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握修改病句中的“成分残缺”部分
成分残缺主下列类型：主缺少谓语、缺少宾语、缺少修饰成分.（1）缺少主语 于她这样好的成绩,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得到”的主语是什么?改为“由于这样好的成绩,她得到了.”） ②十月十四日,抱着向航空系学习的想法,我们的黑板报也创刊了. （“抱着”的主语显然是蒙后的“我们”,但后句的主语是“黑板报”,不是“我们”,应把后句改为“我们也办起了黑板报”.） ③通过这次学习,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使”的主语应是“学习”,由于有“通过”这个介词,使主语丧失了.） （2）缺少谓语 ①可见对工人阶级的关心负责的态度到何等的薄弱程度. （“到”在这里不能做谓语的主要成分,只能将“薄弱”提上来,可“态度”是不能薄弱的,句子应改为“.的关心和负责薄弱到何种程度”.） ②最近又发动了全面的质量大检查运动,要在这个运动中建立与加强技术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工作. （在“建立”前少了个谓语“完成”.） （3）缺少宾语 ①虽然每天工作很忙,但还是抓紧和同学研究或自己看书. （“抓紧”什么?“时间”一词不能省.） ②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使我国农业走上机械化、集体化. （“走上”要求有一个名词做它的宾语,“机械化”、“集体化”都是动词,句子应是“走上.的道路”.） （4）缺少修饰成分 ① 要想作出杰出的成就,就必须付出劳动. （“劳动”前应加“艰苦”“辛勤”之类的修饰语,同时,前一分句又是“动宾不 当”.）
一出愚弄8000口村民的行政游戏
土地神。
土地神的由来：中代就有奉土祭社俗。
社者，地方之最小单位 。
《礼记》之《祭法》篇注称，「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而居，满百家以上，得立社」。
汉书》之 五行志》又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古人尊天而亲地，「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
为报答大地之恩赐而奉土祭社，东汉时即称社神为社公或土地，而称土地者更甚。
社神初无姓名。
东晋以后，民间以生前行善或廉正之官吏为土地神，遂有人格及姓氏 。
道经《道要灵只神鬼品经》的《社神品》曾引用《老子天地鬼神目录》称，「 京 师 社 神 ， 天 之 正 臣 ， 左 阴 右阳，姓黄名崇。
本杨州九江历阳人也。
秩万石，主天下名山大神，社皆臣从之 。
明 清以后 民间又多以名人作为各方土地 。
自东晋以后 ，随著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僚制度的逐渐完善 ，土地神也演变成为在道教神阶中只能管理本乡本土的最低级的小神。
东晋的《搜神记》 卷五称广陵人蒋子文因追贼而死。
东吴孙权掌权后，蒋子文显灵说道 ： 我 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
二，补充土地爷 地神在后世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社坛）则演变为土地庙。
在中国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尊神了。
旧时中国农村的村落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
土地庙里住着土地老爷，如果庙堂宽敞，供养丰足，他也会把土地奶奶搬来同住。
土地爷是一方父母官，地头上的事，无论大小，他都得管，都管得到。
魑魅魍魉、妖怪邪祟之流，也得到土地那里登记注册上户口，因此就连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有求到他的时候。
孙行者保唐朝和尚西天取经，每到一地，碰到妖魔作怪捣乱，总是先唤出当方土地问一番究竟。
【起源与形成】 在一般民间的信仰中，神明多半会有明确的出身，但土地神的出处很多，传说之多不胜枚举，此举中之两例。
一说为：周朝一位官吏张福德，生于周武王二年二月二日，自小聪颖至孝，三十六岁时，官朝廷总税官，为官廉正，勤政爱民，至周穆王三年辞世，享年一零二岁，有一贫户以四大石围成石屋奉祀，不久，由贫转富，百姓咸信神恩保佑，乃合资建庙并塑金身膜拜，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故生意人常祀之，以求生意发展。
另一说为：周朝上大夫的家仆张明德（或张福德），主人赴远他地就官，留下家中幼女，张明德带女寻父，途遇风雪，脱衣护主，因而冻死途中。
临终时，空中出现“南天门大仙福德正神”九字，盖为忠仆之封号，上大夫念其忠诚，建庙奉祀，周武王感动之余说：“似此之心可谓大夫也”，故土地公有戴宰相帽者。
三、句芒 句芒（或名句龙）是少昊的后代，名重，为伏羲臣。
死后成为木神（春神），主管树木的发芽 生长。
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上升起，神树扶桑归句芒管，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也归句芒管。
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每年春祭都有份。
他的本来面目是鸟－－鸟身人面，乘两龙，后来竟一点影响也没了。
不过我们可以在祭祀仪式和年画中见到他：他变成了春天骑牛的牧童，头有双髻，手执柳鞭，亦称芒童。
句芒的形象若何
据材料，春神句芒的原始形象，是鸟身人面。
《山海经·海外东经》 说：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句芒之鸟身人面，说明居住在东方的大白皋部族，原本是一个以鸟为图腾信仰的部族，而句芒神也许就是该部族的图腾神。
春神句芒是女性，抑或男性
没有材料可以说明。
但神话中的大白皋部族，已经是个男权部族社会了。
还有材料说，句芒神的脸是四方形的。
后世的句芒图，因受神话历史化和男权社会的影响，除了头顶上还保留着一些被称为“芒”的毛发而外，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古代朝臣的形象。
四、后土 早的土地神是后土，“后”的本义是君长的意思，所以后土意谓土地之长，土地之君，其实并非土地神的名字，而只是土地神的泛称而已。
据说最早担任后土或土地神之职的是共工的儿子句龙，共工为人身龙身，这作为土地神的句龙自然也是龙身。
禹也曾担任后土一职，禹治水，平九州，禹其实就是大地的奠定者，其担任后土之神自然是实至名归。
后土原本只是土地之神的泛称，但用的多了，就逐渐演变为土地神的名字，而句龙、禹等后土之神反倒被忘记了，后土于是演变为一个具体的神。
由于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属阳，地属阴，而阳为男，阴为女，因此后来后土逐渐变成了女性，民间称之为后土娘娘，后土庙中的神像也为女像。
由于人死后葬于土，所以土地之神有负责阴间的事情，因此，后土自古就有管理冥间的职责，后来各地的土地爷、土地公仍继承了这个功能，所以人死后，都要首先到土地庙报庙，因为让亡灵向土地爷、土地公报道。
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是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四位天神，简称“后土”，俗称“后土娘娘”。
与主持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台，为主宰大地山川的的女性神。
后土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对土地的崇拜。
《礼记·都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
故教民美报焉。
”古代人们生括有赖于地，故“亲于地”，并加以“美报、献祭”，遂有“后土”崇拜，大约始于春秋时期。
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是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四位天神，简称“后土”，俗称“后土娘娘”。
与主持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台，为主宰大地山川的的女性神。
后土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对土地的崇拜。
《礼记·都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
故教民美报焉。
”古代人们生括有赖于地，故“亲于地”，并加以“美报、献祭”，遂有“后土”崇拜，大约始于春秋时期。
关于后土的记载很多，大多集中在《左传》、《礼记》、《山梅经》、《淮南子》中，文意大致称后土为共工氏之子，为中央之神。
如：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
后土为社。
《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
《礼记·月令》：“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 (郑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也，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土官。
) 《山梅经·梅内经》：“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郭璞注：生十二子，皆以岁名名之，故云然。
袁珂《山梅经全译》案：古神话当谓噎鸣生十二岁或噎鸣生一岁之十二月。
《山梅经·大荒西经》：“黎(后土)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此噎鸣，盖时间之神也。
) 《山梅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郝懿行注：后土，共工氏之子勾龙也，见昭十九年《左传》，又见《山梅经》。
《山梅经·梅内经》：“共工生后土。
”袁珂《山梅经全译》案：《国语·鲁语》云：“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即此经“共工生后土”之历史。
《楚辞·招魂》：“君元下此幽都些。
”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
地下幽冥，故称幽都。
《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
” 以上关于后土的记载，有的是作为神仙出现的，有的是作为一般人出现的，有的则记官名，均为男性。
但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天阳地阴，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后”字均为女人形状。
至于“土”，《释名·释天》曰：“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 “后土”一词，最早见于儒家几部经典。
如《尚书·武成》有“告于皇天后土”，《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周礼·春官·大宗伯》有“王大封，则先告后土”等。
从这些文句看来，后土是位享有很高权威的统治者。
国家有什么大事，得先报告给他，请他管理。
那么这位后土究竟是何职务
我们须从史籍上考察。
《左传·昭光二十九年》说，“土正曰后土”。
后土既云“土”，土正又云“土”，可见他是与土地大有关系。
那么何谓“土正”
不妨先看“正”字是深谋远虑什么意思。
正者，与副相对也。
当是为正职者。
《左传·隐公六年》有“翼九宗五正”句，西晋注家杜预注道：“五正，五官之长”，可见正者确系正职的长官，亦即长官中的最高位者。
长官所干者何
自然是领导和管理之事。
因而所谓“土正”就是管理土地的最高长官。
既然如前所引，土正与后土是画等号的，那么这位后土亦即管理土地的最高长官了。
可是又有了新的问题，这位最高长官何以冠个“后”字
原来也有其含义。
《尚书·大禹谟》曾说，“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克艰者，战胜艰难之谓也，亦即完成任务之意。
翻译出来是，后完成后的任务，臣完成臣的任务。
这里的后与臣明显是相对的，而臣者，据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考证，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与民一样“同为锡予之物”，“均古之奴隶”，即广大劳动群众。
后既然与群众相对，那当然是群众的主子了。
《尚书》的同篇文字里又有“后非众”的话，也正好说明了这点。
一句话，后就是君主的意思，与正没有区别，后土就是管理土地的君主，用宋代杨照《重修太宁庙记》的说法，就是“后土为土地最尊之神”。
这位土地最尊之神的后土是男性，还是女性
很值得研究一番。
《左传·昭公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礼记·祭法》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此两书皆把后土称为共工之子，子者，男子也，故尔后土当为男性。
然汉武帝所立之后土祠中，后土的形象为女性，后人称圣母、娘娘，这又何故
原来古代典籍上也有后土为女性之记载。
《文献通考》载：“汉元帝时祭地，以高后配”，高后者，汉高祖之妻吕雉也，以吕后与大地之神配飨，说明大地之神为女性。
《后汉书·世祖本纪》栽：“光武中元元年······高皇后配飨地只，地只者，土地之神也，以高皇后与其配飨，又说明土地之神为女性。
《通典》、《晋书》、《宋书》也分别有曹魏明帝、东晋成帝，宋武帝祭祀土神时以祖辈皇后配飨的记载。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人们把土地之神视为女性，亦即后土是女性了。
至此，后土到底该是男性，还是女性
便成了问题。
为了搞清它，须从著名的《周易》说起。
《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变化的法则，这里是说阴阳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宇宙变化的规律，从而最早提出了阴阳的概念及作用。
《周易·系辞下传》第六章则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 《周易·说卦传》第十一章纪而又说：“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
”这就是说，苍天为阳，为男性；大地为阴，为女性。
再者从卦象上看，象征天的乾卦为≡，象征地的坤卦为≡≡。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中，就此两种卦象说：“划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也说明天为男，地为女。
这种天阳地阴、天男地女的观点，是我国古典哲学对天地性质的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界定，直至今天还没人能否定。
既然大地为女性，那么大地的至圣代表后土，自然应属女性了。
这样，后土祠的后土形象为圣母女神，就是很有道理的了。
这个由男性之神到女性之神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大地本质的反复曲折的认识过程，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提高的表现。
既然后土是最高的女性土神，那么她与女娲氏就自然连到一起了。
记载我国远古传说的《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云，古代所谓三皇的天皇、地皇、人皇，就分别是伏羲、女娲、神农。
这里女娲既是地皇，她自然就与土地最尊之神的后土是一个人了。
明嘉靖丙辰岁秋重刻的后土祠庙像图，有“后土皇地只”之言，亦径直称后土为皇，更说明后土与地皇女娲不可分开了。
也就是说女娲即后土，后土即女娲。
这种合二为一的说法能否成立
能。
郭沫若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就说：“神话传说中人物，一人化为二人以上，一事化为二事以上，乃古今中外常有之事。
”他经过考证，就得出了“帝喾与帝舜实为一人”的结论。
故我们也完全可以大胆地说后土、女娲确为一人之二称。
这是最顺畅的推论，也是最合理的判断。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位于古汾阴今万荣脽上的后土祠。
原来就是女娲 祠。
我们从今日始，完全可以把这位土地最尊之神，即最权威的地皇，合称为后土女娲。
五、城隍神（这应该归类为相关） 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说文解字》曰： “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
有水曰池，无水曰隍”①《周易》亦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②“城隍”一词连用，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③城隍神的奉祀，古人有始于尧，始于汉，始于三国诸说，然所据不足，无可凭信。
有史可征者，约在南北朝《北齐书·慕容俨传》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梁军以荻洪截断水路供应，形势危急 “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
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
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④这是关于城隍神显灵护城的最早记载 唐代奉祀城隍神已较盛行《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⑤唐代地方守宰多有撰祭城隍文，祭祀城隍神者。
开元五年（717）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
李阳冰、段全纬、吕述等撰有“城隍庙记”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 唐代信仰城隍神已成习俗，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⑥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
据《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三》载：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诏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闉王。
汉隐帝乾佑三年（950）海贼攻蒙州，州人祷于神，城得不陷，故封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 宋代城隍神信仰已纳入国家祀典。
据《宋史·礼志八》载：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
宋赵与时《宾退录》谓宋代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⑦赵与时还就闻见所及，列举有庙额封爵的城隍神达数十个之多
祖国的建立史（不要文章）
沧桑六十年 飞跃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从一个军阀混战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从一个备受列强欺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国家。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程，我们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
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时代 （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断论，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并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他《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心。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时代 把陷入观念论的思想脱胎换骨,使它回到现实中来。
他学习台湾和韩国出口加工区的经验,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构想。
为了把香港和台湾的经验实力吸收进来(最终实现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这是把殖民地香港和资本主义台湾拉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智慧。
第一,正确地把握了70年代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东南亚各国联盟的“三只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高速发展的意义。
1979年12月,同大平正芳展开了翻两番的讨论,于是中国方面提出了翻两番的计划。
第二,预感到战后世界的冷战结构即将结束,修正了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
他正确地认识到世界的潮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今后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1985年把人民解放军从400万削减到300万。
从开始实行开放政策的1979年到1991年,中国接受直接投资额523亿美元(以合同为依据),而1992年一年,就达到580亿美元,进而在1993年达1100亿美元。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的目光已经不再对准民主化,而是转到经济上了。
中国把引进外资的合资企业的活力和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作为两个杠杆,市场经济确实取得了进展。
现在,中国这架大型喷气机,将依靠华南经济圈、上海经济圈、渤海经济圈这三个引擎起飞。
江泽民时代 江泽民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关键时刻，为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建设、治国方针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崭新阶段。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党的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做出了如下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 一是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指导下，从新时期党的执政实践出发，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这是在改革开放事业全面深入的时代背景下，确保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的理论指南。
二是首次提出并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打破那种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模式等同起来的思想束缚，认同市场在国家经济资源配置和宏观调节中的基础作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为加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三是把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引向深入。
坚持扩大并深化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
把一代伟人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从农村扩展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时代变革，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一步。
四是以“发展硬道理”为中心处理国内政治、经济的现实问题。
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认真研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一切从服务于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着力解决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走出了一条政治上求稳定、经济上谋发展的新路。
五是顺利完成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接收。
制定并坚持以两个特区基本法为准来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这是对“一国两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确保香港澳门主权顺利移交和平稳过度的基础。
六是入世和申奥的成功。
这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为世界所认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重要标志，也是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国社会走向全面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三观”问题，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并强调以反腐败斗争新成效取信于民。
由于胡锦涛主席正处于在政期间，其重要贡献尚有待完成，我们相信并且期待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定会有更卓越的功绩,定能够把新中国的发展推向更高的水平,在此不作过多叙述 。
没有不是文章的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的协会发展
其实是当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自杀的天津市主席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
从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
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
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
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
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
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
从19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
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
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
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
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
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
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
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
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
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
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
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
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
禹作敏自称是的“好学生”，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
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
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
禹作敏多次希望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
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
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
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
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
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
”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
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
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
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
”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
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
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
”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
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
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
“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
”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
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
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
“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
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
”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
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
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
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
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
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
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
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
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
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
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
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
”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
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
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
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
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
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
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
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
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
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
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
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
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
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
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会议记录怎么写
会议记录要求 用碳素笔书写，包括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会 议的议题，主持人、记录人，会议上谁是怎么说 的，都要记下来，会议形成的决议是什么，最后 要让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自己签字、盖章或按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