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七律长征分（）联，颔联，（）联，尾联。
《七律长征》是一首古诗词，分为首联俄联，颈联，尾联四联。
全诗生动地概出了什么
红军长征的解说词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 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万岁
具体内容：人民是革命的母亲 人民是革命的母亲。
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
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
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
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面对青山碧水歃血盟誓，结为兄弟的故事，成为红军长征中的千古佳话。
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
红九军团经过云南东川一带，由于得到当地干人儿的帮助，因而顺利攻下了东川县城。
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发放给穷苦群众，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公审处决了反动县长和一个大土豪，城内外群众对此拍手称快。
在东川县城，红军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达6万余元，干人儿踊跃参加红军，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800多个红军战士。
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难以想到的困难，都是依靠地方群众的帮助解决的。
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不仅要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还要克服大渡河的急流险滩。
要强渡过河，必须找到熟练的船工。
经过做工作，十几名船工来了。
战斗打响了，老乡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
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在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急流里，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把红军勇士们送到对岸。
在红军面临茫茫草地的时候，当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不畏艰险，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四天四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
长征中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
工人群众个个兴高采烈，不仅夹道欢迎，而且还燃放鞭炮，自发地在门口点上小油灯给部队照路。
时值初冬天气，红军的衣着单薄，群众纷纷把好房子腾给红军，把厚实的被子让给红军，并主动为红军做饭、烧水。
我们的红军战士也争着为群众做事，真是军民一家人啊
一天晚上，一连一排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煤气中毒，周围群众闻讯后，很快弄来了新鲜萝卜和淘米水，把鲜萝卜磨碎后和淘米水一起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们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的战士全部苏醒过来了。
红17师在一次作战后，有47名伤员打算寄放到六寨。
在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硬是把伤员们“抢”到他们寨子里去治疗休养。
伤员们到新寨后，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
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
在遇到民团搜查时，苗族群众就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红军坟”，成为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
红军长征，当时各个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听从中央军的指挥，密切合作，最后胜利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各级组织、各个单位、各个部门也需要发扬团队精神，团结友爱，优势互补，互相补台，向着共同目标齐心协力，“人心齐、泰山移”
红军长征，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为人民服务，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
结合今天的改革发展，我们所有的工作也都需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充分沟通，特别是涉及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方案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使企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团结是力量源泉 在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召开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党内和红军内部团结的极端重要性。
当时，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必须把红军的领导权从“左”倾路线代表手中夺过来。
会前，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同志，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
他与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
体现了党内高度的团结。
同志曾风趣地说：洛甫同志是“开明君主”。
周恩来同志积极协助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林伯渠当时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己无歧”的诗句。
这诗句既反映出他热诚拥护确立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激动心情，又赞颂了当时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
花开吐芳菲，彝海含笑迎宾朋。
五月，春意盎然的彝海，一派生机勃勃。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院、凉山州、冕宁县主办的，万人纪念红军长征过凉山暨“彝海结盟”70周年庆祝大会，在阳惹雪山下彝海之滨隆重举行，追忆70年弹指一挥间的红色诗篇。
省副省长张作哈在讲话中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踏上凉山这决神秘而又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同志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方针；二是红军先遣军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果基约达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创造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彝海结盟不仅为红军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我党在复杂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开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解放后，古老的凉山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凉山各族儿女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全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彝海结盟所凝聚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精神正在大小凉山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
3月10日，以色列军人武大卫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进。
7月25日顺利到达陕西吴起镇，历时138天，行程24000多公里（汽车行驶里程），其中步行1200多公里。
途经9个省、自治区，参观了当年红军重要会议和战场旧址，穿越了雪山草地，采访了近百名老红军，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
对于这次“长征之行”，70岁的老人有着太多的激动，太多的感慨——长征路应该列为世界人类遗产保护 一个职业军人，武大卫以其独特的视角，用自己的亲历概括了长征精神。
他说，长征的内涵和精髓就是“崇高精神、空腹、飞毛腿”。
“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
武大卫动情地说，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
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
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吃的、没有交通工具，凭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精神，空着肚子，光着脚，爬雪山，两条腿竟然比敌人的现代交通工具跑得还快。
“说红军是超人，是飞毛腿，一点都不为过”。
他说，以前，总以为长征路是一马平川的坦途，这次一走才明白，长征哪里有路啊，许多地方是红军走过了之后才有了人的足迹，也才有了路。
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堪称中国红军胜利之本，也是中国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长征精神要好好发扬光大，它是一笔世界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军事财富。
最近，“四代同堂颂长征”文艺演出在浙江老年大学准时开始。
备好此次的演出活动，参加排练的同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
为了精益求精，当其他同学已进入梦乡时，他们却仍在排练，每一次进步都让人兴奋不已。
这不是一支专业的队伍,没有专业的辅导，从摹仿到加入自己的东西，一步步走来，他们过得充实而愉快。
四分钟的时间很短，但却凝聚了他们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及对新时期人民卫士的无限崇敬与爱慕之情。
这也是实践长征精神。
已过去70年了，但它留下的时代意义与精神却是万古不朽的。
对我们来说，应该像先辈们艰辛创业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学业，使自己学有所成。
在工作中尽职尽责，生活中学会团结协作，学会奉献。
奋斗是胜利的法宝 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
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
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
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
然而，有些党员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没必要讲艰苦奋斗了，因此贪图安逸、追求享乐，讲排扬、摆阔气，生活高标准、工作低要求，特别是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腐朽生活，甚至坠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如果这种现象任其不断扩大和蔓延，势必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群关系。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艰苦奋斗作风不能丢。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前辈在井冈山如果不发扬以门板当床、稻草做被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长征路上如果不发扬爬雪山过草地、嚼草根吃树皮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延安如果不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取得抗战胜利；当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艰苦奋斗、勇于胜利的精神，就难以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理想。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靠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并不断丰富艰苦奋斗的内涵，将崇高理想与现实工作统一起来，使之不断地与时俱进。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也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
大力推进各项创新，就要不折不扣地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护好、发挥好。
领导干部的政绩是什么
“群众脸上的笑容，就是干部的政绩
” 实现这种结合，就要弘扬“永久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永久奋斗”，是同志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的标题。
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模范青年要把革命干到底，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今天，在历史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更加需要这种“永久奋斗”的精神。
机遇是什么
机遇从来都是对挑战的胜利。
战胜挑战，就是机遇；被挑战所压倒，就是失败。
我们要战胜各种挑战，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激烈较量中，不掉队，并迎头赶上，需要我们“永久奋斗”，绝不可半途而废。
振兴中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
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永久奋斗”，就是要求共产党人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永久奋斗”的精神和忧患意识是相辅相成的。
缺乏忧患意识，就没有远见卓识，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惊慌失措、陷入被动，甚至导致事业的失败。
对于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忧患意识是成熟的表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中国古代的先哲说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当年，同志曾用庄子的这句话激励大家，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因为开始阶段的弱小和条件的简陋，而影响其伟大。
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有关长征的台词
毛主席诗里指的是: 红1方面军 红2方面军 红4方面军~ “尽”是“都”的意思【三军】1. 周 制，诸侯大国三军。
中军最尊，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
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
《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
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2.军队的通称。
《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汉书·灌夫传》：“ 魏其 言 灌夫 父死事，身荷戟驰不测之 吴 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
” 唐 章孝标 《淮南李相公绅席上赋春雪》诗：“朱门到晓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
”《说唐》第一回：“〔 晋王 〕将宫内之物，给赏三军，班师回朝。
” 《长征》诗：“更喜 岷山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3.古代指步、车、骑三军。
《六韬·战车》：“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而异用。
”今亦称海、陆、空军为三军。
4.三围。
《管子·参患》：“故凡用兵之计，三惊当一至，三至当一军，三军当一战。
” 陶鸿庆 《读诸子札记·管子二》：“‘军’之本义为‘围’，后世遂为师旅之通名……‘三军当一战’者，言三围当一战也。
” 提起三军，现代人普遍的概念是指陆、海、空三军。
实际上在中华文化中三军的说法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而且与现代陆、海、空三军实质意义也相去甚远。
春秋时，大国通常都设三军，但各国称谓有所区别，如晋国称中军、上军、下军；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齐国、鲁国和吴国都称上、中、下三军。
三军各设将、佐等军衔，而中军将则是三军统帅。
随着时代演进，上、下、中军渐渐被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
到了唐、宋代以后，这样的编制已成为军队的固定建制。
这时三军的主要标志是担任不同作战任务的各种部队。
前军是先锋部队；中军是主将统率的部队，也是主力；后军主要担任掩护和警戒任务。
在中国古代的军队中，最大的编制单位就是军。
军的编制，历代沿袭，但人数多少不一样。
汉代实行5人一伍，2伍为火，5火为队，2 队为官，2官为曲，2曲为部，2部为校，2校为裨，2 裨为军的编制。
今天，前军、中军、后军编制已完全消亡，而被现代的陆、海、空三军所替代。
七律长征的歌小孩是怎么唱的
[编辑本段]简介 名称：七律·长征 作者： 【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创作时间：1935年10月 创作年代：近代 类型：七言律诗[1] 韵脚：“难”“闲”“丸”“暖”“寒”“颜” [编辑本段]原文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编辑本段]注释 七律：七言律诗的简称。
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分四联：首联、含联、颈联和尾联；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万水千山：这里的千、万都是泛指，形容山无数，水无数，隐含着困难多、艰险多。
等闲：平平常常的意思。
腾细浪：是指翻滚起来的小浪花。
磅礴：气势雄伟，这里指山势高大、险峻。
金沙：指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段。
云崖：高耸入云的山崖。
大渡：指大渡河。
三军：指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
尽开颜：全都喜笑颜开。
五岭：即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庚岭的总称。
位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省边境。
逶迤：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乌蒙：山名。
1935年3月，红军长征经过此地。
走泥丸：是指滚动的小泥球。
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岷山：在四川和甘肃边界，海拔四千米左右。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长征经此。
云崖暖：是指浪花拍打悬崖峭壁，溅起阵阵雾水，在红军得眼中像是冒出的蒸汽一样。
五岭逶迤腾细浪：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福建、江西出发，沿这四省边境的五岭山道，越过敌人封锁线，向西进军。
“腾细浪”是说险峻的五岭绵延起伏，在红军眼中只像水面吹起的细小波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绵延在贵州、云南两省之间，气势雄伟(“磅礴”)，在红军看来也只像滚动着的泥丸。
[1] [编辑本段]译文 红军不畏惧远征的艰辛， 千山万水化做区区小事不足道来。
五座大山蜿蜒起伏只如水面荡起细小的波浪， 高峻,挺拔的乌蒙山也如脚下流动的泥地。
金沙江的水波拍打着悬崖， 大渡河上横跨着由所剩无几的几根铁索支撑的桥。
最是欢喜岷山的千里白雪， 三军将士过了此处都笑逐颜开。
[编辑本段]作者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湖南湘潭人。
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
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3]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
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
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
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
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四卷）、《文集》（八卷）。
[编辑本段]创作背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编辑本段]鉴赏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
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
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
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
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
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
“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
“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
收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
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
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
在诗词中，有很多直书地理名称，且大多是用来表示行军的路线。
例如『清平乐.蒋桂战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有“百万工农齐努力，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等等。
这些都是工农红军军事活动的真实记录。
那么，由此可看出诗词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
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
“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
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
但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同时也反映出对祖国语言文字锤炼的功底。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一联是写山，也是写红军对山的征服。
五岭、乌蒙本是客观的存在物，但当它进入诗人的视野，也就成了审美的对象。
所以它不再是单纯的山，而是被感情化了的对象。
“逶迤”、“磅礴”极言山之高大绵亘，这是红军也是诗人心中的山，极大和极小正是诗人对山的感知，这里重在小而不在大，愈大则愈显红军长征之难；愈则愈县红军之不怕。
重在小也就突出了红军对困难的蔑视。
通过两组极大于极小的对立关系，诗人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顽强豪迈的英雄气慨。
从艺术手法上说，这是夸张和对比。
写山是明线，写红军是暗线，动静结合，明暗结合，反衬对比，十分巧妙。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一联是写水，也是写红军对水的征服。
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在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沙江宽阔而湍急，蒋介石梦想利用这一天险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
如果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战术最富有智慧、最成功的一次战斗，那么强渡大渡河则是红军表现最勇敢、最顽强的一次战斗。
大渡河的险恶也不亚于金沙江，且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狡猾的敌人还拆掉河上泸定桥的木板，只留下十三根铁索。
但是英勇的红军硬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闯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
所以这两句所写的战斗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五岭”“乌蒙”两句通过红军的主观感受直接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慨，这两句则是通过写景来记事，通过记事来表现红军的英雄事迹。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
“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欢快；“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
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未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是对首联的回应。
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
“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
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
而现在，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
“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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