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于谦
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
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
”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了进士。
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
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
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
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
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
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
皇帝很高兴。
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
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
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
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
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
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
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
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
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闾阎就是里巷的意思，此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
此诗写成后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
于谦如此不阿，自然引起了宦官王振的极度不满。
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
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
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
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
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
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
”下诏令照此执行。
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
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
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
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
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
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
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
当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
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
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
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
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
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
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
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
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年秋天，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
于谦和兵部尚书邝野极力劝谏，不听。
邝野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
待到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
侍讲徐(王呈)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
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
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
”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震惊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
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
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
郕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
而王振的党羽叫马顺的，便出来斥责言官。
于是给事中王囗在明廷上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
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
郕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
”大家才安定下来。
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
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工直又有什么作用
”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
郕王一再害怕地推辞。
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
”郕王于是受命。
九月，郕王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
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
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
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
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
都御史杨善。
给事中王囗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
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
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
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
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
”对他的意见，皇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
而也先挟持着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
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
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
”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
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
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
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
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
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
皇帝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
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氵荧等出城谈判。
皇帝不准许。
也先更加沮丧。
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
于谦令石亨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
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
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
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
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
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
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
王囗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
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工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
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
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
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
”坚决推辞，皇帝不准。
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
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
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
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
显然，不能依靠和谈。
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
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
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
”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
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
于谦秘密下令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
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间谍田小儿。
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
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
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
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
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 到了八月，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
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
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皇帝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
”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
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
”皇帝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
”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
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
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
”现在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
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
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
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
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
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
瓦剌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
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当初，永乐年中，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
也先入侵时，很多成了内应。
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
因为西南有战事，每次出征，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从厚资助他们前往，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内患得以平定。
杨洪以独石入卫，八个城都给了敌人。
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招募百姓屯田，边战边守，八个城得以收复。
贵州苗未平定，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按察两司。
专设都指挥使司，用大将镇守。
于谦说：“不设两个司，是放弃了这地方。
”建议遂作罢。
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请求趁机派大军，自己前往征讨他，以报复从前的仇恨，清除边患。
皇帝不准。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
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
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
号令严明。
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
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
他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
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
上皇虽然回来了，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
东宫改易以后，景帝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
诸臣都表示推辞，只有于谦一再推辞。
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
皇帝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
”坚决推辞，皇帝不准。
于是把皇帝前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皇帝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
皇帝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
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
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
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皇帝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
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
御史顾(日翟)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
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
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那里
”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
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
徐(王呈)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
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
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
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
皇帝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皇帝不准。
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
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
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
”石亨更是又愧又恨。
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
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的儿子。
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
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
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
”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
”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皇帝的主意便拿定了。
丙戊改年号为天顺，丁亥，把于谦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
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
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
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
一时要讨好皇帝争取宠幸的人，全都以于谦作为一个话柄。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
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
一向有痰症病，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
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
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
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
”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
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
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
一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
曹吉祥发怒，鞭打他。
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洒在地表示祭奠。
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
过了一年，送回去葬在杭州。
陈逵，是六合人。
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
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
英宗也后悔了。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
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
皇帝召大臣进去看，变了脸色说：“于谦在景泰帝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
”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
不久边境有警，皇帝满面愁容。
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
”皇帝无言以对。
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
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
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
”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
万历中，改谥为忠肃。
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
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
出按江西，颂声满道。
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
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
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
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
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
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
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
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
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
万历中，改谥忠肃。
有《于忠肃集》。
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
于谦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
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
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
“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
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似乎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
第三句“粉身碎骨全不怕”。
“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
明英宗时，瓦剌入侵，英宗被俘。
于谦议立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
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
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屈原的作品都有什么
《天问》《九歌》的内容谁可以描述下。
天问 曰：遂古，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氾。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
惠气安在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
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窴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河海应龙
何尽何历
鲧何所营
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坠何故以东南倾
九州安错
川谷何洿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堕，其衍几何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日安不到
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
焉有石林
何兽能言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
雄虺九首，鯈忽焉在
何所不死
长人何守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
灵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鲮鱼何所
鬿堆焉处
羿焉彃日
乌焉解羽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启棘宾商，《九辨》、《九歌》。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冯珧利决，封豨是射。
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浞娶纯狐，眩妻爰谋。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
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营。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白霓婴茀，胡为此堂
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
天式从横，阳离爰死。
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
蓱号起雨，何以兴之
撰体胁鹿，何以膺之
鳌戴山抃，何以安之
释舟陵行，何之迁之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
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
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
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汤谋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汤何殛焉
舜闵在家，父何以鱞
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终然为害。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
吴获迄古，南岳是止。
孰期去斯，得两男子
缘鹄饰玉，后帝是飨。
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
帝乃降观，下逢伊挚。
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
简狄在台，喾何宜
玄鸟致贻，女何喜，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
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干协时舞，何以怀之
平胁曼肤，何以肥之
有扈牧竖，云何而逢
击床先出，其命何从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
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
眩弟并淫，危害厥兄。
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滨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汤出重泉，夫何罪尤
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
会晁争盟，何践吾期
苍鸟群飞，孰使萃之
列击纣躬，叔旦不嘉。
何亲揆发，何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争遣伐器，何以行之
并驱击翼，何以将之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
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挴，夫何周流
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妖夫曳炫，何号于市
周幽谁诛
焉得夫褒姒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齐桓九会，卒然身杀。
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开何顺，而赐封之
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 梅伯受醢，箕子详狂
稷维元子，帝何竺之
投之於冰上，鸟何燠之
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
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
迁藏就岐，何能依
殷有惑妇，何所讥
受赐兹醢，西伯上告。
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
师望在肆，昌何识
鼓刀扬声，后何喜
武发杀殷，何所悒
载尸集战，何所急
伯林雉经，维其何故
何感天抑坠，夫谁畏惧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
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初汤臣挚，后兹承辅。
何卒官汤，尊食宗绪
勋阖、梦生，少离散亡。
何壮武历，能流厥严
彭铿斟雉，帝何飨
受寿永多，夫何久长
中央共牧，后何怒
蜂蛾微命，力何固
惊女采薇，鹿何佑
北至回水，萃何喜
兄有噬犬，弟何欲
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薄暮雷电，归何忧
厥严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处，爰何云
荆勋作师，夫何长
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
吾告堵敖以不长。
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天问》是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由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的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何谓“天问”
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
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
”又据传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历史文献的记载及文物可作参考，但未必就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
《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
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
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
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
《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
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
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
而“天”字的意思，战国时代含义已颇广泛。
大体说来，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不能施为的事与物，都可用“天”来统摄之。
对物质界说，又有本始、本质、本原的意思。
《易·系词》中说：“法象莫大乎天地。
”《天问》的天，也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天问》的光辉和价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
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2句1553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有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
《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
每部分中又可分为若干小节。
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暗暗”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
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
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
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
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九州安错……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
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
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
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
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
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
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
《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
《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
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
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
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
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
”(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
《天问》问世之后，摹拟的作品为数不少。
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遂古篇》，唐杨炯有《浑天问》、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王廷相有《答天问》，清李雯也有《天问》……可见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思想的深远影响。
但摹拟之作大多既缺乏思想价值也缺乏文学价值。
总之《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特色而有很特殊意义的文学杰作，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它相当高的价值与地位。
《九歌·东皇太一》赏析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莫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作为《九歌》的开首篇，《东皇太一》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
虽然自东汉王逸以来，历代注家对东皇太一是天神的说法，并无歧异之见，然而它究竟是什么神，却诸说不一。
《文选》唐五臣注云：“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
”认为东皇太一是东帝；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皆承袭其说，何焯《义门读书记》与马其昶《屈赋微》则认为是战神；闻一多又以为是伏羲；还有以为太乙、齐国上帝的，不一而足。
其实，“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
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
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
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
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
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
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
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
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
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
“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
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
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
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
屈原以不同于《九歌》它篇的写法，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生动展现了祭神的整个过程和场面，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徐志啸） 《九歌·东君》赏析 东 君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
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
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
縆瑟兮交鼓，萧钟兮瑶虡。
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
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东君》一诗的祭祀对象是什么神，古无异辞，都说是日神。
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博雅》曰：‘朱明、耀灵、东君、日也。
’《汉书·郊祀志》有东君。
”朱熹《楚辞集注》云：“此日神也。
《礼》曰：‘天子朝日于东门之外。
’”戴震《屈原赋注》云：“《礼记·祭义篇》曰：‘祭日于坛。
’又曰：‘祭日于东。
’《祭法篇》曰：‘王宫，祭日也。
’此歌备陈歌舞之事，盖举迎日典礼赋之。
”近代王闿运始有异说，其《楚辞释》云：“东君，句芒之神。
旧以为礼日，文中言云蔽日则非。
”他根据诗中“灵之来兮蔽日”一句，以为神与日明明非一，故否定诗之所祀为日神，而以之为木神也即东方之神句芒。
其实“灵之来兮蔽日”一句正如《湘夫人》中的“灵之来兮如云”一句，表现的神灵并非篇中所祀之神，而是一群其他的神，《湘夫人》中是九嶷山众神，本篇则是东君的随从之神，故可以“蔽日”、“如云”形容其多。
泥定“灵”为神灵则必系所祀之神，显然是主观臆测，为今人之所不取，自属当然。
况且，正如今人陈子展《楚辞直解》所说：“倘若以为东君定是东方之神，那么，为什么四方之神，或五方之帝，只祭其一呢
” 祭祀日神之诗，自然充满对光明之源太阳的崇拜与歌颂。
这种崇拜与歌颂，是古今中外永恒的主题，万物生长靠太阳，对太阳的崇拜和歌颂自然是最虔诚又是最热烈的。
在《九歌》描写祭祀的场面中，这一篇写得最热闹。
本篇一开头，就先刻意描写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那温煦明亮的光辉。
就如昏暗的剧场突然拉开帷幕，展现出一个鲜丽明艳的大背景，把整个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
旭日欲出，自然先照亮日神东君所住的日出之处，也就自然引出日神。
东君是伟大的，他所驾驭的太阳把光和热带给人类，是那样的慷慨无私，自然有那从容不迫的姿态。
所以他总是不激不厉，安详地驾着太阳车缓缓而行，履行他一天的神圣职责。
那么，当阳光普照大地，日神给人类带来的一切又有何等意义呢?作者并未转而叙述大地山川的反映，仍围绕主题描写了一个日神行天的壮丽场面。
这里的龙和上文的马实际上是同一物。
飞龙也好，天马也罢，都是上天的神灵，故屈赋中常互称。
天马行空，自非凡马可比。
这里的雷声，实际上是龙车滚滚驶过的声音。
而天上片片绚丽云彩的伴随，就如龙车上插着万杆旌旗，又是何等的显赫。
这种场面，只能从后世描写天子浩浩荡荡的出行中去体会了。
至此，作者笔锋一转，让东君发出长长的叹息。
他叹息什么呢
因为他将回到栖息之所，而不能长久陶醉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带来一切的荣耀中，所以他只有眷念，只有彷徨。
但那行天时轰响的龙车(声)和委蛇的云旗(色)确实给他以快意，就连观者也因之乐而忘返。
提及观者，又自然地引出一个极其隆重热烈迎祭日神的场面。
人们弹起琴瑟，敲起钟鼓，吹起篪竽，翩翩起舞。
于是，东君的官属们也为人们这虔诚之心所感，遮天蔽日纷纷而下。
东君的司职很明确，就是为人类带来光明。
然而这里描写的东君与众不同，他并不是趁着暮色悄悄地回返，而是继续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而工作着。
他要举起长箭去射那贪婪成性欲霸他方的天狼星，操起天弓以防灾祸降到人间，然后以北斗为壶觞，斟满美酒，洒向大地，为人类赐福，然后驾着龙车继续行进。
这里的一个“高”字，再次把东君那从容不迫伟大而无敌的气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戴震《屈原赋注》认为天狼星在秦之分野，故“举长矢兮射天狼”有“报秦之心”，反映出对秦国的敌忾，联系历史事实，此论自非无稽之谈。
诗中没有缱绻的儿女之情，有的只是崇高的博爱；没有浓郁的芳香，有的只是炽热的情怀，这与人类对日神东君的崇敬和礼赞的主题是相一致的。
结合祭祀仪式上的乐舞表演情况来看，可以判断第一、第二章是扮神之巫所唱，第三章是迎神之巫所唱，第四章又是扮神之巫所唱。
而各章歌辞之间的联接承转，又极其自然，在轮唱中烘托出日神的尊贵、雍容、威严、英武，那高亢宏亮的声乐正恰如其分地演绎出光明之神的灿烂辉煌。
(王宏理) 《九歌·云中君》赏析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歌舞辞。
王逸《楚辞章句》题解说：“云中君，云神丰隆也。
一曰屏翳。
”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战国祭祀竹简有“云君”，显然是“云中君”的简称，可证云中君就是云神。
或以为月神、雷神、云梦泽之神、云中郡神、高禖女神等，俱不可从。
《云中君》这篇诗是以主祭的巫同扮云神的巫(灵子)对唱的形式，来颂扬云神，表现对云神的思慕之情。
凭什么肯定是对唱的形式呢
首先，诗中说:“灵皇皇兮既降”,“灵”指神。
又说:“灵连蜷兮既留。
”《楚辞考异》曰:“一本灵下有子字。
”王逸注:“楚人名巫为灵子。
”《广雅·释诂三》之说同。
则此“灵子”或“灵”指云神或云神附身的巫。
那么，诗中两处说到“灵”的部分，一处称说“君”的句子，都是祭巫所唱。
而诗中“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和“览冀州兮有馀”二句非祭巫所应言，则又是云中君的唱词无疑。
其次，《九歌》中另外四篇祭天神之诗，除《东皇太一》兼有迎神的作用，另当别论外，其余《东君》、《大司命》、《少司命》也都是对唱的形式。
《九歌》的祭祀歌舞是在夜间借助于篝火或竹明、松明、灯光进行的，所以表现出一种神秘和恍惚迷离的气氛。
《云中君》一篇按韵可分为两章，每一章都是对唱。
开头四句先是祭巫唱，说她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花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
灵子翩翩起舞，神灵尚未离去，身上隐隐放出神光。
这是表现祭祀的虔诚和祭祀场面的。
“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为云中君(充作云中君的灵子)所唱，表现出神的尊贵、排场与威严。
由于群巫迎神、礼神、颂神，神乃安乐畅意、精神焕发、神采飞扬。
“与日月兮齐光”六字，准确地道出了云的特征；就天空中而言，能同日月并列的唯有星和云，但星是在晴朗而没有日光时方能看见，如同时也没有月亮，则更见其明亮。
惟云，是借日光而生辉，云团映日，放出银光，早晚霞光，散而成绮，所以说“与日月兮齐光”。
这两句，上句是说明“神”的身份，下一句更表明“云神”的身份。
“龙驾兮帝服”，是说出行至人间受享。
“聊翱游兮周章”则表示不负人们祈祷祭祀之意，愿为了解下情。
古人以为雨是云下的，云师有下雨的职责。
故《周礼·大宗伯》有雨师而无云师，《九歌》有云师而无雨师。
屏翳或以为云师，或以为雨师，也是这个原因。
“屏”是遮蔽的意思。
“翳”,《离骚》王逸注:“蔽也。
”《广雅·释诂二》:“障也。
”则“屏翳”之名实表示了同“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一样的意思。
周宣王祈雨之诗名曰《云汉》，贾谊悯旱之赋题曰《旱云》，俱可以看出古人对云和云神的看法。
祭巫唱“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乃是说祭享结束之后云中君远离而去。
“皇皇”是神附在巫身上的标志。
神灵降临结束之后，则如狂飙一般上升而去。
这里是表现云神的威严与不凡。
“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则是云神升到高空后因眼底所见而言，表现了云高覆九州、广被四海的特征。
末尾二句，是祭巫表示对神灵离去的惆怅与思念，表现出对云神的依赖情绪。
祭云神是为了下雨，希望云行雨施，风调雨顺。
所以云神一离去，人们便怅然若失。
《旱云赋》写云开始之时积聚给沓，互相连接，“若飞扬之纵横”，“正帷布而雷动”，结果却“终风解而霰散兮，陵迟而堵溃。
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
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照照而无秽”。
风吹云散，希望完全落空。
赋的末尾说:“思念白云，肠如结兮。
……白云何怨，奈何人兮!”表现了同《云中君》极相近的情感。
由此可以看出，《云中君》对神的思念，只是表现人对云、对雨的乞盼之情。
此篇无论人的唱词、神的唱词，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云神的特征，表现出人对云神的乞盼、思念，与神对人礼敬的报答。
一往深情，溢于言表。
<<刘秉忠传>>的译文
刘秉忠——大元帝国的设计师 刘秉忠（1216－1274），祖籍辽国瑞州（今江西高安），今绥中县前卫镇。
元朝初年人，原名侃，字仲晦。
曾为僧，法名子聪。
元代政治家、作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建筑师。
元世祖忽必烈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曾经位至三公，官居太保。
他向忽必烈倡导创建大元国号和皇帝年号，营建元大都（北京城的前身）作为国都，创建元朝的官制，制定朝廷礼仪、章服和俸禄制度，参与选拔官吏和推荐人才，使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到元朝政权机构之中，对元朝政体设计作出很大的贡献，对元朝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秉忠不仅是元朝初年的大政治家，他学问功底深厚，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使人和散曲家，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
一生在天文、卜筮、算术、文学上著述甚丰，计有六卷、一卷、二十二卷、十卷、四卷、二卷等。
刘秉忠曾祖于金朝时在邢州任职，因此移居邢州（今河北邢台)。
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后从浮屠禅师云海游，更名子聪。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
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他都参与设计草定。
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
刘秉忠曾经建议忽必烈，取“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
刘秉忠的作品有诗、词和散曲。
他的诗流露出三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如、、。
二是有用世之心，如《对镜》、《秋感》。
三是在政治斗争尖锐时，感到进退两难，如《蜀先主孔明》、《留燕》。
《元史》称他的诗作，萧散闲淡，和他的人品、风度一样。
刘秉忠的词表现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诗作基本是一致的。
不过更加清冷，在《好事近》中说：“一曲竹枝歌罢，满襟怀冰雪。
”刘秉忠敬仰元好问,他有《读遗山诗》10首,其中有两句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竟不在新奇。
”其实这也是他的创作追求,明白晓畅而不追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
但同时也带来平淡而缺乏诗味的缺点，他的有些诗作还给人以诗句粗厉之感。
元中叶时虞集和苏天爵等人批评中统、至元年间诗歌有粗疏笨厉之病，当是针对包括刘秉忠在内的一些作家而言的。
刘秉忠的词宗豪放派，但偏于直露，这也是元代早期词作存在的普遍性弱点之一。
刘秉忠著有诗集《藏春集》6卷,另有散曲12首，其中较好的有〔南吕〕《乾荷叶》和〔双调〕《蟾宫曲》。
《蟾宫曲》是吊古伤今之作。
《乾荷叶》保留着初期散曲的民歌风味：“乾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
减了清香，越添黄。
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专门著录元代曲家的钟嗣成《录鬼簿》把刘秉忠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可见他也是元代早期的著名散曲作家。
邢州在1220年即归蒙古政权统治，刘侃十七岁时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
1238年，辞去吏职，先入全真道，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
1242年，他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被推荐入藩王忽必烈(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
子聪博学多能，善於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时年二十七岁。
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
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建立制度。
如定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
他的主张对於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253年，从忽必烈出征云南。
1259年，又从征鄂州(今湖北武昌)。
1260年，忽必烈称帝，命子聪制定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建元中统等。
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聪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六年，订立朝仪。
至元八年，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也出於刘秉忠的建议。
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
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以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忽必烈将营帐移到金莲川，并在1256年命他在当地建立一座新城。
1258年，新城建成，定名开平，忽必烈称帝后改为上都。
至元三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
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
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
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
同年八月，刘秉忠去世。
刘秉忠长於诗词，沉郁豪迈，在元代文学中别具一格。
其作品有《藏春集》六卷传世。
十三世纪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成吉思汗挥师南下，赶跑了黄河北岸的女真人，在邢州设立大元帅府。
这时候，勾画大元帝国的刘秉忠降生了。
时逢乱世，刘秉忠感慨“大丈夫怀才不遇，应当隐居起来寻找机会”，于是放弃官职上了武安山。
过了几年，天宁寺高僧虚照禅师听说刘秉忠是个人才，派弟子请他下山：“不要在那里作道士了。
”于是刘秉忠在天宁寺当了和尚，做了虚照的徒弟，法号子聪。
其实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对于刘秉忠来说，出家是假，寻求机会是真。
师徒二人游历山西大同，他看南堂寺是个好地方，就居留了下来。
1242年，高僧海云印简（1202----1257）奉召前往和林漠北王府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邀其同行。
有机会接近蒙古亲王，刘秉忠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
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
”海云回答道：“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的事情。
” 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经，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术，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忽必烈大为赏识，于是把刘秉忠留在幕府，参与军政大事，令其还俗，赐名秉忠。
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区，广招汉族人才，开始施展“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
刘秉忠、姚枢等人辅佐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藩府旧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刘秉忠荐引，他的同学、学生、故交如张文谦、张易、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刘秉忠弟弟）等，先后进入王府，为忽必烈献计献策。
1251年，受封邢州的答剌罕（蒙古贵族称号）上表忽必烈，陈述情况说，邢州连年天灾人祸，百姓逃散，没有多少户人家了，快派有能力的官员来治理吧。
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推荐熟悉邢州情况的燕赵名士张耕和刘肃，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近侍脱兀脱带张耕和刘肃前往。
邢州吏治，是忽必烈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也是刘秉忠向事业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蒙哥汗六年（1256年），忽必烈为便于统治中原地区，命刘秉忠在恒州东、滦河北岸的龙岗（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兴建都城，三年竣工，命名开平。
1259年蒙哥汗在南伐南宋中战死，忽必烈听从张易计策，抢在其弟阿里不哥行动之前，从武昌出发，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等重要谋士，日夜兼程，轻骑奔回北方；公元1260年6月4日，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设开平府，年号“中统”，取“中原正统”中两字，大有囊括天下之意。
1264年又改年号为“至元”，取自《易经》中“至哉坤元”。
至元三年，刘秉忠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新都为大都，郭守敬负责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这就是明清两朝的皇城，今天的北京。
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刘秉忠领衔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
”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制订典章朝贺礼仪制度以及命名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蒙古大汗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原正统的至高尊者。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随元世祖到上都避暑度夏。
同年八月，刘秉忠在南屏山别墅无疾而终，时年五十九岁。
元世祖得到丧报，非常吃惊，悲痛不已，他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
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啊。
”于是委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丧，厚葬大都，最终改葬邢州祖茔（今邢台县贾村）。
刘秉忠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
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
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在有元一代，汉人有这样尊贵荣誉的人，仅刘秉忠一人。
刘秉忠精于周易，能知道前后事。
据明朝首辅朱国桢岁著《涌幢小品》记载，明嘉靖年间，刘秉忠墓被盗，内有石刻写明：为盗者李淮。
事情传到官府，盗墓者被捕，果然是李淮。
古籍记载的准确性有待于考证，但刘秉忠生前博才多学，细查善断，为历来史料所公认证实，也是深受忽必烈信赖和重用的主要原因。
刘秉忠不愧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他不但为元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
元大都城的平面设计，皆以汉统治者建都思想为主导，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
新建之城街巷规划极有规律，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
除了大小街之外，还有384火巷、29弄通，颇为壮观。
元大都奠立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
元大都从1267年开始修建，直到1285年才告完工，历时18年之久。
元大都城墙周长28公里多，宫殿巍峨，寺庙雄伟，园圃美丽，街道宽敞，规模宏大，规划整齐。
欧洲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对元大都的详细描述，引起西方人对东方帝国的无限神往。
■建造开平府展现了刘秉忠卓越的才能，并为他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打下基础 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
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
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
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
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
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
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
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
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
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
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
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迁至燕京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
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
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
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
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不受旧城约束，刘秉忠决定在金中都故城东北方营造新都城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
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
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
东岸是“大内”。
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
大内以北是御花园。
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
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
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
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 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
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 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
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
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
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
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
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
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
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
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
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
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
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
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所主持营建的大都城城墙，历经700余年风雨，在今北京市的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和蓟门桥一线的西土城路，还留有遗迹，已辟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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