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擂台赛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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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师节的资料
从三零年十月起，蒋介后调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即瓒第18路孝忱新编第13师、罗霖第77师、公秉藩新编第5师（后改第28师）、谭道源第50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周志群新编第14旅，及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向中央根据地的红1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1方面军有第1、第3两个军团，共约四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
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十月十旬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1方面军总部于十一月一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准备。
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十一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胜利信心。
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十一月五日，敌人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了个空，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
红1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就我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退却”，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
十二月一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
在我集结地域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
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1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他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 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红1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
由于第50师不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
十二月二十九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
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
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
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被歼半数，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会议纪要在形式上分哪两类型
会议纪要的分类有哪几种 会议纪要的分类与写作 会议纪要的分类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
一是从会议出席人员来划分，有全体会议纪要、办公会议纪要、例会会议纪要。
工作会议纪要、联席会议纪要等。
二是从会议纪要的内容上划分，有决议型会议纪要、部署型会议纪要、务虚型会议纪要、学术型会议纪要等。
会议纪要可以上报，也可以下发，但它的发放范围比较窄，一般只发与会议纪要的内容有关的单位。
会议纪要的发布形式有三种：一是用专用版头印发；二是用通用版头印发；三是用其他形式印发。
会议纪要的种类较多，会议纪要的写法大同小异，都要做到开门见山，实事求是，对问题的处理恰当，表述准确，观点鲜明，语言生动，文字简练，格式规范。
会议纪要一般由会议纪要的版头、发文字号、标题、成文日期、正文、参加会议人员、发送（收文）单位等部分组成。
版头。
会议纪要一般用会议纪要的专用版头印发，很少用通用版头和其他形式印发。
其专用版头，根据会议纪要的分类确定版头形式。
在党的机关，常用的会议纪要分类及版头有：“中共xx常委会议纪要“、“中共xx委员会会议纪要”、“中共xx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在行政机关，常用的会议纪要分类及版头有：“xx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xx人民政府x长会议纪要”，“xxx办公会议纪要”等。
其字体大小，与通用的版头（发文机关标识）制作标准相同。
发文字号。
是指会议纪要的发文字号，由纪要类别、年份及顺序号组成，纪要类别又由组织机构所在地方代字、机构与会议简称、“纪要”三部分组成，举个实例，“x常会纪要[XX]4号”。
用会议纪要专用版头印发的会议纪要，也可以省略纪要类别，举个实例“[XX]36次”，因为版头是专用的，不会发生歧义。
需要引用时，连版头与发文字号一起引用。
标题。
会议纪要的标题有两种形式：一是“会议纪要”前加会议主题，举个实例，《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会议纪要》。
这种标题，适用于联席会议纪要、二是“纪要”前加会议名称，举个实例《xx人民政府第8次办公会议纪要》。
这种标题，适用于机关、单位独立召开的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
一般情况下，用专用版头印发的会议纪要，没有标题，在横隔线之下空两行直接撰写正文。
成文日期。
会议纪要有标题的，须标注成文日期，居中标注在标题之下；无标题的，不标注成文日期。
正文。
一般有开头、主体两个部分，有的还有结尾部分。
开头部分。
简明扼要地撰写会议的概况，主要包含会议的目的、主题、召集单位及主持人，会议时间、地点、参加单位及参加人员，会议就什么问题进行了讨论，哪些领导干部到会并在会议上讲了活、发了言或进行了总结，会议的效果等。
然后以过渡语“会议议定了以下事项”承上启下。
主体部分。
撰写会议研究的问题、讨论的意见、议定的事项或作出的决定等。
议定的事项包含对会议研究问题的处理意见、今后的工作任务及实施措施和要求等。
主体部分是会议纪要的核心，在撰写之前，要认真地做好会议记录，作为撰写会议纪要的依据。
要根据会议的内容，认真进行综合分析、概括提炼和加工整理，把会议的主要精神和成果反映出来。
其结构安排有四种方法：按会议研究的内容（问题）的顺序撰写，逐个说明会议研究的问题及处理意见和作出的决定等。
这种方法符合综合性会议的会议纪要，一个一个问题分开写明、写清为止。
把会议研究的内容（问题）归纳分类，然后分项撰写。
这种方法符合重要的座谈会、学术会议、研讨会和会议内容比较复杂的工作会议的会议纪要。
按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写。
这种方法符合专题或专门性会议的会议纪要。
一般包含对过去工作的评价、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对未来工作的总要求和总任务以及应采取的措施等。
按专题分项进行撰写。
这种方法适用于研究具体工作的会议纪要，即会议研究的议题所涉及的事项要一一交待清楚，包含对研究事项的定性和处理意见等。
每一个部分或每一个自然段的开头，可以用序数，也可以用冠以会议纪要的专用开头语，举个实例，“会议认为”、“会议特别强调”、“会议决定”、“会议指出”、“大家提出”等。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