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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廉日活动主持词

时间:2015-07-29 17:02

廉洁文化主持稿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大家好

前几天浏览网站,见到关于“什么是幸福”这个话题的讨论,有人说,高官厚禄、仕途得意是一种幸福;有人说,拥有金钱、任意享受是一种幸福;也有人说,家庭美满、身体健康是一种幸福。

对于幸福,实在很难给它下一定论。

但是,对于一名政府官员来说,幸福,起码是这个官要当得问心无愧,当得坦坦荡荡,当得心安理得;幸福,它的背后至少代表了四个字:清正廉洁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就是:当官就要当清…… 清廉人生财富的“富”,不等于幸福的“福”。

金钱,即使源源不断,也解决不了人生最根本的问题。

贪腐者的生命,无论用多大的金钱去包装,都是让人悲哀的。

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家庭中,没有什么比和睦更重要。

一个生命,没有什么比心灵的自由快乐更重要。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比信仰更重要。

人们还记得50年代曾有过一宗举国瞩目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毛主席亲自过问该案,“挥泪斩马谡”,以儆效尤。

这两个案犯,官不过地委级,贪污金额不过数千,如今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

直到改革开放,西风东渐。

国门打开,与世界接轨了,随着那些先进的科技之风,自然吹进来一些乌七八糟的邪魔歪祟。

于是人们在懂得了“向钱看”的同时,腐败就不知不觉地滋生起来,且越来越严重,一个个官员倒下,又一个个官员站起来,再倒下、再站起来,层出不穷,数额也越来越大。

小官小贪、大官大贪、无官不腐、凡官必腐的定论似乎在不断地验证着,每年腐败的数字也许可以数亿甚至数万亿来列举,每年光外逃的官员带走的资金也多达数百亿甚至数千亿,如果这些资金能用在基础建设、农村改善、下岗失业、文化教育、医疗改革、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等上面,可以做多少事情

有人说,我们的官员太穷了,应该高薪养廉。

似乎高薪是治贪的一副“良药”。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有了许多钱的官员,不一定就不再喜欢钱。

一些官员财产已经到了一千万,仍然在收取不义之财,他们在从鱼钩上取下一条小鱼后,仍然会等下一条新的大鱼上钩。

他们并不是钱不够花,恰恰相反,是他们的钱太多了,对金钱的崇拜让他们失去了理智,让他们铤而走险。

所以,千万不要指望,金钱多了,就能造就出千千万万个孔繁森。

如果官员没有节制,没有高尚的情操,对金钱的追求就会没有极限,没有穷尽,就会陷入疯狂的境界。

古往今来贪腐者从不缺钱,缺的是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缺的是坦坦荡荡,浩然正气;缺的是廉、耻。

是啊,廉洁则知耻。

只有清廉的人生,才能活出坦然。

清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心里坦然,脚下踏实,无朝不保夕之感,亦无风声鹤唳之惊。

只有清廉人生,才能活出超脱。

人与物,本来人是主宰,物是被主宰。

但人一沾上“贪”,就被物死死缠着,为物所累,为利所害。

只有清廉人生,才能活出精神。

“公生明,廉生威”。

廉能生浩然之气,廉能治缺钙之症,廉能养自然之性。

廉者是生活的主人,是生活的强者,生活必然会有滋有味,精精神神,充满无穷乐趣。

和珅的官职是什么

25岁,十一月,擢御前侍卫(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国家领导人的贴身保镖),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军区副司令)。

这是两个正二品的官职。

26岁:军机大臣,相当于国防部长 内务府总管,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7岁,六月,转户部左侍郎,并兼署吏部右侍郎。

吏部,主管官员的考核和选拔,相当于人事部和组织部。

28岁:户部尚书,相当财政部部长 御前大臣,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 理藩院尚书。

清朝的时候没有外交,他把所有的少数民族来朝,外国人来都归一个机构管,凡是从陆路过来的都归一个机构管,理藩院。

理藩院尚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民族事务部长兼外交部长。

29岁:兵部尚书,相当于军队的四总部部长 32岁: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吏”就是官,管理官的那个部的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组织部长。

从26岁到32岁,几十个官,几十个部门的第一把手,都归和珅一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31岁,四月,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甘肃平乱。

同年十一月,兼署兵部尚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解放军四总部部长)。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32岁,八月,加太子太保衔。

同年十月,任经筵讲官。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33岁,六月,赏戴双眼花翎。

同年十月,任国史馆正总裁。

同年十一月,任文渊阁提举阁事。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34岁,三月,调补正白旗满洲都统。

同年四月,任清字经馆总裁。

同年七月,再予轻车都尉世职,旋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

同年九月,因平回部叛乱有功,封一等男。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35岁,闰七月,授文华殿大学士,仍兼管吏部户部事。

大学士是唐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最初由宰相兼领。

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四个馆,大学士的主要职责是陪着皇帝练习书法、欣赏绘画、欣赏音乐、协助编练舞蹈等。

明朝的时候以儒臣为殿阁大学士,大学士成为内阁长官,负责起草诏令、批答奏章,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清代的大学士是荣誉官职。

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为名称,满汉各2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

这36人均为文臣中的最高官位,汉人非翰林出身不授此官(除少数例外)。

和珅担任的就是三殿大学士中的文华殿大学士。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38岁,二月,封三等忠襄伯,并赏用紫怼?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39岁,四月,任殿试读卷官;五月,任教习庶吉士。

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事例

1、新史上“和亲”对巩固祖国的统一强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动边疆各民族的社济文化发展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和亲”政策是中央王朝联络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它客观上对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推动边疆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历史上新疆“和亲”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汉族公主嫁给新疆境内少数民族首领,如汉朝将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作妻子;隋朝将华容公主嫁给高昌王魏伯雅;唐朝先后将宁国公主(唐肃宗女)、太和公主(唐宪宗女)、咸安公主(唐德宗女)、小宁国公主(荣王李琬女)等嫁给了回纥英武威远可汗、武义成功可汗、崇德可汗、英武可汗等作妻子。

二是少数民族首领将女儿嫁给汉族国王作妻子,如突厥王曾将女儿嫁给高昌王为妻。

2、回纥的杰出人物婆闰对唐朝统一的巩固和发展所作的贡献。

回纥是维吾尔族的远祖,是唐朝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

婆闰的父亲吐迷度是第一位归附唐朝的回纥可汗,唐朝拜其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

648年吐迷度侄子乌纥杀死吐迷度,企图叛唐被平定。

唐朝任命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婆闰的功绩在于两次出征西域,助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

阿史那贺鲁原为唐朝瑶池都督,651年公开叛唐,建牙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自称沙钵罗可汗,企图夺取唐州、庭州。

652年(唐高宗永)唐派兵征讨,婆闰率5000回纥骑兵配合,唐取得初步胜利。

657年婆闰参加了另一次征讨阿史那贺鲁的战争,奉命穷追阿史那贺鲁至邪罗斯川(今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河)。

历时数年的平定叛乱结束后,唐朝的统一得到巩固和发展,婆闰因功封为右卫大将军。

3、元朝著名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在创建中国史学的积极作用。

廉希宪是维吾尔族,他姓廉是因为他的父亲布鲁海牙曾做过廉访使的官。

在元宪宗蒙哥汗在位时,廉希宪在忽必烈的手下任职。

元宪宗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继承汗位发生内争。

这次内争不仅是他们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应当统一于哪一种政治势力的问题。

廉希宪拥护忽必烈继承汗位,建议“早承大统”,并说“安危逆顺,间不容发”。

因廉希宪赞助忽必烈继位有功,受重用被任命为京兆宣抚使。

在任期间,注意抑制宗王贵族特权,有利于民生。

廉希宪不仅是元朝有名的政治家,而且是当时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维吾尔学者,曾参加了元英宗、仁宗、实录及辽、金、宋三朝历史的编撰工作,为创建中国史学作出了贡献。

4、元代新疆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学者使用汉文从事著作或翻译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农学家,他们的著作是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出生世代官宦的家庭,其祖父是元代开国功臣,父亲官至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贯云石才华是多方面的,他既是骁勇的武将,又是多才的文人;既是散曲学家,又是书法家。

他的主要成就还是所创作的散曲。

元代杨朝英选编的《阳春白雪》一书中收集贯云石的小令36首,《太平乐府》收集小令30首。

贯云石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在元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元朝著名文学家马祖常,维吾尔族,静州天山(今托克逊人),他的祖上长期在内地做官。

他的著作主要有:《列后金鉴》、《千秋纪略》、《松厅事稿》、《石田集》等。

元朝杰出的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世居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有较深的汉语基础。

元朝初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安藏先后将汉文典籍《尚书无逸》、《贞观政要》、《申鉴》译成蒙文献给元世祖。

翻译的这些汉文古籍对于各个民族的相互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5、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功绩。

1720年,清朝康熙派兵征讨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的分裂活动,额敏和卓乘机脱离准噶尔,投附清朝,驻扎吐鲁番一带,于1731年粉碎了策妄阿拉布坦的进攻。

1755年,乾隆发兵征讨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额敏和卓率兵300从征,随清兵打到伊犁。

1757年,发生了大小和卓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分裂活动,清军将领雅尔哈善征剿,授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玉素布为领队大臣,许多维吾尔族上层人士安排在重要位置,平定了叛乱。

在晚年,额敏和卓两次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

他的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以实际行动反对策妄阿拉布坦、达瓦齐、阿睦尔撒纳、莽噶里克、布拉呢敦、霍集等各种势力的分裂活动,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额敏和卓的一生是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一生。

额敏和卓在晚年时修塔立碑,是为了报答清王朝的恩遇,并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的虔诚。

苏公塔与清代新疆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6、捍卫祖国统一的维吾尔族英雄。

在新疆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曾作出过具大的贡献,涌现出了许多忠心报国的仁人志士。

玉努斯出身于维吾尔族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是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斗争中立下战功的额敏和卓。

1811年玉努斯承继郡王爵位,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总理当地民政事务。

面对和卓复辟势力对祖国统一的严重危害,一到任就查实沙朵斯、乌舒尔、爱玛尔、毛拉素皮四人与流亡在中亚浩罕国的萨木萨克的儿子相勾结谋反的罪证,奏报朝庭后法办。

为彻底消灭和卓复辟势力,玉努斯向浩罕国交涉引渡和卓后裔,浩罕国称和卓后裔张格尔进犯喀什噶尔已被堵截了回去,要挟清庭,引起清庭震怒。

伊犁将军松筠斥责他多事,加之沙朵斯余党称没有张格尔这个人,玉努斯反被污告,被清庭革职监禁。

1820年、1824年、1825年张格尔在浩罕封建主的支持下,一次次骚扰喀什噶尔,清庭才发现上当,玉努斯被清庭以已革伯克的身份赴喀什噶尔前线。

在那里他团结维吾尔族人民,为瓦解张格尔叛乱势力做了大量工作。

不幸的是。

1826年秋张格尔伙同浩罕侵略军大举窜犯喀什噶尔,城陷后玉努斯为国捐躯。

7、平定张格尔叛乱中功绩卓著的伊萨克。

伊萨克,维吾尔族,祖交原是库车阿奇木伯克,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屡立战功,被乾隆列为统一新疆的50名功臣之一。

伊萨克承袭贝勒,接任阿克苏阿奇木伯克。

清朝统治新疆后,主要兵力驻扎在北疆少数地区。

张格尔发动叛乱,南疆西四城相继陷落,迅速向东四城的阿克苏推进,在清军未到之前,伊萨克组织维吾尔群众清查内奸,筹备粮草军械,日夜操练防守,与阿克苏办事大臣一起组织军民隔河阻击。

在配合清军作战中,“获贼匪五六十名,迅出张格尔差来阿浑二名”。

随清军向南疆西四城进攻,在一系列战役中,伊萨克带领维吾尔族军民筹运粮草、侦察敌情、充当向导,对平息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活捉张格尔的喀尔铁盖山战役中,更是战功显著。

8、维吾尔族保家卫国的两位巾帼英雄迈哩巴纽和罗尔巴力。

1865年,浩罕国的阿古柏匪邦,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侵入新疆。

在其残暴统治南疆广大地区的12年里,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同其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迈哩巴纽和罗尔巴力就是这一时期涌现的两位维吾尔族巾帼英雄。

迈哩巴纽是哈密王伯锡尔的妻子,被清朝政府封为福晋(贵妇)。

1873年曾被回、维农民起义军俘虏,后来落入了阿古柏匪邦的魔爪,被囚禁在库车境内。

阿古柏匪邦劫持迈哩巴纽福晋,“计在羁留以牵率其部耳”。

但是迈哩巴纽福晋大义凛然,没有被阿古柏匪邦的威胁利诱所屈服,并带话回来说:“世受皇上天恩,不敢作叛逆之事云云。

”在迈哩巴纽福晋被劫持期间,清朝政府曾多次命令地方官员设法营救,福晋之子哈密王迈哈默特也曾设法营救。

后来迈哩巴纽福晋回到哈密。

因其子自幼瘫痪,福晋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在那个战乱的年月里,成功地主持了哈密地区的政务。

罗尔巴力是火家板儿(当地的一个小头目)的妻子,当时30多岁,家住哈密西面的芨芨台。

她为了反抗欺侮、保家卫国,勇敢地承担了巡逻和传递情报的重担。

《听园西域杂述诗》的作者萧雄曾写下一段赞扬罗尔巴力的话:“余过其地,曾见其雪衣单骑,往邻居沙勿体家会事。

其时贼焰初解,野多豺狼,男子尚怯惧,彼竟提短刀,飞鞚长歌,往返于十余里山隈沙碛之间,气众壮哉

”两位维吾尔族妇女的英勇事迹,充分体现了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

9、为《十二木卡姆》的保存和流传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音乐家吐尔地阿洪。

《十二木卡姆》是一部具有悠久历史,深受维吾尔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喜爱的大套舞曲。

解放前夕,能够全部演唱《十二木卡姆》的只剩两三人,吐尔地阿洪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为了挽救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解放之初,新中国百废待举,党就把挽救和整理《十二木卡姆》的工作摆进了议事日程。

自治区文化厅两度邀请吐尔地阿洪到乌鲁木齐市进行《十二木卡姆》的录音和整理工作。

其后,由北京音乐出版社与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两册《十二木卡姆》。

吐尔地阿洪在七十岁的高龄,以饱满的热情为这部巨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0、为清朝统一新疆做出过积极贡献的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

噶岱默特,新疆乌什人,准噶尔贵族统治新疆时,曾担任过拜城阿奇木伯克。

乾隆时期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他拥护统一,为清朝统一新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之后,他在喀什噶尔担任了15年阿奇木伯克,任职期间,他不但重视兴修当地水利,这在当时的地方官中是不多见的,而且还做了几件有益的事情。

据《回疆通志.噶岱默特列传》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噶岱默特倡议:偕诸伯克输谷千石,贮城邑,赡贫户。

复助材建兵屋三百楹。

”1771年,土尔扈特部落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剥削,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回归祖国到达新疆,受到了清朝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

在他们从北疆移居喀喇沙尔珠勒都斯草原时,得到了南疆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

成千上万石的粮食由维吾尔族农民用马、毛驴、骆驼等驮运到喀喇沙尔的珠勒都斯草原,接济生活陷入困境的蒙古族牧民。

噶岱默特所在的喀什噶尔也担负了这次运粮任务,噶岱默特“屡经呈请,所有装载粮谷之口袋,情愿帮与土尔扈特”,使土尔扈特蒙古族牧民得以在天山中建立家园。

11、近代维吾尔族诗人和历史学家毛拉.毕拉勒。

毛拉.毕拉勒出生在伊宁市一个贫穷的鞋匠家庭。

启蒙教育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后就读于当时伊宁市唯一的学府“伊犁经学院”。

1867年,他直接参与了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生的伊犁农民暴动,并于事后撰写了有关暴动情况的作品――长诗《中国土地上的圣战》。

该长诗详细反映了暴动过程中经历的事件,并且揭示暴动后期攫取领导权的上层人士同宗教头目的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1851年,他把27岁前写的大量“格则勒”集结成集,题为《格则勒雅诗》。

《格则勒雅诗》中多数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爱情作品也是对当时封建暴政压迫的声讨,后来许多作品成了民间广为流传的民歌;长诗《长毛子玉素甫》作为一部讽刺作品,把维吾尔文学中讽喻体裁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长诗《努孜古姆》,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在现实主义深度方面,都堪称是维吾尔族文学中标新立异的上乘之作。

总之,毛拉.毕拉勒一生的创作活动,使维吾尔族文学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辩论的要素有哪些

辩论的要素:一场辩论,必须包括三个要素,这就是辩题、辩论规则、辩论人,这里,我们通过辩论与演讲的比较来分析这些要素。

演讲赛也是一种智力的竞技运动,从比赛的进行形式看,我们可以把演讲看成是表演式的智力竞技运动,而辩论是对抗式的智力竞技运动。

【辩题】 辩题是辩论的中心,整场辩论都是围绕辩题进行的。

无论辩论赛还是演讲赛,题目都是事先确定的,通常由比赛的组织者拟定后让参赛者抽签选定,辩论赛还要确定各方所持的立场。

辩题的对抗性:辩题与演讲题不同,演讲题诸如“我有一个梦”、“为了孩子”、“还我地球”、“长江:1998”或者“长江:2025”、“我爱珞珈”、“我是武汉一市民”、“澳门,你好”等等,都是直接以肯定或者否定的形式表达一种观点、愿望、理想,题目不需要包含冲突。

而辩题则必须设置冲突,形成对抗,这好比赛跑只能有一个终点,而足球则必须有两个相对的球门。

参辩双方的观点必须是对立的或者分歧的,这是辩论的前提。

双方围绕这种对立或分歧展开对抗,进行论述、反驳和辩护。

因此,辩题总是要求双方在对立和分歧中作出选择,选择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是与非,如“高薪是否能够养廉”、“电脑是否将取代书本”;正与反,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问题;此与彼,如“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主要靠道德”。

辩题的这种对抗性,也可以称之为“可辩性”。

可辩的辩题可能是千年辩题,世世代代,永无终结,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

通过辩论,尽管不可能达成最终的统一,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充实其内涵。

更多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社会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从这些年的各类辩论来看,辩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环境保护、安乐死、艾滋病、克隆人、因特网、“女士优先”、发展小汽车、进口消费品、流动人口、打假、反腐败、教育、出国热、现代化,等等,等等。

辩题的平等性:仅仅具有对抗性还不一定就是可辩的,下面几类题目就不可辩:一是尚无结论而需要通过科学实验和发现来决定的命题,如“UFO(不明飞行物)是不是星外来客”、“神农架有没有野人”,就是不可辩的。

二是需要通过定量才能得出确定结论的问题,也是不可辩的。

三是属于常识性的或已有定论的或已形成人们共识的命题同样是不可辩的,譬如 “地球是否围绕太阳转”。

这些题目之所以不可辩,就因为对辩论双方不平等。

任何一个辩题,都必须对双方平等,使正方和反方都能在平等立论的基础上展开。

不过,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得好,不可辩也可以成为可辩的。

例如,在“为了预防洪水,人类是否应该保护环境”、“武汉大学是否应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辩题下,反方几乎是没有展开空间的。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题目改为“预防长江洪水,保护上游植被比疏通下游河道更重要”或者“抵御洪水:修筑堤坝还是疏浚河道”,“建设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或者“教学比科研更重要”,也许就可辩了。

此外,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题目也不宜用作辩题。

辩手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辩题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

任何一种竞技运动,总会存在有利与不利的问题,就体育竞赛来说,尽管竞赛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一视同仁,但天气、场地、观众都可能给参赛双方带来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

譬如足球,在客场踢球,面对对方的观众和狂热的球迷,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就对方的球员来说,由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一些。

而球迷的狂呼乱叫,其实对双方的球员都是一种干扰。

因此,所谓有利和不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辩论赛也是如此。

从辩论赛的组织来看,除了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外,辩题都是“中性”的,双方的获胜机会的是同等的。

当然,辩题给双方留下的发挥余地有时会有些差异,大众对辩题的认同会有所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也会有多有少。

但这种差异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根本影响。

而且,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手,如果在辩论中发挥正常,表现出较好的素质,雄辩有力,自圆其说,就更能赢得评委和观众。

这好比跳水运动中,难度大的动作,评分的难度系数也大。

辩论的规则中虽然没有规定难度系数,但它在客观上可能无形地存在于评委和观众的潜意识中。

更重要的是评委的评判表决,不是依据他们对双方立场观点是否认同,而是依据双方是否能自圆其说以及在辩论中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论队获胜的例子是很多的,如,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有这样一道辩题:“烟草业对社会利大于弊”,中山大学对南开大学,应该说对正方比较不利,但中山大学队以烟草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国家的发展根本是发展经济作为展开的基点,立论巧妙,发挥很好,赢得了这场比赛。

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半决赛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复旦大学队作为反方,立场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这个辩题属于“片面深刻”型,“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这个判断把一种立场推向了极端,有违常识,几乎是不可辩的,如果把题目改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但更是医学问题”,给双方的发挥余地似乎更公平一些。

然而,复旦的辩手们居然赢了,这正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准确性:辩题必须准确,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演讲题则可以有模糊性、隐喻性、象征性。

如“我有一个梦”,这里“梦”指什么,可以由演讲人自由想象和发挥。

辩题就不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能有任何模糊。

就辩论的参赛者来说,就得对辩题的每一个字、词和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推敲,譬如,1998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决赛辩题是“高薪能够养廉”(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一辩题中包括的概念就有“薪”、“高”、“高薪”、“廉”、“养”、“养廉”以及“能够”七个,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忽视或漏掉。

通过对辩题的分析推敲,辩论队从教练到每一个辩手应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是基本立论,二是底线,三是基本战线,四是思想境界。

这几点,在场上任何辩手都无权改变,必须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尤其是底线,一经确定,就得严防死守。

所谓基本战线,就是要确定几个战场以及哪个是主战场,哪个是辅战场,一场辩论往往存在几个焦点,相互联系,相互呼应,辩论中就要抓住要害,避开己方的弱点,充分发挥优势,根据场上形势及时转移战场。

关于思想境界,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辩论中的一个通病是纠缠于细枝末节。

譬如,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常常成为辩题的内容,如95国际大专辩论赛辩题:“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波恩大学-辅仁大学)、98全国大专辩论赛辩题:“未来社会:女性比男性压力大”(电子科技大学-同济大学)。

这种辩题不仅富有时代感,而且视野应该是非常广阔的,然而,持正方即维护女权立场的一方总是提出女人生孩子的问题,更不幸的是,反方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容易跟着正方跑,双方似乎都对生孩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双方就在产房门前兜来兜去,纠缠不休。

再如,1997年武大第六届红枫杯决赛的辩题“现代社会,竞争比合作更重要”,辩论双方似乎都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的概念上展开,只是就竞争谈竞争,就合作谈合作,未能在“现代社会”这个时代的高度展开自己的论点。

正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说的竞争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弱肉强食。

反方则一再抓住环境这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似乎强调合作就是因为人类需要保护环境,时而又把合作说成是参加竞争的集体的内部的合作,这就对辩题有所偏离,也缺乏时代感,从而降低了辩论的思想境界。

辩题的措词必须准确、严谨,但不等于说没有给予辩论的参赛者主动定义的余地。

定义得好,可以为己方造成有利的辩论基点,如上面说到的把烟草业定义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例子。

但是,也不能为了辩论就任意定义,前面提到的以“大学生兼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题的辩论中,正方把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作为兼职的内容,就违背了人们已有的的约定,失去了本来有利的地位。

辩论中的另一个通病,是纠缠于辩题中的某个定义,例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辩题,正方为了说明利大于弊,主张流动人口应包括流进和流出,而一方定义后另一方也上来跟着跑,在是否采纳这个定义的问题纠缠不休,听众听起来感到没有意义。

【辩论规则】 演讲比赛是由参赛人各自独立地完成,然后由评委们作出评判,演讲比赛的规则比较简单,主要是对演讲的时间作出限制。

而辩论的规则显然比演讲更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游戏,游戏的博弈过程千变万化,就得事先立下一些约定,制定出比较复杂的规则。

辩论的规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比赛的组织规则,主要涉及组队资格、报名程序和赛制,赛制包括对阵图格局和抽签办法等,由辩论赛的组委会负责执行。

赛制目前采用的多为淘汰制,经过初赛、半决赛、决赛,从八个参赛队中产生出冠军。

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则采用了小组循环赛、半决赛、决赛,从六个队中产生出冠军。

二、赛场规则,涉及辩论的模式,主要是包括双方上场人数,发言的次序和次数,每一阶段的时间等。

从亚洲大专辩论赛开始,新加坡模式比较流行,为四对四阵式,辩论过程包括陈词、盘问、自由辩论、总结陈词。

后来,北大模式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增加了盘问,意图在于加强辩论的对抗性。

1996年的第二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又尝试了一种新模式,即三对三阵式,除了保留上述辩论过程外,在赛前增加了双方教练的辩论方案介绍。

赛场规则由主持人监督执行。

主持人与裁判不同,其职责主要是程序性的,没有裁决胜负的实权,主要负责在辩论开始前讲明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并主持比赛的全过程。

对主持人的基本要求是公正、中立。

为了活跃赛场气氛,他(她)可以适当地、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辩手的表现给以鼓动,但不可使用评论性语言,更不能对辩手的发言加以褒扬或贬抑,而对辩论某一方的偏袒或刁难,则是绝对不能有的。

1996年的红枫杯决赛,有一位辩手在时间用完时未能讲完他事先准备好的辩词,主持人在终止他的发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辩手准备得太充分了,以致于时间都不够用了”。

她主观上是想诙谐一点,活跃气氛,但不经意之间对辩手有所揶揄和嘲讽,这是不应该的。

在我校举行过的辩论赛中,还有不少主持人似乎控制不住赛场的秩序,尤其是当辩手用完了规定的时间时,有的主持人往往不能果断、干脆地终止他的发言。

作为主持人应该记住的是:执法如山。

三、关于参赛选人语言和行为的规范和评判,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所使用的语言为普通话(华语大专辩论称之为现代华人的共同语,就是汉语的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不能宣读事先准备的辩论稿,不能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等等。

这些内容通常也构成赛场规则的一部分,但要在评判中得到贯彻,是评分的依据。

二是评判规则,包括评判团的产生和组成、评分标准和评分程序等。

演讲和辩论都需要评判,评判不同于裁判,体育中的裁判有许多硬性的指标,可以根据这些指标作出判断和裁决。

而演讲和辩论的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大多是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评判团成员的主观判断。

这种评判也不同于批阅试卷,没有时间进行比较斟酌,但相比之下,辩论中双方对阵,变局较多,而且辩论的语速比演讲更快,观众和评委都更难与辩论参赛者进行同步思考,因而评判时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评判中的主观性更多一些,依据更多的是印象和感觉,而不是精确的量度和计算。

认识这一点,对制定辩论的战略和策略是很重要的。

【辩论人】 辩论人是辩论的主体,包括参辩双方,可以分为个人的和团体的两种,具体有一对一、二对二、团体对团体,好比球类中的单打、双打和团体赛,但乒乓球中的团体是以单打和双打的积分确定胜负,辩论赛中的团体赛是一起上阵。

作为辩论的参赛双方,应是来自同一个层次的,在文化、理论和道德修养以及气质、涵养诸方面应是相当的,否则辩论就不能形成交锋和高潮,不可能真正展开,也就没有了观赏价值。

辩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辩论人的素质,辩论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较量。

这种素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①知识性素质,有文化积累、知识结构和知识面等;②技巧性素质,有逻辑思辨、语言艺术、幽默感等;③人格性素质,有道德涵养、心理心态、合作精神、风度气质、仪表仪态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辩论队员的人格性素质。

辩论与演讲的重要区别在于存在一个对手,既要与对方唇枪舌剑,决一雌雄,又要与对方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对方的人身、人格、知识层次、文化水准及场上表现都应给以充分的、真诚的尊重。

任何人身攻击、有损人格或者挖苦对方的语言、措辞、手势和动作都是应该绝对避免的。

可以以姿势助说话,但比演讲要少一些,更不要有夸张性的姿势,做怪相、拍桌子、张牙舞爪都是有失体面的。

1995年的首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我校的一位辩手在陈词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对方今天可是开口千言,离题万里”,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岂不是根本没有资格来与你辩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因此,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此是不适合的。

1997年我校辩论与演讲协会成立时举行了一次明星队的辩论,总的说来辩得还是不错的,但在自由辩论中双方论到了法律问题,这时反方的一位辩手站起来说,“我是学法律的,……”,也显得是在以势压人。

俞吾金先生在他的《辩论中的十大关系》中谈到,复旦大学队在训练时非常注意纠正队员的不当用语,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而要求使用“改变”这类中性词,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话批评对方。

做一个辩手,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体现出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和涵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具有现代人的风度、礼貌和宽容,场上场下都彬彬有礼,而不要盛气凌人,咄咄逼人。

苏轼的科举生涯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宗景祐三年十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州眉山,是初唐苏味道之后。

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

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

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

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

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

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

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

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

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

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

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

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

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

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

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

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

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

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

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21]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要有事例,50字,明天要交啊,3个以上

1、妇好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

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

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

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

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而且还是国家的主要低俗作品请删除,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

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妇好又会打仗,又掌握了祭祀与占卜的权力,可能连武丁都要怕她三分。

2、花木兰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经好莱坞拍成动画片后更是全球闻名。

真正的花木兰历史上确有其人,生卒年不详,魏氏女,西汉谯城(今亳州市谯城区)东魏村人。

又名花弧,后称花木兰。

其父名应,乃汉初材官骑士。

木兰秉承父志,自幼习武,尤工剑术。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冒顿单于之子,名稽粥)大举入塞,杀掠甚众。

文帝大征天下民以御,木兰父当往,而年已老迈,弟尚年幼。

木兰悯其父老,便替父从征。

木兰初为戎卒,以功为小校,后晋升为将军,守燕山南麓之曲逆。

驰奔沙场,塞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辄克捷,莫有当其锋者。

单于旋退。

木兰从军凡十二年,屡立殊勋,人终不知其为女子。

后凯还,天子嘉其功,封尚书郎,不受,恳奏省亲。

及拥军还谯,释戎衣,服巾帼,同行者皆骇之。

木兰墓位于亳州城东魏村北,冢丘高大,苍松环护,翠竹成林,乡人又为立祠,每年四月初八为木兰生日致祭。

木兰戍边之地曲逆,即今河北省顺平县,该地人民为感激木兰的恩德,从汉代起就为其立庙建祠,历经各代,香烟不绝。

唐朝乾封元年,木兰被追封为“孝烈将军”。

这一年唐高宗偕武则天泰山封禅还朝,路经亳州,朝亳州老君庙和木兰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木兰为“孝烈将军”。

3、吕母吕母(?~公元18),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她是琅琊海曲(现属日照东港区)人。

子吕育,任县游徼,掌管一方巡察缉捕。

王莽新朝天凤元年( 公元14年),吕育因没有按县宰吩咐去惩罚那些交纳不起捐税的百姓,以至于被县宰所杀。

吕母满怀悲愤,发誓为儿子报仇。

她把家产全部拿出来,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很快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演练兵马,等待时机。

天凤四年(公元l7年),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率领起义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海曲城。

经过一番激战,活捉县宰,将其处死。

从此,吕母声名大振,远近贫苦农民纷纷投奔于她。

不久,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

吕母起义,点燃了反抗王莽统治的火炬,并很快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

天凤五年 (公元l8年),吕母病故,其部卒大部分参加了赤眉军,其余部分分别投奔到青犊和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中。

4、迟昭平西汉农民起义的巾帼英雄。

迟昭平,平原县城南人,生卒年月无考。

迟昭平也于吕母起义的同年秋,聚众数千人在河阻中(现平原城西南)举行起义,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分粮与贫苦百姓,一时声威大震,成为众豪杰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迟昭平部与徐异卿部汇合,战斗在平原、富平、乐陵、无棣、盐山等地,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之众。

这支农民起义军,不但攻县郡,杀贪官污吏,抢府衙官库,砸地方牢狱,拯求身隐囹圄的无辜百姓,给王莽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同时,他们也袭击地方豪强的营堡、乡聚(乡镇民团),无情的打击那些宦官、王孙、公侯,没收他们剥削的粮食和财物,分散给贫苦百姓,深受广大贫民的拥护。

起义军的低俗作品请删除,动摇了王莽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彻底崩溃了。

由此,迟昭平的名子和业绩,也载入秦汉农民起义史。

5、冼夫人周恩来总理曾称颂冼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冼夫人(约520—601)是岭南俚族(百越的一支)杰出的政治领袖。

她出身于首领世家,“幼贤明,多筹略”,善于“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卓越不凡的领袖人物。

她常规劝亲族为善,以“信义结于本乡”,且为人秉公处事,不徇私情,因而在乡里很有威信,深得当地百姓拥护和爱戴。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进军岭南,遭到陈朝旧臣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抵抗,冼夫人获悉后立即派其孙冯魂前往迎接隋军,并以自己所辖八州归附隋朝,使隋军得以进至广州,最后完成岭南地区的统一。

冼夫人也因此受封为谯国夫人。

冼夫人是岭南少数民族首领,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具备称雄割据的条件。

但她在全国处于混乱分裂之时,不搞割裂分治,而始终拥护封建朝廷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成为支持南朝梁、陈两代和隋与唐初稳定珠江流域政治局面的主要支柱。

为促进当地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冼夫人还为海南岛俚人地区郡县制度的重新设立起过积极作用。

由于梁朝采纳了冼夫人的建议,在海南岛俚人地区重新恢复了郡县制度,使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利于祖国统一和俚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冼夫人始终维护中央集权和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她的后代。

后来她的孙子冯盎坚决不称王割据,并归附唐朝,对唐朝统一岭南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都与她以身作则,教育儿孙以国家为重有直接关系。

后人为了纪念她的丰功伟业,高风亮节,在两广的高、雷、化、钦、廉等州建造了很多庙宇,其中茂名、化县、电白等地一县往往就有一二十处。

海南岛的崖州建有郡王夫人庙,儋县等地也立了冼夫人庙。

6、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女儿,也是李渊嫡妻窦氏的爱女。

她是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们。

李渊将自己的三女儿嫁给了武将柴绍为妻。

这位柴绍在唐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十四,谋略出众,善于以少胜多,消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有他一份功劳。

消灭唐朝最后一个对手梁师都他还是主将。

李渊起兵的消息就传来,平阳公主到处联络反隋的义军。

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才识,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招纳了四五支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军。

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

这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军,军纪非常的严明,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都对她肃然起敬。

在那乱兵蜂起的年月里,这支军队得到了广泛的拥护。

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为“李娘子”,将她的军队称为“娘子军”。

平阳公主这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李家的大本营山西,她驻守的地方就是娘子关。

娘子关位于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上,为出入山西的咽喉,原名苇泽关,因平阳公主率数万“娘子军”驻守于此才更名娘子关。

7、梁红玉梁红玉(1102—1153),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丈夫为抗金名将韩世忠。

淮安北辰坊人,原籍池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省贵池县。

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

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建炎四年春,金军从杭州饱掠北归。

韩世忠的部队已紧急出动,沿运河水陆两岸齐头并进,抢先占领京口一带的金山、焦山,专截金兀术的归路。

当天金兀术就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定第二天开战。

第二天早晨,梁红玉早已结束停当,戴着雉尾八宝嵌金珠金凤冠,穿一领锁子黄金甲,围着盘龙白玉带,端坐在中军的楼船上面指挥战斗,在最激烈的时候,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百倍,一天战斗打下来打得金军心胆俱寒,把金兀术的军队困在了黄天荡内。

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少于敌军十倍的兵力(8000宋军对10万金军)包围敌军达四十八天之久,名震华夏。

黄天荡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过长江南侵。

后来韩世忠和岳飞、张俊一起三路大军北伐,梁红玉专门训练出一支女兵队伍,屡立奇功。

岳飞被害后,韩世忠愤然辞官,与梁红玉归隐杭州西湖。

1151年,韩世忠病逝。

不到两年,梁红玉也悒郁而逝。

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

8、唐赛儿明朝农民起义领袖。

明初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起义中心在山东益都一带。

唐赛儿(生卒年不详)为山东蒲台人林三之妻﹐略识文字。

永乐年间﹐明朝为营建北京﹑修治会通河﹑北征蒙古﹐耗资巨大。

山东是负担最重的地区之一﹐加之连年水旱﹐农民以树皮﹑草根为食﹐卖妻鬻子﹐老幼流移﹐无以为生。

唐赛儿于十八年二月与刘信﹑宾鸿﹑董彦升等率数百人起义﹐占据益都的卸石棚寨﹐迅速发展至数万人。

明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被打死。

明成祖朱棣以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派都指挥佥事刘忠佐之﹐率京营五千人星夜驰赴山东﹐围卸石棚寨。

唐赛儿遣人诡降﹐言寨中食尽水缺﹐谋从汲道撤逃。

柳升信以为真﹐统重兵防守汲道。

起义军乘夜突围﹐杀死刘忠﹐转战安丘﹑诸城等地。

但终因官军众多﹐又遭山东都指挥卫青﹑鳌山卫指挥同知王真的突然偷袭﹐于三月失败。

朱明廷为搜捕唐赛儿﹐竟逮捕了山东﹑北京等地的数万名出家妇女﹐而唐赛儿等人还是安然逃走﹐不知所终。

当地人民为了纪念她﹐称卸石棚寨为唐赛寨。

9、秦良玉提起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人人都会想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而中国历史上,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实际上只有秦良玉一位。

秦良玉(1574或1584~1648) 字贞素,土家族(也有说是苗族),四川忠州(今忠县)人。

自幼从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有智谋。

丈夫死后,继任其职,她曾派出族人救援沈阳抗击后金,更曾亲率3000精兵北上,镇守山海关。

清军入关南下,她坚持抗清,被南明隆武帝加封太子太保、忠贞侯。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史登录的巾帼英雄。

明思宗见过女将军后,感慨万千,曾写下了四首诗,夸赞她的功迹,并御笔亲誊,赐给了秦良玉:“学就四川作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 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上万里行。

”“ 露宿风餐誓不辞,忍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 凭将箕帚扫匈奴,一片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 皇帝亲题的四首赞美诗,给予了秦良玉极高的评价。

10、冯婉贞冯婉贞(清咸丰年间人),北京谢庄人,祖籍山东,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以后,四处掳掠,十九岁的冯婉贞与父亲冯三保一起,带领民团打败英法军队,保护了谢庄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侵略军占领了北京以后,到处杀人放火,抢夺财物。

这种暴行很快扩大到郊区。

离圆明园5公里光景,有一个小村子,叫谢庄。

庄上有个精通武艺的冯三保,他18岁的女儿婉贞,从小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也学得一身好武艺,骑马射箭,舞刀弄枪,样样精通。

冯婉贞向父亲提出:敌人有洋枪洋炮,咱们应当利用自己使用大刀长矛的优势,冲到敌人跟前去拼杀,让洋人的枪炮发挥不了作用。

冯婉贞率领青年们在距离村子两公里的一片茂密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下午四点钟,刚在谢庄吃过亏的侵略军果然抬着大炮来了,这次他们来了约600人。

当敌人来到树林旁边的时候,冯婉贞拔出大刀,奋勇当先,率领青年们向侵略军冲去。

侵略军遭到这突然的袭击,非常惊慌,队伍立即大乱。

他们想放枪,可是距离太近,不能放,只好勉强用枪上的刺刀与青年们进行搏斗。

冯婉贞带领大家,挥舞着大刀、长矛勇猛砍杀,侵略者招架不住,就纷纷败退。

狡猾的敌人急于想摆脱这短兵相接的困境,以便用洋枪射击。

冯婉贞看出了敌人的诡计,率领谢庄的青年步步进逼,迫使侵略军始终不能用洋枪来射击。

这一仗,一直打到黄昏,英勇的谢庄青年打死侵略军100多人。

剩下的敌人,不得不丢下长枪大炮,仓皇逃跑了。

侵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再也不敢来侵扰谢庄了。

正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中国女性的吃苦耐劳是世界闻名的,但是她们的英雄事迹却很少为世人所知。

在国难当头时,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刀光剑影的疆场,勇气可钦可敬,事迹可歌可泣。

正如近代革命志士、巾帼英雄秋瑾诗中所说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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