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新闻联播稿件范文
给你一个，我写了一份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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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学院团代表大会在2010 2010年，2月25日（星期六）晚上9点，秋季凉爽，艺术色彩纷呈，在南区的上海大学社区学院，通信学院10名新生暨“我的新的，我很确定“欢迎晚会在温暖和有序的气氛中开始。
出席党的领导和嘉宾有多年的社区学院院长，宋宇教授，党委副书记吴炜学校老师通信，通信团委书记薛程老师，大学教师郑梁老师联赛，胡安老师和10辅导员许群老师，彭秀萍老师，陈老师星级，同时有10个教官淞浦师资力量雄厚，范天翔教师和春华老师上课。
党社区学院院长，教授宋宇，一个质朴的讲话发表在开始的几年中，他激励学生在新学期的交流播下青春的光彩，培养独立的优秀品质，继承传播研究所的优良传统，促进自我依赖于大的校训精神。
备注毫无疑问，10名新生的大学生活指明了方向。
嘻哈社区日晚在演绎动感十足的表演开始。
在辉煌的灯光，舞者散发着青春气息，充满活力的生命的活力，让人眼前一亮。
然后，逐个依次上演精彩的节目，有10名新生提供了创造性的古董快板，二胡，古筝合奏，有激情炎炎的中场球员，09个前辈的互动游戏带来古典舞蹈技巧惊呆了MJ，但也让人发笑的相声， “说广告”，动人心扉的蓝色领带真理索赔。
据报道，两个星期前，学生花了很大的功夫，今天晚上，大型场地选择，舞台布景，小到PPT制作，虽然不被视为满意，它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
这些计划增加我们大学生活的一种别样的行程。
两个多小时的新年晚会在文学部门的所有成员共同演绎了“超级马里奥”来结束，这个晚上别样的风情，反映了充满激情的青年通信学生，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声笑语，让我们体验到丰富的文化上海大学轻松的气氛。
我相信我们可以通信学院是势头强劲，导致大学之间，我相信沟通会写一个更优美的音乐
安徽省出现了那些名人及资料和事迹
胡锦涛：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老子 生卒年不详。
名耳，字伯阳，谥号聃。
生活于春秋后期，楚国相县曲仁里人（今涡阳人，是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史（为管理藏书的史官）。
后辞官返里，修《道德经》，提出无为、公平、简政、反战的政治主张。
由于他学识渊博，孔子曾向他问礼。
后老子周游至函谷关，关令尹喜留其著书，遂著《道德经》上下篇，其后不知所终。
老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 三国时沛国谯（今亳州市）人。
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少时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
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以骑都尉参与镇压，迁为济南相。
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都许县（今河南许县东），被封为大将军、武平侯。
从此曹操大权在握，号令四方，灭吕布，破袁绍，征乌桓，统一了中国北方。
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遂同孙、刘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建安二十一年进位魏王。
其子曹丕称帝，曹操被追尊为武帝。
与其子曹丕、曹植皆为先秦文学之后又一个辉煌期——建安文学时期。
曹操的遗著有《魏武帝集》。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 名周，字子休，世称庄子，蒙城人。
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代表人物。
庄子根据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主张“任天然，去人为”。
其哲学思想对玄学、佛学、理学影响极大。
所著文章，尤其是寓言，内容丰富，气势磅礴，笔锋犀利，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唐玄宗赐号为“南华真人”。
其著作《庄子》亦称《南华真经》。
庄子还是杰出的散文家，名著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
周瑜 （175～210） 字公瑾，三国时庐江舒县（今舒城）人。
东吴名将。
出身士族。
少年时与孙策结为至交，后归孙策，为建威中郎将，人称“周郎”。
曾协助孙策在江东创立孙吴政权，屡建战功，先后被授予中护军、江夏太守等职。
孙策死后，与张昭共同辅助孙权，任前部大都督。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军南下，他和鲁肃坚决主战，并亲率吴军与刘备联军大破曹操于赤壁。
孙权拜他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率军屯据江陵，后病死。
精音乐，当时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
包拯 （999～1062） 字希仁，天圣进士，北宋庐州合肥人。
历任广东端州知郡事，西北转运使、江宁庐州知府，开封府尹，监察御史，大理寺评事，天章阁侍制，龙图阁学士，大学士，枢密副使等职。
死后谥为孝肃，人称包公。
他任开封府尹时，以廉洁著称，执法严峻，不畏权贵，时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开一代清官之风范。
遗著有《包孝肃奏议》10卷。
事迹长期流传民间，多作为小说、戏剧题材。
元杂剧有《陈州粜米》等剧目。
今合肥有包公祠、包公墓园。
朱元璋 （1328～1398） 濠州钟离（今凤阳）人。
明朝开国皇帝。
又名兴宗，字国瑞。
死后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出身贫苦，少年时在皇觉寺为僧。
元至正十二年（1352），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韩林儿称帝时任左副元帅。
至正十六年攻占集庆（今南京），自称吴国公。
后接受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壮大军力。
至正二十八年建都应天（今南京），定国号为明。
年号洪武。
同年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以后逐步统一全国。
他普查户口，丈量土地，均平赋役；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并减轻对工匠的奴役；抑制豪强贪吏，制订《大明律》，废中书省及左右丞相，加强皇权。
李鸿章 （1823～1901） 字少荃，合肥人。
道光进士。
咸丰八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
咸丰十一年奉命编练淮军，率淮军赴上海，在英、美、法支持下镇压太平军，升任江苏巡抚。
同治四年，署两江总督，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对捻军作战。
同治九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成为洋务派领袖。
先后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创立北洋水师学堂，建立北洋海军，对引进西方科技，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先后代表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
卒谥文忠。
有《李文忠公全集》。
陈独秀（1879～1942），安庆人。
早年留学日本，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安庆组织爱国会，次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
民国4年（1915）主编《新青年》杂志，次年任北大教授。
民国7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民国9年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民国10年7月在中共一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并连任两任。
胡适 （1891～1962） 绩溪人。
早在民国6年（1917）就积极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革，参与编辑《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后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反对马列主义。
民国27年出任驻美国大使。
民国31年任行政院最高顾问。
民国3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后侨居美国。
一生曾获得35个荣誉博士学位，著作等身。
杨振宁 （1922～） 合肥人。
民国33年（1944）获西南联大硕士，次年留美。
民国3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后历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爱因斯坦”物理讲座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兼任多所国际著名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粒子理论、统计力学及场论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后又开创规范场理论的研究。
方苞 (1668～1749) 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桐城人。
桐城派鼻祖。
康熙进士。
康熙五十年（1711）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受牵连下狱。
获释后，命为康熙帝编校《御制乐律》等。
雍乾年间（1723~1795），充《一统志》总裁、《三礼义疏》副总裁，累官至礼部右侍郎。
与刘大槐、姚鼐同为古文“桐城派”代表，撰文师法韩柳，讲求义法，主张散文应宣扬儒家伦理纲常，对清代文学颇有影响。
散文《狱中杂记》等名闻后世。
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吴敬梓 （1701～1754） 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全椒人。
出身于探花第中，自幼过着“笙簧之艺，渔猎百家”奢华生活。
后家道败落，移居江宁（今江苏南京）。
安徽巡抚荐他应博学鸿词试，以病不赴。
晚年贫困，漂泊扬州，卒于他乡。
所著《儒林外史》，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讽刺之作”。
有《文木山房集》、《史记纪疑》等。
刘铭传 （1836～1895） 字省三，合肥人。
咸丰九年率团练助湘军攻陷六安。
同治元年（1862）编为李鸿章淮军开赴上海，长期在苏南、浙江等地与太平军作战，由千总、都司升至总兵。
所部号“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
同治四年，率部赴山东镇压捻军，后擢为直隶提督。
同治六年，在湖北安陆尹隆河为赖文光东捻军所败，经鲍超驰救得脱。
次年，领军赴陕西镇压回民起义。
光绪十年（1884）督办台湾军务，抗击法军。
次年台湾设省，为首任巡抚。
光绪十七年因病离任。
任内除加强海防、整饬吏治外，又开办铁路、煤铁矿以及新式学堂等事业，对开发台湾多有贡献。
有《刘壮肃公奏议》。
胡雪岩，绩溪人。
幼时家贫，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为跑街。
咸丰十年(1860年)，因肆主临终前，以钱庄赠之，及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高绅。
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
胡庆余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中成药的国药号，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列的南北两大药业巨头。
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
胡雪岩因商而优则仕，被清廷授官，故后人称其为“红顶商人”。
张良 （
～前186） 字子房，传为汉初城父（今亳州市东南）人。
原为韩国贵族。
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
秦末农民战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
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
楚汉战争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都为刘邦所采纳。
汉朝建立，封留侯。
戚继光 （1528～1587） 字元敬，定远人。
明都指挥景通子。
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使。
幼倜傥负奇气，勤苦读书，通经史。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抗倭寇。
在金华、义乌招募农民、矿工三千人，编练新军。
人称“戚家军”。
四十年，大破倭寇于台州。
次年援闽，捣破倭寇横屿老巢。
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
后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东南倭患。
隆庆七年（1567）召为神机营副将，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
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防，蓟门晏然。
进左都督，加秩少保，移镇南粤。
逾二年，得请还登州。
卒谥武毅。
于练兵，治械，阵图等多有创见。
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
华佗 （
～208） 字元化，沛国谯（今亳州市）人。
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时人尊为“神医”。
自幼好学，通晓五经，尤精医学。
一生行医，足迹遍及今豫、皖、苏、鲁，发明中药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比西方早1600多年。
其重视预防疾病，强调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
又模仿虎、鹿、熊、猿、鸟动作与姿态，创造“五禽之戏”。
功法流传后世，形成内容丰富、分支繁多之“导引学派”。
曹操患头风症，多次请其治病，每治皆愈，但难根除，便强留做侍医，华佗拒不从，遂为所杀。
段祺瑞 （1865～1936） 原名启瑞，字芝泉，合肥人。
清光绪十五年（1889）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
后赴德国学习军事。
回国后随袁世凯“新建陆军”和编练北洋军。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任第二军军统，往湖北镇压革命。
旋授湖广总督。
南北和议时奉袁意旨领衔北洋将领46人通电，迫清帝退位。
袁任总统后，充陆军总长。
民国2年（1913），代理国务总理，镇压“二次革命”。
民国5年出任参谋总长，代徐世昌任国务卿。
民国9年直皖战争爆发，被曹锟、吴佩孚解职。
民国15年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上，造成三一八惨案。
旋被冯玉祥赶下台。
冯玉祥 （1882～1948） 巢湖人。
张勋复辟时率部入京讨伐，民国13年（1924）10月发动北京政变，通电主和，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次年任西北边防督办，多次赴苏考察，曾请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整顿队伍。
民国17年联合阎锡山和李宗仁发动反蒋中原大战。
民国22年成立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多次击败日军。
民国35年出国考察水利，民国37年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而遇难。
陶行知 （1891～1946） 原名文浚，歙县人。
民国3年（1914）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三年后回国，积极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先后创办南京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学校，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著有《中国教育改造》、《行知书信集》、《行知诗歌集》、《古庙敲钟录》等。
急需一篇300字中国历史政治人物报告
魏武帝曹操（公元155年～公元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
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汉族人。
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魏武帝曹操（公元155年～公元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
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汉族人。
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
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
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
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
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
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
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
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
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
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
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
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
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
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
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
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
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
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
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
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
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
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
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
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
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
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
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
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
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
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
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
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
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
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曹操的故事】 曹操的正室妻子卞氏，原本是倡家，即汉代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乐人家庭（后唐代演变成娼妓的代名词，但汉代只是指艺人），后来与曹操成婚，建安初年丁夫人被废，卞夫人成为曹操的正妻。
曹丕继位后尊其为皇太后，曹睿继位后尊其为太皇太后。
出身虽差，人品极好，做人非常地低调， 她生的儿子 1：魏文帝曹丕 2：武功极好的曹彰 3：曹植（七步诗听说过吧，非常有才华的诗人） 4；萧怀王曹熊 那个社会都很讲名份的，讲究出生地位的，而曹操更注重人品 曹操在打仗的时候，总是缴获一些，珠宝，珍宝，古玩，首饰，他带回家以后，曹操会把这些东西先交给卞夫人去挑选，因为她是夫人，正妻，每次卞夫人都挑一个中等水平的首饰啊，珠宝这类，哎，这曹操就奇怪了，就问她说：我经过观察发现，你每次啊，不挑最好的，也不挑最差的，你就挑个中等的，什么原因呢，卞夫人说：挑最好的，叫贪婪，挑最差的，叫虚伪，我挑中等的，（这是非常实在的一种说法）曹操很欣赏 官渡之战之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的证据，这是背叛的证据，应该把它拿出来，一个一个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二心的，把那些动摇份子都给我揪出来，而曹操没有。
曹操发现这些一堆书信，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做得很漂亮，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因为曹操很清楚，他是以弱胜强，老实说，自己心里都没底，何况大家呢，这勾结袁绍又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这都清算不过来，何必要清算呢，这个人情，曹操做得很好，曹操当着全部人的面把这些证明全部烧毁，让大家放心，跟着曹某，只要衷诚，以前的事我不知道。
曹操很会装糊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
2016年县级新政协委员为什么要经过选举程序
党代会圆满实现组织意图。
为顺利完成党代会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党代会圆满成功，区委提前准备，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安排部署到位、精力集中保证、组织措施得力，抓好每个工作环节的落实。
区委多次召开书记办公会、区委常委会和全委会议，对大会筹备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审议通过有关事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的有关要求，多次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秘书组、组织组、会务组、宣传组、纪律督查组和安全保卫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连续作战，从党代表名册的编制、各次会议领导讲话、主持词和人事安排、代表分团、确定列席邀请人员名单、提出大会日程安排、会务后勤、宣传报道和安全保卫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周密细致、扎实有效的前期工作，确保大会如期召开。
按照《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认真组织与会代表学习有关法律和政策，使每一位代表明确党代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代表应履行的义务、权利和职责。
在大会召开期间，按照党内换届选举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大会日程，细化每个环节的工作，不折不扣地按规定程序办事，切实做到应有的程序不变通，应有的步骤不缺少，不怕麻烦，不怕省事。
由于执行程序到位，组织严密规范，党代表参会率达到了98%以上，圆满完成了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组织意图得到顺利实现，**区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的代表和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全部以高票、全票当选。
新中国开创都有谁比彭真的功劳大
彭真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简介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彭真名傅懋恭。
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
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
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
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
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聆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个汇报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 彭真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同志负总责。
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
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
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
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
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
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
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
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
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
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 彭真夫妇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
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
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
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
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
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
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
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
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彭真同志与李鹏合影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
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
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
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
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1] 2贡献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
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来同志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
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