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左翼分子,右翼分子?有何区别?
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
史学界普遍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一对词语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从这一含义中引申为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制宪议会上，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与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同年9月的制宪议会会议上，第一、二等级的议员大都坐在议会右边的席位上，而第三等级的议员占据了左边的席位。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语言中，在词汇中便出现了左派与右派这一对政治概念。
一般来说，右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
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
这种思想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右派。
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党公开反对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后来又出现了对反革命势力妥协退让而葬送革命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与右相对的左，是指革命的、思想进步的，如德国十一月革命的领导者斯巴达克团，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又如国民党内部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何香凝、廖仲恺等都是国民党左派。
在文化战线上，积极投身革命的是“左翼作家联盟”。
这就产生了在政治上区分左右的第一层含义：左派是指站在地位比较低的阶级一边的人，右派是指站在地位比较高的阶级一边的人。
当今社会封建贵族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上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中间是小资产阶级。
所以当前的左派主要是支持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右派则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
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是相对的，封建时代资产阶级还没有成势，所以是包含在左派一边的，但是今天他们已经财大气粗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所以通常被归入右派阵营；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内部习惯性地要用自私自利的思想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则又会成为革命队伍内部的右派。
左派由于社会地位比较低，通常主张变革，所以左派一词又有进步的含义，而倒退保守者称为右派。
这就是政治上左右划分的第二层含义。
左翼政党强调社会平等重于经济增长，他们一般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如欧洲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
右翼政党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增长重于公平，追求总体经济成就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化。
右翼政党一般由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人士组成，他们信仰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维护资本主义，推崇欺压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
如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等
国民党一大的内容
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
孙中山以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
代表总额196人，当天到会165人，孙中山致大会开幕词，他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
新三民主义具体指向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
“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
”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
“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
“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
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大革命。
政治上常说的 左倾 右倾 是什么意思
举现实简单的例子说明
“左”倾（“Left” deviation）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
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左”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Right deviation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
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
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左派和右派是什么意思
左派： 简介 zuǒpài 左派又称左翼，右派又称右翼。
左派与右派的区分通常有两层含义。
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
史学界普遍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一对词语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从这一含义中引申为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
政治上通常把有左倾思想的人说成左派。
左倾就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
但这不是褒义词，一般都直接理解为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左派一般有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的思想倾向。
比较直接的影响是文化大革命。
产生原因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制宪议会上，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与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同年9月的制宪议会会议上，第一、二等级的议员大都坐在议会右边的席位上，而第三等级的议员占据了左边的席位。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语言中，在词汇中便出现了左派与右派这一对政治概念。
一般来说，右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
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
这种思想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右派。
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党公开反对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后来又出现了对反革命势力妥协退让而葬送革命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与右相对的左，是指革命的、思想进步的，如德国十一月革命的领导者斯巴达克团，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又如国民党内部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何香凝、廖仲恺等都是国民党左派。
在文化战线上，积极投身革命的是“左翼作家联盟”。
这就产生了在政治上区分左右的第一层含义：左派是指站在地位比较低的阶级一边的人，右派是指站在地位比较高的阶级一边的人。
当今社会封建贵族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上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中间是小资产阶级。
所以当前的左派主要是支持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右派则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
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是相对的，封建时代资产阶级还没有成势，所以是包含在左派一边的，但是今天他们已经财大气粗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所以通常被归入右派阵营；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内部习惯性地要用自私自利的思想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则又会成为革命队伍内部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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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衔制度的历史演变
20世纪初朝新军最先引入军衔制。
此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政府几个时期实行的军衔制，基本上都是在清末军衔制基础上的发展和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先后两次实行军衔制，并进行了多次修改。
在汉语里，军衔一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创造。
中国现代军衔发展历史、授予规则等详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
清末，清政府曾引进西洋的军事制度以挽救危机局面。
1905年12月，清廷颁布了《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陆军人员补官体制摘要章程》。
但是，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旧军队的封建属性， 当时也并未出现“军衔”一词，清末出现过“官阶”、“品目”、“品级”、“等级”、“等差”等称呼。
中华民国时使用过“官佐士兵阶级”、“军官佐士兵等级”、“军官佐及士兵等级”等称呼。
在国民革命军时期也使用阶级、军阶等称呼，但也未出现过军衔等非正式称呼。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计划实施军衔制度，正式将“军衔”一词定为一正式术语确定下来，并一直沿用。
台湾地区仍使用“军阶”。
香港、澳门二地对军衔、军阶没有特别的区分，新加坡也使用军衔一词。
新中国正式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9月27日，国家主席主持了元帅军衔和勋章授予典礼，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同一天，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授予粟裕等10人大将军衔。
1965年5月22日，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6月1日开始实施。
1986年下半年，随着军队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常务会决定实行新的军衔制。
1988年7月1日，规定军官军衔设3等11级：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1994年5月12日，修改后的现役军官军衔设3等10级，即取消原条例中的一级上将军衔，明确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授予军衔”，“副主席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
1995年9月10日，规定预备役军官军衔设3等8级：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3号）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 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