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的主要事迹
李隆基出生的时候正是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他小时候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也许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
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
在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金吾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
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
”弄得武懿宗看着这个小孩儿目瞪口呆。
武则天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备加喜欢。
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临淄郡王。
在奶奶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他们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
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
在公元710年，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
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
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皇后一派全部消灭。
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但父亲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
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
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
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
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
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
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把帝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但是太平公主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
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
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
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唐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
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
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
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
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
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大臣。
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
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
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
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
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
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
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唐玄宗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
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北方边境已是危机四伏。
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
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
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北方的领土在唐朝初年曾经统一，而且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
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期，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
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
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
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
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
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
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
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
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
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
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
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
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公元712到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
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
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
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
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
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
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
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
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这个李林甫最善于揣测唐玄宗的意思，在公元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
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
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
后来，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由他把持了朝政。
李林甫掌权之后，凡是不听从他、不和他站在一起的人都要想方设法地陷害。
李林甫嫉妒贤能之人，嘴里说的话很好听，但心里却阴险毒辣。
所以，人们背地里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公元736年，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寝食不安。
听人说他和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于是不顾什么礼节，就将他招进宫里，杨妃懂音律，也很聪明，还擅长歌舞，很得玄宗欢心。
为了掩盖自己夺儿媳的丑恶行径，唐玄宗让杨妃自己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又赐号太真。
为了安慰儿子寿王，唐玄宗又给他娶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这个时期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没有南宋末年朱熹理学出来之后那么严格，男女观念虽然是不平等，但对于女性的贞操观念和改嫁等方面还是比较宽容的，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压制是元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
武则天之所以能做女皇，和这时的这种宽容的社会心理有关，所以，到了清朝末年，同样掌握国家政权的慈禧太后就不敢称女皇了，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后来，唐玄宗封杨妃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贵妃。
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但这时候没有皇后，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
玄宗对她恩宠备至，还称赞她是自己的“解语之花”。
爱屋及乌，有了杨贵妃的关系，杨氏一族开始飞黄腾达。
所以，当时民间竟有了生小孩希望生女孩，将来入宫做妃子荣耀家族的观念。
为了讨贵妃的欢心，唐玄宗可谓费劲心机。
为了迎合她喜欢服装的心理，有专门为贵妃服务的七百多人给她做衣服。
为了让她吃上喜欢的荔枝，玄宗还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的几千里贡道，以便荔枝能及时地用快马快速运到长安，因为荔枝摘下后五天内会变味儿。
而杨贵妃生在南方，喜欢吃这种东西。
有了杨贵妃，唐玄宗的奢侈之风越来越盛，大臣、贵族、宗室为了巴结皇帝，投贵妃所好，结果让她高兴的人都升了官，这又刺激更多的官僚贵族巴结逢迎，争献美味佳肴、珍异珠宝。
在妹妹的关系影响下，哥哥杨国忠也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做上了唐朝宰相。
杨贵妃的姐姐们也得到了实惠：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二姐封为虢国夫人，三姐封为秦国夫人。
其他的兄长也有封赏，做了朝中的高官。
杨国忠的权势无人能比，兄妹二人的辉煌时期也为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杨国忠的专权下，整个唐朝开始混乱起来，可以说，唐朝的转向衰落固然有唐玄宗的过失，但杨氏兄妹特别是杨国忠这个哥哥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他的为非作歹，也没有给妹妹带来好运，反而把妹妹送上了不归路。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是一个起因。
在杨国忠的一手遮天之下，首先是朝政混乱。
在暴雨造成灾害时，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
下边有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司法机关进行严惩。
杨国忠能力不高，但喜欢胡乱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却很在行，接受贿赂、拉帮结派等等应用自如。
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税收急剧减少，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和杨贵妃的奢侈而逐渐增多，国库入不敷出。
政治的腐败还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为招募的兵士都是一些无赖之徒。
这些人在后来玄宗发动的战争中不但没有夺得胜利，反而招致了更多的失利。
玄宗对于唐朝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向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政治腐败与黑暗，影响了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
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对此又是火上加油。
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大伤元气。
唐玄宗的音乐方面的才能与贡献 李隆基酷爱音乐。
6岁能歌舞，显露出音乐资质。
少年时在府中自蓄散乐一部以自娱。
他精于多种乐器演奏，如琵琶、横笛等，羯鼓的演奏技艺尤为高超。
他对唐代的音乐制度做了多次重大改革，调整了原九部乐、十部乐为坐、立部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他设立梨园，扩充教坊，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音乐艺人；吸收和容纳外来音乐，提倡俗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唐乐气派。
在8世纪上半叶，就世界音乐范围而言，李隆基堪称是一位少有的作曲大师。
唐南卓《羯鼓录》曾说他“若制作曲词，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应散声，皆中点拍”。
他一生中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甚多，其中大部分是器乐独奏曲、合奏曲和大型歌舞曲。
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面貌。
其作品均已亡佚无存。
根据史料记载，这些作品大都是他在710年以后创作完成的，正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时期。
李隆基即位前所作《还京乐》、《夜半乐》，是为了纪念他所主持的诛杀韦、武朋党集团的宫廷政变而作的。
他即位后，任用得人，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并创作和改编了为数不少的宣扬君权神授、歌颂文治武功和太平盛世的音乐作品，如《圣寿乐》、《小破阵乐》、《光圣乐》、《文成乐》等等。
李隆基长于“法曲”风格，喜欢采用“游仙”题材，他本人参与创作、改编的有《霓裳羽衣》、《凌波曲》、《紫云回》等。
艺术上，历代多有赞赏之词。
在李隆基的音乐创作中，占比重较大的要推羯鼓曲。
羯鼓原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打击乐器，隋时传入中原。
由于李隆基对羯鼓的特殊喜好，视其为八音领袖，故多为之谱曲，如《春光好》、《秋风高》等，多被载入史册。
李隆基晚期多思念之作。
被后世称道的追忆马嵬坡之行的《雨霖铃》，怀念贤相张九龄的《谪仙怨》，史料中或指其为玄宗自制，或谓乐工奉命而作，都与李隆基主持 唐玄宗泰陵 即泰陵位于蒲城县蒲城县东北十五公里处五龙山余脉金粟山南。
此山海拔716米山峦起伏，逶迤蜿蜒。
唐玄宗泰陵它也是以山为陵，山腹中建造墓室，四周绕陵筑墙。
这里长眠着曾经励精图治赢得开元盛世的唐朝第六代皇帝李隆基。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李隆基谒桥陵至金粟山，见此山有龙盘凤息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
”泰陵规模浩大，陵内封地方圆达38公里，设置分内外两城，布局酷似京师长安。
现存石刻有：华表、天马、驼鸟、石翁仲、石狮等。
这些石雕刻工细腻，形象逼真，线条流畅，是我国石刻艺术的瑰宝珍品。
陪葬于泰陵的有元献皇后和内侍高力士。
1971年，在此地发现了200多年前早已断裂丢失的高力士墓碑下半部分，与原已发现的上半部分相接成全，通高4米，为研究高力士其人和唐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
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作为年号，那时玄宗励精图治，并且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开元之治。
任用贤能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
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
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改革吏治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
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
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
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
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发展经济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
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
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
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提倡文教 玄宗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
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对外军事 玄宗采纳张说之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
在公元722年，他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共12万人作为京师的宿卫，并称为「骑」。
而他亦於边疆地带设置十大兵镇，以节度使节制，作为统治异族与巩固边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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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宦官，明熹宗即位后，开始平步青云，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序幕，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忠贤的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
他自称九千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明崇祯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彻底肃清。
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姓魏，进宫后改名李进忠，后又改回原姓魏，皇帝赐名忠贤。
中国明朝末期宦官。
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
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
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
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
魏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
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
汝辈好为之”。
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
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史称“六君子之狱”，大肆搜捕东林党人。
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而负责防守边疆的孙承宗、袁可立等正直大臣也相继遭罢官。
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四十孙”等。
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其中。
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遭到弹劾，被流放凤阳，在途中畏罪自杀。
[1] 编辑本段自阉入宫 魏忠贤，原名进忠，曾从继父姓李。
他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嫁于杨家。
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
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
后来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魏忠贤恚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
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因而逐渐富裕了起来。
编辑本段结交熹宗乳母 魏忠贤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
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
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
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
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憬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
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挺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魏忠贤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魏忠贤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
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
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进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魏忠贤的一大机遇。
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
”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
编辑本段谋害异己 谋害情敌魏朝 明熹宗乳母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嫁侯二为妻，但十八岁便入宫。
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
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
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魏忠贤，便移情于他。
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
魏朝与魏忠贤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争宠于熹宗，自然更为激烈，甚至夜间于宫中喧闹。
熹宗也竟然过问起此事，他问客氏看中了谁，由他做主安排。
客氏选择了魏忠贤。
魏忠贤与客氏合谋，矫旨将魏朝打发会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
谋杀了魏朝后，魏忠贤又把比他地位更高的王安定位了下一个谋害的目标。
王安不同于魏朝，是顾命太监，在移宫案中与外朝大臣合作，有相当的威望。
当时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和魏忠贤。
王安也感觉到魏忠贤的威胁，奏明熹宗，欲加惩处。
但真要处治时，他又手软了，只是令他改过新。
客氏出宫，魏忠贤一时无所作为。
谁知熹宗比他更离不开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数日。
不久，又把她召回宫中。
魏忠贤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寻找伙伴，找到魏的同乡、给事中霍维华，指使他弹劾王安。
客、魏包围熹宗，矫旨将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又派人把他杀害。
陷害皇后妃嫔 王安死后，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大监。
这打破了常规，因为他不识字，原没有资格入司礼监的。
熹宗皇后张氏，“性严正”，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
皇后主持后宫事务，有权直接处置客氏。
她没有这样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决断。
一次，张后看书，熹宗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
”张后用意很明确，熹宗默然。
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扬言张氏非国丈张国纪女，而是盗犯所出，借以治张家罪。
另一太监王体乾说，熹宗重夫妇兄弟情谊，“脱有变，我辈无类矣”。
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
尽管如此，张皇后还是深受伤害。
在她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
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嫔，连性命也难保。
明光宗选侍赵氏为二人所恶，被迫自尽。
熹宗裕妃张氏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饮食而死。
冯贵人劝熹宗罢内操，被责为诽谤，赐死。
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闭。
编辑本段迫害东林党 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
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天启元年（162），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
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
他敬重赵南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
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赵南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
”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1623）是个重要的年份。
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
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
赵南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
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16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
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
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炉，希望他从中调解。
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
韩炉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
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
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赛事。
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为之。
”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
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郧、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缨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
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
十月，赵南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
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
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变，豪侠机智。
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
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均有来往。
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
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
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最后受刑气绝。
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
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
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
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
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
八九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
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
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
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
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
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堤骑一人，击伤多人。
周顺昌下狱被害。
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
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
高攀龙得到消息，自知不免，写下遗表，于三月十七日凌晨从容赴水，终年64岁。
崇帧初年得以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遗著经后人整理为《高子遗书》和《高忠宪公集》。
高攀龙曾致书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多做事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
”（《睢州志•袁可立传》），阉党益怒。
派出大批爪牙对袁可立“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正直立朝“而无可乘借。
”（孔贞运《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遂被魏忠贤排挤出朝，致仕归里。
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
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忠贤推戴之势遂成。
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16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
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
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
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
“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
“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衰。
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
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
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
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
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
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
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
熹宗名之曰“普德”。
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
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
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袁崇焕也是较早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官员，只是崇祯即位之初，错误地将边事委之于崇焕，未予深究而已。
大学士韩爌等本云：“史永安、张凤翼、袁崇焕……。
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
” 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
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
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
每建一词，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
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
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
开封建词，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
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
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
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
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
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
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
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
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
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
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
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
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
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
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
”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
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
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
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
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人。
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
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
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
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
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
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
生问曰：‘魏监茶毒朝绅，公复何似
’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低毁，何胆大如斗也
’”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
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
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
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
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专制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
扬州知府刘锋，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
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
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锋根本不相识。
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
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
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
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
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
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
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
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
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
他也被五日一审，“河话百出，裸体辱之。
弛扭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抄与夹，则仍戴扭镣以受棍”。
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
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
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
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
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
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
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大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
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
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
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
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
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编辑本段人生终途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
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
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
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
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
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
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
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滴发凤阳守祖陵。
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
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
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
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呛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于是他上吊自杀了。
怎样保护自然资源
就拿保护水资源来说吧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们珍惜、节约资源时喊的一个口号。
可是，又该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节约资源呢
为什么要大力推荐节约呢
下面请听听我的心声吧
先说水资源。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平方米左右，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占水量为2100多立方米，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于缺水国家，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就有400多座缺水。
特别是西部地区缺水非常严重，一些山区地方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
我国的用水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
比如：用完水后，要拧紧水龙头，以免造成“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浪费现象，如果发现水龙头坏了，要及时修理，避免损失大量的水，大家也别小看废弃的电池，因为一粒纽扣电池会污染600吨的水，如果你把它扔到水里，水将无法饮用。
我们应该把电池收集起来，送往回收站，这样既可以避免污染水源，又使电池得到回收，一举两得。
大家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要行动起来呀
不仅仅要节约用水，还要节省森林资源。
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森林覆盖率只有18.21%，相当于世界森林平均覆盖率的61.52%；全国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森林蓄积分别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
森林质量不高，平均每公顷蓄积量只有84.73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4.86%。
这就是森林资源向我们发出的警报
我们要节约利用森林资源，首先，不能乱扔稿纸，也不拿没写过的纸张折飞机之类的小工艺品，更不要乱砍乱伐，任意践踏花草树木，要植树造林，爱护花草树木；不使用一次性的东西，如纸杯、木块等等。
在学校，我们要建立“绿色银行”，捡起以前丢弃的纸屑、小手帕等。
外出就餐时，自带勺子、筷子。
同学们，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节约利用我们有限的森林资源。
我们生活中到处都离不开电。
电，给我们带来各种便利，但是我们要节约用电，因为电几乎是由烧标准煤产生的，而在我国储藏的煤只够开采100年了
大家想想，1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电。
首先，从自我做起，我牢记“人来灯开，人走灯灭”，盛夏时节，开空调时，不要把温度调得太低，适合就可以了。
平时的照明灯，尽可能用节能灯，因为普通灯泡把大量的电能转化为了热量，只有小数转为光线，而节能灯把电能几乎转化为了光明。
“珍惜资源，崇尚节约”，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请快快行动起来吧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是地球母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春天。
4月22日，当第37个“世界地球日”踏着春天的舞步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善待地球母亲，应该怎样珍惜地球母亲赐予我们的万里春光。
善待地球——珍惜资源，持续发展，是这个春天的主旋律。
但是，当前在我国，无论土地资源还是矿产资源，其保护、利用和永续利用的形势，都不容我们乐观。
我们不得不问一问：地球的春天，是永远的吗
尽管我们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可在一些地方，乱占乱用农地和基本农田的事，还时不时地发生；我们大大小小的城市，由钢筋混凝土铺就的“大饼”，仍在一个劲儿地向四面八方扩张，吞噬着周围的万顷粮田…… 尽管矿产资源供给已经成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制约瓶颈，可在一些地方，以浪费和破坏资源为标志的无证小矿山，仍在不停地乱采滥挖；即使在大矿山，“吃一半扔一半”的粗放开采方式也还在继续；乱堆乱放的尾矿，不但使本来可以利用的矿产资源惨遭抛弃，还可能在雨季形成泥石流，变为摧毁田地、庄稼和百姓生命财产的杀手；矿山采空区的地面塌陷和地裂缝，不但使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也威胁着他们的居住安全；我们本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可生产和生活用水还在被随意地挥霍着，珍贵的地下水被过量开采或者污染着；我们的能源已经十分短缺了，可雨后春笋般新建住房的粗放供暖，仍在浪费着油和煤炭资源…… 在土地、矿产资源供求全面紧张的今天，我们必须改变国土资源利用粗放、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现状。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要求我们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并存的关键时期，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广阔的世界眼光，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十一五”期间国家立下了几个必须达到的约束性硬指标：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预期性）。
现在，各级政府和企业正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努力，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努力。
资源短缺、能源危机就在我们身边，“电荒”、“油荒”、“煤荒”、“水荒”等等，正无时不刻在困扰着我们。
珍惜资源靠你我他。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使我们摆脱快速发展中的资源困境，走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
珍惜资源，保护资源，节约资源，人人有责。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珍惜地球母亲赐予我们的一切自然资源，使我们的家园年年春光灿烂…… 相关报道： 云南整顿矿产资源开发 初步遏制六乱蔓延势头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自去年9月以来启动的全省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取得实效，初步遏制了乱占、乱采、乱卖、乱批、乱收、乱管“六乱”蔓延的势头。
据介绍，通过对违法违规开采行为进行全面排查和处理，全省共清理出无证非法采矿行为2240起，越层越界开采110起，责令停产整顿588个，取缔非法采矿点2545个，追缴矿产资源补偿费11．8万元，处以罚款278万元，没收矿产品1．5万吨，注销和吊销采矿许可证89个，给予行政处罚1661人，追究刑事责任67人，严厉打击了乱挖滥采、破坏环境、无证非法采矿行为。
通过全面核实证照，全省现设置有效探矿权2824个，登记总面积6．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6．5％。
各州、市、县政府通过组织联合执法，对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中的徇私舞弊、失职渎职、公职人员参与或变相参与办矿的行为进行了初步清查。
到目前为止，共查出41人涉嫌参与办矿、入股分红。
针对去年出现的矿产勘查“虚热”现象，有关方面按照“六条原则”和“十个不批”的办法，组织力量，进行集中甄别处理，迄今已处理发证近千件。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资源消耗40年内翻一番 4月19日上午世界自然基金会(WFF)公布了《亚太区2005生态足迹与自然财富报告》。
报告显示亚太区人民耗损资源的速度接近该地区自然资源复原速度的两倍。
从1961年到2001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几乎超出了原来的一倍。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消耗的资源在40年中翻了一番。
报告的发布者表示，尽管如此，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却比较稳定。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节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大白天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习惯了居室中空调大开四季如春，习惯了洗碗时的长流水，复印机旁的废纸张……还有，习惯了这一切方便舒适背后的大手大脚、随心所欲。
因此，当国务院提出2004年到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当隔膜已久的“节约”二字不断重复于我们的耳边时，一些人觉得“不习惯”。
有人说，节约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物质丰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提节约是否不合时宜
有人说消费是生产的牵引机，是现代化列车不可缺少的车轮，倡导向节约型社会转型是否守旧落伍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节约
不加节制的资源浪费撼动生存根基 节约与浪费是相对的，今天我们重提节约，是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浪费正在撼动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我们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不到平均数的1／4，600多个城市里有400多个供水不足，但我们珍惜水了吗
农业是水资源的用水大户，也是水资源的浪费大户。
在我国，“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的农业灌溉方式仍在普遍沿用，灌溉用水的一半在输水过程中就渗漏了，利用率仅为40％左右，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水平。
因为现有用水设施技术落后，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美国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我们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仅为5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
生活中人们对水资源的浪费同样肆无忌惮。
实验表明，一个水龙头如果一秒钟漏滴一滴水，一年便滴掉360吨水，而我国多数城市输配水管网和用水器具的漏水损失高达20％以上，仅城市便器水箱漏水一项每年就损失上亿立方米。
全国每年浪费水资源更在100亿立方米以上。
北京市仅一年的洗车耗水量，就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或6个北海的蓄水量。
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我们要用不到世界耕地面积1／10的土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
但各种名目的“圈地运动”却使我们的耕地锐减，光是小小的实心黏土砖，就能一年毁掉8万—10万亩良田，仅砖厂侵占土地就达400万亩。
在粗放使用、无端浪费中，能源也进入了紧缺时代。
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的最低值，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25。
目前中国每万元工业生产值比发达国家多消耗近40％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除了科学技术落后的因素外，人为浪费是一个大漏洞。
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非典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未能阻挡我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态势。
但是，从去年席卷全国的能源紧张、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开始，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国经济正饱受资源约束之痛。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重要资源紧缺必将受制于人，关键时候，资源可能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迫在眉睫的资源危机敲响自然警钟 乘坐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上，面对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我们时常感到一种满足：捉襟见肘的日子过去了，生活越来越红火。
但当我们知道，今天的富裕生活是要靠过度耗用资源来实现，今天的发展是要用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来换取时，我们还能如此坦然地粗手大脚地生活吗
“原以为你无限宽广，不在乎失去一片荫凉。
原以为你有无穷宝藏，不在乎掠走一点安详。
原以为你无比坚强，谁知你的泪在流淌。
原以为你母爱无疆，谁知你渐渐失去力量。
” 现存资源的匮乏与穷绝，未来发展的需求与压力，让我们必须静心聆听自然的警示。
在接连遭遇“煤荒”、“电荒”、“油荒”之后，国人初尝资源短缺的苦涩。
在排队购买蜡烛的烦躁中，在忽然陷入黑暗的恐慌中，警钟其实已经敲响
地质学家经过几十年的勘测证实，因为巨大的人口基数，因为飞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已成为“资源弱国”。
50年后中国除了煤炭外，几乎所有的矿产资源都将出现严重短缺，其中50％左右的资源面临枯竭。
有识之士警告，2010年中国将进入严重缺水时代，我们的孩子将不得不为我们今天的挥霍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资源不足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困难，也将成为损坏我们美好生活的最大隐患。
其实，在发展的车轮下，如何应对资源短缺的挑战已经是一个世界性课题。
在世界各国，节约已经成为一种风潮，不少国家的资源节约保护意识已经融入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一些远比我们富裕得多的国家，但他们对于资源利用的精打细算，让我们汗颜。
美国是资源大国，他们的国民消费水平位居世界之首。
但美国学生的课本是重复利用的，一本教科书要至少用8个学生，平均使用寿命5年。
我国课本的使用寿命却只有半年
我国现有在校中小学生2．2亿人，目前人手一册的课本若能连续使用5年，扣除成本，可节约的资金便相当可观
而在课本循环使用过程中，又将有多少森林可以幸免于难
我们的近邻韩国人已经节约到牙齿了，因为珍惜资源，他们研制出以土豆淀粉或江米面为原料的食品牙签。
像餐馆用的一次性台布、旅馆用的一次性洗漱用品等，在韩国早已没了踪影。
一次性筷子本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5％，但他们却严禁砍伐自己国土上的树木来做一次性筷子，他们使用的这种木筷都是从中国进口的，用过之后，又将筷子加工生产成纸浆出口中国换取外汇。
惠普是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实力雄厚财大气粗，但他们却在办公室里设了“备用箱”和“再生箱”，只用过一面的纸张都放在备用箱中，其他人可以再利用那纸的背面，两面都用过的纸则放入再生箱中回收。
在全球的爱普生任何一家公司里，所有双面用的打印纸在用完之后还必须用于粘贴各种报销票据。
这些看起来锱铢必较甚至有些精细琐碎的行为背后，是一个越来越得到认同的共识：再富裕也没有权利浪费资源。
节约资源依赖每个人的行动 积羽沉舟，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每个人都不注意节约资源，那么我们的资源储备将无法承载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舟； 滴水成河，如果13亿人口的中国真正做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它所汇集的力量将不仅是我们国家走向未来的支撑，也是我们民族对于地球和人类的馈赠。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生活中杜绝浪费之事人人可为，可以节约之处俯首即是。
淋浴擦肥皂时关掉水龙头，洗一次澡可以节约60升水；用口杯接水刷牙，只有0．5升水，如果让水龙头开着5分钟，则要浪费45升水；厕所使用节水型器具，每次可节约4—5升水；洗菜时用盆接水洗，而不是开着水龙头，一顿饭可节省100升水…… 全国13亿人口每人少用一双一次性木筷，意味着成千上万亩森林免遭砍伐厄运。
全国每个家庭每天少用一个塑料袋，可以节省大量的石油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回收1吨废纸能生产好纸800千克，可以少砍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还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造纸能源，减少35％的水污染。
如果采用节能光源，我们的照明用电量将下降60％，一年可节约740亿千瓦时电能，相当于节约2989万吨标准煤。
如果把国内现有的1．3亿台冰箱全部换成节电冰箱，每年可节电431．32亿千瓦时，相当于半个三峡水电站的发电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紧握着珍贵的“资源”，掌握着对这些民族发展“命脉”生杀予夺的权力，成之毁之、爱之损之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曾经大力倡导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滴油、一斤煤、一寸布的精神。
现在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日子好过了，但那种节俭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更加丰富的意义。
“俭以养德”，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以节俭为值得彰扬的美德。
今天，我们的20字公民道德纲要也将勤俭节约大书其中。
选择节俭，不仅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追寻一种精神品质，更是确立了一条走向未来的道路。
它的名字叫可持续发展。
湖北浠水历史名人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
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
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
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
惟扁鹊之方深矣。
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
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
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
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
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
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
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
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
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
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
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
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
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
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
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
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
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
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
聪战死，时年58岁。
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
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
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
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
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
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
相位一年，回归故里。
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
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
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
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
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
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
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
授翰林院修撰。
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
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
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
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
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
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
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
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
本县人。
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
回县创办学堂。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
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
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
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
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
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
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
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
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
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
事定，随黎隐居天津。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
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
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
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
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
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
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
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
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
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
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
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
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
本县王祠人。
清末秀才。
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
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
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期骑兵科。
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
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
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
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
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
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
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
历时二年回国。
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
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
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
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
浠水县团陂人。
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
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
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
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
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
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
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
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
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
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
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
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
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
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
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
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
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
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
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
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
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
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
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
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
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
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
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
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
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
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
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
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
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
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
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
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
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
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
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
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
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
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
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
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
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
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
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
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