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员村上发言稿
村上的讲话： 现在开始开会了，请大家安静。
今天我们支部会议的主题是保持党的纯洁性，迎接党的十八大。
主要有3项议程：第一项议程是我带领大家共同学习我们村的保持党的纯洁性、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第二项议程是我向大家汇报我到村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打算;第三项议程是请大家对我们村两委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集中大家的智慧，把我们村的工作做得更好。
下面，首先由我宣读《保婴村保持党的纯洁性 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现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到村工作情况和村两委下一步的主要打算。
我是6月9日到村任职，到现在也有3个多月。
在这期间，我走访了绝大部分党员，还有一些人家，对村里的情况应该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客观地讲，我们保婴村地理位置不优越，自然资源不丰富，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村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甚至有些是很有难度的事情。
比如我们村部做起来了，而且是全市档次比较高的标准化村部;我们修了一条路，修了一条抗旱渠，虽然两个工程还有欠债，但我们没有从村民家里收取一分钱，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成这些事情?从外在原因来讲，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得益于政策支持。
保婴村是少数，从中央到地方对民族工作都非常重视。
今年5月份，省里出台，把促进的发展摆上重要位置，把对的扶持工作制度化，形成了。
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得益于各个的帮扶。
、财政局、、公安局一直是我们保婴村联系帮扶单位。
在我们的积极争取下，各个单位对我们保婴倍加关心，大力支持，有政策的出政策，有钱的出钱，基础设施建设和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变化。
在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中，、公安局、等单位领导都到我村走访群众、慰问困难党员，很多领导和我们村的群众结成对子、成了朋友，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信心和温暖。
从内在原因来讲，是我们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有广大党员的带头支持。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
一个村如果想发展，想做点事情，没有一个能干事的不行，没有广大党员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更不行。
在这里，我想就党员怎样支持村两委的工作多说几句。
首先，党员要相信村两委。
信任是团结的基础。
如果没有信任，互相猜疑，力量不能拧成一根绳，不光什么事都做不成，也会影响大家的心情，生活不开心。
要相信村两委，村两委的决定都是经过开会研究，大家共同商量的结果。
做点事情，总是为村里好，为老百姓做好事。
其次，党员要带头支持村两委的工作。
共产党是先锋队，党员是先进分子。
党章上讲，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个要求可能有些脱离现在这个时代的实际，但作为一名党员，肯定要体现出先进性，对自己要求比一般群众肯定要高一些。
比如我们要清理哪一段路的杂草树枝，在那条路上的党员就要带头，要积极主动地清理，而且要发动周边的群众也自觉地参与进来。
这就是先锋模范作用，就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最后，党员要监督村两委的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的工作中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只有接受你们的监督，听到你们的意见建议，发现自己的不足，改正缺点，我们才会提高自己，做得更好。
说实在话，我喜欢听到不同的声音。
只有争议，才会有生机活力，才会有进步发展。
而且有争议，说明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都有参与管理的热情，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一旦决定了，党员就必须服从，要带头支持。
所以，在我选派的这两年，请你们相信我、支持我、监督我，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保婴村。
通过走访调研，我们村两委计划在明年做三件事情。
一是西圩排涝渠整治工程。
就是从轧花厂到机房一段渠道，这个渠道多年失修，淤泥、树枝、小埂把整个渠道堵塞，下大雨像今年7.14、7.17暴雨，就不能充分发挥排涝作用，容易形成内涝，对西圩农作物影响很大。
现在我们一个计划就是整治西圩排涝渠，先清淤，畅通渠道，再用水泥把两边硬化，这样既能更好地发挥排涝功能，又能改善生活环境。
二是东西主干道的连接线工程。
我们村总的面积不大，东西两条主干道基本把全村覆盖。
目前从小学后面开始，到东边的主干道，还是泥巴路。
这条路多年没有维护过，路面破坏严重，下雨天人不能走、车子过不去，两边群众出行困难。
我们计划按照村村通工程的标准，把这条连接线修成3.5米宽的水泥路，全长大概一公里。
三是实施村小学改厕工程。
村小厕所是九十年代初期建成的，九八年洪水把整个学校浸泡多时，地基沉陷，墙壁断裂，当时鉴定是危房。
今年7.14暴雨时，学校围墙被冲倒，厕所也岌岌可危，严重威胁学生。
我们争取把这个厕所重建，为村里的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总体上讲，这三个工程耗费的资金比较多，争取的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去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
至于什么时间能启动，能做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上面的项目资金什么时候能够到位，能到位多少。
今天在这里，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看这三个工程有没有必要搞，怎样搞更科学、合理、有效。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第三项议程，请大家对我们这三个工程，对村两委的工作提提意见建议。
在开始发言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我不是保婴人，你们说话有时我听得不是很懂，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发言，不要一起讲，无论怎样，等别人讲完，你再讲，这样对别人也是一种尊重。
另外，就是在讲话时讲慢一点，我好听得清楚，也有时间记下来。
刚才，大家就这三个工程和村里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建议。
回头我把这些意见梳理一下，其中一些具体的想法和要求，我们会拿出措施，尽力解决。
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大家承诺一下，以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到村里来找我，或者打电话给我，只要我力所能及，肯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大家。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谢谢。
求董事长在公司技术研发工作会议讲话稿
2010：一号文件破题城乡统筹 “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姓农.不过,与过去有质的区别——那就是工作重心增加了城镇化问题,变成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两轮驱动.还是那句老话：“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为什么中央还把一号文件锁定“三农”?除了常规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去的“三农”战略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集中力量打攻坚战的时候了.这个攻坚战就是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根本触及与破题的城乡统筹. 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涉及太多的部门与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粮食安全、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过去已有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没有正面谈论此问题.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了必须触及这些硬骨头的时候了.所以,2010年是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破题的一年. 新世纪以来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关注的主题是农民收入,2005年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至2009年是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装入了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中. 细心的人会发现,新农村建设虽然很好,但一直难以破解过去制约中国发展,并且已喊了多年的城乡统筹问题.新农村建设得再好,还是难以挡住或留住农村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向往的热情永远难以改变. 尽管政府把物力、财力等投向了农村,但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不能一直滞留在农村,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城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人口户籍留在农村,也一直制约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数年来除了超大规模的几个大城市不断生长外,中等城市与城镇一直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且发展速度缓慢.县域的乡镇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一直难以有集聚效应,更无法对周边的农村产生辐射与带动作用,人气远远不足. 如果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在规划引导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吸引大批回乡青年在中小城市与城镇落户,通过户籍制度放开与产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集聚的人气会对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有一个带动作用.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城市与城镇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而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出去后,农村的土地经营规模也会因此而扩大,从而使务农的农民通过经营较大规模的土地提高收入. 所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转移点,从此,中国的发展重点就从过去单纯地发展新农村,过渡到真正的城乡统筹.通过城镇化,使中小城市与城镇吸引大量转移出的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属于最难啃的骨头.单一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城镇规划、户籍制度、房地产发展、就业机会创造、社会保障、农地非农用、粮食安全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再次把一号文件锁定在“三农”上,是想通过对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问题彻底解决的工作抓手,以此引导未来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文\\\/郑风田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4~2009：一号文件又归三农 如果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人们不会忘记：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开创了中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中央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 时隔18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处于“真穷、真苦、真危险”境地的农民高兴地发现：中央一号文件又回来了. 此后直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如果说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使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瞬间,越过了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迈进.然而,农村的改革,深层次的推进,依赖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流通渠道体制改革,但这项改革经历了曲折反复之后,至今也没有完成,致使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按照原来的设想,新的农业体制是有统有分,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事实上,一直受“大集体”压抑的农民,没有那种兴趣.所以当时层层上报设立了多少多少个经联社、合作社,但实际上是农户各自经营.这种千家万户各自经营的方式,与大市场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不了解市场,往往是看邻居.本村当年种什么赚了钱,明年就跟上种什么.结果是,今年市场上的稀缺产品,明年就过剩,农民吃尽了苦头. 尤其是在改革的中心转向城市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碰撞和摩擦. 首先,误认为农村富裕起来了,因而各方面通过种种办法向农村、向农民伸手,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同时,国家继续采取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工业建设.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县以下财政收入压得太紧,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却供养了69%的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公共财政开支严重不足.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却要农民负担.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农村机构膨胀,人员增加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改革初期农民得到的实惠一点一点地被抵消了. 而且,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因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中部粮产区,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因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市场供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000年,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李昌平,把他在农村从事基层领导工作所体会、观察到的问题,致信朱镕基总理,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三农”问题最经典的名言.在这三个概括中,对农业是否危险或许还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却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1993年以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 为准备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刚刚选举产生不久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在2002年12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就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2003年初,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讲话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这也解释了总书记到会作重要讲话的深层原因. 2003年底,第二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从表面上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纪念,另一方面也由于2004年春节是在1月份而使会期提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认为,2003年在遭受非典和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和农村保持稳定发展,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很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 农业和农村工作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到近几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再到现在的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四个字的变化,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时隔18年重新回来,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最好体现. 18年后,中央再次把“三农”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让农民增收成为文件的主题,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大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决策.文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着“三农”问题,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党和政府时刻惦记着9亿农民的增收问题. 此后,直到2010年,中央年年都把“一号文件”留给“三农”,使广大农民在每一个春天都能最先感受到一种破冰后的温暖.（文\\\/余广人作者为近代史学者） 1982~1986：“中央一号文件好!”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声,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按下了18个鲜红的血手印,分田到户,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干起来.1979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 凤阳县小岗队18个农民包产到户的壮举,率先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鼓点. 不准落户口一“黑户口”一社会主义“依存户口” 在既往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词典里,“包产到户”在宪法里找不到支持的释义.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红头文件中也找不到明确根据.三中全会发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有两个明确的“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但这个文件也能让人看到改革的迹象：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农村政策,农民只看到了“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充满希望的小窗口——包产到户不准落户口,“到组”的“也可以”,也是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啊. “也可以”的“包产到组”随即开始撕破“两个不许”的禁锢.到1979年国庆前夕,“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农村已成不可遏制之势.此时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将三中全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几经修改,去掉“草案”二字,作为37号文件正式下发. 修改后的《决定》,把“草案”中的“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在中央红头文件中,语气如此和缓的“也不要”,此前罕见.这小小的文字修改,给农民打开了一条门缝,“包产到户”从这条窄窄的门缝挤出去,虽然是“黑户口”,但开始了“野蛮”生长.
