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主持词
篇一：主持 道德讲堂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领朋友们： 大
欢迎走进南坑镇道德讲堂，我是主持人xxx，大家好，我是xx。
道德讲堂是弘扬道德的场所，那么，道德是什么呢
辞海中对于道德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
那么通俗地说，道德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道德的力量，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特别贴切，那就是“正能量”。
其实，道德并非都是大是大非，它也体现在很多细节中，在拥挤的公车上，我们让一让座位；在红灯面前，我们停一停脚步；在道路两旁，我们弯腰捡起一张废纸；在家里，我们替父母分担一些烦恼。
这些都是道德的表现。
可以说，人的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就是道德，因为财富随时都可能更换主人，唯有道德根植于人的内心，无法改变。
在道德讲堂，我们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说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让心灵在道德讲堂净化，让好心在道德讲堂滋长。
今天的道德讲堂有六个环节，分别是“静默思、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鞠躬礼、送吉祥”。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静默思。
道德讲堂，是长 好心的地方，长好心做好人，好人有好报，给自己、给家人带来平安、吉祥。
长好心要真心实意。
古白话是怎么回事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
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
详细资料—— “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
”⑴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
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
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
”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
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
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
“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
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
⑺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
“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⑻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
“晚清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
”⑼“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
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⑽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
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
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
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
“‘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
”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
”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
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
辩论的要素有哪些
辩论的要素：一场辩论，必须包括三个要素，这就是辩题、辩论规则、辩论人，这里，我们通过辩论与演讲的比较来分析这些要素。
演讲赛也是一种智力的竞技运动，从比赛的进行形式看，我们可以把演讲看成是表演式的智力竞技运动，而辩论是对抗式的智力竞技运动。
【辩题】 辩题是辩论的中心，整场辩论都是围绕辩题进行的。
无论辩论赛还是演讲赛，题目都是事先确定的，通常由比赛的组织者拟定后让参赛者抽签选定，辩论赛还要确定各方所持的立场。
辩题的对抗性：辩题与演讲题不同，演讲题诸如“我有一个梦”、“为了孩子”、“还我地球”、“长江：1998”或者“长江：2025”、“我爱珞珈”、“我是武汉一市民”、“澳门，你好”等等，都是直接以肯定或者否定的形式表达一种观点、愿望、理想，题目不需要包含冲突。
而辩题则必须设置冲突，形成对抗，这好比赛跑只能有一个终点，而足球则必须有两个相对的球门。
参辩双方的观点必须是对立的或者分歧的，这是辩论的前提。
双方围绕这种对立或分歧展开对抗，进行论述、反驳和辩护。
因此，辩题总是要求双方在对立和分歧中作出选择，选择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是与非，如“高薪是否能够养廉”、“电脑是否将取代书本”；正与反，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问题；此与彼，如“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主要靠道德”。
辩题的这种对抗性，也可以称之为“可辩性”。
可辩的辩题可能是千年辩题，世世代代，永无终结，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
通过辩论，尽管不可能达成最终的统一，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充实其内涵。
更多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社会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从这些年的各类辩论来看，辩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环境保护、安乐死、艾滋病、克隆人、因特网、“女士优先”、发展小汽车、进口消费品、流动人口、打假、反腐败、教育、出国热、现代化，等等，等等。
辩题的平等性：仅仅具有对抗性还不一定就是可辩的，下面几类题目就不可辩：一是尚无结论而需要通过科学实验和发现来决定的命题，如“UFO（不明飞行物）是不是星外来客”、“神农架有没有野人”，就是不可辩的。
二是需要通过定量才能得出确定结论的问题，也是不可辩的。
三是属于常识性的或已有定论的或已形成人们共识的命题同样是不可辩的，譬如 “地球是否围绕太阳转”。
这些题目之所以不可辩，就因为对辩论双方不平等。
任何一个辩题，都必须对双方平等，使正方和反方都能在平等立论的基础上展开。
不过，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得好，不可辩也可以成为可辩的。
例如，在“为了预防洪水，人类是否应该保护环境”、“武汉大学是否应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辩题下，反方几乎是没有展开空间的。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题目改为“预防长江洪水，保护上游植被比疏通下游河道更重要”或者“抵御洪水：修筑堤坝还是疏浚河道”，“建设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或者“教学比科研更重要”，也许就可辩了。
此外，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题目也不宜用作辩题。
辩手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辩题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
任何一种竞技运动，总会存在有利与不利的问题，就体育竞赛来说，尽管竞赛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一视同仁，但天气、场地、观众都可能给参赛双方带来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
譬如足球，在客场踢球，面对对方的观众和狂热的球迷，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就对方的球员来说，由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一些。
而球迷的狂呼乱叫，其实对双方的球员都是一种干扰。
因此，所谓有利和不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辩论赛也是如此。
从辩论赛的组织来看，除了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外，辩题都是“中性”的，双方的获胜机会的是同等的。
当然，辩题给双方留下的发挥余地有时会有些差异，大众对辩题的认同会有所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也会有多有少。
但这种差异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根本影响。
而且，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手，如果在辩论中发挥正常，表现出较好的素质，雄辩有力，自圆其说，就更能赢得评委和观众。
这好比跳水运动中，难度大的动作，评分的难度系数也大。
辩论的规则中虽然没有规定难度系数，但它在客观上可能无形地存在于评委和观众的潜意识中。
更重要的是评委的评判表决，不是依据他们对双方立场观点是否认同，而是依据双方是否能自圆其说以及在辩论中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论队获胜的例子是很多的，如，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有这样一道辩题：“烟草业对社会利大于弊”，中山大学对南开大学，应该说对正方比较不利，但中山大学队以烟草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国家的发展根本是发展经济作为展开的基点，立论巧妙，发挥很好，赢得了这场比赛。
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半决赛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复旦大学队作为反方，立场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这个辩题属于“片面深刻”型，“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这个判断把一种立场推向了极端，有违常识，几乎是不可辩的，如果把题目改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但更是医学问题”，给双方的发挥余地似乎更公平一些。
然而，复旦的辩手们居然赢了，这正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准确性：辩题必须准确，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演讲题则可以有模糊性、隐喻性、象征性。
如“我有一个梦”，这里“梦”指什么，可以由演讲人自由想象和发挥。
辩题就不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能有任何模糊。
就辩论的参赛者来说，就得对辩题的每一个字、词和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推敲，譬如，1998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决赛辩题是“高薪能够养廉”（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一辩题中包括的概念就有“薪”、“高”、“高薪”、“廉”、“养”、“养廉”以及“能够”七个，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忽视或漏掉。
通过对辩题的分析推敲，辩论队从教练到每一个辩手应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是基本立论，二是底线，三是基本战线，四是思想境界。
这几点，在场上任何辩手都无权改变，必须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尤其是底线，一经确定，就得严防死守。
所谓基本战线，就是要确定几个战场以及哪个是主战场，哪个是辅战场，一场辩论往往存在几个焦点，相互联系，相互呼应，辩论中就要抓住要害，避开己方的弱点，充分发挥优势，根据场上形势及时转移战场。
关于思想境界，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辩论中的一个通病是纠缠于细枝末节。
譬如，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常常成为辩题的内容，如95国际大专辩论赛辩题：“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波恩大学－辅仁大学）、98全国大专辩论赛辩题：“未来社会：女性比男性压力大”（电子科技大学－同济大学）。
这种辩题不仅富有时代感，而且视野应该是非常广阔的，然而，持正方即维护女权立场的一方总是提出女人生孩子的问题，更不幸的是，反方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容易跟着正方跑，双方似乎都对生孩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双方就在产房门前兜来兜去，纠缠不休。
再如，1997年武大第六届红枫杯决赛的辩题“现代社会，竞争比合作更重要”，辩论双方似乎都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的概念上展开，只是就竞争谈竞争，就合作谈合作，未能在“现代社会”这个时代的高度展开自己的论点。
正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说的竞争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弱肉强食。
反方则一再抓住环境这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似乎强调合作就是因为人类需要保护环境，时而又把合作说成是参加竞争的集体的内部的合作，这就对辩题有所偏离，也缺乏时代感，从而降低了辩论的思想境界。
辩题的措词必须准确、严谨，但不等于说没有给予辩论的参赛者主动定义的余地。
定义得好，可以为己方造成有利的辩论基点，如上面说到的把烟草业定义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例子。
但是，也不能为了辩论就任意定义，前面提到的以“大学生兼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题的辩论中，正方把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作为兼职的内容，就违背了人们已有的的约定，失去了本来有利的地位。
辩论中的另一个通病，是纠缠于辩题中的某个定义，例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辩题，正方为了说明利大于弊，主张流动人口应包括流进和流出，而一方定义后另一方也上来跟着跑，在是否采纳这个定义的问题纠缠不休，听众听起来感到没有意义。
【辩论规则】 演讲比赛是由参赛人各自独立地完成，然后由评委们作出评判，演讲比赛的规则比较简单，主要是对演讲的时间作出限制。
而辩论的规则显然比演讲更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游戏，游戏的博弈过程千变万化，就得事先立下一些约定，制定出比较复杂的规则。
辩论的规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比赛的组织规则，主要涉及组队资格、报名程序和赛制，赛制包括对阵图格局和抽签办法等，由辩论赛的组委会负责执行。
赛制目前采用的多为淘汰制，经过初赛、半决赛、决赛，从八个参赛队中产生出冠军。
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则采用了小组循环赛、半决赛、决赛，从六个队中产生出冠军。
二、赛场规则，涉及辩论的模式，主要是包括双方上场人数，发言的次序和次数，每一阶段的时间等。
从亚洲大专辩论赛开始，新加坡模式比较流行，为四对四阵式，辩论过程包括陈词、盘问、自由辩论、总结陈词。
后来，北大模式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增加了盘问，意图在于加强辩论的对抗性。
1996年的第二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又尝试了一种新模式，即三对三阵式，除了保留上述辩论过程外，在赛前增加了双方教练的辩论方案介绍。
赛场规则由主持人监督执行。
主持人与裁判不同，其职责主要是程序性的，没有裁决胜负的实权，主要负责在辩论开始前讲明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并主持比赛的全过程。
对主持人的基本要求是公正、中立。
为了活跃赛场气氛，他（她）可以适当地、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辩手的表现给以鼓动，但不可使用评论性语言，更不能对辩手的发言加以褒扬或贬抑，而对辩论某一方的偏袒或刁难，则是绝对不能有的。
1996年的红枫杯决赛，有一位辩手在时间用完时未能讲完他事先准备好的辩词，主持人在终止他的发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辩手准备得太充分了，以致于时间都不够用了”。
她主观上是想诙谐一点，活跃气氛，但不经意之间对辩手有所揶揄和嘲讽，这是不应该的。
在我校举行过的辩论赛中，还有不少主持人似乎控制不住赛场的秩序，尤其是当辩手用完了规定的时间时，有的主持人往往不能果断、干脆地终止他的发言。
作为主持人应该记住的是：执法如山。
三、关于参赛选人语言和行为的规范和评判，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所使用的语言为普通话（华语大专辩论称之为现代华人的共同语，就是汉语的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不能宣读事先准备的辩论稿，不能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等等。
这些内容通常也构成赛场规则的一部分，但要在评判中得到贯彻，是评分的依据。
二是评判规则，包括评判团的产生和组成、评分标准和评分程序等。
演讲和辩论都需要评判，评判不同于裁判，体育中的裁判有许多硬性的指标，可以根据这些指标作出判断和裁决。
而演讲和辩论的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大多是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评判团成员的主观判断。
这种评判也不同于批阅试卷，没有时间进行比较斟酌，但相比之下，辩论中双方对阵，变局较多，而且辩论的语速比演讲更快，观众和评委都更难与辩论参赛者进行同步思考，因而评判时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评判中的主观性更多一些，依据更多的是印象和感觉，而不是精确的量度和计算。
认识这一点，对制定辩论的战略和策略是很重要的。
【辩论人】 辩论人是辩论的主体，包括参辩双方，可以分为个人的和团体的两种，具体有一对一、二对二、团体对团体，好比球类中的单打、双打和团体赛，但乒乓球中的团体是以单打和双打的积分确定胜负，辩论赛中的团体赛是一起上阵。
作为辩论的参赛双方，应是来自同一个层次的，在文化、理论和道德修养以及气质、涵养诸方面应是相当的，否则辩论就不能形成交锋和高潮，不可能真正展开，也就没有了观赏价值。
辩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辩论人的素质，辩论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较量。
这种素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①知识性素质，有文化积累、知识结构和知识面等；②技巧性素质，有逻辑思辨、语言艺术、幽默感等；③人格性素质，有道德涵养、心理心态、合作精神、风度气质、仪表仪态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辩论队员的人格性素质。
辩论与演讲的重要区别在于存在一个对手，既要与对方唇枪舌剑，决一雌雄，又要与对方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对方的人身、人格、知识层次、文化水准及场上表现都应给以充分的、真诚的尊重。
任何人身攻击、有损人格或者挖苦对方的语言、措辞、手势和动作都是应该绝对避免的。
可以以姿势助说话，但比演讲要少一些，更不要有夸张性的姿势，做怪相、拍桌子、张牙舞爪都是有失体面的。
1995年的首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我校的一位辩手在陈词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对方今天可是开口千言，离题万里”，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岂不是根本没有资格来与你辩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因此，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此是不适合的。
1997年我校辩论与演讲协会成立时举行了一次明星队的辩论，总的说来辩得还是不错的，但在自由辩论中双方论到了法律问题，这时反方的一位辩手站起来说，“我是学法律的，……”，也显得是在以势压人。
俞吾金先生在他的《辩论中的十大关系》中谈到，复旦大学队在训练时非常注意纠正队员的不当用语，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而要求使用“改变”这类中性词，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话批评对方。
做一个辩手，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体现出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和涵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具有现代人的风度、礼貌和宽容，场上场下都彬彬有礼，而不要盛气凌人，咄咄逼人。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精神是什么
肥皂剧源于西方，现在一般指的是家庭妇女一边做家务，一边心不在焉地收看的罗里罗嗦讲述家长里短的长篇连续剧。
它作为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
因最初常在播放过程中插播肥皂等生活用品广告，故称“肥皂剧”。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播出时间给几部持续几年甚至数十年的肥皂剧(《老友记》(friends), (《欲望城市》(sex&city)), (《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等等, 欣赏的观众层次也由最先的家庭主妇扩充到 “雅皮士”(西方城市职业阶层中的年轻人士) 阶层。
对比中国社会的电视剧文化,西方肥皂剧有其独特的界定与自身特点。
广义上看，英美等国家都将所有剧种分为三大类, soap opera (肥皂剧)，sitcom (情境喜剧)，和 drama (电视剧)。
国内许多人认为国内风靡一时的《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都可以拉入肥皂剧的范畴, 但按照西方电视剧分类, 严格上讲他们还是仅仅被定义为情境喜剧 (sitcom), 因为两部戏各集之间的故事关联不紧,往往可以独立成章, 而且最后一集都被安排了完美结局.而西方肥皂剧的特点则是偏向连续剧 (serial)，通常各集之间的故事都有关联,而且很会“拖戏”，有时候几个星期不看，剧情居然还接得上.几乎所有的肥皂剧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局或者叫做 “开放式结局(open ending)”, 即使有也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下的暂时平衡, 往往一对矛盾的解决意味着新矛盾的开端。
即使像《欲望城市》这样有着明显的 “完结篇”,制片方也会有意地留有 “活口”:比格对凯莉表白时的用语是“我要的就是你”，而不是求婚时最常用的“嫁给我好吗”,这样比格和凯莉的关系就可以瞬息万变。
如果到时候拍续集,无论人物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 剧情立即就可以自圆其说。
肥皂剧在西方社会被学术界和舆论曾一度被认为是低级的电视节目，是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不高的观众群体的一种简易消遣形式。
甚至在英国有社会学学者指出, 肥皂剧有明显的助长人类不良习惯的倾向。
表面上看，与新闻和纪录片相比，肥皂剧确实缺少具有时效性和重要性的信息量，它包含的与社会技术进步和文化进步有关的东西也不多，不像纪录片那样博大精深也不像新闻评论节目那样针砭时弊。
除此之外,肥皂剧从电视节目制作手段和节目质量的角度衡量似乎也是难称精品，大部分肥皂剧的演员是节目播出之后才有了名气.。
摄制技术上几乎没有其它的特别之处：缺少大幅移动镜头（衡量高质量商业节目的标准），没有费时费事的场面调度与安排。
有些早期的肥皂剧，从现在摄制和表演水平的眼光看，甚至是质量低劣的。
如英国早期的肥皂剧《十字路口》(crossroad)。
然而, 仔细品味许多学术争论之后会发现 “肥皂剧助长不好的倾向” 这个主张还是停留在直觉的层次，很少有学理上的证据。
批评者指责通俗文化的品质低劣，制片人都是商业化的俗人，受众则是没有审美标准、在文化上受压抑的一群人,并讽刺这些守在电视前观看肥皂剧的人为“沙发马铃薯”(couch potato)。
事实上，如果品味文化的美学标准及其评论内容根深到只能由少数人所享有, 那这种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也无非是 “曲高和寡”, 难以达到电视在消费时代的社会功能要求。
其实,肥皂剧的社会影响是远远超乎人们想象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反映石油富豪家族内部矛盾的王朝肥皂剧《豪门恩怨》(Dallas)在各洲市上映时就达到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果。
高潮戏暗杀小杰（JR Ewing）的凶手揭晓一集播出前，全美社会都为「谁杀了小杰」而议论纷纷；节目播出之后，达拉斯警方居然还在通讯联系中，还煞有介事地呼叫各分局围捕真凶，这在美国一时被传为趣谈。
（二） 时过境迁, 经过数十年发展的肥皂剧早已被时代赋予了新的精神与意义, 今年3月底,在英美两国热播了长达6年之久的HBO电视台连续剧《欲望城市》(Sex ＆The City)，终于在播出了完结篇,为这部载入史册的肥皂剧壮举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据美国媒体披露，当《欲望城市》最后一集播出时，全美国共有1060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捧场，创下了美国电视史上第二高收视纪录(名列第一的则是NBC电视台的游戏节目《谁将成为百万富翁》)。
近日，CNN的拉里·金访谈节目对莎拉进行了一小时的专访。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明艳动人的莎拉吸引了拉里的全部注意力。
一个电视演员能得到拉里（著名节目主持人）如此“礼遇”，在CNN历史上堪称罕见，这足以说明《欲望城市》在美国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许多纽约和伦敦的顶级名牌商店，更是打着头牌主角“凯莉”的旗号，卖掉了许多价格昂贵的时尚品。
剧中的四个性感女主角着装各有风格，片中的所有造型都出自纽约顶级造型师和服装师之手。
她们的穿着形象同时代表了都市女性的四种主要分类：凯莉是时尚，夏绿蒂是淑雅，米兰达是职业，莎曼沙是成熟。
对于许多女性观众而言，喜欢《欲望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从凯莉的装扮上知道“最近曼哈顿在流行什么”。
一部以都市成熟女性感情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能连续六年大红大紫，并能捧得一大堆金球奖和艾美奖，在美国电视史上还并不多见。
根据尼尔森收视调查公司的统计，《欲望城市》最后一季的平均收视率，几乎能和1998年刚刚出炉时持平，它是HBO电视台过去几十年来最叫座的连续剧。
该剧和NBC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老友记》(播出长达十年)堪称美国电视的“常青树”，而最近这两个剧集同时落幕，也引发了美国女性“今后晚上干什么”的感慨。
因为在美国，男人永远都会有没完没了的棒球、橄榄球或篮球赛可看，而女性的主要娱乐就是看肥皂剧。
自打1998年6月，《欲望城市》首度与观众见面，由于剧中女性敢于“大胆讨论关于男性的一切以及她们对于男性的渴望”，而立即在美国成为一种人人关注的文化现象。
无论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 肥皂剧的主要观众都是女性群体, 特别在发达国家。
英国泰晤士报的一项统计显示, 对比这两部间隔20年之久的《豪门恩怨》与《欲望城市》,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收看者均为女性。
有趣的是,即使一些肥皂剧目拥有少数的男性观众, 这些男性关注的焦点似乎也背离肥皂剧的中心剧情, 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豪门恩怨》中的”商战”,富豪家庭的男性权利和富足生活方式, 《欲望城市》里露骨的 “色情”对白和少量的三级镜头。
而这些关注往往背离了肥皂剧的真正主题和社会意义。
当代社会中, 肥皂剧在女性群体中的高收视率为女权主义诠释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基础。
美国女权主义强调政治, 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 因此聚焦妇女个人经验的肥皂剧便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素材，以供女权主义观点来分析与评价。
这也成为女权主义者用来唤醒并 “提高女性危机意识”, 攻击男性至上主义和父权主义和最有力武器。
部分主流学术思想似乎总是歪曲肥皂剧的真实意识, 他们简单的把肥皂剧看成是男性至少主义和家长作风的简单体现,他们认为观众仅仅是情节与情感的被动接受者, 而忽略了妇女观众作为受众主体与电视节目的主动理解与互动。
“提高意识”就是提高人的认识(awareness),看清先前很少注意或完全忽视的男性统治的事实,把先前只在无意识层次所知觉和理解的东西推进意识层里。
“提高意识”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关键作用是使妇女将个人经验与政治含义联系起来。
无论是作品中的女性是 “抗争” (《欲望城市》)还是 “妥协” (《豪门恩怨》), 只要其包含女性的人文关怀, 都是可以起到 “提高意识”的社会功效。
《豪门恩怨》中的三位女主角每人都说过一句经典的台词：艾里： “无论失去多少, 家庭必须保持完整”。
苏.艾里：“如果你的婚姻破裂了, 你要么试着接受其他男人要么就愤世嫉俗”。
帕玛拉： “如果失去了孩子，那么你就不可能快乐” 。
这三句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台词, 正好代表了80年代王朝肥皂剧中传统女性的核心意识形态____ “被动的, 完全的服从男权主义与家长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部分西方学者误认为《豪门恩怨》将妇女思想引向了低层次, 在他们认为, 女权主义作品应该是充溢着抗争与实际行动。
纵观两剧,无论是20年前《豪门恩怨》的逆来顺受还是今天的《欲望城市》的放荡不羁, 它们对私人领域的有效拆解都是原始女权主义的姿态。
肥皂剧最本质的特征是公开曝光隐私,如果我们将家庭和私人领域当作女性压抑自我世界的首要场所，那么肥皂剧角色生存的背景所具有的公开、公有特质，恰好满足了女性群体对这一压抑的宣泄与缓解。
肥皂剧热衷于交谈，并以交谈作为肥皂剧情节行进的主要手段。
在角色的交谈中, 隐私无可立足，没有“私人”领域, 各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私人屏障常常被冲破。
对私人体验和情感进行公开曝光便是肥皂剧的规则动力。
在肥皂剧的叙事中，习惯抹杀单个角色的隐私方式，即向其他角色披露各种琐碎的隐秘信息,这种披露可以通过表演直接表现,也可以通过人物之间对话间接体现：情人身份的确认、深藏的感情和见解的本质、过去经验或未来计划的真相等等。
《欲望城市》中, 四名女主角以朋友的关系，会在公共场所相互公开所有隐私，甚至是性爱的细节,正是新时期肥皂剧公开个人隐私特点的最有力体现。
事实上, 《豪门恩怨》中的妇女形象，虽然被赋予了 “传统” “逆来顺受”、 “反对解放”等符号, 但妇女观众还是不应该被视为被动接受的牺牲品。
即使是文化层次不高的观众，对电视节目的理解也是主动的、分析的、比较的和有选择的,而不是完全地被动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警匪片”会被主流社会理解成正义战胜邪恶，而不会是展示罪犯的悲剧。
“妇女观看肥皂剧，是为了逃离无聊空虚和现实”的观点，歪曲了肥皂剧对于妇女社会群体的意义。
（三） 从电视节目界定的角度上去看, 肥皂剧无非是娱乐节目的一种。
媒体消费主义观点认为, 女性观众喜爱类似《豪门恩怨》和《欲望城市》一类的肥皂剧目，就是为了获取愉悦。
然而“愉悦”的意义又是很难定义的,特别是在将本已很复杂的观众理解为女权主义的观点。
愉悦可以来源于妇女观众对剧中人物日常生活细节的认同。
如《欲望城市》中熟悉的纽约曼哈顿街景, 无数的购物与聚会, 酒店与咖啡。
愉悦也可以来源于女性观众对剧中角色情感经历与生活经验的理解。
当代社会离婚率的逐年上升和单身女性群体阶层的形成，都为这一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受众基础。
面对《豪门恩怨》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和《欲望城市》中的放荡不羁, 越来越多的都市女性已经可以把 “愉悦”建立在与剧中人物类似的遭遇上了。
愉悦更可以建立在观后的群体话题中。
社会学调查显示, 妇女习惯把自己的痛苦与苦难视为个人的不幸,但若在同伴中互叙苦楚与凄凉,这些痛苦与苦难就可能落入一种模式,虽有不同却折射出妇女生活的共同特征。
这样,妇女就会认识到个人的不幸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而可能是社会问题,因而也是政治问题。
因此,“提高意识”实为女权主义者将批评直接挂钩于政治的表现。
其实, 欣赏肥皂剧的女性很大一部分还是家庭妇女或者中年妇女, 对于这些人来说, 欣赏《豪门恩怨》与《欲望城市》的愉悦在于，目睹剧情中高层次社会群体的情感与矛度纠葛，了解中产阶级的礼仪限制与情欲放纵。
正如一位美国普通中年妇女说的那样：“幸好我们不是那样的家庭,我可是不会像她们那样”。
在过去的六年里，《欲望城市》的播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无数的女性人文关怀。
且不提其自身作为娱乐节目为亿万女性观众带来的饭后消遣，单是剧中女主角对性和爱的不同理解和亲身实践，也让许多同龄女性大开眼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现《欲望城市》的整体内容,那便是: “四个活色生香的曼哈顿白领女人，在都市物质生活的狂流中毫不掩饰的攫取自我”。
《欲望城市》唤醒了无数都市女性如涨潮般汹涌、如退潮般湮没的欲望, 它单刀直入，光鲜时髦，生猛无比。
从传统的观点看,这四个女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坏女人”，绝对的“物质女孩”，工作上追逐名利, 包里塞满避孕套，换男友如同换床单般家常便饭，心无旁骛的享受着肉体和心灵的单身自由。
然而在物欲横流的表皮下面，四个女人的感情却是纤细脆弱的：Carrie的深爱Mr.Big；Charlotte追求美好婚姻的愿望；Miranda对相貌和忠诚的疑虑，即使是最淫荡的沙沙，她在面对自己日益松弛的皮肤时，却悄然泪下。
极度的物欲享受对应着内心的失落和挫败，这也许就是《欲望城市》对女权主义的辨证诠释。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女性而言，绝对开放的物质生活与肉体享乐并不能被认同，四个剧中人有浪荡的形骸和常人无法想象的享乐生活，内心却极容易受到伤害。
这种状态既满足了女性观众仰视的窥看欲望，又恰到好处的提高了普通女性的心理防范与约束意识。
一方面，女性们需要看到生活中出现不了的虚构元素，是为幻想；另一方面，女性则需要看到虚构人物拥有和自己同样的弱点，是为心理平衡。
《欲望城市》的主要情节均是围绕人物的男女关系变化上拓展的, 这反映在女权主义上的深层意义则是男女在择偶心态方面发生着的巨变。
五光十色的曼哈顿，代表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集聚地, 这意味着包括恋爱在内的一切事务都有 “市场”和 “供求关系”。
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但同时也给女性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社会的竞争和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来缓解生存压力，所以女孩择偶的年龄越来越低已成为一种趋势； 而把婚姻更看成是一种责任的男士则会把精力更多放在创业上，结婚的年龄越拖越晚，甚至不婚。
这样的矛盾，在 “欲望城市”一类的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早已屡见不鲜,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
即使是一些已经事业有成的男士，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也是不紧不慢，因为他们有年龄的优势(如凯莉后来的伴侣----一位事业有成的俄罗斯画家)。
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前只有通过家庭才能得到的一切，现在即使不通过婚姻也能得到。
一方着急，一方不急，就这样，长期以来形成的男追女的恋爱定律已被彻底打破,女性在恋爱中的地位也自然随之变化。
男士主动, 男士买单的定律也已被打破。
《欲望城市》中的男性择偶取向已经更偏向于成熟理智，善解人意的女孩。
这从另一个侧面告诫所有矜持的女性, 即便遇上了能令自己心动的男士，也会因为被动的心态而使幸福在不经意间悄悄从手中滑走。
《欲望城市》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都市单身女人的生活，她们什么都做，但从不绝望。
其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曼哈顿的这些社会名流不过是在追逐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
如果这种两性关系可以由传统的男性掌控变成女性掌控, 那么女权主义便落地生根了。
谈及女权主义意识中的两性关系处理, 不能不提及《欲望城市》中的米兰达-----一个事业成功而又“缺少母爱”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她和男友史蒂夫分手后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没有母爱的她决定独自生下这个孩子。
史蒂夫知道她的决定后，向她求婚，却遭到毅然拒绝，米兰达知道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没有爱情，她只是平静的和史蒂夫分配着照顾孩子的时间。
一个女人，敢于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难题，而不需要男人的施舍, 这里面所需要的勇气和胆识不言而喻。
的确,今天的女性似乎太需要一种能够 “独立地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能力, 可以说是《欲望城市》给陷于情感漩涡中的女性点燃了一盏明灯。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欲望城市》的结局都充满了女权主义的理想色彩。
女性问题专栏作家凯莉最终决定抛弃俄罗斯画家而与老情人比格旧情复燃；从乳癌病魔中康复的豪放女萨曼莎得到了男模特的真爱；夏洛特终于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她梦寐以求的女孩；而米兰达则从琐碎的家庭生活中体会到自己新的价值。
对比昔日的《豪门恩怨》, 《欲望城市》则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地表现了女权思想抗争命运,争取独立的女性人文关怀. 它用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表现了 “提高女权意识”的观点, 用理想的结局告诫妇女们 “勇敢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比国内电视剧的情节,大部分的剧作中人物关系的处理很多都严重倾向于男权, 无论是武侠帝王,还是刑警精英, 多数制造矛盾的三角恋情和戏剧化矛盾冲突总是令女性角色处于被挑选和被选择的劣势地位。
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 肥皂剧在国内的电视媒体市场似乎还是个空缺. 尽管国内许多情景剧的姿态和形式都酷似肥皂剧, 但是多数都因为没有像西方肥皂剧那样富裕女权主义的深刻意义而失去了大批的女性观众,当然这与东西方文化和欣赏水平的差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肥皂剧中饱含女权主义观点的是非对错)。
但是, 当国内的观众与电视剧制作人都沉迷于大量的公安题材和古装连续剧的时候, 是否也可以考虑从肥皂剧的批量生产中找到女性观众的市场与卖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