套，做一套”，永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言行一致，朝着目标坚持不懈的去奋斗，去追求，才会有所收获。
顽强的毅力无往而不胜。
任何一个有着坚强毅力的人，都不会光想而不做，不会被困难和挫折吓倒。
自行车手们就是凭着顽强的毅力，跌交了而有泪不轻弹，在逆境下前进，才是胜者之能。
放眼看古今，每一个成功者身上都闪耀着“毅力”的光辉。
范仲淹从小丧父。
尽管这样，他仍旧艰苦读书，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最终成为中国有名的文学家。
有人说过：“毅力可以攻克世界上任何一座山峰。
”而张海迪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她身患高位截瘫，而她在病床上，用镜子反射来看书，最后张海迪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4国外语，并成功的翻译了16本海外著作。
和张海迪类似的还有贝多芬，他双耳失聪后，不是一味的怨天尤人，而是坚持他的音乐创作，耳朵聋了又听不见，就用筷子插进钢琴的发声器，以震动来辨别音调，最终创作出了著名的《第九交响曲》。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
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
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
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
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
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
”“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
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
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
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
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
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
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
”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
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
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
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
这要形成一种制度。
”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
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
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
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
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
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
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谁叫你们修的
”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
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
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
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
”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
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
”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
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
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
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
”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
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 南宋文天祥抗元失败，拒绝高官厚禄，受尽折磨，慷慨牺牲。
古代穷人，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努对敌人的手枪，宁可倒下也不屈服。
屈原为报国爱民，即使沉江自溺也在所不辞。
陶渊明清贫如洗，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顾炎武饱经忧虑，坚持抗清。
郑成功历尽艰险，收复台湾，大振台湾，大振国威。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恶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中国历史：材料反映了我国处在哪次运动中
看时间应该是文革吧
对诗经最初印象写一首诗
我了解了蒹葭苍苍所描绘的美景，也了解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男子恋人炙热的爱恋；我明白了关关雎鸠的优美，也明白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浪漫；我懂得了岂曰无衣的慷慨激昂，也懂得了秦人发至内心的力度。
八达岭长城几点开放
东四十条,宣武门乘游12路直达京华饭店旅游专车.或东直门外乘长途汽车至密云,再转乘汽车.驾车可从三元桥上京密路到白龙潭,有路标.世界文化遗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AAA景点 八达岭长城门票价格 45元（学生票22.5元）；乘八达岭缆车来回程60元。
八达岭长城开放时间 夏季 6： 30—— 19： 00；冬季： 7： 00—— 18： 00 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介绍(门票.交通)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全长一万二千多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
长城始建于秦始皇时期，经过历代的增补修筑，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长城几乎都是明代所建。
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是明代长城的精华，这里是长城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海拔高达1015米，地势险要，城关坚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登上八达岭长城，极目远望，山峦起伏，雄沉刚劲的北方山势，尽收眼底。
长城因山势而雄伟，山势因长城更加险峻。
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发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八达岭万里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1991年，在全国名胜四十佳评选中，八达岭名列榜首。
八达岭长城在北京北部延庆县境内,距离北京市70多千米. 高速公路穿山而过，从北京驱车40分钟便可到达. 在这里长城如巨龙一般在崇山峻岭之间沿山脊蜿蜒曲折，烽火台和敌楼密布。
墙高7.8米，顶宽7.8米。
游人可以登城领略长城的雄伟和工程的浩大、艰巨。
八达岭自古便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春秋战国时期为防御北方民族的侵扰，在此修筑了长城，至今仍见残墙，墩台遗存，其走向与今明长城大体一致。
八达岭是峰峦叠嶂的军都山风吹草动的一个山口，明代《长安夜话》说：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
“可见八达岭的地理战略地位。
明代为了加强防御，对八达岭长城进行了长达八十余年的修建，并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来北方，指挥长城防务。
经过八十余年的修建八达岭长城成为城关相联、墩堡相望、重城护卫、烽火报警的严密防御体系。
历史上八达岭长城是护卫居庸关的门户，从八达岭长城至今天的南口，中间是一条40里长的峡谷，峡谷中建有关城“居庸关”，这条峡谷因此得名“关沟”，而真正扼住关口的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这里两峰夹峙，一道中开，居高临下，形势极为险要。
古人有“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如建领，如窥井”，“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说。
可见当时居庸关只是一个关城，真正的长城是修建在八达岭。
八达岭山口的特殊地形，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在这时修筑长城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八达岭是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
第一帝王秦始皇东临碣石后，从八达岭取道大同。
再驾返咸阳，肖太后巡幸、元太祖入关、元代皇帝每年两次往返北京和上都之间、明代帝王北伐、李自成攻陷北京、清代天子亲征……八达岭都是必经之地，近代史上，慈禧西逃泪洒八达岭、詹天佑在八达岭主持修筑中国自力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孙中山先生登临八达岭长城等，为今天留下了许多历史典故和珍贵的历史回忆。
八达岭长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建于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嘉靖、万历年间曾加以修葺该段长城地势险峻，居高临下，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关隘 和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
八达岭长城碗蜒于崇山峻岭之间，依山而建，高低起伏， 曲折绵延。
八达岭位于居庸关外口，有东、西两座关门，东叫“居庸外镇”，西称“北门锁钥”。
关城东窄西宽，长城从“北门钥 锁”关门城合台起依山而筑，城墙高低不一，平均高约7．5米，顶宽约6米，可容五马并驰，十人并行。
该段长城的墙体是用整 齐巨大的条石铺成，有的条石长达2米，重数百斤。
内部填满泥土和石块，墙顶地面铺满方砖，十分平整。
墙顶外侧筑有高 1．7米的垛口，上有了望孔，下有射击洞，内侧建有宇墙。
城墙每隔一段，筑有一个堡垒式的方形城台。
城台有高有低，高的 叫敌搂，是守望和军士住宿的地方；低的叫墙台，高度与城墙 相差不多但突出墙外，四周有垛口，是巡逻放哨的地方。
在制 高点上还设有烟墩，即烽火台，是古代传递警讯的设施。
登上万里长城，你可以看到脚下的长城依山就势，蜿蜒起伏，如一条不见首尾的巨龙在绵绵山岭上翻滚爬动，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令人叹止。
这里的自然景观也很有特色，春夏秋冬四时都有佳境。
最是春化铺锦，夏绿叠云┄漫道红衰翠减，爱丹林浓染，秋气澄清。
更冬来莽莽雪岭，玉龙腾春，风光尽收方寸。
望关山，无限古今情，却不解，今古何所别。
万里长城万里长，两千历史不尽言；欲要看尽数千古，长城不登好汉无。
“不到长城非好汉”，到北京不登长城，犹如到上海不游城隍庙一样，是不可想象的。
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尼克松、撒切尔夫人等在内的三百多位世界知名人士曾登上八达岭一览这里的山河秀色，您能错过吗
八达岭要塞 八达岭 位于关沟的北口(外口)，从此可南通北京，北至延庆，西达大同，东抵永宁等地。
因其路从此分，四通八达而故名。
八达岭最高峰为海拔1000米，其岭口两峰夹峙，扼控交通，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古人说：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的确如此。
在古代，八达岭历来是保卫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元、明等各朝，均设重兵把守。
关城(瓮城) 八达岭长城筑有东西两座关城，东为居庸外镇城门，西为北门锁钥城门。
两门相距43.9米，瓮城面积达5000平方米，处于海拔600米处。
现存关城为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建筑，是万里长城中最著名的关隘之一。
居庸外镇一词，系指此处为居庸关的前哨阵地。
北门锁钥一词，典出宋朝的宰相寇准。
宋辽双方议和后，寇准就不在朝中任职，而来到大名府作镇守。
辽国使臣路过大名府见寇准于此，便诧异发问：宰相大人怎能来此?有何贵干呢?。
寇准严肃地对辽臣说：朝中无事，北门锁钥，非镇不可口 罗!后来，人们便把北方的边防重镇，称之为北门锁钥了。
岔道城 在八达岭火车站附近，有一座气势雄浑，建筑坚固的大城堡，这就是北门锁钥关城的前哨指挥部--岔道城。
据《居庸志略》载：八达岭为居庸之禁扼，岔道又为八达岭之藩篱。
当时设有把总三名，驻兵八百员，在八达岭长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
古炮 陈展于八达岭关城内登城入口处的马道旁，共有五尊铁炮，为当时的先进武器之一。
其中最大一尊炮筒长2.85米，口径105毫米，射程达千米以上，威力甚大。
炮身上刻有敕赐神威大将军字样，为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制造。
该炮是1958年从八达岭东十余里的张堡地方运来的。
另外四尊牛腿小炮，为1957年整修长城时的出土文物，同时还发掘出数百枚炮弹，均为明朝制品。
据《武备志》记载：古代以机发石，其机之木架，形如虎蹲。
后来使用火炮，炮身短而粗大，以发开花弹者，名虎蹲炮，俗称田鸡炮，由此可见当时武器情况之一斑。
城墙 八达岭长城，是明代万里长城中最典型、最高大雄伟的一段。
其城墙外皮，均用大城砖或重达二千多斤的花岗岩条石砌成，内夯泥土碎石，特别坚固整齐。
墙体平均高7.8米，墙基厚6.4米，墙顶宽5.8米，可容五马并骑，十人并进。
于墙顶的外侧，筑有1.7至2米高的堞墙与垛口。
垛口下侧开一小洞，叫射洞，用于射箭。
同时，在墙顶内侧还砌有宇墙，俗称女儿墙，起安全作用。
宇墙一侧，每隔一定距离开辟券洞门一座，内铺石阶可登墙顶。
墙面均用方砖铺成，石灰填缝，十分齐整，寸草难生。
其两侧还设有流向内侧的排水沟和吐水嘴等。
从军事防御出发，各种建筑均极为讲究，固若铜墙铁壁，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
城台 又称墙台。
指稍高出长城墙顶，四周砌有堞墙、垛口、射洞等平台型建筑。
此是古代士兵们的巡逻放哨之处，以及发生战争时进行据守防御的地方。
例如八达岭关城门顶的平台，即为城台。
敌台 亦叫敌楼、碉堡，建筑于长城墙顶。
一般为四方形或长方形，分上下两层。
上层设有望口和射洞，并置有燃放烟火的信号设施；下层辟有券门、楼梯，可供士兵暂歇或存放武器之用，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设施之一。
战台 修筑于长城沿线的交通要道或地势险要之处，为碉堡式建筑，有一、二、三层之分，规模大小不 一。
内可储兵器、弹药及其他战略物资，作用大于敌楼。
据明代刘效祖所著《四镇三关志》记载，在戚继光的规划和督办下，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沿线，共筑敌台、战台一千二百座(原计划要建三千座)。
当遇战争爆发之时，在敌台上可从上临下，用火器、佛郎机、子母炮更番击打，器用尽以火炮代之。
一个战台一般需30人守台、30人守垛，分6伍，备火药300斤。
此外，在战台上还存有神箭、铁棍，以及数以千计的大小石块，同时还储备一个月的口粮和用水等。
这种制作久而弥精，心思熟而愈巧的战台设施，既可出击，又可据守，并可与长城上的城台、敌台(敌楼)等军事设施密切配合，以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大大地增强作战威力，有效地阻击敌骑进攻，在军事防御上起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战术作用。
烽火台 为一座座独立据守的碉堡，建筑于长城沿线两侧的险要之处或视野开阔的岗峦上，属长城防御工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每距五至十里筑一台，每个台上设有五个烽火墩，为供燃放烟火报警，传递军情的专用设施。
如遇敌情，白天燃烟称燧，夜间点火叫烽。
据说古时曾掺狼粪烧烟，其烟可直冲云天而不 散，所以烽火台亦?quot;狼烟台或烟墩之称。
自明代成化二年(1466)起，燃放烟火还加硫磺、硝石助燃，同时还鸣炮为号，根据敌军的多少，对燃放号炮的数量也有明确规定。
敌人百余人左右燃一烟、鸣一炮；五百人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放三烟三炮……只要一台燃放烟火，便逐台相传点燃，设于远处的指挥机构，就可以迅速得知敌情。
这是古代行之有效的科学通讯方法。
我国约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周朝就已采用了。
八达岭长城交通 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延庆县境内，距离市区约80公里。
从市区到八达岭有高速公路。
乘旅游专线车一小时可以到达。
旅游专线车每天早晨在市区的前门楼东侧、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门前、崇文门路口东南角等地发车，车票价：往返人民币36元\\\/人。
德胜门乘919路（每15分钟一班车），前门（17路站）乘游1路，北京站东街（103路站）乘游2路，历史博物馆西门乘游2路支线，东大桥（28路站）乘游3路，西直门、动物园乘游4路，苹果园乘游4路支线，前门西出租站乘游5路，安定门、前门乘游8路均可直达（各游车首发时间均为早上6：30），车程只需40分钟。
登八达岭长城的最便宜的乘车方式，乘地铁等车辆到德胜门下车，乘911路公交汽车直达八达岭长城脚下，普通车每人5元，快车每人10元，五分钟发一辆车，比旅游车要便宜许多，又方便。
乘旅游专线车50元一人，包括居庸关长城，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
门票：45元（学生票22.5元）；乘八达岭缆车来回程60元。
八达岭长城购物: 工艺品公司： 主要门店位于关城内公路南侧，主要经营珐琅、雕漆、珠宝玉器、名人字画、工艺美术品、旅游服装等。
◇ 影艺公司： 主要经营照相器材和摄影服务。
在长城上设照相服务点多处；在关城设照相器材销售部。
◇ 燕京书画社 ： 位于西门外公路北侧。
主要经营名人字画、文房四宝、画片画扇、图章印泥、珠宝翠钻、金银首饰、珐琅雕漆、牙雕玉刻、地毯皮货、刺 绣织锦等。
◇ 文物商店： 位于西门外南侧。
主要经营历代陶器、古铜珐琅、金银漆器、古代钱币、翠玉料器、竹木牙雕、古今字画、碑帖印章等等。
◇ 新华书亭： 位于关城西门外南侧。
经营有关八达岭的图书、图片和画册等。
◇ 八达岭银杏茶厂： 位于八达岭镇经济开发区。
生产的“八达岭”牌银杏茶含有黄酮类茶多酚和氨基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经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其黄酮含量高达 3.03% ，是同类茶中的佳品。
八达岭长城特别提醒 八达岭长城地势较高，处于风口，应多穿一些衣服。
长城上部分地段坡度很大，最好穿旅游鞋，尤其是女士不要穿高跟鞋，否则你只好爬行了。
八达岭长城美食 ◇ 八达岭餐厅： 位于关城内公路北侧。
营业面积400平方米，可供中外游人200人同时用餐。
餐厅设有工艺品专柜、冷热饮、还供应盒饭、快餐。
◇ 八达岭外宾餐厅： 位于西门外公路南侧，是一幢具有民族特色的仿古建筑，外观古朴曲雅，室内设备精良完善。
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有中厅、东厅、西厅和国宾厅等四个大厅，可供1000人同时就餐。
该餐厅列为北京市旅游局定点餐厅。
餐厅附设旅游商品专柜，经营有长城特色的纪念品、金银首饰、珍珠玛瑙、翠石宝玉、牙雕贝雕、文房四宝、名人字画、丝绸刺绣。
有趣的是，在厅内休息或用餐，往往会发现地板在颤动，伴有隆隆声响。
这不是地震，是火车在脚下奔驰。
餐厅地下20多米，就是京张铁路上的八达岭隧洞。
◇ 八达岭饭店： 位于外宾餐厅西侧，是一座小型涉外饭店。
适宜旅游结婚和长城考察者，中外旅游者住宿，也可接待小型会议。
饭店设单人床位50个，双人间7个，高挡房间设有卫生间。
室内装饰高雅，配沙发、地毯、电话、电视机。
饭店可为住宿中外宾客，提供早餐和晚餐。
◇ 巨龙饭庄： 位于关城西门外公路南侧，滚天沟口停车场对面。
经营正宗川菜，承办大小筵度，供应份饭、快餐。
营业面积300平方米，可供200人同时就餐。
◇ 八达岭旅游公司： 位于关城内公路南侧。
经营店堂有：工艺纪念品门市部、中餐厅、西餐厅和冷热饮。
关城附近还有10多家小饭馆、小吃部。
八达岭长城住宿 在延庆县城住宿很方便，从中高档的宾馆到廉价的小招待所应有尽有，游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推荐延庆宾馆。
另外在龙庆峡景区也可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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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开国大典》详细资料~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
中央美院把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曾在苏州艺专、杭州艺专等地学习过，后又到西南、西北地区学习创作。
他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他的画作多次得到徐悲鸿等众多著名画家的好评。
“抽掉一根柱子”在建筑上是错误，在绘画上却是成功 董希文接到任务后，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认为资料里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
在他的想像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
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
董希文先画了一张草图，并经常揣着这张画稿，征求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的意见。
草图上，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一个是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边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另外一个是按正常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 全身心投入创作 为了画《开国大典》，董希文搬到亲戚家的一间小屋。
这个临时画室很窄小，面对2米多高、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空间仅有三四米。
董希文作画时后背紧贴墙壁， 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无法看到画面的整体效果，董希文是凭借经验和直觉完成创作的。
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手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
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
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家里人都知道，这时候绝不能打搅他，只好先把饭收起来。
” 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
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
《开国大典》的创作进度很快，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七八成，而且从画作创作中的一些细节里可以看出董希文心思所用至深。
董一沙介绍说：“父亲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时，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强了地毯的质感。
张澜长袍上的褶皱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专等到庆典才穿上去的，还有汉白玉的栏杆故意没有画得很白，而是偏黄，是为了体现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 当年5月，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查一批美术作品，当他们看到《开国大典》时，都很兴奋。
毛主席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
”这对董希文无疑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
因为用油画来体现中华民族的气派，一直是他的愿望。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随即和广大群众见面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
董希文精心设计的这件新颖的油画也被艺术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它的成名之作。
董希文早已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但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使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声誉。
反映重大主题的绘画作品，总是不同程度地维系于特定时代的，革命历史画更是直接和时代的命脉相联系，和人们向往光明、进步的心态紧紧的扣在一起。
人们热情欣赏《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世纪，它不仅鼓舞了中国各民族人民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震撼着世界人民的心坎，为新中国从此屹立宇东方而同心欢庆。
人们喜爱《开国大典》无疑是受到了它的强烈艺术感染，没有艺术性的绘画是不可能令人瞩目倾心的。
然而，考察一件艺术品的成就如何，首先映着眼于它的社会效益，然后估计它的艺术价值，社会效益与艺术价值的统一是艺术品是否完美的标准。
董希文的成功正在于艺术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遗憾的是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开国大典》并不是董希文的原作，而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
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辞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以后又不能恢复原貌，只能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为了纪念董希文完成这件重要创作近四十周年，现在我把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作为美术资料记述下来，以供大家参考研究。
董希文接受这件创作任务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工作（1950年初）。
他被调回城里后，遵照必须尽快完成的指示，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交了卷。
他虽然不习惯赶任务的创作方法，但以无比旺盛的创作热情克服了许多困难，如在收集文字资料、形象素材进行构思的同时，还亲自参与制作画布（那时没有现成的宽门面油画布），以及筹划做大型油画的各种设施和所需的工具材料等。
决定《开国大典》的构图，曾做了较长时间的推敲，在构草图的阶段，他身上经常揣着一张像明信片那样大小画在重磅卡片纸上的画稿，凡遇到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便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我就是从六郎庄土改工作队回美院开会时第一次看到这张草图的。
草图的设计很有创造性，他既根据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的庄重而喜庆的气氛为基调，又不局限于再现当时的实际情况，采用了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手法，艺术处理很大胆。
但是董希文当时并没有把握，因为构图上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要被否定。
他对我说：能有机会创作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画，是千年难逢的好运气。
可是照片和电影资料不合我的构思理想，只能用作参考。
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这件作品必须集思广益，否则难以画好，限期又紧，我真有点着急呢!董希文对油画创作一向深思熟虑，同时又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开国大典》的创作过程中，特别在起草阶段，更是虚怀若谷，不耻下问。
据我所知这张画在小卡片上的草图，有不少北京美术界的同行曾经看到过，他也向一些年轻美术工作者征求过意见。
一位很有威望的教授，在业务问题上表现出如此自觉的群众观点，是非常可贵而且值得称道的。
这幅画在不到十五平方英寸卡片纸上的草图和原来定稿的构图没有多大出入，画面的格局已经可以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开阔。
人物的勾画虽很简单。
但已经能看出主要国家领导人的身材特征。
董希文所要征求的意见重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画面上人物的布局安排。
草图上除了毛主席侧身站立在画面中间，其他的领导人都站在左边大约三分之一的画面上，形成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
从一般的构图规律来看，似乎失去了平衡。
他特别担心画成大幅油画以后，不知将是什么效果。
其次是构图上天安门城楼中间两根廊柱之间的跨度大大放宽了，和实际的建筑构架也相差悬殊，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非议。
他所以要做这样的构图处理，都是为了显出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雄壮宏伟
使得国家领导人置身在这样一个天地恢恢的气氛中，从而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的庄严宣言。
关于前一个问题，以为在主体性人物构图上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见到过，骤然间大家感到很奇特。
但是董希文告诉我，画家中没有提出异议，不少人还很喜欢。
关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同行认为很大胆，从表现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空间整体来看，加大两柱之间的跨度是必须的，从视觉感受上说不画右边的柱子很畅快，画上倒反累赘。
李宗津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课，他听到梁思成说，这个构思是成功的。
以精研古建筑的行家慧眼，梁思成指出，非但两柱之间的跨度加大了好几倍，而且从透视学的角度指出，画面右方应该能看到的半边柱子也没有画上去。
他说，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确是一个大成功。
他认为绘画应该服从自身的艺术规律，对这样大胆的构图处理非常激赏。
传闻董希文自己说过，他并没有少画一根柱子，只是少画了一只灯笼。
但梁思成指出这个问题时，董希文并未否认。
那么他为什么又有这种说法呢
我想是因为少画天安门城楼的一根柱子（有时说成抽掉一根柱子），容易引起牵强附会，有的人会觉得不吉利，所以想避免纠缠这个问题。
何况人们从画面上所得到的视象，只觉得天安门很宽畅亮堂，并没有少了一根柱子的感觉。
美术界的同行对这个问题之所以感到兴趣，是因为董希文在这幅画上创造性的运用了美术透视法则，他突破了什么时候都要用透视准绳去衡量的机械方法，使得构图更符合绘画空间造型的视觉效应。
另一个透视上的问题是画面上的正阳门城楼坐落在画面上垂直的子午线上，这和天安门城楼的方位稍有偏差。
董希文对我说过，他要把正阳门城楼画成正南北方向，也是为了使得广场感到开阔。
我觉得这个作用不大，但是他还是这样画了。
《开国大典》上有这样一些透视上的问题，可是爱挑毛病的透视学教授却并没有提出过非议，这也说明董希文的创作构思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而主要是画面的感人效果说服力。
如果画面上看起来别扭，那是一定要责怪透视上的错误的。
如何看待大寨建大庙，是否违背大寨精神
其实是当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自杀的天津市主席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
从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
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
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
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
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
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
从19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
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
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
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
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
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
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
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
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
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
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
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
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
禹作敏自称是的“好学生”，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
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
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
禹作敏多次希望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
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
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
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
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
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
”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
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
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
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
”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
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
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
”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
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
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
“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
”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
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
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
“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
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
”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
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
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
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
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
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
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
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
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
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
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
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
”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
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
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
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
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
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
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
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
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
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
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
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
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
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
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有关传统国家管事的人的称呼
以下是转的清代的官制。
明代与清代比较大的差别是：1）省的最高长官不是巡抚、总督而是布政使。
总督、巡抚仅是中央在特殊时期临时向地方派驻的钦差的称谓。
2）明代中央自永乐朝设置“内阁”由各殿大学士中选拔，替皇帝草拟公文的回复，依次称为“首辅”“二辅”“三辅”等，地位大致相当于清代的军机处，但是“入阁”的“阁老”往往具有类似丞相的大权，有时可以代替皇帝处理一般日常性政务，而不是如同清代军机大臣那样事事都要请示皇帝。
一、清代中央政权及官员设置 清代中央政权机构多仿明制（清承明制），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1、三院——清改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
清代内阁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
清代内阁名义上是最高行政机关，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后来的军机处，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
内阁的实际权力比明代小。
2、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初，凡军国大政，皆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
议政王大臣会议亦称“国议”，权力很大。
其成员概由满族贵族组成，汉人不得参预。
这种满族贵族专制的形式，不仅和皇帝独揽大权相抵触，而且也不利于清朝进一步争取各族特别是汉族上层的支持。
所以康熙皇帝时又在宫内设南书房，简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任。
南书房设立后，皇帝谕旨多命南书房翰林撰拟，从而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
3、军机处——雍正在位期间，又于1729年（雍正七年）设立军机房，并于1732年（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剥夺了诸王预政的权力。
参加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
其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等。
为首者称为“领班”，亦称“首枢”。
凡被选入军机处者，都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
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为“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问题径寄军机处交皇帝审批，称为“奏折”。
中间既不再经过内阁这道手续（“明发上谕”仍通过内阁下达），对邦国大政的处理更无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
军机大臣以下设章京等官，从六部员司和内阁中书里选用。
章京的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作军机大臣的辅助人员。
章京也是满、汉人员各两班，每班八人，各设一领班。
章京参与机要，草拟圣旨，俗称“小军机”。
清代的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
人少精干，遇事不推诿，能迅速处理军国大事。
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
皇帝通过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标志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发展。
4、六部——清中央的执行机关是六部。
各部职责和明朝基本相同。
吏部： 负责官吏的管理，考核，升迁等 户部： 有十三个司，分别管理各地的收支与报销 礼部： 主管国家凶吉大典，教育与考试，招待外宾，宴劳功臣等 兵部： 管理天下军政（军令由五军都督府管理） 刑部： 管理天下刑名 工部： 管理建筑、后勤、水利、制造等 5、理藩院——这是清代创设的一个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
初设时仅管理蒙古，以后扩大到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
还兼管对俄交涉等外交事务。
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但官员全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不得参与。
理藩院的设置，说明清廷十分注意对蒙、藏、维等少数民族的政策，在加强和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内务府——清朝特设专管宫廷事务的机构。
长官称总管大臣，由满族王公大臣担任。
清朝设内务府的目的，在于防范太监窃权乱政。
7、其他——除上述各中央机构外，还有许多府、院、寺、监机构。
大理寺： 相当于今天的法院，是全国最高上诉机关。
与督察院、刑部构成了三法司。
太常寺： 主管祭祀 光禄寺： 主管宴享 太仆寺： 管马 鸿胪寺： 管招待外宾 二、清代地方政权和官员设置 地方机构清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道、府、县四级。
此外，还有与省大体平行的边疆特别行政区。
1、省——鸦片战争前，清朝共设置十八个行省。
省级最高官员是总督和巡抚，每一省或二三省设总督，各省均设巡抚，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
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一切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
此外，每省还设有提督学政一人，会同督抚主管一省的教育、科举考试等事务，不论本人官阶高低，在充任学政期间，其地位与督抚平行，素有学台之称。
督抚之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人。
布政使又称藩台，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人事大权。
按察使又称臬台，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纠察。
2、道——道设道员，为省藩、臬二司与府、厅中间一级的地方长官。
各省无定员。
道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分守道专掌钱谷，分巡道专掌刑名。
此外，还有专职道，是主管一省某一方面的事务的，如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河工道等。
3、府——介于省和县州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
|府设知府一人。
4、州——州分散州（又称属州）、直隶州二种。
设知州一人。
散州隶于府，辖区较县为大，但级别同县。
直隶州与府同级，直属于省。
厅一般设在边远地区，分属（散）厅、直隶厅二种，设同知或通判一人。
属厅隶于府，直隶厅与府同级，隶于省。
县，设知县一人，主管一县政事。
官员的考察制度为加强监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
规定三载考绩，以定升降奖惩。
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计”。
对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称为”军政”，由兵部主持。
三、清代官员的官称和品级 清代官员分为9品主从共18级，均分为文武。
文官分大夫、郎、佐郎三种，武官分将军、都尉、骑尉、校尉四种。
文官大夫为五品以上官员，郎为正六品至正八品官员，佐郎为从八品以下官员。
品级 正 从 一品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二品 资政大夫 通奉大夫 三品 通议大夫 中议大夫 四品 中宪大夫 朝议大夫 五品 奉正大夫 奉直大夫 六品 承德郎 儒林郎 七品 文林郎 征仕郎 八品 修职郎 修职佐郎 九品 登佐郎 登佐郎 从六品和正七品中如系吏员出身可为宣德郎，地位与正六品等，正从九品同称登佐郎。
武官中将军为从二品以上官员，都尉为正三品至从四品官，骑尉为正五品到七品官，校尉为正八品以下官员。
正 从 一品 建威将军 振威将军 二品 武显将军 武功将军 三品 武义都尉 武寅都尉 四品 昭武都尉 宣武都尉 五品 武德骑尉 武德佐骑尉 六品 武略骑尉 武略佐骑尉 七品 武络骑尉 武络佐骑尉 八品 奋武校尉 奋武佐校尉 九品 修武校尉 修武佐校尉 （一）京官 1、三公、三孤——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
另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
这些均为加官，用来表明受官者的功绩与崇高身份，没有实际管辖范围。
2、六部官员——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六部皆设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长官，俱满、汉各一人。
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主事等 3、督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
下设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佥督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检查工作（当时中国分十三个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属于言官范畴。
4、六科官员——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督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
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利很大，皇帝交给各个衙门办理的工作由六科每五天注销一次，如果有脱拉或者办事不力的，六科可以向皇帝报告。
六科还可以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
最为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5、五寺官员——五寺是五衙门的简称，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 6、詹士府——詹士府是负责辅助太子的机构设正三品詹士一人，正四品少詹士一人，正六品府丞一人.詹士府设左右春坊，司经局，主簿厅 7、太医院——太医院是管理宫廷及贵族诊断，制药的，设正五品院使一人，正六品院判二人，正八品御医四人，从九品吏目若干人。
8、翰林院——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干部学院等的综合，翰林院的首长称为翰林学士（正五品），侍读学士两人，侍讲学士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就会被授予此职位。
编修（正七品）榜眼、探花考中后就会被授予此职位。
（二）地方官 1、知县——助手有县丞、主簿。
县丞协助知县管理县政，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管全县粮税、户籍。
2、知州——州最早出现在西汉。
汉武帝把全国划分成了13个监察区，称为州，州的长官叫刺史，负责监察郡，县的官吏。
东汉后，刺史又称州牧。
隋取消郡的建制，只存州、县。
宋朝州的行政长官才称知州。
明清两代的州有两级别：直隶州和散州。
直隶州属省，级别与府相同；散州隶属府，同县级。
知州属官有同知（副州长）、通判，分别掌财政、刑法、治安等。
清朝时，直隶州（76个）散州（48个）府（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府的长官称府尹。
3、知府——明清两代除首都、陪都所在地府长官仍称尹外，一般都称知府。
明代府按纳税粮分三等：纳粮20万以上为上府，20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无粮的叫地府，全国150多个府。
4、总督和巡抚——明朝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是临时官位。
清代，正式以督抚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管辖一省或二、三省，巡抚是省级地方长官。
鸦片战争前，清共有8总督16巡抚。
八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
16抚：江苏、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浙江、湖南、湖北、广东、云南、贵州、福建、江西。
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督抚直到公元1906年才设。
直隶、四川只设总督，不设巡抚，甘肃巡抚于1754年撤去，由陕甘总督兼任。
公元1884年建新疆省，设甘肃、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
1885年，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北（台湾建省）福建巡抚有闽浙总督兼任。
清代官衔品阶： 品级 文官 武官 正一品 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 领侍卫 内大臣 从一品 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右都御史 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 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 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布政使 副将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各省案察使 参将 从三品 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 游击 正四品 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太常寺少卿，各省道员 都司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各省知府 城门领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侍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州知州 守备 从五品 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史，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 守御所 千总 正六品 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左右春坊左右中允，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 门千总、营千总。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直隶州州同，州同 卫千总 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顺天府学教授、训导，京县县丞，外县知县，各府学教授 把总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 盛京游 牧副尉 正八品 太医院御医，各部院八品笔贴式，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谕 外府 千总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 委属 骁骑尉 正九品 各部院九品笔贴式，县主簿 外委把总 从九品 翰林院侍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 额外外委 未入流 京、外县典史，驿丞，河泊所所官 武官没有未入流 注：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只是对大臣的一种荣誉加衔，或死后追赠。
右都御史是总督的加衔，右副都御史是巡抚的加衔，总督和巡抚是地方最高长官，兼了上衔后，有弹劾权。
这些都是官衔而非实职。
四、清代官员的服饰 清时官员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依品质，数量，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官位的大小，是不许滥用的。
服饰大致有下列五种：一，顶戴，二，蟒袍，三，补服，四，腰带，五，坐褥。
顶戴 蟒袍 补服 一品 珊瑚 九蟒五爪（麒麟） 仙鹤 二品 起花珊瑚 九蟒五爪（狮子） 锦鸡 三品 蓝宝石及蓝色明玻璃 九蟒五爪（豹子） 孔雀 四品 青金石及蓝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虎） 雪雁 五品 水晶及白色明玻璃 八蟒五爪（熊） 白鹇 六品 砗磲及白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彪） 鸬鹚 七品 素金顶 五蟒四爪（犀牛） 紫鸳鸯 八品 起花金顶 五蟒四爪（犀牛） 鹌鹑 九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海马） 练雀 未入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獬豸） 黄鹂 （御史、按察史、提法史等衣饰图案为獬豸） 五、清代的爵位 清入关以后，满洲分为五等爵：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
清入关之前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各领一固山。
八旗是汉语，在满语中是固山。
固山是军事单位，后来变成划分氏的军民混用单位。
每固山下皆有一定的贝子，所以叫固山贝子。
贝勒，贝子在满语中原意是对男子的尊称，后来发展成为对贵族男子的通称。
依清例，满洲男儿都是旗兵。
所以每旗都有很多个姓。
例如正黄旗就不单是爱新觉罗一姓。
反之同一姓也分布于不同的固山之中。
亲王和郡王的女儿叫和硕格格，贝勒和贝子的女儿叫多罗格格。
和硕是指城或国（等同于汉朝的国，不是国家，是王国）。
多罗是指汉人的乡。
格格既为对青年女子的称呼。
阿哥是对青年男子的称呼。
公又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两种。
六、清代科举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大致可分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及殿试。
1、童试——童试是县试、府试和院试的统称，尚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童生通过童试考试中的称为秀才。
2、乡试——秀才可参加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举行的乡试，若考中称为举人。
3、会试——各省的举人参加每三年一次在北京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考中者叫贡士。
4、殿试——贡士在皇宫的殿廷上参加由皇帝亲自出题、监考的考试叫殿试，殿试考中者称进士。
殿试是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其制始于唐武则天时，以后各朝代一直沿袭。
清朝的殿试自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举行。
殿试的地点，清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在太和殿丹墀前，雍正元年（1723年）因天气寒冷又移到殿内进行，乾隆以后殿试改在保和殿内进行。
殿试策题一般都由皇帝亲命。
为防止漏弊，由读卷官密拟策题，当即送皇帝阅定之后由监试御史临场监督，连夜印刷，印刷的场所戒备森严。
贡生答卷后，由读卷官阅卷。
试卷经过反复阅定后拟定名次，并将前十名试卷隐去姓名、履历、三代，进呈皇帝钦定名次。
名次定出后，试卷官引前十名进见皇帝，之后书写大小金榜。
小金榜送皇帝御览，大金榜则于传胪之日张挂于长安左门外，之后还要在太和殿举行金殿传胪仪式，这是皇帝宣布进士登第名次的典礼，十分隆重。
清朝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一甲前三名又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授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