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资料，比如说赵尚志
基本经验分析： 1) 套完整的思治教育组织和严密章制度是中共在黄埔 军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
在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有一整套完整的设置安排。
黄埔军校本部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配备了相当数量的专职政工人员。
政治部编制达70多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10余人，临时政治教官10余人，部内设置秘书、指导、编撰三股，分别由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负责，对内负责政治训练，指导党务活动；对外负责宣传和组织民众，推动国民革命。
在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及其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又特设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科”，也主要由共产党员主持，军政并重。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黄埔军校设置了党的组织，相继称为“黄埔直属支部”、“黄埔特别支队”和“黄埔党团”，统一领导学生的党支部和教官党小组，以代理政治部主任熊雄为书记，恽代英、杨其纲、安体诚等为干事，日常工作由鲁易和聂荣臻负责。
一整套完整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为黄埔军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规章制度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制定颁布了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纲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
如对于政治部适用的《政治部服务细则》，包括总则、权责等共计134条，共计9000余字，全面而具体地对政治部的工作作出规定。
这些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军校内部的各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力地保证了军校的革命性，以及军校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2) 紧握时代脉搏,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是军队政 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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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以“建立革命军，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口号和目标，希望建立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旧军校，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培养深明革命道理、具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
为此，中共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注重紧握时代脉搏，确立起了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教育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提高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英勇奋斗的自觉性，增强部队作战能力为主旨。
1926年7月，周恩来在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训练班作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报告，指出“军队中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工作„„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由于“革命军是建设的，军阀军队是破坏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不是消灭敌军、扩张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
”他要求：一要使国民革命军革命化，通过政治工作把经济不安的民众收集在自己的旗帜下，明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确立革命观念；二要使官兵的思想统一化、系统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党的理论、主义和政策，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从而觉悟起来；三是使官兵的作风纪律化、统一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纪律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要对官兵作出各种纪律规定，即使是宣传标语和口号也要按政治部的规定统一起来。
利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亲爱精诚，和衷共济”等标语口号向广大黄埔学子灌输先进反帝反封、挽救民族危亡的观念。
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革命、团结合作、用于牺牲为主要特征的“黄埔精神”。
成为黄埔人在建校、建军和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中共共同打造出来的“品牌”，是黄埔军人克敌制胜的法宝。
3) 根据教育对象的层次性特点,因材施教,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根据对象不同内容和要求也有差别。
当时黄埔军校的 政治教育根据对象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和军士教导四种。
四种对象的政治课程都不同。
如学生队的政治课程重在使学生了解三民主义及国民党方针政策，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以培养学生对革命尽职尽忠的精神为目的。
相比之下，高级班的政治课程增加了20种，以便担任革命军中较重要或专门的政治工作。
另外，军校还办了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教育培训，如培养和选拔党代表的政治训练班和对全校长官进行军长教育。
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在既定范围内作深浅难易、专门普通的调整，因材施教，有利于提高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为黄埔军校培养有志、有才之士做出了切实有效的贡献。
4) 以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 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虽然国共两党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但这一差异并没有造成到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分歧。
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在军校内开展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二十多门讲授课程，并确定了各门课程的内容提要，以明确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和任务。
另外，在学员的招收上，由于在前期采取推荐介绍入学的方式，使得进入军校学习的学员和工作人员既有来自国民党一党，也有来自共产党一党和众多暂未加入党派的青年，风云际会。
使得黄埔岛成为国共两党近距离接触，共同参与建校建军的重要基地，有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5) 政工人员要确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对官兵起表率作用。
1926年9月，恽代英在军校作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的演讲，指出“政治工作是重要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也“不要夸大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要与其他工作有很好的联系”，要“使人了解政治工作人员是帮助他们的，不是害他们的。
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都可以得到好处，这样才可以使人家亦看重政治工作。
”1926年11月，游步瀛在《黄埔潮》第19期发表《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一文，提出政工人员要以身作则，“在行动上，要站在党的观点上，注意客观事实，光明磊落地与部队长官合作，诱之趋于革命化，并能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获得群众信仰；在宣传上，不单凭理论、口号，要注意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和群众心理；在态度上，对长官和群众均应诚挚、和蔼、慈祥，不能有严峻苛刻的现象；在知识上，要刻苦努力学习，对党的主义、世界趋势以及联合战线的政策，都应详细懂得。
” 事实证明，以周恩来、叶剑英、萧楚女和聂荣臻等党政工作者为代表的广大政工人员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以其良好的工作作风，展示了党的良好形象，对广大官兵起到了表率作用。
6) 把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5年2月，周恩来《在东莞商务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把东征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而黄埔校军此次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
宣传队印制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告敌军官兵》等传单，军校剧社表演了文艺节目，对争取民众、瓦解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6年11月，李富春在第2军政治部作题为《最近之政治状况及北伐胜利条件》的报告，指出“要永远将我们的优点保持，第一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切实与人民合作，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武装；第二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团结一致，不可稍存分歧，以分散我们革命的势力”。
在黄埔办校期间，不仅注重实际办学，同时同农工商学各界的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身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黄埔学生拥有许多参与政治活动、工农运动、革命战争的机会，在这些场合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信仰、才智、能力，加强了革命精神的宣传和对群众的组织。
7) 把争取教育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1926年10月，刘伯坚主持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写道：“敌人的士兵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人，其所以变成敌人，是因为被他们的官长蒙蔽欺骗了，如果使他们了解政治的意义及其切身的利益，他们便会和我们携手”，各级政治工作人员要“监察本军兵士不要恐吓或辱骂俘虏来的敌人，对俘虏要有正当的待遇”，“在俘虏的兵士中，也要进行政治工作；派遣到敌人中秘密进行政治工作，最好将已宣传成熟的俘虏派回去。
”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从俘虏中挑选了一批下级军官加以训练，将表现好的分配到部队中工作。
从1926年12月起，黄埔军校开办了由共产党员韩麟符任主任的俘虏军官训练班，对被俘的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1300名下级军官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教育，然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部工作。
8) 把以革命精神维持纪律，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
黄埔军校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陆军监狱规则》等。
其中《革命军刑事条例》规定，对犯有“私通敌人，泄露机密”、“不遵命令，擅自进退”、 “临阵退却，率众投降”、“玩怠职守，废弛纪律”、“收受贿赂，侵占粮饷”、“强占民房，私卖公物”、“强奸妇女，吃食鸦片”、“抢劫财物，挟械潜逃”等罪行者，分别给予监禁一年以上直至枪毙的处罚；《革命军惩罚条例》规定，对犯有“损坏枪械”、“毁弃服装”、“无故开枪”、 “执务怠慢”、“蔑视长官”、“酗酒滋事”、“语言秽杀”等错误者，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理。
军校还颁布了《政治工作人员平时惩戒条例》和《政治工作人员战时惩戒条例》，对平时“不遵守宣传大纲者”、“服务一月尚不明了本部队状况者”、“不参加所属部队党部会议者”、“不纠正官兵中谬误思想者”、“逢民众运动不参加宣传者”、“不注意士兵给养及卫生者”；对战时“不随同所属部队行动者”、“不调查死亡官兵状况者”、“不利用时机向士兵、夫役及俘虏宣传者”、“军队所过之处不贴标语者”、“驻军一星期尚不组织民众及不与该地党部发生关系者”，要分别给予撤职、降级、罚薪、记过或党内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对于军队纪律的严格要求，为培养一批有纪律、有能力、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军提供了纪律保障。
《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受到留党察看的党员处分期满后怎么办
本人理解的较浅显，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精神病院的十分不人道的管理制度与治疗方式，尤其是在影片的最后，麦洛非被切除了大脑额叶这一极为残忍的所谓的“治疗方式”，所以病人们在里面完全没有人权，只能任凭医生来判断其是否有病来对其进行各种残忍的“治疗”，同时应该也表现了主角麦洛非和“酋长”想要冲破医院里的管理制度与铁笼追求自由的渴望，这就是我所能理解到的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人物小传600字
陈独秀小传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顾流言蜚语结合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怀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 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
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 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
偏偏高晓岚不 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
之后，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据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高晓岚母亲死后，高登科的续弦亓氏於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
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 小陈独秀六岁。
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受教於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
在性格上，她开 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
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特质。
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藉著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
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裏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裏，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麼。
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
当二人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
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於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
陈独秀的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於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
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
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
陈独秀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写道：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馀裏。
九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不满现实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着与佳人相娱的幸福及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 的入世精神。
高君曼与陈独秀的结合使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二人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
高晓岚这位旧式妇女，恪守妇道，嫁到陈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乔年、玉莹(筱秀)、松年等子女，她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
上孝公婆，下抚子女。
1930年9月9日，高晓岚在安庆去世，终年55岁。
高晓岚去世后，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虽时光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裏，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於怀，鄙恨难泯。
高君曼擅长吟诗，1916年(民国五年)7月间的《民国日报》刊登以“君曼”署名写的两组诗。
从诗的内容来看，即是高君曼所作：月词君曼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绣幕深沉人不见，二分眉黛几分愁。
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娥寄所思。
银汉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
寂寂春城画角哀，中宵扶病起徘徊。
相思满地都无着，何事深闺夜夜来。
蟾光如水浸帘枕，飞絮迷离罨画中。
鹦鹉不知飘泊惯，终宵轻薄骂东风。
沈沈院落镇黄昏，旧梦模糊剩泪痕。
落尽棠梨浑不管，和云和雨瘗春魂。
密云如殢望来迟，为拜双星待小时。
偷向丁帘深处立，怕他花影妬腰支。
春寒风腻冷银缸，竹翠分阴上琐窗。
记得凭肩花底生，含情羞见影双双。
午夜轻寒冷翠裾，叶娇花媚影扶疏。
玉人帘底偷窥久，浑怪初三瘦不如。
画楼前后柳塘西，一碧澄鲜玉宇低。
我欲化身云万朵；防他那顾着污泥。
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
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
这组诗见於《民国日报》1916年(民国五年)7月12日12版。
饯春词君曼洛阳三月春犹浅，刚觉春来春又归。
若个多情解相忆，征鞍还带落花飞。
化碧鹃魂镇日啼，骄红奼紫怨何如。
抛人容易匆匆去，莫到江南又久居。
离离芳草连天远，绿断来时路几层。
欲倩扬花讯踪迹，可怜漂泊更无凭。
离筵惆怅日西斜，客舍留春转自嗟。
多恐明年消息早，归来依旧是天涯。
画楼垂柳碧丝丝，泪眼东风晓雾滋。
莫遣玉人便知得，者番花事又荼蘼。
鸝唱尊前未解愁，莺花蝶草尽风流。
碧城十二如天远，何处钟声何处楼。
羌笛凄凉怨玉门，春来春去了无痕。
年年载酒长安道，折得杨枝总断魂。
楼下花骢花下嘶，殷勤还与订归期。
问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华换别离。
这组诗则见於《民国日报》1916年7月14日12版。
嫌隙渐生高君曼离陈独秀而去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
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裏，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据《党史博采》记载，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
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
他天生 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
特别是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 直充满着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
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
可是这一片 苦心偏偏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
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子女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和高晓岚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 借宿於《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
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裏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
於是她跑 到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
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於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裏食宿，不知道这件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
”谁知道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裏住食。
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於开始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
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 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她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於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
直到香消玉殒，也再没有去 见陈独秀一面。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今属安庆市）人。
思想家、政治人物、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及首任总书记。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创办了著名白话文刊物《新青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他於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剥夺中共党内领导职务。
1929年因为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蘇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
之後，陈独秀思想开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并於1931年成立中国托派组织。
早年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陈独秀出生於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属於怀宁县）。
他2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瘟疫死於蘇州怀宁会馆，先後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
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
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後前往南京参加乡试。
1898年，陈独秀赴东北嗣父陈昔凡处，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於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留学与办报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日语。
1902年3月返回，组织青年励志社。
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
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903年3月31日夜，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
於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抨击时政。
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
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後，连夜把消息告诉陈独秀。
陈等人得到消息後逃往上海。
至上海後，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
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
此後，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
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
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
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
自第16版以後，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
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
後来由於受到政治压力而停刊。
1905年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
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後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项城「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後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後，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
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
」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於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副题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
（1926年停刊）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宣传倡导「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 ，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於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
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和钱沅的作品。
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
蔡元培担任校长後，致力改变这种风气。
但陈独秀却依然流连在妓院之中。
蔡元培起初还在报章上写文支持陈独秀，但後来迫於压力，在1919年3月26日深夜的一次会议商议後，决定废除北大的学长制，间接去除陈独秀的校务职位并放他一年假期，陈因此在事实上离开北大。
多年後，参会的胡适与汤尔和曾争论3月26日的那次会议的结果造成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後，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6月11日，陈独秀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
9月16日保释出狱。
创立中国共产党1919年秋天陈独秀前往上海。
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
春，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策动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後，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开始宣传社会主义。
1920年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任书记。
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共领袖时期的陈独秀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
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
这时，他与胡适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场上发生争执，胡适强调新青年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陈独秀则在第8卷中发表《谈政治》加以抨击。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
陈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後，即於9月回到上海。
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银元。
陈後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
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
最後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於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陈独秀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最初都表示反对。
他也日益对莫斯科的意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挥感到不满。
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终於勉强表示服从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同意加入国民党。
随後陈独秀等人加入了国民党。
并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後，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於是再度迁回上海。
不久再迁广州。
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国民党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
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於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
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
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已经没有实权了。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史达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
陈独秀被停职，於是给临时中央发了一封辞职信。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中国的势力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吸收了中国当时最优秀青年的总汇。
与中共分道扬镳此後，陈独秀由於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於托洛茨基的主张。
不过，他也不赞成同样背离共产国际路线的农民革命的思想。
1929年11月16日，陈独秀因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蘇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
後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公开信。
陈独秀是少数经过30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但对自己所创建的政党已经不再能产生任何影响。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门前之陈独秀与彭述之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後，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後移交南京政府。
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
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以判处13年有期徒刑，1933年4月，公开开庭审判，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
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囚禁於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
此後，其自辩和章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导，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判刑後囚禁於南京。
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於官僚主义，乃至於把党，把各阶级蘇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晚年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
他曾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共产党也曾发表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并曾提出只要陈可以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
但陈拒绝认错後，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
王明失势後，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
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後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後住在武汉、重庆。
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
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後更被赶出医院。
陈最後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而且转向了自由主义[来源请求]。
此後对文学和民主发展，继续当年在狱中的研究，特别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也被後人认为难出其右者。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於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
领导人的讣告称号背后有何玄机
有点类似于古代皇帝大臣的谥号，是后人对其一生功过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