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一回读书笔记
西游记第一回读书笔记【篇一：西游记第一回读后感】西游记第一回读后感篇一：西游记第一回读后感相传在海外东胜神洲，有一个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
一天，这块仙石忽然裂开，生出一颗石卵，圆圆的像个石球。
那石球见风就长，最后化作一只活灵活现的石猴，双目炯炯有神，两道金光直射天宫，结果惊动了的玉皇大帝。
差千里眼、顺风耳打开南天门进行探看。
听的回报，一笑说：“那是天地所生之物，不足为奇。
”这石猴和群猴儿们结伴，形影不离。
一日，天气炎热，他们在山间之中洗澡，看见前面有一股瀑布飞泉，非常好看。
猴群儿说：“真是好水，谁敢进去寻个源头来，我们就拜他为王。
”石猴高叫道：“我进去
”话音刚落，只见他闭目蹲身，将身子一跃，跃入瀑布泉中。
跳过瀑布，石猴睁眼一看，却发现里面无水无波，上有一座天然石桥，桥下有一股飞瀑，就像帘子一样遮住桥门。
时候走过桥，看到里面有石头做的桌椅，正中间有一石碑，上面刻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
石猴大喜，忙抽身跳出瀑布。
众猴不忘诺言，拜石猴为大王。
我们要学习石猴的勇敢。
篇二：西游记第一回读后感天生石猴做了，在花果山带着猴子们游山玩水，可谓是快活逍遥。
如果就这么逍遥下去，恐怕就没有后来的孙悟空了。
有一天，突然想去学一些本领。
他远涉重洋，历经艰辛，拜菩提祖师学艺，菩提祖师给他起名叫孙悟空。
孙悟空不停地学，学会七十
古代姓沈的名人有哪些
沈（shen3）姓有三源：1 出自姬姓，以国为姓，是黄帝的後裔。
是上古国名，最早是夏禹子孙的封国。
周初时，武王死後，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文王第4子）摄政。
三监不服，与武庚（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後被周公旦所灭。
季载（文王第10子）因平叛有功，被周公举荐为周天子的司空，後成王将其叔叔季载封於沈国，又名聃国。
季载又称冉季载。
聃又写作冉，古时，冉、沈读音相同。
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季载之後子逞逃奔楚国，其後子孙遂以原国名命姓，称沈氏。
2、 出自芈姓，是颛顼帝的後裔。
春秋时，楚庄王之子公子贞被封在沈邑，其後遂以封邑名命姓，称沈姓。
3、 出自少昊金天氏，以国为氏。
少昊金天氏裔孙台骀氏之後有人建立沈国，春秋时，为晋国所灭，子孙遂以沈为氏。
姓氏分布沈姓起源於今河南、安徽两省间地。
春秋时，沈国被蔡国灭掉後，季载的後代子逞逃奔楚国，其孙沈尹戌，初隐居於零山，後仕楚为左司马。
尹戌之子沈诸梁，世袭作司马，食采於叶（今河南叶县）。
秦时，子逞之子沈平封竹邑（今安徽符离集）侯。
沈平之子沈遵徙居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
东汉时有沈戎举家徙居会稽乌程吴兴（今浙江吴兴县），此为沈姓南迁之始。
魏晋南北朝是沈姓大举南迁之时。
至唐代，沈姓已散居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
唐初，中原有沈姓将佐随从陈政、陈元光父子领军入闽开辟漳州，在福建安家落户，其子孙散居龙溪、漳浦、南靖、长泰、诏安等地，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又有中原沈姓族人随同迁王。
南宋初有吴兴人沈启承官至汀州府知府，其子沈廷辅，随父入闽，後迁居福建省建阳县。
沈廷辅有8子，分居宁化、龙巖、长汀、清流、延平、连城、上杭等地，其後又有人徙居广东的大埔、梅州等地。
明末，沈斯庵徙居今台南县善化镇，为沈姓移居台湾之始。
清乾隆、嘉庆年间，福建漳州、泉州及广东沈氏，又有多支迁往台湾，进而又移居海外。
沈姓历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
姓氏名人沈冲：南朝齐吴兴武康人，字景绰。
沈怀文子。
仕宋，历任抚军正佐，兼记室。
父怀文得罪被杀，与兄弟情哀貌苦，见者伤之，以此知名。
历官寻阳太守。
齐武帝时，迁御史中丞、五兵尚书。
与兄沈淡、沈渊名誉有优劣，世号为「腰鼓兄弟」。
卒年五十一。
谥恭。
沈约：南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声律学家。
他是《二十四史》中《宋书》的作者。
他首创「四声」之说（把每个字分为平、上、去、入），指出如何运用声调变化，能使诗歌动听，讲求声律对仗，推动诗歌走向格律化，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新。
著有《晋书》、《四声谱》等书。
今天的国语注音符号，就是以《四声谱》演变而来的。
沈亚之：唐吴兴人，字贤。
初至长安，与李贺结交。
宪宗元和十年第进士。
为秘书省正字。
穆宗长庆中，补栎阳令。
後累迁殿中丞御史内供奉。
文宗太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为判官。
耆罢，亦贬南康尉。
官终郢州掾。
以文词得名，尝游韩愈门下。
作传奇小说《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等。
有集。
沈既济：唐代文学家，长於史学，又善作小说。
撰有《建中实录》10卷及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等。
《枕中记》中记述了卢生在邯郸住旅馆的时候，借道士吕翁的枕头用，梦到自己登科当了丞相，非常荣华，醒来店主所蒸发黄梁尚未煮熟，因悟富贵功名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这就是「黄梁梦」的出处。
明代汤显祖写的杂剧《邯郸记》即以它为题材写成的。
沈□期：唐朝诗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
他与同时代的宋之问均为宫廷诗夫。
世人称为「沈宋」。
他擅长七言诗，形式上讲究声律，属对精密，但缺乏内容。
沈□期的诗对律诗的定型有一定影响。
沈括：北宋科学家、政治家，钱塘人。
他勤於钻研，精通天文、历法、数学及医学，并对物理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某些规律和现象有较科学的认识。
他晚年住在梦溪园（今江蘇镇江东郊），将平生研究成果及见闻撰成《梦溪笔谈》30卷。
该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科学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情况，还首先提出了石油的命名。
《梦溪笔谈》对研究北宋社会状况极有价值。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人（今江蘇省吴县），明代画家。
博览群书，文学左氏，诗拟白居易、蘇轼、陆游，字仿黄庭坚。
擅画山水，多江南山川、园林景物，师法董源、巨然、黄工望。
兼工花卉、鸟兽、人物。
诗文俱佳，与唐寅、文征明、仇英并称「明之四大家」。
评论 | 2 32013-09-23 15:25热心网友 最快回答沈 约：南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声律学家。
他是《二十四史》中《宋书》的作者。
他首创“四声”之说（把每个字分为平、上、去、入），指出如何运用声调变化，能使诗歌动听，讲求声律对仗，推动诗歌走向格律化，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新。
著有《晋书》、《四声谱》等书。
今天的国语注音符号，就是以《四声谱》演变而来的。
沈 括：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北宋科学家，他所著《梦溪笔谈》记载了其在天文、数学、矿业、医药、生物、物理等多方面成就，为后世科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著有《良方》、《长兴集》等传世。
沈 周：明代画家。
博览群书，文学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
擅画山水，多江南山川、园林景物，师法董源、巨然、黄工望。
兼工花卉、鸟兽、人物。
为明代吴门画派四家之一。
为人耿直，不应科举，长期从事绘画和诗文创作。
名重于明代中叶画坛，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
著有《石田集》、《江南春词》、《石田诗钞》、《石田杂记》等。
沈 和：字和甫，杭州人，戏曲作家。
能词翰，善谈谑，兼明音律。
《录鬼簿》载：“后居江州（九江），近年方卒，江西称为蛮子关汉卿者是也。
”著杂剧《祈甘雨货郎朱蛇记》、《徐驸马乐昌分镜记》、《郑玉蛾燕山逢故人》、《闹法场郭兴何杨》、《欢喜冤家》等五种。
以上种种元曲的问世，不仅繁荣了江西的杂剧活动，而且因其内容大多为历史题材，对明代弋阳腔连台本戏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所作杂剧时人称为“蛮子关汉卿”。
沈 仕：字懋学（1488-1565），又字子登，号青门山人，明代浙江省仁和（今杭州市）人，散曲家、画家，能诗，善画花鸟山水。
其散曲多描写艳情及享乐生活，内容庸俗。
当时称为“青门体”。
著有散曲集《唾窗绒》等。
沈 璟：明代吴江（今属江苏省）人，戏曲理论家，戏曲作家，曾官至吏部员外郎，光禄寺丞等职。
致力戏曲声律研究，形成“吴江派”，沈氏一族从事词曲研究，创作共延衍11代17人，蔚然大观。
沈 鹏：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美术评论家、诗人、编辑出版家。
斋名介居。
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
幼年始习字画。
入大学后攻读文学，又学新闻专业。
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人民美术出版社艺术委员会顾问等。
书法长行草，有强烈的时代风貌与个人风格，书体兼及隶、楷多种面貌，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
著作有《书画评论》、《沈鹏书画谈》、《三余吟草》、《当代书法家精品订·沈鹏卷》、《草书千字文》等。
主持和手编的书刊达500种以上。
沈法兴：隋末唐初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西）人，隋末梁王。
出身于江南世家，任吴兴郡守，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聚众造反，靠着家族的号召力，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七万余人，并占领了江都南方重镇毗陵。
杜伏威据厉阳，李子通据海陵，沈法兴据毗陵，三大势力都对江都虎视眈眈，后为李子通击败。
沈庆之：字弘先，南北朝时期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宋朝著名将领、太尉，封始兴郡公，曾在娄湖（今江苏省南京市）广置田产。
沈庆之从小就非常会打仗，常常打胜仗回来，后来他被封为“建武将军”，专门负责防守边疆。
沈亚之：唐代吴兴人，文学家，元和进士，善文辞，且能诗，为李商隐所推许。
有作品《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沈下贤集》等传世。
沈佺期：河南省内黄人。
唐代著名诗人，擅长七言诗，词藻华丽，律体严谨，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
曾官至太子少詹事情、修文馆直学士。
对律诗体制的定型颇有影响。
沈既济：唐代文学家，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长于史学，又善作小说。
撰有《建中实录》10卷及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等。
其《枕中记》中记述了卢生在邯郸住旅馆的时候，借道士吕翁的枕头用，梦到自己登科当了丞相，非常荣华，醒来店主所蒸发黄梁尚未煮熟，因悟富贵功名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这就是“黄梁梦”的出处。
明代汤显祖写的杂剧《邯郸记》即以它为题材写成的。
沈传师：字子言，唐代苏州（今属江苏省）人，书法家，曾官至吏部侍郎，工书法。
唐德宗贞元（785-805）末举进士，历太子校书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湖南观察使。
宝历元年（825年）入拜尚书右丞、吏部侍郎。
工正、行、草，皆有楷法。
朱长文《续书断》把它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并列为妙品。
宋欧阳修《六一题跋》云：“传师书非一体，放逸可爱。
”宋代米芾对他人的书法很少许可，但对沈传师极为推崇。
说沈的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
”人称中唐以后沈书最佳，米芾自称学大书以沈传师为主。
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善楷、隶、行、草，以书自名”。
传世书迹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柳州石井铭》等。
今存正书《罗池庙碑》拓本。
沈钦韩：字文起，号小宛，原籍浙江省潮州（今吴兴），史学家，文学家，学问渊博，精史地之学，长于训诂考证。
资秉极敏，而勤学甚至。
家綦贫，书值千钱即无力购致，假之藏书家，计日以还，辄写其要，遂淹通群经。
尤长《礼》与《春秋》，熟于诸史志，旁及百家，故记，官书，野乘，古今专集，汇集，类抄，札记，究其条绪，悉归于统。
故所为制举文，沈博怪玮，常人不能解。
沈德潜：江苏长州人，清朝诗人，他主张作诗应符合理学原理，为拟古诗派代表，其作品《唐诗别裁》、《古诗源》为研究古诗发展的重要著作。
沈永年：字青原，江苏省华亭人，清代画家，所画山水能得元代意趣。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早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多次组织群众运动，为“七君子”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我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沈雁冰：笔名矛盾，浙江桐乡人，著名革命文学家，中共党员，早年参加文学革命运动，解放后历任我国文化部门重要职务。
他先后创作了《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等杰出的文学作品。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姓开国将军生平简介】沈启贤少将沈启贤（1912-——），陕西省汉阴县人。
1930年参加西北军。
1936年由西北军起义参加陕南抗日义勇军第1军，任参谋长。
1937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任第15军团警卫团参谋长。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教导营营长，新编第4旅参谋长，新四军第3师10旅29团团长，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第3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江军区参谋长，北满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5师师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6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师长，145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参谋长，志愿军空军参谋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副主任、主任，空军学院副院长。
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沈鸿林少将沈鸿林（1910-——），山东省菏泽县人。
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闯关东，在山海关附近被东北军抓兵，在110师4旅53团3营1连当兵，1931年当了班长。
1935年在陕西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方面军2师2团2连班长。
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营长，新四军独立旅2团营长，山东军区第1师2团参谋长。
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补充团团长，第四野战军42军155师465团团长。
参加了保卫四平和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55师副师长，中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路工程9师师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214师师长，铁道兵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兼工程部部长，大兴安岭指挥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荆江分洪和海南岛国防工程建设。
为大兴安岭林区建设做出了贡献。
后任铁道兵学校校长，铁道兵技术学校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 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姓当代将军生平简介】沈滨义中将沈滨义（1944.12-——），浙江省义乌县人。
1964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快艇电航兵。
1969年4月后任海军快艇艇长、副中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
1975年3月入军政大学军事系学习。
1978年2月后任海军快艇支队参谋长、副支队长、支队长。
1980年9月入海军学院合成指挥班学习。
1983年8月任海军赴孟加拉国军事学装备专家组组长。
1985年8月任海军福建基地参谋长。
1987年9月入**基本系学习。
1989年10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
1991年8月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
1993年3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助理，1994年12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1999年12月任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1988年9月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1990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1996年晋升为海军中将军衔。
古人有没有关于以肥为美的诗词、句子、文章等什么的
打很早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固执地认为漂亮的标准就是又高又胖。
《诗经》中所歌咏的美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是高大肥硕的：《邶风·简兮》赞美一个漂亮的舞星：“硕人俣俣，宫廷万舞”，硕是肥硕，俣是个儿高，可见高而胖是美的标准；《卫风·硕人》赞美一位贵妇：“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 颀者长也，硕而颀，也是又高又胖。
胖到什么程度呢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柔荑”为植物的嫩芽，“凝脂”是凝结的猪油。
“领”是脖子；“蝤蛴”，后世音转为“蛴螬”，是蝼蛄的幼虫，又白又胖。
你想想：一身肥膘，脖子如鼓囊囊的虫子，手指如肥满鼓胀的嫩芽，这幅形象，不是足可以当得起现在所谓“一篓油”的雅号吗
后来的蔡邕《协初赋》中写美人，所用的喻体，换得高雅一些：“面如满月，辉似朝日，色如莲葩，肌如凝蜜”，但整个形象与“一篓油”还是没啥区别。
然而在古代，这“一篓油”就像麦当娜，绝对是为人们所企慕、所崇拜的偶像。
那时人们对妇人不但崇尚肥，而且还越肥大越美，《唐风·椒聊》赞赏女人：“彼其子兮，硕大无朋；彼其子兮，硕大且笃。
” 硕大而无朋，也就是“巨无霸”，在古人看来，这样吨位的女人是倾国倾城、漂亮到了家的。
我们读《诗经》，可注意到其中赞扬美人的句子，几乎都离不开“硕”：诸如《陈风·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冩几几”；《齐风·猗嗟》：“猗嗟昌兮，硕而长兮” ；《卫风·硕人》：“硕人敖敖”等等，皆为其例。
有人可能说，以上所举的《诗经》全是北方诗，南方的审美标准或许有所区别
请看《楚辞·大招》描写美女：“丰肉微骨，调以娱只”。
所谓“丰肉微骨”，是瞅着光显肉而看不见骨形，这与现代挑选美人所要求的“骨感”是恰恰相反的；再往下看——“曾颊倚耳，曲眉规只”，这就美得更加惊人，所谓“曾颊”即“层颊”，也就是双下巴，脸与颈的形状不很分得清楚，象外地某个卫视中一位男主持（对不起忘了名字了）。
这和《诗经》中所歌咏的美人完全一样，因为《卫风》中曾用“硕大且俨”来夸美女，《太平御览》卷三六八引作“硕大且媨”。
注：“媨，重颐也”，“重颐”与“曾颊”同义，也是双下巴。
比人家多一个下巴，这在古代的卫地和楚地都是难得的美态。
这说明，以肥大为美的标准，在古代不但不分男女，而且不分南北。
正因为古时以胖大为尚，故“硕人”一词也就成为“美人”的代称，如《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蔡邕《青衣赋》：“玄发光润，领如螬蛴。
修长冉冉，硕人颀颀”；陈琳《止欲赋》：“色曜春华，艳过硕人”之类，都是这样的用例。
《左传》中形容美女，叫“美而艳”，《说文》释“艳”为“好而长”，也就是漂亮而高大。
从文字上来说，“艳”字从“丰”，而“丰”本身就是肥大饱满的意思。
如司马相如《美人赋》、葛洪《西京杂记》、蔡邕《协初赋》、萧衍《净业赋》等等，都直接用“丰肌”来形容美人。
这反映衡量美人只注重肉之质量的倾向。
另外，古妇女又美称曰“娘”，娘这个字为俗字，其本字为“娘”，按《说文》训“娘”：“肥大也。
”“娥”也是对漂亮姑娘的美称，而“娥”字从“我”，凡从我之字，皆有高大之义。
古又称妇女之美为“嫣”、为“娙”。
何谓嫣”、“娙”
《说文》云：“嫣，长貌”；“娙，长好貌”；《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是对美女的最经典的称呼，所谓“窈窕”，即《卫风》中“硕人”的形容词“敖敖”之音转，而“敖敖”，《毛传》释为“长貌”。
此外，“敖敖”的叠字还音转为双声的“娥媌”：《列子·周穆王篇》：“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后来又转为“娥眉”，《楚辞·离骚》：“众女嫉余娥眉兮”。
原其本意，敖敖、窈窕、娥媌、娥眉，都是个儿高的意思。
后来所谓的“苗条”也是从“窈窕”、“娥媌”转来的，其正诂也只是高大，并不包含有现在的“瘦”的意思。
古人于美人，只强调长大为重要条件，《尔雅》：“委委佗佗，美也”，孙炎曰：“佗佗，长之美。
”《论衡》：“上世之人，侗长佼好。
”《史记·苏秦列传》：“有长佼美人。
”《盐铁论·刺权》：讲中山素女之美，“亦长白女子也。
”此类例子颇夥，不一而足。
古时形容男士的美，也多用“美丰姿”这个词，说明 “胖”也是男性美的首要条件。
先秦有两个有名的帅哥，一个叫“子都”，一个叫“子充”。
而都，大也；充，长也、高也。
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他们之所以帅原是因为块头大。
说到名字，又想起古人的起名，其对“名”与“字”的选择，也突出地表现了那时以长大为美的观念。
《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公子名吕，字子封。
“吕”，古文亦作“甫”（《尚书》中的“吕刑”，《礼记》《孝经》并引作“甫刑”可证）。
而《尔雅》云：“甫，大也。
”《淮南子·天文篇》：“仲吕者，中充大也；南吕者，任包大也”；《方言》：“吕，长也。
宋鲁曰吕，长亦大也”。
而作为他的“字”的“封”，也是大的意思，《诗经·商颂·殷武篇》：“封建厥福”，毛传曰：“封，大也。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郑国人叫公孙侨，字子产，又字子美。
按“侨”与“产”皆长大之意。
《说文》：“侨，高（侨、高同音同源）大之人也”；《尔雅》：“侨，高也”。
又云：“大磬谓之乔，大篪谓之产”，是“侨”与“产”皆为长大之意。
长大为美，故又字子美。
同篇《左传》记宋人名公孙愿绎，字硕父。
“愿”和“绎”都是大的意思，《尔雅》：“愿，大头也；愿之言元也“《小雅·六月》毛传：“元，大也。
”《方言》：“绎，既广又大也。
绎之言奕也”。
《尔雅》：“奕，大也。
”所字之“硕父”，《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作“石甫”，石同硕，甫同父，而《尔雅》：“硕，大也”；《说文》：“硕，大头也”；“甫”之 “大”义已见上。
《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宋人公子充石，字皇父。
“充石”，美大之意，《说文》：“充，长也，高也”。
《吕览· 必己篇》：“祸充天地”；《淮南子·说山训》：“近之则钟音充”，并注曰：“充，大也。
”《孟子·尽心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是充者，美也，大也。
石通硕，当然也是美大。
而作为他的字的“皇”，亦美大之意。
《尔雅》：“皇皇，美也”；《尸子·广泽篇》：“皇，大也”；《周颂·执兢》：“上帝是皇”，毛传曰：“皇，美也”。
可见皇者，既是大，又是美，而美即大也。
又《左传·庄公十一年》载宋人南宫万，字长。
按万乃曼之通假字，《诗·鲁颂·閟宫》：“孔曼且硕”，毛传曰：“曼，长也”。
古有 “万舞”，万舞即“曼舞”，舞人皆长大，故谓之曼。
所以，此人的名字“万”，与其字“长”，也是一个意思，都寄托着那时的人对美的要求。
再从反面来说，胖大既为美，那么瘦小当然就意味着丑。
古书中说人长得“困难”，常用“貌寝”一词，《汉书·田蚡传》：“田蚡为人貌寝”，颜师古注：“短小曰寝”。
有人说，古代不也有看好瘦子的时候吗?如喜欢细腰的楚庄王，喜欢赵飞燕的汉成帝。
是的，这是事实。
但偶尔地喜欢一下瘦，那只是以胖为美之观念的另一种表现。
就好比一个人整天吃肉，腻了，突然想吃窝头。
窝头对于他，偶尔解腻而已。
故即使他吃窝头，他在理性上也决不否认肉还是比窝头好吃。
所以，从整个中国的古代史来看，以胖为美的正统的审美观一直没有被动摇过。
也正因为古代是这样的一种审美尺度，所以君主选美也就多选高大的女人。
《史记·田敬仲世家》记齐国选美：“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
汉朝的选美有法律：“八月选女，必身长合度，长白即美德。
” 《后汉书·冯秦传》载冯燕身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似之，乃为子伉娶长妻”；《唐书》亦言唐玄宗挑选身长女子侍太子。
这是对女子的挑选，其实对男人的选举也是一样，身高体胖者每列为首选。
汉初建学校，选博士子弟，要外貌端正，身材高大的，而且要脱衣检查，身上不能有伤疤（“身无金痍痼疾”），就像北京老太太选购水果那样的苛刻。
唐代取士，举子在进入专业考试之前先要通过“四选”，那就是身、言、书、判。
而作为第一关口的“身选”，就是检查考生的身材相貌，要选丰满伟岸之人，矮子瘦子一律淘汰。
唐传奇中常常描写赶考的举子与妓女恋爱的故事，大概也和举子的堂堂相貌能赢得妓女的欢心有一定的关系。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古代，一个男人的胖大伟岸的身材，不仅能得到女人的爱，甚至还能救命。
《汉书》载：张苍犯罪当斩，他脱了衣服，伏在砧板上等着挨刀时，监斩官王陵看他体白而肥，光滑如瓠，心甚爱之，就到刘邦那儿为他说情，后来果免一死。
——这就是美的力量。
革命先烈或英雄故事其中一篇的大概内容
董存瑞: 旱河上，巨大的桥型暗堡中向外喷吐着罪恶的火舌；桥型暗堡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战士巍然挺立，单手托举着炸药包，导火索燃烧着，冒着青烟哧哧作响，战士高声呼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喊声，震撼山河；这喊声，穿透硝烟，成了千万人的呼喊；这喊声，至今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董存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刘胡兰 1946年秋天，国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住一带的八路军调往晋西作战，阎锡山趁机扫荡晋中平川，形势恶化。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中共文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留少数干部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上山的通知。
但经过锻炼逐渐成熟起来的刘胡兰，想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敌后工作更需要她，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
在艰苦的环境里，她深入敌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经常出入“青纱帐”，隐匿“古墓穴”；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协助“武工队”镇压了云周西村罪大恶极的反动村长石佩怀。
黄继光: 攻打上甘岭的战斗是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
主力部队是我们45师的134团和135团。
黄继光当时是135团二营六连的通信员。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 他被抽到营部当通信员。
六连的战斗任务是依次收复六号、五号、四号和零号阵地。
拿下了前面的三个阵地后，六连的90多人只剩下十来个人了。
19日凌晨，连长万福来把剩余的战士编成三个爆破小组，对零号阵地的几个地堡实施爆破。
结果，三个爆破组轮番上阵，全部伤亡殆尽。
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
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
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
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
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然后奋力投出一颗手雷。
不料这个大地堡很坚固，手雷爆炸后只炸塌了地堡的小小一角。
敌人的机枪依然疯狂喷吐着火舌。
这时，黄继光的身体向机枪射孔果断移动，用身体堵住了那条炽烈的火舌…… 王二小: 少年抗日英雄。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
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什么是文字狱
文字狱概述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 [编辑本段]北宋和以前的文字狱 《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
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
史称“乌台诗案”。
[编辑本段]明朝时的文字狱 明太祖朱元璋参加国元末农民起义，十分讨厌“贼”“寇”等字眼，又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对“光”“秃”“僧”这些字都非常讨厌。
有一次，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书上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赞美朱元璋。
朱元璋却牵强附会，硬认为“光”是指光头，“生”就是”僧“，是在骂他当过和尚，“则”与贼近音，意在骂他是贼，竟下令把徐一夔杀了。
[编辑本段]金朝时的文字狱 翰林学士张钧是金国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
《金史·熙宗本纪》：‘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上寝，烧帏幔，帝趋别殿避之。
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
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扬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
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
命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谤，上怒，杀（张）钧。
’《金史·佞幸列传》：‘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
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帏幔。
帝徙别殿避之，欲下诏罪己。
翰林学士张钧视草。
（张）钧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
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
”帝大怒，命卫士拽（张）钧下殿，榜之数百，不死。
以手剑剺其口而醢之。
赐肄通天犀带。
’ [编辑本段]元朝时的文字狱 公元1323年，身为高僧的前宋恭帝怀念宋朝，写了以下的诗句：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触怒元廷，赐死。
[编辑本段]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 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 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
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 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 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
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
汪景祺之所以成为 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 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 ，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 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 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
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编辑本段]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1.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2.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3.《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编辑本段]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3.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5.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6.“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7.“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
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 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编辑本段]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